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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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
2024年3月13日，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小张各庄村一老小区底商餐饮店发生爆炸，消防员展开救援。视觉中国供图今天，总台央视记者在河北三河燕郊采访爆燃事故遇阻。据网传视频，总台记者杨海灵在爆燃事故的核心现场开展直播报道。她介绍了当地的交通情况，表示当地“在五百米之外架起安全的警戒线。”她继续说“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此时，有两名黑衣男子上前，挡住镜头，中断了记者的直播连线采访。还有一段网传视频显示，一名穿着带有“C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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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滑坡的塘房镇居民：近两年，附近已发生两次滑坡，数月前曾转移631人
2023年6月30日，云南镇雄塘房镇杉树林村打撅沟组村民拍摄的村庄后山山顶裂缝。受访者拍摄、制作的视频截图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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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快，微短剧等不及一秒
王雪儿/摄现在，收一个剧本的价格是1.5万元左右，比2023年年中翻了一倍多，林花子常觉得这个行业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剧作不断地迭代，规范不断明晰，前一天老板还在考量放下身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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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着伤痛，生活还得继续
马晓兰一家在家对面支起帐篷。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尹海月摄作者｜尹海月马晓兰家倒塌的土砖房，祖孙4人遇难于此。如果不出意外，再过几个月，30岁的马晓兰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家了。她的家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陈家村。这两年，她和爸爸、丈夫、姨妈在厦门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每个人月工资4000多元。一家人计划着，再攒点钱，就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马晓兰同丈夫住在她爸爸妈妈家，家里一共9间房，北边的4间房建得最早，都是土砖盖的，有一间已经20多年没修过，房顶铺了木头、塑料、泥巴和瓦片，一到雨天就漏雨。可这间土房冬天住着最暖和，马晓兰的妈妈带着3个外孙在里面做饭、睡觉。12月18日晚上10点多，马晓兰像往常一样跟妈妈视频，询问孩子的作业写完没有，感冒好没好。当时，马晓兰的妈妈正躺在土炕上，旁边的3个孩子已经熟睡。几分钟后，马晓兰挂断了电话。1个多小时后，18日23时59分，地震发生，土砖房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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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地球脉动”背后的故事
雷恩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筑巢地。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作者｜魏晞编辑｜从玉华窝在约3平方米的隐蔽处，一名巴基斯坦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不远处的水塘。过去300个小时，他什么也没有拍到。炎热和困意随时侵袭，为了不发出声音，他拧开瓶盖都格外小心。他甚至在漫长的等待中练习出小睡5秒的技能，以保证镜头前的专注。这是他和BBC第一次合作，他必须在尽量不惊动动物的前提下，完成拍摄。同样正在等待的还有沼泽鳄。它早早埋伏在水塘里，把5米长的身体藏在淤泥里，再用绿植伪装表面。它和摄影师一样也等了300个小时。终于，一群斑鹿毫无防备地踱步到水塘边，俯身喝水。就只有一瞬间。沼泽鳄一跃而起，一口咬住斑鹿的脖子，拖入水塘内。它等来了食物，摄影师也终于等到了他梦想的镜头。这个场景出现在纪录片《地球脉动III》里。一名中国的观众看到这一幕时，形容那只沼泽鳄像极了《哈利·波特》电影里的伏地魔。这部纪录片正在播出，和前两季相似，获得了豆瓣高分。这次，挑剔的豆瓣网友给出的分数是9.8分。大班躄鱼头上长了一根像钓竿一样的“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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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之死
黄中原直播的房间。焦晶娴/摄作者｜焦晶娴编辑｜从玉华无声的死亡事情不太妙。6月2日，黄中原的妻子在凌晨惊醒，发现另一个房间正在直播的丈夫躺在地上，身体已经发凉，地上满是烟头和瓜子皮，墙角堆着啤酒瓶。1个小时前，黄中原还在直播喝酒，屏幕里的脸因醉酒涨红，礼物特效和弹幕飞屏。在赶往黄中原葬礼的路上，主播吴力觉得事情太诡异。这是他近1个月参加的第二场主播的葬礼。上一场黄中原也参加了。没人想到黄中原会出事。他们都靠直播喝酒挣钱，有主播一晚上喝10多斤白酒，和他们相比，黄中原喝的并不多。吴力回忆，黄中原多数时间是“陪粉丝聊天”。黄中原的妻子告诉记者，黄中原死于呕吐物窒息。每晚她都会去丈夫直播的房间看一眼，怕他出事。黄中原日常工作是在镜头前，大口咽下白酒、生鸡蛋、蝌蚪，甚至烟头。晚上直播喝酒，喝到凌晨两三点才下播。5月底，黄中原的妻子一直在医院照看生病的孩子，只能通过电话和短信“监视”丈夫。出事前一天是儿童节，黄中原来接妻子和孩子出院。在医院旁边，黄中原习惯性地买了张彩票。他喜欢买彩票，年轻时曾在“快三”彩票上投了几万元，没中过奖。但他仍期待着暴富，“钱比命重要”，他在直播房间墙壁上用粉笔写上这句话。傍晚回家，黄中原只喝了点小米粥就上楼准备直播。因为长期喝酒，黄中原的胃不好，只能吃些软的东西，他越来越瘦，174厘米的个子，只有102斤。6月1日晚上，4岁的儿子睡前叮嘱爸爸，“爸爸你少喝一点，我先睡觉啦，明早我要看见你在我身边”。他们住在二层小楼里，房子是去年黄中原借了30多万元新盖的。一层装修得很精致，门口的木质秋千是他手工做的，墙上挂的国画是他画的，画上一个孩童悠闲地骑在牛背上。午夜12点，黄中原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入睡。黄中原画的画。焦晶娴/摄楼上则是没装修的毛坯房，黄中原在其中一间屋子直播。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和两盏直播用的灯。当农田和树林隐入深夜，黄中原家的灯还亮着。黄中原的邻居、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还在睡梦中。他曾在半夜刷到过黄中原的直播，看到黄中原猛灌啤酒，他没看两眼就关了，“这东西没啥价值。为了挣钱不要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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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老师摘掉口罩之后
检察官陪同小圆和胡女士回到遂宁老家。受访者供图作者｜裴思童编辑｜秦珍子出于教师的直觉，廖春燕掀开了一只口罩，暴露出一个7岁孩子被隐藏的生活。那是2022年春天，在四川省沐川县的一所小学，开学好几周了，天气回暖，廖春燕班上，只有一个叫小圆的女孩始终戴着口罩。“感冒一直没好吗？”她问，小圆支支吾吾，不肯回答。廖春燕伸手摘掉孩子的口罩，随即在她脸上看到一块淤青。难愈的伤“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小圆解释，“就是在哪里磕到了。”起初，廖春燕相信了，她回忆，那块淤青不大，不太起眼，就在颧骨下面一点。然而，那淤青又格外难愈，“这个星期好一点，下个星期又来新的”。廖春燕觉得不对劲，但每当她问起来，小圆总说“自己磕的”。直到有一次，这位老师忍不住追查下去，在孩子背上发现了更多伤痕，它们竖着排列，“像被毛衣签子打过”，表面结的痂正在脱落。小圆这才坦白，“是妈妈打的”。廖春燕了解到，孩子口中的“妈妈”，是她父亲的新女友。小圆一两岁时，父母离婚，母亲独自离开，再没回家。父亲要外出打工，小圆常年跟着祖父生活，直到1年前，祖父去世，父亲带回女友，给小圆当“妈妈”。“妈妈”姓蒲，在镇上的一家小店工作。起初，廖春燕以为她“教育孩子的方式过激”，前去店里做“家校沟通”，希望她“注意管教孩子的方式”。这位老师记得，那个女人30多岁，留遮住眉毛的“妹妹头”。她态度良好，解释称自己脾气急，有高血压，教育小孩情绪不稳定，还承诺“以后多注意控制”。廖春燕还不放心，又联系了小圆的父亲杨某。他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打工至今。听了老师的说法，杨某“没太在意”，他表示，“女朋友照顾孩子很尽心，只是方式过激了一点”。小圆的伤还是好不了，更确切地说，是新伤不断增加。廖春燕说，学校多次找小圆“妈妈”蒲某沟通，面对质问，“她从来没慌张过”，只是表现得很懊恼。有一次，她找出的理由是，“小圆爷爷去世，家里不吉利，引起我身体反应，激素分泌过高，才总是失控”。学校报了警，“综合考量孩子的家庭情况和事件的严重程度”，警方对小圆家长进行“威慑训诫”，当时没有立案。孩子身上的伤继续增加。在廖春燕的记忆里，小圆留着厚厚的、快要遮住眼睛的刘海，一撩开，就露出因为受伤而呈现青紫色的额头。这位老师担心小圆“妈妈”利用头发遮盖暴力的痕迹，就让孩子剪掉。结果，小圆眼皮上多出几道伤口，“是妈妈用剪刀剪刘海时戳伤的”。有一次，小圆一周没上学，蒲某称，要带孩子去县里看病。廖春燕不相信，要求见小圆一面。阴雨蒙蒙中，她在校门外望见了小圆，披头散发，整张脸肿着，几乎变形，像一个瘀紫的“大头娃娃”。“大头娃娃”抬起头，睁不开眼睛，微声喊了句“廖老师”，她解释，“是我自己滑滑板车摔倒了”。廖春燕的眼泪落下来，说不出话，她记得那天分别时，小圆喊道：“廖老师，请不要告诉爸爸我没有去读书。”“我可以管得了”在廖春燕的印象中，小圆的父亲杨某“一味偏袒女友”。他常年在成都务工，虽然没打过女儿，“但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感情，只是履行基本义务”。那天，在校门外与小圆分别后，廖春燕拨通了杨某的电话，质问他知不知道女儿的情况。杨某说，“知道，昨天晚上才看过”。廖春燕气愤地问：“你不觉得孩子的伤不正常吗？”杨某答：“可能是她妈妈没注意，摔伤了吧。”对小圆的处境来说，这又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沟通，杨某从不觉得女儿受伤是什么大事，认为多是孩子“不小心”。廖春燕严肃地指出，孩子在学校的1年多里，没怎么摔过跤，参加校园活动去山上远足，也没“不小心”受伤，“为什么反而在家时，有那么多意外？”说急了，廖春燕也曾情绪失控：“如果你再不管我就把她送去公安局了！”她记得杨某好脾气地回应，知道了，会沟通，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小圆身上，新的伤痕否定了这个父亲的承诺。“今天晾衣杆掉下来打着了，明天关门时把手压了，再哪一天又被板凳撞到了。”后来，还不等廖老师开口问，小圆便抢着回答：“这个伤不是我妈妈弄的。”廖春燕努力对小圆解释，一个孩子总是摔跤，可能是小脑有问题，要让爸爸妈妈带去看医生。如果不是生病了，那么这伤就不正常。她试图让孩子理解，即使是母亲，也不可以用让孩子受伤的方式教育孩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法律保护儿童”。事实上，知情的老师都有点急了。语文老师曾压不住愤怒地问小圆：“你自己都不保护你自己，我们怎么保护你？你自己都不坦诚，我们怎么来帮你？”廖春燕理解小圆为蒲某“解释”的行为。她推测，在学校，老师教育小圆，在家里，她则被蒲某“洗脑”。在小圆的描述里，“妈妈”打人都有理由——字写得不工整、作业写慢了、走路走慢了、“妈妈”没拿钥匙她却不小心关上了门等。“妈妈”总说：“我是因为爱你才打你，打你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小圆会向老师坦陈：“妈妈在打我时说‘今天我就是把你打死了都没人管得了’。”廖春燕曾脱口而出：“我可以管得了！以后她再这样说你就来找我！”这位班主任记得，小圆没回话，只是呆呆地盯着她。从初春到初冬，从廖春燕第一次发现小圆的伤痕算起，快1年时间过去了。一天到校后，小圆整个上午都在冒汗。天气很冷，但汗珠从她头皮上渗出来，顺着头发往下滴。廖春燕把小圆带到办公室，小女孩昏昏沉沉地趴在桌子上，眼泪和汗水一起滑落，她虚弱地说：“头好晕、好疼，我好难受。”廖春燕得知，那天早上，蒲某拽着小圆的头发转了好几圈，把孩子甩到一只箱子上，撞伤了她的额头。这位老师又哭了，她抓着手机就往校长办公室走，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报案。”“妈妈对我挺好，她打我打得不那么厉害了”这一次，沐川县公安局立了案，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蒲某供述了她对小圆实施的暴力。案件卷宗显示，蒲某这样解释小圆身上伤痕的由来：头皮下的血肿，“可能是我推出去撞到的”；额头正中的瘀肿，“是喊她跪在地上磕头，磕出了声响”；背上的条状伤痕，“是我用衣架打的”；手臂和胸口的烫伤，是用花洒淋的，“我以为花洒出来的水不烫”；膝盖上拳头大的伤疤，是让小圆在水泥地罚跪后磨破了皮，用瓶子装开水给她“热敷”，“后来记不清是第几天，我发现她的裤子和膝盖粘连到一起了”。还有左下颌、颈部、右腰部、肘关节和脚踝的伤……蒲某“记不清了”，也数不出自己打过小圆多少次，“有时候一周多点儿，有时候一周少点儿，骂的比较多”。为了防止别人发现，她有时会用胶水粘住小圆的头发，遮住孩子头上的疤，或者用化妆品盖住淤青。“我也不是故意要打她的，是因为我性子比较急。”蒲某供述道，“我没有讨厌过她，我还是很喜欢她的。”在她与小圆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说法看上去还有些依据。蒲某在朋友圈写道：“你是爸爸妈妈此生的温暖，我的小太阳。”小圆生病时，她也发朋友圈，“我真希望生病的人是我”。邻里街坊都为蒲某虐待小圆的事情感到惊讶，他们看到，蒲某风雨无阻地送小圆上学，带她出门玩，给她准备生日蛋糕。“后妈带成这样还算不错了。”有邻居说。