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顾 |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精选一：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11秋）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IMI2018新年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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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简称“IMI”）创设的高层次季度论坛。论坛力邀国内外著名金融专家，纵论货币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以期为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鉴之策。值此创办十周年之际，IMI精选往期圆桌嘉宾的精彩发言进行回顾，以飨读者！
2011年秋季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主题为“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议由IMI联席所长曹彤主持，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及时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彭文生先生分别发表主题演讲，IMI副所长向松祚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对两位专家的演讲做出点评，最后IMI所长张杰教授进行了会议总结。
以下为会议回顾：
【主题演讲Ⅰ】
蒙代尔：欧元债务危机的起因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逻辑
全球货币体系崩溃后，为了建设福利化的国家，欧洲的很多国家开始大肆扩大财政赤字以通过公共负债的积累来实现福利化目标。政治上和现实的压力使得欧洲国家认为尽管各个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执行力度不同，还是应该成立一个货币联盟。欧元区刚成立时有11个成员国，希腊是随后才加入的，希腊加盟时其负债与GDP的比重是110%，它的人均GDP甚至还不到德国的1/3。在希腊加入欧元区前，它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国内的财政压力，更好地对政府赤字进行管控；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对其自身的财政问题的提前预警功能丧失，其公共负债水平不断攀升，直到最后主权债务危机显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缺乏经济增长动力，尤其是欧洲南部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北部的国家爱尔兰。
现在正在对银行进行救助，要求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现在这个要求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严格，即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也没有这么高。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当时美元兑欧元升值30%、黄金价格从1000每盎司跌倒700、原油价格从140美元/桶直线下降至33，这些都是不稳定的货币所导致的。在这期间，最后使得雷曼兄弟倒台的不仅是危机的出现，更是货币的升值，韩国发展银行试图接管雷曼，可是由于美元升值30%而最终放弃实施；当时美联储不对雷曼进行救助是非常愚蠢的，当时救助银行非常重要，而现在欧洲的银行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其次介绍了一些欧洲债务的基本情况。欧洲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调整，比如说大部分国家都需要提高他们的退休年龄，意大利的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了62岁，还需要继续调整到意总理承诺的67岁。欧洲南部一些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80岁以上，这给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福利制度也必须要进行调整，不仅是南部国家所有国家都需要调整，甚至包括德国。如果不对退休年龄进行调整，那么以后债务危机还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各国不可能通过不断发债来购买福利，这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希腊已经承诺削减公共开支，但是如果30%-40%要用在养老金上，仅通过削减公务员职位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提高退休年龄。
此外，欧洲救助基金的设立也很重要。当前的形势急需救助，需要立刻拿出方案。但我不太明白，如果欧洲银行不参与救助，那么欧洲如何能做到将救助基金从4000亿欧元扩大到2万亿？欧洲并不是需要2万亿资金，而是需要2万亿储备，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欧洲中央银行的杠杆化来扩大储备池资金。
另外，欧洲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来促进削减他们的财政赤字，他们不仅需要加深金融方面的合作，还必须要在政治方面进一步融合。很多人都认为欧洲应该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类似于美国；这个体系要么就是建立在美国的版本之上，要不就是建立在欧洲议会民主的基础之上。很多领导人是反对建立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合众国，但是议会民主制度也不会运转地很好，如希腊就是因为这种议会民主制度才导致政府不断更迭。他提出了一个未来可供参考的模型，即把欧洲委员会建成一个行政机构并通过选举产生该机构的主席，然后将该委员会变成参议院，参议员来自各个国家，无论各国人口多少，每个国家都可分得两个参议员的名额，这样欧洲就可以将债务统一管理。在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债务主权，在由于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债务危机后，有10个州债务违约；当时英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是却拒绝对美国进行援助，导致一些州的债务到现在都没有还清；这就是让各州拥有债务主权的直接后果，他认为这是不适合的。
从长期来看，欧洲还有一个可行的机制就是增税。欧洲的基金没有实现杠杆化，还无法覆盖其所有的债务规模，一旦债务超过限度，可以通过税收来进行融资。但是增税也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欧元区各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等差异都很大，如果“一刀切”将会造成很多问题。
欧元的诞生改变了欧洲乃至全球的整个货币格局，它代表了一个与GDP联系更紧密的货币体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大部分时期美元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角，是世界经济贸易进行结算的主要货币；但是欧洲货币系统成立并推出欧元后，世界经济主流被分成两部分，权利分配发生变化，欧洲自身的货币实力可以与美元相抗衡。欧央行的使命是稳定物价，这一点做的比美联储成功。欧元区的黄金储备是美国的1倍，1948年美国拥有世界上70%的黄金储备（7亿盎司），但是1971年以前美国将接近4亿盎司的黄金储备卖给了欧洲；欧洲现在可以充分地利用手上的黄金储备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欧元和美元相抗衡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全球贸易唯一的基石，20世纪全球货币体系最重大的变革就是欧元和美联储的诞生。
