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不回计划经济的九大理由

导读

近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创始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发布专栏文章《不回计划经济的九大理由》，反驳支持“重回计划经济”的观点和思潮。他强调，高度集权下普通民众几无自身经济决策权，基于有限信息的荒唐计划造成各产业供求链严重脱节，向领导偏好倾斜的资源配置往往片面扭曲错配，领导高速冲动透支引致经济大起大落，纵向物资调配堵塞资源横向有效流动及配置，“大锅饭”与“软预算约束”注定微观经济主体无活力，城乡工农身份歧视加深城乡工农差别横沟，“短缺经济”严重负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体制性低效运行不可持续。

新年伊始，刘鹤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并发表致辞表示，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重要表态无疑有利于增进国内外利益相关者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

然而，国内某些自媒体大小V貌似并不认同，为计划经济辩护者大有人在，甚而仍是一种思潮。有人还引用邓小平“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之说，认为邓小平也并未否定计划经济。其实，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计划”是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并非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与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刘鹤副总理表示绝对不可能再搞的计划经济，当然是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

还有人以计划经济时期取得的“两弹一星”等成就为其辩护，认为至少不应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其实，“两弹一星”等成就并非计划经济唯一对应成就，其他非计划经济国家甚至更早更多“两弹一星”等成就，我国摒弃计划经济后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更多更大。而且，对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合情合理而可行的评估，应该看其总体收益成本，若其总体收益大于总体成本，则为合情合理而可行，反之则不合情合理而不可行。计划经济显然属于后者。

所以，总体而言，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这个历史过程：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积极推动党内思想统一，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并在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江泽民同志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具体化。

摒弃计划经济30年有余，我国经济取得了举国举世公认的长足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怎么还有人为计划经济辩护，并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或可给予我们启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用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但并未从“批判的武器”上对计划经济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形成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

作为计划经济的过来见证人，作为国家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深感有责任从“批判的武器”上对计划经济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笔者不揣冒昧，以自己的浅薄认知撰写《不回计划经济的九大理由》，以期抛砖引玉，引出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

01

高度集权下普通民众几无自身经济决策权

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其实并非中央政府高度集权，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构成的政府整体高度集权的经济，即政府在其中拥有无限权力、扮演无限角色、包揽无限事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都取决于事先制定的计划。谁事先制定计划？当然是政府。因此，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事先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经济。计划一旦制定，就具有指令性特征，必须强制执行。  

所谓计划经济，就是一切按政府指令信号活动或行动的经济。这从1963年印发的一个《计划经济条例（草案）》即可见一斑：“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必须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的主要活动。应当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积累等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农业、工业:建筑、运输、商业、文教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既要包括产值、产品产量等数量指标,又要包括品种、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等质量指标”。该《条例》列出的具体指标，涉及二十个大类和数百个细目，可谓包罗万象。

具有强制力的政府计划越是包罗万象，普通民众当然就越是无权决定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乃至消费。换言之，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即普通民众几无自身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这在城镇国有与集体工矿企业自不必说，在广大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种植什么都得上级说了算。若擅自种植，轻者被强制毁种拔苗改种，重者被批斗处分。类似事件查阅当时报刊即多有刊载，现在也可百度出来。比如，输入关键词，可查出某县委干部回忆：1961年秋天，有一次，他陪某书记下乡，到某县某公社检查双抢工作，在一处二岸田边，其发现有扯出扔在岸上的红薯苗，便问正在劳作的社员怎么回事，社员告诉他，这里缺水，种晚稻没收成，收完早稻以后便种上了红薯，但公社干部搞强迫命令，非要种晚稻不可，还将红薯苗拔出扔掉。路遥《平凡的世界》艺术再现了当时的现实：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孙少安带领本队农民集体抓阄分地，他私自扩大了猪饲料地，想让大家多种些庄稼吃饱肚子。后来，此事被告发，孙少安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公社批斗。所以，当田福军突然问他“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问题怎样解决好？”他就照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 他姐夫王满银贩了几包老鼠药，让公社拉在他们村的会战工地劳教，还让他爸跟着陪罪。润叶得知感叹：“这真是胡闹！现在这社会太不象话了，把老百姓不当人看待”。

所以，现在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人民经济”，那纯属伪命题，是罔顾历史事实的胡诌。

