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刘蕾：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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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蕾，副教授、博导，从事社会组织党建、公益创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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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刘蕾，邱鑫波，李江涛.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2)：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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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阶段，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诸多矛盾与挑战，需要探索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因素和提升路径。为探究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背后的复杂逻辑，本研究基于双向嵌入理论框架提炼4个条件变量，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个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案例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结构、认知、文化与政治因素的单一嵌入都不足以有效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现阶段存在“组织政治型”、“认知政治型”、“领导认知型”与“文化政治型”4种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路径模式，其中“认知政治型”与“文化政治型”路径在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高校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政治资源的嵌入，要根据学科实力与整体影响力有侧重地开展党建工作，要选派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且工作能力突出的党委书记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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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双向嵌入理论；组织力；定性比较分析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在高校开展党的建设工作(以下简称党建工作)。早在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就明确要求“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确立了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此后的20多年来，各级部门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文件，不断强调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高校党建工作得到不断强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学校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求实现党组织与党建工作的全覆盖。2020年5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首次明确把高校党建工作作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

新时代以来，高校党建工作紧密围绕提升组织力展开。如今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水平已成为检视高校党建整体质量的“晴雨表”。然而，现阶段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作依然面临一些问题：从组织环境来看，高校基层党建认知与制度的嵌入不够深入，与外界环境的协同不够顺畅 ；从组织制度来看，仍有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制度“形式化” ，组织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不到位，组织运行机制不顺畅，组织队伍建设存在滞后现象 ；从组织领导来看，高校院系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明确、领导力不足 ；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高校党建工作的整体实效性。因此，系统思考哪些因素影响了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如何实现高校政治功能与业务功能的互嵌融合，如何处理好“抓党建”和“抓业务”二者的关系 等，是破除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中梗阻”难题的关键。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采用兼有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长的定性比较研究方法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将研究问题聚焦于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具象特征和组态路径上，构建基于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技术轨迹。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框架

（一）概念界定

1.高校基层党组织。我国高校的党组织是由校党委、二级院（系）党委（党总支）、师生党支部三级构成的一个上下联动的有机统一整体 。从学校自身层面而言，校党委是高校内部最高党组织，其所下辖的二级院（系）党委（党总支）和师生党支部是高校的基层党组织。为了保障研究对象的清晰性以及研究问题的精准性，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所探究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特指高校二级院（系）党委（党总支）。

2.党组织组织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概念，但并未就“组织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清晰阐释，这就为学者从学理层面界定“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这一概念提供了空间。目前，学者对“党组织组织力”这一概念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组织力是一个系统性的“合力”。从整体统一性的视角来看，组织力是组织能力与治理能力的统一 ，是部分与整体、对内与对外组织力以及个人与组织的统一。从组织内部视角来看，组织力主要包括开展党内活动的能力 ，对资源的调配与整合能力，以及执行各项任务的能力 ；从组织外部视角来看，组织力包括对群众的服务治理能力，处理与群众关系的能力 。从组织力的作用来看，组织力包括政治导向力与社会影响力。从组织的发展视角来看，组织力包括基础保障力、发展推动力、思想引领力与政治领导力等。

综上所述，基于高校基层党组织特定的角色功能与现实作用，兼顾其政治性与科学性，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基础上，以推进高校二级院系治理能力与学科综合实力的统一为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政党引领力以及政党引领下的业务提升力。因此，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着力推动高校治理能力提升，从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党引领力及政党引领下服务学科发展和教学育人事业的业务提升力。

（二）研究框架

经济社会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于1944年首次提出嵌入性理论，用来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此后，一些学者沿着嵌入性的内涵与特征展开研究，向经济地理学、工商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等领域不断拓展 ，并形成了多个主要的研究框架，如“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政治嵌入性”“业务嵌入性、技术嵌入性”等。但以上框架都是“单向嵌入”，侧重某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的嵌入行为。伊万斯(Peter  Evans) 则将嵌入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提出用“嵌入的自主性”描述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互动关系，开始关注被嵌入主体的嵌入行为，双向嵌入的雏形基本形成。双向嵌入是一种基于互惠互利精神的内化互动，具有长期性和非契约性等特点。目前我国已有研究者关注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关系，并提炼出一些具有双向嵌入特征的地方实践模型，如社会组织通过党建的双向嵌入，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有效扩展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已有研究对二元主体嵌入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关键正是如何实现政治功能与业务功能（如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的有机互嵌与融合，双向嵌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采用朱金（Sharon Zukin）与迪马吉奥（Paul Dimagio）提出的理论框架，强调党组织与高校业务工作的互相嵌入，并从政治、文化、认知、结构4个维度，构建双螺旋形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理论框架（如图1），动态分析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

