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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阳:新时代下金融风险管理的新思维

2018-01-04 陈忠阳 IMI财经观察

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教授、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风险管理工作室创始负责人陈忠阳,这是根据他在“2017中国金融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的文字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落幕,此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会议明确防范风险不仅是2018年、也是2019-2020年的重要任务,其中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陈忠阳认为,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已经走进新时代。而走进新时代面临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问题,金融风险管理有一个相当于底线的目标,就是促进发展;二是统一的金融风险管理语言平台问题,在市场经济中,采用现代的专业语言体系至关重要。

以下为文章全文: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大发出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最强音。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思考,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处的行业应该也进入了新时代,我也在思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金融风险管理也要进入新时代了。这也是一种发展的规律。

一.走进新时代的福音:坚持发展、改革和开放

前几年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历史阶段。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认为,金融风险管理进入新常态应该已经是进入新时代的前奏。关于党的十九大,作为从事金融风险管理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我感觉有几个关键词,新时代、继续发展、继续改革、继续开放,还有一句当前最流行的话,就是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关键词和提法是十九大中国进入新时代对金融风险管理而言最重要的几个信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在提发展、提改革、提开放,到了现在,我们要继续发展、继续改革、继续开放。这对金融风险管理来讲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风险管理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同时,改革是发展之源,当然也会有风险,自然也要有风险管理,更加重要的是,改革也是风险管理的推动力。现在面临的很多金融问题,包括那些突出的风险点,最后都要通过系统性的改革解决,没有改革,风险管理就无法向前推进。

关于开放。通过学习和研究金融风险管理,我意识到现代的金融风险管理是舶来品,很多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原理和做法都是国外引进的,其中尤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代表,也包括国家会计学院所熟悉的COSO体系。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探索,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我们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将舶来现代风险管理引进,然后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管理实践,其中包括中国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和COSO体系。这个过程必须在开放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不开放,尤其是思想上不开放,都是很危险的。

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银行业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了,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国有大银行,不应该采用巴塞尔协议的做法,应该坚持我们国有银行自己的做法。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一种自以为是,开始走向封闭的观点,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很危险的观念。十九大强调,中国要继续开放,这一点对金融风险管理来讲,应该是福音。

二.新时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定位

走进新时代我们面临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问题,二是统一的金融风险管理语言平台问题。我们先看看走进新时代我们的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是什么。关于风险管理的目标,大家现在听得最多的莫过于防范风险,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不出系统性的事情是风险管理的目标。但是我想这个目标应该只是一个底线目标,是最低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风险管理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底线,金融风险管理有一个根本的、非常重要的,也甚至相当于底线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促进发展。因为金融风险管理如果不能够促进发展,从金融风险和发展之间的专业逻辑关系来讲,必然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守不住。

打仗要积极地防御,消极地防御。守底线最后是守不住的,必须要发展,要冲在前线,尤其在战略的位置上。与发展相融合从而促进发展,应该是新时代下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目标。金融风险管理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战略前线而不是“后方医院”,也不是“救火队”。我想这是新时代下认识金融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发展与风险管理的挑战,不仅是实践上的,还有思想上,基本理念和思维模式上的。这个挑战是市场经济活动中一种基本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经济,是以风险换收益的经济,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资金是市场经济的血液,风险是市场经济的基因,相应的风险管理是市场经济的基因工程。作为市场经济基因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理必须与发展紧密融合,现实中我们也的确在这方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做风险管理研究,与业界合作和交流,就感受到了业界朋友们谈到开展风险管理面临的两难困境。当时到金融机构调研以规范和合规为主要内容的风险管理,就听到这样的说法,不能管得太死了,管得太死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不能太合规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等等。我当年把这样的观点总结为风险管理与发展在实践中的“冲突论”,并写文章加以反驳。这些年来,尽管风险管理有了很大的发展,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冲突论,或冲突感并没有减少,风险管理是刹车系统、是说No的部门等等说法都反映了风险管理给大家带来的与业务部门对立冲突感。我虽然没有进入金融行业工作,但通过多年和业界交流,也深切感受到大家的纠结和困惑。

最近,我读了两篇微信朋友圈的文章,也相应写了两篇文章,都是关于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关系的。第一篇朋友圈的文章是一位销售总监和法务总监的辩论,销售认为风险是在销售签订项目,拿到机会之后的事情,风险管理支持业务的模式应该是“低价拿单,索赔盈利”。对此,我写了“鬼辩之诡辩”一文对该文章中不当的风险理念和风险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纠偏。