02

基于有限信息的荒唐计划造成各产业供求链严重脱节

计划经济可行与有效的一个假定前提是作为计划主体的政府无所不知、全知全息。问题就在于这一假定前提与实际相去十万八千里。作为计划主体的政府并不全知全息，其计划越是包罗万象，相关信息知识就越是欠缺，所制定的计划就越是脱离实际。这一点在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中有权威记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计划管理的300种产品中，真正了解产需情况的只有几十种，此外是按估计做计划，列入计划后又不准修改，如要修改则需经计委批准，弄得“一个计划，修改一年”。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总结1959年钢铁指标“朝令夕改”的教训时，说了七个字：总而言之，不摸底。

另一位高级别领导最近回忆：在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商品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商品的定价，都是由政府来定价、政府来配置。比如说一个火柴盒，两分钱一盒。当时我在上海经委，当规划处处长的时候，我印象每星期经委主任办公会就是讨论各种商品定价，两分钱的火柴盒要调成三分钱。当时要经委主任办公会通过。然后再报到市政府常务会通过，市委常委会通过。还要经过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也就是说，每一个定价的变动都具有立法的效应。那么千千万万的商品如果都要这样来调价来确定的话，可见这个经济会多僵化。

计划经济的实践一再证明，相关信息极其有限的政府事先制定的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往往荒腔走板，甚至荒唐可笑，以至常态化造成生产、生活资料供求严重脱节，造成极大的资源错配和浪费。这在“一五”时期就初露端倪。在国务院于1956年7月10日-7月30日召集15个省市的工业厅(局)负责人、中央各工业部、各有关单位代表参加的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改造会议中，广东省代表就反映：制药、烟酒、金属制品、皮革等轻工业出现较严重的原材料紧缺，而砖瓦、纽扣、木材、棉织等轻工业却反过来产品滞销或计划任务不足，导致开工困难，甚至“一些职工只好靠摸鱼打柴为生”。福建省反应省内的棉纱、生胶、铜材、塑胶、造纸等产业都出现了原材料紧缺的困难局面。云南省内多个轻工业的原材料供应不足并影响生产，炼油业和橡胶业甚至因此半停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西等多个省市出现了五金器材、钢铁、水泥、木材等工业中间品和建筑材料的紧缺。广西化工厂因缺氯化钾而停产一个多月，农具厂也因缺材料而半停工。无锡市25个工业门类的396种主要原材料，就有62种供应不上。上下游工业链的崩溃还反映在设备维修方面：“南京市曾出现国营企业干部夹着图纸满街走，找不到原有协作关系”。此外多个省市的轻工业产品(烟酒、火柴)却出现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滞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以当时作为重中之重的钢材生产为例，1953-197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有些品种或型号的钢材长期供过于求，形成大量积压；另一些品种或型号的钢材又长期供不应求，缺口越来越大，需要大量进口。这种“长线”恒长，“短线”恒短的情况，在其他工业品投入-产出供求方面表现更甚。

近年来，不断有人表示，凭借计算机、大数据等数字科技，全知全息不再是问题，因而计划经济或又可行有效。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过争论与结论。正如本人博士导师董辅礽先在给我的《市场论》一书的序里所阐述的：“自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人们认为,计算机可以替代市场,指令性 计划借助于计算机就可以做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只要能在全国建 立起计算机的网络,中央计划部门就可以做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只要能在全国建立起计算机的网络，中央计划部门就可以迅速的收集、传输和处理庞大的信息，并以此制定计划，下达指令，从而使指令性计划能合理地配置资源，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所带来的资源的损失。但是，指令性计划、计算机都不能替代市场。虽然计算机是功能强大的工具，但是，即使将来建立了信息高速公路，指令性计划借助计算机也不能取代市场。实行过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上世纪30年代那场论战中，反方主角哈耶克就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市场之所以优越于计划，就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递的困难。在一个由众多人组成的分工社会，与经济决策相关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有关资源、技术和偏好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拥有，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识，每个人又都是无知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本质上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惟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经济问题实际就是一个如何运用分散化知识的问题。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分散化的知识不可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中央计划机关，任何试图这样做的行为都会导致信息本身的消散。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关资源和环境的知识是不断变化的，更由于大部分与经济决策攸关的知识是主观的，是如迈克尔·博兰尼讲的“默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些默性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编码，因而没有办法以非价格的渠道传递。用现代物理学语言来说，混沌问题是不可解释、预测和计算的，而社会经济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沌问题，因而，即使功能强大的大数据、云计算，也不可能解释、预测和计算。