图1  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双螺旋”结构

三、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影响因素的定性比较分析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介于案例导向的质性分析与变量导向的定量分析之间的一种研究方法。QCA的本质是一种组态思维（Configurations Thinking），基于集合理论（Set-Theoretic）与布尔逻辑（Boolean Logic）展开案例层面的数据运算与多案例比较分析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QCA研究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因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问题是一个涉及多方面与多因素的动态过程，其影响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之间可能会彼此影响、互相作用。QCA强调在解释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时要采取“整体的”组合方式 ，在挖掘因果关系时能够考虑多重因素之间的复杂性和互动性，在处理这种复杂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QCA包括3种具体的操作方法,即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sQCA，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QCA，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sQCA，fsQCA）。其中，csQCA将案例归为二分类（隶属集合与不隶属集合），mvQCA将案例归结为三分类或四分类，而fsQCA在解决二分类条件的同时，允许研究者校准集合的部分隶属程度，通过使用不隶属与完全隶属间的任何数值研究所考量的因素在程度（Degree）或水平（Level）上的变化 。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因素并不涉及0、1以外的分类类别，因此本研究不考虑使用mvQCA。同时，本研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而案例集合内的关系不可直接使用绝对的非0即1的是非关系进行标定与衡量，即需要允许存在0～1间不同程度的中间值。综上可见，本研究采用fsQCA更为合适。

（二）案例筛选

本研究根据QCA的要求，筛选出20个高校基层党组织案例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子集，具体的筛选步骤如下。首先是确定一级备选案例库。201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该项目旨在通过2年的建设培育周期，面向全国高校挑选出10个高校党组织与100个院系党组织作为全国高校党建标杆培育单位，以期以点带面推动全国高校党建质量全面创优与提升。因此，本研究将这100个院系党组织案例确定为一级备选案例库。其次是基于研究问题以及设定的案例筛选原则在一级备选案例库中进一步筛选并确定典型案例。最后是对所确定的典型案例的信息材料展开全方位搜索与整理，并将不同信息来源的材料进行反复验证与确认，最终形成了20个案例样本。

典型案例的筛选遵循以下3项原则。一是多元性原则。本研究所选案例高校在地域分布、高校级别、学科类型上尽可能地体现多元性特征。二是可测性原则。根据本研究对结果变量的设定要求，案例样本的呈现尽可能清晰、客观，否则难以开展进一步分析。三是互证性原则。案例支撑材料来源具有多样性（包含但不限于学术论文、不同级别的媒体报道、微博宣传信息、微信公众号信息、网页信息、智慧平台、图片以及相关视频等多种类型的资料）且能够相互验证。本研究通过反复验证与交叉检验以获得扎实的二手数据，佐证真值表判断，尽可能提高案例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综合以上筛选原则，本研究最终形成20个高校基层党组织案例作为研究样本，详见表1。

表1  高校基层党组织案例样本集

（三）研究模型与变量赋值

QCA设计的前提是强调因果复杂性，即事件的产生都是由多重因素互相依赖、相互作用造就的，这就从侧面强调QCA设计中系统理论支撑变量假说的重要性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建的制度情境与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场景，从结构、认知、文化与政治4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基于理论框架、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基于2018年教育部公布的《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工作重点任务指南（基层党支部）》的具体描述以及已有的文献说明，本研究针对模型中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设定具体作如下说明,并将赋值结果汇总于表2。

1.结构嵌入视角。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现实语境下，所谓的结构嵌入特指党组织结构与院系行政组织结构的互相嵌入。在高校党建背景下，目前我国高校几乎所有的院系都设置了党组织，基本实现了物理意义上的结构嵌入。基于变量的可测性与区分度，本研究将形式上的组织结构保障上升到组织结构的制度层面。书面的规章制度与文件保障组织结构的嵌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嵌入的程度与力度。其中“无任何书面制度与规章文件”标记为0，“书面制度与规章文件1～2份”标记为0.33，“书面制度与规章文件3份及以上”标记为0.67，“书面制度与规章文件汇编成册”标记为1。

2.认知嵌入视角。认知嵌入实质反映的是两套组织互相认同与介入的程度。这一程度与院系党组织书记的设置密切相关，因为党组织领导人的工作思路与工作理念对党建工作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院系“党组织书记不是‘双肩挑’”赋值为0，“党组织书记是‘双肩挑’”赋值为1。