蒲某曾接受乐山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的测试，结果显示，在所有的数据中，蒲某的“掩饰性”得分非常高。心理医生认为，“这说明她在测试中刻意地有所隐瞒，并没有完全说实话”，通常而言，“掩饰性”得分高的人惯于伪装出自己想呈现的样子。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结束后，案件移交沐川县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考虑，小圆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蒲某是小圆的唯一看护者，小圆也并非事实无人抚养的孤儿，无法移交福利机构接收。为了确保小圆有人照顾，检察官最终决定，对蒲某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暂时不予羁押，但需配合侦查，保证随传随到。小圆的父亲杨某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针对蒲某的刑事谅解书，在和蒲某一起接受问讯和调查时，他努力替女友说着好话。办案检察官邱静问他，为什么不制止蒲某？杨某回答：“我不知道这些事，小圆说是她自己受伤的。”蒲某则“表现得很老实”，再三认罪悔罪，说自己不会再犯。检察官邱静至今感到心酸——第二天，检察机关走访询问小圆的情况，小女孩说：“现在妈妈对我挺好的，她打我已经打得不那么厉害了。”逃离家暴，何处为家“不能再让小圆和她生活在一起了。”邱静想，作为沐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她和同事都意识到小圆并没有摆脱原来的处境，但问题仍在那里，“如果逮捕了蒲某，谁来照顾小圆？”检察官们想到了小圆的生母，虽然数年来她未曾探望孩子，但一直按时支付抚养费用。邱静过去办案时见过类似的情况，“如果离家的人真的不想管小孩，不可能一直给钱”。通过公安机关协助，另一位办案检察官、沐川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严强联系上小圆的生母胡女士，她在重庆一家汽车工厂工作。得知她的地址后，检察官们不敢耽误时间，“怕在此期间小圆再次遭受虐待”，他们连夜从沐川县赶到重庆，在深夜的一家茶馆见到胡女士。“她和小圆真的很像。”这是邱静的第一印象。听完检察官的叙述，胡女士没有马上答应抚养小圆。与杨某离婚后，她的生活也“自顾不暇”，称没有余力照顾孩子。直到她看见检察官递来的案卷，里面有公安机关带小圆验伤时拍下的照片，那些伤口触目惊心。这个母亲没能在那些照片面前保持平静，先是哽咽，然后泣不成声。据胡女士讲述，她与杨某结婚后，丈夫赌博、家暴，让她看不到希望。小圆1岁多时，她抱着孩子去谈离婚，结果杨某拿着西瓜刀划向她的脖子，留下了一道至今未消的疤痕。那时她刚20岁出头，吓破了胆，“只能顾住自己的命”，就逃离了那个家。几年来，她偷偷关注前夫的社交媒体账号，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以为她过得不错”；每到小圆生日或春节，她会给杨某转账汇款，让他给小圆买礼物。除此之外，她不敢与前夫有更多交流，怕遭到报复。最终，胡女士向检察官提出，希望把小圆交由自己抚养。确定了小圆的去处，沐川县人民检察院立即联系公安机关，逮捕蒲某。办案检察官没想到，小圆不愿意见生母，她想留在蒲某身边。她告诉检察官，舍不得“妈妈”，“妈妈”给她买衣服、梳头发，还给她买生日蛋糕，小圆说：“在不打我的时候，妈妈还是爱我的。”“她没有感受过爱，所以她觉得那个人爱她。”邱静说。事实上，蒲某对小圆的人身控制也升级了。被逮捕前，她给小圆买了电话手表，要求她每上完一节课必须回电话。有时老师拖堂或是要布置作业，小圆也会立即冲出教室，“怕电话打迟了妈妈又要批评我”。与此同时，蒲某还在不停地给检察官打电话，表示自己知道错了，现在很遵守法律规定，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能“从轻处理”。蒲某被逮捕当天，胡女士踏上了与小圆相见的旅途。她不敢一个人来，“怕被打”，检察官就陪着她回到沐川县。面对带着新衣服、新书包等礼物来到学校的胡女士，小圆问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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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那个头破血流的年轻人
邹诚俊坐在朋友车上。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作者｜杜佳冰编辑｜陈卓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这不算大事。在一个近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很容易被遗忘。只是这一跤，似乎摔光了邹诚俊所有的力气。7月24日凌晨1点43分，在湖北省宜昌市云集隧道里发生这场小事故后，他血淋淋地爬起来，走回了出租屋，躺上床准备等死。睡觉吧，他想。“如果明天醒了，就去上班。要是醒不来，就这么算了吧。”事故让他磕破了眉骨、下巴和膝盖，加上凝血功能障碍，他正不断失血。当他往黑暗里下坠时，出租屋外，有3个人打着手电筒、循着血迹在找他。找人的队伍后来越来越壮大。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打听他的消息。几千双陌生的手托着他，要把他送到更大、更好的医院去。一走回出租屋的几分钟里，邹诚俊的记忆像是消失了。他只有一个想法：想回家，想睡。他耷拉着脑袋，整个人像喝醉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头晕得厉害，他感觉有什么正顺着眼睛流下来，黏住了睫毛。伸手摸了一把，是血。城中村一片黑暗，巷道里没有路灯。他摇摇晃晃，拐进一个单间，顺手开了灯。这时节正闷热，屋里一股霉味儿扑过来。他打开了一台积灰的风扇，把被血浸湿的衣服脱了，倒在床上，连被子也没掀开。真是难得有这样的睡意。他从2019年起就被失眠困扰。那一年他生意失败，刚把车卖了填窟窿。此后3年，他最多的朋友圈动态是转发水滴筹筹款信息。2020年，母亲手术。2021年，父亲脑出血，被查出烟雾病——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脑血管疾病，做了开颅手术。2022年，轮到他自己患重症急性胰腺炎，在ICU里抢救了8天，几乎换了全身的血，才救回一条命。朋友圈的文案从“这是我父亲”到“这是我本人”，33岁的他欠债越来越多，一夜比一夜煎熬。今年年初，他结束休养，继续打工还债。摔跤当晚，他骑着电动车从公司出发，要回家去拿激光尺。他做装修工作，第二天要用它测距。原本，他打算在公司沙发上过夜，直到临睡前才想起这件事。位于隧道尽头的出租屋是他年初刚换的，每月300元。这个单间约12平方米，放着一张窄床、一副简陋的木质桌椅、一组蓝色的塑料衣柜。因为在1楼，没窗户，房东把临街的铁门改了，能照点光进来，但很难通风，墙上几乎能潮出水珠。躺在这儿的很多夜晚，他都想过家。他真正的家在三峡大坝旁，秭归县的杨林桥村。那里群山环绕，长江支流从山脚流过。他小时候在那河里游泳，长大了钓鱼。有一夜钓了条20多斤的鲤鱼，他用衣服裹着，像抱着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走回去。今年3月23日，他头晕摔倒，又借了4000元入院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烟雾病，大概率遗传自父亲。每10万人中，只有3-4人会患此病。医生告诉邹诚俊，他的大脑动脉狭窄，双侧血管都已经闭塞，眩晕只是征兆之一，随时可能病发。脑出血、脑梗死、偏瘫、癫痫，甚至死亡，都是可能的后果。他需要尽快手术，尽管“术后复发率高达73%”——这种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确诊后的第二天，邹诚俊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瞒着父母，努力维持生活的原貌——照常工作，每天打4针胰岛素，吃小半碗饭，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00元以内，争取在离开之前，给父母多留点还债的钱。“哪怕几千块钱，也是钱，对我们这个家有用。”只有晚上。他躺在黑暗里，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坠入更深的黑暗。脑袋里就像装着颗不定时炸弹，父亲是在乘车时血管突然破裂，自己呢？会是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吗，还是和朋友吃饭时？他想起父亲做完开颅手术的疤，35针，像只巨大的蜈蚣趴在头上。失眠的问题愈发严重，几乎睡两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安眠药加大剂量也不起作用。最严重的一次，他72个小时没合眼。有一夜，他坐起来抽烟，录了几段交代后事的视频，存在手机里。7月，还完欠朋友的4000元检查费不久，眩晕再次发作，他和电动车一起倒在了隧道里。1小时过去了。血顺着脖颈流下去，被子和枕头又红了一大片。他后脑勺的头发一绺一绺被血黏在了一起。邹诚俊不怎么在意了。他只想睡觉。好像如愿以偿地睡着了。后来，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显示，2点59分，这间屋里仍亮着灯，一台旧风扇正对着床吹。辅警代圣杰从门缝里看到，邹诚俊光着身子，侧躺着，眼睛半睁，对持续了3分钟的敲门声没有任何反应。邹诚俊所租住的城中村出租屋附近。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二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在当天凌晨1点46分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位路过的乘客，说云集隧道里有人摔了，趴在地上起不来，“估计是喝多了，看那样子很危险”。民警张星、辅警唐文正和代圣杰接了警。这一天他们处理了20多个警情，晚上11点才吃晚饭，要值班到次日8点。3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电动车横在地上，车钥匙还插着，但人不见了，只留下两摊血迹，大小和汽车的方向盘差不多。两米远处有个头盔。当事人伤得不轻，又贸然离开现场，张星判断，“可能有其他违法行为，或许是逃犯，也可能喝酒了”。但非机动车酒驾一般只是警告，最多处50元以下罚款，“没必要跑”。他想，得把人找到，把事情搞清楚。退伍后，张星干了10多年特警，转到交警岗位上刚1年多。他有些腼腆，话不多，有时做事会“一根筋”。他联系了指挥中心，要求查看隧道监控。监控录像还原了事情经过。1点43分，这辆白色电动车正常行驶至隧道七八百米处，突然像是没了精神，左右晃了3秒，人和车就倒在了路上。画面里的人一动不动，躺了两分钟。其间，有12辆车从他身边经过。一辆洒水车减速观察后，关掉了喷水的阀门，绕过他，又重新打开。1点45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弯腰想扶车。刚扶到一半，脸朝地面又摔了下去。4分钟之后，他再次撑起身，在地上坐了会儿，站起来，径直走了。“人去哪了？”一位外卖员经过现场，向交警打听。他说自己刚刚路过，也报了警，送完餐又绕回来看看。出租车司机冉明和乘客杨海云也在找这个人。经过云集隧道时，被电动车压着的人从车窗一闪而过。杨海云跟冉明商量，得去救人，生命要紧。冉明开出了隧道，调转车头，把油门踩到了80码，再一次转入云集隧道。再经过那辆电动车时，人却不见了。他打开双闪，慢慢往前开。“有个人血淋淋地在走。”杨海云说。冉明跟上去，把他叫上了车。两人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说没得钱。”杨海云坐在后排，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他一点钱。她也有个11岁的孩子。“那孩子看样子是个学生，父母可能不在身边。”出租车出了隧道右转，停在葛洲坝中学对面，“学生”下车了。杨海云下定决心要给。车子又掉头绕了100米回来。在这段路上，她和冉明商量：“给1000元够不够？”冉明觉得太多了。她掏了500元出来，又单独捏出300元，想，先找到他再说。但“学生”消失在了黑暗里。杨海云到家时，这段原本10元的车程，计价表已经跳到了25元。她坚持付了车费，下车了。冉明往前开了开，把车停到一个花坛边，拿车上的毛巾蘸了喷泉里的水，把副驾驶座位上的血迹擦洗干净，又出车了。邹诚俊低头坐在冉明的出租车上。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供图三邹诚俊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坐在出租车上时，他只在想一件事——要把头埋得深一点，让血滴顺着下巴浸在蓝色短袖的前襟里。那件短袖已经穿了7年。他不想把车弄脏。查出烟雾病那天，他早起去厕所，摔在了桌子边。他爬回床上，跟公司请完假，一个人躺了1天。一直挨到下班时间才给朋友打电话，请他送自己去医院，又叮嘱了一句，“别叫救护车”，太贵了。之后入院、检查，也是他一个人。做全脑血管造影要给股动脉穿刺，插进6根管子，结束后，一个女医生不忍心，把他推回了病房。他一天一夜没法下床，吃喝拉撒，都靠隔壁病友的家属帮忙。那时候，他承认心里“酸酸的”。“我也想爸妈来照顾我，可我这个家情况不允许。要是查出什么问题，吓着他们怎么办？”和邹诚俊料想的一样，父亲邹维平后来知道儿子的车祸和病情时，“像疯了一样”在屋里横冲直撞。妻子向青平跟在他后面着急，“你睡吧，你睡吧”。他很少有这么猛烈的肢体行动。术后近3年的时间里，他都是缓慢的。说会儿话，活动一会儿，头就垂下来，像被抽走了精神一样。邹诚俊有时不忍看他。“50多岁的人，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他知道父亲是要强的人。提到“要强”，邹维平眼皮低垂，叹了口气，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分别在30岁、40岁、50岁的阶段，动过大手术。即使被隧道塌下来的石板砸断双脚和肋骨，8个月后，他还是站了起来。但这一次，他还没挺起来，又像是被压得再也挺不起来了。儿子患病的消息又把邹维平送进了镇卫生院。住院期间，他心里着急，要在医院找护工的活干。自己输完液，就去照顾其他行动不能自理的病人，一天一夜，能挣180元。向青平也在镇卫生院做活。她和另一位同事负责打扫5层楼的卫生，全年无休，每月能挣2000元。这个小个子女人，邹家现在唯一的劳动力，微信昵称叫“坚强”。只是坚强在她身上更多呈现为一种紧张——她看起来总是有事要忙。邹诚俊说，“是被吓得”。丈夫第一次腰椎手术后，儿子上中学的学费不够了。“没钱上什么学。”当时的班主任这样说。向青平去找校长求情，她也不知道谁是校长，就这样去了。儿子躺在医院ICU里，医生又告诉她，准备25万元，孩子太年轻了，要全力救。她跑去镇政府，也不知道谁是镇长，就坐在办公室门口等，希望看病能多报销些钱。现在，她还是慌慌张张，早上4点就起床，沿着细细的山路走下去工作。冬天天亮得晚，身边一片漆黑，又静得要命。她背过手把手电筒照在屁股后面，给自己壮胆。快步走到卫生院，还没开始干活，已经出了一层细汗。几年来，邹家把能借的都借了。母亲觉得，有时从别人家门口经过，人家都避之不及，“生怕你是来借钱”。这个家庭连个贷款的担保人都找不到。从小到大，邹诚俊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多的教诲是：“我们穷，不要惹事。”