专栏 | 陈雨露：“大金融”命题下的政府与市场——如何确定有效边界

编者按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层面的发展和变革不仅会影响到金融体系内部元素的重构和演变，同时还会将这些变化投射到实体经济中来，从而使宏观实体经济的运行也发生相应的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使整个金融体系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大量的金融交易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层面上展开而不需要实体经济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存在的根本基础依然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结面”上（更确切地说，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依然需要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去寻找合适的实现形式。这意味着，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既反映着实体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还会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一个庞大的自我运行体系，从而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使实体经济呈现出新的运行机制和特征。

以下片段节选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禀赋”与有效边界》一节。

以下为节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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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大金融”命题下的政府与市场：如何确定有效边界？

作为“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之一，一种理论或者政策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取决于该理论或政策能否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律和基于本国特征的“国家禀赋”之间建立起有效连接，从而解决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过渡问题。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在确定政府与市场有效边界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制度选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基本规律，又要结合特定国家在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文化特质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效率性和稳定性相统一的金融制度框架。

（1）金融制度安排中的“政府-市场”边界：一个初步刻画

为了解释金融制度的选 45 33986 45 15264 0 0 1951 0 0:00:17 0:00:07 0:00:10 3348 45 33986 45 15264 0 0 1739 0 0:00:19 0:00:08 0:00:11 3380 45 33986 45 15264 0 0 1495 0 0:00:22 0:00:10 0:00:12 2996问题，张杰（2005）在DGLLS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私人因素和政府因素组成的二维分析空间，如图5-38所示。在这个由私人因素和政府因素构成的制度有效组合集中，政府与私人因素一样，都是市场的构成要素。政府因素与私人因素的权重大小或力量对比决定着不同的市场经济类型。其中，IPF1较为陡峭，表示私人部门主导的市场经济类型；IPF2较为平缓，表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类型。此外，还存在两条制度效用曲线IU1和IU2，它们分别与两条制度可能性曲线相切于E1和E2点，在这两个切点上，两种市场经济制度的私人因素与政府因素分别达到最佳有效组合（私人权重与政府权重均达到最佳比例）。在图2-5中，两条由原点出发以不同的正斜率向右上方伸展的直线（即SCP1 和SCP2）表示不同的社会合作路径：SCP1表示私人部门社会合作愿望和能力较强的制度偏好，SCP2表示私人部门社会合作愿望和能力较弱或更加依赖政府部门的制度取向。

在张杰模型中，作为比较分析的基础，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社会合作路径曲线的位置（斜率），因为隐含在不同斜率的SCP曲线背后的正是代表着私人因素与政府因素的不同制度组合所构成的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因此，SCP曲线的斜率是如何决定的就成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对此，张杰认为，社会合作路径曲线的斜率是由不同经济体深刻的文化差异决定的，因而具有稳定性和非简单复制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杰模型中，SCP曲线虽视不同的经济体而产生差异，但基于特定经济体的社会合作路径曲线却具有高度稳定性，因而，不管改革路径多么千回百转，总会围绕某个既定的SCP线摆动而最终收敛于此线所代表的均衡点上。简言之，张杰模型强调SCP线的稳定性和不变性。

应该说，张杰在DGLLS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市场”因素模型为理解内生性的政府和市场边界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不过，与张杰模型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在长期中，制度的选择和发展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状态下，SCP线才是相对稳定的，因而不存在贯穿整个长期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恒定的SCP线。换言之，我们认为社会状态和社会个体的合作能力存在一个持续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也会相应地得到发展，这体现在制度有效集上将是社会合作路径曲线（SCP线）斜率的变化。当然，我们同意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的介入都有一个极限，不存在无限扩张的政府介入（SCP线斜率为零）或者市场独占（SCP线斜率为无穷大）。假定政府介入的下限（同时也是市场介入的上限）为，政府介入的上限（同时也是市场介入的下限）为，于是，在和之间形成了一个制度发展的“张力空间”，它代表了一个经济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可选制度域（如图5-39所示）。

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通常情况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代表更强社会合作能力和扩展能力的市场（契约）信用会不断扩展其空间和程度——在这一过程中，SCP线的斜率将相应变大，最优的社会合作路径曲线也将向上移动。进一步地，如果上述进程是持续变迁的，那么，社会合作路径曲线将表现为一条向上弯曲的SCP线，如图5-39中的L所示。在图5-39中，制度组合的“张力空间”和向上弯曲的“政府-市场”最优化路径表明，在“政府-市场”的二维空间组合中纳入了时间因素之后，动态的制度发展曲线将具有平滑上升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市场化因素将形成对政府因素稳步和渐进的替代；二是替代的程度和替代速率取决于曲线L的斜率大小和斜率变化速度。

（2）经济持续变迁与“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演进: 效率与稳定的综合视角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一种动态优化的内生性制度变迁机制。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一过程中金融制度设计的最优化边界呢？根据第一章所建立的“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分析框架，我们知道，效率性和稳定性构成了一国长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因此，这里我们尝试以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和稳定性作为制度设计的参照基准，并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置于经济持续变迁的动态图景下进行考察，以期为经济持续变迁过程中的“政府-市场”关系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

（3）“政府-市场”最优边界的确定: 从一般规律到“国家禀赋”

编辑  邹娴静 肖子琛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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