3.文化嵌入视角。党组织文化与互联网文化的互嵌是党建工作新的发展点。智慧党建包含党建宣传平台与党建信息管理系统，其中“无党建信息管理系统与宣传平台”标记为0，“仅有1个党建互联网宣传平台”标记为0.33，“有2个及以上党建互联网宣传平台”标记为0.67，“同时有党建信息管理系统与宣传平台”标记为1。

4.政治嵌入视角。政治嵌入直观反映的是政治资源嵌入，政治资源嵌入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特色品牌的建设上。“无党建特色品牌”标记为0，“有1个以上党建特色品牌”标记为0.33，“有2个以上党建特色品牌”标记为0.67，“有3个以上党建特色品牌”标记为1。

基于前文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概念界定，本研究对“组织力提升”这一结果变量的测量从党建能力与学科建设能力两方面着手。在党建能力方面，本研究的主要判断依据为党组织的先进做法有没有被其他党组织所效仿与推广，这一判断指标是党组织是否获得省级行政单位以上级别的党建奖项。在学科建设能力方面，本研究的主要判断依据为2018年以来各院系的主要学科排名是否有所提升，这一判断指标是2018年与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对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衡量首先应当重点考虑党建能力的提升状况，因而本研究对各院系党组织所公布的原始数据做如下赋值：“学科排名下降，党组织未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标记为0；“学科排名提升，党组织未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标记为0.33；“学科排名未提升，党组织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标记为0.67；“学科排名提升，党组织获得省级以上奖项”标记为1。

表2  变量说明与赋值

基于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赋值指标，本研究对案例库中20个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原始数据进行四值赋值，形成逻辑真值表，并导入fsQCA中进行运算。

（四）研究结果分析

1.单条件变量计算分析。在QCA运算中，单条件变量分析主要是通过一致性与覆盖度两个指标进行判断，其中一致性判断公式为：

式中，X为条件变量，Y为结果变量。如果一致性值越高，则表示条件变量（单个条件或条件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充分性越高，且当一致性值大于等于0.8时，即可直接判断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

本研究将真值表导入fsQCA软件中运行，并将4个条件变量分别取正反值，得到如表3所示的单条件变量计算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值都没有达到0.8，也就是说所有的单一条件变量都不能成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充分条件。但从数据结果来看，“组织保障（+）”“‘双肩挑’党委书记（-）”“智慧党建（+）”“党建特色品牌（+）”4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值都达到了0.7以上，具有一定的解释性。

覆盖度指标主要用于测量与判断条件变量（单个条件或条件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其判断公式为：

式中，X为条件变量，Y为结果变量。相应地，覆盖度值越大则表示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越大，且当覆盖度值大于等于0.9时，即可直接判断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如表3的分析结果所示，正反取值的所有条件变量的覆盖度值均没有达到0.9以上，这说明没有单一的条件变量能够对结果变量进行完全的解释，即没有单一的条件变量能够单独成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必要条件。

表3  单条件变量分析结果

2.条件变量组合计算分析。上文通过对单条件变量进行计算分析发现，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是一种“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展开条件组合分析，其目的是检验与判断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本研究将真值表导入fsQCA中，删除连续性小于0.8的数据后进行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is），得到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和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3种解法，结果汇总如表4所示。

表4  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结果

复杂解与中间解所呈现的条件变量组态基本相同，可综合为一个解展开分析。本研究最终综合复杂解和简约解展开分析，结果如下：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组织保障*~智慧党建*党建特色品牌=组织保障*“双肩挑”党委书记*党建特色品牌=~组织保障*~“双肩挑”党委书记*~智慧党建*~党建特色品牌=~组织保障*~“双肩挑”党委书记*智慧党建*党建特色品牌。

本研究采用拉金（Charles C. Ragin）和费斯（Peer C. Fiss）所提出的QCA计算结果呈现形式呈现结果报告（如表5所示）。这种呈现形式的原理是清晰表明各个条件变量在组态结果中的相对重要性 。其中在简约解与复杂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变量为核心条件，只在复杂解出现的条件变量为辅助条件。

表5  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组态分析结果

由表5可见，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输出路径有4种，每一条路径的一致性值都在0.8以上且总一致性值高达0.912533，这说明了实证分析的有效性。从总覆盖度来看，数值达到0.55以上，虽然没有超过临界值，但总体覆盖了一半以上的样本，考虑到受案例数量与案例性质的影响，这一结果可以接受。基于输出的条件组态，本研究对此逐一展开具体分析。

