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和扩张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意志、战争、征服、商业、借贷等纠缠在一起，所谓市场规则与自由理念的传播只是征服者攫取巨额政治回报以及商业利益的副产品抑或“遮羞布”。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充满“丑闻”的欧美市场经济体系打扮成了市场与自由的“温柔”化身，并指责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受到了政府因素的强力干扰，从而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标准”（欧美样板）轨道。这对于长期包含“宏微观裂痕” 的现代经济学框架有什么深长意味？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认为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若要肩负并能成就弥合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的伟大理论使命，其要害依然在于“摆脱旧学说”，将这些旧学说放置于“活生生”的金融制度变迁特别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伟大背景中进行重新审视。
不妨换个角度，在西方非经济学（如人类学）领域，人们对于欧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性质的评判别有一番意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现代（欧美）市场经济体系（大致等同于社会主义者曾定义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市场自由，它可以使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有效配置资源并实现自己的效用。但非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学者可不都这么认为，美国人类学家格雷伯（Graeber，D.）就曾发现，资本主义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丑闻”，那就是其“组织运作，多数时候都不是围绕自由（劳动力）而展开的”。梁鹤年更是直言不讳，他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有着逻辑性矛盾”。发端于斯密的所谓“古典经济自由主义”（classical economic liberalism）其实有着十分特殊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当时的“英国工业产品占尽优势，国际自由贸易对英国绝对有利，甚至是英国持续发展的必需条件。于是，自由贸易摇身一变就成为英国货打入其他国家的道德依据”。仅据此便可断言，“资本主义不是自由经济，它颠覆自由经济”。不用强调，当年英国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便是在维护自由贸易（通商）的幌子下所干的强盗勾当。当然，按照格雷伯（以及拉斯基）的相关讨论，从哲学层面看，欧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所谓自由，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同时也具有迷惑性）的概念 ；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少数人（在市场上）支配与控制多数人的自由。在历史逻辑上，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冒险家与金融家的组合，“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是一部有关市场的非人格力量逐渐摧毁传统社团的历史，毋宁说是一部有关信用经济如何转变为利息经济、非人格（往往也具有报复心理）的国家权力如何侵入并改变道德网络的历史”。欧美市场经济体系（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和扩张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意志、战争、征服、商业、借贷等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在此过程中，也的确伴随着所谓市场规则与自由理念的传播，但那只是征服者攫取巨额政治回报以及商业利益的副产品抑或“遮羞布”；在其背后，留给被征服者的却是无尽的屈辱与难以愈合的伤痛。可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这种充满“丑闻”的欧美市场经济体系却摇身一变，竟然被打扮成了市场与自由的“温柔”化身；那个曾经劣迹斑斑、暴力血腥的国家与政府却在市场经济理论的经典框架中全身而退，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尤为不可理喻的是，面对迅速崛起的东方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主流经济学家还凭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市场经济的那些虚伪而枯燥的“金科玉律”倒打一耙，说什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受到了政府因素的强力干扰，从而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标准”（欧美样板）轨道。自然的，以上角度的讨论虽然带有尝试性和提示性，但对于长期包含“宏微观裂痕” 的现代经济学框架而言，其意味则极为深长。英国货币经济学家摩根（Morgan， B，1978） 在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学现状时感慨万千，他曾作如是说：“凯恩斯声称，他把货币理论（宏观）和价值理论（微观）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了一个更为通用的理论，可四十年以后经济学的这两个分支仍然泾渭分明，因此，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适当结合显然还是遥远的事情。”如今，又有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主流经济学曾经的裂痕依然故我。让数代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种经济学的结合何以如此艰难 ? 同样是在四十年前，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1974）自以为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他坚信，“只要加进一点不完全信息，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分析”，他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因为我们终于开始系统地开发一个领域”。当然，在此后的经济学发展史上，每“加进一点”什么新东西就兴奋不已的经济学家还有不少。现在看来，虽然斯蒂格利茨改进主流经济学分析视角以及建立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成功努力有目共睹，但要全面估价这种努力在弥合经济学“裂痕”上的整体贡献还为时尚早。其实，问题的要害仍然如凯恩斯当年在《通论》序言末尾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困难之处并不在于确立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学说”。因此，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及其制度金融学）若要肩负并能成就弥合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的伟大理论使命，其要害依然在于“摆脱旧学说”。如何摆脱旧学说?如果只是在旧学说的死寂而又冗长的文献通道中盲目搜寻，其结果必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只要将这些旧学说放置于“活生生”的金融制度变迁特别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伟大背景中进行重新审视，则注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话说回来，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无法完成“宏微观裂痕”的自我弥合，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症”。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从一开始便选择刻意回避政府因素，为的是掩盖那些曾经发生在这一因素身上的一宗宗“秘而不宣的丑闻”；与此同时，在市场规则的绚烂帷幕掩护下，这一因素又无时无刻不在上下其手。饶有意味的是，政府因素越是试图在宏观上利用非市场手段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就越是需要在微观上编制自由市场制度的帷幔来做掩饰。不仅如此，主流经济学家们试图借助微观上的自由市场规则占据理论上的“道德高地”与话语权，并据此向其他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推销其自认为“先进”的制度理念，进而帮助其背后的政府因素实现“秘而不宣”的政治经济目标。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编织“市场帷幔”的角色。正因如此，以微观机理掩饰宏观策略是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天然特征，也是其天然缺陷。从某种意义上看，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宏观经济学框架构建微观基础，表面看是出于弥合“宏微观裂痕”的考虑，其实际用意无非是继续为其宏观政策寻找微观合理性。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制度传统中，政府与市场从来就是伴随成长的。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之间无所谓孰主孰次、孰重孰轻，更谈不上什么宏观微观之分，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制度均衡（客观地说，这一过程充满波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与欧美崇尚扩张与征服的政府因素不同，长期浸润于儒家伦理氛围且秉持“天下主义”理念的政府因素（在宏观上）似乎（对外部世界）没有多少“秘而不宣的丑闻”，因此没有必要（在微观上）编织什么东西进行掩饰。不用强调，市场发展与制度演进的“中国经验”天然地成为弥合现代经济学“宏微观裂痕”的理想平台。更进一步地看，在近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难寻成功的先例；此间，长期被认为滥觞于西欧的私人（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恰好处于成长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基于此而构建的西方经济学理所当然地成为理论主宰。但是，曾经的（有限视界中的）不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永远的不成功。如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经济正在复兴。中国经济崛起改变的不仅是这个饱受凌辱、积贫积弱国度的物质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将重塑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与结构，从而完成自斯密以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式革命。 编辑 李艳蓉
来源 《金融博览》2019年第11期
责编 金天、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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