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 重温黄达教授93岁演讲：金融学研究基础，必须强调再强调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一级教授黄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18日8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黄达（1925-2023），天津市人，1946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1947年至今，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学习和工作。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其科学研究与教学成果集中体现于1988年至2014年出版的《黄达选集》、《黄达文集》及其《续》、《再续》、《三续》，《黄达自选集》、《黄达经济文选》和《黄达书集》，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黄达先生曾在2017年做客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IMI举办的“货币围炉”（第一期）暨“大金融思想沙龙第87期”，并做了题为“基础——必须强调再强调”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货币理论、金融理论的基础自古一脉相承，应该将其摆在中心位置，大学教育里一定要保留基本理论，必须对基本理论强调再强调，并提出开设“中外金融思想史”课程的具体建议。此外他还指出，基础的基础是要把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币金融理论中。黄达教授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举重若轻地梳理了有关货币的历史逻辑，特别强调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为当前金融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以下为演讲全文：
现想讲讲需要加强两个基础的想法。
第一，最基本的货币金融的理论、观念，自古一脉相承，要始终摆在我们金融学科教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货币理论、金融理论（货币与信用不可分割的融合体是金融）是自古以来传承、发展的理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把握其基本的、稳定的核心内涵，对于货币和金融理论工作者，至关重要。无论研究的领域多么具体，不把握核心观念，也难以得到提高、升华。在中国，传承的脉络极其清楚，文献也称得起汗牛塞屋。问题是汉代之后，言必先圣，鲜有发展。
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以配第、魁奈、斯密等大家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大发展，好像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繁荣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层。从《资本论》这部严格尊重历史思想传承的巨著来看，对西欧古圣先贤经济思想的引述，较之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引述显然有颇大的差距。若说西欧古圣先贤的经济思想本来就比较贫乏，则有些难于想象。像汉谟拉比法典那样的法典不可能没有相应的理论发展。也许是中世纪的断层阻碍了后学对古代思想的继承，但考古的发掘是否也应有所补救？不清楚是否有人研究，不过至少在我们这里不甚了了。
不论有多大的差异，中国与西方的学术思想发展史都有自古及今的传承，都有共同的基本观点。
例如，中国汉初晁错的《贵粟论》对金银珠玉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论点，相应地在古罗马有用黄金盖厕所的主张，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也有点物成金的手指给国王造成将要饿死的窘境。用今天的观点表达，应该是要求把货币经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位置摆正的基本思想。
再如，中国古人有货币是“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乎天下也”（《管子•山国轨》）的论述；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名言。用今天的观点表达，应该是充分认识和运用金融杠杆的思想。这样的基本道理看似简单，但把握起来并不简单，往往只是毫厘之差，决定着大局—— 个人的大局、企业的大局、国家的大局，乃至成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过度夸大金融力量是全世界的潮流。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引进“宏观调控”观念以来，实际是对之过分崇信。在上世纪末召开的金融会议，对“金融是核心”的理解，实际就反映着搞好金融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思潮。直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股思潮才得以扭转。
对于看似简单的基本道理，第一是牢牢记在心里。牢牢铭记于心，在于对其丰富的内涵要下功夫领会。不下功夫，不能牢记于心；不能牢记于心，在思考问题时，它们就不会自动地提醒自己把牢基本方向。
还有一些基本规律：如货币的存在就不能排除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如货币是市场经济里的基本尺度，但这个尺度本身却是可变的，也就是说，以可变尺度度量可变对象是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过程等等。这些基本规律在人们的头脑里往往或明或暗，把握不牢。
此外，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现代货币制度的理解。当今的货币制度不古老，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许多人，包括当下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在内，实际并不怎么理解。不懂得经济里无所不在的债权债务网与货币的关系；不懂得经济生活中资产负债永远对称、平衡的原理；不懂得这是成本最低的货币制度；不懂得这是主权国家可控的货币制度，是主权国家的命根子等等。不懂得货币制度，却要讲以货币为基础的学问，是否也很玄虚？要理解最新的现代货币制度，也要从根本上把握最古老的货币理论。
我们现在有许多研究具体金融的领域，其任务本不是研究基础理论。但无论研究的领域如何具体，也不应忘掉基础理论对自己具体研究领域的意义。2008年危机前，就是忘掉了最最精确的设计也不能保证可以绝对消除债务链的断裂。智库作为智囊机构，对政策的制定要出谋划策，空讲基础理论没有用。但出谋划策的人士必须提高基础理论素养，这对于把握方向、对于“瞻前顾后”、对于成败利钝，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提一个建议：高校金融专业应该开一门“中外金融思想史”（或“中外货币思想史” “中外货币金融思想”）的课程。今天，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事者极少；对基础观点的“锻炼”也不怎么受人重视。要想扭转，自非一日之功。建立课程或许是可行的第一步。
黄达教授于2017年出席“货币围炉”并做主旨演讲
第二，基础的基础，是将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市金融理论。
