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暴跌，咋办？
有发达国家生育率3.0，中国有条件学吗？
随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靴子终于落地了，中国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确认从之前的1.6掉到了1.3，一下子变得低于隔壁长期被老龄化和少子化困扰的日本——日本当前TFR在1.36左右。
当然，“乌鸦笑不笑猪黑”也不重要了，因为维持人口代际稳定不变的TFR为2.1，不管是1.3还是1.36，都离得很远。
而且，很有可能，不管是1.3还是1.36，都还有下降空间。2018年，韩国TFR跌破1，到达0.98的时候，许多人都没想到它还能更低——2020年韩国TFR已经到了0.84，韩国相关统计机构2019年发布的分析显示，乐观估算，韩国2021年的TFR能达到0.86，悲观估算则是0.78……
发达国家生育率在下跌
东北亚已成洼地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整个东北亚除了朝鲜拥有1.9的TFR以外（也没有达到2.1），剩下的地区全部处于极为低迷的状态，2020年中国香港TFR为0.87（2019年为1.05），相关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新低与疫情有关，并且依然比韩国的0.84要高一些，甚至单就城市而论，韩国首都首尔2020年的TFR为0.64，远低于中国香港。2020年，中国台湾TFR为1.184。
除了东北亚已经成为生育率绝对值的洼地，也有不少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下降。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TFR还在2.1以上，到2019年，已经跌到1.7左右。
在大家印象中拥有“模范育儿政策”的北欧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
芬兰2020年公布TFR为1.4，2010年这个数据是1.9。挪威2020年TFR为1.56，而2010年TFR为1.96。瑞典和丹麦目前TFR维持在1.7以上，也比2010年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在上面这篇谈论北欧生育率下降的报导中，开篇即有一位在NordRegio工作的研究者称“我们（北欧）正在走向中国的情况”。
有点寰球同此凉热的意思。
一份统计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人口构成的报告显示，OECD成员中的发达国家几乎都在经历TFR的下降，只有极个别特例能维持人口高增长。
即便不是发达国家，有些地区也在经历TFR的低迷，比如，古巴就因为偏低的生育率不得不出台政策调控，但成效不高，古巴的TFR近30年来稳定维持在1.6左右，别说涨到2.1，连突破1.7都难……
为什么这些地方生育率会下降？
1、高房价
“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笑话不好笑，因为它是真的……或者准确一点说，是住房的不可及性，让人们不想也不敢生孩子——生下来都没地方住，怎么生呢？
中国的高房价毫无疑问成为了一个在世界上都响当当的问题，在全球城市房价和收入比排行榜上，前20名里，中国贡献了深圳（第2名）、香港（第4名）、北京（第5名）、上海（第7名）、台北（第10名）、广州（第12名）、杭州（第16名）以及澳门（第18名）。热门城市北上广深还加一个杭州……一个都没跑掉。
生育洼地韩国首尔也在这张榜上，排在广州后面，第13名。此外，排在第3的德黑兰，TFR也只有1.2。
日本虽然没有城市登上前20名，但是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早在1993年，日本TFR跌到1.5的时候，日本研究者就在相关期刊上进行了成因分析，首当其冲便是房价——分析称，高房价让人们很难通过辛苦的工作买到能供一家人居住的房子，而要通过高贷款买房，则需要极大的增加工作时间来还贷，又会导致买房的人几乎没有时间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而是把绝大部分生命花在通勤、上班、加班这个过程中。妇女在家进行丧偶式育儿，儿童则由于城市建筑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得不到充分的玩乐和锻炼。
另外，这种不可及性并不完全反映在价格上，比如古巴的低生育率就和住房问题有关——尽管没有明面上的高房价，古巴由于新建住房和改善住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居住条件不理想是古巴中青年人不愿意多生的其中一个原因。
2、教育“内卷”
第二个原因是教育的消耗。尽管“内卷”这个词最近才在中国网络上流行，但是“教育太费钱、太费家长、太费娃”在日韩早就开始了……
1993年的日本，养一个孩子的花费就达到了买一套中小型公寓的钱，家长不仅要准备孩子的基础教育费用，同样要支付大学学费、生活费甚至孩子在读书时租房的费用（日本大学很少提供像中国这样廉价的学生宿舍）。而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在费用上又相差甚远，许多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集中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想要通往优质的大学，家长不得不努力支付高昂的私校费用。
同样，“鸡娃”这个行为似乎是近几年才在中国流行起来，而韩国人“鸡娃”的历史更为久远。如下文中所说，尽管韩国的公立教育是免费的，但是为了让孩子在学校竞争中取胜，家长不得不负担高昂的额外的教育费用——各种课外辅导班、兴趣培训班等等。这种情况下，家长不仅要出钱，还要出力，紧盯孩子学习甚至还要参与学习，而孩子也要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
韩国论文解释韩国“鸡娃”现象
实际上，这种教育“内卷”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本质上是经济投入和回报比的问题。古巴生育率上不去的另一个缘由也在于此，虽然没有东北亚这样明面化的“内卷”，但是“生孩子经济回报低”也是古巴人的感受——费劲把孩子养大产生的收益，比不上养孩子的投入。
3、女性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
另一些影响TFR的更为长久和普遍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避孕手段的可及性等与科技发展有关的因素。
在OECD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服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TFR下降这个规律，即便有较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和教育服务以支持育儿的北欧国家，也服从这个规律。
具体来说，妇女在获得更好的教育后，更多的参与社会劳动，初次生育年龄会发生推迟，OECD国家中，许多国家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已经到了28岁以后，日韩两国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更是推向30岁之后。除了极个别发达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当中，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生育意愿会下降。因此，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和更多的把精力投入职业发展，初次生育年龄提高，而年龄增高后生育意愿下降，晚生导致少生或者不生，因此TFR发生下降。