现在欧元和美元代表了全球经济的40%，只要能把欧元和美元的汇率固定，就能形成一个北美和欧洲的货币联盟。可以固定一个浮动上下线保持一定的波动幅度，一旦超出波动幅度，国家政策就要予以干预和协调。如果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固定，则美国在欧元贬值的时候就英国通过买进欧元支持欧元汇率，反之亦然；这样雷曼兄弟破产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不会出现。其他国家也会随之而受益，人民币汇率是相对固定与美元的，美元和欧元之间汇率波动幅度大，导致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美元大幅升值后第一次经历了通货紧缩，而又在2007年美元贬值时经历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2008年开始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低于美元，美元兑欧元升值30%，人民币汇改后年升值大约6%，这已经对中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些都是美元大幅升值带来的后果。2009年中国经济状况转好，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趋稳，中国的出口市场开始回暖。中国也可以成为稳定货币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多的货币区。随着中国GDP总量的不断增长，一旦欧元对美元、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确定，其他国家最终也会希望汇率稳定，英镑为什么没有加入欧元区，就是因为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幅度过大。
1941年，罗斯福提出建立世界货币，但这一构想由于对他1944年的美国大选不利而最终并没有形成，但是1969年推出的SDR形成了世界货币的一个雏形。SDR取代了世界货币，它的价值最初设立时与黄金挂钩，俗称“纸黄金”，但是在1974年的时候，开始与黄金脱钩，随后由篮子货币价值决定。但是，创建一种国际货币，不能仅仅用几种货币的波动来衡量它的价值，英国提出将黄金和白银加入到篮子当中。2001年至2005年期间，篮子货币的权重是：美元44%、欧元31%、日元14%以及英镑11%；2010年调整过后，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以及日元9.4%。2010年时，人民币的覆盖范围已经超过日元，他建议将人民币纳入到SDR篮子货币中，但是没有被采纳。G20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如果有人会提出将人民币纳入到SDR的篮子货币中，那么他建议将英镑的份额削减并使人民币和日元、欧元的比重相同。只要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以及日元这五种主要货币汇率固定，就可以把SDR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货币。只要欧元和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就会造成系统的扭曲，其他的因素就不会发挥作用；但是一旦出现共同货币，这一系统就能完美运行，美国内部和欧元区内部都没有出现过资本大规模流动的问题。
向松祚点评：蒙代尔教授的演讲促人深思
IMI副所长向松祚认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学者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
1、他有非常宏大、广博的历史视野，如果对整个货币历史不了解，很难理解他的讲话内容。
2、他非常大胆，构想非常宏伟。
3、对于研究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人来说，他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要能回答出他所提出的问题，必须了解经济学及货币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
蒙代尔先生的演讲让他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首先是要解释这个世界，然后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如何理解欧债危机？欧债危机为什么会发生？欧债危机到底是什么？蒙代尔教授提出了三个重要课题有待去研究：
1、他认为欧债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是相互联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面临货币的动荡，进而导致这些国家财政不稳定，那么为什么货币的不稳定会造成财政的不稳定？为什么会造成欧洲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发生欧债危机？货币的动荡首先使得欧洲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那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必然要增加财政支出，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货币研究所另外一位高级顾问麦金农先生的研究和蒙代尔教授的研究是相互补充的，他后来提出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是与这个假设相关的。
2、第二个有挑战性的话题就是欧元和欧债危机到底是什么关系？欧元应该为欧债危机负责吗？很多学者都把欧债危机等同于欧元危机，那么教授提出即便没有欧元，类似希腊这样的国家会出现怎样的危机？它会出现货币危机，因为它只能采取货币贬值来应对经济困难。如果你认为欧债危机与欧元危机等同，那么必须解释清楚其中的联系机制。
3、教授认为40年以来发生的所有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浮动汇率所导致的汇率的急剧动荡，有了这个假设，才能有教授随后的四个伟大构想。
蒙代尔教授有一个称号是“预言家”，他在1961年发表了最优货币区学术文章，其实这个思想在1957年就提出来了，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建立欧元，过了十年欧洲才开始人认真思考货币的问题。1970年马德里欧盟峰会上，蒙代尔教授起草了第一份单一货币书，到了30年后的1999年，单一货币欧元真的开始运行了。这个单一货币的伟大构想在1957年的时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天方夜谭，在听到教授的构想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历史往往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首先，教授希望欧洲能成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推选一位欧洲总统，将行政机构变成欧洲的参议院，欧洲也不一定要照搬美国的模式。这些构想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整合的问题，只有货币整合没有财政整合是一个大问题。
2、稳定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这个想法教授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他建议将欧元和美元的汇率稳定在1.2-1.4之间；当美元贬到1.4以下时，欧洲就有责任支持美元，反之亦然。这个机制可以做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稳定支柱。
3、建立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大货币区。
4、关于世界货币的伟大构想。
蒙代尔教授提到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有待研究：
