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月26日，由上海华瑞银行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华瑞金融科技沙龙”系列活动第6期暨“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200期）在线上举行，本期主题围绕“数智金融服务产业新蓝海”，IMI联席理事长、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曹彤出席沙龙并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数智化金融服务产业是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势，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应当重视且具备数字化交融与数字化风控的能力。从二、三产业的数字化红海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智化蓝海趋势已经明显，银行业基于经济演进脉络的互联网银行、数字化银行、开放银行的演化路径可以预见，因此如何继续推进数智化，值得更加深入的思考。以下为沙龙主题报告：01引

导读2021年3月31日，“海南金融三十三条”发布；2023年2月23日下午，“前海金融三十条”和“横琴金融三十条”发布。顶层设计立足于扩大金融开放，基于三个自贸港（区）不同的国际化速度、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产业发展基础和定位，为其设定了不同的金融发展目标。本文原题为《扩大金融开放，前海与横琴合作区、海南自贸港金融配套政策的对比》。作者

导读3月7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向大会作说明。本次方案内容丰富，包括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组建国家数据局、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国家信访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精减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等十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到金融方面的改革举措有六项之多，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可见重视程度。本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什么特点？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接受人民论坛网采访。01为什么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逻辑前提：因应新变化的同时进行风险管理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标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要求金融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水平，相较于以往要有很大的提升。这催生了金融服务的供应、金融产品的创建、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设置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也会带来相应的风险，风险产生的环境、发生的原因、造成风险的因素和作用机制，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了控制好风险，同时使金融的服务能够适应和符合经济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必然需要对金融监管的体制进行改革，使金融监管的体制也适应金融发展的新变化，适应风险管理的新要求。02本次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按照以往惯例，机构改革每五年进行一次调整。与2018年机构改革相比，本次金融改革力度很大，不仅仅涉及到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而且监管机构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的行政部门，也就是说原先事业单位的员工，现在变成了行政部门的国家公务员。此外，把地方上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也统一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监管体系中。总体而言，本次改革呈现出以下特点：改革职能交叉重叠不完善之处，使监管体系更加规范和成熟。原先的金融监管实际上主要是两个监管部门：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两者都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没有独立的权力，是在国务院的授权下进行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本次改革对这两个机构都进行了调整：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中国证监会还是保留它的名字，但是从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升格为了国务院直属的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行政部门的职责划分，这两个机构拥有独立的监督管理权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明确了这两个监管部门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地位，从而使监管更为全面、规范。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高监管效率。围绕解决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本次改革把所有金融机构（不包括证券机构）的监管都纳到了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把原来归人民银行的这些机构，特别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等也划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同时把原来分散在各个不同部门的一些监管职能，也统一划归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比如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原来可能证监会有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职责，银保监会有对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职责，人民银行也有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职责，管理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部门可能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监管要求，这就会造成同一个金融消费者，他可能会面对不同的监管重叠的情况，现在把它归并到一个部门，统一由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总局来进行管理，所有的金融消费者都面临同样的监管要求，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这块能够管理一致，从而减少各种各样的摩擦和矛盾，实际上是提高了监管的效率。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垂直化金融监管体系，减少金融风险隐患。本次改革在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原来我们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中央派出机构，也有地方自己的机构来承担。原先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证监会都在各个地方有它的监管机构，有的时候叫银保监局、证监局、人民银行，有的时候叫大区行，有些地方叫中心支行，有些地方叫分行，都是派出机构。中央在地方派出的监管机构属于中央管理，而地方又自己成立了一些金融办、金融委、金融局、金融监管局等机构，来统筹各个地方自己的金融业务和管理。既有中央的派出机构，也有地方自己的机构，地方金融监管难免会出现一些职能交叉重叠、或者职能定位模糊的情况，特别是地方自己成立的一些管理部门，像金融办公室、金融委、金融局等，既有监督监管的权责，又有促进地方金融发展的职责，这两个职责有的时候会有些矛盾，一旦平衡不好，或监管不到位、缺位，就会发生金融风险。本次改革实际上就是把地方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也统一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监管体系中。也就是说，地方的监管，主要是由中央派到地方的这些派出机构来行使监管的职责。原来地方成立的那些金融委、金融办、金融局等的监管职责就没有了，统一纳到了中央派出机构的职责范围之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垂直化的监管体系。本次机构改革对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也做了一些调整，原先人民银行在中央是有总行，在地方上有不同的设置。总行下面划分了10个大区行，然后每个省设置不同，有的省叫分行，有的省叫中心支行，所以地方上有大区行，有分行，有中心支行，层次显得比较庞杂，职责也不是特别得清晰明确。本次改革撤销了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这个架构比较清晰，职能理顺了，并且与我们现在的行政设置相匹配。03十八大以来金融方面的改革趋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推进，40多年来进行了8次改革。今年这次是第9次。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在金融监管方面，一是强化了金融监管，原先一些金融活动可能没有纳入到监管的范围之内，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所有的金融活动都要纳入到监管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通过本次改革，把中共和地方的这些职能理顺以后，无论是中央层面的金融活动，还是地方层面的金融活动，都要纳入监管。二是防控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体制在经济发展中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核心机制。十八大以来，党对经济和金融工作的管理可以说是更加趋向于精准化，突出重点，聚焦于专业部门的精细调整。特别是本次金融体制改革，有对历史的沿革，但更多体现了制度的重建和创新。我们对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为了构建和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吻合、相一致的金融体系。通过改革使我们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能够符合现代化的金融服务的要求，能够符合风险控制的要求，使得金融服务跟上经济的发展，并且为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服务。（人民论坛记者常妍采访整理）来源｜人民论坛网版面编辑｜李韵天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总监制｜朱霜霜近期热文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名单公布，陈雨露任副主任委员、庄毓敏任委员两会锐评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校友、原院长陈雨露任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现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庄毓敏任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共24名）（2023年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主任委员

导读近日，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教授发表文章，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工作的政策导向进行解读，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以及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四个方面展开详细分析。她认为今年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深入挖掘扩大内需、投资、贸易等发展潜力，我国确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５％左右的预期目标，同时还确定了就业、通胀、粮食产量、环保、国际收支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等政策的配合，形成对外贸易促稳提质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对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了概括。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疫情等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强统筹，精准施策，很好完成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１２１万亿元，五年年均增长５.2%。毫无疑问，“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2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40万亿元，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贸易顺差贡献了我国经济增长的1/6，进出口贸易对“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今年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深入挖掘扩大内需、投资、贸易等发展潜力，我国确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５％左右的预期目标，同时还确定了就业、通胀、粮食产量、环保、国际收支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由于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西方国家还处于加息和货币政策紧缩之中，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加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拉帮结派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增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致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存在出口下滑、顺差减少的风险，不利于今年宏观经济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等政策的配合，形成对外贸易促稳提质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0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继续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增强外贸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尤其是要维持对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优惠措施，放水养鱼，进一步巩固外贸市场的微观基础。因为以中小微为主的民营企业2022年占外贸总值的份额首次超过50%，已成为外贸经营的主体。加大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财政支持力度，提高5G基站覆盖率，加强“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建设。根据贸易格局变化建设和布局更多海外仓，为促进贸易新业态、贸易新平台发展，开展数字贸易提供高效安全的基础设施保障。02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为了满足实体经济扩大生产的融资需求，保持适度的货币数量增长是必要的，广义货币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不应低于名义GDP增速。灵活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强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引导金融机构扩大贸易融资规模，降低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成本和相关费用，突出贸易融资维持贸易正常运转润滑剂和扩大贸易催化剂的积极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主要运用市场手段干预汇率，加强市场预期管理，避免汇率非理性剧烈波动，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增加贸易企业成本收益的确定性，提振发展贸易的市场信心。继续扩大央行货币互换范围，适当增加双边货币互换使用的功能，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提高国外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动机，为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降低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03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我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但是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地位和国际分工曲线看，我国还处于较弱的位置，存在比较优势不足、贸易“大而不强”问题。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通过贸易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提高我国贸易的质量。要以200多个国家高新区为平台，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挥我国在数字经济、基建、新能源、航天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形成多个附加值高、成长性好、富有韧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提升我国在全球高新技术贸易中的比重，打破美国的技术“脱钩断链”围堵和打压。长期存在的服务贸易逆差加大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风险，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是我国贸易提质的关键。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大力引进外资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扶持，着力弥补保险、信息服务、物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短板，加速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收支状况，降低服务贸易逆差，增强我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自主性。04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尽管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到达60%，但是与美欧国家高达80%-90%的贡献率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要提高科技政策的精准性和效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实验室为平台，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集中人财物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逐一解决卡脖子问题，一方面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安全，另一方面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曲线中的地位和贸易话语权，增加我国在国际产业链重构中的主导权。此外，要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推动海关服务数字化，提高科技进步对贸易提质增效的贡献度。

导读近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发表文章，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工作的任务目标和政策取向进行解读，从量化“三稳”工作，细化财政预算安排两个方面展开详细分析。他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定在5%左右，但对新增就业更多强调，体现了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预算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安排，均考虑了在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需要，同时也与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相匹配。以下为文章全文：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要求，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定调了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目标及政策取向。会后，各方有诸多解读、建议或猜测。这些于年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正式揭晓。01量化“三稳”工作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替代了过去三年“六稳”、“六保”的提法，使得今年经济工作更加聚焦。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三稳”工作的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今年预期经济增速略低于市场预期。今年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为5.2%，2、3月份高盛、花旗、大摩、摩根大通等主要国际机构的最新预测分别为5.5%、5.7%、5.7%、5.6%。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值相对偏保守，一方面反映了当局对于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有较充分的估计，有助于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必须在提高质量效益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的要求，进一步确立了宏观政策不搞强刺激的总基调。随着去年底以来防疫措施不断优化，疫情快速达峰，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呈现回升势头。今年2月份，制造业PMI指数进一步回升至52.6%，创2012年5月以来新高。13个分项指数中，除在手订单和原材料库存指数还处于收缩区间外，其他分项指数均重返扩张区间，而1月份还有9个分项指数处于收缩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更是结束了2021年5月份以来持续收缩的情况，大幅反弹至52.4%。各类规模企业制造业PMI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其中，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分别结束了2021年5月份和去年7月份以来持续收缩的状况，大型企业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综合PMI产出指数回升至56.4%，为2017年有数据以来新高。如果今年我国能够实现5%左右的增长，2020～2023年四年复合平均增速将达到4.62%，高于过去三年复合平均增速4.50%，对疫情三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有所补偿。鉴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2%左右，较上年回落1个多百分点，我国经济有望形成独立向上的运行态势，同时中美经济总量差异有望重新收敛。当然，5%左右并非政府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值，正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不低于6%，实际增速却在8%以上。如果今年有条件通过内生性增长而非强刺激实现更快的增速，政府更加乐见其成。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要高于往年每年新增1100万以上的要求。就业不充分是疫情冲击导致我国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负的突出表现。疫情三年年均城镇新增就业1220万人，较2015～2019年趋势值年均少增118万人。去年，城镇就业人口首现环比下降842万人，就业总人口下降1301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58%，其中16～24岁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7.56%，二者均刷新2018年有数据以来记录。增加就业是当前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着力扩大内需的关键。今年仍有1158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实现1200万人左右的新增就业是稳就业的基本要求。

导读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2023年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并展开详细阐述。本文对主要发展目标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以下五点最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增速目标稳健，一方面是考虑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另一方面在于腾出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200万人，高于去年的1100万人的目标，体现“就业优先”政策；三是稳增长的主要抓手在于大宗消费、服务消费、重点项目投资；四是财政货币政策表述简洁，产业政策力推高质量发展，财政货币政策沿用此前基调，重点强调高质量发展；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关注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房地产领域风险化解。作者｜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汪导国(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以下为文章全文：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社会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做了详尽阐明。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设置在5%左右，财政维持扩张，预算赤字率和新增专项债额度均有所上调。今年就业目标设置为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在实现今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的方式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坚持消费优先、实施重大项目投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等重点工作领域。我们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以下看点。01经济增速目标稳健，一方面是考虑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另一方面在于腾出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略低于市场预期。一方面是对今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理性认知，全球贸易下行压力、地产销售恢复进度均为今年经济增长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本身也更加注重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平稳性，正如刘鹤副总理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文中提及的，“要避免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此外，设置相对较为稳健的经济增速目标也有助于避免一些地方、部门重回旧经济发展模式，而集中精力推动经济效率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02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200万人，高于去年的1100万人的目标，体现“就业优先”政策官方多次提到，只要能保证充分的就业、稳定的物价，经济增速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可以接受。此外，今年设置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为5.5%左右，与去年的5.5%以内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大致持平。在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相对稳健、就业目标较高的设定下，预计政府将推动一批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产业发展，如家电、汽车、餐饮、旅游、家政服务等行业。03稳增长的主要抓手在于大宗消费、服务消费、重点项目投资报告提及“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5%这个数字格外引人关注，这是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新目标。围绕这个目标，今年的宏观政策有哪些特点？政策如何发力，来助力目标实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接受央视财经采访。中国经济2023年的增长目标正式公布。去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在巨大体量基础之上，5%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具体来说，财政政策方面，今年将突出加力提效，赤字率拟按3%来安排，支出规模相比去年有所扩大；货币政策强调精准有力，广义货币供应量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这两个关键指标，将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突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五大政策协调配合，它们既有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整体的通盘考虑，让5%增长目标的顺利实现，有了充足的底气与坚实的基础。全国人大代表

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及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牌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合署办公。不再保留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对边境或外贸结售汇业务量大的地区，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机构方式履行相关管理服务职能。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按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相关管理规定，将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机构剥离，相关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均使用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执行国家公务员工资待遇标准。

2226】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移、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汇率波动区间持续走阔的背景下，世界