03

向领导偏好倾斜的资源配置往往片面扭曲错配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资源跟着计划走，而计划很大程度不过是各层级领导意志的体现，而各层级领导的计划意志又不过是其经济偏好的反映，所以其资源配置必向领导偏好倾斜。如果领导偏好能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客观需求，其所决定的资源配置或可动态接近最优状态。然而，如上所述，其相关信心往往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其偏好重视往往是片面错误的，这就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片面扭曲误配。加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片面扭曲误配还会层层加码强化以致荒谬绝伦。

比如，大跃进年代，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和计划指标。在工业领域，中央把原定15年赶超英国、35至4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逐步提前为两到三年赶超英国、五到七年赶超美国；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7％)逐步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柯庆施甚至提出华东区1959年要搞800万吨钢。在农业领域，毛泽东提出了全国“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中央把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12年提前到5至8年，最后定在5年之内,又提出在5至7年内全国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河南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1958年6月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3至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要达到2000斤以上，紧接着其他各协作区也都提出了粮食高产计划，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了在人均粮食产量方面要达到1958年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3000斤。

由于当时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超英赶美的认知及其偏好重视聚焦于钢铁生产，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工业以钢为纲”，号召一切部门都要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支援大炼钢铁。为了炼钢，人们砸铁锅，收废铁，甚至拆下钢窗铁门作原料。这种片面扭曲倾斜甚至荒唐的工业资源配置其实不止存在于大跃进年代，而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

与工业“以钢为纲”并行的是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后者带“全面发展”，貌似全面，但由于各层级领导偏好重点在“以粮为纲”，自上而下贯彻落实下来，却是到处开山毁林开荒、填湖填海造田，不顾一切倾全力增加粮食产量。结果是，20 世纪 70 年代的南方丘陵山区出现了“开山种粮 , 越种越荒”的状况，这被农民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戏称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曾经的全国第一大湖洞庭湖面积1977年从1949年的4 350平方公里缩小至2 740平方公里，1983年量测为2 691平方公里，退居全国第二位。围湖造田的后果更严重，姑且不论舟楫不通、水产下降，最为严重的是江湖断流，湖泊不再能调江河径流，江河洪水位迅猛上升，洪水灾害的威胁日趋严重。围湖造田还使水禽赖以生息的大片芦苇、荻丛环境遭到破坏，使水生动、植物种类发生变化，有些种群几乎绝迹，建闸使江湖隔断，洄游、半洄游鱼类的游动通道受阻，破坏了繁殖、肥育的生态条件，使湖区水产资源受到极大损害。

04

领导高速冲动透支引致经济大起大落

高度集权的领导通常都有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冲动。这从《人民日报》1958年6月发表的《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可见其始：“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实业的根本方针问题。”还可从1978年有代表性的一篇经济理论文章可见其续：“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有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有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由于高度集权，其领导可在一定阶段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不顾代价地透支所有资源，这种高速冲动透支往往就会逻辑地引致经济大起大落。

与人体透支引致不良反应甚而灾难性后果一样，经济高速冲动透支也不可避免地引致若干不良反应乃至灾难性后果，最直接的后果即经济大起大落。强制透支实现的大起就必有大落跟随，此所谓经济大起之后必有大落。而经济剧烈震荡造成的烂尾工程等资源大量浪费和损失，往往是多少年也难以消化和弥补的。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大起大落的极端情况是：1958年增速冲高至32.2%,1961年跌落至31%。直到改革开放前10年，1970年增速冲高至25.7%,1974年跌落至1.4%,1976年继续跌落至1.7%。如下图所示，改革开放前年度经济增长的轨迹明显大起大落，而其后则明显平稳。

05

纵向物资调配堵塞资源横向有效流动及配置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的活动都只能听命于计划指令，相应地，所有重要资源都只能由计划制定与实施主体即政府自上而下地纵向指令调配。比如，从1950年起，政府即对各类重要生产资料物资实行统一调配：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调配，称为统配物资；重要的专用物资，由重要各主管部门分别调配，称为部管物资；其他一般物资，主要由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政府调配，称为三类物资。直到1982年，统配物资256种，部管物资581种，合计837种。此外，国家对重要消费资料也实行统购统销，凡列为统购统销的商品，均由国家集中购销，按国家规定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由指定的商业部门统一经营，个人购销为非法，会受到严厉法办。