另一篇是最近影响更大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的112号令,提出“不要为了风险控制把业务部门逼上梁山”。这个华为内部的任总讲话在网上披露后传播非常广泛,影响也非常大,对业界风险管理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有朋友就跟我说领导直接拿着任总的话向他兴师问罪。为此,我也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希望可以从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和专业的视角正本清源,帮助大家恰当处理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的关系。

三.走进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风险管理的语言体系

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风险语言和专业思维问题。新时代的金融风险管理是什么?如何定位其目标和范围?有哪些工具和方法?甚至所谓的“风险”指的是什么?如何定义?这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但同时也是非常让人困惑、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这也涉及风险基础理论和语言体系,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风险、如何定义风险、如何定义风险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业界一直以来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我在很多年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给业界讲课,我通常会先讲的风险管理语言体系问题,因为必须在一个平台讲话,否则就是讲不清,遭遇鸡同鸭讲的问题。

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仍然面临两套语言体系:通俗语言和专业语言。所谓通俗语言,就是指包括非金融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在内的朋友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都普遍使用的与风险相关的语言,包括防范风险、化解风险、抵御风险、抗风险、风险点、风险隐患、风险处置、风险形成、风险积累、风险扩散和传染、风险叠加和交织、风险释放、风险资产、风险机构等都属于通俗语言体系。专业语言是指过去几十年随着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套专业语言体系,包括管理风险、对冲风险、多样化分散风险、配置风险、计量风险、风险评级、风险定价、风险转移、交易对手风险、补偿风险、风险拨备(准备)、风险资本(经济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常错误翻译为风险价值)、风险溢价(真正的风险价值)、风险调整资本回报(RAROC)、风险偏好(胃口)、风险容忍度等等,都属专业语言体系。

两种语言的区别,或者说通俗语言相比于专业语言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俗语言对风险的理解往往偏于事后。风险管理发展这么多年了,事前性大家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但风险和风险管理到底指什么,其实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现实中普遍存在着具有事后倾向的风险语言体系。不少人将风险作为损失、问题、危机的时髦代名词,这是很普遍的,所谓风险资产和风险机构实际上是遭受了损失,甚至比较严重损失的资产和机构,所谓风险点实际上是指问题比较严重的点,所谓风险发生和风险积累实际上是指损失或问题的发生和积累,风险处置也是指对损失(如不良资产)或问题甚至危及的处置。在这种语义情景下,风险管理自然也就主要是指损失管理、危机管理、问题管理等,这与我们风险管理的正真内涵,即对损失发生以前的管理(即防患于未然)是有明显偏差的。

另外一个方面,像防范、化解、抵御、处置和抗风险这样的通俗风险语言尽管表达形式很丰富,这可能也反映了大家对风险的重视,但是,但这些语言和用词的具体内涵缺并不清晰,尤其是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支持和实施工具方法。这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些丰富的语言词汇让人觉得讲得很热闹,很形象,写起报告来也似乎有内容,但是细想下去却很难找到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可操作的工具方法,也自然难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工作开展的着力点。而现代专业的风险语言在这方面却有着鲜明的专业化特点,每一个概念和提法,如计量、分散、对冲、转移、定价、补偿、配置风险都有着相应的实施工具和方法,也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持,包括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理论。不仅如此,市场上也有很多相应的专业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还有那些卖价很高的风险管理IT系统工具。

风险语言体系的混乱是我们一直以来发展现代金融风险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一挑战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际依然存在,而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应对也显得更加紧迫。根源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型改革模式下形成的两种对立语言体系的并存和现代系统化金融风险管理高等教育的缺位。我们要认识到,尽快通俗语言不太科学,不太专业,但被广泛使用,而且确实也可以描述和表达一些金融风险问题,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必要指望在大范围内用专业语言替代通俗语言,甚至我们专门搞风险管理的也难以避免使用一些通俗风险语言。但是,我们风险管理专业人士要能够区分和驾驭两种语言,在各种工作场景和人群中沟通两种语言是现代风险管理者的重要职责。

