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周末读史】黄达回忆录：我家的亲戚关系 | 忆旧纪年（二）
我家的亲戚关系
我所属的黄氏家族，是从明代的显赫官宦家族逐步下行到清末民初的普通市民，是天津几百年的老住户。我家这一支也有多方面的亲戚联系。我们的习惯用语“社会关系”中，亲戚关系是主要部分。
我的祖母，她的家族虽也出过进士，但她成长的家庭，则是当时人们称呼的“小户人家”。小的时候，我去过她妹妹——我们叫姨姥姥——的家，住在天津铁路工人的聚居区。她妹妹的儿子，我们叫叔叔，是铁路工人，经常来看他的姨母——我的祖母。那时铁路工人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这位叔叔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总是避讳不讲。
叔祖母的家庭，我不怎么了解。听我叔祖母的儿子，即我的堂叔，与他的姨兄弟议论到他们称之为舅舅的，总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氛。他们说的这位舅舅，是叔祖母的哥哥，他们也没有见过。记得他们好像这样说过，这位舅舅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的爱国志士，并因痛恨清廷溃败而疯癫。后来在天津城楼上被射杀。
叔祖母有两个妹妹。一位妹妹，我们叫二姨奶奶，嫁给了一位小盐商，家境比我家嫌觕。这位妹妹的大儿子，我们叫姨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七七事变时就要毕业的大学生。他较早地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与我的在北京大学学医的堂叔说得来，是我堂叔政治上的引路人。他经常来我家，并常常招来一些大学生，高谈阔论。交往中的大学生中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当然还有中间派。最初，我并不懂得分辨他们各自的立场，只有到十二三岁之后才能略有所区别。这位姨舅是我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者。抗战后的第三年，他与我大姐结婚并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牺牲，是一位烈士。
这位姨舅有位妹妹，我们称她为二姑，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及笄之年。我只见过她一面，在孩童的眼里是一位非常漂亮又极为可亲的姑姑。后来常听家里的人议论，说她疯了，并很快抑郁去世。疯了的起因是她想继续上学——她的哥哥上了大学，她的父亲也有经济能力供她上学，可是就是不答应她上学并且给她定了一门她很不情愿的婚事——就像“五四”时代反封建小说里描述的那些令人叹惋的故事一样。大多人指责她的父亲而对她充满同情，在我那时的孩童的心灵中也埋下了一段久久抹不去的哀伤。
叔祖母的另一位妹妹，我们叫她三姨奶奶，嫁给一位旧式商人作“填房”，也就是继室，家境也较为富裕。她丈夫原来的妻子生有三个女儿，在我小的时候都已是妙龄少女。这类的家庭，就是男孩子，大多读几年书就去“学徒”，她们虽然只读了几年书，也算很幸运了。只记得她们到我叔祖母家做客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小院里立即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其中最小的一位，在 1936 年（也许是之前一年）的暑假，曾与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有过一段炙热的恋情。但暑假后，这位大学生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就令这段恋情戛然而止。她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抑郁成疾，得了肺结核——当时的不治之症。即使她自己不反对，也无法再谈婚论嫁。而除了出嫁，在那时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她没有任何与命运抗争的出路和本钱。我的印象，她后来成了一位病弱、恬静、伤感的大姑娘。过了五六年，她静静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总不由自主地想 ：在弥留之际，她是又沉浸在那段幸福的初恋时光，还是无法排解被无尽头的失恋苦涩所折磨的岁月给她带来的伤痛？
我有两位姑姑。一位亲姑姑，婆家是住在北京的民族资本家。这位民族资本家的最大投资之一就是我父亲供职的峰峰煤矿，可以说是我家最有钱的一门亲戚。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已经显现这家必将很快由盛而衰。我的姑夫，是这家老太爷的长公子，但柔弱无能，挑不起子承父业的大梁，且已早逝 ；二儿子有心计，是家族的实际掌权者，但体弱多病，终年缠绵烟榻，不可能有多大作为 ；其他的儿女，均陷声色犬马，无一成才。我懂事后，关于他家，所听到的都是些明争暗斗、腐败淫秽之事。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完全败落。我的一位表妹，自小懂事能干，但身处败落的大户人家，十四五岁就嫁给了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脾气偏颇的富有商人作填房。她命运坎坷，中年辞世，许多人为之叹惋。在新中国成立前，连载的“言情小说”充斥报刊，有很大的市场。这一家的林林总总，其本身就是一部言情小说。
另一位是堂姑姑，在我们这个并不富有的家庭中，幸运地读到初等师范毕业。毕业后嫁到也在天津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一座有多进院落和跨院的大宅院，分别住着许多户分爨而居的本家，有贫有富。我的姑夫是这个家族的主支，好像尚有一些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生活富裕。姑母和姑夫
