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硬石头”无罪
作者 | 魏 晞
编辑 | 从玉华
日头正高，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一处老旧住宅区的二层楼来了两个满头大汗的陆丰村民。
那是2019年7月初，他们找到同乡所在的律所，想找个收费便宜的律师。实习律师张文鹏接待了这两个村民：年纪小的周建华脖子上戴了条大金链子，“是个精神小伙”；年长的邹付敬一只眼看着张文鹏，另一只眼斜视，说话办事像是位“老江湖”。
他们是来找律师“举报”的。这一老一小来自广东省陆丰市河东镇山蕉坑村，十几天前，另一个村民周建锐在家中被带走了，理由是对村里的采石场有敲诈勒索行为。他们想请律师为周建锐辩护。
这次见面没过多久，邹付敬、周建华也被带走了。周建华是在深圳火车站被带走的，他刚刚结束了一趟出差。
他们那时不知道，还有另外4个同村的村民也陆续被带走：年纪最大的黄君杈是在接送孙子、买完菜后，在深圳的家里被带走的；陈华波在惠州家里被带走时，小孩刚出生4天；周玉剑在广西桂林的印刷纸厂上班时被带走；周玉超去北京办事，结果在酒店被带走。
实习律师张文鹏怎么也没想到，未来5年，他和这7个村民的命运扭在了一起。
毁掉的农田，回不去的乡
被捕后，7人被指控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理由是，村民以无证开采、污染环境为由，多次到具备合法手续的陆丰市秋冬联泉石场闹事，敲诈勒索钱财，到各级有关部门上访，影响联泉石场的经营，使石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在村民的回忆里，采石场的出现打破了山蕉坑村的平静。
从2007年开始，联泉石场大量采石，挖山炸石的轰隆声每天在响，灰尘漫天，飞石能溅到500米外村民的屋子里。每当下雨，废泥、碎石、渣土顺着灌溉沟渠，流进山脚的农田，把农田填成沙堆。能耕种的农田越来越少了。
陈华波的农田恰好在石场下游，是最早被毁掉的农田之一。“农田是农民的根。”尽管他已经靠着汽车修理技术在惠州买了间平房，但他认为那只不过是漂泊的暂居地。
村民和采石场的矛盾持续了十几年，镇政府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相关冲突。山蕉坑村几乎住不下去了，少数人留下，为采石场打工。有人忍痛卖了祖宅，买了镇里的房子，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
黄君杈回忆，早在20世纪90年代，山蕉坑村引进几家小规模的采石场手工作业，他是村子第一个提出反对采石场的人，“有了采石场，村子的环境就废了”。采石场出现不久，他就决定带着妻儿到深圳打工。
2007年，联泉石场获得采矿证，开始机械化作业，山蕉坑村的环境恶化得更快了。虽然黄君杈人在深圳，但他对山蕉坑村有感情，坚持多年举报采石场，但那些举报资料寄出后，大多石沉大海。他还回村当过村干部，和采石场博弈，为村民争取了每年7.2万元的补贴。
2018年5月，在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联泉石场补给山蕉坑村5个村民共30万元的费用，邹付敬、黄君杈、陈华波、周建锐、周玉剑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按了手印，各自分得12.46万、4.5万、4.5万、4.5万、4.04万元。
邹付敬回忆，当时签字时，镇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在现场，他想着拿了这笔钱，顺着台阶下就算了。在此之前，他和采石场对着干了十几年，还在维权时遇到骗子，被骗了10万元。
没过多久，在深圳工作的周建华难得回老家喝了顿喜酒。饭后站在村口抬头一看发现，“自家的山怎么被采石场挖了大半？”
此前，采石场已经两次越界开采村民的自留山。那是周建华、周建锐、周玉剑、周玉超4个家庭的自留山。这4户人家已在外地发展，周玉超回忆：“之前也越界，但人在外地，想着让采石场赔点钱长教训，别再越界就算了”。
这次越界比前几次范围更大，而且只要村民一离开陆丰，采石场就继续越界。这让这4户人家有点恼火。
4人在自留山上种树苗，想划分界线，但采石场的工作人员直接拔掉树苗，他们只好报警、向村委会投诉。为了越界开采的事，在中山市开海鲜档口的周建锐，不得不每周开车往返于中山和陆丰之间维权。
周玉超回忆，那时候他就想，石场的态度不好，干脆不拿赔偿了，直接要求石场关停，并做复绿工作。
2018年9月，联泉石场因越界开采关停了。石场前后两任法定代表人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周玉超一度以为，他们终于把采石场赶出了村子。没想到，采石场关停的大半年后，事情急转直下，先后收过采石场补偿的村民陆续被捕。
实习律师张文鹏了解案情后，有些不平：“石场声称有正当手续合法开采，但实际却因不断越界开采、非法占用农用地被处罚，最终才被责令关停。”那份《调解协议书》也写明，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同意，共识一致才订出协议，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提起此事生非。