导读3月5日上午9时，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和五年的工作，明确了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提出了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报告强调，今年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如全球通胀高企，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等，还需要直面问题挑战，尽心竭力改进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新一年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等等。同时，还要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统筹推进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改革化险，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等金融信号。那么，应如何认识今年5%的GDP增速目标？如何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做到精准有力？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改革如何并举出击？如何推进稳定经济和化解风险的工作？针对如上问题，IMI特别采访了几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观点整理如下。01如何理解与实现2023年5％的GDP增速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增速目标，相较于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以及过去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的成绩，显得更为务实稳健。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强调，同历史相比，这个目标不算高，因为中国经济十年来的平均增速是6.52%，但我们现在不是唯一追求高增速，而是要合理的增速，更多的是要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就是高质量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预期目标，其设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支撑因素也比较强。从政策层面来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及社会性政策等，对于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不减，该延续的还要延续下去，比如减税让利、降低融资成本等，都为企业发展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些大的国际机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不乐观，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通胀高企，政策在收紧，再加上外汇等各种因素干扰，全球经济面临放缓。中国去年增长3%，今年预期5%，意味着要比去年提高两个百分点，今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度会比去年提升很多。目前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都在不断恢复，内外交流渠道越来越畅通，进出口形势不错，外资也不断流入，经济复苏势头不错。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国际环境仍然面临较大挑战，存在不确定性，国内也有一些压力存在，所以一定要努力，不断向前推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今年预期经济增速略低于市场预期。今年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为5.2%，2、3月份高盛、花旗、大摩、摩根大通等主要国际机构的最新预测分别为5.5%、5.7%、5.7%、5.6%。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值相对偏保守，一方面反映了当局对于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有较充分的估计，有助于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必须在提高质量效益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的要求，进一步确立了宏观政策不搞强刺激的总基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强调，2023年GDP增长目标为5%左右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并不过于乐观的目标，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行性。首先，消费受到了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阶层也将消费提到了重要地位。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的确立以及疫情管控的放松，经济发展中长期的不确定性降低，受疫情影响压抑许久的消费热情爆发，消费得到快速复苏。同时相对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也能为今年的消费增长提供支持。总之内需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并且可持续性较强，而且扩大内需将成为我国中长期的政策。其次，房地产政策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房住不炒”与发挥房地产的经济支柱作用并不矛盾，抑制过度炒作后的刚需市场可支持房地产市场实现新的动态平衡。然后，注册制的实施以及对科技的大力支持。注册制为高新技术行业融资加大了便利。此外，官方对民营经济与平台经济也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与定位，这将提升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与热情。金融与科技的助推之下，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提高。以上较为乐观的因素成为2023年经济良性发展的保障，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若干不利因素：一是欧美经济已经明显露出了疲态，美债收益率倒挂、知名地产基金巨头违约等信号，都表明今年欧美衰退成为大概率事件，外需将显著下降，从而中国出口承压也成为大概率事件。其次是俄乌冲突发展至今，规模扩大甚至发生核事件也并非不可能。第三就是疫情影响。尽管目前疫情在全球似乎都得到控制，但流感等各类传染疾病处于高发阶段，流感暴发后新冠会否重来也值得关注。综上，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既有明显的促进因素，也存在若干不确定风险，5%左右的GDP增长率，是一个并不激进、有现实可行性的目标。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指出，5%的经济增长目标既预测到走出疫情后经济活动的自然反弹趋势，也充分考虑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的可能负面影响，是适宜的。疫情结束后，以服务行业为代表的内需板块将改变疫情期间供需两方面受压的状况，迎来相对强劲而快速的反弹，这也是很多市场人士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的信心。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内需改善的同时，外部需求在今年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欧美经济在经历去年的急速加息之后，已经显露出疲态，市场对于今年欧美出现衰退的预期也在不断强化。目前，亚洲对于欧美的出口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下滑，这种趋势大概率在今年内延续。根据我们的测算，出口可能在今年对我国经济带来近一个百分点的拖累。因此，在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5%的目标令我们的政策保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内外部情况变化灵活安排。同时，这个增长目标也为纠正其他经济金融风险留有余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平衡。02如何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做到精准有力？《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把握政策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用好降准、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强调，需要发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由于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西方国家还处于加息和货币政策紧缩之中，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加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拉帮结派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增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致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存在出口下滑、顺差减少的风险，不利于今年宏观经济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首先，为了满足实体经济扩大生产的融资需求，保持适度的货币数量增长是必要的，广义货币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不应低于名义GDP增速。其次，灵活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强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引导金融机构扩大贸易融资规模，降低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成本和相关费用，突出贸易融资维持贸易正常运转润滑剂和扩大贸易催化剂的积极作用。然后，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主要运用市场手段干预汇率，加强市场预期管理，避免汇率非理性剧烈波动，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增加贸易企业成本收益的确定性，提振发展贸易的市场信心。最后，继续扩大央行货币互换范围，适当增加双边货币互换使用的功能，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提高国外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动机，为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降低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涛认为，随着疫情扰动的影响减弱，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逐渐正常化，加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有效融资需求恢复。随着国内经济全面加速回升，当月市场融资需求继续恢复，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收紧。鉴于“两会”之后财政预算落地，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加快发行，需进一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排除央行未来还可能降准乃至降息，因为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是留着用的，而非攒着看的。这也是综合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的应有之义。通胀威胁不是当前货币宽松的掣肘。企业贷款多增有可能受到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引导，企业债券融资少增则部分反映了企业主动性的融资意愿不强。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认为，货币政策符合预期，更加强调精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现在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层次多样（长期工具、阶段性工具）、利率不同（0%、0.5%、1%、1.75%、2%、2.4%），共计15种，截至2022年12月末结构性工具累积金额达6.4万亿左右，占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44%左右，MLF仅占32%，其他占24%。央行通过结构工具基本已经可以决定流动性的“半壁江山”且通过差异极大的利率引导资金流向，MLF单独观测意义大幅下降。03如何推进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改革并举？《报告》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强调，就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言，2023年最大的制约在于外贸，对此须有最坏的情景预估或压力测试与百分之百的主观努力，外贸有60%的可能延续2022年疲态，零或负增长，因而需要“堤外损失堤内补”，对国内消费与投资两驾马车更需扬马加鞭。首先是消费，只要疫情趋于消退，其报复性反弹可期，这从管控放开后首个春节出行旅游、用餐、购物等消费有的接近2019年，有的大幅超过2019年，即可见一斑。政策层面所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推波助浪，相关宏微观刺激政策能出尽出，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至少恢复到2019年11%多的水平。其次是投资。除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从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之外，更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更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如果不大幅改变202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0.9%的极端情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很难有5%左右GDP增长所需要的跳跃式增长的。而要改变这一极端情况，关键在于稳政策、增信心、强预期。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强调的，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些政策供给落到实处，就可极大地增强民间资本的信心与预期，从而促进其投资增长跳出低谷，实现一个大跳跃。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钟红指出，考虑到今年外贸形势面临挑战较大，《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为此，报告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在内外部挑战和压力增大的宏观背景下，消费能否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还需要在预期改善、民生改善和落地执行等多个层面发挥政策合力，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早日实现。“IMI财经观察”特约评论员刘红伟强调，国资基金是“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中的关键一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我们要通过投资强度保持研发强度，就必须发挥好长期资本的作用。这其中，政府引导基金及国资基金的责任日益重要，应扮演好基金市场“守夜人”的角色，更多的扮演好引导、扶持的只能，发挥母基金撬动作用，破除梗阻和壁垒，激发民间资本的市场化、专业化效能。从2002年中关村创投成立算起，我国政府基金的发展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程。截至2022年末，我国共累计设立2,050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82万亿元人民币。在“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中，只有政府引导基金及国资基金兼备科技自主创新、地方产业打造和招商引资等多重职责，也正因此，超10万亿规模的政府引导基金的效能问题备显重要。目前的规模日益庞大，但效率的呈现，按照PE的投资周期，至少要经历5年甚至7年、10年的周期，资金循环的后滞性是需要提前审视的问题。另一方面，若要使“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得以实现，必须有资本的有效退出机制。因大国间经贸摩擦及中美科技竞赛、博弈的加剧，加之双方上市监管的要求，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在募资和投资领域日益出现的分野。国资基金在坚持国家科技创新自主安全可靠，以及投资项目上市顺利退出过程中角色日益重要；且从居民财富管理端来看，要匹配长期资产标的并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红利，打通一二级市场的资金循环，同样是国资基金要承担重要的任务。04如何做好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报告》提出，突出做好稳物价、稳就业工作，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预期目标在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研失业率5.5%左右。同时，与此相联系地，《报告》还明确指出当前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两大领域存在风险隐患，提出“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防止无序扩展，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赵锡军指出，二十大以来，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一命题的重要性正不断凸显，而化解经济金融方面的重大风险，是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前几年房地产行业发展比较猛，资产扩张非常快，负债率比较高，资金面特别紧张，然后再加上市场波动，就出现风险，但并不是说整个行业都出现了问题。房地产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对国家经济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怎样能够把风险化解，让头部企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成长，为居民提供优质住房保障，也是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和转型的基础，这可能是今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管涛强调，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要高于往年每年新增1100万以上的要求。就业不充分是疫情冲击导致我国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负的突出表现。增加就业是当前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着力扩大内需的关键。今年仍有1158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实现1200万人左右的新增就业是稳就业的基本要求。今年通胀预期目标与前两年保持一致，也持平市场预期。短期看，通胀压力总体可控，当前国内经济恢复过程中，有效需求不足仍是主要矛盾。中长期看，一方面，国内经济供需大体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居民通胀预期平稳，物价水平具备保持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对未来物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也需关注，如防疫优化后消费动能可能逐步升温，劳动力市场加速回暖可能对未来工资变化产生影响，各方面政策累积效果还在逐步显现，以及海外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等等。钟红指出，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隐患，《报告》继续强调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发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认为，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今年政府工作风险防范关注的重点领域，如何化解头部企业风险、改善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表质量、防止企业无序扩张等，都将是今年政府工作重要的发力点，风险防范警钟长鸣。内容整理：刘越、王文姝栏目主编：朱霜霜

导读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在两会上针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建议，她指出，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建议统筹各方力量，不断夯实基础，破除制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障碍，按照“本币优先”的原则，营造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良好生态，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

导读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新鲜出炉，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在部署今年工作时，报告指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金融”19次，比去年多了3次，提及保险9次，银行1次，资本市场1次。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一年的金融工作如何评价？对今年的金融工作提出了什么具体要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将着力在哪些领域？为此，《金融时报》记者总结了4大看点。01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关于货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示，

导读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魏革军在两会上针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建议，他指出，人民币虽作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但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仍不足3%，而央企国企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不足已经成为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因素之一。应优化跨境人民币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多部门共同发力，深度挖掘央企国企跨境人民币使用空间和场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构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当前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但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仍不足3%，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的身份不相匹配，人民币的支付结算功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央企国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理应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央企国企在我国对外贸易投资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对外贸易体量大，在结算币种选择上更具话语权优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央企国企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保障资金链畅通。同时，大企业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能够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将“本币优先”理念通过供应链、产业链传导出去，让更多企业主动参与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来。央企国企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不足已经成为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算金额小，同比增速低。2022年央企累计发生人民币跨境收付6324.2亿元，同比下降7.7%，增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占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比重仅为2%，与央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作用不匹配。二是风险中性理念缺失，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央企国企普遍对汇率风险相对不敏感，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意识较差。以陕西省为例，省属国企的汇率套保办理比例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部分国企甚至盲目“顺周期”押注汇率博取汇兑收益，导致汇兑损失巨大。三是外币结算路径依赖较强，币种转换成本高。央企国企此前已经惯于使用外币进行跨境结算，而受限于商务合同普遍长单、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周期长等多种原因，央企国企切换币种时的隐性成本较高。政策建议一是继续优化跨境人民币的政策环境和金融服务环境。有序开展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试点，进一步降低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的准入门槛，扩大政策惠及面。鼓励商业银行在“展业三原则”基础上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提高结算效率，更好满足国有企业防止货币错配和防范汇率风险的需要。在尊重市场主体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切口，通过优化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增强企业获得感，激发和培育其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内生动能。二是加强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激励约束。建议中省两级国资委明确对企业跨境人民币使用的相关要求，提高央企国企的经营者、管理者对跨境人民币使用的重视程度，自上而下地帮助央企国企牢固树立“本币优先”意识，不断在对外贸易和投融资过程中扩大人民币使用。同时通过各种激励约束等形式对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央企国企给予鼓励。三是加各部门强沟通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国资委应与人民银行、商务部等部委密切配合，统筹规划央企国企涉外贸易和投融资的各个环节，“从始至终”地引导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同时建立合作交流机制，交流央企国企、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人民币跨境使用情况，打破信息壁垒、交流工作经验，深度挖掘央企国企跨境人民币使用空间和场景。四是持续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宣传推广。丰富宣传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本币优先”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更多国有企业“从知到行”地开办跨境人民币业务。同时着重将跨境人民币助企纾困的典型案例予以总结，让企业对使用跨境人民币的好处有更加直观而具体的认识。

两会时间春潮澎湃，万物生长，中华大地一派生机勃勃。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亿万中华儿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意气风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新起点，新远航。2023年全国两会，将汇聚共识、凝聚信心。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庄毓敏作为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两会履行庄严承诺贡献真知灼见人大代表庄毓敏无党派人士，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现任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会长。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开局之年，两会这些看点值得关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程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4日上午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议程一键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下滑动查看更多9图了解政协知识点▲上下滑动查看更多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公众号

作者：夏斌国务院原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本文字数：4819字阅读时间：13分钟一黄达教授是我心底里由衷推崇、尊敬的学者、长者与智者。作为学者，其毕生孜孜不倦、严谨治学，成就斐然。六卷本《黄达书集》收入的11本书，既代表了反映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金融学科建设的前沿水平和历程，同时在厚厚六卷本的字里行间，旁征博引、寻根究底，不时折射出教授做学问严谨的光亮。从探究中国最早是1923年清华大学开设“货币银行学讲座”开始，到1930年黎明书局出版中国最早《货币银行学》，从考证《康熙字典》前汉字中从未出现过金融两字，到进入21世纪的年届八十的黄教授，仍在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学的又一次引进，重新编纂教育部委托的从《货币银行学》演进到《金融学》这一教材。从编纂中讲述如何编书的“金融学•导论”一课分析的细致、认真程度可以看出，教授为昭示后人，仍不辞辛苦。读罢全文，才叫人服气，这才是在真做学问。作为长者，除平常所说的平易、包容、善待后人的长者气质外，稍了解中国金融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教授毕生从事金融教育，传道授业，影响了几代莘莘学子，真可谓桃李天下。现年届八十多的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早已退休的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张肖等人，见面教授都叫黄老师。现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中央财大校长王广谦、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杨以及谢平、贝多广、王松奇等等，都曾直接受教于教授……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制定后，央行想选一名社会上专家当首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们想到他自然是中国的不二人选。作为智者，此智者非古希腊柏拉图时代贬指善辩、诡辩者，而是中国所指的睿智者。是智者，其讲述理论，从来非概念到概念，而是逻辑服人，简言明语，接地气。其研究理论，对外，中西结合，对内，践言佐证，深明机理，不教条，不迂腐。即使在耄耋之年，仍是思维敏捷，观点清明，站潮头，不落伍。从教授身上可以发现，大智者做理论，独到之处，往往在于有理论“内观”之根慧。教授一辈子学术成就可谓斐然，圈内公认。但谁能想到，在其1984年所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再探索》后的20年，其能轻松一笔否定自己的20年：“此书出版后20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的水平。”（见《黄达书集》，第一卷“说明”）。做学问如修人，能看清自己，我是谁？我在哪？我往哪里去？……作为学者达人，能“内观”自己的学问做到哪地步，在哪台阶，这是一般名人所不具备的。恰恰这又是智者之所以成为智者的内功。有些人，往往是盛名之下，不知己为谁。作为智者，黄教授还有一事深深刻在我的人生记忆中。那还是80年初我在五道口念硕士。当时，衣着整齐、泰斗式人物陈岱老（北大陈岱孙教授）给我们讲授《经济学说史讲座》，正值中国女排冲向世界，夺冠赛事不断，同学心情激昂，难以割爱，往往边捧书本边看电视。席间，陈老为鼓励大家奋斗刻苦，自述其留美体会：“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其后，黄达教授来授课时，却鼓励大家劳逸结合，想看电视的还是去看吧……两泰斗珍言，后辈无从孰优孰劣。只能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看己慧根与选择了。二篇幅有限，此仅想推崇、介绍黄达教授分别出版于1981年和1984年的两本书：《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和《财政信贷平衡导论》。可以说，此两本书是“连体婴儿”、“双胞胎”。前者是“为了总结‘文革’前十几年教书的心得及十年动乱促使对社会发展的全面重新思考”，“匆匆发稿，来不及深入推敲”（《黄达文集》）。后者是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的通货膨胀、信用扩张、财政赤字、利用外资等一系列新问题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补充分析。但是两本书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于提出一个在计划经济下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框架。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中国经济，经典的特征和追求的目标是“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外汇、物质的统一平衡。“四大”平衡了，经济建设就能健康稳定发展，这是被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践所反复证明的。其实，“四大平衡”的理念与西方学说史上瓦尔拉斯的“均衡”思维若同一辙。无非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不承认客观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一经济体的稳定发展，都需寻求内在诸经济要素的协调。至于是什么要素、给予什么体系概念的称谓，那是经济学家的事。按苏联计划经济下经济学教科书模板，中国政府从实践中摸索，由陈云同志概括提出了贴近计划经济实践又为中国实践所反复证明、能反映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是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者统一平衡的思想。在黄教授上述两本书中写于1981年的第一本，开宗明义，表明作者的意图是，“写一本既不叫财政学，也不叫货币信用学，但又能综合反映有关部门学科科学成就的书。”是要寻究国民经济运行“有机统一体”的“综合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感兴趣。”两本书正是基于计划经济但又不想否定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这一在当时看来甚为大胆的设想（此想法作者最早源于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见《黄达书集》），抓住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这一核心前提，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平衡中的一部分，将国民经济运行从货币收支或货币流通角度，分解成七种收支活动为分析对象，剖析了国民经济是如何综合均衡发展的。在其中，特别是将财政、信贷、外汇代表的货币经济与物资运动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间密切复杂的关系，作出了淋漓尽致的通彻的均衡分析，从而构筑了计划经济基础上国民经济的宏观分析框架。可以说，这是相当完美的，是空前绝后的。说相当完美的，是因为在这本书之前，从商品货币核心前提出发就计划经济进行宏观平衡或均衡的分析，还没有一本为中国经济学界所公认的可与其媲美的好书。传统的受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三版影响的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么是牵强附会地运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的两大部类生产平衡的思想来简单解释计划经济，要么仅限于对计划经济各种术语进行大篇的定性解释分析，缺乏动态的机理分析，特别是缺乏通过货币资金关系将经济各部门视为一个统一体而作出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说空前绝后的，是因为这本书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转入市场经济或转轨经济，完全基于计划经济分析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不需要再编写如黄教授这样的教科书。以后出版的书需要反映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此后的一批《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科书又似都何曾相识。这些书与黄教授《导论》相比，不同质的不好比较，犹如男人与女人相比性特征，毫无疑义。今天重新推崇《导论》一书，其意义并不是想具体介绍书中某一观点或者想用某一观点来解释今天的经济运行。恰恰相反，在此看重的不是观点与内容，是分析方法和形式。因为今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金融的某些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资产证券化、直接融资、利率市场化、地方债的“开前门堵后门”等等一个又一个问题，往往容易出现不是拿彼岸市场经济成熟后的金融发展指标与做法，囫囵吞枣，简单套用相比，答出嫌中国改革太慢的结论，就是干脆脱离全球或全局视野，就局部问题分析局部问题，分析背后缺乏统一的转轨经济的分析框架，脱离实际，眼光狭窄。具体说，分析某一问题，缺乏采取中国经济处于轨迹过程中的、部分全球化又未完全全球化下的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衍生的政策研究，往往不接地气，不实用。当然，这本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为反映处于既全球化又未完全全球化下的经济分析框架本身尚未成形，发展经济学还在发展中。对此，有人可能并不赞成。但其实细分析，也不必为怪。从西方经济学术史看，宏观经济学还在发展过程中，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补空白。从古典的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再到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奠定了宏观经济学新的分析框架。但是之后的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的争议以及非主流学派对其的非议一直不断。这一切意味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从1776年《国富论》发表距明年才240年的短短历史，远不如数学、物理学那么悠久，那么成熟。当今的经济学期待着新的创新与革命。指出这一点，推崇黄教授的《导论》，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意味着尽管我们不可能去穷尽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宝库，但是要切记，做学问，就要做“真学问”，要弄懂“所以然”，要有做“真学问”而不是“假学问”的心态与视野。在今天做宏观经济学问，尽管背景不一样，但要像黄教授写《导论》那样，能做重新解释美国危机后世界经济“统一分析框架”之类的里程碑式的学问。或者，如果分析某一具体问题，起码是在自己脑中已有“统一分析框架”的指导。理论毕竟是实践的抽象。真像我们不能指望当代经济学“通世奇才”萨缪尔森写出苏联计划经济下反映中国经济模式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之类书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望在十年文革刚刚结束时，让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黄老先生去写出类似萨缪尔森的第19版《经济学》。但是，这丝毫否认不了，通晓那个时代，即真正通晓计划经济下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关系、通晓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能刻画其相对均衡发展（我相信，对此从米塞斯到哈耶克是绝对不赞成的），这本身就是本事，是同时代有多少学者所梦寐以求的。在此方面，黄达教授是巨匠，《导论》是顶峰，是里程碑。三至于收入《黄达书集》中《导论》之后的四本书，写作时间已经为中国经济开始迈入转轨经济或叫过渡经济。什么叫过渡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货币经济，在体现本国经济与他国经济关系的最后一道门槛——资本管理和汇率——尚未打开，其运行制度尚未溶入世界经济主流制度之前的漫长时间内，可以说，就是过渡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征仍未完全消除。同时，因为已进入过渡期，期间的货币供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运行开始部分刻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此现状决定了，此时若要编写解释一国经济的《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程，此教程必然会存在也有必要存在与西方流行的教程不一致的内容。这是解释一国经济的相对需要。但是，当一国家经济基本溶入全球经济后，即资本管制与汇率基本溶入世界主流制度后，“中国特色”的《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程有否必要存在，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就此意义讲，黄教授《导论》之后的四本书，尽管思想的脉络是一贯的，是试图完成反映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货币金融思想的创立，但是遗憾的，仍只能是过渡时代的需要。向前看，这只是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因为当中国经济完全“融入”全球经济后，是否还会需要和存在既能解释西方经济又与西方学术界在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货币金融教课书？不需要！所以当阅读黄教授《导论》后的四本书时会发现，为什么书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贴近西方相关教程又与西方相关教程有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学术思想与词汇？我认为，这已不是教材内容编写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设置问题。即金融学科定位是偏向于宏观分析的货币经济学，还是偏向于微观分析的公司金融学？金融课程设置中，是偏于经济学中的货币经济思想或偏于商科的公司金融学知识，还是合并保留在由过去留传下来的宏微观统合的金融课程？自然，这不属于讨论黄教授思想及本篇写作的范围了。但是正是中国教育界关于学科设置的问题，引致和耽误了一大批教授像黄教授一样，在其写《导论》之后的长达20年间，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探讨过渡经济时教材内容的并并合合的技术问题。生命有限，对一些智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导读《IMI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持续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动向，提供独家深度观点。本期报告指出，新增社融与中长期贷款超预期，欧美经济边际好转通胀压力。国际宏观方面，美国就业强劲超预期，通胀回落明显放缓，未来将有更多加息；欧元区经济边际好转，通胀继续放缓但核心压力仍存，3月大概率加息50bp；日本经济复苏缓慢，通胀继续上行但核心涨价仍慢，短期维持超宽松政策。国内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四季度和12月经济数据，四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大幅超预期。居民消费需求有所复苏，制造业投资增速小幅上升，地产系指标整体改善，竣工端回暖明显。基建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相对平稳，助力2022年经济顶住压力平稳收官。金融机构方面，银保监会、央行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形成资本市场方面，2月份随着大盘修复到相对高位在春节后进入窄幅盘整的区间。过去的一个月里，投资者对于宏观面的博弈逐步加剧。展望后市，我们仍认为市场进一步的上涨需要关键节点基本面改善的配合，在地产基本面彻底转向前，市场仍会处于存量博弈的阶段。以下为报告节选：01海外宏观1

