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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七环”的白日梦 | 冰点主打
北京一定存在一个这样的地方：空气里孕育着首都最后最华美的淘金机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电话区号是“010”。
至少，27岁的杨彪是冲着它来的。亲姐告诉他，这里是“北京七环”。他上过富士康工厂的流水线，开过杂货铺，卖过理财产品，没有读过大学。传说中“北京七环”的机会，把他吸引到了燕郊。
燕郊镇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小镇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但来到此处的杨彪不断听到的是“来北京七环，圆财富梦想”的口号。在安静的住宅小区里，在没有特异之处的房门后面，满脸通红、唾沫四溅的“导师”，向客厅里挤得涨红的上百张面庞，描述出金色的前景。
投资49800元，回报是450万元。听清楚了，这将是“老百姓最后一次暴富的机会”。
燕郊的很多角落都弥漫着这种奇幻的梦。但梦境只在白天发生。燕郊被视为北京的睡城，这里的夜属于北京的上班族。一位追梦者自豪地宣称：“当地人也就晚上才回来，白天全靠咱们，这儿才能这么热闹。”
这是杨彪在燕郊听到的难得的一句真话。每天早晨，随着去往北京的最后一班通勤车开走，天南地北的口音准时接管了诸多社区。在那些租来的不起眼的屋子里，隐秘的成功学课程开讲了。
听到精彩之处，听众用挥舞双手的动作取代鼓掌来表示欣赏，因为“这样才不会扰民”。
杨彪后来才意识到，夹在面色黝黑的农妇、穿着人字拖的小青年以及瘦骨嶙峋的老头中间，他在这些手臂如林的课上听到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7月8日这天，燕郊上上城第三季的一间民房里，“长和公益基金会”开始了新一轮授课。
只看环境，很难想象这是培养人上人的“富人俱乐部”。不到30平方米的客厅足足塞了200多人，大腹便便的男人将自己摁在低矮的廉价的塑料板凳上，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空调和风扇玩命地转动，人们依然汗流浃背。导师是一位少妇。她扯着嗓子大喊“听过我课的先出去”的同时，坐在第一排的老汉吐了口黄痰，抬起脚碾了碾。
好在，一旦讲起“赚钱的模式”，燥热的空气迅速安静了下来。
导师这天讲的是“民间互助理财”。据说这是“国家正在试点推行的富民项目”，而大家的脚下正是“国家金融改革开发区”。每个人只要缴纳49800元，再带来6名亲友，就能“以小博大”赚到450万元。
手指夹着马克笔在黑板上飞快运算，精细的模式被描绘了出来：从带着初始资金成为最低的“发展层”，到成为最高的C3级别，一共要经历5个层级。随着层级上升，下面的成员也越来越多，3个、9个、27个……每个新成员的款项，会被“互助”给上层。如此一来，等到成为统领243个成员的C3级大家长时，450万元也就进了腰包。
“可这钱不投资、不运作，怎么赚钱啊？”后排一个胡子拉碴的小年轻合上手里的老式翻盖手机，呛了一句。
少妇脸上的笑容没什么变化，反倒直直地盯着声音的来源反问：“小兄弟，你说说，养老保险不就是新人帮旧人？”
年轻人愣了。没人继续追问。
在不同的课程上，杨彪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这是不是传销？
少妇当众控诉了传销的危害。从手袋里掏出绣花丝巾擦了擦汗，她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被直销、传销和网络资金盘坑到家徒四壁，最终找到救命稻草，一年之内还清欠债又“新买了一间房子”的故事。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辛苦一辈子是因为方向错了。”少妇挥动着戴满了菩提子、白银和水晶饰品的双臂向大家保证，没有第二个这么轻松、公平又不担心赔钱的好项目，绝对没有。
无声的鼓掌如期而至——不同肤色的汗津津的手臂在头顶挥舞。
介绍他入伙的好兄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亏钱。半信半疑的孟林差点在第二天选择离开，第四天“特别挣扎”，到了第五日，他跃跃欲试——由浅入深的课程逐渐发挥了威力。
听了7天课，他问的每一个人都在强调，“只要交钱排队，哪怕不干活，别人也能把你推离发展层。‘多劳多得，不劳保本’。”
这彻底让他动了心。用“导师”的话说，过去的资本运作，发展的下线都是自己的，导致强的更强，弱的更弱，体系容易崩盘；而在这里，所有新成员都被随机地分配到老成员手下，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分一杯羹。
