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 | 黄达与新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
黄达教授是新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者。他撰写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等论著，系统阐述了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平衡的基本内涵、信贷收支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建立，奠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由此构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为宏观经济学发展增添了中国经验，同时确立了中国宏观平衡理论的基本框架，得到学术界普遍赞誉。
我们回顾《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等论著的诞生，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黄达在家中读书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9年，是中国物价体制改革元年。这一年，从提高粮、油料、生猪等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开始，国家开始有计划的调整价格。从此，伴随着计划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价格改革成为贯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条主线，延续至今。
同样在这一年，“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当年，黄达的一篇“应景”之作《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由于在理论界首次正面明确提出“通货膨胀”这个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说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学界，或赞扬之，或批判之，而且好像踩了政治上的“红线”。
理顺不合理的价格关系、改革不合理的价格管理体制，让价格杠杆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工具，这个在今天看来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人们普遍把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环境下，却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本来《中国社会科学》要在它的1979年试刊号上发表，但由于话题敏感，未敢刊登。后来，在经过改题目、取消小标题文字以及删除“通货膨胀”字样等“技术处理”后，才以《试论物价的若干问题》发表在1980年底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1998年，该文获得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1988年《黄达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黄达将两篇文章同时刊出，以作对比。
文章中，黄达认为：不合理的比价必须调整，而调整比价将会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所以物价水平会在时而平稳、时而有所提高的交替过程中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只要把物价水平的变动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就不会成为发展经济的障碍。反之，比价不合理的矛盾越积越多，对经济发展不利。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提出，对于基本稳定的物价方针，应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来理解。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的波动；而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应允许物价水平平稳地、小幅度地慢慢提高，采取这样的方针绝不等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这场争论为黄达赢得又一个颇具形象性的绰号——“徐徐上涨”，以至于每逢开会，总难免有人指指点点，“看，徐徐上涨来了……”即便如此，由于对真理的坚持，这篇文章成了黄达日后走进政治经济学圈子的“第一块敲门砖”。
随后的几年，黄达依旧在不同的场合坚持着同样的观点——社会主义与通货膨胀不能相容的论断不能成立，通货膨胀事实上长期存在。
同时，沿着这样的思路，黄达一直在科研和教学中继续进行拓展、摸索，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彻底阐明这个问题的理论框架。
1981年，黄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当年，他与周升业共同署名的《什么是信用膨胀，它是怎样引起的》一文在第11期的《经济研究》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自己认为，更主要的是这一次形成了分析信贷资金供求数量对比问题的系统思路。剖析信贷问题，在经济学中往往使人有走入迷宫的感觉；多年用来分析这一问题的传统思路似乎又很难把人领出迷宫。正是由反复理不清的困境所推动，我把我们教研室集体形成的剖析信贷资金供求问题也即货币供求问题的思路加以推演，并建立了基本模型。对我自己来说，这是‘飞跃’，是获得了可以解开有关难题的钥匙”。1999年，黄达在将该文收入《黄达文集》时，如此解题。
如果说这篇文章是黄达攀登学术高峰的里程碑，那么三年后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下称《导论》）才真正标志着黄达达到了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
▲1984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的精装本和简装本。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这一年，黄达59岁，已近花甲之年。
“这本书是自己倾注心血的成果，敝帚自珍，特别钟爱。记得看到过徐悲鸿的一幅群马图，他的自题词是：‘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千古没之加。’好像这最能点透自己对这本书的情感。”虽然无法体会此时黄达内心复杂的情感，但是从他日后回忆的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隐约感受到作者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矢志不渝的艰苦攀登之后，终达“泰山之巅”的喜悦和宽慰。
《导论》将诸如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当中，并为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这本书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抽象出简单的理论模型，并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经济实际。即使是从当前“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宏观应对策略及其效果来看，该理论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诸多财政金融问题以及经济平稳增长具有深刻的解释力与政策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如何进一步把握经济均衡亦具重要借鉴价值。
当时，武汉大学知名经济学家曾启贤教授，对这本书特别欣赏并为之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导论》虽然没有包含宏观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但为建立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有人说：“《导论》是对计划经济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的最后总结”。《导论》虽然是以计划经济作为推导的背景，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的一本颇为中国式的财政金融理论著作，对任何分析和推导所做出的论断，均以在中国曾经发生或者现存事实为支撑，但是它却得出了放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而皆准的一般真理，在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由此为奠定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基础作出一份贡献。以至一名香港学者看到此书后，竟断定作者曾留学欧美。
《导论》因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先后于1986年、1995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三项代表中国经济学科最高荣誉的奖项。
▲1987年3月31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邀请黄达参加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颁奖仪式的会议通知。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事实上，真理存在于具有普适性的自然规律当中，与制度和环境并无必然联系。
在黄达看来，正是置身于计划经济制度这样一个大“实验室”当中，他才能通过对简明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较为轻松地得出西方经济学需花大力气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
具体而言，长期以来，土生土长的“黄达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接触和了解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前，一是中国几千年来本民族积淀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已经是许许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论，但不被看重实际上却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全然清空。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迅猛，占据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头脑。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统治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经济理论。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才再次全力引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
“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从大刀长矛、汉阳造，到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一队士兵，但凭借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借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借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而黄达本人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也是这样长年累月地积累自己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并努力用来耕耘中国的经济学园地。
之后的很多年，黄达依然沿着《导论》提出的基本思路，在教学当中不断观察现实问题，提炼基本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他又写就与《导论》在思想上一脉相承而内容上不尽相同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9年修订版）一书。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经济学逐步走进课堂，走进经济决策的现实情状，但就其理论研究价值来看，并没有超越《导论》。
“从1984年出书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在2005年的《足迹——〈黄达书集〉说明》一文中，黄达这样写道。
——欣慰与遗憾同时跃然纸面。
本文节选自《黄达传略》，宋科编著
来源｜人大财政金融学院
版面编辑｜王懿萱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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