导读本文为《IMI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2023年2月）的宏观经济专题，节选自原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稳定效应——理论建模及基于全球样本的实证检验》。文章研究事前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外生冲击时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效应。作者发现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放大了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风险的上升程度和经济产出的下降幅度，而事前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增强了银行部门在面对外生冲击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减缓了外生冲击所导致的产出下降。作者｜马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姚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01摘要本文研究事前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外生冲击时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效应。理论分析表明：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放大了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的风险上升程度，而宏观审慎政策的收紧则能够增强银行部门的稳健性；同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存在相互作用，表现为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部分抑制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由此减弱由事前宽松货币政策所引起的银行部门风险上升，进而起到对货币政策风险外溢效应的缓冲作用。在经济稳定效应方面，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加重经济遭受外生冲击时的产出下降，而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通过抑制银行信贷和投资的顺周期性，减轻经济系统所遭受的冲击。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削弱了货币政策与外生冲击下产出下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一作用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更为明显。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一独特的研究窗口，实证分析显示：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放大了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风险的上升程度和经济产出的下降幅度，而事前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增强了银行部门在面对外生冲击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减缓了外生冲击所导致的产出下降。02引言宏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逐渐形成共识，需要制定宏观审慎政策，以弥补货币政策在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不足，从而防范金融脆弱性累积，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评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如何发挥作用、是否能够实现政策目标，以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是否有适当的协调。然而，迄今为止，评估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应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被逐渐广泛应用的十多年里，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未发生，难以基于现实数据评估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有效性。在此背景下，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上分析双支柱调控框架的作用机制（Agur

2023年2月26日，由上海华瑞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华瑞金融科技沙龙”（第6期）暨“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200期）在线上进行。本期沙龙主题围绕“数智金融服务产业新蓝海”，由IMI联席理事长、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曹彤行长做主题报告，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贲圣林，神州信息副总裁马洪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文继荣等专家参与了研讨。沙龙由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执行所长宋科主持。宋科首先对主办方进行了介绍，并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曹彤董事长围绕“数字金融服务产业新蓝海”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分享了对于数智化金融服务产业的看法与前景展望。以下为观点集锦：主题报告曹彤IMI联席理事长、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曹彤理事长在主题报告中指出，首先，数智化金融服务产业是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势，随着数字化的能力、数字化的社会环境不断的深化，产业颗粒度越来越细，客户群体终端化使得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源，资金、人才开始向着B2B领域渗透，这无疑对金融行业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其次，曹彤提出了金融行业适应数智化趋势发展的能力要求。金融行业应当重视且具备数字化交互与数字化风控的能力，从单元化到多元化，从单一中心到多中心的金融服务需求带来了金融与产业界对于产业平台生态的共同诉求，而其中金融风控和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接着，结合案例对金融行业的具体实施路径进行了说明。消费，物流，三农，双碳等行业具备一定的数智金融的可行性，体现出强大潜力，从B2C产业的数字化红海到B2B产业的数智化蓝海趋势已经明显，金融机构可以从这些行业出发寻找并拓展新产业、新生态、新模式的机遇。最后，曹彤回归对于银行的发展预期，互联网银行、数字化银行、开放银行的演化路径可以预见，其中，杠杆率控制手段值得未来着重考量和深化，风控理念也将从主体信用向着生态信用转变。嘉宾研讨随后，与会嘉宾对主题报告及相关问题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围绕产业数字金融的新模式、内涵、未来金融科技生态的构建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奔圣林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所长从无形资产投资推动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分享了看法。首先，他认为金融行业短期主义的文化倾向是数字化转型最大的障碍。金融业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不解决短期主义现象非常难实现。其次，无形资产的崛起是过去金融行业二十多年遇到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忽视无形资产的长期积累和持续投资是我们最大的误判。第三，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前置条件是要加大对自身无形资产的投资和能力的建设。第四，银行要强化打造生态体综合组织能力的建设，要以银行为核心对外有效链接客户、相关供应商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内一体化协同各个部门、各个产品线、各个员工。第五，长期主义应该是数字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数字化智能化是长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最后，打造无形资产密集型的金融机构是数智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和努力方向。要真正成为一个无形资产密集的企业，每个金融机构需要盘点、投资自己的无形资产，从商标到内部规则到生态链能力，这些是银行估值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数智化转型才能行稳致远。马洪杰神州信息副总裁马洪杰副总裁从金融科技企业从业者的视角提到了数智金融的发展。首先，他提到数智金融发展要遵循银行第一性原理，服务是“本”，数智是“末”，要本末相顺才能长远发展。并指出，在传统的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数智金融应充分应用数字化的力量，作用于金融供给，从而解决供需之间的矛盾。其次，他对数智金融的发展提出了三个重点方向；第一，加强对数据要素的利用，构建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新型金融服务能力。随着国家加快推动一二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各种生产场景和维度的数据都在逐步积累，这些变化都对数据要素的利用和构建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新型金融服务能力提供了支撑。其二，通过“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融通创新，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传统金融服务的升级；另一方面加快基于新场景的服务创新。最后，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智金融发展的数字化底座。使发展之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技术架构。在最后，他对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点要求，即对金融科技企业来讲，要围绕着数字化的使命，进一步推动数云融合的技术范式的应用；同时发挥各科技企业的不同优势；最后，构建以客户为导向的企业文化是所有科技企业应该共同遵循的。文继荣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文继荣院长通过ChatGPT的案例分析了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他认为，在金融科技领域，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前景值得大家期待。第一，“针对特定任务”的人工智能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当前的人脸识别、机器翻译、语音识别、或者金融科技领域做风险评估的人工智能，都属于针对特定任务的模型，技术上有很大的局限。从应用角度看，针对某一个任务，就需要训练一个模型来解决。从人工智能的技术方面来看，目前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没有解决一些根本问题，包括常识、知识迁移、推理等。第二，ChatGPT虽然是一个对话模型，但它表现出可以部分或者近似解决一些深刻的人工智能基础问题。当我们用海量的数据、巨大的算力构建了千亿量级的模型后，ChatGPT就展现出了一些原来我们认为它不应该具备的能力，称之为“涌现”。ChatGPT的意义会超出人类的想象，不仅仅是造出了一个远超以前水平的对话机器人，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在人工智能根本性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还遥不可及的通用人工智能的一条可能的实现路径。最后，中国也迟早会有我们自己的ChatGPT，而它的影响也会逐渐蔓延到各个领域，相信它对金融领域也一定会带来很深刻的变革。宋科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执行所长宋科教授对本次沙龙进行总结。他指出，未来的超级智能、通用智能对金融科技商业模式的改变，恰恰呼应了曹彤董事长讲到的数智金融的“智”上，技术未来怎么去应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未来怎样产业化、商业模式化有着非常广阔的结合空间和想象空间，也是本次沙龙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表示，“华瑞金融科技沙龙”会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关注这个话题。撰稿：杨尚儒观点整理：吴子怡、马吉娟、孔煜、时子凡本文监制：安然大金融思想沙龙大金融思想沙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发起设立的高层次学术沙龙，分“全球领袖”、“政策专家”、“学术名家”、“业界精英”与“青年学者”五个系列。沙龙立足中国实践、紧跟国际前沿，为推动新时期“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平台。“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大金融论纲》中系统论证了“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华瑞金融科技沙龙华瑞金融科技沙龙是由上海华瑞银行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金融科技研究所共同发起设立的系列沙龙，每月定期举办，沙龙秉承“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大众”理念，专注金融科技及相关领域热点问题，邀请产学研多方专家学者，共同深入讨论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之路。版面编辑｜孙铭鸿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总监制｜朱霜霜近期热文李扬：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中财办祝丹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切缅怀｜厉以宁：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RUC之声