这被称作“社会主义互帮互助”。
至于在发展下线上“能力特别强”的人，可以通过“抢点”直接升入领导层。
杨彪就被这一“公平”的设定击中了。
“劳动就能赚钱？那农民岂不是最富裕！我的朋友们，那些富人比你们优秀吗？你们甘心一辈子被他们利用吗？”“导师”是这么说的。
杨彪承认，尽管屋子里闷得喘不过气，这句话还是让自己的内心狠狠地颤了一下。
第二天，他向介绍人——自己的亲姐，借了5万元。
有时，打动一个人只需要一句话。
50多岁的欧阳乐浩被称为“长和公益基金会”的明星导师。习惯穿亮色立领衬衣的他当众展示了自己的简历，自称曾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如今则出现在上百张面孔前，用口音浓重但高亢自信的腔调大喊：“兄弟姐妹们，今天我讲的话有一句能打动你们，就是我的福报。”
这位“资产千万”的大师最擅长的话题是亲情。每次讲课他都带着哭腔，把自己离家时妻儿的痛苦复述一遍。家乡老父老母的佝偻背影也是必提的。情到深处，欧阳老师把幻灯片的翻页笔一丢，双手抹起了眼角。
“要是父母……百年了，我们还没成功，那是……多大的不孝啊！”
高潮来自“长和创始人”王西平的故事。在哀伤的背景乐中，欧阳乐浩低下头，以一种诗朗诵的表演状态讲述：王西平的家庭在1987年遭遇剧变，他和父亲、兄长同时被查出了肺癌。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侄子，他才决定活下去，并且实现了命运的逆转。
故事讲完，现场沉默了。几个年轻点的姑娘努力忍住抽泣，年长的阿姨直接哭出了声。学员赵立记得自己当时就“泪崩了”。因为正是妻子患上了乳腺癌，他才被迫出来想办法。
而在接下来的一堂课中，自称法号“寂坤”的居士老太开导起了满屋子红着眼圈的听众，“一个人成功叫成功吗？不叫。只有去帮助更多珍爱的朋友，我们才能有福报。”
煽情不是“导师”唯一的风格，有人会结合“现实”，用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增强共鸣。
自称武汉一所重点大学教授的商鸿坤就表现得极为焦虑。他斩钉截铁地预测，倒闭的工厂、失业的工人将会越来越多，生活只会越来越难。
拍拍写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黑板，“商教授”表情愈发痛苦。“现在的医院多坏啊？久治不愈、药费白花，死都没尊严。打针、化疗、手术、太平间，一切都是计划好的。这样的日子，还怎么过？”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投入49800元，成为有钱人。
成功就在眼前。有些老师已经开始帮学员们规划成功后的生活：拿到450万元，200万元买房，100万元买车，剩下100万元存银行，再拿出50万元，“帮助咱们国家”。
听到这，大家几乎都乐了，还有人忘了听课纪律而情不自禁鼓起了掌。老师在一片笑声中宣布“下课”，并表示，将来还要成立一个10亿元的西部开发基金，“毕竟利国利民的人才是精英”。
在这余韵悠长的课后，饿极了的听众一哄而散。有人从坐在小板凳上的人腿部直接跨过去，还有老头儿在门口挤掉了鞋，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你他妈挡我路了。”
礼仪在摩肩接踵的出租屋里微不足道。成为“利国利民的精英”，才是头等大事。
对于杨彪这种没有读过大学的人，燕郊给了他“求学”的机会。
因为，他们正在参加没有学费又减轻社会就业压力的“社会大学”。这里实行选课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欣赏的“导师”处自由听课。而“导师”多是“成功前辈”。
商鸿坤打比方说，“发展层”成员是小学阶段，最高级就是博士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
与吃不饱、睡通铺、自由被限制的传销窝点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北京七环”的这些被称为“家”的出租房里，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最差也能保证两人一张大床。那是歌里唱的“24小时热水的家”，无线网络信号满格，冰箱里更是塞满了饮料和水果。
标配还包括厨艺不错的大妈和慈眉善目的大叔。
每天课后，大妈都会把拖鞋提前摆在门口，然后把六菜一汤端上餐桌。餐后，大叔会开一瓶啤酒，招呼大家去沙发坐坐。听说年轻后生和父亲关系不好，他会搂着前者的肩膀，认真地规劝，“知子莫若父，你和你爸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有人要出去走走时，没人会阻拦。大妈随手就把钥匙塞给对方，只嘱托一句，“早点回来，注意安全。”