1、货币的稳定和财政的稳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从理论上如何解释过去40年反复出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诸多危机是由浮动汇率造成的。
最后，还有几个历史问题值得思考：
1、当年美国首先是建立了统一的联邦体系，并让各州拥有独立财政主权，但美国各州都在举债，这一历史现象无论对欧洲和未来的中国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941年罗斯福总统设想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但是后来为什么凯恩斯再次提出这个想法后，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3、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促使EMS在欧洲迅速成立，并最终促使欧元诞生。
【主题演讲Ⅱ】
彭文生：后刺激时期经济新格局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理解蒙代尔先生的观点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将从金融市场这个角度去解读后经济时期的问题，要谈对中国的影响，分析国际形势不可避免。中长期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相关金融风险的形式结构都会发生系列变化。
首先，发达国家低增长，债务风险高趋势不可避免。长期来看，欧美、日本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除了人口结构对劳动力有影响外，金融体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但这也是和人口结构相关的。在过去20年，经济增长维持比较快速的发展，通胀也相对温和，根本原因是人口红利造成的，即生产的人数超过消费的人数，经济是一个供给充分的经济。这时从金融体制方面来看，经济增长稍有放缓，宏观政策立即转向宽松，所以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认为是由于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产泡沫的存在。假定25-64岁主要为生产者，25岁以下以及64岁以上主要是消费者，则美国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生产者超过了消费者，比日本晚了15年；长此以往，供给充分累计的泡沫越来越多，最终必然会破灭。所以，人口结构以及金融体制是中长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必然放缓的两大原因。
欧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只是让欧债危机提前发生了。欧洲国家在其人口红利最优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福利体系，而随着人口结构逐渐往老龄化方向发展，这个福利体系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就需要进行调整。历史上看，过去对政府债务的调整基本上有三种方式：
1、财政政策的调整，即增加税收、缩减开支。
2、增发货币，通过通胀解决问题，但是依靠通胀是有限度的。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多发货币会使资金外逃，造成本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再融资成本增大。希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融资成本上升导致已经不能在市场上进行再融资了。
3、金融压抑，即对资本进行控制并且要求本国的金融机构购买本国的债券。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要求本国的金融机构购买本国国债。
所以，未来对债务的调整无论是从财政方面进行，还是增发货币，对可持续增长都是不利的，都会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当前，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很不一样。过去的金融市场共识普遍认为发达国家虽然经济增长率低，但是宏观风险小；而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投资回报率高，但是风险大。但是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低，风险也高；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且收益高，全球的资产配置必然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
短期来讲，如何看待这次的欧债危机，短期内近期出台的政策是否能防止欧债危机从一个主权债务危机转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1、欧洲央行接受希腊用其国债做抵押，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在该国债的信用评级上没有违约时间发生。而且欧洲央行还要防止CDS（Credit Default Swap）市场的信用危机所导致的大额赔付发生，如果这样将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比较大的冲击。最终大部分的私人银行机构同意对持有的希腊国债进行50%的资产减记，但是以后类似的情况难道不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欧债市场发生吗？那是否会导致市场投资者大量抛售所持有的相关政府债务？
2、银行注资，这次的救助计划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即欧洲中央银行与欧洲金融管理局要和各国共同制定一个计划旨在帮助欧洲的银行能够取得中长期的融资，甚至包括提供担保。但是欧洲的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为欧洲的银行发行中长期债券提供担保还要看未来几周发展的情况。
3、金融稳定基金，这个和前两点比起来应该是最优的选择，效率也最高。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将这笔基金借给需要的国家政府，由这些政府存放在一个托管账户以为其新发行的国债提供担保；二是专门建立一个特殊的机构以吸引外部投资，包括中国的资本。
所以说总体来看，最近的一系列欧债危机援助计划方向上是正确的，如果能够落实到实处，对防止危机扩散是有帮助的，可以让市场在短期内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二，欧债危机对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外部形势对我们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中国本国的经济情况。但从出口来看，如今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单纯的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会很大，况且出口增速下滑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有金融危机这个前提，情况就不一样的，包括中国的消费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该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欧洲的帮助呢？
彭文生认为，一个健康、稳定的欧洲和欧元区是符合中国中长期的经济、政治发展利益的。如果这次整个欧元区最终解体，那么将会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美元独霸天下对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进程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应该与国际社会或机构共同努力，这样即能保证本国的投资安全，也能帮助欧洲度过眼前的难关。