应关注更为基础的基础，使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币金融理论里面来。作为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工作者，不仅应该重视货币、金融的基础理论，还必须把握更基础的基础一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
经常听到中国人自己说：中国人学外国，“学什么都变味儿”！
就经济领域来看，建国初期的“学苏联”就是“学变味儿”了。那时有个说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学苏联的集体化，学成的是我们的合作化、公社化，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学苏联的工业化，也同样建立了国有经济，但我们管理国有经济，并不是“一长制”，而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改革开放，是学市场经济，更具体地说，是学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多少年来，不少人一直不断慨叹，没有“学到家”。
从实际出发，不生搬硬套，这是一般的道理。学，不可能学得一模一样，有修正、有调整，但只要精神上一以贯之，不能说是“变了味儿”。至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说都是“市场经济”，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都认为“味儿”大有不同——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
应该说，没有人“决定”，一定要学的“变个味儿”。笼统地说，它或许是上上下下在一个长时期的磨合过程中“自发”、“自觉”的混合过程。
“学什么都变味儿”，就字面上说，是有点贬义的。关键是变了味儿之后，效果如何？效果不好，当然不应该“变味儿”；要是效果积极，“变味儿”又有何妨？
关键是为什么“学什么都变味儿”？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不同，“变味儿”应该说是“自觉的”，是必然的。晚清的学西方，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一开始的立意，就是学西学必然要“变味儿”。要封建王朝永续，怎么能全搬资本主义？应该说，晚清的统治者并不糊涂。至于对明治维新应怎样分析？是不是日本学西方，味儿变的恰当；清廷的问题并不在于变味儿而是不太够味儿？需另作研究。
按照这样的道理，我们是社会主义，要学市场经济，只能把资本主义的“味儿”变成社会主义的“味儿”。就“市场”这个经济范畴来说，“日中为市”，早就出现在远古，它实际适应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整个经济全被市场涵盖之后，就一定以“美式”为最佳，也难以板上钉钉。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学的“变了味儿”，完全是题中之义，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当然，也不少问题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洋人革命的路子是在政治中心的大城市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而毛主席却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原汁原味地学，一再碰壁；变了味儿地学，却学出了新中国。这说明，学变了味儿，只是根据对不同环境的尊重，是属于思想方法的问题。
思想方法问题，这涉及更一般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文化传统，也许可以说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塑造的整体社会环境问题。哲学思维（综合与分析，思想方法），宗教信仰（儒道释；佛、基督、伊斯兰；各式各样的“邪教”），政治体制（争取生存空间；集权与分权；政党的特点），经济制度，生活习惯等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中外的金融领域也颇有不同。比如利息，自古以来，中外都有。但在西方，把利率经常称之为“价格”一货币的价格；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更为普遍地是称作“息”或“利”，与商品“价”明确有别。价，称贵贱；息，则称高低。六、七十年前学《资本论》，对于马克思用极大篇幅论述货币的价格与商品的价格有本质不同，颇感难于理解：本来不是一回事儿，何必化用这么多的笔墨。后来，才慢慢领悟：中国从来不认为它们是一回事，自然没有必要论证它们的区别；而西欧却从来“就”认为它们是一回事，那自然要认认真真讨论它们的“本质”不同！此外，对于放贷，西方总是趋向零容忍；中国也大多持否定看法，但是不那么绝对……最近特别讲的“和”，这更是属于文化传统的顶尖问题。“和”确实标志中国人的特点，它的含义广泛：和谐、和睦、乎和、包容，如果讲含有贬义的用法，如和亲（屈辱的和）等等。
在宇宙的层面，不知“和”是否是基本的规律。在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好像是基本的规律，如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与“和”怎么统一起来？在人类社会，“和”的地位应是最高的：没有“和”，也不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的对立面是“不和”：“斗争的哲学”。这个对立面也应该是成立的。问题是“和”与
“斗”的关系应该怎样把握？过去，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斗争”，听过郑重其事的传达，很难理解。“和”与“斗”，两者互为条件，才能存在；只强调一分为二，则天天处于“斗争”之中，其后果不能不是文化大革命。“和”与“斗”并存，哪方面更应是主导？好像是“和”，它是追求的目标；而“斗”，应该在“和”的包容之中。其实，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斗争的哲学”也总使人感到不怎么舒服。过去读《旧约》，对于“屠城”总觉得难以接受。至于我们自己，秦的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好像就埋伏着秦王朝速亡的基因。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有“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名言。
关于文化传统，中华五千年（或者更长）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下来的古文明，本来应有自信。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百年的民族屈辱史，极大地摧毁了自尊心、自信心，“不如人”的心态严重地束缚了对自我的认知（改革开放初期的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之争，颇为典型）。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实践，好像自卑、自我束缚的缰索在慢慢解脱。解脱的过程，抽丝剥茧，过程困难，且多反复（围绕高铁的反复争论极为典型）。直至最近，才有了突发性的转折。这是自改革开放伊始，多年的积累，使得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到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传统内在优势的“资本”。自尊、自信的强势恢复使我们适时走出韬光养晦的策略。