确诊烟雾病后，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他在城中村有个朋友，是租住在隔壁的男人。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聊天。后来，朋友的妻子知道邹诚俊患病，怕发生意外会惹上麻烦，劝告丈夫“不要整天和他玩”。男人很为难，来向邹诚俊坦白。他说：“知道了，不在一起玩。”为了不让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炸伤别人，他尽量避免和人聚餐，“如果哪天倒了，一桌人都得遭殃”。邹诚俊把自己孤立起来，每天两点一线，直到真的倒下。他躺着，谁也没想联系。最后的安排都已经交代给了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一位朋友。他们都喜欢钓鱼，因此相识。邹诚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晕倒，因此嘱咐他，“每天打一个电话过来吧”。如果没有接通，就麻烦他来看看，自己不在公司，就在出租屋。7月15日，大概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把遗言视频和自己的手机密码也发给了那位朋友。邹诚俊逐渐解开了和世界的联系。但7月24日2点43分，交警还是打扰了他的朋友。四张星根据监控里的车牌号，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冉明，又在邹诚俊下车的地点附近看到了几滴血迹。他们打着手电筒，在两侧街道找了20多分钟，却没发现更多踪迹。张星坐进车里，查到了那辆白色电动车车牌的注册信息，拨通了上面的号码。那是邹诚俊朋友的车。她从睡梦中被吵醒，在电话里指引交警走进了那条黑暗的坡道。坡道两侧都是即将拆迁的民房，一直往里走，路过一个垃圾站，再往前10米，就是邹诚俊的屋子。在交警决定破门的前一秒，邹诚俊终于被敲门声惊醒了。他打开门，虚弱地撑着墙。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邹诚俊垂着头努力回想发生了什么事，“犯法了吗？我到底干吗了？”进入云集隧道前，他已经骑了半小时，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就失去了意识，甚至没来得及在倒下的那一瞬间收回自己的舌头。下巴撞击地面时，舌头被咬了一个洞。辅警唐文正对邹诚俊的血印象深刻。他进门就看到了那个红色塑料袋，挂在桌子的抽屉上，装了满满一兜纸巾，都是擦过血的。袋子下方放着一箱啤酒。他有些激动：“你一个人硬撑打算撑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找你找了一夜。”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显示，邹诚俊对突如其来的救援表现出很大的抗拒。他头发蓬乱，拿纸捂着下巴，不耐烦地反复念叨：“我没钱去医院”“我就是下巴磕了一下”“我没有钱”……直到4分钟后，张星拿过他的裤子，弯腰给他往腿上套。3点22分，邹诚俊被送到医院。医生开始清创，交警拿过他的手机，他突然从床上抬起头：“你莫给我爸妈打电话。”紧接着，他崩溃了。邹诚俊后来回忆，那是他这段日子里最轻松的时刻。他哭着，把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都讲了出来，慢慢又陷入平静。邹诚俊画的山水画堆在客厅桌子上。画上写着，“不过是大梦一场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医生拿来一张检查缴费单，214.5元，张星要去扫付款码。邹诚俊想阻拦，但他点了几下自己的手机，发现屏幕摔坏了。“别扫了，没得用的。”他突然加大了音量：“治不好的！没得办法治！你们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他平躺着絮叨，仰着一个血淋淋的下巴。止血棉已经掉在了脖子上。医生在远处提醒，“手把纱布压着”。他没反应。张星站在旁边，帮他把纱布盖了回去。邹诚俊被送去缝合伤口后，3位交警离开了。邹诚俊后来付了缝合的费用。但在真正结束治疗之前，他又溜走了。医生叮嘱他打一针破伤风，他知道那很贵。4点40分，张星回到警队，发了条朋友圈：“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邹诚俊送医后，仍血流不止。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供图第二天中午，他和邹诚俊通电话。邹诚俊表达了感谢，说自己打算休息一天，就接着去工作了。过了几天，他被辞退了。老板说，让他好好养病，这个门店当初选址欠妥，生意不善，也要考虑闭店了。五邹诚俊坐在出租屋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更多人找来了。宜昌西陵交警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那次深夜救援的经历。据本地媒体报道，交警的视频发出的第四天，邹诚俊出租屋所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带着米、油、牛奶来看望他，为他办结临时生活救助金4800元。10天后，杨林桥镇政府决定，将邹家的最低生活保障从999元提高至1500元。张星来邹诚俊的老家拜访，两人正在交流。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在交警视频的评论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接力留言，要给邹诚俊捐款。有人翻到了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成百上千条私信涌了进来。联系方式公开后，邹诚俊盯着手机屏幕看，“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人转钱进来”。有人捐了1万元，要帮他约北京的医院。有人捐了100元，说自己失业快1年，生病时也给兄弟交代过后事，“能理解你那种心情”。有人捐了6.66元，留言说：“自己负债几十万，一点心意。好好活下去。”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转了20元，说“希望不要嫌弃”。有个小孩捐了自己卖废品积攒的50元。有人在为凑不上律师费诉讼费发愁，捐了10元，说“你更需要”。一位还在上班的肺结核患者鼓励他：“一旦治疗，那个药物反应让我上不了班。我也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连个家人都没有，不过我也不缺活下去的勇气。”有人是为患癌去世的丈夫捐款：“我一直是遵循着他的足迹生活的……如果他健在，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你的。”有人发来红包，说自己的妹妹患病去世，“在医院没日没夜照顾她两个多月，花了10多万都没有拉回她的生命”。他叮嘱邹诚俊，只要有救的办法，一定要治。有人担心他被网暴。有人替他和冒充他的骗子周旋。有人手作了一把桃木的小斧头，要寄过来让他戴在身上。有人在海边沙滩上写下“邹诚俊早日康复”。还有个小女孩给他画日落。有人只是留言：“我没钱捐，今年我爸走的时候花了十几万，还欠债，但希望你好好治疗，过好自己的人生。”还有人打电话过来，什么也不说就哭。得了抑郁症的，发生过两次车祸的，失去了男友的，无父无母的……邹诚俊有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哭他，还是哭自己。他反过来安慰他们。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捐了钱就离开，愿意留下的，组建了7个群聊。一个叫“向着光——邹诚俊救助群”的群聊又救了邹诚俊一命。那次他测血糖，发现血糖仪乱码，于是拍了张照发群里，说仪器坏了。有人发现，那是因为数值过高无法显示，于是在群里紧急联系邹诚俊的本地朋友，把他送去了医院。邹维平在家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邹诚俊的本地朋友也因此越来越多。和丈夫经营一家烧烤小店的胡蓉蓉给他送过两次饭。那天凌晨两点，她看群里有人发美食图片，邹诚俊在底下回复，“我也饿了”。她马上跟了一句，“我这儿有吃的”。群里有人发过他的饮食禁忌，她看了一眼，在店里和丈夫烤了点少油、少辣、少盐的牛羊肉和素菜，蒸了一碗蛋羹，叫网约车带到邹诚俊的住处，并提前付了47元车费。很多人以为胡蓉蓉“很富有”。事实上，她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小学老师，工资不高。看到网上邹诚俊的新闻后，她想捐款，于是和丈夫商量：“捐50吧？”丈夫眼睛一热，要捐100——他是那种要把屋里的虫子送去绿化带、信奉“做好事就是很爽”的人。然后两人看了一眼钱包，总共只有83元。“说出来有点丢人。”胡蓉蓉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钱，应该也是世俗眼里很艰难的那种家庭。”“但是每天都很快乐。”她转头又笑了。给邹诚俊捐了50元，兜里只剩33元时，她想的是，“没有关系，不是还有一桌（客人）正在吃嘛”。做销售工作的周兴坡是最早和邹诚俊见面的热心网友。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胎儿查出了先天性疾病。他告诉邹诚俊，自己钱不多，“但需要跑腿、送东西之类的，可以随时叫我。”有段时间，网友们的无糖饼干、脱脂牛奶、毛巾、热水壶、电饭煲、新的电风扇……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是寄到周兴坡那里，再由他开车带给邹诚俊。邹诚俊的情绪被这些人带着，“在慢慢往上爬”。他给3位交警和出租车司机冉明都定了锦旗。但冉明没收，只是告诉他：“要阳光一点哦！还年轻！”邹诚俊送给西陵交警大队和张星的锦旗。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对于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邹诚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发了条视频，说：“过年的时候，来我家吃年猪吧。”父亲邹维平用粮食喂了一头300多斤的猪，胡蓉蓉已经尝过这种美味——邹诚俊后来给她带了一大条腊肉，是过年时用果木烧火熏的。她想，“其实我根本没做什么，他给我的要多得多，我慢慢还吧。”10月27日，邹诚俊公布了网友们的捐款总额：57万元。随后，他关闭了捐款通道。仍有人想办法往他的医保卡里转钱、给他充话费、发红包。微信里光是退回去的转账和红包，已经有十几万元。“谢谢啊，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前期手术费已经够了。”直到现在，他还是每天对着手机回复这句话。57万元，对一次开颅手术来说确实够用，对邹诚俊而言，更是一笔巨款。他知道网上有位烟雾病病友，已经做了4次开颅手术，“房子都卖完了”。他没什么可卖的，但仍指望着自己——还是“辛苦钱”花着舒服。他恪守着量入为出的准则。11月中旬，宜昌降温了。他去市里办事，冷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现在身体还是不行。”他念叨着，把帽子戴起来。朋友劝他去路边商场里买件衣服穿，他摆手：“太贵了，我很少在这里买衣服。”等做了手术，养病的两年内，他希望能做直播，卖一卖家乡的土特产。至于10年、20年的规划，他“还是不敢想”。那太久了。从去年7月算起，他已经住了11次院。8月，由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邹诚俊再次入院。9月，医生又在他的胰腺位置发现了肿瘤，穿刺结果后来显示为良性。邹诚俊暂且活了下来。他把出租屋退了，回到大山里。一边在家养身体，一边等着开颅手术的消息。家里的桌子上还放着他以前画的山水画。乔布斯去世那年，他买了本《乔布斯传》，放在卧室落了灰，到现在也没看完。他说，好像代入不进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则很对他的胃口，压抑的时候他会反复看。现在他看起来轻松了很多。饭后在山间散步，看到平静的河面，说“想甩两杆子”。有只肥猫路过。邹诚俊蹲下摸它的脑袋，手伸进绒毛里，捏到了一个硬块，和他下巴、舌头里的很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留下的。“你打架啦？”他问它。南方11月，柑橘类的水果都熟了，黄黄绿绿的，挂满枝头。他摘了一颗柚子，蹲在地上，平静地剥那些白色的果络。向青平摘菜做饭，邹诚俊在给母亲帮忙。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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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完美偶像的日子
线下演唱会上，谭杉杉直面粉丝。受访者供图作者｜焦晶娴编辑｜秦珍子同样是唱歌，25岁的谭杉杉更想作为真正的“人”来唱。她曾为一个虚拟的数字偶像提供声音和动作，如今，她和那个颇受市场欢迎的身份解除关联，用真实的形象面对观众。这选择是有代价的。谭杉杉失去了无瑕的外表、专业的团队和无法计数的喜欢，被嘲笑过容貌也被质疑过撒谎。但她坚持认为，“离开‘皮套’和流量，才是真实生活的开始”。不久前，她登台演出。还是虚拟偶像时，她在互联网上直播，看到的观众是屏幕上掠过的“弹幕”。而这一次，她能清晰看见台下的人们那反射光亮的牙齿。扫描一个产品，然后优化它在谭杉杉的印象中，做虚拟偶像背后的人，“失真”是全方位的，更确切地讲，虚拟偶像是人工创造出的角色。比起人，它更接近“项目”。数字技术打造的二次元形象，是这个角色的“皮套”；谭杉杉是赋予角色声音和动作的“中之人”。运营、场地、美术、建模、剪辑等多名工作人员共同运营这个角色，它还需要及时接受评估和优化。谭杉杉曾服务的虚拟偶像团体，是这个领域的“顶流”，由5个形象各异的少女组成。“她们”参演过冬奥主题音乐会，唱过台湾知名词作者方文山写的歌，2021年仅网络直播就创造了价值2400万元的“礼物”营收。专业的团队会抹去谭杉杉等“中之人”的外貌，编辑他们的性格，用直播拉近他们与观众的距离，让粉丝喜欢。直播的内容是精心设计过的，真实和虚构按比例重构。屏幕里二次元的女孩会聊新养的宠物，也聊晚餐和电影。谭杉杉记得，宠物的名字是真的，但晚饭通常不是。即使吃到美食，为了避免身份泄露，她也只能说成是“朋友”的经历。谭杉杉聊过两部新上映的影片，她为了积累直播素材，专门花半天时间去看。到了夜晚，运营团队会指导这些“中之人”煽情，说一些“走心”的话，因为“这时候用户容易伤感”。公司理想的情况是，虚拟偶像能保持神秘感，不让粉丝意识到背后真人的存在。谭杉杉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她和同事出去吃饭，很少坐在大厅。因为她的声音特征鲜明，经纪人总会提醒她“笑得小声一点”。这些屏幕里的“定制”偶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根据用户反馈进行调试。只要输入代码，头发可以长长，腰围可以缩小。偶像背后的人也要面对评价体系，谭杉杉记得，公司企划会对她评估，就像扫描一个产品，然后得出优化意见：“真情实感表演差”，是指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尺度不够自然”，是指她直播中真实生活和虚构内容不够平衡。过去，谭杉杉和同事一般在晚上直播，最长的一次播了4个小时。