导读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祝丹涛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单打一、顾此失彼；关键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坚决防止被别人“卡脖子”；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变大而不强局面；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防止出现局部小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对于形成内生发展动能、掌握发展主动权意义重大。近年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国内大循环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断点，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些认识和行为偏差。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化认识，优化政策，改进方法，紧抓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01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单打一、顾此失彼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供需两端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是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主逻辑。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三期叠加”复杂局面，我们抓住主要矛盾，自2015年起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需失衡得到矫正。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制约居民消费增长，民间投资预期不稳、增长缓慢。同时，供给结构仍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如果简单扩张需求只会造成产能过剩、需求外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从供需两端发力，既扩大有效需求，又推动生产函数变革调整，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方面，要扩大高质量需求，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要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健全多元化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02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关键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坚决防止被别人“卡脖子”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科技自立自强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科技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近些年美国对华科技遏制不断升级，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法案和管制措施更是变本加厉，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凸显。主要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亟待破解；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原始创新能力较弱，缺少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活动存在脱离经济主战场而自我循环现象，做科研、写论文是为评职称、拿“帽子”，最后上了书架、进了柜子，钱变纸（论文）易、纸变钱难；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主体，大量停留在商业模式、实用技术创新，“硬科技”创新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存在堵点，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加快科技创新和高水平自立自强步伐，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这是必须要爬的坡、要过的坎。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确立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出一大批有持续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要学会在斗争中求合作，稳住和拓展国际合作，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为人才干事创业创造良好环境，让顶尖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守护好奇心，鼓励探究本源，激发创造力，增强实践力，促进教育更好为创新服务。03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变大而不强局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国民经济各产业有机链接、高效畅通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是做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增强制造和服务能力，有力支撑高效率社会生产和高水平国民收入。当前，我国产业链还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全而不精；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存在“断链”“脱钩”风险；产业链面临中高端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分流的两头受挤压力；新兴产业培育存在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虽居首位，但大企业引领发展与产业系统定义能力还不强，中小企业数量庞大，有活力，但市场竞争力弱、升级能力不足，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偏少。未来一个时期，要站稳脚跟、练好内功、逆势而上，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重点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要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做大集成电路、工业母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等新赛道，加快量子计算、空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应用。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04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防止出现局部小循环国内大循环是针对全国范围而言的，是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各地不能各自为政、封闭运行，不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大交易范围、拓展市场深度和广度、深化分工体系、提高经济效率，才能有效释放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所蕴含的规模和范围经济巨大空间。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担心纳入大循环会使当地市场被外地企业占领、资源被发达地区掏空、税源流失；一些地方为了实现买本地产品、用本地企业，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领域“外招内定”“明招暗定”行为屡禁不止，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手段多样、层出不穷，差别化监管和执法现象较多；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乱象频出、恶性“内卷”，甚至出现“皮包公司”骗补；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机制欠缺，资源要素全国范围合理高效配置受到制约；乡村的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持续单向流出，但城市资源要素“下乡”还有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出现这些各式各样的自我小循环，看似局部正确、短期可行，但实质上是以低层次自我循环取代高水平全域循环，不仅弱化自身长期发展竞争力，也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未来一个时期，要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构建无歧视性的统一的市场准入要求、竞争规则和监管执法体系，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坚决打破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雄厚市场基础。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强大产业生产能力，工业化、城镇化仍处于深入发展阶段，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具备依靠国内产业分工和国内需求驱动经济长期合理增长的条件和能力。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系统观念，明确方向、把握重点、辩证施策，以改革的办法着力破除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有效发挥企业家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释放需求潜力，增强供给能力，提高保障能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科技—产业—金融、城乡、区域各方面畅通循环，进一步夯实国内大循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导读近日，IMI顾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际金融杂志》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分享了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初步体会，并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战略定位，金融体制改革仍需不断深化。完善流动性管理和债务管理体制，推进央行现代化改革，同时，继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今后若干年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为了更好地落实二十大精神，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对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方向、内容和任务做些梳理。0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基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内容和分步推进的战略安排进行了系统阐述，这是规划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遵循。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报告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经济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有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特征、共同内容、共同的运行机制和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全面吸收这些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财富。第二，由于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现实国情等千差万别，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内容和道路其实不尽相同。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中，显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报告对经济金融问题的论述堪称惜墨如金，在第五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标题下，共计只有不足600字的阐述。可以看到，这段论述凸显了两大要点，即“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和“着力扩大内需”。前者从体制机制上确定了今后的宏观调控必须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大背景下展开；后者则表明，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需求管理，它当然应是需求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但扩大内需更重要。关于今后的金融改革，报告强调了三项内容，一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二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三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视。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的解说，“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显然，报告实际上是用“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提法，概括了我们已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央银行和资本市场改革做些粗浅的分析。02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流动性管理机制中央银行的基本功能，当然仍是调控货币供给总量和利率，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适当的货币金融环境，然而，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央行功能的聚焦点已然全面转换到流动性管理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关键也在于此。传统上，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再贴现、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条渠道来施行货币政策。再贴现是最早进入央行视野的政策工具，其理论背景亦十分深远，学术界用“真实票据说”概括了这项工具的内容、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但是，尽管历史久远，实践很快就显示出它作为央行政策工具的缺陷。这是因为，基于对商业票据的再贴现来调控基础货币，遵循的是微观经济的运行规则，因而本质上具有顺周期性，而这与央行遵循的宏观经济运行准则及其逆周期调控的基本立场相悖。这一缺陷，在经济陷入危机时暴露无遗，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央行令人失望的表现便是例证。调整法定准备金率一向被称为货币政策的“巨斧”。在历史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初始功能是支付和清算。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以来人们发现，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成为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便利工具。然而经过百余年的实践，中央银行家们逐渐认识到，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调控货币供应虽有“大杀四方”的快感，但总体上可能弊大于利。其一，由于其影响既大且广，用于小幅度调整货币供应（这是中央银行经常要做的事）便很困难。其二，对于那些准备金处于边际水平上（超额准备金率很低）的金融机构而言，提高准备金率可能立即引起流动性问题，而这是中央银行不愿看到的。其三，频繁变动法定准备金率可能给金融机构平添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它们的资产负债管理陷入困境。其四，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性手段，这与整个经济和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方向相悖。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法定准备金率制度成为货币当局和金融理论界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首先想到的是对法定准备金制度进行完善。循着这条思路，一方面，更多的金融机构及其负债进入了准备金制度覆盖的范围；另一方面，各种存款负债的多方面特性被更仔细地区分，并适用于差别性的准备金率。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迅疾步伐、金融创新的风起云涌和金融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很快就使货币当局意识到，在新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上述弊端逐渐显现，它可能已经不是一种合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彻底改革准备金制度的动议便在20世纪90年代被列入各国央行的议程。关于准备金制度的改革，曾经有过两种极端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把法定准备金率提高至存款的百分之百，基本“封冻”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功能；另一种意见则是完全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主要依赖其他机制来进行宏观调控。实行百分之百准备金率的建议显然是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其主旨在于约束金融机构的放款能力，有效防止通货膨胀；而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的建议，则是基于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旨在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更为公平和有效率的竞争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通货膨胀逐渐远去，通货紧缩反倒时而出现，前一种意见不再被人提起，而降低准备金率乃至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的意见则不仅受到重视，而且逐渐变为各国的现实。当然，“零准备”并非无准备，相反，金融机构虽然无需在中央银行保留一个正的准备金余额，但仍需在其资产结构中保留一个规模并不很小的现金准备。在“零准备”制下，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中通常都被要求保有一定规模的现金资产；另外，为了保持流动性，这些金融机构还在其资产总额中持有相当份额的高流动性资产。在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战略中，这些高流动性资产通常被称为“二级准备”。在上述改革之后，央行的功能便逐渐发生变化。从政策目标上看，流动性管理在央行诸多功能中居于核心地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从政策工具上看，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主要工具。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越来越依赖由政府债券市场提供流动性。基于此，央行的角色也逐渐从最后贷款人转变为最后做市商，也就是说，央行的货币政策，无论是调控“量”或“价”，都主要通过其在金融市场中买卖政府债或高流动性的政府机构债来实现。由于上述转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深入地内在勾连在一起。事实上，20世纪末以来全球债务规模的持续上升也助长了央行将政策目标聚焦于流动性管理的转变趋势。2022年年初的LIBOR形成机制改革也体现出相同趋势。改革的方向是彻底摆脱伦敦同业市场的“报价”机制，杜绝商业性机构的参与可能对市场信号造成的扭曲。改革的方向是全面转向流动性市场——或转移到政府债券市场，例如，美国和瑞士；或转移到数字化货币市场，例如，英国、日本和欧央行。对应全球央行功能及其流动性管理发生的变化，以“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改革目标的中国，显然也应围绕完善流动性管理体制来推进这一进程。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央行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阐述中都凸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表明已充分注意到国际上的这一动向。当然，鉴于我国央行体制及金融机制的特殊性，这一转换需循序渐进。一是继续完善以中期借贷便利为主的流动性对冲机制，缓解财政收支对银行体系流动性造成的季节性和阶段性扰动。原因在于，财政收支任何的变动，客观上都会对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二是改革法定准备金制度。目前中国畸高的法定准备金率是历史的产物，如今，实行高准备金率的条件已全面逝去。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今后两年，为提高流动性而继续降准将是大概率事件；然而，降到一定水平，法定准备金率势将相对稳定。在准备金率不会再频繁且大规模变动的背景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势将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并借以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现代化转型。三是构建以无风险资产（国债）为中心的流动性对冲和管理机制。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基础的新的流动性管理机制。四是以提高国库的收益性为导向，全面完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突出流动性管理和公开市场操作，必然要求国债市场有较大的发展和改革。可以预见，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政府债务不断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政府债务不断增长，仅仅依靠财政部门自身对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进行管理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债务生来就兼有财政和金融双重功能——它发行的规模和种类或许主要由财政政策决定，但是，一旦进入市场，它便成为重要的具有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广泛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其运行便完全遵循金融规律。鉴此，央行成为中央政府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进而通过在国债市场的操作来实施货币政策，便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2022年12月12日，财政部以2.48%的利率向有关银行定向发行了7500亿特别国债，同日，中国人民银行便从公开市场向一级交易商购买了等额国债。这一操作刻画了这一运作机制的两大要点：其一，央行应当协助政府的筹资活动，参与国债市场的运行；其二，央行不能直接与财政部进行交易，其间需有严格的防火墙。事实上，这种运作机制早在20世纪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就已明确规定了。未来，央行和财政部应组建稳定的合作机制，共同依法管理中央政府债务。同时，要打通债券市场，打通银行信贷市场，在各市场间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完善货币市场体系，建立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并建立有效的利率体系，为完善债务管理提供基础。03健全资本市场功能近年来，有关金融改革的文件直接提及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少；但是，在改革任务单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却从未缺席。二十大报告关于今后金融改革只提及了三个领域，其中便包含健全资本市场的内容。这既说明此项改革的重要性，也说明此项改革的艰巨性。理论上说，资本市场是配置资本，特别是权益资本的场所和机制，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断推出优秀的公司上市。在每个国家，上市公司都是该国最优秀的公司，因此，各国上市公司的结构能准确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水平。进而，资本市场的运行，从上市到退市，发挥着引导一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并提供动力的功能，因此，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必须充分体现优胜劣汰的原则。本文认为，所谓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主要就是完善资本市场推出优秀上市公司的功能，要把最好的、最能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向的公司推上市场；同时，也要不断把那些已经落后的公司淘汰出场。显然，这个过程引领着一个国家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观察资本市场状况的切入点就是分析上市公司的结构。不妨将全球前20家上市公司与中国前20家上市公司的结构做一比较。从这个比较中，可以找到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功能的适当切口。分析截至2022年年底的全球上市公司结构，我们可以读出很多有意义的信息。其一，从产业上看，高科技公司牢牢占据着上市公司的顶端。微软、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维萨、特斯拉、腾讯、英伟达、台积电位居榜首。其二，从国别看，美国明显占优，占据15席，其他则是沙特阿拉伯、中国、法国、瑞士、中国台湾各一家。其三，前20大公司的榜单中还有若干新型的大众消费公司——联合健康、强生公司、路威酩轩、沃尔玛、宝洁、雀巢等，这代表着经济结构调整大规模科技化和民生化的新方向。其四，各类资源性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均从榜单上消失了。总结以上，如果说引领全球上市公司有一个决定性因素的话，那就是高科技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高科技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既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同时更多的则是改造传统产业。这个趋势值得记取。再看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资本市场的前20名榜单。有如下信息令人瞩目。一是茅台位居第一，且白酒公司共有2家；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共有8家，占据主导；三是传统资源类公司共有4家，仍占有相当的地位；四是高科技公司只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和迈瑞医疗3家；五是垄断免税贸易的中国中免进入前20名。显然，中国上市公司的结构显得比较传统，显示出我国的经济结构还主要停留在传统的工业化阶段，而非现代的、信息化的和数字化的。这个比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必须加紧对我国的上市公司结构进行调整，要让更多的科技含量高的公司上市，更要落实二十大的号召，加快数字化发展，让更多的数字化公司上市。同时，用现代化手段服务民生的公司也应是我们培养的对象。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科技公司上市？本文认为，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因素。第一，上市制度。迄今为止，我国对于公司上市还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审批制，注册制已经推行多年，2023年2月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宣布，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但真正落实还需时日。很多人会问，这个制度有那么重要吗？回答是，当然重要，而且至关重要。审批制本质是行政机制，是行政化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审批制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其基本倾向是接纳各种传统的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而排斥高科技公司。审批制对上市公司有很多要求，例如，要有多少资产、要有三年盈利等。这看起来不无道理。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只有那些传统的重资产的制造业企业才具备这些条件：它们大都拥有大片的土地、大量的厂房和设备，而且存续甚久，这些重资产通常都能评估出很高的价值。反观高科技公司，它们大都是轻资产的，且历史很短，若说有什么资产，大多还是无形资产，资产结构难以满足审批制下上市的要求。再说盈利。高科技公司大多在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利润，至少盈利不稳定，更不用说连续三年盈利；它们的价值，在于有无限的发展前景。然而，在审批制下，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能被确认，因而此类公司也很难被审批通过。在这个意义上，改审批制为注册制，不仅是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更是提升我国产业结构、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需要。第二，定价机制。在审批制下，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由官方（发审机构）根据已知的若干资产的价格决定。其主要的根据一是过去的盈利，二是监管部门认为合意的市盈率。显然，审批制下的股票定价主要根据是公司的过去，而不是公司的未来。在注册制下，这个价格将主要由市场参与者依据市场规则确定，投资者们主要根据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来为股票定价。第三，需进一步完善我国投资者结构，培育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说起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大家习惯将之概括为“散户为主”。这其实只揭示了事实之一。很多人均未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投资者其实是身份十分复杂的“一般法人投资者”，它们拥有上市公司50%以上的市值。构成复杂的一般法人投资者作为主要投资者，是很中国特色的现象，其中很多法人是行政性机构。因此，一般法人投资者为主，不免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浓厚的行政色彩；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功能，整个结构显然应当改变。第四，退市机制，使得退市常态化。有人会问，入市确实重要，退市也这么重要吗？本文认为，退市同上市同样重要。一个市场，如果上市能遵循市场机制，退市也遵循市场机制，那么整个市场便可能是有效率的。在我国，由于上市不易，退市也就很难。大家一定注意到，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发展金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上市公司。为达此目的，各地方政府都会把大量的资源向一些地方企业堆集，然后把它们“培养”上市。如此形成的上市公司，自然不能随意退市。于是，即便公司出了问题，地方政府也要动员新的资源去救助。这样，中国资本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特有的概念，叫作“壳”。壳有价格，可以买卖，市场规模还很大。毋庸讳言，存在大量壳市场的资本市场，其效率不可能是高的。因此，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公司退市常态化。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阶段，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大量改革和发展的新课题。研究和落实这些课题，构成我们今后若干年的主要任务。

导读本文实证检验了留抵退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建议提高研发人员费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幅度，激励企业加大对研发人员投入力度；加大特定企业留抵退税力度，充分发挥留抵退税的激励作用。作者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2月27日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导读2月24日，央行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平安首经团队梳理了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重点内容及其变化，在此基础上回应当前市场关注的三个问题，即货币政策发力的必要性、货币政策工具如何使用、通胀对于货币政策操作有何掣肘。作者

导读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的阶段，消费环境、消费秩序逐步改善，市场预期和信心平稳，加之政策支持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与此同时，报告对去年信贷投放情况、上缴结存利润情况做了重点介绍，同时对今年消费复苏的愿景与必要性做了详尽解读。01央行上缴结存利润支持稳增长2022年，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1.13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支持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央行有合理利润并上缴中央财政，用于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主要得益于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务预算制度。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为保持基本稳定的央行利润提供了重要条件。当前，人民银行利润主要来自历年外汇储备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开展投资所实现的经营收益。稳健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没有大起大落，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货币政策操作利息收入和支出大体相当，为保持基本稳定的央行利润提供了重要条件。相较而言，全球一些央行在应对疫情冲击期间大规模购买国债等资产，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当利率快速上升时，央行资产负债表及财务状况都受到影响。在完全核销历史成本的基础上，2022年人民银行依法上缴了所有的历史结存利润，并对外公开披露，这是提高央行财务透明度的重大进展。过去人民银行承担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等金融机构改革成本，要从历年人民银行的收益中逐年核销。过去十几年，人民银行坚持将部分利润用于消化金融机构改革历史成本，同时在多数年份也向财政上缴利润。经过多年不懈努力，2022年人民银行完成了金融机构改革历史成本的核销任务。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依法上缴结存利润，并对外披露，既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联动，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也是实质性提高现代央行财务透明度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财务基础。人民银行在保持资产负债表健康可持续的前提下，依法向财政上缴利润，不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也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服务于公共利益，开展工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健康可持续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强化金融服务的履职基础，既保障了央行实现币值稳定、控制通胀的可信度，也确保了央行能够有效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阶段，人民银行将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推动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会计标准，充实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和资本，实施审慎的资产损失拨备制度，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进而保障人民银行依法履职，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并以此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02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导读：黄达教授是新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者。他撰写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等论著，系统阐述了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平衡的基本内涵、信贷收支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建立，奠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由此构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为宏观经济学发展增添了中国经验，同时确立了中国宏观平衡理论的基本框架，得到学术界普遍赞誉。我们回顾《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等论著的诞生，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学术生涯的路标▲20世纪80年代初，黄达在家中读书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是中国物价体制改革元年。这一年，从提高粮、油料、生猪等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开始，国家开始有计划的调整价格。从此，伴随着计划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价格改革成为贯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条主线，延续至今。同样在这一年，“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当年，黄达的一篇“应景”之作《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由于在理论界首次正面明确提出“通货膨胀”这个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说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学界，或赞扬之，或批判之，而且好像踩了政治上的“红线”。理顺不合理的价格关系、改革不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让价格杠杆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工具，这个在今天看来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人们普遍把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环境下，却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本来《中国社会科学》要在它的1979年试刊号上发表，但由于话题敏感，未敢刊登。后来，在经过改题目、取消小标题文字以及删除“通货膨胀”字样等“技术处理”后，才以《试论物价的若干问题》发表在1980年底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1998年，该文获得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1988年《黄达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黄达将两篇文章同时刊出，以作对比。文章中，黄达认为：不合理的比价必须调整，而调整比价将会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所以物价水平会在时而平稳、时而有所提高的交替过程中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只要把物价水平的变动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就不会成为发展经济的障碍。反之，比价不合理的矛盾越积越多，对经济发展不利。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提出，对于基本稳定的物价方针，应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来理解。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的波动；而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应允许物价水平平稳地、小幅度地慢慢提高，采取这样的方针绝不等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场争论为黄达赢得又一个颇具形象性的绰号——“徐徐上涨”，以至于每逢开会，总难免有人指指点点，“看，徐徐上涨来了……”即便如此，由于对真理的坚持，这篇文章成了黄达日后走进政治经济学圈子的“第一块敲门砖”。随后的几年，黄达依旧在不同的场合坚持着同样的观点——社会主义与通货膨胀不能相容的论断不能成立，通货膨胀事实上长期存在。同时，沿着这样的思路，黄达一直在科研和教学中继续进行拓展、摸索，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彻底阐明这个问题的理论框架。1981年，黄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当年，他与周升业共同署名的《什么是信用膨胀，它是怎样引起的》一文在第11期的《经济研究》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自己认为，更主要的是这一次形成了分析信贷资金供求数量对比问题的系统思路。剖析信贷问题，在经济学中往往使人有走入迷宫的感觉；多年用来分析这一问题的传统思路似乎又很难把人领出迷宫。正是由反复理不清的困境所推动，我把我们教研室集体形成的剖析信贷资金供求问题也即货币供求问题的思路加以推演，并建立了基本模型。对我自己来说，这是‘飞跃’，是获得了可以解开有关难题的钥匙”。1999年，黄达在将该文收入《黄达文集》时，如此解题。如果说这篇文章是黄达攀登学术高峰的里程碑，那么三年后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下称《导论》）才真正标志着黄达达到了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1984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的精装本和简装本。“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这一年，黄达59岁，已近花甲之年。“这本书是自己倾注心血的成果，敝帚自珍，特别钟爱。记得看到过徐悲鸿的一幅群马图，他的自题词是：‘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千古没之加。’好像这最能点透自己对这本书的情感。”虽然无法体会此时黄达内心复杂的情感，但是从他日后回忆的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隐约感受到作者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矢志不渝的艰苦攀登之后，终达“泰山之巅”的喜悦和宽慰。《导论》将诸如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当中，并为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这本书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抽象出简单的理论模型，并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经济实际。即使是从当前“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宏观应对策略及其效果来看，该理论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诸多财政金融问题以及经济平稳增长具有深刻的解释力与政策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如何进一步把握经济均衡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当时，武汉大学知名经济学家曾启贤教授，对这本书特别欣赏并为之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导论》虽然没有包含宏观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但为建立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有人说：“《导论》是对计划经济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的最后总结”。《导论》虽然是以计划经济作为推导的背景，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的一本颇为中国式的财政金融理论著作，对任何分析和推导所做出的论断，均以在中国曾经发生或者现存事实为支撑，但是它却得出了放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而皆准的一般真理，在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由此为奠定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基础作出一份贡献。以至一名香港学者看到此书后，竟断定作者曾留学欧美。《导论》因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先后于1986年、1995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三项代表中国经济学科最高荣誉的奖项。▲1987年3月31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邀请黄达参加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颁奖仪式的会议通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事实上，真理存在于具有普适性的自然规律当中，与制度和环境并无必然联系。在黄达看来，正是置身于计划经济制度这样一个大“实验室”当中，他才能通过对简明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较为轻松地得出西方经济学需花大力气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具体而言，长期以来，土生土长的“黄达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接触和了解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前，一是中国几千年来本民族积淀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已经是许许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论，但不被看重实际上却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全然清空。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迅猛，占据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头脑。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统治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经济理论。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才再次全力引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从大刀长矛、汉阳造，到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一队士兵，但凭借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借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借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而黄达本人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也是这样长年累月地积累自己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并努力用来耕耘中国的经济学园地。之后的很多年，黄达依然沿着《导论》提出的基本思路，在教学当中不断观察现实问题，提炼基本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他又写就与《导论》在思想上一脉相承而内容上不尽相同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9年修订版）一书。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经济学逐步走进课堂，走进经济决策的现实情状，但就其理论研究价值来看，并没有超越《导论》。▲左图为1997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右图为1997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从1984年出书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在2005年的《足迹——〈黄达书集〉说明》一文中，黄达这样写道。——欣慰与遗憾同时跃然纸面。本文节选自《黄达传略》，宋科编著

导语：黄达教授是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他一生伫立三尺讲坛，潜心培育扎根中华文明沃壤、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漫步的人才，桃李天下。2001年和2002年，由黄达和蒙代尔两位教授冠名的“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和“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二十年来，这两个平台为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多方肯定。我们回顾“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与“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的创立与发展，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1995年春季学期，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到中国人民大学为“福特项目”一年制培训班授课。作为该项目中方委员会主席的黄达接待蒙代尔教授并由此开始了两人二十年的友谊。当时，蒙代尔教授尽管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已经是世界顶级教授。“福特项目”所能支付的薪酬，至多相当于他正常所得的一半。但出于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特别关切并期望到中国进行零距离地观察，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福特项目”的聘请。他的优良教学质量和责任心赢得一致的赞扬。当他知道这个连续举办了10年并证明卓有成效的经济学培训班即将宣告终止，曾多方呼吁，却也未能挽回他作为最后一期讲学教授的命运。1995年中，为了能够更好延续中美双方的学术交流，蒙代尔教授提出了组建“北京高级经济学院”的设想。他拟出了极为详尽的方案，并请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李文海教授出具了委托他筹资的函件。随后的若干年，蒙代尔教授为筹资问题四处奔走。但是由于种种困难，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即便如此，蒙代尔教授始终没有放弃推动中美双方的经济学交流的努力。在国内学术论坛和高校讲坛上，经常能看到他熟悉的身影。进入新世纪，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为依托，蒙代尔教授与黄达教授再度携手。2001年和2002年，由两位教授冠名的“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和“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二十年来，这两个平台为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多方肯定。▲1996年9月21日，黄达赴美访问期间拜访蒙代尔教授。2001年10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创设的“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启动。黄达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此次讲话中，他提出了“要培养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漫步的人才”目标。“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分为国外著名经济学家讲座、杰出华人学者讲座、经济政策领导人高层讲座、财税高管讲座、金融高管讲座以及财金名家讲座等六大系列，旨在推动中国经济学前沿理论与政策研究。自讲座创设以来，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米切尔·斯宾思、罗伯特·希勒和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数十位经济学家和政策领导人登上讲坛。▲2003年2月23日，罗伯特•希勒做客“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作了题为“行为金融学的崛起”的演讲。期间，希勒（左一）与黄达（右一）、王传纶（右二）等进行交流。▲“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系列部分主讲人和主题为了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大师们的学术思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将重要嘉宾的演讲集结整理并配以相关领域国内经济学家的点评，先后编辑出版了中文版《黄达—蒙代尔讲座》第一辑和第二辑，以及英文版《黄达—蒙代尔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出版发行的《黄达—蒙代尔讲座》第一辑和第二辑，以及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版面编辑｜王懿萱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总监制｜朱霜霜近期热文IMF研究部主任：预计全球经济继续放缓，明年有望反弹杨涛：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重点分析李扬：积极推动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视点

