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关于“最优金融结构”

林毅夫在阐释其“最优金融结构”命题时认为，“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建立以中小银行为核心，辅之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IMI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对其观点对上述进行初步猜度和评判，认为一国某个特定时期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经济发展本身对金融因素的“内生需求”，中小银行在中国金融 ( 体系 ) 结构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取决于经济改革与发展本身的实际需求，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演进也同样遵循的是“内生需求”逻辑。若着眼于更为基本的改革逻辑层面，中国既有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决策层或者改革的推动者 “尽力维持了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微妙平衡”，而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平衡就是市场因素与政府因素之间的平衡。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不少国内经济学家一直在质疑国有银行体系存在逻辑的制度合理性。有人着眼于整体金融体系结构，坚持认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要害是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改变中 国既有倚重银行体系的金融体系结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将注意力放在银行体系本身的市场结构之上，比如林毅夫就曾对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重”大银行(特别是国有银 行)而“轻”小银行的发展策略颇有微词。林毅夫在阐释其“最优金融结构”命题时认为，“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建立以中小银行为核心，辅之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他曾进一步对中国为什么更倾向于发展大银行和股票市场这一问题作出如是回答，即“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出于支持国有大企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国内舆论界和决策界因为看到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主要是大银行和证券市场，受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较先进的传统思路影响，所以在金融结构上也倾向于向国 外学习，发展大银行和证券市场”。

我们不妨对上述看法进行初步猜度和评判 : 首先，一国某个特定时期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经济发展本身对金融因素的“内生需求”。据此，以大银行为核心的金融 ( 体系 ) 结构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对金融体系的特殊需求，它并不 一定先天地决定于某种体制性因素自上而下的刻意安排，当然就更不是“向国外学习”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特殊的经济改革过程一开始对长期且具“公共性质”的金融产品提出更多需求，而只有大银行 ( 特别是国有银行 ) 才能大量提供这种金融产品。由此看来，林毅夫意义上中国“金融结 ”的改善 ( 即中小银行份额的增加 ) 取决于经济改革过程对“私人性质” 的金融产品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对既有“公共性质”金融产品供给的人为削减。其次，中小银行在中国金融 ( 体系 ) 结构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并不取 决于理论上的先验判断，它最终依然要看错综复杂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本身的实际需求。最后，从表面上看，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倒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制度”的结果，若向金融制度结构的深处探究，其实它的演进也同样遵循的是“内生需求”逻辑。

毋庸讳言，相较于制度变迁、经济发展战略和农村经济改革等领域的系统研究，林毅夫有关中国货币金融改革领域的讨论相对表层与零散。他曾正确地指出，“模仿发达国家的金融模式既不会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也不能带来更优的经济表现，相反甚 至可能引发破坏性后果，譬如金融危机。”但是，在金融理论建构方面，除了上述基于经济发展阶段角度提出所谓“最优金融结构”命题并作了初步且表层性的描述之外，未能向前再走一步，以期建立进一步的分析框架。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有国外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目光未能更多停留于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领域，这对亟须重建分析范式的中国金融学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缺憾。不仅如此，经过三十多年的制度变迁，中国货币金融体制的深层矛盾已近完全暴露，但同样遗憾的是，一直亲身经历中国金融改革“风霜雨雪”磨砺锤炼的只接受过国内教育的经济学家们迄今仍未提出系统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绩效的可信理论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西方 ( 主流 ) 金融理论范式的解释力每况愈下，但它仍然是国人赖以观察、解释和评判本土金融运行的基本理论依据。

值得进一步提及的是，林毅夫在其新近构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正确地强调了政府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其理论切入点未能超越一度成功诠释了“东亚增长奇迹”的“市场增进论”曾经达到的高度，但他真切地意识到“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随后， 在一些经济学家针对“新结构经济学”提供的相关评论中，克鲁格和罗德里克的观点其实乏善可陈，而斯蒂格利茨有关政府与市场的见解则相当精辟，如其认为，“政府干预从来不会是完美的，也未必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效果。问题不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作出选择，二者应该成为互相检验的工具。它们应被看作是互补性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仅仅是给一个分配一些任务，给另一个分配另外一些任务，还应设计一些制度使二者有效地互动起来。” 

可令人不解的是，林毅夫对于克鲁格和罗德里克相关评论的回应可谓 “曲尽其趣”，但围绕斯蒂格利茨观点的讨论则显得有些“避重就轻”。毋庸讳言，他实际上回避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双方理论攻防主题而言他，难道林毅夫没有参透斯蒂格利茨观点的真义 ? 平心而论，林毅夫对政府因素作用的强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市场因素必须拥有优先排序与基础地位，仅从这种意义上看，林毅夫依然是一个新古典主义者 ; 而在斯蒂格利茨那里，市场因素与政府因素的地位则是平等的。政府与市场地位的不平等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毅夫对中国“最优金融结构”及其绩效的判断。显然，若着眼于政府与市场的“不平等结构”视角，“将中小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基础”先行一步顺理成章，而由政府出面率先建立“大银行”则有悖常理。若遵循斯蒂格利茨的逻辑，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大银行”格局，其实是具有互补性的政 府和市场因素在当时背景下取得的一 种金融制度“平衡”。

若着眼于更为基本的改革逻辑层面，中国既有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决策层或者改革的推动者 “尽力维持了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微妙平衡”，而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平衡就是市场因素与政府因素之间的平衡。饶有意味的是，在中国，谨慎的平衡派与开放的建设派之间的力量博弈时急时缓，能够长期贯穿经济改革过程的始终。前者坚守既有的制度遗产和政府对经济改革节奏的积极控制，后者则更加强调计划之外的市场力量 ;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紧张乃至对立，但从未达到绷断 的地步，双方之间的回旋 ( 妥协 ) 余地也从未消失 ;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并由此勾勒了整体改革的“中国逻辑”。

可以说，没有这种“天设地造” 般的力量平衡和“张力”，就不会有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推进。原因很简单，在经济改革进程的任一时点上，一旦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占据上风，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个奇妙的“张力”也会随之消失，整体改革进程最终将会走入跌宕起伏的歧途。与其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急于触动计划或政府控制这 “一极”的前提下，通过孕育和发展市场制度这“另一极”来逐步推进的。相比之下，苏联的经济改革则是用一 极 ( 市场和自由 ) 来迅速取代另一极 ( 计划和政府控制 )。正因如此，我们才反复强调，中国市场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者说，政府因素与市场 ( 私人 ) 因素的力量平衡奇迹般地塑造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特殊面貌。

编辑  李艳蓉

来源  《金融博览》2020年第12期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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