结婚的头几年，感情很好。但姑夫有点风流名士的派头，喜欢吹拉弹唱，经常出入舞厅妓馆，后来还在外面养了一房姨太太。由是，夫妻感情破裂，但当时还很难走离婚这条路。我的姑母性情娴静，不会大吵大闹，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她要当一名助产士，自食其力，则全然出乎意料之外。助产士，当时被认作是高级接生婆，所以姑母的选择被群起反对。可是，这位性情娴静的姑母却坚定异常，凭借初等师范的底子，接受了助产士的培训，并力排众议，在大宅院的门口挂出了助产士的牌子。她是成功的，在日本占领天津的中期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附近街区小有名气的医务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姑母和姑夫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姑夫，在家业破败之后，也找到他安身立命之处——成了自食其力的曲艺艺人。可是，能够冲破世俗压力的姑母，却总认为这位姑夫走的不是正道。
我母亲的娘家，不像是世代相传的“有根底”的人家。我的外祖父好像出身警察，当我母亲带我“住姥姥家”的时候，他已是警察界里当官的人物，家境比我们家富裕。那时，他娶了一房姨太太，我们叫姨姥姥，很会待人接物。上世纪 30 年代初，他到山东济南警察局当督察长。日本占领后，他没有出来做官，家境日益窘困，不几年逝世。听说，逝世前的几年，故旧经常接待他到家中吃饭，他自己还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大舅父早逝，另外两位舅父没有挣钱养家的本领。1945 年冬，我在济南的姥姥家住了三四个月。姥姥、姨姥姥都还在，靠变卖老家底勉强度日。大舅母家，由于有些老家底，以及大表姐开始在警察局当差，生活可以维持 ；另两位舅父家则朝不保夕。
我婶母幼年丧失父母，由她的大姐——我们称呼她大姨妈，照顾长大，为她找婆家，直至打点她出嫁。大姨妈的家从商，家境小康。她有个男孩，上世纪 30 年代初，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十来岁。记得逢年过节，他都由一位女佣人陪着，代表他的母亲到我家拜年。印象，白皙微胖，文静腼腆，衣履光鲜，很懂礼节。抗战前两三年大姨妈去世，更是由他作为代表履行亲戚之间的问候。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已经在一个旧式银钱业做事，进入钱庄，意味着有了生活安定、富裕的保证，是很令人羡慕的。可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一天，不年不节，他突然来访，面色灰暗，看得出曾是光鲜的衣履，已相当不整洁。与不到一年前的人完全变了个样子。他说突然有件事情需要拆兑一些钱。我婶母可能借给了他一些钱，但不会太多。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没过多长的时日，听说他因吸毒、穷困，路死街头。一个人，因为吸毒，突然间从天堂跌入地狱，反差之大，变化之快，曾使我们一家人感叹许久。过去只是在言情小说中看到的故事，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还有一个算不上亲戚的关系。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女佣人，姓魏，她的经历很有点戏剧性。她是河南人，据说她的祖父辈，是清朝的“阁老”，她是三小姐，读书识字。不知是什么变故，民国后，她只身带着小儿子跑到天津，当佣人谋生。我出生前后，她在我家呆过几年。她脾气很倔，是因为与我祖母吵嘴，还是与我母亲吵嘴，离开了我家。但她与我家的关系较好，不在我家做工了，却还不时来我家，找我祖母、母亲聊天。她很喜欢我，我也觉得她非常可亲。在我小学毕业前，也就是抗日战争前，又在我家呆过两三年。抗日战争时，我家雇不起女佣人了，但她一直与我家有交往。
她的儿子在抗日战争前，已经独立谋生。从事什么职业，当时我也不怎么清楚。总之，属下层市民，收入低微，且不稳定。不过，应该有一段收入较为稳定的阶段，否则他就不可能娶妻生子。当他生活窘迫时，他或他的妻子，就会到他母亲的雇主家找他母亲要钱。这必然会发生持续的争吵 ；因为是在雇主家，只能是低声的争吵。结果总是母亲掏出点钱打发儿子或儿媳妇了事。母亲只是女佣人，但每月有三块钱的稳定收入，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三块钱可以买 60 斤面粉。这位姓魏的女佣人特别节俭，她总说，存点钱，是为了攒个“棺材本”。
大约是 1941 或 1942 年，她的大孙子来到我家，说他已经是“治安军”（日本侵华时的汉奸军事力量）的下级军官，吹嘘有多少收入，有多大权势，并说要把他的祖母和母亲接到他的驻地去享福。他真的把包括他祖母在内的一家接走了。从此声讯全无。这位姓魏的女佣人，那时已经是耄耋之年，真的能在她孙子的身边安享晚年吗？那时，我们实实在在地担心，在一个伪军身边，恐怕更会是凶多吉少吧！
自己童年看到的虽然只是城市里亲戚的小圈子，但它已经展示了人世间的多样性。多样性好像是天经地义地存在。在接触中，曾与之同悲欢，同时也带来对世界的认知。后来懂得了改造世界的道理，不过，好像是不可能以整齐划一的方案和措施来荡平多样性。原有的多样性即使受到致命的冲击，但应运而生的又是另一种多样性。在经过世事沧桑的过来人看，也许后来的多样性较之以前的多样性合理了许多，但刚刚看世界的新人，面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会与之同欢快、同叹惋，又会领悟新的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
责任编辑｜刘光辉图文编辑｜苗维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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