除实物形态的重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皆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纵向调配以外，价值形态的国定资金与流动资金更是完全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纵向调配。这包括，企业投资全部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以行政投资方式为主，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各单位和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非商品化。国家不仅决定关系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建项目的决策，而且决定原有企业本身的扩建和改建，甚至包揽企业固定资产更新资金使用，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投资决策权。预算拨款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计划亏损以及低利企业由国家财政予以补助。企业流动资金也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或由国家财政，或由国家银行统一调配比如，1972-1979年，定额流动资金全部由财政供应，超额流动资金全部由银行供应。

由于资源只能跟着自上而下的纵向指令走，任何脱离纵向指令的横向流动及其配置都是禁止的，即使明显经济合理有效的横向资源流动及其配置，也往往被禁止，这就逻辑必然地严重堵塞其经济合理有效横向资源流动及其配置。

资源横向流动及其配置被严重堵塞也被称为中央各部门(简称为“条”)与地方(简称为“块”)之间的“条块分割”，这始终是计划经济的矛盾焦点。比如，工业管理体制被称作“敲锣、卖糖，各有各行”。以至许多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资源白白浪费。如天津发电厂一年有30万吨炉灰要扔到海里去，水电部宁可花1000万元买条船运炉灰，却不肯给地方一些钱，生产炉灰砖。六机部、交通部在上海扩建和改建的江南、沪东、上海造船厂，它们的多余铸锻能力达75％，铸钢多余能力达90％，铸造多余能力达75％。有个炮弹厂有些搞运输的老马，工厂不能用了卖给农村还可以用几年，但是根据企业管理条例，马是固定资产，喂不好死了可以，就是不能卖。国家计委的基建投资数字来自中央各部，这些安排如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符也很难改变。譬如在机电产品生产计划由一机部拟定，材料、设备由地方分配，一台万能铣床需要钢材39种、289种规格，有色金属16种、143种规格，辅助材料221种、322种规格，材料供应往往保证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自上而下纵向指令调配资源的“条块分割”严重阻碍横向资源配置动态接近优化状态，造成资源的明显大量浪费。记得当年官方媒体报道过的一个极端典型案例：安徽与江苏接壤的一企业需要的上游物资就在一路之隔的江苏一企业库房，但后者不能直接供货给前者，而是要听命于江苏省相关政府部门的指令。不仅如此，其物资还须调运至江苏南京再安徽合肥再这家企业。今天来看何其荒唐，当时却是纵向计划指令自上而下调配物资的正常运行轨迹。

06

“大锅饭”与“软预算约束”注定微观经济主体无活力

“大锅饭”与“软预算约束”是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内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典型制度特征。大锅饭是对平均主义分配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的大食堂是极端典型的“大锅饭”。“大锅饭”首先是劳动者个人吃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集体等的大锅饭，即在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内部，劳动者个人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其个人工资分配；其次是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

上述后者又被世界著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进一步理论化为“软预算约束”。其反义概念当然是硬预算约束，即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一切投资经营及其支出分配都受自身拥有的资源或挣来的收入的硬性约束，其只能自负盈亏，如果资收不抵支，在硬预算约束下，就不能继续存活。而软预算约束则相反，即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一切投资经营及其支出分配并不受自身拥有的资源或挣来的收入的硬性约束，其不必自负盈亏，即使资收不抵支，也能继续存活。何以如此？科尔奈将其归咎于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特有的国家对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父爱主义”。他说，“父爱主义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 他所说的“父爱主义”，指的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类似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方面，国家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通过计划、指令等方式加以控制，并通过税收、利润上缴等方式抽走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对企业加以保护，随时准备着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放松信贷等方式对其进行救助，拯救陷入亏损困境的企业。