在市场经济中,采用现代的专业语言体系至关重要,一是因为它能够反映出金融风险以及风险管理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我通常说,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风险就是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因,而风险管理是这个体系的基因工程。因此,从金融机构到金融体系,从微观到宏观,金融风险管理问题是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系运行和管理的核心问题。常用的通俗风险语言偏向事后的损失和问题处置,是无法反映金融风险管理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的。二是因为现代专业风险语言体系蕴含着现代风险管理和金融管理的新思维和新方向。比如像风险偏好和容忍度管理、风险战略、经济资本配置、系统性风险等,对我们在新时代有效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困境带来了新的希望。

四.现代风险管理思维——对习总书记4.25讲话的一个解读视角

现代风险管理思维是风险管理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风险管理专业语言内含的专业逻辑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2017年4月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该讲话集中反映了现代风险管理的思维特征和专业逻辑体系,也反映了我国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和金融安全稳定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工作要求。现做如下总结,希望借此机会对促进现代风险管理语言和思维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1.底线思维:习总书记提出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底线思维是风险管理的传统经典思维模式,在现代风险管理中也有广泛运用。压力测试、业务持续性管理、VaR和资本充足监管都是底线思维模式的表现。

2.战略思维:习总书记说“将金融安全和稳定上升到国家安全、治国理政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和根本性大事的高度”。

这充分反映出了决定金融安全的金融风险管理的战略意义。风险管理由日常管理向战略管理的转变是现代风险管理的重要特征,在日常风险管理中融入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现代风险管理思维的重要飞跃。COSO委员会所倡导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ERM”脱胎于其1992年的内部控制框架,自其在2004年首次推出后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到今年不得不全面改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没能够很好地完成由日常流程管理到战略管理的飞跃。现代风险管理上升到战略管理高度,不仅仅是因为其防止失败和危机的作用和目标,更是因为在其促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改革思维:习总书记提出要以改革和制度建设来促进发展和稳定并举。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必然思维模式。风险和风险管理是任何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改革和混合并行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不断改革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风险管理体系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根本出路。尤其是当前面临的各种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问题,唯有通过改革,尤其是系统性的改革才可以获得根本性的解决。

4. 发展(竞争力)思维:习总书记要求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风险管理是核心竞争力,风险管理要促进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这是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尤其是现代风险管理通过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的应用和发展极大提升和风险丰富了风险管理促进企业发展和核心竞争力形成的路径和工具方法,相应的也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思维模式。

5.前瞻性思维:习总书记提出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

这是风险管理最基本是思维模式,也是风险管理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内涵和特征。遗憾的是,由于实践中通俗风险语言对风险概念的误用,尤其是将风险作为损失危机和已经出现问题的代名词,风险管理也被事后化为损失和问题处理。因此,强调风险管理的前瞻性思维实际上只是回归风险管理防患于未然思维的本源。

6.整体和全局性思维:习总书记提出了多维工作视角:机构、市场、实业企业、监管部门和国家,要求全国一盘棋。

这也是风险管理非常重要和突出的思维,是由风险的普遍性和相互关联性决定的。无论是传统的内部控制管理还是现代的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管理,都非常重视从整体和全局去识别、衡量和管理风险。这也是金融机构中台风险管理部门和前台业务部门看待风险时通常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台是代表金融机构的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从机构整体和全局的视角看待和管理风险,而业务部门往往是从业务条线或局部区域看待风险。

7. 问题导向思维:习总书记提出要对具体风险点和风险隐患的关注和要求,要求问题导向,务实工作。

这更多的是一种实际操作思维,强调要求结合实际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取得实际效果。我们谈到现代风险管理的发展有很多特点,包括全面性、系统性、长期性以及有多学科理论的支持,但在实践中风险管理工作也自然要具有正对性和务实性,不能够离开具体问题空洞地谈论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当前形势下,我们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我们从现代风险管理角度开展思考和工作,如房地产与金融风险问题、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高杠杆融资问题、影子银行问题等等。

8. 治理和问责思维:习总书记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和领导能力建设,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提出守土有责的问责要求。

这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性思维。公司治理和组织架构是风险管理有效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关于风险承担的职责分配、激励安排和问责机制是以风险换收益的金融机构治理的核心。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加强党的领导在风险治理中的创新做法。

9. 大国金融思维:习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完备的金融体系,关注外国风险溢出影响,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规模和特色决定了在现代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树立大国思维,一方面要考虑到我们在继续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内金融风险和国际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对作为舶来品的现代风险管理进行与国情向适应的本土化改造,尤其是要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管理新模式。