直播前他们会多次彩排，结束后要复盘直播效果。屏幕里的二次元女孩看似随意地唠家常、聊游戏、摆弄裙子，每一个举动都诞生于角色的设定。屏幕外，在窗户紧闭的房间里，谭杉杉和同事穿戴动作捕捉设备，用耳机接收工作人员的指示，快速执行，摄像头连接计算机，她们动，屏幕上的虚拟形象跟着动。在过去的直播中，谭杉杉会用甜美的嗓音开场，介绍自己所在的地方。城市名是虚拟的，角色的大学生身份也是虚拟的。“真人偶像只存在于舞台上，距离感很强，虚拟偶像反而可以真的陪伴我。”谭杉杉曾经的一名粉丝刘乐说。当时，刘乐每周花10个小时与谭杉杉扮演的“她”在一起。“她”会通过直播与刘乐以及其他粉丝互动，有粉丝通过弹幕倾诉工作艰辛，她会安慰，还会讲自己骑着电动车上下班的生活小事。刘乐记得，有一次，“她”的周边产品上线售卖，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他点击购买链接，看到“已售出1.8万份”的系统提示。“我妈了解我都是通过官方视频账号”离开虚拟偶像1年后，谭杉杉有时还会在凌晨三四点钟惊醒，然后长时间失眠。她认为身体还保持着过去的惯性。“入睡的那一刻觉得还在工作，只是太累了需要歇一会儿，恢复完赶紧起来。”谭杉杉一直渴望被看见，小学五六年级时，她就带着小伙伴在超市门口跳韩国女团舞。在大学里，她学习流行音乐演唱，经常主持学校的文艺汇演，参加歌舞比赛和动漫展。她说自己是“人来疯”，曾经穿着睡裤，甩着红色的头发，在教学楼下跳舞。2020年，谭杉杉向很多演艺方向的岗位投递简历，除了收到虚拟偶像“中之人”的录用通知，她还通过了一支“国风女子偶像”演艺团队的面试。家人和朋友劝她选择互联网“大厂”，“听起来比那些小演艺公司正规”。她也相信，自己即将登上更大的舞台。谭杉杉觉得，自己被很多人认为是幸运的：一个河南周口二本院校的学生，一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大厂”，成为顶流偶像。但她同时知道，流量、财富甚至那个被人们喜欢的二次元少女都不属于她，她只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和技术设备差不多。虚拟世界也被现实的规则支撑，谭杉杉工作时要带动观众情绪，尽可能多地回应弹幕问题、接网友抛出的“梗”。如果设备突然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中的二次元形象变形，她要及时把变形的手背到身后。直播时，她多数时间是站着的，坐下来要注意防止走光——角色内衣裤也有对应的计算机模型。谭杉杉模仿过迪士尼动画片中的人物腔调，发现和观众有距离感。她又参考真人偶像，对标走“中性风”的明星艺人。每个虚拟偶像都有原始人物设定，谭杉杉扮演的“她”是“酷帅”“高冷”的，外形不凸显性别特征。她说，圈内管这种角色叫“阴角”，“就是不爱表现自己”。实际上，真实的谭杉杉声音偏细、偏甜，性格不仅不“高冷”还比较“黏人”。为了贴合人设，她故意在直播中少说话，还刻意压低声线。长时间处在自我和角色的“别扭”中，谭杉杉扮演的角色粉丝数量是团里最少的，她压力很大，身心疲惫，常常表现出不自信。收到朋友的消息她会隔很久才回复，“我妈了解我都是通过官方视频账号”。她回忆，直播消耗她的情绪，下播后需要花几个小时恢复平静，“连打字的力气也没有”。如今回想这一切，她有些自嘲地说，“我真的变成了一个阴角”。花几小时学习，然后忘掉2021年5月，谭杉杉请假回学校准备毕业演出。表演结束，学弟学妹纷纷送来祝福。他们并不知道她现在的工作，是被她现实中的舞台表现“圈粉”。收拾宿舍时，谭杉杉翻出了读书时主持活动用的手卡、节目单，参加歌舞类比赛的奖状和证书。在一张她手写的歌单上，歌名后有一连串的“正”字，标记她练习的次数。这些具体的记录，谭杉杉用手机一张张拍下来，告诉自己：“我也是很优秀的人啊。”重返工作时，她不再刻意装“深沉”，而是尝试展露真实的嗓音和性格。效果不错，“外冷内热”成了她吸引粉丝的“萌点”。为了让“皮套”和真人更贴合，谭杉杉建议虚拟形象加入她的习惯性表情，比如歪嘴笑。一些接受采访的粉丝表示，谭杉杉扮演的角色最不“二次元”，而是“有种强烈的真实感”。和其他成员相比，她总是“不那么听话”。有粉丝回忆，一次七夕节直播中，为了营造私密的氛围，其他成员和观众互动时用的称呼都是“你”，只有谭杉杉扮演的角色仍然直呼“你们”。人气和流量逐渐开始眷顾她。2021年的生日会直播，谭杉杉扮演的虚拟角色收获了1.2万个“舰长”（Bilibili视频网站充值打赏的数字礼物，一个“舰长”售价138元——记者注），成为b站上第四个“万舰”主播。结束直播，她和工作人员激动得相拥而泣。谭杉杉为角色贡献的最火的演唱视频名为《红色高跟鞋》，播放量超过800万次。她必须清楚，这些“喜爱”并不完全属于她。粉丝寄来的信件和礼物，她无权保存，只能偷偷拍照留念。演出大获成功时，同事们会给从动捕室里出来的她鼓掌，运营人员会和她拥抱。但那些庆祝的话语，落款都是虚拟偶像的名字，“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项目”。但她依赖粉丝的夸赞和鼓励。“我发现了他们眼中那个美好的我，原来我还挺可爱的，原来我这样说话还挺帅的。”谭杉杉经常翻看粉丝的评论，截图负面内容，还把骂她的私信数量乘以10，做相应数量的仰卧起坐。她点进粉丝的个人主页，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歌，自己学着唱。看到粉丝画的角色图片，她保存到相册。她也偷偷抢购过那个角色的周边产品。与此同时，谭杉杉也见证了有人前一天还写长长的文字向她“表白”，转天就喜欢上新的偶像。“这种热情很快就会投射到下一个人身上。他们靠不断更换偶像获得新鲜感。”她知道自己是商品的一部分，接受粉丝“见异思迁”的实质，是“消费购买情绪价值”。这些粉丝会同时喜欢b站上的其他虚拟主播（个人运营账号，一般是2D形象、只需要面部捕捉——记者注），其中有的因为粉丝体量小，为了讨好男性观众，不得不娇喘、穿暴露的服饰。为了让观众的喜爱保鲜，谭杉杉和同事需要高频率直播，不断推出新节目。她常常为了直播节目花几个小时学一支舞，然后马上忘掉，“就像流水线”。她越来越忙，想去演唱会去不了，就抢票图个“心理安慰”。她得过急性咽喉炎，声带受损，下播后说不出一句话。不仅是她，最忙碌的时候，团队里的程序员把床拉到了计算机设备前。谭杉杉也越来越找不到工作的意义，那些费尽心思获得的流量数据，成为新的枷锁，给她带来无休止的竞争压力。学生时代，她曾在日记里写“我想快乐地工作……习惯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相册里有很多云朵的照片。“动捕室没有天空。”谭杉杉说，黑色的窗帘紧闭，真实的生活藏在幕后。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室内彩排或练习，出门一般是去买咖啡“续命”，或者赶往下一个彩排地点。她不再有心情看天空。2022年春节，谭杉杉没有回家过年，而是一个人在舞蹈室练舞。之后的1个月，她的脸、大腿、手臂相继被动捕设备划伤。她向记者展示了照片，但她从来没有把这些画面发到公共平台上。她把加班和受伤的事，写在粉丝数为0的私人账号动态里。随后，关于新合约，谭杉杉和公司没有达成一致。有粉丝扒出她的社交账号，看到她写下的“受伤”“加班”“失眠”经历，一度试着通过互联网帮她“维权”。这一年的5月14日，谭杉杉和公司提前解约。公司宣布她服务的虚拟角色“休眠”，团体海报撤下了那个二次元形象。今年公司又推出了新成员，和过去谭杉杉扮演的“她”一样，在直播中笑着读弹幕，笑得很“标准”。在虚拟偶像领域，“中之人”出走并不罕见。被称为虚拟偶像圈“始皇帝”、日本虚拟偶像“绊爱”，也是由于“中之人”和所属公司存在纠纷，最终进入休眠。出走后，有的“中之人”选择“转生”，即扮演新的虚拟角色，有的则选择消失。据统计，虚拟主播的平均寿命只有2-3年。离职的谭杉杉离不开舞台。她做真人直播，第一次在线下举办演唱会。她的微博账号第一次发出了个人照片，不讲究拍摄技术，也不修图。她直播时偶尔还说脏话，公布恋情又火速分手。她越来越接近一个充满瑕疵的普通人，稍有不同的是，她依然离不开那些注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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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敏这件事，我们还不够敏感
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去榆林市儿童医学中心开展儿童过敏性疾病义诊。受访者供图作者｜魏晞编辑｜从玉华患者用手揉着已经肿胀的眼睛，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眼睛还能揉得到，耳朵深处要是痒啊，抠都抠不着”。还有患者感觉嗓子深处塞了一团棉花，全身像有蚂蚁爬过，两个鼻孔只有一个能通气，晚上经常因呼吸不畅憋醒、有窒息感，凉风一吹就咳嗽。这些场景在全国各地的变态（过敏）反应科经常发生，医生经常见到眼泪汪汪的患者，用双手粗暴地“蹂躏”五官，如此，脸上的痒意才能稍微舒缓。他们接诊各种症状的过敏病人：湿疹、鼻炎、哮喘、荨麻疹……今年秋天一场雷暴雨后，内蒙古呼和浩特多家医院挤满了过敏患者，其中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说，当天有800多人来看哮喘。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多位变态反应科医生说，最近几年，过敏病人越来越多。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南山医院）过敏防治中心主任刘光辉在深圳福田一家社区医院做调查，发现过敏患者占了约40%，“这个比例是很吓人的”。与过敏共处，是如今这个时代的必修课题。早在2013年，世界过敏组织发布白皮书：全球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预计为10%-40%。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尹佳说，西方国家早年过敏患病率增长迅速，如今已经进入平台期，而中国的过敏患病率正处于上升期。你可能不知道的过敏原想象一下，就在你每天躺着的床上，每1克尘土最多能藏着1.8万只螨虫，以你身上掉下的皮屑为食。尤其在气候湿润温暖的地区，一张床上最多生活着200万只螨虫。这些螨虫的肢体碎片和产生的粪便具有很强的致敏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在铺床或抖床单时，会不自觉地想打喷嚏、流鼻涕。螨虫还可能混入面粉、玉米粉中，当它们被制成煎饼时，吃下煎饼的人可能因摄入大量螨虫致敏成分而引发严重过敏反应，甚至休克。另一种屋内随处可能有的致敏物是霉菌。它就混在种植绿植的泥土里、掉落的树叶上、空调出风口、没及时倒掉的剩饭中，以及被洪水浸泡过的房屋里。尹佳接诊过一个霉菌过敏的儿童，引起过敏的霉菌就藏在儿童洗澡盆的塑料缝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戎飞在武汉、重庆、郑州连续跟踪了13年过敏性鼻炎患者常见过敏原的致敏率变化，发现尘螨的致敏率始终处于高位，但对宠物，尤其是猫毛、狗毛过敏的人群比例快速上升，13年间几乎上升了3倍，多种过敏原同时致敏的人数也在上升。上海仁济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郭胤仕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赖荷均表示，在华东、华南地区，尘螨、霉菌、蟑螂是最常见的过敏原。“有患者说，我家没蟑螂。我得和他们科普，不是看见蟑螂才过敏，蟑螂半夜才活动，蟑螂的排泄物、尸体碎片留在家里，都是过敏原。”赖荷说。郭胤仕说，在长江流域，黑胸大蠊是室内优势蟑螂品种，他们发现这种蟑螂能明显诱发过敏性哮喘。“上海有许多老旧小区，蟑螂多。”即便在北京，尘螨过敏的患者也不少。尹佳发现，北京每到冬天，大多数家庭门窗紧闭，开加湿器，无形中给喜欢温暖潮湿环境的尘螨创造了生存环境，使过敏患者症状加重。祝戎飞总结，从全国过敏原的分布看，有“南螨北蒿”的趋势，即在湿润温暖的南方，尘螨过敏的患者多；在干燥寒冷的北方，蒿草过敏的患者多。在华中地区，地理位置靠北的河南省，花粉过敏患者的症状总体比湖北的更重。郭胤仕也发现，在华东地区，长江以北区域花粉过敏患者相对江南地区更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变态）反应科主任邓珊发现，每年立秋后，许多大连人不自觉地开始打喷嚏、鼻痒、眼痒、上颚痒，严重时会咳嗽、胸闷气短。“大连虽然是沿海城市，相对潮湿，但空气中的花粉浓度高。蒿草是最主要的过敏原，其次是葎草、豚草。”其中，春季和夏秋季的花粉过敏患者过敏原不同。邓珊介绍，春季大多是树木花粉过敏，影响人的上呼吸道；秋季是杂草花粉过敏，除引起鼻炎、结膜炎症状外，还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相对来说，秋季花粉过敏的症状更重。在我国，春季花粉致敏的树木有圆柏、侧柏、桦树、松树等，秋季有艾蒿、大籽蒿、黄花蒿等蒿属植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成长期研究城市里花粉、飞絮等植源性污染，调查发现花粉过敏患者在人群中的比例达到5%，北方地区高达10%，“实际比例应该比我们调查的这个数更高，因为许多轻微过敏的患者不会去医院。”他解释，花粉体积小，容易在空气中传播。在我国北方，春季风媒花多，花粉量大，加上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多，更容易发生花粉过敏问题。整体来说，北方花粉浓度大于南方，因为湿度越大的地区，花粉传播距离越近。王成在北京做过观测调查，发现通常在下午两点，城市的花粉浓度最高，但在社区和公园的硬化广场，到了晚上8点，花粉浓度又有一个小高峰，“那会儿空气温度降下来了，而水泥或者沥青地表的温度依然比较高，微气流能将花粉吹起，甚至可以吹到五六层楼高。”今年秋季备受关注的雷暴哮喘，原理是在雷雨天气后，花粉、霉菌等过敏原被雷击碎成更小颗粒，更容易被人体吸入，引起过敏。如今，花粉过敏已经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莉发现，以前，婴儿出生几年后才会出现花粉过敏，但如今临床上，她见到的两岁以下花粉过敏儿童并不在少数。有些花粉和植物有相似的致敏蛋白，容易在花粉过敏后引起食物交叉过敏。比如，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吃了苹果、桃、梨等可能会有过敏症状；蒿属植物和芹菜、芥末有相似的致敏蛋白；天然乳胶的致敏成分和香蕉、牛油果、奇异果高度同质。郭胤仕还发现，最近几年，食物过敏的患者明显增多，过敏原既包括火龙果、奇异果、草莓、梨等水果，也包括虾、蟹等海鲜。刘光辉介绍，中国的食物里，小龙虾、中华绒螯蟹也是过敏原。鸡蛋、牛奶是常见的食物致敏原。高翔医生去小学课堂科普过敏知识。受访者供图抓住那个“罪犯”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过敏是“慢”的病，既不会要人命，也不会来势汹汹，顶多挠一挠、抓一抓，忍过了就好了。实际上，如果过敏拖得太久，容易出现新的更严重的症状，甚至引起休克、死亡等严重后果。有研究论文指出，46%过敏性鼻炎在9年内会发展为哮喘。祝戎飞说，哮喘如果药物控制不好容易变成慢性阻塞性肺病。赖荷接诊过一位患者，起初是荨麻疹，看了皮肤科；后来过敏加重变成过敏性鼻炎，去了耳鼻喉科；最后演变成哮喘，去看呼吸科。辗转了七八年，最后才看变态反应科。“儿童过敏就像一首进行曲。”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高翔说，“到了不同年龄段就会翻开新的乐章，婴儿期主要表现为湿疹，以及牛奶、鸡蛋等食物过敏。