此外，女性权益的发展使得女性得以通过避孕或者流产等技术更好地掌握生育自主权，使得生育率整体趋向于降低。
也有部分问题在于育龄妇女的绝对值下降，比如中国目前面临20-40岁年龄段育龄妇女比男性少1700万左右的现实。
人普发布会视频截图
这方面韩国也有相当的经验，2002年《柳叶刀》发布的论文数据指出，由于B超在韩国的可及性提高，韩国的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17以上（以女胎为100），三胎性别比更是达到了185。这种人工性别选择在韩国对TFR产生了负面影响，恐怕也将影响中国的TFR。
4、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混合作用
日本、韩国和美国在二战后都随着经济复苏出现了短暂的生育高峰，但是很快日本和韩国都进行了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控来降低TFR：日本在战后提倡并实施以“人口中绝”为主的出生控制政策；韩国于 1962 年开始实施国家计划生育项目，并将计划生育列为国策。
随着社会发展和政策的推动，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以至于比并未推行这些政策的欧美更快跌入到“危险区”。
因此，日韩两国又在TFR下降到“危险区”之后调整政策，试图鼓励生育：1994 年，日本实施针对“少子”社会的对策，提高生育福利，收效甚微，于是2003年，又将鼓励生育提升到了战略高度，结果依然没能抵挡颓势，“少子化老龄化”依然是近20年来日本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韩国于1996 年宣布实施以改善人口生活质量和福利为重点的新人口政策，同样也没能挽回TFR的走势，2005 年，韩国更进一步明确鼓励生育，成立了直属总统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委员会”，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韩国TFR达到0.84，并且还有下降空间……
在其他的东北亚地区，比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政府同样采取了种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手段，并没有获得比日韩更好的收效。
可见，尽管在过去有较高的生育率和生育传统，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整，完成人口转型之后的东北亚国家，要挽回极低的生育率非常困难。如今的中国恐怕也不能例外。
人口结构老龄化，我们能怎么办？
躺平的东北亚还能支楞起来吗？将来年轻人比例减少，老年人比例快速增加，养老的问题可怎么办？
1、延迟退休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女性还是挺勇的，在生育率走低的前提下，日本女权主义者提出了让65岁以上的老人继续工作，做力所能及的事这一方案。说白了——宁可放弃退休，工作到死自己养活自己，也不想生孩子来指望年轻人养老。
在养老矛盾上，日本社会表现得较为极端，一方面，政客暗中不缴养老金成为污点被社会斥责，另一方面，又多次发生年轻人因怨恨等原因在养老院杀死老人的刑事案件，此外大量家庭内发生“看护杀人”（即亲生子女等不堪重负杀死高龄亲人）的案件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在矛盾没有表现得如此极端，但也同样面临着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或者法国，都在尝试推行延迟退休。
法国的延迟退休政策由于涉及到多方利益，争议较多，一再拖延，暂未落地。德国延迟退休的政策也在不断修改，现已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据有关机构推算，德国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7岁，依然无法解决养老金发放问题，在将来，退休年龄的上限会继续上升。
2、引进移民
欧洲、美国和一些中东“土豪”国家通过引进移民和外国劳工来弥补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以及老龄社会的照护问题，甚至能够从数据上提升生育率。
据德国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德国移民人口已超过2000万，占德国总人口1/4。而自1975年起，德国TFR下降，德国试图依靠移民政策改变生育局势，近年来，德国本国妇女生育率较低，来自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移民和难民高涨的生育率使得人口结构尚能维持，但依然到了需要延迟退休的水平。
据美国移民局公布数据，2018年，美国有4470万移民，约占全国总人口14%。
欧洲和美国都因为移民产生了各自的社会问题，比如移民带来的宗教、文化冲突以及移民与本地人的社区、治安冲突等。
相比之下，东北亚国家缺乏引进移民的社会氛围，引进移民效率较欧美低得多。日本政府此前多次提出移民引进计划，2018年，安倍晋三提议2025年接纳数十万外国低薪蓝领工人，但这一提案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和反对呼声，最终日本政府通过了引进移民的提案，逐步开始实施接纳外国劳工的计划，但引入移民的数量和比例远远低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
日本国内对移民的焦虑，源自当地对失业、文化破坏以及犯罪率飙升的担忧——实际上这种担忧在东北亚地区普遍存在。
3、机械代替人力
除了以上两种延长和拓展人力的方案，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向是用机械替代人力，提高工业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机械和人工智能来完成原本需要人类来进行的劳作。
近年来，各大科技巨头和各国政府都在加大人工智能的研发和投入，深度算法在医疗领域中的探索和应用也极被看好，或将利好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健康。
4、技术永生可还行？
人口问题既是劳动力问题，也是生老病死的问题。古代帝王追求的永生仙术，兴许可以一举两得解决人口结构问题。
美国科技巨头认为技术奇点将在未来30年左右到来，届时人类将能实现将意识上传云端，达到技术上的永生（10年后人类可以永生，谷歌工程师惊天宣布！）。
技术上实现永生，绿色环保，低能耗高效率，开机就能有几亿劳动力，不听话就拉闸，比仙术更好用的赛博技术，说不定不用等到2077，我们都能有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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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
作者：姜飞熊
校对：臧恒佳
责编：郑华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