导读近日，2023第十届中关村金融科技论坛年会在“云端”举办，IMI学术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受邀参会并发表了题为“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重点分析”的演讲。杨涛从金融科技技术、行业、应用产品以及风险管理等重点领域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分别进行了深度分析。与此同时，在基于对金融科技发展现状的分析基础上，对金融科技未来发展趋势和关注的重点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推动底层应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第二，要基于实体经济的新发展格局，深度培育发掘客户需求。第三，要以场景金融的创新来承载新金融功能的落地。第四，全面完善金融科技的监管治理与生态。以下为演讲实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技术、数字化与金融业务、金融功能、金融要素的融合越来越深入。我们通过对金融科技技术、行业、应用的产品以及风险管理等重点领域发展现状的分析，为金融科技未来发展趋势和关注重点提出几点建议。01从技术角度来看，需重新梳理和审视可用于金融的科技探索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以及安全技术这几个视角来看，它自身的技术规律性特征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都在发生一些全新的变化。第一、大数据。当前，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我们国家基础性的战略资源。为了深度激发数据作为要素的核心动力，就需要在新形势下，无论从技术本身，还是从技术应用的制度规则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尤其可以看到，业界的主体正在致力于充分释放大数据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精准度、精度准、价值高的五维特征，在金融领域已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实践的案例。第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发展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支撑其他领域创新的数字底座。在技术方面，超大规模的预训练模型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领域，未来有可能形成大小模型与云边协同发展的智能体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治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可信的AI成为核心的内容。同时就金融领域来看，人工智能与金融领域客户服务、产品创新、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等业务场景深度融合，对金融服务全流程进行模式重塑和智能赋能，由此也成为我们谈金融科技创新成为金融领域全面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源泉和驱动力量。第三、互联技术。互联技术包括移动互联和物联网，从信息基础设施、技术和场景生态等不同的角度来看，当前我们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方向。为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互联技术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的技术成熟度、应用广泛度也是越来越高。第四、分布式技术。分布式技术包括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从云计算来看，云原生的理念已经被行业广泛的接受，并且对整个行业带来全新的驱动力。在相关领域跟云原生的结合也变成了一个很必然的趋势。同时在金融科技领域存量的云环境比较多，怎么样高效整合现有的资源来形成合力，这也是一个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混合云应该是比较持续的市场需求。在区块链领域经历了多年的创新演进和大浪淘沙，一方面技术跟商业模式仍然在探索过程当中，另一方面也已经出现了很多成熟的案例，而且不仅仅是过去单纯的使用分布式技术来嵌入到某些产品或者业务当中，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建设思路也从单一的系统往全局的中台化进行发展，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积极现象。第五、安全技术。安全技术同样是各方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受到行业瞩目的一个重要方向。伴随着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还有行业标准的出台，对于隐私保护跟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这些安全技术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我们也观察到，这两年无论是行业推动的金融科技创新，还是相关的一些部门推动的一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所应用的技术很大层面上都是与各种各样的安全技术密切相关。02从行业视角来看，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业有效的融合，将进一步驱动金融子行业快速的发展与演变我们可以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信托业的角度进行观察。第一、银行业。从银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来看，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和和银保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在市场自身多年的数字化变革的基础上，现有这方面的成就越来越突出。比如说在战略布局方面，大量的商业银行都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了适合自己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对转型方向进行全面的部署。同时像金融科技子公司、直销银行、开放银行这样一些组织架构的探索还在继续，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也在加深。同时基于开放式平台的视野，商业银行也越来越加深与政府企业等各方的合作。从服务水平来看，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在全面提升了银行服务客户服务实体的能力，同时还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了服务成本。在风控能力建设方面，同样也是银行在推动传统业务以及应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当中，自身就需要有效的利用新技术来更好的管理风险提升应对从宏观到微观各方面风险的防范能力。同样我们从直观的研发投入方面，也可以看到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专利的申请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而且主要围绕像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这四类技术展开，并且客观来看，在整个银行领域也呈现强弱分明的特点，头部的机构投入越来越大，与之相应，他们在金融科技发展当中得到的回报也是越来越明显。第二、证券业。除了银行业之外，证券业的创新与发展这两年也是在不断加快。比如在IT治理方面，证券行业的整个规划的体系，科技发展的思路，资源的投入，整个生态应该说逐步建立起来。在监管的支持方面，生态的支持方面，规则也越来越清晰；在系统建设方面能力也不断的在强化。整体来看，整个资本市场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经逐渐不再是过去仅仅基于系统或基于渠道而展开，而更多与证券行业的业务转型、业务发展密切相关，与整个资本市场内在的功能密切相关。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在2021年底做的调查，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众多证券公司的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且近年来应该说证券行业虽然说也遇到了经济周期市场自身的诸多挑战，但是无论是在人才还是技术系统等等各方面的投入还是在持续增长的。第三、保险业。保险业在科技创新领域也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比如说保险中台建设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消费者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数据安全的管理体系构建也成为各方关注的重心。再比如像健康保险创新，依托于新技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整个保险科技的发展已经逐渐进入了一个全域数字化的新阶段，也就是意味着依托于数字化跟新技术，把原有的保险服务的产业链价值链不断进行重构。当然这还需要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第四、信托业。近几年，信托行业拥抱金融科技的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提升，据了解各家信托公司都以建立规范化、规模化、健全完善的信息系统为保障目标，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在近年来明确将数字化转型列为公司重要战略，通过邀请第三方公司提供战略咨询，借助专业机构力量，推动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变革，提升客户服务能力。我们根据信托业协会金融科技专委会这样一个调研可以看到，2019-2021年，行业跟科技方面的累计投入达到了60亿元以上，行业的平均投入从2,516万元提高到3300多万元，对比银行证券这些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逐渐增长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科技投入特别集中于跟家族信托、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等这样一些比较有前景的业务领域，是密切相关的。03从业务角度来看，需关注金融科技如何带来新的服务与产品第一、支付清算。如果看支付清算的话，它其实相比于其他领域，它的数字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起步也比较早。整个中国支付清算领域，尤其是在零售支付领域，这些年创新与发展事实上在全球都走到了前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支付产业参与主体众多，产业链非常复杂，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个产业生态，如何在更好的实现支付领域技术创新与有效需求满足之间的融合，如何更好地走向国际化，都成为新形势下支付科技面临的新挑战。第二、数字货币。无论是从私人数字货币还是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角度来看，当前都成为各国关注跟研究的重点问题。比如最近FCA发的一个报告显示，在历年当中累计纳入到监管沙箱的创新领域，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跟加密数字货币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一领域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第三、存贷款与资本筹集。存贷款与资本筹集类的金融创新，主要是那些与新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的融资与资源配置模式的业务创新，比如说互联网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这两个领域应该说不仅是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相关，而且也与当前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居民，服务于产业链，都是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创新方向。第四、投资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情况下，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的财富管理机构，都越来越愿意借助科技手段来打造数字化的财富管理平台。而且如果说基于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支持中产阶级，以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扩大，与之相应的财富管理，当拥抱新技术之后降低了门槛，同样也与我们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目标更有效衔接在一起。04我们需要深度识别金融科技发展当中的风险，更有效地利用市场化手段来改善风险管理模式，同时推动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情况下，需考虑我们现有推动的中国版的监管沙盒的试点，如何进一步的优化，如何进一步的提升，把它作为一项可持续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借鉴FCA发起的“全球金融创新网络”的机制，我们也可以主动搭建或者积极参与跨境的监管商和合作与协调机制，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方向。总之，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和重点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推动底层应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是过去我们国家金融创新在全球来看还是有所不足的地方。第二，要基于实体经济的新发展格局，来深度的培育跟发掘客户需求，更好地在新形势下，有效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第三，以场景金融的创新来承载新金融功能的落地，更好地的无论是在c端还是在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的B端方面，把金融科技发展的大方向更好地跟具体落地的场景有效结合在一起。第四，全面完善金融科技的监管治理与生态，更好地为金融科技创新奠定更优的土壤。

导读今年全球经济预计放缓，明年起开始反弹。俄罗斯经济增长仍将疲弱，反通货膨胀和俄乌冲突给经济带来压力。然而当前经济前景好于去年预期，这一转折点或预示经济增长触底，通胀下降。加之，中国重新开放帮助经济快速反弹。因此，我们小幅上调了增长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2年的3.4%放缓至2.9%，在2024年反弹至3.1%。中印两大主要经济体仍将推动经济发展。全球通胀率将会下降，但至2024年大部分国家年平均整体和核心通胀率仍将高于疫情前。当前风险如下，一是新冠疫情蔓延、房地产行业爆冷，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复苏陷入停滞；二是因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工资压力，通胀居高不下，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或将急剧放缓；三是全球经济由于俄乌冲突、能源或食品市场不稳定，可能进一步分化；四是因金融市场突然重新定价，导致金融环境紧张。好消息是，个人需求维持稳定，供应链瓶颈得以缓解，岗位空缺率下降会带来经济软着陆。抑制通胀初见成效，但仍需谨慎，如通胀压力维持高位，央行将需提高实际政策利率，不可过早放松货币政策。目前金融环境依然脆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尽量调整货币政策，必要时可采取外汇干预或资本流动措施。各国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留财政空间，以价格抑制能源需求，避免过度刺激经济。或从供应方着手发挥政策作用，缓解价格压力，实现绿色过渡。此外，地缘经济破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支持多边合作，尤其是国际贸易、全球金融安全网、公共卫生准备和气候过渡等重点领域。在多方合作之下促进可持续增长并稳定物价，全球将逐渐复苏，全球经济前景仍旧乐观。作者

导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善信用信息流转共享机制，已成为推进小微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和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小微金融信用信息共享的政策框架已经成型，并形成了持牌征信业务与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

导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今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准确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IMI顾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理论学习文章，探讨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以下为文章全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是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清醒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并根据中国国情，敏锐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作出的重大决策。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第三种重要社会经济形态。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作为基础的生产要素的差别，构成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区别。数字经济之所以与过去不同，就在于它不断将人类业已拥有的知识和信息数字化，并不断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移转到现代信息网络上，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社会生产。在现实中，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条路径形成和发展。所谓数字产业化，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质言之，数字产业化的目的，是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信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产业，而层出不穷的云相册、云盘、打车软件、数字电视等产品，便是这些新产业多样化的具体形态。所谓产业数字化，则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现代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可增长0.5%—0.62%。产业数字化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促使现代科技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已被提到战略高度。在“十四五”规划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从2020年的7.4%提高到2025年的10%。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11.57%以上。假设产业数字化的速度如同数字产业化一样也达到11.57%，则到2025年，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共同构成的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0%，并使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这是令人兴奋的光辉前景。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理所当然要跟上整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进程。金融业的数字化发展，应被置于金融与科技不断融合以推动金融不断创新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方式和路径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金融与科技结合，一直是金融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和典型特征。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金融科技是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带来重大影响。按照这样的理解，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科技的结合，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我国金融业依托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以业务操作电子化、系统联网化、标准统一化为重点，实现了“从手工到电子、从单机到联网”的历史性突破，基本摆脱了手工操作的落后局面。第二次浪潮，进入21世纪，金融业在电子化建设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新手段，重点围绕数据集中化、渠道网络化、管理信息化等领域，大力推进金融业的信息化发展。第三次浪潮，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金融和技术呈现进一步深度融合的趋势。在提升金融效率、优化业务流程和降低经营成本等方面，新技术显示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应用空间。不过，金融数字化转型既是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的延续，又与前者存在巨大差异。信息化是对金融业务需求的响应，是对传统业务效率的改善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作用是辅助性的。数字化转型则不同，是金融同数字化的生产和生活交互的产物，是新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金融业存在和运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由于数字经济并不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而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和重塑，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应被视为金融业的革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金融的本质发生变化。国际咨询公司就“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一问题对全球部分金融机构的高管发起问卷调查，收到的反馈显示，大家一致认为，技术固然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但启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仍来自客户需求。这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金融说到底仍是一种社会活动。但是，在确认这个本质的同时，还需要看到，就服务实体经济而论，与此前的金融相比，数字化基础上的金融在逻辑和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传统金融的基本功能是“融资中介”和“资金分配”，其存在的前提是资金的最终提供者与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作为专业的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跨主体、跨周期、跨区域的资产配置，并管理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各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相对于各类非金融领域的客户，处于优势地位。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开始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数据将替代资本成为金融业核心资产。海量的数据和算法分析将逐渐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日益密集快捷的互联网则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当“长尾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提高，客户规模迅速扩大之时，金融机构作为信息中枢和融资中介的重要性将会下降，“去中介化”可能成为新的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对于金融业而言，数字化的发展酝酿着一次重大革命，可能彻底改变金融业的面貌。其中，既可能有新的发展机遇，如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等，但也可能带来新的严峻挑战。目前，能够预见的挑战是，作为传统金融业支撑的大量物理网点和柜员，其规模将会萎缩；而面对“去中心化”的冲击，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可能逐渐丧失必要性。简言之，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金融发展面临的又一次“创造性破坏”。因此，在积极推动传统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要管理好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积极应对所面临的新挑战。

导读中国商业银行的全球化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外部国际金融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本文概括了近年来国际金融法律环境变化的总体趋势，从国际货币法、国际银行法、国际证券法、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国际法四个方面研讨了当前国际金融法律环境演变的新内容，对一些重要法律规则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推演，提出了中国商业银行全球化业务发展可选择的应对之策。原文信息作者：王国刚，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倚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摘要中国商业银行的全球化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外部国际金融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本文概括了近年来国际金融法律环境变化的总体趋势，从国际货币法、国际银行法、国际证券法、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国际法四个方面研讨了当前国际金融法律环境演变的新内容，对一些重要法律规则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推演，提出了中国商业银行全球化业务发展可选择的应对之策。

导读近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发布专栏文章《不回计划经济的九大理由》，反驳支持“重回计划经济”的观点和思潮。他强调，高度集权下普通民众几无自身经济决策权，基于有限信息的荒唐计划造成各产业供求链严重脱节，向领导偏好倾斜的资源配置往往片面扭曲错配，领导高速冲动透支引致经济大起大落，纵向物资调配堵塞资源横向有效流动及配置，“大锅饭”与“软预算约束”注定微观经济主体无活力，城乡工农身份歧视加深城乡工农差别横沟，“短缺经济”严重负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体制性低效运行不可持续。新年伊始，刘鹤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并发表致辞表示，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重要表态无疑有利于增进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然而，国内某些自媒体大小V貌似并不认同，为计划经济辩护者大有人在，甚而仍是一种思潮。有人还引用邓小平“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之说，认为邓小平也并未否定计划经济。其实，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计划”是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并非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与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刘鹤副总理表示绝对不可能再搞的计划经济，当然是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还有人以计划经济时期取得的“两弹一星”等成就为其辩护，认为至少不应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其实，“两弹一星”等成就并非计划经济唯一对应成就，其他非计划经济国家甚至更早更多“两弹一星”等成就，我国摒弃计划经济后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更多更大。而且，对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合情合理而可行的评估，应该看其总体收益成本，若其总体收益大于总体成本，则为合情合理而可行，反之则不合情合理而不可行。计划经济显然属于后者。所以，总体而言，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这个历史过程：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积极推动党内思想统一，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并在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江泽民同志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具体化。摒弃计划经济30年有余，我国经济取得了举国举世公认的长足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怎么还有人为计划经济辩护，并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或可给予我们启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用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但并未从“批判的武器”上对计划经济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形成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作为计划经济的过来见证人，作为国家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深感有责任从“批判的武器”上对计划经济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笔者不揣冒昧，以自己的浅薄认知撰写《不回计划经济的九大理由》，以期抛砖引玉，引出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01高度集权下普通民众几无自身经济决策权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其实并非中央政府高度集权，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构成的政府整体高度集权的经济，即政府在其中拥有无限权力、扮演无限角色、包揽无限事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都取决于事先制定的计划。谁事先制定计划？当然是政府。因此，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事先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经济。计划一旦制定，就具有指令性特征，必须强制执行。