10. 科学和辩证思维:习总书记要求科学防范风险,要求加强学习,强化安全能力建设,防控金融风险和坚持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现代风险管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相对于基于经验判断的传统风险管理而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的组合投资分散风险、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风险对冲和九十年发展起来的经济资本配置以及资本监管,本身都代表了现代金融和风险管理科学性的显著提升,而且带来了现代风险计量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迅猛发展。近些年,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让现代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有进入到了新的水平。需要补充强调的是,风险管理的科学思维总是与其辩证和哲学思维相伴随的。科学本身不能够解决风险管理的所有问题,甚至也不能够替代传统风险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专家经验判断。

五.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国际和中国视角

关于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分国际和中国两个视角来看。

从国际视角看,风险管理经历了从内部控制、对冲再到经济资本配置三个阶段的发展。风险没有统一定义,风险管理照样也没有。对风险管理的认识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说风险管理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在十多年前做个的一个研究就是将内部控制、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作为现代风险管理三大机制纳入一个统一的风险管理分析框架体系,这项研究成果2006年发表在«国际金融研究»杂志,到现在来看,文章的基本观点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三大机制,实际上也就是全球范围内风险管理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内部控制作为最为传统和历史悠久的风险管理机制,其方法体系被COSO委员会在1992年进行了非常权威的总结,其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尽管随后COSO委员会试图将其上升到风险管理,就有了2004年的COSO全面风险管理ERM体系(其实本质上还是内部控制框架)和今年新推出的新ERM框架,但是从内部控制的内容看,COSO1992已经是顶峰,至今并没有突破性发展。

对冲大家也都不陌生,其大发展起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外汇市场衍生产品的发展,随后的七八十年代后发展到针对利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波动等各类市场风险的对冲,九十年代以来更是发展到了信用风险对冲。然而七十年来对冲的发展主要聚集于对冲工具,主要是衍生产品的发展,包括产品的设计和定价,在我们大学里主要是金融工程这门课来覆盖,但是这只解决了对冲的工具和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什么风险该对冲?风险要对冲多少?这个问题是公司风险管理问题,最终这个问题是由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资本配置解决的。尽管经济资本配置问题西方一些领先银行在七八十年代就在探索,但其大发展还是九十年代以后,一是得益于风险计量方法,尤其是对信用风险计量的发展,二是巴塞尔协议的推出,监管资本合规管理和经济资本配置管理融合在一起不断发展,推动整个基于资本的全面风险管理,现代风险管理进入了其最高级的发展阶段。

另外再提一下,对国际范围内风险管理的发展历程的认识也可以从风险因子的视角看,经历了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再到系统性风险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基本上反映在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和修订过程中。巴塞尔协议的每次修订都推动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发展。1988年巴1提出资本监管基本框架,对信用风险承担提出资本充足要求,96年巴1修订提出对市场风险的覆盖,2004年巴2提出了操作风险管理要求,2010年巴3又提出了对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要求。现代专业化的风险管理覆盖范围由此越来越全面,并从微观机构管理到宏观系统性风险管理发展。

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阶段可以在我国银行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很好的反映。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风险管理的主要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发展进行阶段划分。我认为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称之为基本恢复期。因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基本的业务、机构及其管理,也自然需要恢复基本的概念,例如通过“拨该贷”恢复“贷款”的概念,在“自有资金”概念基础上恢复“资本”的概念,基本的会计记帐都需要逐步恢复起来,也包括政策性业务的剥离,恢复商业银行的本来面目。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初期,这是风险概念形成期。第一个阶段只是是恢复业务,但大家对风险并没有概念。到了90年代中后期,各种问题开始积累和显现,尤其是不良资产问题,另外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刺激,大家开始有了风险的概念。大家开始意识到搞金融和银行有一个风险的问题,风险概念开始形成了。

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代初期到2000年代的中后期,这是一个风险治理结构改革时期,主要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2002年、2003年几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设立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建立了风险管理部,这样我国银行体系首次出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风险经理团队。我把这一时期风险治理和组织架构的改革称为中国风险管理第一次飞跃。

第四个阶段,2000年的中后期到2010年中期,风险中台建设期,以07年银监会要求大行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为标志,各行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包括采购咨询服务和IT系统,有了这样的投入以后,技术实力、人才团队迅速加强,我在2005年开始主办的中国金融风险经理论坛见证了我国金融行业风险管理专业团队发展的过程。我把这一时期我国金融行业在风险管理技术和团队建设上取得的进步称为第二次飞跃。