正是“大锅饭”与“软预算约束”这样的制度安排，内在地注定了微观经济主体无活力。因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谁有动力干活、干多、干好？对此，先后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的姜春云当年曾发表《“大锅饭”与“铁饭碗”的危害及其根治》进行过深刻反思。他指出，“长期以来，主要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我国经济一再走弯路，受挫折，以致经济效益迟迟上不去。而其中对经济发展妨害最大，影响最深广的，莫过于‘大锅饭’、‘铁饭碗’了。这种弊病如同一种流行瘟疫，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反映出来。”其要害在于，“劳动者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企业的发展失去了内在动力”。所以，从1982年底到1983年初《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不能再吃“大锅饭”》《“大锅饭”养懒汉》《不端“铁饭碗”很好》等七论“不能再吃大锅饭”的系列社论，对“大锅饭”的危害进行了刻骨铭心的反思。

至于“软预算约束”型企业，其独立核算不过是一种形式——获利的企业不能因为盈利而受到激励，利润会被转移以补足亏损企业的窟窿，长期亏损的企业也不会受到惩罚，这样反向激励也是注定其缺乏活力而惰性十足。

人体生命科学告诉我，人体是由40至6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正是这数十万亿细胞的活力决定整个人体的活力与健康。经济体系是由千万数亿个体与企业等组织体构成的，后者相当于经济体系的细胞，其细胞无活力，何来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健康？

07

城乡工农身份歧视加深城乡工农差别横沟

我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56年秋季开始，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大量农民、复员军人和乡社干部流入各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地区，严重超出了城市承载能力。且当时国内物资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流入城市的人口却还在不断增加。为了防止农村人口继续大量外流控制大城市人口容量，同时保障城市基本生活品和最低社会福利的供给，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采取了严格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使之与粮油供给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挂钩，以缓解城市物资供求严重失衡的困境。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第十条第二款中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古今中外少有的中国式户籍管理制度自此确立。

这套户籍管理制度的要义就在于城乡、工农居民身份区别对待，其实就是城乡、工农身份歧视。这种区别对待或身份歧视，并非当时权宜之计，而是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这就是，只认可纵向指令资源调配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当然更不认可城乡居民及其劳动资源的自发横向流动与配置，此其一；城市就业、基本生活资料以及公共产品与设施极其有限，只有将农村居民排除在外，才能局部履行高度集权集责的计划主体即政府对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无限责任，此其二。

作为计划主体的政府制定推行这套户籍制度的主观意愿在于维护计划经济的秩序与运行，但实行的客观后果却是：其一，对广大农村居民及劳动者的歧视，是极大的不公平，也必在其内心深处形成一种不公正与自卑感，造成心理与事实上的城乡对立。其二，限制城乡地域人口流动，无异于限制经济发展。据统计，人口迁入和迁出量由1960年的各3300万人降为1961年的各1900万人，1963年降为各1300万人；1966年-1977年这一时期，虽有“三线”建设计划性人口迁移、自发性垦荒迁移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种形式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也仍处于低潮期， 1977年迁入1550万人，迁出1450万人。世界经验表明，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这是因为，合理的人口与劳动力流动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互为因果、相得益彰，其为经济发展的必然伴侣。所以，限制城乡地域人口流动，无异于限制经济发展。其三，城镇化率被人为阻滞，甚而几次出现政策性“反城镇化”动向。从统计数据看，在1949—1979年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只有0.28个百分点,1960年我国城镇化率曾达到19.75%的高位，1965年下降为17.98%,直到1978年仍停留于17.92%。与1961年相比，1978年我国工业化水平倒提高了14.76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反而减少了1.3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城乡工农身份歧视性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当然更包括三次政策性“反城镇化”动向：1961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城市劳动力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时，全国共减少城市人口2600万，精简职工2000万左右，出现了第一次政策性“反城市化”动向。1966-1978年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干部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两项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下滑，出现了第二次政策性“反城市化”动向。最后，由于国际局势日益恶化，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的问题备受中央重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撤离城市转向了偏远山区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由此形成了第三次政策性“反城镇化”动向。其四，城乡名义货币收入差别扩大，实际隐性差别扩大更多。统计显示，城乡名义货币收入比，1953年为3.9,1978年扩大到4.54。事实上，城镇居民及劳动者享有住房补贴、劳保福利与价格补贴等，并未计算入其货币收入，而价格剪刀差也并未计入，若将这些事实隐形收入计入，则实际城乡差别还大得多。例如1976年全国抽样1296个生产队的六种主粮的生产成本加农业税，每百斤平均是11.6元，而当时国家收购价格仅仅是10.64元，亏损10.9％，这就致使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亏损。1978年全国2.5亿绝对贫困人口全部为农民，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差别大大高于名义收入差别的事实。