导读黄达教授是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他一生伫立三尺讲坛，潜心培育扎根中华文明沃壤、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漫步的人才，桃李天下。他本着实现中国教师“在中国大学讲台讲中国金融故事”的愿望，不断编写具有“中国味道”的教材。1957年主持编写《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金融学教材。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90年代编写的《货币银行学》以及新世纪的《金融学》，均成为各个历史时期全国高等院校经济金融学专业学生的首选教材。其中，《金融学》累计发行200余万册。我们在此引用黄达教授关于编写教材的文章，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一个人的“教材编写史”文｜黄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我的教材编写工作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息息相关。在我一生的写作中，教材写作投入的精力最多。上世纪50年代，我开始练习写作，是编写新中国建国前后有关中国货币、信用与银行的教学参考资料；新世纪的十多年是我最后从事教学研究的阶段，这段的主要精力也是致力于教材建设。可以说教材建设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能够写出一部流传后世、影响几代人的好教材，不能不是教育者的崇高理想。01我主持的第一部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是从1950年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的。当时金融学科开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选用的是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但原作的表达方式与我们颇不同，加之译文生涩，使学生学起来非常吃力。所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财政系决定由我来主持编写一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参与这项工作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周作仁、杨承祚、林与权三人。经过几年的编写和反复修改，该教材于1957年1月和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同年5月，合为一册出版发行。这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是我第一次主持编写并公开发行的教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金融学教材。1951年黄达教授（右二）在教研室备课02未能出齐的一部教材《货币信用学》在编写《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之时，我还承担着另一项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但该课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相比，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内容甚为单薄。经过几年的酝酿，于1958年，教研室组织两课并一课的《货币信用学》教材的编写，次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货币信用学（上册）》。该教材中的论点已经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教科书，而是有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体会和根据中国情况自己概括出来的看法。下册本来也已完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未能出版。可以说，该书为自己独立地编写金融学教材打下了基础。后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不少兄弟院校编写的教材，也多采用“货币信用学”这个名称。03复校后的首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招生。原来从事金融学科和财政学科教学的教师们，为了总结多年的教学心得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全面思考，决定编写一部书名为《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的教材，并决定由我负责统编定稿。这部教材，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价格、资金（公司理财）、财政、金融连结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并从经济生活中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综合平衡）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该书于1981年7月和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本书可以说是当时高校经济学科学子学习金融科学知识的主要读物。《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黄达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商务，全面加快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数字化程度都已经有显著提升，并向着数智化迈进。在这一背景下，数智化金融服务的发展十分值得关注。一方面，科技进步持续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使得产业链、供应链发生解构和重构，各产业也因此产生了获取金融服务的新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业也在依托数智科技进行转型和升级，广泛链接和精准服务客户，并提升服务效率。那么，现阶段数智金融生态体系是什么样的？产业、金融、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为深入讨论以上问题，“华瑞金融科技沙龙”系列活动第6期暨“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200期）将聚焦“数智金融服务产业新蓝海”，诚邀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展开讨论。诚挚邀请您线上参会聆听。时

导读2019年，为弘扬老一辈经济学家勇于突破的理论创新精神，记录一代经济学人的求学、治学经历，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和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宋科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黄达先生进行了访谈，形成《黄达教授学术思想访谈录》一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1期。我们再次分享这份访谈实录，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一级教授黄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18日8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黄达（1925-2023），天津市人，1946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1947年至今，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学习和工作。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其科学研究与教学成果集中体现于1988年至2014年出版的《黄达选集》、《黄达文集》及其《续》、《再续》、《三续》，《黄达自选集》、《黄达经济文选》和《黄达书集》，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黄达先生曾在2017年做客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IMI举办的“货币围炉”（第一期）暨“大金融思想沙龙第87期”，并做了题为“基础——必须强调再强调”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货币理论、金融理论的基础自古一脉相承，应该将其摆在中心位置，大学教育里一定要保留基本理论，必须对基本理论强调再强调，并提出开设“中外金融思想史”课程的具体建议。此外他还指出，基础的基础是要把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币金融理论中。黄达教授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举重若轻地梳理了有关货币的历史逻辑，特别强调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为当前金融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以下为演讲全文：现想讲讲需要加强两个基础的想法。“

导读作为国际重要学术问题的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关于其源起过程及促动机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既有强调市场因素崛起的经济需求说，也有强调赋役体制变迁不断吸纳的贡赋卷入说。不可否认，两者在货币白银化问题上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互相交织、互相作用。然而，从元明变迁的长时段角度观察，明初国家对于蒙元帝国诸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承继与变革，塑造了全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商业市场发展态势，重构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明初演化成型的货币体制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洪武型”经济体制严重冲击着国家两种货币铜钱、纸钞的制度基础和信用内核，货币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失范与失序，结果随着市场力量的勃兴，货币主导权无可挽回地走向下移，这应是明代货币转型最终定格在民间称量银的背后体制促因。作者｜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相对而言，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实较为薄弱，不仅不少领域无人问津，而且跨越朝代并有深度的论著十分稀缺[1]。实际上，中国货币史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既存在着如货币史学者彭信威所论的较为稳定的一面，即小额铜钱作为中国货币史的底色，重量、形制不仅长期较为稳定，流通时间长达两千年以上[2]；也存在着不为人所熟知的富有变化的一面，即大额交易手段经历四次明显的更迭：从发轫于战国、贯穿秦汉的“黄金时代”，过渡到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布帛时代”，继而转变为宋代至明前期的“纸钞时代”，最后以明中叶以降、流通近五个世纪的“白银时代”为收尾[3]。每一次大额货币时代交替的背后，俱与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货币财政制度变迁、政治局势变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某些转变，甚至是“惊心动魄”的，有着深刻的时代变迁背景。学界关注的货币白银化问题即是此种典型。作为国际重要学术问题的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一直引起学界持续的关注[4]。笔者曾专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起和过程问题，对于学界围绕明代白银产生的诸多争议、不同观点进行了详细梳理，在此基础上试图从内在理路的角度对明代货币白银化以及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索，着重提出之前我们对于明初货币体制的一些误解和对相关问题的忽视，并采用国家政府—民间市场两层分析法对各自领域的货币白银化过程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头不能不追溯至明初国家最终奠定的货币体制，货币体制的背后是广阔的“洪武型”社会经济体制，其形成又需放入元明变迁的历史纵深中来观察，所以说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源起问题实际甚为复杂[5]。01“白银时代”形成于明代前中期的诸种解读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白银时代”[6]。“白银时代”的来临不仅显著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7]，更重要的是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特点[8]、财政运作方式[9]和货币流通制度[10]。然而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即“白银时代”为何会最终奠定于明代前中期，内在的促动机制到底为何？这一直以来就是个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不仅国内外学者对其有相当争议性的研究和解读[11]，某些网络论坛的争议也是非常热闹。总结来说，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不外乎以下六个方面：1.主流说：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复兴是“白银时代”形成的主因，尤其是恢复繁荣的江南、东南等地区产出的手工制品的大量出口导致中国的外贸出现大量顺差，加速了这一过程[12]。2.贡赋体制说：明初赋役体制所具有的根本缺陷不仅要求其在制度层面需要进行不断的调试和改革，且财政货币化的改革趋势越发明显，因缘际会的白银内流提供了重要契机。变动中的贡赋体制对于白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使得这个体制日益嵌入白银的运作，规模越趋庞大，形成了颇具特点的贡赋纳银体制[13]。3.货币制度缺陷说：明初政府发行的宝钞由于是不兑换纸币，发行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其贬值急速，迅速走向崩解；铜钱铸量稀少，时铸时开，时禁时弛，故白银逐渐替代它们，不难理解[14]。4.白银货币化延续说：宋代以来就存在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历经金、元时期的发展，至明代是这种趋势的确立阶段，其背后是市场格局演变的产物[15]。5.需求稳定通货说：正统至嘉靖晚期前的民间市场十分零碎，私钱过度泛滥，导致民间市场自发产生需求稳定通货称量银的内在机制，从而出现“银进钱退”现象[16]。6.海外白银内流说：不少人认为海外白银大量内流才是中国形成“白银时代”的主因，等等[17]。当然，学者们秉持的答案多是几个因素混合交织在一起[18]。在承认这些答案中存在的不少合理部分外，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以上诸种说法，但不少解释实际上似是而非，没有切中要害。在切入核心问题前，我们需要明晰以下三个基本事实：其一，我们来看“白银时代”的主角—贵金属称量银。明清时期广泛流通的主要货币白银是一种形制不一的称量货币，并非银铸币[19]。无论是就币制发展而言，还是就货币的职能发挥而言，称量货币实际落后于规制铸币。马德斌、管汉晖等指出，中国从宋元时代的纸币时代转变至明清时期的称量银时代实乃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退步[20]。此类说法虽稍显绝对，但其中蕴含的经济机理不言自明：首先，称量银在每次交易过程中需要辨认成色和重量，形态多元，故民间交易时需多自备秆秤，非常费事，极大提高了交易成本，不利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小说中多有记载由于白银称量的不精确带给使用者的心理焦虑等情况[21]，可证此点。其次，称量银与作为普通商品银的界限没有脱离，所以在诸多场合中表现的很像实物，对更高层次货币信用的发展有迟滞作用。此外，称量银的数量供给缺乏很大的弹性，也不利一国货币供给的充分扩充，这一点远远逊色于纸币。而且，称量银还存在价值尺度功能容易失衡、混乱，导致价格表现失灵等特点[22]。综合言之，称量白银是一种颇具原始特征的实物货币，尽管它披着贵金属的鲜亮外衣。其二，纵观中国货币思想史，我们会发现自下而上源于民间的称量银逐步崛起的现实，实际背离了中国货币思想史的主流。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虽源出两头、多元并存，但其主流主要是一种“货币国定论”（即先王造币说，学人多谓之名目主义）[23]，认为君主掌握了货币权柄之后不但昭示着国家的权威，且背后存在着重要的利权，即政府可以利用货币的发行数量和掌握的经济资源来调控经济、平抑物价，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不仅如此，利权论还认识到了货币利权（铸币税）有时于财政带来的益处。但称量银主要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货币的主导权主要操纵在社会中间势力阶层手中，国家没有很大能力再干涉此种货币的运行。此次“货币非国家化”的局面完全有别于汉初政府主动放任铸币权所导致的“货币非国家化”情形，实乃政府货币政策深度挫败不得不接受现实的产物。这种状况曾在嘉万时期的政府上层引起过激烈的讨论，当时不少的官僚士大夫从货币利权、流通利弊、货币类型特点、地域社会民众赋役纳银承受能力等角度强烈争议着白银的使用和一条鞭法折银改革的全面推广[24]，堪称有明一代上层精英群体对于货币主导权意识激烈表达的集中反映，并一直持续至明清之际，甚至贯穿整个清代，值得深度重视[25]。其三，不少研究揭示，称量银在明前期的先期崛起难以说是由于商业经济发展促动而成，主要是政府官员欲求的结果[26]。此点虽可以再讨论，但至少经济决定论的主流解释确存在不少问题。万志英指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1540年代日本银开始流入、1570年代美洲银汇合流入）前的一个多世纪，尤其是宣德正统前后的15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就存在着明显的白银时代转向[27]。据目前的史料反映来看，中国的白银时代主要开启于正统景泰之际，显著于成化弘治时期，最后奠定于嘉靖万历时期。那么白银时代形成之初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吗？恰恰相反，此一时期是明代实物经济体制遭遇困境、商业经济处于低谷发展的阶段。刘光临在其最新的论著中罗陈物价、工资、长途贸易、水运体系等资料表明，直到16世纪明代依然是个实物经济色彩浓厚、市场零碎化严重、商业经济规模十分有限的社会经济体[28]。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竟稳步崛起了一种比铜钱更加贵重的称量贵金属，一者显得颇不寻常，二者对平民百姓而言显得过分贵重了，这个方面留有不少史料记载[29]，再从目前挖掘出的明代较为低廉的物价（米粮价、绢布价等）、工资情况也可获得相当的佐证[30]。以上所论可见，一种堪称落后退步的称量形态银，自下而上逐步崛起，其主导权主要操纵在民间势力手中；一种背离了中国货币思想主流，甚至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存在冲突，且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并非暗合的货币崛起，显得颇不寻常[31]。缘何明代会出现愈演愈烈货币白银化现象，且一发不可收拾呢？笔者认为，这个原因非常复杂，直接的促因可归结为明初奠定的货币经济体制，背后的原因需追溯至元明变迁的历史纵深中去。02元明变迁背景下的明初国家与市场的重构据近来研究揭示，12、13世纪金元的入侵严重冲击着宋代繁荣的商业经济，解构着宋代商业运转的内在机制，对中国近世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尤以蒙元的入主中原为显著[32]。生态恶化，气候变迁，战乱频繁，尤其是蒙古的入侵不仅造成了北方人口的严重锐减，北方经济从而陷入长期的萧条，导致南北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33]。更重要的是明初政府对蒙元国家动员体制与诸多经济制度的承继、变革，进一步催生了“洪武型”经济体制的诞生。而明初“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崩塌方式，应该说是理解“白银时代”为何会最终形成于明代的关键钥匙。蒙元国家的统治疆域极其广阔，奉行绝对的专制主义，其对商业、宗教采取包容政策，政府强力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初期以银或绢为本确立信用，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发行制度[34]，国家财政的货币化率相对而言较高。蒙古贵族拥有特许商人“斡脱”阶层为其聚敛金银财货，并跨洲际经营商业活动，为其搜罗珍奇宝物。从表面上看，蒙元帝国似乎确如杉山正明所论的那样，是个奉行重商主义空前活跃的海陆帝国[35]。但庞大帝国内部却存在着不少的矛盾：与广阔的统治疆域区域相伴的是一个及其缺乏整合的多元经济系统。在帝国内部，游牧经济、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等多种方式并存，南北经济失衡的问题突出，水运交通系统大大萎缩，财政的征收越来越受不兑换纸币贬值的破坏，加之游牧民族独有的经济方式大量存在等问题暗示着蒙元帝国的经济基础不仅不够坚实，且存在很大的脆弱性[36]。不仅如此，具有中古制度特点或游牧征服国家特性的职业户计制和全民服役制、贵族分封与驱奴私属制、官营手工业制盛行、计丁征派的赋税劳役制、籍没官田制[37]、军卫屯田制[38]等元制或北制因素不仅广阔存在，且对明初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北经济格局的失衡导致江南成为长期的重赋区，单一纸币走向不兑换、贬值加快使得国家财政日趋实物化，粗俗的统治管理方式使得元代国家治理能力后期不断下降[39]。这些政策不少是完全逆反了唐宋以来的变化趋势，属于蒙汉二元体制下互相冲突和互相影响的产物[40]。元明之际崛起诞生的朱明王朝不可避免地深受蒙元制度的影响，然朱元璋一直锐意革新蒙元的许多做法，在这一正一反、一张一弛的举措之下，加上洪武、建文至永乐三朝政局发生数次演变，使得元明之际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承继和变革特点[41]。元明历史变迁的一大标志是明初立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被不少学者归结为“洪武型”经济制度。梁方仲最早提出“洪武型生产关系”的说法，并总结了明初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人户以户籍为断定，世袭其业，各类户籍的划分大致以满足当地最简单的经济生活需要为依据，造成了全国各地无数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单位；人民对赋役的负担采取连带责任，国家对百姓建立起一种直接的统治和隶属关系[42]。黄仁宇强调此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保守且难以适应经济的变化，组织技术不发达，赋役税收多元、混乱。统治者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农村[43]。刘光临直斥此种经济体制实质就是一种政府全面主导的指令性经济（commandeconomy）。在其最新的论著中，刘氏全面分析了明初指令性经济体制的主要内涵：国家利用专制手段（如里甲户籍制度）严格管控土地和民众与社会秩序，防止社会流动，实施全面性的实物劳役型财政取代货币化税收，利用不兑换纸币管制价格，利用官田政策、强制迁移政策及重赋政策等打击富民商人阶层，严禁海上贸易，压制商业市场，使得社会全面倒退至实物化阶段，力图重塑一个平均主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图景[44]。万志英虽不同意此种较为激烈的定型，但也认为明初统治者十分反感商人、市场，其一系列政策导致市场发展陷入低谷[45]。刘志伟也指出，明初的经济统制带有“画地为牢”的色彩[46]。李新峰认为，“明朝建立后，推行全新的兴农抑商、兴官抑私的基本政策，对江南重心地区的工商业势力进行严酷的打击，从整体上重塑了中国经济的结构与面貌”，“元朝保障了工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朝则全面摧毁了宋元以来的工商业繁荣局面”[47]。以上说法虽值得进一步细化论证、详细探明，但其中的共见不言而喻，即明初国家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抑制商业市场、摒弃货币运作的经济措施和制度实践，且其深度、力度和广度无以复加，堪称晚近以来中国史中最重要的一变。明初社会经济体制的成型对于中国货币制度、货币体系的变动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其机理在于影响货币体系演进的两大因素（政府与市场）俱被重新塑造。货币的有效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失范，继而货币运转出现了严重的失序状况；影响乃至决定货币需求的交易市场也遭受深度的冲击与打击，走向萎靡和零碎化；货币转型势难避免。03明初“货币秩序”与货币白银化的历史走向“洪武型”经济体制几乎没有给商业市场以正常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也就很难有机会和条件形成良性货币体制的可能。故洪武一朝的货币政策屡经更迭，大体而言，经历三次显著的变化：首先，洪武初期极力重视铸钱的制度；其次，洪武八年后转而发行宝钞，虽令钱钞兼行，但重钞轻钱；最后，洪武二十七年停罢铸局，禁钱流通，施行彻底的单一纸币体制。可谓最终抛弃了建立稳定而又良性的货币制度、货币体系的可能[48]。洪武时期强力推行的宝钞制度，不仅一开始就没有准备金制度，且几乎没有任何信用意义上的支撑，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全新的纸币类型[49]。檀上宽认为宝钞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济措施，意在将南人型政权快速推广至全国，压制江南地域的银货经济[50]。笔者曾列举四点理由旨在说明明初纸钞并不具有多少的货币含义，政治属性明显[51]。然而，宝钞体制本身在政府的力推下经历了一次内部的信用转型过程，故纸钞自洪武中后期开始急速贬值但终能苟延残喘至景泰以降，维持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与国家体制的勉力维持有很大关联。不过，我需要正视的是明初奠基的货币体制呈现出的更像是一种强力的货币秩序，而非制度，表现在：第一，强力执行单一的不兑换纸币制度，几乎只执行财政上的支付功能，甚少回流渠道，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第二，明初宝钞制度几乎完全抛弃了宋元时期纸钞运转的各种经验和配套措施，沦为一种法令符号。第三，先后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长达半个世纪以上[52]，力图压制地域的流动性。第四，官方利用宝钞和实物劳役型财政运作模式管控价格[53]。明初政府奠基的货币秩序与一系列抑制商业市场的经济制度一道严重挤压了商业市场的成长空间，冲击着货币的信用体系。若非国家财政建立在全面性的实物劳役基础上、货币流动性被极大压制，滥发宝钞制度将很快陷国民经济于崩溃的危机之中。尽管如此，洪武的经济货币体制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一是商业市场历经打击，极度萎缩，恢复进程十分缓慢；二是中国历代运转较为良好的两种国家货币—铜钱（制钱）、纸钞俱遭到了颠覆性的打击，明代长期显现有效货币不足、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形，根源于此。货币转型势必要发生，否则只会在紧缩与危机中循环。原因在于：其一，实物劳役型财政建立在高额的成本代价之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走向崩解，代之以货币化的方式；其二，洪武型经济体制建立在国家强有力的控制和高强度的动员之上，后世政府难有此能力，故控制的松弛会带来商业经济的生存空间。但为何最终会是白银崛起呢？实则这是政府与民间经过曲折选择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最后成了唯一的选择。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初期还是着力坚持挽救宝钞，永乐至宣德时期开展了好几次规模浩大的救钞运动，但因宝钞的受领性极低、贬值迅速而逐步归于失败。其后，政府底层官员由于切身利益的损失悄然进行着差役折银的手法，自身不仅寻求利益的甜头，且越来越成为默认的做法。后来，在更大范围内，政府的中上层也开始认识到赋役变通折银的做法不仅更为有效，且更容易缓和因明初实物劳役型体制高额成本带来的紧张感。这背后折射出明初经济体制的长远问题，以及无效纸钞嵌入财政领域必然会出现的某种结果，也彰显了明初国家未能提供有效货币的极大缺陷。政府财政领域折银改革的过程繁杂、漫长，其过程逐步体现了明初体制的缓慢崩塌、变异，其结果是伴随着赋役体制的变迁，其对白银的依赖也日益被得到强化。民间基层市场的选择更为曲折。商贸地带的基层社会先是在铜钱禁令中恢复行用铜钱，结果迫使政府放开钱禁。然明政府在第一个世纪里（从洪武末开始计算），有半个世纪禁止铜钱交易，另半个世纪没有铸造1枚铜钱投放国内市场。使得主要依赖唐宋旧钱和实物货币的民间市场（主要是指两京—大运河一线沿岸地带和东南沿海地带，这些地区的商业率先发展起来）交易很快出现货币不足的问题。民间只好自发通过私铸、析分好钱来弥补货币的不足，导致私铸之风交错而起，最后私铸泛滥成灾，无法收拾。私钱在弘治后期至嘉靖前期全面占据国内市场，且私钱的价值最低竟跌至6000文值银1两之水准。良劣币竞择的游戏，其最后结果是当劣币驱逐良币（私钱驱逐好钱）达到一定临界点，结果可能是另一种良币开始驱逐劣币（白银替代铜钱），民间称量银成为最后也是最佳的选择[54]。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与市场几乎先后产生了对于称量银的强烈需求机制，这个需求机制早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之前便已形成，实构成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根本原因。梁方仲也曾指出，明代的货币制度和流通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用钞时期、用钱时期、用银时期。钞法大体从洪武至弘治初已经濒临绝境；明前期国家禁钱行为最为打击铜钱的信用基础，但明中后期的政府如果下决心去维持铜钱制度，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政府并无决心，它的一切打算在于抽取财政利益的短期考虑，而非维持币值稳定的长期利益考量，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国家上下只有用银一条路可走[55]。04余论在中国历史上，“纸币时代”牵系着“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也接续着“纸币时代”，这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因果联系印象。实际上，纸币与白银的关系有着说不清道难明的复杂情形。贵金属白银作为一种货币的运用，崛起于晚唐，显著于两宋，造极于金元，落地于明前中前。若将此演进过程理解为线性式的发展结果，会有不少的误解。因为每个阶段白银所呈现的特点未必会导致下一个阶段的局面和结果。宋代及之前时期，白银还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很多时候是充当替代主体货币铜钱的角色而存在，流通流域、范围狭窄，货币职能甚不明显[56]。即便到了金代，由于铜钱的不足，白银也是和纸币等多种通货一道构成的复合货币体系承担着货币的各项职能[57]。南宋后期以及金后期发展而起的“银钞相权”法意外地为蒙元统治者所继承，使得金元之际纸币时代的背后闪烁着白银的浓厚身影[58]。蒙元时代确实是白银货币职能飞速发展的时代，以致日本学者黑田明伸、上田信等不断论证此一阶段堪称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白银时代”[59]。然而，即便他们也承认，在当时白银主要是流通于跨洲际的国际贸易与蒙古贵族阶层的府库之中，社会底层还是多流通纸币、铜钱和其他实物货币。蒙元时代，白银最重要的发展恐怕还在于其价值尺度功能得到不断的强化，称量货币单位在各个阶层留下甚为深刻的印记[60]。此一时期不仅离15—16世纪中国社会真正成型的“白银时代”相去甚远，而且两者的前导原因实则截然不同。换言之，真正的“白银时代”之所以最终来临，且持续时间达5个世纪之久，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背后不仅有货币体制上的原因，更有时代变迁的社会大背景。蒙元入主中原及其统治方式堪称中国社会经济的另一道分水岭，其对明初社会经济制度形成的影响虽至今尚处于讨论之中，但明初国家对于蒙元制度的承继和变革，确为不少学人所承认。“洪武型”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对于货币化运转、商业市场的排斥确实呈现了一种不同于唐宋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明初演化形成的货币秩序，不仅在制度层面颠覆了宋元以来纸钞运行体制，造成了“纸币时代”难以挽回地走向消亡，也酿成了明政府在钱法层面显现“先天不足”的特点。长时间的禁钱政策与抑商理念的制度实施，使得明中叶的明政府在面对市场力量自发崛起时，显得过分滞后和无能为力。货币政策在制度层面的失范与失败，酿成了市场流通长久的失序[61]。货币市场的急速演化、货币间的竞择流通以及货币主导权无可挽回地走向下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称量银在明前中期自下而上的历程表明，当制度上层未能提供一种有效货币时，民间确实会存在自发解决交易机制的能力。然而，我们要随时随刻注意中国货币史上运转颇有成效的两种国家铸币制度何以会陷入一败涂地的境地，即中国的“纸币时代”为何会在明前中期急速消亡；铜钱经济为何会有明一代难以振作。货币演化的背后不仅有货币体制上的直接促因，更有时代变迁的深远背景。注释：[1]