第五个阶段就是2010年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金融风险管理发展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我们的金融风险管理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阶段风险管理发展总体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风险管理更加重要了,这种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各种报告和口号当中,而应该体现在金融发展的实践当中,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所有的人,不仅是中台,也包括前台业务部门,不仅是高层,也包括基层的人员都要觉得风险管理重要,是金融机构正真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新时代的金融风险管理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还要能促进发展,让金融机构更加有竞争力,让我们的金融更加有效率,让中国更加强大。显然,这是不容易的,是很有挑战性的。我想这也是新时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特点。要迎接好这个挑战,我们至少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风险管理要与业务发展结合,要融入业务。这个任务在上个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很多银行的风险管理建设大多都还仅限于中台内部,在前台和业务中的应用还没有很好地开展,因此在业务部门得到的认可度并不高,风险管理“花瓶论”也不少见。进入新时代,这个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

第二个结合是风险管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Fintech的发展是近些年的突出现象,然而,这些所谓的金融科技技术在金融中的应用主要在于消费金融领域,而且也不是发端于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等现代风险管理的逻辑,相反大多是反欺诈、客户甄别、客户评级打分等比较传统的理念和方法。新时代的金融风险管理应该是继续风险管理由内控到对冲再到经济资本配置的发展逻辑,全面适宜于覆盖各类业务,衔接前中后台各个业务和管理部门,应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类技术,让整个金融机构作为经营风险的机器变得更加科技化和智能化。因此,在这一阶段,风险管理更加现代,也要用现代专业的风险语言、思维、工具和方法占据主流,这也是新时代风险管理非常重要的特点。显然,我们可以期待,这将是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第三次飞跃。

此外,在新时代,风险管理要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共享发展、共担风险。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很重要的方面。风险管理中国特色和模式将会更加清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西方经典理论解释不了。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中国特有的中国国情下、中国模式下面,风险产生、转移、补偿整个方式和西方是不同的,有政府、有民航、有企业、有老百姓、有环境也有金融体系等方方面面,这个体系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会发生西方的情况,在未来的新时代的发展当中,我们的发展模式会更加清楚。

六.关于“脱虚向实”,守住初心

“虚”是什么呢?“实”是什么呢?学习和研究金融这么多年,我不是特别喜欢“虚”这个词。这是一个通常带有贬义的词。所谓“虚拟经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一个概念,这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两套语言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也用实体经济这个词,但没有虚拟经济这个概念。但既然目前我们大家都在用“虚”这个词,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虚”是指什么?“虚”在什么地方?我想,“虚”也是有层次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理解金融的“虚”。一,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金融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作为一种服务行业也不同于餐饮和旅游等,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甚至本身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配(瓜分),这可能是金融被称为“虚拟经济”的主要原因。二,金融里面又有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相对于放贷款、发股票或债券而言,衍生产品又要更虚一些,因为基础产品可以直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而衍生产品离实体经济似乎更远。三,衍生产品,包括一些资产管理产品,又会多次衍生和嵌套,那给人的感觉就更加虚了。因此,总结来说,金融是虚的,金融衍生产品和资管产品更虚,多层衍生和多层嵌套的金融产品最虚。

在区分虚的层次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脱虚向实”可能会指哪些内容。我想应该是针对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资管产品多层嵌套、资金空转、过度投机等不当的金融发展现象。过度金融化就包括了把很多农产品过度炒作,很多艺术品过度炒作,包括房地产本来是住的,最后炒成投资产品,这些都是过度金融化。过度衍生化,资管里面就不用讲了,过度金融化、过度衍生化,必然带来资金空转,自然伴随过度投机。

如何“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呢?一是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包括发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二是抑制市场过度波动,降低市场风险。不管是外汇市场还是股票市场,或任何市场,一个稳定的市场是有助于实现基本功能的,过于波动都会导致金融和经济的运行有越来越虚的感觉。三是金融风险来源于实体经济,要反映实体经济本身的风险面貌。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当然也应该反映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有很好的相关性。在经济下行期,金融行业应该与实体经济共担风险,实体行业日子很难过、赔钱倒闭的时候,银行应该让利,应该在这个时候体现出和实体经济共担风险,而不是说在大家赚钱的时候,你和他分享利益。在经济下行期实体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银行保持很高的盈利,上千亿的盈利,这就不是金融行业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表现。