“周建华一分钱没拿，只是在自己的自留山维权，反而被公诉机关说是无事生非，以强拿硬要等方式滋事。”张文鹏补充。
那时，张文鹏26岁，比周建华大两岁，正在等待律师协会的实习面试。他那时对什么类型的案子都有兴趣，觉得这案子有冤情。“即便村民收了赔偿款，公益和私利并不相悖，本来村民就是要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地。”
7个被捕的村民大多是初中文化，在外地打工。他们之间有些只是打过照面的点头之交，有些是亲戚、邻居。有个人在外地安家十几年，很少回村，以至于侄子都记不清自家叔叔生了几个女儿。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都和采石场有过纠纷。
张文鹏成了村民的辩护人，他想邀请更多律师加入这个案件，但家属实在掏不出太多钱。
律师刘沛文是张文鹏的朋友。刘沛文回忆，当时他刚刚执业，看到张文鹏转来的起诉书，“几乎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案子，案情不复杂，一看就是很荒唐、明显无罪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
最初参与的五六个律师是张文鹏的同学、好友，大多很年轻，他们怀抱着“无罪”的辩护目标，收取较少的费用。
回到法律上去
7个村民被关在了看守所。陈华波形容，他一度想过死，但是翻案的想法又战胜了求死的心，“我本身无罪，为什么要认罪？”
他想不通：在镇政府签的字，又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协商调解，盖着镇政府的公章，为什么会变成敲诈勒索？
其他6个人也不约而同地喊冤，在多次审讯中均不认罪。周建华表示，“坐完牢，我要出去告到底”。
周玉超在看守所，请律师转告儿子三件事：照顾爷爷奶奶、官司要打下去、要团结。
律师郭会田看了案情认为，这是无罪的案子，也加入辩护律师团队。最后，超10位律师加入本案辩护。
2021年5月，陆丰市人民法院先后对7人作出一审判决。7人因“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不等，并被追缴犯罪所得返还给联泉石场。
一审结果让7户村民和律师们感到失望。
周玉剑被抓后，他的父亲去世了、女儿因为他的案子辍学了、经营十几年的印刷纸厂也倒闭了。他在看守所突发脑梗，送去医院抢救，昏迷九天九夜，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折磨人的，还包括一审判决书中一些村民的说法。那时，山蕉坑村被分成两派，一派是仍在村子里生活，为采石场工作的村民，希望采石场继续经营，另一派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希望采石场关停。
“我就要翻案，宁可一天也不减刑”，周建锐在看守所数着日子，“刑满是2024年6月18日，我那会儿30岁出头，还有机会出去翻案、做事业”。
但这不足以让7个家庭把信任完全托付给张文鹏。邹付敬的儿子邹贵帆回忆，父亲被抓后的一年半时间里，7个家庭联系得不多，他想找关系把父亲从看守所里“救”出来，还被骗子骗了钱。
一审判决给他提了醒：找关系行不通，这个案子还得回到法律上去。
他在深圳长大，决定完全抛弃深圳的生意，回陆丰专心打官司，也慢慢认识了其他6个家庭的成员，把7个家庭重新拢在一起。
被逼到绝境，只剩坚持
不服一审判决的村民提起上诉。
在庭审上，村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郭会田律师也着急，“村民只会喊冤，不会说冤在哪儿，法的依据在哪儿，不会搜集证据”。但他在法庭上，也忍不住说：“如果这个判决在贵院生效了，我一定陪村民打到底。”
他同情这群朴素的村民，“老百姓不需要太多法律素养，被欺负了，卖房子也要告到底”。慢慢地，为村民辩护的律师超过10人，都是冲着“无罪”来的。一位法律援助律师也在庭上作无罪辩护。
张文鹏回忆，一审判决一度让他感觉辩护无力，想把案子交给更有名气更有经验的律师，对方也有兴趣接，但为7个村民辩护，每人要收10万元，家属掏不起，只能作罢。于是，作为最早接触这个案子的辩护人，张文鹏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管，“我不管就没人管了”。
2021年7月，周建华被释放，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三天就去深圳找张文鹏，“我要帮其他6人早点出来，里面太难熬了”。
张文鹏说，办这个案，对村民的同情占了一部分，对法律的信仰占了一部分。他对家属说：“这个案子是被蒙在麻袋里打，我们要让它暴露在阳光下，让更多人知道。”
张文鹏和周建华提起公益诉讼的申请，请求汕尾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石场损坏生态环境一事进行检察监督。