导读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朱太辉、刘南希、赵伟欣译著的《从小微金融到普惠银行：地方性银行是如何做到的？》于2022年10月出版。该书聚焦小微金融机构如何服务于金融普惠的目标，总结了具有代表性的小微金融机构过去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前在的发展，识别出了影响小微金融机构失败和成功的一般性因素，为国家和国际决策者如何发挥小微金融机构的金融普惠功能提供启示。《从小微金融到普惠银行：地方性银行是如何做到的？》作者：

导读中国特色乡村振兴蕴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密码，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将传统生产要素简单地重新组合，而是打造与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体系相融合的发展模式。乡村振兴的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包括农业大生产模式、小型农场模式、特色乡村模式和传统农耕模式。针对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发展模式，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注意政策支持的侧重点。作者

导读本文为IMI顾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为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出版的译作《货币从哪里来》所作的序，该书主要根据英国货币银行界的新实践撰写。李扬在文中指出，首先，本书从银行出发理解货币，强调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讨论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其次，本书把创造货币的行为主要归因于银行，把货币的主体归结为存款，环绕账户、环绕支付清算来探讨货币问题，使得我们对货币问题的讨论不至沦为虚空；最后，本书关注货币和信用，通过对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分析以及基于货币供给内生性而阐发出“分类信贷数量理论”。01应当关注英国的金融文献我愿意为这本导论水平的著作写几句评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这本书是由几位英国学者，主要根据英国货币银行界的新实践撰写的。读者或许要问，强调“英国学者写的”，这一点重要吗？同样是英文文献，难道不是美国学者的作品更前沿和更有价值吗？我的学术经历告诉我，在金融领域，英国人的文献往往更有价值。这首先是因为，金融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产物，发端于英国，因此，要理解金融的本质，了解很多复杂事务的来龙去脉，“返回”英国去，是最便捷、而且是最接近“原教旨”的途径。例如，研究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仅仅研究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以及相应的《联邦储备法》肯定是不够的——由12家私人性质的区域性储备银行以股份制方式组成“联储”（Fed），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相同，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学不来的；认真回顾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过程，分析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又称《皮尔条例》）的立法精神，深入了解《皮尔条例》通过前后“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之间长达十余年的理论纷争，更能让我们理解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质。这是因为，美联储的形成过程、产权架构和治理机制，几乎可以说世上无双，极难对照；而在体制、功能、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实施路径等方面，英格兰银行显然都更具可比性——若想“学点什么”，当然还是看看英国的东西为好。再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宏观审慎”成为一时风尚。然而，在美国一方，我们只看到虚与委蛇；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则环绕宏观审慎勾勒出了一套独特的目标、手段等等的体系，基本拉出了这个新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原则，并为全世界效法。笔者在2013年访问英格兰银行并与时任央行行长金（King）会谈时，对此印象深刻。或许更重要的是，关注来自英国的文献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意义，这就是：英国的金融系统以金融机构为主，其中包含着若干实行“总/分行制”的大银行，基于这种体制而产生的制度安排和理论概括，显然与中国的实践更为接近，因而其中的经验可能更容易为中国所理解和借鉴。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来自英国的文献，肯定有所收获。其二，本书是“作者几乎查阅了500多个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其他权威机构的文档、手册、指引和论文中的信息”写成的。这一点更为重要。作为金融研究者，我很早就深深体会到：金融理论的前沿，从来就不在研究机构，更不在大学的课堂上，而存在于那些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柜台和业务谈判桌上。这些发生在金融活动最前沿的知识，最初都以文档形式不系统且常常非正规地存放着。待到这些文档稍具规模且进一步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淘汰，形成稳定的规矩之后，便会形成各类机构的手册、指引等等，成为第一线业务的遵循。等到这些知识被写进论文，再被固化进教科书时，它们显然已不再具备前沿性了，而且，由于经过多层次的“抽象”，它们已经不再生动。所以，要想了解近年来整个货币金融界的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查阅那些在第一线上从事业务的机构文档、手册和指引。本书正是作者们做了大量此类工作之后成文的，其中一定包含很多我们并不熟知、但对理解金融界最新发展十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这成为吸引我的又一原因。02从银行出发理解货币强调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是《货币》的显著特色。前已述及，这是英国金融体系由若干实行总分行制的大银行主导的实践反映。不过，在以此为前提进行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指出：英国的银行不是我国这种严格分业经营的银行，它们的业务早已就是混业的。在书中，关于银行主导的表述俯拾皆是，例如：“今天英国的大部分货币供应不是由国家、英格兰银行、财政部或皇家铸币局创造的，而是由少数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公司（即通常所说的银行）创造的。”“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即在借款人账户上创造了一笔新的存款。”“只要公众对银行的稳健性有信心（这至关重要），银行通过简单地增加借款客户的活期账户金额就可以发放贷款。……也就是说，银行通过创造货币来发放贷款。”“银行完全有可能凭空创造货币和信贷。影子银行系统以无数种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原则。……回购交易被称为另一种私人创造的货币，是影子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引文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货币主要是银行创造的；二是，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来增加客户存款，而客户存款就是货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提到了包括回购交易在内的影子银行系统，并称：它们“以无数种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原则”。我以为，以中性、科学、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影子银行，这种立场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确认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亦即创造货币这一事实之后，《货币》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具体说，作者认为：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方面的能力是不足的，“货币供应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此外，当经济疲弱导致贷款需求较低时，利率因此会被下调至零，可用的银行准备金（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贷款/存款之间的关系可能完全断裂。”这段话阐述的逻辑关系值得注意。首先，“货币供应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就是说，货币供应的创造虽然是银行和借款人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总闸门”在借款人手中，而非银行、更非中央银行手中。这与我国传统说法，既“中央银行是货币供应的‘总闸门’”，大相径庭。其次，经济疲弱导致贷款需求较低，进而导致货币供给不足，因此，依赖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下行的危机是力所不逮的。在这里，《货币》用浅显的语言表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架构最核心的观点——在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和居民（借款者）无意借款，致使银行的贷款难以发放，货币当局的扩张性政策失去目标。遗憾的是，当下我们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03账户的重要性把创造货币的行为主要归因于银行，把货币的主体归结为存款，《货币》一书就凸显了银行“账户”在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从银行及银行账户角度分析货币问题，显然是英国人的传统。其实，最早、最系统揭示银行及其账户在货币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现在我们知道凯恩斯，大都是因为他那部开山巨著《通论》，其实，按照好几位凯恩斯传记作者的说法，英国学术界知道凯恩斯并惊为天才，是因为他那部两卷本的《货币论》的刊行。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凯恩斯系统阐述了银行存款作为货币的本质，银行账户作为真正交易中介的本质，进而揭示了货币创造的秘密。应当说，《货币》继承了这一英国传统。从银行和账户角度来分析货币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凸显了货币的支付功能，并揭示了货币的这个功能是在一系列相互连通的资产负债表系统中，通过账户的增减和移转实现的。历史地看，货币最早呈现的功能之一便是支付中介。同时，货币形式的演进也主要发生在支付环节。早在20余年前，美国金融学家莫顿就缜密地研究了金融的功能，并列出了储蓄投资、支付清算、促进社会分工、防范和化解风险、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协调非集中化的决策过程、降低交易成本等六大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指出：金融的所有功能中，其他五项功能皆可被其他工具、机制或程序替代，唯有支付清算功能，永远不可被替代。这一分析，从理论上指出了支付清算机制对于货币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货币的秘密、货币的功能、货币的“创造”和“消灭”，深藏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和银行账户之中。遗憾的是，对于银行账户的全面分析，以及对于支付清算作为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分析，在美式金融学教材和我国的金融教科书中，都是语焉不详的。《货币》一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陷。支付清算是基于账户体系进行的。在账户范式下，交易可以是资产方或负债方的内部调整，也可以涉及资产方和负债方的同步调整。比如，银行向企业放贷，银行在资产方多了一笔对企业的贷款，在负债方多了一笔企业存款（而这笔新增存款就是新增货币供应）。在部分准备制下，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下去，形成货币供给的多倍扩张。账户的维护离不开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银行等作为“信任中介”，必须确保持续地拥有高等级的信用。在账户范式下，转账和汇款涉及银行账户操作问题。比如，同行转账要同步调整交易双方在同一开户行的存款账户余额；跨行转账则除了调整交易双方在各自开户行的存款账户余额以外，还涉及两家开户银行之间的结算。同时，商业银行之间的结算，还须调整它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余额。跨境支付涉及的银行账户操作更为复杂，但道理相同。《货币》的优点之一，就是环绕账户、环绕支付清算来探讨货币问题，使得我们对货币问题的讨论不至沦为虚空。04关于货币《货币》既然以探讨货币之来源为目标，当然就会有大量的对于货币定义、货币本质的讨论。不妨看看以下几段阐述：“定义货币极其困难。在本书中，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理论争论中发现，任何被广泛接受作为支付的物品，尤其是被政府作为交付税项的物品，都可以是货币。”“货币的起源并不是正统经济学解释中所说的推动成本最小化的交易媒介，而是作为衡量对王室欠款特别是税收债务的记账单位出现的。正是国家拥有向公民征税的强制权力，让记账单位成为货币的主要功能。”这两段讨论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其一，货币被定义为“任何被广泛接受作为支付的物品”。在这里，作者采取了十分包容且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体现了英国经济金融界的一贯风格。同时，由于诸多物品均可被认作货币，在实践中，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就需要将货币划分出层次来。进一步，货币同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同样也就需要分出层次来加以细致分析，于是，货币政策的设计和操作，也须考虑到货币层次问题。其二，“尤其是被政府作为交付税项的物品，更可被认作为货币。”这段话的意思是，尽管很多物品都在一定范围内可被当作货币使用，但是，那些直接与政府税收关联的物品更直接具有货币的品格。所以，在另一处，作者更直接说道：“历史表明，判断货币可接受性的一个有用方法，是看你是否能用它来交税，以及更广泛地说，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是否能用它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货币》的作者对货币与政府税收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强调，不免让我忆起近年来围绕《现代货币理论》（MMT）展开的争论。在那部饱受争议的著作中，作者写道：“政府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就是征税（和其他上缴给政府的钱，包括费用和罚金）……为什么会有人接受政府的法定货币？因为政府的货币是缴纳和偿还政府的其他债务时，政府接受的主要（通常也是唯一的）货币。为了免受逃税的惩罚（包括进监狱），纳税人需要获得政府的法定货币。”这里的逻辑写得更清楚——货币所以是货币，主要是因为政府允准公民持之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主要是缴纳税款。在我看来，国内读者所以对将货币与纳税义务联系在一起啧有烦言，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纳税人”意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致使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以课税和发行货币的排他权为基础来支撑其在经济上存在的本质等等，都处于某种浪漫主义的情境中。05货币与信用货币所以天然地与其“可持之缴纳税款”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还与另一个金融学的基本概念——信用——联系在一起。关于货币与信用的关系，《货币》有多角度的分析，其中，如下阐述尤其值得琢磨。这些分析浅显易懂，我们只需稍稍划些重点。“在商品货币或铸币证据出现之前，这些文明古国已经使用银行系统数千年。正如大多数银行显著所做的那样，它们使用会计分录支付系统，也就是信贷和债务清单或记录。……许多历史证据都指出：手写文字起源于记账。……货币作为一种象征（token，也被称为代币），记录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必然具有任何内在价值。”“货币通过借贷关系创造，而非依赖于或来源于基础商品的内在价值赋予其货币性。”

导读本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将刊发于《求是》杂志。文章强调，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抓住重大关键环节，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导读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汇率波动区间持续走阔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的平均杠杆率也在逐年上升，债务问题又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基于158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系统