这时，如果有人提到“传销”这个词，几乎会遭到其他所有学员的怒视。大叔颇为委屈地说：“吃住都管，随便进出，朋友之间考察个项目，怎么就说到传销上了？”
在领导层才能过目的《行业规范》里，给什么人做什么菜，以及面对新人该说什么话，都被详细地规定。“使用工作姓名”的条目表明，几天来交心的大哥大姐，其实连姓氏都是个谜。“下线”“分钱”“讲课”这些词也统统是绝对禁忌，必须用“合作伙伴”“互助金”“分享”来代替。
燕郊的出租汽车司机孙万平，前两年经常被传销头目包车。在他的记忆里，太多男男女女假借“谈恋爱”的名义，骗外地人来发展；甚至有不少夫妻在一个屋檐下，还各自邀约一个人来“谈感情”。
“大家对传销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可洗脑又必须5到7天。为了留住人，感情牌是最好的绝招。”北京一家多年从事反传销工作的社团负责人李旭，对这些套路再熟悉不过。他曾在广西陷入传销团伙。
商鸿坤在课上描绘了这“大家庭”中“千万富婆”的美好一天：早晨买菜，上午讲课，下午练舞，晚上表演。而在另一个计划中，他更是满脸诚意地表示，要成立“长和婚姻介绍所”，为组织培养出1000对美满夫妻。
“活着就是胜利，赚钱只是游戏，快乐才是真谛。你们说，对不对？”这位自称辞去教授工作、寻找真正的人生意义的“导师”说。
“对！”满屋子齐刷刷的回应。站在商老师身后的女孩心疼地替他扇扇子。
杨彪曾经沉浸在那种温情中。在燕郊的十几个昼夜里，他是真的觉得生活那么美好，理想那么宏大，此前“很少有哪一刻这么轻松”。
温情只是将杨彪留在了燕郊，有关“中国梦”的解说，才把他真正带入了梦魇。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周的时间，“导师们讲了好多厉害的政策，很多都是咱老百姓根本没法知道的。”
那位传授“民间互助理财”的少妇在第一堂课的最后，压低声音向新学员透露了一个“大秘密”，“总理说过，‘法无禁止即可为’，希望你们领悟一下”。
次日，需要“领悟”的内容变得更多。在“专讲法制”的一堂课上，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播放了一段打着中央电视台台标的视频，然后像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地宣称，“2014年1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让新型合作金融这一国家级富民项目正式浮出水面。其中所说的‘民间自发’‘限制在社区内部’，正是点名表扬了咱们模式。”
不止一堂课上，“中国梦”被演绎成对“民间互助理财”的暗示。
比如，“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还有四年半（实为三年半——记者注），9亿农民要奔小康啊，这怎么办？这就是出台好的政策让底层农民富裕啊！”
煞有介事的分析还包括，领导人说了，“要在2020年让60%的中国人成为年收入百万的中产阶级”，“只剩四年时间，不通过咱们，还有什么办法？”
听到此处，有农妇忍不住在后排尖叫：“和国家政策紧紧的，讲得真好！”
“对政策的歪曲、编造正符合了老百姓们对权力的臆测，很多捏造的东西反而让人信服。”李旭说。
“大哥你说说，被国家忽悠了多少次？”粗壮的女导师一把提起了坐在前排的瘦弱男子。
看着对方说不出话涨红的脸，她满意地示意对方坐下。
“这都是‘愚民政策’！造假违不违法？国家十几年不管，发展出个大温州。黄赌毒、黑社会犯不犯罪？东莞、深圳却一直存在。咱们国家是先有行为再有法，如果总老老实实等着法律出台，那就没钱赚啦！”
在一部伪造的“官方”纪录片中，发音并不标准的旁白女声虽然竭力模仿播音腔，可“中国政府工商管理总局”这样的字眼一出，还是让卧底的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险些笑场。
但是，对于“社会大学”的许多“学员”来说，这些字眼值得他们穿梭在楼宇之间追随。不少人生怕赶不上下一堂课，宁愿放弃等待电梯，徒步爬到20楼。更多人会在导师播放视频时，掏出手机一阵狂拍，作为说服亲友的教材。
7月10日晚，燕郊一家烤鸭店就承办了这样一场盛筵。近千人涌进酒店，从大堂一直挤到前厅。高分贝的喇叭播放着听不清的电子乐。就像一位摇滚巨星，在课上被反复提及的创始人、肺癌幸存者王西平，在主持人“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伟大、可敬、可爱的王会长”的喊声中，被美女簇拥着粉墨登场了。
“只要违法的事不干，给你一年一千万，让你传销干不干？”王冲着台下问。
人们用“干”来回答伟大的王会长。
夜宴的氛围随着王的出现而沸腾。十余位C3级“大家长”手牵手走上舞台，接受台下的欢呼。女歌手唱起了“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宴会的部分功能在于进一步增加新人的“道路自信”。用欧阳乐浩的话来说，“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天子脚下，这么多人在做违法的事，可能吗？”