汕尾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后发现，联泉石场在2015年、2018年两次越界开采，被责令停止开采、做出行政处罚；采矿权开采范围是71.25亩，经鉴定，联泉石场最后采矿总面积是213.45亩，其中林地面积189.6亩；责令石场关停后，采矿区、加工区、生活区、矿区道路复绿复垦推进缓慢，采矿区域和周围生态一直受到侵害，且矿坑威胁周边村民的生命安全。
律师们也从7个村民的卷宗中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一些有利于采石场的村民口供是同一时间录的，且有90%很相似，许多口供只盖了手印没有签名。
2022年2月，汕尾中院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司法的水平线
发回重审后，一群法官走出法庭，把合议庭开到山蕉坑村里。法官们带着铲子走到周玉剑的农田里，一铲子下地，铲出了碎石头，还爬到矿坑旁勘验。
只有亲临采石场，才能看到许多细节：石场关停数年后，被沙子覆盖的农田长期无人耕种，长出杂草和小树，连成一片，变成了荒树林，还有未清理的碎石垒在农田上；站在高处俯瞰采石场，只有一侧山坡复绿种了树，其他四分之三的山体被挖空后，露出黄褐色的岩石。
2023年7月3日，在合议庭现场勘验不久，陆丰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刑事判决，邹付敬、黄君杈、陈华波被不予起诉；另外4个村民被陆丰市法院认定“敲诈勒索”罪名成立，但可免予刑事处罚。
2023年11月，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陆丰市人民法院向邹付敬、黄君杈、陈华波支付国家赔偿各50多万元。
刘沛文律师说，3人无罪、4人定罪免罚的判决，在当前的刑辩环境中，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但7个家庭坚持还要打，打到所有人无罪。
4个“定罪免罚”的村民再次上诉。为了打“持久战”，律师们也想办法给村民们省钱。郭会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律师，他主动提出要住在村民家里，给家属省点钱。
几个男性律师挤在了村民家里，有人睡床，有人打地铺，两人盖一床被子。郭会田说，律师们收取了微薄的费用，与付出严重不对等。过去5年，张文鹏在深圳和陆丰间往返了100多趟。
负责律师团吃住的是这几户人家的妇女，她们大多是山蕉坑村人，不会说普通话，有的也不识字。周玉超的妻子说，她掏空家底也要坚持到丈夫无罪。陈华波被抓时，妻子还在坐月子，40天后就去当保洁养家。
有时候，张文鹏对这群山蕉坑村的村民有些不解：“山蕉坑村每户分到三亩多的地，村民明明在外做生意好好的，居然为了这三亩地回家维权。”
山蕉坑村属于山区，不靠海，离县城较远，很多村民把这三亩多的田地当成命根子。他们在田地上种水稻、番薯，自留山种遍松柏。即便最近十几年，外出务工的村民变多了，这个约50户、350人的小村子就像鸟笼，逢年过节，把外出游子的心收拢到一起。
陈华波说，农田被毁后，他连每年农忙回家帮忙收稻谷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将来是要葬在山蕉坑的”。
张文鹏说，希望“这个案子成为裁判案例，以后当农村环境严重被毁，村民要钱不再犯法”。
冤狱的痕迹
2024年3月25日，陆丰市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陆丰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证据不足，向法院撤回对周建锐四人的起诉，陆丰市人民法院准予撤回起诉。
村民和律师团的坚持有了结果：7人均无罪。
“这类案子中，极少数能有全部无罪的结果，”律师郭会田说，“村民的心太齐了。”
实习律师张文鹏张罗着在深圳办了场庆功宴。邹付敬在饭桌上念了几首诗，是他在看守所时写的。申请国家赔偿之前，他大手一挥，流露出几分豪气，表示宁可不要国家赔偿，要一只眼睛。进了看守所以后，他的瞳孔移位和知觉性内斜更严重了。
对于这7个村民来说，恢复生活还需要一些力气。
经历了脑梗、心脏搭桥手术的周玉剑，释放后去应聘片皮鸭的工作，被老板婉拒了。他总是低着头，跟着人群走在最后，“我后面的人生，没有太多计划了”。
周玉超原先在广东省普宁市做印刷纸生意，雇了十几个工人，年景好时能赚小百万。从看守所释放后，印刷纸厂已经倒闭了，56岁的周玉超回到河东镇，当建筑小工抬水泥。后来，他换了一份不用日晒的工作：在市场卖猪肉，每月能赚2000元。
2024年4月2日，陆丰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周建华等4人，领取不起诉决定书，这意味着，4人的无罪程序走完了最后一步。
周建华戴回了初见张文鹏时的大金链子。领完决定书后，他第一时间赶回佛山卖海鲜，他顶着黑眼圈说：“下午去（陆丰）检察院（领取不起诉决定书），晚上还要回佛山接货。”
周玉超当天凌晨5点就去卖猪肉了，下午才赶回家，他急匆匆地洗了个澡，换了身颜色鲜艳的新衣服，蹲在天井旁刷皮鞋——杀猪的猪油滴到皮鞋上了。
周玉超踩着擦得锃亮的皮鞋走出家门去检察院。没走两步，他说：“等了四五年，终于等到今天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