导读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和研究员田园在《中国金融》上发表文章，分析全球及区域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文章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2022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稳健，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内在韧性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较好地应对了美元强势阶段的汇率贬值压力，在全球大国货币中表现稳健，对亚洲货币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012022年全球外汇市场承压2022年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风险交织，避险资本流动推动美元走强。2022年全球通胀压力高企，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率大幅飙升，美国全年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超过8%，创40年来最高水平。自2022年3月开始，美联储全年共7次加息，累计加息425个基点，成为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总体加息幅度最大的年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达到近15年来最高水平，给全球外汇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和压力。在美联储加息带动下，全球迎来“加息潮”，全年有超过90个经济体都先后开启了加息模式。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黑天鹅”。乌克兰危机显著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为全球通胀推波助澜。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危机将地缘政治矛盾显性化，在货币领域表现为全球货币体系加快了“去美元化”和“多极化”步伐，大国货币博弈引人注目，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平添新的不确定性，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加剧。在美元强势背景下，全球外汇市场波谲云诡，非美货币普遍走弱。美元指数在2022年前三季度保持上涨趋势，从年初的95左右上涨至9月末的接近115，涨幅约20%；10月以来美元指数震荡走弱，全年上涨约9%。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2022年美元对发达经济体货币升值近8%，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4%。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12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10%，其中斯里兰卡卢比和阿根廷比索贬值超过40%、土耳其里拉贬值接近30%，仅有8种货币对美元升值（见表1）。如果考察2022年前三季度的非美货币波动情况，其贬值程度则更加显著。02人民币在全球主要货币中凸显韧性2022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2022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小幅震荡。从4月中旬开始，由于美元指数已经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叠加3月中旬美联储开启加息，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持续约1个月的贬值；随后在6.70～6.75的区间波动，直至8月中旬。9月，美元指数站上114，创20年新高，人民币汇率也随之出现一轮持续时间较长、但速度相对上半年较为温和的贬值，在11月初一度跌破7.3。随后，人民币汇率开始震荡攀升并于12月底重新回到7以内。就全年来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在全球货币中居中间位置（见表1）。2022年，美元指数上涨7.8%，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贬值8.5%，但人民币BIS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仅小幅下跌2.4%，表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保持稳定。纵观SDR篮子货币，欧元对美元贬值5.8%，年内一度跌破1∶1平价；英镑对美元贬值超过10%，日元贬值幅度甚至超过20%。值得关注的是，亚洲货币在美元强势背景下普遍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考察1997年以来亚洲主要货币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多数亚洲货币的汇率迄今仍未回升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部分货币的汇率甚至创出历史新低（见表2）。截至2022年2月，排除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港元和稳定化安排的新加坡元，仅人民币较亚洲金融危机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03人民币成为稳定亚洲货币的重要力量2022年日元和人民币贬值节奏不一致，其他亚洲货币主要跟随人民币波动。2022年3月，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日元汇率先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在20天内贬值超过6%，此阶段人民币微贬不足1%。亚洲其他货币也未受到日元贬值的显著影响，有的甚至小幅升值。9月，人民币贬值接近4%，尽管日元汇率基本稳定，但亚洲其他货币大都同步跟跌人民币。从2022年亚洲货币的表现看，人民币和日元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所置换。人民币之所以能在亚洲地区表现出“货币锚”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成为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1996～2021年，中国的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从3.0%升至10.5%，而日本则从5.9%降至3.2%。与此同时，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持续攀升，2021年超过36.6万亿元，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已经实际发挥出货币锚作用。汇率是联结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重要变量。国家之间经济基本面强弱是决定汇率的基础因素，长期汇率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向好，短期汇率过度波动将影响市场稳定，汇率稳定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金融结构等比较相似，更容易出现“羊群效应”和竞争性贬值。随着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人民币汇率的稳健和韧性不仅有利于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还能够稳定亚洲其他货币预期，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和风险互溢等预期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对整个亚洲地区都有正向积极影响。

来源｜《中国金融》2023年第3期版面编辑｜李明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总监制｜朱霜霜近期热文海外之声丨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财政紧缩如何助力对抗通胀周末读史丨笈多王朝的第纳尔金币IMI宏观月报

导读近日，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涂教授认为在我国防疫政策优化、美元加息放缓和外贸顺差将持续扩大的前提下，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她指出，应高度警惕人民币汇率的异常波动，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为贸易稳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确保“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目标顺利实现。以下为文章全文：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汇率是调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指挥棒，因此有必要减少汇率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外贸进一步增量提质，让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更足，确保“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目标顺利实现。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俄乌冲突、大宗食品涨价、美联储加息等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加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坚持高水平开放，抓住RCEP生效机会，推出一系列稳外贸稳投资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迈上新台阶，达到42万亿元，货物贸易顺差58630亿元，创历史新高。商务部统计，2022年1月至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7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外商直接投资保持较高规模净流入。外贸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作出显著贡献，而贸易、资本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增加，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新年伊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我国，推动股价上升和人民币升值。2022年11月30日，人民币汇率为7.1769，2023年2月8日下调至6.7752，短短两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就达到5.6%。同期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也从97升至99.86，表明人民币对一篮子外币综合升值近3%。导致人民币快速上涨的原因有三：一是我国优化防疫政策，经济活力增强。去年12月我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和投资活力迸发，市场信心倍增。国际组织和著名投行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近期将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速度上调至5.2%，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增长优势显著。二是国际资本流动转向，新兴市场受到追捧。美联储的加息令美国经济软着陆，打击了股市和债市，加息步伐可能放缓，致使美元下跌。而欧盟受到高天然气、原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打击，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追求更高收益、规避风险是资本跨境流动的动因，证券投资对货币政策、信息、心理预期高度敏感，国际资本纷纷流出美国，以证券方式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流向中国。巨额资本流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2023年我国经济有更高的增长预期，贸易额首次超过40亿元，顺差有所扩大，从基本面看人民币的确有升值的经济基础，而短期的资本大规模流入无疑强化了市场对人民币上涨的预期，容易形成人民币升值自我实现机制。目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处于国际公认的国际收支均衡范围内，这就意味着此时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合理的均衡汇率。人民币上涨幅度较大，会扰乱正常的贸易投资秩序，不利于“稳贸易稳就业稳物价”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这将大幅推高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出口品价格，打击原本疲软的外部需求，不利于出口。另一方面，还使得人民币资产变得更贵，增加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增加就业。此外，人民币过快升值容易引发外汇市场投机，导致金融资源错配，损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应高度警惕人民币汇率的异常波动，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为贸易稳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确保跨境资本流动的合法合规，协调央行、外汇局、证监会、发改委等部门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打击非法资本流入。尤其是，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创新和灵活运用政策工具，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充分发挥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提高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话语权，重点拓展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范围，提高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贸易的不利影响。

导读政府的支持对于帮助民众和企业度过疫情的封控和支持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但在通货膨胀维持高位的地方，全面的财政支持存在一定风险。目前，许多国家的通胀率处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价格快速上涨导致的社会代价高昂，而且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货币政策需要尽快发挥作用。各国央行正在提高利率，以抑制需求和遏制通胀。虽然货币政策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但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对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和教育的投资，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制度实现收入再分配。因此财政政策能使经济建立在更健全的长期基础上。减少财政赤字能够抑制总需求和通胀，从而降低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相反，在高通胀环境下的财政刺激将迫使中央银行通过更加严厉的措施抑制通胀。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债务增加的背景下，这样可能会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反通货膨胀说明了控制通胀的挑战。在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背景下，美联储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但这导致了房地产投资崩溃和美元历史性的大幅升值，制造业也受到重创，并由此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当今许多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十分重要。许多中央银行正在收紧政策以应对全球通货膨胀的持续大幅上升。财政紧缩政策的配合使用将比只采用货币政策更能降低回归目标通货膨胀率的成本。作者丨Tobias

导读《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石俊志在《金融博览》杂志专栏上先后发表《外国货币史漫谈》系列文章，讲述关于罗马帝国货币的故事。罗马帝国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了解罗马帝国货币的发展，能让我们对货币世界史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本文为系列第二十五篇，原载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12期。笈多王朝（公元320—500年）是印度历史上的重要王朝之一，鼎盛时期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国土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笈多王朝实行第纳尔金币、德拉克马银币和标准铜币并行的货币制度。第纳尔金币是笈多王朝的主要货币，源于贵霜王朝（公元45—300年）创建的第纳尔金币制度。01笈多王朝公元3世纪末，贵霜王朝逐渐衰落，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分裂成许多小国。恒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小国逐渐强盛。这个小国的国王室利·笈多（Sri-Gupta）征服了附近一些小国并自称“摩诃罗阇”（Maharaja），意思是“众王之王”。室利·笈多的孙子旃陀罗·笈多一世（公元320—350年在位）与一位摩揭陀王国的公主结婚，建立政治联盟，增强了国力，又征服了许多小国，在恒河流域东、中部建立了笈多王朝，定都吠舍离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城以北）。旃陀罗·笈多一世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又称海护王，公元350—370年在位）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拿破仑·波拿巴”。他攻占了恒河上游及印度河流域东部，统一了北印度。旃陀罗·笈多一世的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又称超日王，公元376—415年在位）用联姻的方法，加强与北印度和德干地区酋长们的关系，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夺取马尔瓦、卡提阿瓦和信德，领土扩至阿拉伯海沿岸，又把首都迁至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城）。公元399年，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从长安（今陕西长安古城遗址）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佛法，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公元413年归国。法显和尚著有《佛国记》，记载了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笈多王朝的盛世景象。公元409年前后，除了克什米尔及印度南端的一些小王国外，旃陀罗·笈多二世几乎统一了全印度，其版图与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大体相当。此后，嚈哒人由西北入侵，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孙子塞建陀·笈多（公元455—467年在位）率兵抵抗，兵力不敌，国势日颓，民穷财尽，以致不得不依靠改革币制来维持军事开支。嚈哒人消灭了印度河上游的贵霜王朝残余势力。嚈哒国王头罗曼以犍陀罗为据点大举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地方长官们纷纷背叛，开始与嚈哒人结盟。嚈哒人在公元500年前后攻占朱木拿河及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灭亡。嚈哒人的入侵对印度经济政治造成严重破坏，笈多王朝的地方长官各自称王，印度再次分成许多小国。此后，印度的分裂状态持续长达650余年。02笈多银币笈多王朝从一个小国迅速扩张为地域广袤的大国，其货币制度是从占领地区继承而来的。笈多王朝的货币主要是第纳尔金币，但也有德拉克马银币在西部行省流通。笈多王朝的西部行省，原本是西萨特拉普王朝（公元35—405年）的领土。笈多王朝在西部行省制造和使用德拉克马银币。公元前80年，塞克人南迁，经波伦（BOLAN）山口进入印度半岛中西部，后北扩至西北部旁遮普、恒河流域。公元1世纪末，塞克人以索拉什特拉为中心建立了20多个塞克小王朝，统称为西萨特拉普王朝。西萨特拉普王朝实行银币和铜币并行的货币制度，没有制造金币。西萨特拉普王朝的货币，主要是1德拉克马银币，重量为2克左右。此外，西萨特拉普王朝还有查柯铜币。旃陀罗·笈多二世攻占了西萨特拉普之后，将其作为笈多王朝的西部行省，保持了当地的货币制度，继续发行1德拉克马银币。笈多王朝西部行省1德拉克马银币，公元415—455年生产，重量2.0克；正面图案是西萨特拉普国王头像；背面图案是展尾金翅鸟，周围婆罗米文“征服大地之王·鸠摩罗·笈多再降服上天”。此时，笈多王朝的国王是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儿子鸠摩罗·笈多。笈多王朝在西部行省发行1德拉克马银币，而其他地区发行的货币则主要是第纳尔金币。03第纳尔金币除了继承西萨特拉普王朝的德拉克马银币制度，笈多王朝还继承了贵霜王朝的第纳尔金币制度。贵霜王朝早期沿用希腊德拉克马银币。阎膏珍国王创建第纳尔金币制度之后，贵霜王朝的银币逐渐稀少，第纳尔金币成为主要货币，另外还有标准铜币。笈多王朝继承了贵霜王朝的货币制度，以第纳尔金币作为主要货币。笈多王朝的第纳尔金币重量7.9克，出土较多，质量整齐规范。沙摩陀罗·笈多1第纳尔金币，公元350—370年生产，重量7.9克；正面图案是国王站像，左方为金翅鸟柱头旗杆，国王右手抚祭坛，左手持权杖，币文是婆罗米文“英勇国王，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再降上天”，国王左臂下币文“沙摩陀罗”；背面图案是吉祥天女正面坐像，左上方有徽记，右侧婆罗米文“英勇国王”。笈多王朝继承贵霜王朝的金币制度，很少使用银币，原因不仅是受到贵霜王朝后期金币逐渐繁盛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拜占庭帝国金币逐渐繁盛的影响。笈多王朝所处的时期，是拜占庭帝国兴起及鼎盛时期。此时，拜占庭帝国国力强盛，货币制度稳定。拜占庭帝国实行索利多金币和米拉伦斯银币并行制度。索利多金币理论重量1/72罗马磅，米拉伦斯银币的理论重量也是1/72罗马磅，1枚索利多金币法定兑换18枚米拉伦斯银币。钱币金银比价1︰18，即1单位黄金兑换18单位白银。这个制度显然高估了金币的价值，使拜占庭帝国制造金币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制造银币则出现亏损。所以，拜占庭帝国的银币逐渐稀少，索利多金币成为主要货币。拜占庭帝国的钱币金银比价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向其他国家传导，影响着其他国家的钱币金银比价。于是，笈多王朝制造金币的利益，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比制造银币更加有利可图。结果是，笈多王朝的银币制造逐步减少，金币制造逐步增加。笈多王朝使用第纳尔金币作为主要货币，但是金币贵重，难以用作日常生活中的支付工具。所以，笈多王朝除了第纳尔金币，还需要有小额辅币。因此，笈多王朝除了大量制造第纳尔金币之外，还制造了铜币，作为辅币使用。笈多王朝的铜币没有采用西萨特拉普王朝的查柯铜币，而是采用贵霜王朝的标准（STATER）铜币，重量5.5克。笈多王朝标准铜币，公元376—415年生产，重量5.5克；正面图案是国王站像，身后一名矮人；背面是金翅鸟展翅图像，下方币文“室利·旃陀罗·笈多大王”。显然，这是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的铜币，正面图案中的矮人，应该是旃陀罗·笈多二世的继承人，背面币文中的“室利”是“圣”的意思。有人认为，刻印金翅鸟图案是西萨特拉普王朝钱币的风格。但是，我们看到，金翅鸟图案在沙摩陀罗·笈多1第纳尔金币上也有出现。并且，笈多王朝的铜币采用标准铜币，而不是查柯铜币。因此，笈多王朝的铜币不是继承西萨特拉普王朝的查柯铜币制度，而是继承贵霜王朝的标准铜币制度。在佛教中，金翅鸟又称“迦楼罗”，是天龙八部之一，终生以龙为食，是力量的象征。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笈多王朝的佛教正盛，金翅鸟是钱币上的常见图案。版面编辑｜王懿萱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总监制｜魏唯近期热文周末读史丨倭马亚王朝的迪拉姆银币周末读史丨李宏龄的票号成败论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缺失周末读史丨外国货币史漫谈：莫卧儿王朝的卢比银币周末读史丨外国货币史漫谈：萨珊王朝的第纳尔金币周末读史丨何平：梁启超的“虚金本位论”与货币行政的失败

导读本文为《IMI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2023年1月）的宏观经济专题，文章原载于《财贸经济》2022年第12期的《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文章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并强调了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对未来发展做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01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做出了准确的阐释：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如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肯定是高收入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放在首位。02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均GDP或GNI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国际上，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倾向于用GNI（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对比发达国家人均GNI,我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一般认为，人均GNI应达到12500美元。有些国家的人均GDP或人均GNI指标虽然超过了人均12500美元的门槛，但也不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还有其他社会性指标，如环境、教育水平、医疗、人均预期寿命和法制水平等。把相关社会性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整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数值为0~1的人类发展指数。一般来说，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75的国家，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目前，全球共有36个国家被认定为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均超过0.75，达到0.8及以上。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要把经济可持续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同时要向法制建设、文化发展、创新能力、教育程度、医疗水平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一指标的改善或提高。03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这样的经济基础应该具有充分的活力和竞争力，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元化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此，必须处理好财富的创造、分配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完善并优化相关制度。一是要保护并优化财富的创造机制，让财富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让可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大，这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二是完善体现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正常生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形成有效的财富积累机制，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保障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资本来源。为此必须完善法制，让社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创造和积累财富。有了有活力的财富创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和安全的财富保障体系，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扎实的经济基础。04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相比还有差距；二是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绿色发展之路；三是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四是大幅度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五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美誉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05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金融发展提出了要求，即“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及“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金融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现代化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两者相辅相成。在多年改革的基础上，中国金融正在朝着现代金融体系的方向演进。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数据的变化说明了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2012年，中国ＧＤＰ达到53.86万亿元，到2021年底达到了114万亿元，按照2022年前三季度的增速，预计全年中国GDP将达到118万亿元，经济规模10年间翻了一番多。在经济大幅增长的基础上，中国金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储蓄从2012年的40.5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91.5万亿元，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12年M2是97.4万亿元，2022年9月到达262.66万亿元；2012年金融总资产187万亿元，2022年6月则增加到407万亿元；外汇储备的变化相对较小，一直保持在3万亿美元的安全线之上；2012年进出口总额24.42万美元，2021年达到39.09万美元，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略有下降，表明内需市场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12年沪深市场市值23万亿元，2022年9月底达到76万亿元，沪深市场加上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突破5000家。这一系列数据表明，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比，中国金融离现代金融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有待提升。金融必须既要满足融资者对资金的需求，又要满足投资者日益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金融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多样化的资产选择和组合，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金融业态的多样性，提高金融效率，完善金融功能。第二，大幅度提高金融科技水平。金融既要服务于大企业也要服务小微企业，信用甄别难的问题亟须解决。要利用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用甄别问题，扩大金融的服务面，防范金融风险。第三，着力推动金融的开放，提升金融的国际化水平。重点是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推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中，做出合理的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应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从经济意义上看，一个国家最具竞争力的标志主要体现在货币的国际化上，包括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份额和影响力。我们要坚定地走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让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