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表现为哮喘、过敏性鼻炎，得早诊断早治疗才能阻断这首进行曲。”向莉见过一个霉菌过敏的学龄期女孩，同时患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哮喘。鼻窦炎发作最难受的时候，女孩用头撞向墙壁，想缓解头疼症状。向莉也观察到，有些孩子从过敏性鼻炎发展到哮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临床诊断是否过敏不难，但明确过敏原有时很难。”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医生李论把临床问诊的过程比喻成抓住“罪犯”。嫌疑犯可能是花粉、尘螨、霉菌、宠物、食物、药物、昆虫等。医生要根据这些“嫌疑犯”出现时间与患者的关系，结合实验室检查，判断到底谁是“罪魁祸首”。要找到“罪犯”，李论要从患者的生活环境和习惯开始询问：吃什么、喝什么、居住地有什么植物、用的什么护肤品……小麦是中国最常见的食物过敏原之一，部分患者必须先吃小麦再运动，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就像坏人不一定每次出门都干坏事，而是在运动、情绪激动、饮酒等特殊情形下伺机作案。”李论比喻。一个70多岁的北方老爷子，因为过敏坚持9年不吃小麦。等到他因为其他疾病，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突然馋嘴，特意挂个变态反应科门诊问“能不能吃一口饺子”。还有位病人每次吃完饺子，就躺在床上，不能洗澡，不能激动，不能走路，不然随时会休克。想要抓住“罪犯”，可能得从多个“嫌疑人”中精准定位。一位青岛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来到高翔的门诊，说自己最近3年遇见怪事，每年一次的家庭海鲜大餐，吃饭中途会莫名其妙发生休克。高翔让他列出餐桌上的各项海鲜菜品，有虾、蟹、鱼类、蛤蜊等，再把这些可疑的过敏原拿到实验室里，提取蛋白质做成粗提液，对患者进行过敏原检测，最后发现，这位患者是海螺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新型海螺过敏原，是全球首次报道，并被国际过敏原数据库收录了。”后来，高翔还陆续接诊过4个同样因海螺过敏的患者。有时，“罪犯”还出现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位老人顶着“香肠嘴”走进邓珊的诊室，原来是半年前他换用了一种有特殊功能的牙膏。邓珊没给他开药，只是建议他停用目前使用的牙膏，用淡盐水漱口。不到半个月，老人的“香肠嘴”消肿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过敏反应中心副主任孟娟发现，来自于四川南部地区，如西昌、攀枝花等地的患者，从病史看很像是对花粉过敏，但在做常见的过敏原检测时，结果是阴性，查不出过敏原。孟娟说：“如今使用的过敏原检测试剂可检测的过敏原种类非常有限，尤其是花粉过敏原，由于不同地区气候、土壤条件不同，植被分布不同，导致不同地域容易使人群过敏的花粉种类区别很大，因此即使引进国外试剂也无法完全满足本土患者需求。”孟娟认为，我国开展气传过敏原研究应进一步开发适合本土的过敏原检测试剂、脱敏治疗药物，对于满足临床诊疗需求非常有必要。她见过一个6岁多的儿童，从3岁起就有鼻炎、哮喘，在其他医院做过敏检测后被告知许多食物不耐受，不能吃鸡蛋、牛奶、小麦、大米、西红柿、土豆、牛肉、鸡肉、猪肉……严重影响了患儿的饮食、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也给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困扰，造成严重的精神负担。后来，患儿和家长辗转多个医院，直到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变态反应科做了过敏原检测才发现，患儿根本没有食物过敏，真正的病因是尘螨。之前患儿做的检测，是所谓的食物不耐受检测，与过敏无关。“许多病人拿着食物不耐受的体检报告，充当过敏原检测报告。”孟娟只好挨个和病人解释，食物不耐受的报告对明确过敏原毫无价值，“食物不耐受在国外早就没人做了，这个早被证实是人体接触食物之后的正常生理指标，没有临床价值。”过敏患者过亿，过敏医生只有300多人据《人民日报》2022年报道，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调研估算，成人过敏性鼻炎患者已高达1.5亿，但全国变态（过敏）反应专科医生不足300人，能够进行变态反应诊疗的医生不超过3000人。祝戎飞说，各地过敏专科医生少，成立过敏反应科的医院也少。除了接诊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的患者，他经常接诊来自湖南、河南、江西的患者，门诊挂号经常要排到两周后，供不应求。由于过敏专科医生少，许多过敏病人都分散在其他专科就诊，比如过敏性鼻炎去耳鼻喉科，婴幼儿去儿科，特应性皮炎去皮肤科，哮喘去呼吸科。武汉一名患儿在做皮肤点刺试验检测过敏原。受访者供图赖荷接诊的许多过敏病人早已在其他专科就诊过。她说，变态反应科能一站式解决全身多系统的过敏疾病，“在我的诊室，广州的病人反而少，外地病人多，许多人已经过敏很久了”。郭胤仕说，一个患者得两三种过敏疾病是很常见的，当患者分散到两三个科室就诊时，传统科室的医生往往拿捏不准其他科疾病用药，比如皮肤科医生常常拿捏不准哮喘用药，反之呼吸科医生也拿捏不准皮炎的用药。招聘变态反应学专业的医生是个难题。尹佳说，在国内，除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没有其他医学院能授予变态反应科博士或硕士学位，因为人才稀缺，每年协和医学院的变态反应学博士毕业生都非常抢手。祝戎飞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变态反应学硕士约50-60人，博士20多人。最近几年，有些医学院针对本科生开设了《临床变态反应学》的选修课或必修课。对过敏感兴趣的医学生，很多是本人或家属也患有过敏疾病。72岁的刘光辉是中国目前在岗年龄最大的过敏医生，已经在过敏临床上工作了43年。他说，中国医学生培养阶段缺乏过敏知识的普及，其他专科的医生有个误区，认为过敏原那么多，查不查都一样，“除非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医学生，在国外接触过变态反应学课程。”另一个造成医生不足的原因是，变态反应学至今没有专科考核体系。尹佳介绍，北京协和医学院最早在本科医学生中开设变态反应学课程，2012年以前，协和变态反应科的研究生被授予的是内科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2012年，变态反应专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北京协和医学院至今仍是中国唯一一家可以授予变态反应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医学院。然而，全国至今还没有任何机构能够考核或认证过敏专科医生。她解释，各地变态反应学医生需要挂靠在其他专科下才能评职称。赖荷也说，许多年轻医生因为变态反应科没有专科序列，影响晋升，不愿意来变态反应科工作。尹佳说，在国际上，变态反应学是和内科并列的二级学科，但在国内，即便是陕西榆林这种过敏高发的城市，变态反应专科依然没有独立建科，是挂靠在呼吸科下的亚专科。她建议扩大变态反应人才队伍，加强变态反应专科建设。这张冷板凳最近几年开始有变热的趋势。尹佳发现，最近几年，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制的医学毕业生里，成绩第一、二名的学生都愿意选择变态反应科，这说明新一届医学生也发现，过敏患者需求大，学科的探索空间也大，是一个好的趋势。向莉说，培养一位儿科过敏医生很不容易，要求交叉学习儿童生长发育、耳鼻喉、皮肤等其他专科的知识，“学科发展和患者需求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刘光辉说，目前许多医院渴望成立变态反应科室，却招不到变态反应专科医生，只好用多学科会诊（MDT）的方式，请来耳鼻喉科、皮肤科、儿科等多学科医生一起坐诊，解决过敏患者的问题。他坚持，能一站式解决过敏患者难题的根本方法，是培养更多变态反应专科医生。能用的“武器”太少了要和环境中的多种过敏原作战，许多过敏医生都说，能用的“武器”太少了。目前，能流通在全国各地的变态反应科的，只有两种进口的尘螨脱敏皮下注射制剂，一种国产的尘螨脱敏舌下制剂和一种国产黄花蒿脱敏制剂。脱敏治疗，相当于“疫苗”，注入或舌下含服脱敏制剂后，患者体内会产生针对该过敏原的保护性抗体，免疫系统会对过敏原产生耐受。这是世界公认的唯一治愈过敏的疗法。但在临床上，脱敏治疗的应用并不多。郭胤仕在临床上发现，过敏患者中有意愿做脱敏治疗者不足20%，最后能做成脱敏治疗者仅占整体适合病人数量的不到10%，但在欧洲，约10%-30%患者会做脱敏治疗。祝戎飞根据国内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公开披露的脱敏药物的市场数据做过初步的估算，发现符合脱敏治疗条件的过敏患者，最后真正接受脱敏治疗的比例不足1%。多位医生总结，中国过敏患者不愿意做脱敏治疗，主要是因为整个疗程要花3-5年，且不能用医保报销。用进口的尘螨脱敏制剂皮下注射3年，患者得支出1.5万元药费。另外，脱敏治疗的成功率不到90%，年龄越小的患者治疗效果越好，但学龄期儿童学业重，没时间定期来医院接受治疗。而且，中国的脱敏制剂少，“对于多重过敏的患者，只做尘螨脱敏是不够的。”孟娟说。尹佳介绍，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协和制剂，能针对几十种过敏原做脱敏治疗。但协和制剂只能在本院使用，虽然允许调剂到省外医院，但调剂手续复杂冗长，且可调剂给外院的脱敏制剂只有9种。一些没成功调剂协和制剂的医生说，有时调剂流程要花1年，但有效期只有半年。祝戎飞发现，药厂对脱敏制剂的研发动力不足。对药厂来说，前期研发脱敏制剂投入高，且有研发失败的风险。除了尘螨、蒿草花粉等常见过敏原外，其他过敏原脱敏制剂的市场容量却不大。相比而言，国外的脱敏制剂选择更充分。在10多年前，德国市场上有500多种脱敏制剂可供选择，后来，药监部门采取新的过敏原制剂注册管理政策后，脱敏制剂减少，但仍有超过100种脱敏制剂可在临床上应用。在法国和英国，过敏性疾病在医保覆盖范围内，病人接受脱敏治疗并不需要额外的医疗支出。由于可选择的制剂少，在临床上，更多中国医生选择对过敏性疾病患者进行对症治疗。祝戎飞举例，对过敏性鼻炎患者采用鼻喷激素和抗过敏药物，这些药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能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不能预防鼻炎症状复发。如果遇到症状偏重的患者，郭胤仕建议先给予对症控制药物，包括新型的生物制剂。生物靶向药物与脱敏制剂的区别主要是，生物制剂多是已制成的抗体，注入体内直接发挥疗效，副作用也小，但维持疗效时间比较短，通常是几周，且目前价格比较贵，1年一般需要数万元。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国内较早成立变态反应科的医院，赖荷说，从1979年开始，科室就根据华南特有的过敏原，包括华南地区常见的杨梅树、杉树和构树，自制院内制剂，如今已有60种。她曾请药厂帮忙制作院内制剂，但药厂报价很高，还要申请批号，不愿意花几千万做一个制剂。所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反应科特意开辟了一间制剂室，请一位药师负责科室配药。与过敏共存回避过敏原，是医生们经常教导过敏患者的重要方式。对于花粉过敏的患者来说，每年至少有两个月时间处于“身体不适”的状态。尹佳见过许多患者，每到花粉季，自备花粉防护行头：用棉花堵住耳朵和鼻孔，戴护目镜或透明大眼罩，再戴带风机滤网的口罩。陕西榆林的过敏患者在秋天离开榆林，去南方居住。大学择校时，北方花粉过敏的学生倾向选南方院校。青岛一群宝妈为了给过敏婴幼儿添加辅食，专门成立了网络群互相出谋划策。北京有位母亲，为了管住鸡蛋过敏的孩子不吃蛋炒饭，特意辞掉工作，全职带娃。随着接诊患者变多，医生发现，过敏主要发生在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留学生、有洁癖的群体里。这和国外的过敏患者特征相似。尹佳说，某种程度上，过敏是种“富贵病”，来看诊的患者大多关注生活质量，因此经济条件比较好，“现代化生活程度越高，过敏可能性更大”。“回到越原始的生活状态越好。”尹佳建议，选择洗衣用品时，优先用肥皂，再是洗衣粉、洗衣液。赖荷经常叮嘱病人多晒太阳，带孩子去农场玩，有鸡鸭鹅的地方。“特应性皮炎的患者皮肤细菌的多样性明显减少，且对人有害的细菌独大。”“人们对过敏的认识程度不及过敏发病率上升速度。”刘光辉接诊过一位武汉大学的女教师，留学归国后因过敏连续发作哮喘、结膜炎、鼻炎，有时给学生上课会不自觉流鼻涕、哮喘。到了适婚年龄，这位教师又有心理负担，担心结婚后会把过敏遗传给孩子，于是把自己封闭在家，不愿去上课。刘光辉想给她做心理辅导，却始终没有等到她再次来科室，“其实，大多数来过敏科治疗的患者在干预治疗下会改善很多。”向莉也发现，有些过敏儿童，因为咳嗽流鼻涕，五官不适，担心在学校会成为别人的麻烦。“有时，躯体症状也要做心因分析。”她接诊过一个哮喘男孩，因为支气管哮喘住院。本来告知男孩明天出院，他应该很开心，但是当晚再次哮喘发作。后来沟通发现，男孩经历过因哮喘濒死的痛苦，很害怕；又担心家里有哮喘家族史，于是对出院产生了负面情绪，诱发哮喘发作。有时候，过敏的发生难以回避。一名猫毛过敏的女孩把猫送人后，突然在办公室又出现了过敏症状。原来，办公室50多个同事里，有十五六人正在养猫。城市里的花粉过敏问题也越发突出。王成认为，城市的植被管理越来越好，植物有更多机会长到繁殖期、开花，空气中的花粉自然增多，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绿地管理过于“干净”，造成树木植物飘落的花粉没有被地表吸附，而是反复飘散、累积飘散。同时，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也让植物开花时间变早，数量变多，花期也延长了。他建议，减少在广场、游戏区、生活区、人行道旁、上风口使用致敏性树种，城市不要有裸地，绿地里不要有裸土，否则会加重花粉二次传播。如今，北京气象局和园林部门也开始合作，每天定期做花粉预报。但王成说，花粉浓度测定的设备仪器不健全，需要专业人员先搜集花粉，才知道当天花粉量，“现在的花粉预报是事后预报，不是提前预报，有滞后性”。他期待的精准花粉预报，能具体到近期开花的植物，植物集中在城市的什么区域，便于居民出行。而且，目前全国只有个别城市会做花粉预报。郭胤仕说，一些发达国家对花粉等过敏原监测比较完善，在花粉季一般每隔几个小时就做一次花粉预报，内容包括花粉浓度、品种等，这也与该区域植被分布情况有关。许多过敏医生都认为，卫生相关部门对过敏性疾病的重视和关注不足，更多关注高死亡率的疾病。比如，投入过敏的科研课题不到其他专科的十分之一，过敏的药物研发也少，卫生部门也很少为变态反应学人才培养发文。而且，卫生主管部门还没有建立类似于消化专科、风湿免疫专科的被国家认可的过敏专科医生培训、考核和准入体系。这也是制约我国过敏专科医生培养和专科建设的瓶颈。但过敏对社会和患者个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并不少于其他疾病。美国做过一项研究，有重症哮喘的人每年要支出12813美元，花在药品、住院和工作量减少或缺勤上。