08

“短缺经济”严重负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

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常态。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的，一是票证经济。即各种生活、生产资料凭票限人限量供应。这主要包括：粮食类，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别；肉蛋类，一般都由地方发行；食油类，有食油票、定额油票和补助油票等；副食类，有通用的副食票、副食证等；工业品类，有城市工业品购货券、农村购货券、纺织工业品购买证等；棉织品类，有布票、棉花票等；日用杂品类，有煤票、烟票、灯泡票等；生产资料类，有饲料票、化肥票、柴油票等。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民当年使用过的票证多达70多种，凭票限量供应的商品曾多达100多种。首都北京尚且如此，其他省市可想而知。二是排队经济，即买东西多要排队。当年武汉流传一个真实的笑话：大街上排队越来越长，后不见前，后面的人只听说前面有鱼卖，就抢着排队，其实前面的几条鱼早就卖完了。周边及市区盛产鱼米的武汉买条鱼尚且要排长队，其他地方买鱼难可想而知。

对短缺经济，匈牙利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短缺经济学》中做了系统理论描述与分析。根据他的描述与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为：纵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横向短缺，即在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买卖方式分配的情况下出现的短缺；内部短缺，即企业缺少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即社会生产能力利用，接近各种资源形成的 “瓶颈”。

从宏观视角看，短缺经济还表现出一定的恶化周期。比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1959-1962年，粮食、棉布、副食品供应十分短缺，城市居民口粮、棉布、食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定量供应一再减少，农村居民口粮更无保障，以至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增加；1971-1974年，许多日用品凭票供应也难以满足需求，许多大城市出现了抢购粮食和其他商品的情况；1979-1981年，社会商品购买力与可供量差距扩大，物价上涨，粮食议价高出牌价一倍多，抢购风席卷全国。

正如科尔奈所分析的，“短缺经济”使卖方市场占主导，从而形成了“卖者”支配“买者”的社会关系，居民不仅要承受为得到物品去搜寻、排队、等待而付出的代价，还要经常忍受卖者或物资分配者的粗暴无礼和漫不经心。短缺经济严重负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不言而喻。

09

体制性低效运行不可持续

“政治统帅经济”，“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计划经济的主流指导思想，也是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政府毕竟是政权抑或政治组织，因此，其强调“政治统帅经济”，“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其内在逻辑使然。正是这一主流指导思想及其上述种种体制原因综合作用，主客观地使整个经济长期低效运行，我们不妨称其为“体制性低效运行”。

据有关研究人员依据相关统计数据测算，计划经济体制健全前的1949-1953年，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8.5％、12.9％，而1953-1957年间的农业TFP增长率则骤降至2.5％，工业TFP年均增长率竟变为了负值，每年下降0.8%。再看投入产出比，1957-1978年我国经济整体投入产出比为1.4，其中工业部门的投入产出系数1957年为1.76,1978年为2.09，其中有些年份，工业部门消耗了85%的物资，而净产出还不到总产出的60%，投入产出比一直大于1且逐年上升，这表明其投入产出效益一直且越来越低下。再看能源利用效率，1957-1978年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增长了6倍多，从9644万吨增加到了57144万吨，但每吨能源生产的国民收入却是下降的，从每吨942元下降到了每吨527元，下降了44 %。而每万元国民收入所消耗的能源则从916吨增加到1913吨，增长了100 %。再看资金利用效率，1957-1978期间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产值从从139元减少到了103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也都呈下降趋势。而每百元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和每百元销售收入的成本都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工业部门的资金成本趋于增加，而资金利用效率趋于下降。

如此长期低效运行的经济，定然是不可持续的。从统计数据看，1960年，我国人均GDP为89美元，英国为1397美元，美国为3007美元，我国分别为英国的1/15.7、美国的1/33.8;到1978年，我国GDP为156美元，英国为5976美元，美国为10,564美元，我国分别为英国的1/38.3、美国的1/67.8。不仅未能超英赶美，而且差距显著扩大。这与当年超英赶美的愿景可谓南辕北辙。

更有甚者，1978年，正如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人大政府作报告中所指出的：“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人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计划经济体制大彻大悟的反思：“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从而才有事实上以计划经济为革命对象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经济革命。

来源｜经观APP

版面编辑｜薛昕安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朱霜霜

近期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