短期内中国通胀下行的态势明显，增长放缓，但是基本方向不会改变。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速相比较2005年至2007年放缓3个百分点，但是这3个百分点都是由外部需求降低所导致的，基于过去几年的政策刺激，我国的内部需求增长基本稳定，但是总体的外部需求仍然会继续疲软，所以说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是要依靠内部来完成。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在中长期应该还是一种疲软的增长，它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在未来10-20年还是不断上升的，所以也不需要对中国外部环境过分悲观。所以，短期内中国经济需求方面要靠内需拉动，而供给方面潜在的经济增长里会有一个趋势性的放缓，主要有两大原因：
1、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力人群的增长大幅下滑，未来几年还会进一步大幅下降。
2、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的就是房地产泡沫，地价过高过快的上升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挤压。很多以前从事实体经济的人们都去炒作房地产，这个挤压效应已经开始初步显现。
所以说未来中国经济潜在趋势性放缓的基调已经非常明朗，不能因为GDP降到9%就认为经济增长太慢，就要采取宽松政策。政府政策的两大目标应该转为就业和通胀而不应该是增长和通胀。回到房地产市场，它不仅是会在供给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压，降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力，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从人口结构来看，生产者已经超过了消费者，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的影响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生产超过消费会造成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变高，会产生泡沫。中国的生产者超过消费者是在1995年至2000年之间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由一个短缺型经济转变成为一个供给充分型经济，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这个结果的根本性原因。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会产生高储蓄率的结果。
2、供给比较充分的经济使得货币政策相对于控制金融风险以及资产价格泡沫显得过于宽松。所以，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如何来管理或控制房地产泡沫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现在调控初现成效就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反对，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放松房地产调控，放松货币政策，只会导致前面的一系列调控效果前功尽弃。
其三，人民币汇率问题在未来几年会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刚才提到发达国家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必然是放缓疲软，所以他们的货币环境会非常宽松，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再次抬头，会给我们的汇率带来很大的压力，绝不能低估汇率过快升值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汇率过快升值带来的影响并不在于对出口本身的影响，事实上汇率升值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如果出口受到很大的冲击，必然会使得国内的货币环境变得十分宽松,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汇改至今我国当局对汇率体制整体的管理还是比较适当的，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接近30%，但是有效汇率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就是由于日元兑美元升值过快，使得日本国内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而造成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德国马克同样升值40%，但是德国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最终并没有引起资产价格泡沫，所以汇率不是问题，关键是对本国货币的管理。而在观察两国的有效汇率后可以发现，日元的有效汇率大幅超过德国，所以汇率升值对日本国内的贸易冲击就会非常大。这是因为，1978年开始欧洲货币体系主要是浮动汇率机制占主导，到了80年代中期德国马克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主要货币，德国在欧洲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都与马克挂钩，马克兑美元升值，其他货币也一起升值；然而在亚洲，日本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所以日元升值就造成其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快速上涨。基于日本的例子，中国也要尤其注意有效汇率的快速升值，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总的来说，中国的外部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而内部也将面临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泡沫持续存在的风险；所以，我国只有保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环境，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其实我国的GDP增速下降到7%-8%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不用过度反应。
赵锡军点评：需要考虑在经济增长相对较快时如何解决隐藏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彭首席的演讲里谈到了中国短期内和中长期经济会遇到的问题、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彭首席的演讲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后刺激时期国际经济所将面临的一些新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断放缓，过去增长掩盖了矛盾，当增速逐渐变缓后，现在的债务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增长放缓的问题以及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会逐步显现。风险投资的风险回报出现了变化。在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尽管投资回报相对偏低，但是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相对较小。然而，现在随着增长的放缓以及矛盾的暴露，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从而风险溢价就会提高。赵锡军个人同意彭先生的这个判断。