英国每年为特应性皮炎总共支出4.65亿英镑，包括2.97亿给患者的治疗费用、1.25亿用于公卫防治和4300万英镑用于患者工作日损失或就业机会减少。“虽然这些年，随着我国过敏患者数量迅速增长，过敏学科的发展逐渐得到重视，但和国外相比至少还有10多年的差距。”孟娟说。法国政府会聘用有医学背景的技术人员作为家庭环境顾问，定期去过敏患者家中搜集过敏原，有针对性地检测墙上霉菌、床上尘螨的浓度，指导患者健康生活。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开展过不同规模的过敏原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尹佳说，2010年至2015年，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曾牵头十几个城市进行8种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有14万人填写纸质问卷，但因为纸质调查问卷材料整理难度大，延误了统计。好在最近已经完成全部统计和文章撰写，即将发表我国首次在全国普通人群中进行的8种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没有流调数据，政府心里也没数。”尹佳说，作为花粉过敏的重镇，陕西榆林政府特别希望通过流调了解城市过敏的严重性，以便后续公共卫生的投入。为此，榆林政府和北京协和医院尹佳团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完成当地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榆林市开展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受访者供图“中国的疾病谱变化太快了”，郭胤仕总结说。以前农业时期，传染病多，肺炎、肝炎是重点关注的疾病；现在迈向工业化，肿瘤又成了心头大患。“但在国内外发达地区，肿瘤发病已进入平台期，而免疫系统的疾病正处在快速上升的时期，包括自体免疫病和过敏疾病。”快速更迭的疾病谱，压在原本沉重的医疗系统上。郭胤仕说，原有的医生培养模式还没转过弯，等10年后再回头一看，可能已经来不及应对高发的过敏疾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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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看不见的校园欺凌
每年寒暑假，陕西妇源汇都会在某镇中心小学及附近九年制学校举办以预防校园欺凌为主题的冬令营、夏令营。图为一期夏令营结束后，孩子们躺在操场上合影。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作者｜李雅娟编辑｜从玉华有些变化乍看上去有些奇怪。一个学生突然频繁拉肚子；在学校吃午饭时，有的学生看起来不敢吃饭；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突然成绩变差了、甚至经常请假；原先活泼的学生变得不爱说话；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突然很“有钱”，经常去小卖部买零食、还请同学吃零食……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和老师能识别出，这些可能是校园欺凌的表现。在乡村学校，校园欺凌存在于各种隐秘的角落：在上下学的路上，在厕所里，有时也隐匿在全班同学的沉默或哄笑声里。在从事反校园欺凌工作11年的沈旭看来，任何一种特质都可能招致欺凌，这取决于群体文化：高矮、胖瘦、肤色黑白、受到老师表扬或贬低、被老师喜欢或讨厌，性格沉稳或活泼，说话做事有分寸的、没分寸的，有礼貌的、没礼貌的，戴不戴牙套、口音、说话流畅或结巴……“在一个群体中，要符合某种标准才会融入，如果不符合，就可能受到排挤。”沈旭见过太多在欺凌者与被欺凌者身份之间转化的孩子。她说：“每个人都可能被欺凌，也都可能成为欺凌者。”孩子们在某村广场的墙上绘制“反校园霸凌”主题的墙画。微小的改变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的艾少丹和同事到这所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乡镇中心小学担任驻校社工，请老师推荐几名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学生，老师第一个推荐了爱打架、校园里的“不安定因素”赵武（化名）。第一次见赵武，他在吃着一碗冷饭，冷漠，不理人。赵武住在乡镇中心小学校门口一栋简陋的农民自建房里，房主隔出一间间几平方米的小屋，租给家远的学生。在这间小屋里，称得上家具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赵武家远，爸爸在学校边租了这间小屋，给附近开小餐馆的亲戚一些钱，让赵武有口饭吃。下一次去，同事带了些零食和玩具作为突破口，令她惊讶的是，赵武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和很多卷入校园欺凌的孩子一样，赵武也是家庭问题的受害者。艾少丹和同事后来才知道，赵武的妈妈离家出走，爸爸爱喝酒，喝了酒就打他。很多学者得出过类似的结论：目睹过或遭遇过家庭暴力的孩子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他们在家长身上“习得”了这种沟通方式。但“小霸王”赵武也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在村里，妈妈离家出走的情况不是个例，但还是有同学笑话他、孤立他。在学者的研究中，“留守儿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跟其他孩子相比，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家境贫困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在老师看来，赵武屡教不改。老师训他，他不吭声，躲到环绕学校小山的隐秘角落，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赵武的住处就在校门口几十米外，他没有玩伴，放了学就闷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艾少丹每天下班路过，顺便上楼去看看这个孩子，有时闲聊几句今天晚饭吃的什么、在学校怎么样，有时只是静静地看着赵武玩。对于社工艾少丹来说，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是她和个案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途径。过了一段时间，艾少丹发现赵武常在她的住处附近玩耍——这是沉默的赵武向新老师表达好感和信任的方式。艾少丹的住处旁边有个广场，有条小河流过，很多孩子在这里踢球、做游戏。赵武走出小屋后，慢慢有了玩伴。艾少丹也在关注着赵武：“小孩做游戏，总有人不够的时候吧？他出来得多了，就有人跟他玩了。”赵武的家人不在身边，赵武很少洗脸，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房间也脏。艾少丹和同事主要培养赵武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们和赵武约定要每天洗脸，专门把他一周的洗脸次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跟赵武相处了一段时间，艾少丹发现这个男孩也有可爱的一面。“你跟他好好说话的时候，他也会好好说话”。赵武每做好一件小事，她们都毫不吝惜地表扬。而赵武显然不习惯受到表扬，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这个缺乏关注的男孩像一块长久干涸的土地，“稍微给他一点关注，就会看到他有一点点微小的改变。”陕西妇源汇工作人员在做家访。“无用”的大人到了暑假，艾少丹所在的机构要为村里的孩子举办一期夏令营，那时赵武正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暑假期间，亲戚的小食堂不营业，他留在出租屋里，就没饭吃；回村里，爸爸上山采山货，整天不在家。大学生志愿者带他买了新衣服，每天带着他一起吃饭，晚上带他一起住在学校旁边几十元一晚的小旅馆里。夜里，志愿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复盘当天工作、计划第二天的工作，赵武就在一旁玩。这是他人生中少有的“特权”时光。在参加夏令营的同学面前，他表现得很“嘚瑟”。小组里要选举小组长，赵武渴望当选。但没有人投他的票，这让他很失落。有一天，赵武打了一个同学。这一幕刚好被志愿者老师看到。老师叫出赵武，让他站在一旁，问他怎么回事，赵武不肯解释。为了防止赵武跑丢，一个志愿者专门“看守”他。就在志愿者一走神的工夫，赵武又跑了，大家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他。艾少丹觉得好气又好笑：“你对他好吧，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一批评他，他就跑。”艾少丹后来知道，另一个同学嘲笑赵武没当上小组长，赵武像以前一样，直接动手。艾少丹发现：“他每次跟人打架，都很快就能找出原因。”但在以前，老师问话的语气已经预判他是肇事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祝玉红在北京市某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发现，受欺凌的学生中，86.7%的学生表示不会把自己被欺凌的经历告诉老师，75.9%的学生表示不会把被欺凌的经历告诉家长。在社工和学者的观察中，校园欺凌发生后，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往往不受孩子们信任。这些年来，沈旭见过老师、家长面对“校园欺凌”时形形色色的反应。一种常见的反应是，老师、家长不把孩子的话当回事，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学者或社会工作者都提到了一些让人感觉耳熟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偏偏欺负你？你应该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一个社工说：“受到欺凌的孩子本来就很自卑的，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有问题了，大人还要让他反思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家长疲于应付工作，一听到孩子说受到校园欺凌，第一反应是：“你怎么又给我惹麻烦了？”刘芳（化名）是一名有心理学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她今年在贵州某县举办活动时，偶然听一名乡镇学校的男生说起，另一个男生曾经遮住教室监控器，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这名来自北京的心理咨询师很吃惊。但当地其他孩子平静地表示，这很常见。男孩说，后来老师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血，但不管不问。其他孩子表示，这也很常见。就算老师决定处理这件事，也只是让欺凌者道歉。沈旭从事反校园欺凌工作十余年，她极不赞成这种简单的方式，“道歉只是压抑了愤怒，但愤怒并没有消失”。在这种处理方式中，受欺凌者也没有安全感——道歉可能招致变本加厉的报复。“孩子很聪明，他知道告诉老师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干脆不说。”陕西妇源汇工作人员在做家访。漫长的修复赵武又一次故态复萌，打人，然后被老师惩罚，怎么问都不说话。艾少丹知道，赵武的爸爸回来了，又喝了酒，又打了孩子。“只介入他自己，也太容易归零了。”艾少丹决定介入赵武的家庭。当时正值夏季，赵武的妈妈回来了，在工地干小工。这里冬天常常大雪封山，进出不便，夏天便成了当地农村父母回乡探望孩子的高峰期，过了夏天，再出去打工。妈妈回到家，赵武明显变乖了，衣服也干净起来。艾少丹梳理出了这个家庭矛盾的根源：钱。赵武的妈妈嫌他爸太懒、不去挣钱，一气之下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很少回家。赵母走了，又舍不得孩子，但赚到的钱不够养活他，只能隔段时间回来看看。妻子一走了之，赵父心情不好，这个原本不大喝酒的男人开始酗酒、打孩子。和绝大多数干预案例不同的是，赵武一家三口都有改变的意愿。在夏令营里，赵武告诉艾少丹，他不喜欢打人，但他一生气就管不住自己。赵母这次回家，诧异地发现孩子变得温和了。面对更容易相处的孩子，她也愿意多在家里待一段时间。艾少丹发现，赵母比较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如果丈夫和孩子表现得好，她的状态就好一些。艾少丹请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赵母聊聊家常，两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妇女主任教赵母怎么教育、照顾孩子。那时艾少丹硕士毕业不久，没有孩子，也没有说服力。赵父向艾少丹承认打孩子不对——这点认知已经高于当地其他村民了，他的问题在于克制不住自己。他也被“敲打”了，艾少丹约来村干部、镇政府的人，严肃地给他讲了反家暴法。到了秋天，许多“候鸟父母”离村打工，赵母还留在家里，但她只肯做自己和孩子的饭。妻子回家了，赵父也开始积极地找工作。那时，乡镇附近有很多建筑工地开工，村民不必到几百公里外的西安打工，他也到工地上打工赚钱。再后来，赵母做的饭，也有了丈夫的一份，洗衣服时也顺便帮丈夫洗一洗。这个家庭的裂缝开始弥合。赵武像这个家庭的镜子。他有时笑眯眯的，有时整天耷拉着脑袋不说话。透过赵武时好时坏的状态，艾少丹隐约能看到家庭的状态：他的父母和好了，他的父母又吵架了。艾少丹发现，欺凌者会权衡欺负人的“成本”。如果这个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强大，老师喜欢他、家长关心他、同学们也爱和他玩，那么他就不太可能被选作欺凌对象。很多学者也发现，在乡村学校，家庭贫困、有智力障碍或肢体残疾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欺凌。赵武3个多月都没再打过人，按照社工工作标准，这个个案可以结案了。艾少丹读本科时开始到社工机构实习，到硕士毕业时已有了700小时的社会工作经历。参加工作后，在陕西妇源汇带项目这6年，赵武是她唯一一个称得上干预成功的案例。工作这些年，艾少丹越来越觉得，做个案干预需要缘分，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是在项目初期，我们的工作没那么多。现在肯定不行了。”结束赵武的个案之后，艾少丹手头的个案越来越多，大部分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现在她手里有八九十个个案，她甚至不敢保证自己能叫对每个孩子的名字。