促使各类金融产品功能回归本源,守住初心。金融的本源和初心是什么呢?在实践中好多人有偏离,对于基本问题的看法有差异。我觉得金融的本源和初心是为实体经济融资和融险。要做资金配置和风险配置,两者是一样的,都是要在经济体系中让客观存在的风险,包括实体经济中的风险,让有能力愿意承担的人和企业承担,而没有能力或者有能力不愿意承担的可以把风险转移出去。只要做好配置,系统性风险就比较低了。这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本源和初心,不仅仅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还给实体经济融险,分担风险。具体说来,基础金融产品本源和初心应该是,通过不同融资模式(股权和债权)和实体经济共享风险收益的机会,实现资金配置和一定程度的风险配置;衍生金融产品的本源和初心应该是,通过直接风险交易为经济主体提供有效的对冲风险手段,优化风险配置,而且相对来讲成本低,更加有效;资产管理的本源和初心应该是通过专家理财,提升资金配置和风险配置的效率。

七.关于支持供给侧改革

关于支持供给侧改革我主要的观点是,要促进金融机构按照实体经济的真实风险面貌承担风险和管理风险。一直以来,我们很多的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离开了实体经济的基本的风险面貌。我们现在所说的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因为过度融资导致的。助长过度融资主要就是因为在风险管理的扭曲,或者说畸形的风险管理。过度依赖担保和抵押,不重视第一还款来源是这种畸形风险管理的突出表现。政府担保,包括隐性和显性都在各种金融业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资管刚性对付,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难破产,这一系列的现象都会促使金融机构不去更多考虑实体经济真实的风险面貌,而是看有没有担保,有没有政府背景。金融机构其实不难看到实体经济的问题,但为什么还给融资呢?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典型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离开了实体经济真实的风险面貌,贷款主要是看有没有政府担保,有没有房产抵押,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都很困难,有这些现象存在,加上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出现过度融资,高杠杆,资金空转,监管套利这些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金融机构如果能够做到其承担和产生的金融风险是基于实体经济的,可以较好地反映实体经济的风险面貌,我想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相应就好解决。

八.关于加强监管和加强党的领导

监管本质是外部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理动力来源。全世界范围来看,监管驱动都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重要因素。合规监管和审慎监管需要有效结合,合规监管要求按照监管规则,审慎规则是要求小心,如果出了事不仅要看是不是遵守了规则,还要看是不是谨慎小心。就比如我们国家交通的监管,要是你开车撞了人,即便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也要承担责任,也要被罚。为什么?因为我国交通管理中的审慎监管原则。交通监管部门要求你不仅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要审慎驾驶,你撞了人还是因为你开车不足够小心,如果你开车特别小心,时速只有一公里,自然也就不会撞到人了。所以我们的风险监管其实本质上是要求金融机构小心的监管,合规是一方面,要求小心是另外一方面,这两个方面需要结合在一起。

监管的目的是促使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而不是替代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从历史上看,在我们国家的体制下很容易出现外部监管替代内部风险管理的情况。一是因为金融机构大多都是国有企业,认为风险和收益都是国家的,二是因为在监管部门严格管理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什么都管,管得很死的情况,监管部门就变成了金融机构最大的风险管理部门。其实,我们应该探索建立基于市场化机制的现代监管体制,利用监管的力量促使金融机构建立强大而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部门和机制。一个可以借鉴的机制就是巴塞尔协议下的资本监管机制,资本应该是有效的抓手和切入口,要以学习的态度学习西方现代资本监管,通过资本的抓手能够深入到金融机构业务和管理的各个方面。

最后,关于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公司治理迈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要求。在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方面,风险治理是核心。因为风险是收益的来源,也可能成为破产的原因,关于承担风险责权利的分配无疑应该是金融机构治理的核心内容。加强党的领导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党委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层面的作用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我们需要对西方公司治理制度结合国情进行创新。当然,这样的创新和探索在我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以我过去和一些金融机构高管们的交流,我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抑制高管层个人绩效回报过度投机而承担风险的内在动机,利用党的组织纪律性和党性觉悟解决内部控制有效性,风险管理负责人进入党委加强风险管理权威性和影响力等。

(11月25日举行的“2017中国金融风险管理高峰论坛”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金融世界》杂志社、和《当代金融家》杂志社等单位共同承办,主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区域金融风险管理”,共设“脱虚向实与金融监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不良资产管理”、“地方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科技与创新中的风险管理”四个分主题。)

编辑  包倩文 肖子琛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来源  现代金融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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