上世纪五十年代，可能是大跃进前后， 曾经有一阵子宣传中国是世界第一，主要是讲古代的发明，例如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等，越讲越显得拿不出在当代有什么“第一”的窘境。这样的宣传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现在的“大国工程”，崛起的军事装备，可以摆摆的基础科学，确实有了可讲的东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确有的本领，也是增强自信的必要。当然，切记不能排斥和蔑视西方，不能自我陶醉。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确有所长，但也确有所短。也许，在这突发性的自我重新认识的时候，更应该及时提出，必须警惕头脑发热、自我膨胀。回到文化传统与“变味儿”的关系：既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根基极厚，那么要使不同文化传统中培育出来的优良因素为我所用，“变味儿”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正宗的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廉价政府”；而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讲究官家要重视理财一中国的传统好像是桑弘羊而不是“贤良文学”。问题是使自己具备能够冷静思考的素养*哪些不能“变味儿”，哪些必须“变味儿”！
“变味儿”的问题提出了更应重视基础理论的必要性：身处货币金融的教研领域，不仅要求重视货币金融领域的基础理论，而且还必须重视更为“基础”的基础理论，如哲学等基础理论。没有这样的功底，怎能剖析文化传统对于学习、引进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和做法的影响？更进一步，我们又怎么能够依靠东方文化传统的精髓为世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近十几年来，关于“依靠东方文化传统的精髓为世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不时有些想法。我曾想，我们是否应该有志于建设出来具有东方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
不过，在货币金融的教研领域，有多少成员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必要的素养？应该说，从事货币金融基础理论的教研力量本就不多，能把货币金融基础理论与东方文化传统结合研究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在我们的教研队伍里，应该引进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根底的学术力量一这方面专业的本、硕、博。如果其中有有志于研究经济金融史和学说的更好。无论如何，今天，引进、培养这样的人才应该再次急迫地提上日程。应该在引进国外人才的指标里“抠”出个极小的比例，安排落实。
总之，想要说的就是“基础”。两个基础，必须强调再强调！两个建议：第一，筹备开“中外货币金融学说史”；第二，安排引进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功底的青年有生力量进入货币金融教研领域。
2017年“货币围炉”会议现场
附（节选自2012年4月21日，黄达先生在周骏教授荣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中国的金融学界会作出什么样子的贡献？在引进为主的条件下，以西方治学的思路为思路进行钻研、探索是必然的路径。毫无疑问，这需要睿智和勤奋；特别是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既是中国本身金融改革、发展之所必要，也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真实。不过，想来想去，好像这只是“临摹”。“临摹”可以达到乱真境界，可是终归是步人家的后尘。前几年，我提出，最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两个文化乎台上，可以无障碍地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人才。这是出于培育“世界性”人才的考量，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要求，结果很可能是思维逻辑处处脱不出人家的窠臼。
假如说东方的文明注定落后于西方的文明，那么除了以西方治学的思路为思路进行学科建设之外就不要多想了；如果这个假设是有条件的，那就应该作深入的思考。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跌宕起伏，争论极为激烈。近年来，好像冷静的、深沉的思考氛围逐渐增强。其中，如任继愈、季羡林两位老先生都讲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根本的差别，思维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东方的思维方式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分析 。综合的思维曾经曾经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而文艺复兴，则是分析的思维创造了现代的文明并使中国的传统文明失色、落伍。当今，像是进入分析思维必须向综合思维升华的转折点。如果能够充分肯定并吸收分析思维的精粹，综合思维将会再度辉煌。自己由于多年视野狭窄，不太能理解这些老先生极具哲理性的剖析。但生于斯、长于斯，即将终老于斯，一辈子的民族文化熏陶也多多少少领悟到，中华民族确有自己的短处，不应回避；但也确有其所长；不应妄自菲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土得不能再土的提法，却在三十多年间引导中华振兴，引导中国走到今天的地步。岂不是应该考虑考虑中国人的的骨子里头的确有必须传承的思维精粹吗？
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其思维方式由于停滞、自负而遭受重创之后，无疑会汲取教训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重新把握、重新发扬自己的长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的金融学人，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并不断自觉地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那必将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作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也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创建不出来有中国神韵的金融学科，但如果没有自觉的期望，那就永远不会有所建树。世界上有这个学派，那个学派，为什么不能有中国学派？肯定会有这么一天到来。那时，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恐怕就有必要设一个金融学科建设的中国神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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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王懿萱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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