陕西妇源汇工作人员在做家访，陪孩子画画。房间里的大象艾少丹觉得，自从“校园欺凌”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后，社工团队走进校园的难度降低了许多。以前她得靠街道办、社区介绍辖区内的学校，努力跟校长拉近关系，偶尔有校长格外重视这块工作，还会要求老师定期听社工课，但大部分校长不愿接受驻校社工。如今“反校园欺凌”成为学校管理者新的KPI，随之出现的问题是，校领导希望干预效果立竿见影。前段时间，有个校长质问艾少丹：“你们不是给×××上课了吗？他怎么还是打人呢？”这所乡村小学的学生甲打了学生乙，艾少丹到双方班级讲课，讲建立友好关系、讲去标签化。但这几堂课无法让深陷于扭曲的家庭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孩子即刻改变。更何况别人依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欺凌者，有其他班的老师会告诫本班同学：“你们离×××（欺凌者）远点儿！”艾少丹感到有些无力：“除了我们是往前拉的（力量），很多往后拖的。”在更多地方，学校领导和老师开始讳言“校园欺凌”。“友善校园”的负责人小宝曾听一位心理老师表达过担忧：“如果给学生上反欺凌课，孩子们会用这个概念去对号入座，向老师、家长报告自己遭受了欺凌，家长恼火地找老师投诉，这会让老师和学校都很被动。”记者采访了多名做过乡村校园欺凌调研工作的学者，每当他们问到当地学校的校园欺凌情况，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我们这里没有校园欺凌。有个学者尝试用更委婉的方式询问：“你们这里学生关系怎么样？”接受访谈的老师充满警惕：“没有，没有。我们这里的学生都挺好的。”“没有校园欺凌”，有两方面含义。一种是，学校里出现了欺凌事件，但老师及学校领导不认为这是“校园欺凌”。刘芳告诉记者，她过去在湖南、湖北等地的乡镇学校做调研时，接受访谈的学生有时会跳出访谈框架，突兀地向她提到：有同学一直欺负自己，但老师不管。在乡镇孩子看来，“北京”这个地名自带光环，受欺凌的孩子寄希望于让北京的老师帮帮自己。刘芳试探着向教师问起她了解到的欺凌现象，很多老师的回答如出一辙：“这不就是小孩儿之间闹着玩吗？”“没有校园欺凌”的另一层含义是，出现欺凌后，学生们（包括受害者和旁观者）不会告诉老师。告诉老师没用，甚至更糟。在社工看来，欺凌是很多青春期孩子寻求认同的方式。“老师一般认为校园欺凌是反社会行为，其实恰恰是孩子寻求同伴认可的社会化行为。”小宝说。“友善校园”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事反性别欺凌教育的公益机构。机构负责人小宝就曾是性别欺凌的受害者。她肤色黝黑、五官立体、眼窝深邃，小时候，同学笑话她是外国人。不仅如此，她也不符合社会认知中的女孩形象，不喜欢粉色、不喜欢裙子、不喜欢缀有蕾丝的衣服，喜欢篮球，喜欢运动。同学嘲笑她是“假小子”“飞机场”。她在自卑中生活了很多年。为了“融入”集体，她也学着同学的样子，讥讽一个气质阴柔的男同学，说他“不男不女”。这让她感觉自己跟班里其他人是一样的，有种融入团体的“安全感”——受害者“习得”了欺凌的方式，通过欺凌别人获得了团体的“入场券”。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又多了一个。陕西妇源汇在某乡村小学举办“校园零欺凌”海报大赛，孩子们在作画、看海报。老师释放出温暖，就很容易转化欺凌者中南大学副教授雷望红在云南一所乡镇学校调研时发现，学校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有时甚至会被欺凌者“绑架”。乡村学校承担着“控辍保学”的压力，“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辍学，相当于学校最有力的惩戒手段没有了。很多学生也很懂这一点，所以为所欲为。”而有些学生团伙很重视“团结”，要是学校惩罚其中一个学生，团伙中的其他“兄弟”都会以辍学相威胁。压力之下，“学校索性采取较轻的处罚，甚至两边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雷望红在调研文章中分析道：“息事宁人的处理效果十分差，不仅对学生无法起到威慑作用，而且消解了校园正义，欺凌者可以继续在学校为所欲为，依靠拳头维持他们所建立的暴力秩序，由此使得校园欺凌现象不断生产出来。”沈旭觉得，只要老师释放出温暖，就很容易转化欺凌者。沈旭所在的机构“光和行动”也在老师身上“攻坚克难”。她不断在培训中告诉老师，即便你怀疑这个学生打了人，也不要急于下判断。“一个孩子被告状，其他很多孩子都来告他的状，这个时候就要警惕（存在校园欺凌）了。但很多老师会认为，这是你（被告状的孩子）的问题。”郑毅（化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教师，十多年前，他带第一届学生时，遇到一个挑战。班里有个男生气质阴柔，说话像女生，这个男生因此受到很多同学的嘲笑。郑毅虽然也感觉这个男生怪怪的，但他作为班主任，不允许班里发生欺凌。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受欺凌的男生甚至想过自杀。过了数年，当年的挫败感一直萦绕在郑毅心里。7年前，郑毅偶然参加了“友善校园”的培训，他在“真人图书馆”受到了震撼。那天，两个校园欺凌受害者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受欺凌的经历，郑毅才知道，原来受欺凌的创伤这么持久。他后来又参加过几次反校园欺凌的培训。培训都在外地，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坐深夜的飞机赶过去，坐凌晨的飞机赶回来。他开始放下对“教师权威”的执念，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态度面对学生。这位县城高中老师在全校做讲座，收到许多学生的小纸条，纸条上写满了青春期的困惑。他还给县里的老师做过好几次讲座，“影响了六七百个老师吧”。集美大学讲师陈旭认为，在反校园欺凌方面，乡村学校处于更不利的处境。在她调研的那所乡镇中学，学校没有心理教师。一些地方，心理教师的编制分配给了县城的学校。班主任郑毅接受过反欺凌培训后，他经常在班会课上告诉学生，如果有同学受到了欺凌，要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勇敢地表达对受欺凌者的支持，比如给他写小纸条、和几个同学一起放学陪他走。而雷望红在广西乡镇调研时注意到，在乡镇学校，“差生”很可能会影响“中等生”，进而影响全校的氛围。镇上的一所学校成立较晚、生源差，学生打架很普遍，也存在校园欺凌，而且与村里的宗族势力有关。现任校长在重塑校园秩序时，颇有民间智慧。他在学校里成立了三级学生会，除了常见的校级学生会、年级学生会之外，还成立了村级学生会。各村学生选出一名有能力、有公信力的学生作为本村学生会的负责人。校园欺凌经常发生在隐秘的角落，各村的负责人需要保证本村学生放学后安全到家，一旦发现本村学生有受欺凌的苗头，要立刻向老师报告。雷望红发现，很多差生之所以捣乱，就是想得到更多关注。而这些学生负责人获得了老师的关注，又被赋予了职务，都很高兴。这名政治学副教授说：“是否真正关爱学生，是教师权威的来源。”要让老师长出一双能在黑暗中看到微光的眼睛在一所乡村学校，沈旭见到了男生刘浩（化名）。她回忆说，“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才上初一时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沈旭经常提醒老师，遇到校园欺凌事件，不要先判断对错。“判断出对错又怎样？惩罚他（欺凌者）吗？”沈旭说，要让孩子感觉到，老师不是来惩罚我的、老师是信任我的。“惩罚会增加他的恐惧和无价值感。重要的是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她更推崇“补偿原则”，让欺凌者看到自己的价值、学会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刘浩读初一时就欺负同学，老师接受过反校园欺凌专业培训，决定让刘浩负责关心被欺凌的同学，当有别人欺负这个同学时，他要去安慰。老师还让欺凌者刘浩当班长，乃至建立“校园护卫队”，保护同学。在那个班级，原先的“刺儿头”刘浩很受欢迎，他上初一时，就敢跟初三学生谈判——对方欺负了他班里的同学。他上初三后，教育初一新生不要欺负人。这些举动让他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这个成绩不好的男生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受访的社工经常提到，遇到欺凌事件，不要给孩子贴标签、不要急于判断谁对谁错。“要先释放善意，表达理解。”在教师培训中，沈旭很少直接谈校园欺凌，她讲得更多的是教师如何自我关爱、如何让职业更有价值感，她帮助老师面对成长中的创伤、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建立自信。“很多老师希望帮到学生，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会有无力感，越管就越没有办法。”而一个自信、内核稳定的老师，更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沈旭希望，“我们要让老师长出一双能在黑暗中看到微光的眼睛”。她建议老师布置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每天花一点时间鼓励自己，在班会课、黑板报上谈谈反欺凌的话题。“其实跟老师现在的任务不冲突，都是捎带着做的。”艾少丹也很少直接谈“校园欺凌”，她的小组活动通常以“自信心提升”“情绪管理”等为主题，有些学生是被她关注的“校园欺凌高风险人群”，她会努力动员这个学生参加。艾少丹努力让每次小组活动看起来都很正常，参加者有乖孩子、成绩好的孩子，也有“高风险学生”。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高云娇对于校园欺凌的议题并不陌生。在香港城市大学读博时，她的导师黄成荣教授一直在香港推动“和谐校园计划”，减少校园欺凌事件。这是涵盖了学校、老师、家长、学生、社工以及欺凌双方等各方面在内的体系。其中一个处理欺凌事件的方法是圆桌会议，由调解员调节欺凌双方的矛盾，通过复盘欺凌事件的整个过程，让欺凌者认识自己对被欺凌者的伤害和影响，从而让欺凌者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羞愧和内疚情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修复欺凌双方的关系。高云娇访谈了许多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他们基本都有卷入校园欺凌的经历。她发现，不同的受欺凌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孩子对于受欺凌的经历一直心存怨恨，“想等以后再报复”。另一类孩子则是“习得性无助”，逆来顺受。高云娇认为：“校园欺凌只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其中一个因素。最大的原因还是这些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太少，在遇到困难时没有外在力量支持他们。”像赵武这样毫不掩饰地施以暴力的，只是“校园欺凌”集合的一个子集。更多的欺凌不那么显而易见。有经验的社工常常能识别出一些不起眼的信号。“友善校园”希望培训老师，让老师识别出这些信号，去帮助学生。在他们发放给老师的工具包里，有一张海报，海报上承诺“我将平等对待所有学生”。赵武用武力回应同学的嘲笑，意味着他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友善校园”的培训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传授“话术”，教给学员如何表达不满。一个常见的话术模板是：“你的××行为，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很伤心，请你不要这样了。”赵武毕业后，艾少丹后来又跟那所小学的校长通过电话。赵武的现状不再属于她的职责范围，但她还记挂着这个孩子。艾少丹听说，赵武已经升入初中了。可是她不敢再细问。万一赵武上了初中后又欺负别人呢？整个机构唯一一个“成功案例”也不存在了。从事反欺凌工作6年多，艾少丹并不乐观。她不认为校园欺凌会消失，“校园欺凌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表现，而权力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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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播客｜24岁，决定自我催婚
7年前，杨杰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剩女”大战》的稿子，当时，北京地铁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反逼婚广告，上面写着“单身也可以很幸福”，希望能用“一平方米的面积”影响中国。如今，24岁的小娇依然面临着成为“剩女”的困扰。跟许多被催婚的年轻人不同的是，压力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小娇自己。作为从小到大的“好学生”，她不想在恋爱、结婚这场“考试”中拿到低分，也在潜意识中觉得，“需要一个男性来帮助自己”。在小娇勤勤恳恳地刷约会软件的同时，她的同事，32岁的Yinan在朋友圈里声称：“只要今年足够努力，男人就没有机会靠近我。”两个同样身处“适婚年龄”的女性，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这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小娇、Yinan和《“剩女”大战》的作者杨杰，一起聊聊“剩女”这个看似过时的词汇是如何从一种外部压力内化成自我的恐惧，以及如何消解这种情绪，成为一个更松弛、自由的人。完整内容请点击音频收听。【嘉宾介绍】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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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地铁去卖菜