新人所能接触的许多细节都在强化信心。年轻导师代明明展示了一把“万能钥匙”，声称它可以让人在周边小区的所有安全门禁畅通无阻。
“居委会有权做这个主吗？”代明明转动着手中的钥匙。他遮遮掩掩地暗示，这事儿如果没有政府允许，警察早就进行了监管。
关于传销问题，隶属于三河市工商局的打击传销办公室工作人员婉拒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谦称“工作是分内的事，没啥好说”。负责管辖上上城第三季的燕顺路派出所在请示了市公安局后直接拒绝。
廊坊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披露，该市去年端掉传销窝点534个，清查传销人员7300余人——平均每天就有20多人。其中，燕郊是重点区域，常被传销分子作为诱骗新人的“北京七环”。不少受骗者直到被清查，都以为自己人在北京。
在李旭看来，燕郊对于这个“行业”的意义，仅仅是因为交通方便，物价便宜，同时靠近北京。这个几十万人的城镇至今只有四个派出所，警察管不过来。现有的工商主管、公安配合的模式往往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新型传销模式不限制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对当地有好处，没坏处。”
从商店老板到物业保安，燕郊不少人持此类观点。面对有关传销可能影响生活秩序的疑虑时，年轻的租房女中介会柔声向房客澄清，“我家对门就是一户搞传销的，不偷不闹，可安静了呢。”
燕郊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很多住户都没有意识到，因自己的睡梦而崛起的城镇，真的寄托着很多人的“北京七环”梦。
杨彪遇上的“长和公益基金会”还在继续织梦。而加入另一个传销组织的孟林，逆袭的梦想已经破灭。
他想不通的事太多。首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长”突然卷钱跑路。他跑到燕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让他回汇款地想办法；当他回到呼和浩特，当地派出所让他凑够30个举报人再来。好不容易凑齐了30封举报信，当班民警一拍桌子，眼睛一瞪，告诉他：“我们只管这片儿的！你的这30个人必须都是我们区的。”
李旭说，每个传销者都有一个悲剧，这话在赵立身上得到了无限放大。他因妻子患癌需要筹钱而进入组织，然后把好兄弟拉了过来。现在，兄弟的妻子也得了癌症，救命的钱却没了。
“传销活动的参与者都是违法者。”反传销10年里，李旭见过受害者找到了头目，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要求退钱。最终，警察以“绑架罪”逮捕了前者，却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后者。更多时候，传销活动赚钱的那2%的“家长”，每一次得手后都改头换面，踪迹难寻。普通人即使侥幸进入高层，有资格接触真相，却已经被利益绑架，无法回头。
反传销人士高度关注燕郊，但没人能说清多少人奔着“北京七环”最终失陷在燕郊。他们解救出的那些人，大多辞掉了工作，甚至卖掉了赖以为生的房子、田地，带着“逆袭”的梦想抵达北京，仅仅吸了几口并不干净的空气，就钻入地铁、公交，来到“七环”——这个将榨干他们金钱、时间、亲情和友情的地方。
7月10日那场夜宴后，学员打车回“家”的路上，有人向出租车司机打听，燕郊什么时候通地铁。
司机脱口而出：“北京闲得没事，给廊坊修地铁？”
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燕郊不属于北京的事实就会浮出水面，但是并没有。学员早就从课上学到了不为外人知的“内幕”：燕郊是“北京直接管理的”；北京市政府就要搬到通州了，距此处“只有三公里”。
他们中的多数人相信，高楼鳞次栉比的燕郊就是北京的一部分。
就像孟林，刚来第3天就去了天安门和长城，把照片发到朋友圈，收获了此生以来最多的“赞”。
他自己很清楚，这是一生中离首都最近的时刻。
年轻的杨彪最新的梦想是“把钱要回来”。李旭担心地说，很多人会不甘心，从而回到传销组织，甚至再找一个新组织赚回来。
明年就满50岁的孟林对此已经死心。他常在梦里见到五万元钱，而这是他逃离梦魇几个月来最大的美梦了。
（文中杨彪、孟林、赵立、孙万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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