2、彭先生还讲到了对欧洲的援助问题，根据他的判断，类似EFSF杠杆化这些措施都只能在短期内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长期来看未必会从根本上扭转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这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由于欧洲央行在最初设立的时候功能定位仅是稳定价格以应对通货膨胀，而没有承担起一般央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那么现在欧洲提出要建立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而且要杠杆化，这个做法是否能弥补欧洲央行的这个功能呢？如果由EFSF和ECB共同来承担央行的职能是否会对促进欧洲市场的长期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3、最后，彭首席谈到了欧债危机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中国可行的对策。赵锡军认为，彭先生讲到的不仅仅是欧债危机，更多的是中国在短期及中长期内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短期来看，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是比较正常健康的，政策的 基调也是恰当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一是外部需求的减弱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二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中长期人口红利会逐渐减少，进而影响到就业和经济增长，即生产者人数和消费者人数出现逆转的时候就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第三个挑战彭首席认为应该继续调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现在进入调控期，不同的观点非常多，赵锡军个人还是比较同意彭首席的观点，房地产的过分扩张吸引了大量的资源，确实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实体经济，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也赞成经济增长只是一个表面的目标，而实质性的目标应该是就业和收入，房地产行业的问题是否会对社会总体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还有待商榷。最后一个挑战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彭首席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大幅上升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赵锡军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发展战略就是让经济尽可能快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掩盖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过快增长只是把矛盾掩盖了，而不是消除，发达国家目前出现的问题就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后，各种各样的矛盾开始显现从而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从我国的中长期战略路径选择来看，不应该再沿用以前旧的思路，把过多的追求重心放在快速发展经济上，而是需要考虑在当下经济增长还相对较快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隐藏的矛盾，以确保以后经济的平稳发展。
张杰总结：要更加注重民间力量及新兴力量的培养
IMI所长张杰总结道，首先蒙代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想，他认为需要一个更为伟大的实践去实现；其次同意欧债危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的观点；第三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管世界经济如何风云变幻，只要我们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就有了应对任何挑战的资本。
最近我一直很关注一个问题，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按照汇率计算（不是PPP）是4400美元，这个水平在理论上讲应该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拉丁美洲国家人均GDP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的时候，出现了多年的增长徘徊，但是东亚国家在经过了这个十字路口后继续前行。过去60多年，实际上是世界两大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实验，前30年是苏联模式的实验，虽然使得我们实现了工业化，但也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后30年是欧美模式在中国的实验，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但是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非常严峻。这些问题和当年拉丁美洲国际所面临的困境基本上相同，就是以收入分配为主要表现的社会不平衡，市场化显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在这个十字路口该如何解决这些遗留的历史问题，我有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回望汉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唐创造了经济连续150年持续增长的辉煌，他们是靠什么机制来支撑如此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老百姓为什么生活那么幸福？社会矛盾为什么那么小？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做许倬云，他在多年前研究汉唐经验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当一个社会是稳定的，上层结构包括权贵阶层掌握的社会财富是总财富的1/3，老百姓或者是下层结构掌握的财富及相应权利占2/3，我把这个称作“许倬云黄金分割”。
我国目前暴露的问题实际上就集中在这个黄金分割点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温州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及上层结构掌握的财富权利过大，老百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其实是递减的。汉唐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是能够达成制度均衡和妥协的社会，这是市场化所不能达到的。今后我们的道路应该是很明确的，市场化这个方向不能改变，但是也要更加注重民间力量以及新兴力量的培养。只有民间力量能够真正成长起来和现在掌握财富和权利的上层结构达成制度均衡和妥协，中国才有可能继续维持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热切希望中国能够再次出现一个长达15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辉煌盛世。
编辑 包倩文 肖子琛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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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研究所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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