作者｜尹海月编辑｜从玉华作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象征，地铁常常意味着高效、快速和便捷。地铁停留的时间往往按秒计算。地铁上的人大多衣着体面，步履匆匆。因此，当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勾着腰、挑着扁担、背着背篓出现在地铁站，同行的乘客往往都会多看几眼。而这样的画面，重庆渝北区石船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已经习以为常。每天清晨6点，他们就看到几十位老人陆续来到地铁站口，背篓里装着丝瓜、南瓜、空心菜、红薯等新鲜的蔬菜。他们是石船镇附近的村民，乘坐地铁是为了去市区卖菜。石船镇位于重庆市区的东北方向。地铁站一位工作人员说，自从2022年6月重庆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开通后，石船地铁站开始运营，菜农便渐渐多了起来。重庆地铁4号线是一条东西向的地铁线路，全长约59公里，设33座车站。目前一期和二期已经开通运营，该线路连接了重庆北站、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等重要区域。石船站是这趟地铁线末端的倒数第二站。地铁站开通前，老人们都在镇上卖菜，镇上人少，菜卖得慢，菜价也低，而市区的菜市场卖得更多，价格也更高。一位老人说，同样的空心菜，这时候在石船镇1斤卖1.5元，到了市区能卖2.5元。卖菜要赶早。为了赶上6点31分的首班地铁，老人们早早便从家里出发，拖着几十斤重的背篓前往地铁站口，有的是孩子骑着摩托车送来的，有的是自己骑着三轮车来的，还有的是走过来的。“舍不得买车”。68岁的徐红和老伴王宏5点从家往地铁站走，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地铁站口。王宏一边走，一边拉着推车，推车上放着板凳、塑料袋、老式木杆秤、背篓，背篓里装了总共五六十斤的冬瓜和南瓜、3斤空心菜、3斤红薯叶，还有60个土鸡蛋。8月31日清晨6点32分，老人们走进石船地铁站车厢内。本文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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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折叠男孩”打开人生
王宇（右一）和于梅英（左一）在病房为姜延琛过19岁生日。作者｜刘昶荣脖子后仰近180度，头紧贴着后背，头和背之间的缝隙只有一只手的厚度。这是“折叠男孩儿”姜延琛上课的画面。知道姜延琛故事的人可能想不到，他其实是一个乐观又自信的男孩儿。“您现在穿上衣服后的外观如何？”这是姜延琛住院时需要填的问卷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共有5个选项：非常好、好、可以接受、差劲、十分差劲。姜延琛的选择是非常好。姜延琛站立时，整个身体像数字“7”，贴着后背的头和拱起的臀部处在一个高度。除了脖子向后仰，他的整个身体也“折叠”成一个锐角——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别是这个锐角的两边，肚子贴着大腿前侧。“折叠”后，他的身高严重缩水。趴在椅子上的姜延琛，只有80多厘米，和配套的课桌高度几乎一样。黑板上的字，姜延琛都是靠余光看到的。去年6月，姜延琛顺利地完成了高考，以超出山东二本分数线近60分的成绩被山东德州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录取。数学是姜延琛最擅长的科目，考了92分，全班第一。但是数学并不是他最喜欢的科目，他最喜欢历史，因为历史不会骗人，发生了就是发生了，给人一种确定感。姜延琛“折叠”的根本原因至今尚未明确，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在这种不确定感之下，他对生活和学习的态度是可以被自己掌控的。不论病情如何，姜延琛一直在努力生活、学习。他的这份勇气带着他与同样勇敢的医生相遇。波折的求医路虽然只有19岁，但姜延琛的骨质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还疏松。8月15日，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王宇在手术台上把一根直径4毫米的钢钉拧进姜延琛的颈椎时，骨头内部软得像豆腐一样的质感着实让他惊了一下。在手术前，王宇预估姜延琛的骨质会比较差，但是没想到这么差。为姜延琛做手术时，类似这样的措手不及是医生常常会遇到的。因为没有先例参考，所以手术的每一步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困难也总是超出预估。这些无法预估的困难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医生愿意给已经“折叠”了的姜延琛做手术。王宇拿着姜延琛脊椎的3D打印模型在为记者讲解，图中的脊椎模型是姜延琛第一次手术后的形态。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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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茶馆的故事
"观音阁"老茶馆老板李强的招牌动作，茶壶甩水。李强供图作者｜王雪儿编辑｜秦珍子李强很难忘记的一幕是，某天早上，一个姑娘走进他的茶馆，递过50元，要了杯茶。在这间位于成都市郊的老茶馆，最贵的茶不超过10元。但姑娘说，祖父是这里的常客，这杯“好茶”是替他点的。李强记得，那姑娘在茶馆坐了一天，缅怀她去世的祖父。但李强也的确想不起，她的祖父到底是谁。茶馆里的老人太多了，他们花一元来泡杯茶，也泡进一种习惯的日子里——歇脚、社交、寄宿、讨生活，出现或消失都再自然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间茶馆像城市现代化巨大液晶屏上一个灰色的像素点，专门盯着它看时，它才格外显眼。“文明是什么？”在成都双流彭镇，当地人说，“观音阁”老茶馆有100多岁了，茶馆所在的建筑始建于明代中后期，150多年前，彭镇突遇大火，几乎将整个小镇化为灰烬，唯独这一座观音庙幸免于难，人们便觉得，这是得到菩萨保佑。当时，拥有水陆码头的彭镇非常繁华，过往客商到观音庙求平安时，会讨口水喝，形成了茶馆的最初形态。在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老茶馆几经变迁，现任老板李强的亲戚曾是茶馆员工，在改革开放时承包了茶馆，又在1995年转让给李强经营。如今，来喝茶的老人大多数和李强一样，“半辈子”都泡在这里。成都总被说成是“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的地方，但“观音阁”老茶馆仍称得上特别。它是明清川西老式的穿斗房，木质结构，没有天花板，墙壁上印着几十年前的标语。8月的一天，阳光顺着屋顶的缝隙照射下来，洒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茶馆桌板“包了浆”，放着三件套的盖碗茶，桌下是保温瓶，里面的热水来自摞在老虎灶上的十几个烧得发黑的铝壶。茶客分为两类，一类是附近的居民，以老人为主，“观音阁”老茶馆是他们日常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茶馆里烟雾缭绕，随水汽升腾的还有老茶客的烟气。烟雾背面，他们气定神闲地打盹、发呆、聊天、打牌，偶尔品一口“老三花”茶。互联网时代的新茶客也从全国各地挤进来，举着“长枪短炮”，把镜头对准老茶客，捕捉城市里几乎难以寻觅的“过去的味道”，再转化成社交媒体上的“流量”。人们在烟雾缭绕中拍摄老茶馆。王耀平/摄天热时，有老人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坐在茶馆里打牌，扯着嗓子叫喊。他们旁边是卷起裤腿、光着脚斜靠在竹椅里的中年人，人们自在又松垮。“有人说茶馆里的人不文明，但‘文明’是什么？让存在于这个空间的人自由、舒适才算是文明。”“观音阁”老茶馆的老板李强说，在现代社会，人们把幸福的感受和优雅的生活、优越的物质条件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但在茶馆，市井的烟火气把那些属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文明关在门外。“你看这些大爷，只有心里真不藏事儿才能露出这样的表情。”一名来自西安的游客说完后举起相机，对准茶馆里擎着烟袋放空的老人。快门咔咔作响，老人悠然“无视”。一元，买的是服务，是尊严在茶馆，老板李强光着膀子，穿着深蓝色的围裙，反戴棒球帽，脚踩篮球鞋，脖子上还挂着一副蓝牙耳机。李强在彭镇出生，跟着在茶馆工作的母亲长大。他小小年纪，就学会和茶客们应酬对答。1981年，16岁的李强进入邮政系统工作，几年后，他辞掉“铁饭碗”，在家附近做起了小买卖，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茶馆，总爱往茶馆跑，能待到后半夜去。1995年，30岁的李强接手“观音阁”老茶馆，他不做麻将生意，要保留老茶馆的原样，做文化茶馆。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上班赚钱，贴给茶馆，也接受过母亲的接济。最近10年，茶馆在摄影圈里有了点名气，游客多了，生意走上了正轨。这儿离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27公里，周围没啥景点，却总是座无虚席，竹椅子被人磨得发亮。城市的现代化文明徘徊在这间茶馆的木挡门外，一进茶馆，仿若进了“沉浸式剧场”，泡在茶馆里的老人，都在演出“自我的精神世界”和一代人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王笛是个“老成都人”，他在关于茶馆的著述中写道，“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铺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放松休闲。他们甚至也在茶铺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家”。由此，茶馆发展成了几代成都人社交、休闲甚至于交易的中心场所。“观音阁”老茶馆的喝茶老人，好多都没有智能手机，作为站在“数字鸿沟”前的群体，他们仍需要从茶馆获取信息、进行社交和娱乐活动。“平等、包容、尊重”是从小在茶馆长大的李强认为茶馆必须具备的特质。这间茶馆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喝茶10元、拍照10元”。但是对本地的老人，他只收1元。前几年，当地政府在“观音阁”老茶馆不远处新开了一家爱心茶馆，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年轻人喝茶自愿付费。有人和李强说：“你完喽，人家喝茶不要钱，老人都去爱心茶馆，没有‘模特’，游客也不来拍了。”李强听完依然挺自信，往后的日子里，老人们也确实没走。他解释，“1元茶”当然不能覆盖茶馆的经营成本，本身就是带有象征意味的公益行为。他不会取消收钱的店规，因为在他看来，“人与人是平等的，老人花钱，意味着尊严”。李强说，花钱多少是一回事，花不花钱又是另一回事，花了钱就可以自在地享受茶馆的服务，喊人添水。“如果不花钱，他们不敢提出自己的诉求，‘放肆’自己的行为，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茶馆坐一天。”“1元茶”也是老板与老茶客之间的默契，配合拍照是老茶客为留住茶馆做出的妥协。他们清楚地知道，仅靠1元茶，李强没有办法维持茶馆的正常运营，游客的“10元茶”才能养活茶馆。为了游客拍得好看，李强会表演“甩水”“蜂窝煤点香烟”。有时，老人也会配合游客摆出动作，甚至指导他们拍摄，“这个角度拍出来的光影最好看”。“其实，游客喝的茶质量比我们的好。”有老人笑着说。他的猜测得到了李强的确认，为了收支平衡，1元茶和10元茶的品质确实不同，但没有老人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茶馆是否一直都存在。年轻人在老茶馆拍婚纱照，一旁的老茶客翘着脚旁观。王耀平/摄8年时光仿佛能重叠成一个时刻老茶馆看上去像剧场，“演出”的却是茶客真实的日常生活。早茶是一些老茶客每日生活的必选项，川籍作家沙汀在小说中这样描述吃早茶的人：“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每天给茶馆开门的人并非李强。最早来茶馆的那批茶客凌晨4点就到了，他们自己把顶在门口的木板移开，打开大门，给老虎灶点上蜂窝煤，坐一壶“沸水”，泡一碗“老三花”，日日如此。“最早来的喝40分钟就走掉了，他家里面还养着猪。”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也会在天蒙蒙亮时来到茶馆，从早上5点坐到8点，接下来返回家中，做早饭、照看孙辈。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聊国家大事，也交流育儿经验。8点之后，另一拨儿老人来到茶馆“接班”。他们从几公里之外赶到这里，一位大爷戏称，“我们是来坐班的”。他们有固定位置，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意思是闲谈、吹牛），接受游客的搭话。一位老人对年轻人说，他知道一线城市房价高，今年的毕业生尤其爱考公务员……“在茶馆但知天下事”。茶馆给老人线下社交的安全感，也成为他们了解外界的窗口。历史学家王笛在多个场合分享过“甘大爷的故事”。2020年冬天，他在家中整理2019年拍下的“观音阁”老茶馆里的照片，无意间发现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征十分明显的老人，曾在2015年“观音阁”老茶馆的照片里见过。时隔4年，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这让王笛感到诧异又欢喜。他马上拜托在成都的学生去“观音阁”老茶馆寻找这位老人——甘大爷。学生一去，甘大爷正喝茶打牌呢。更让王笛意外的是，学生告诉他，两张照片上甘大爷的“牌桌对家”胡大爷，也仍然在那里打牌。茶馆里的牌有几种，大多数老人爱打扑克牌和长牌，他们围成一圈，打到激动时，把纸牌重重扔在桌上，发出响亮的啪啪声，围看的其他老人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牌局。这个时候，如果游客上前搭话，通常没人理会。一局结束后，围观的老人才会松下神经，和身边人大声复盘刚刚的牌局。王笛今年到成都，去“观音阁”老茶馆，依然看到甘大爷和胡大爷在一起喝茶、打牌、摆龙门阵。从2015年到2023年，8年的时光仿佛重叠成一个时刻。今年99岁的钟大爷，通常会在早上5点左右就步行到“观音阁”老茶馆沏一杯茶，点一支叶子烟。钟大爷的家离茶馆约600米，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年轻的时候学做被面，飘泊打工。“只要活着，哪有过不去的坎儿。”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钟大爷满足于现在安逸稳定的生活。百岁高龄，去茶馆也是呆坐，但他还是一定要去，和过去几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静静地看着茶馆和街上往来的人群，喝一口茶，抽一口烟。202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钟大爷和往常一样，不到5点便来吃早茶。受新冠疫情影响，那天茶馆并没有开门。李强回忆，那位近百岁的老人就在紧闭的茶馆门口徘徊，等了许久。闭店期间，李强总能看到像钟大爷一样，在茶馆外探头的老人，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街边溜达。2022年年末，茶馆的老人“归位”，他们互相开玩笑“躲不过去咯”，但谁都没离开茶馆，“比起感染风险，生活更重要”。老茶客们在打长牌。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