组态模式1表现为在具备较强的组织保障与政治嵌入的前提下，智慧党建一般也能够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该模式能够解释约34%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案例，其中约10%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本研究将其命名为“组织政治型”。

组态模式2表现为在较强的组织保障前提下，高校基层党组织选派“双肩挑”的党委书记重点开展党建特色品牌建设，加强政治嵌入，能够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该模式能够解释约16%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案例，其中约5%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本研究将其命名为“认知政治型”。

组态模式3表现为选派非“双肩挑”的党组织书记开展党务工作，即使不重点开展智慧党建，保持一般程度的组织保障与政治嵌入也能够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该模式能够解释约8%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案例，其中约2%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该模式非常强调领导本身的工作能力和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因此本研究将其命名为“领导认知型”。

组态模式4表现为选派非“双肩挑”的党组织书记开展党务工作，在缺乏较强组织保障的情况下重点加强政治嵌入，建设党建特色品牌，兼顾智慧党建建设，也能够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该模式能够解释约26%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案例，其中约13%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本研究将其命名为“文化政治型”。

四、结论再验证：基于典型案例追踪

QCA具有典型的“黑箱特性”，因此我们在组态模式输出后需要回归典型案例追踪，以此作为“手电筒”点亮黑箱。其主要目的一是以此验证QCA的计算结果是否与实际案例存在偏差；二是回归案例本身，呈现案例内部的细节与整体逻辑，弥补数据处理的不足，兼顾定性与定量之长。本研究遵循最大集合成员资格原则（Principle of Maximum Set Membership），选取组态一致性值最大的模式展开典型案例追踪。基于输出的组态结果，组态模式2的一致性值最大且达到1，组态模式4的一致性值大于0.9。同时为减少案例偏差且限于篇幅，本研究进行组态模式2“认知政治型”与组态模式4“文化政治型”案例过程追踪。

本研究将组态模式2呈现的“认知政治型”路径方式回归到样本案例库中检验，发现海南大学法学院党委是这种路径下的典型案例。在党委书记领导方面，法学教授担任学院党委书记，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亲自担任“党建工作标杆院系”领导小组组长。在组织结构层面，海南大学法学院党委形成一套《法学院制度汇编》，从组织与制度上保障学院党委的运转。在此基础上，党委书记着重加强党务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双向嵌入，把“围绕中心抓党建，党建与专业相融合”作为开展党建工作的理念准则，构建了一套“四大融合”的党建工作模式。在党建品牌打造方面，结合法学学科特色与学院学科建设要求，海南大学法学院党委目前已经建成“模拟法庭竞赛”“街头演讲”“法律志愿服务”“东坡湖论法与研习”等党建特色精品活动。该学院法学学科排名由2018年的第32名升至2019年的第27名；法学院党委先后9次获得海南省委、省委教育工委授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省级以上荣誉，学院党建工作经验先后得到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的专题报道。从整体上来看，“双肩挑”党委书记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在学科建设上强力度嵌入政治资源，法学院党建工作与学科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组织力得到显著提升。

本研究将组态模式4呈现的“文化政治型”路径方式回归到样本案例库中检验，发现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党委是这种路径下的典型案例。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是全国矿业工程领域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学院，矿业工程学科长期位居全国第一。矿业工程学院是典型的超强学科学院，学院党委书记具有丰富的高校行政工作经验，在这种背景下，学院重点加强党建信息的管理与宣传，并基于强学科优势建立了独具一格的党建品牌活动。在智慧党建方面，学院开发建成“智慧矿业”学院党建信息管理系统，并同时高质高效运营“CUMT矿业党微”、“阳光矿院”、学院网站等“两微一端”党建网络阵地，用以公开党务信息、宣传党务工作。其中“智慧党建”信息管理系统集党员发展、支部组织生活、党员教育培训以及党建理论研究等多种数据管理功能，深入推进党建信息“数据化”、党务工作“智能化”进程。在党建品牌建设方面，学院基于强学科特色，大力嵌入政治资源，形成“四讲四有”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抄党章学党章”主题活动等党建品牌活动。学院先后获得“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与“江苏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一等奖”等省级以上荣誉。学院党组织扎实的党务工作与超强的学科建设实现了矿业工程学院整体组织力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双向嵌入理论框架，结合QCA这一研究方法，从组态视角对20个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典型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产生4种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组态，并通过案例追踪检验数据结果，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从单条件要素来看，组织保障、“双肩挑”党委书记、智慧党建与党建特色品牌均无法单独构成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反映了结构、认知、文化与政治单因素双向嵌入均不能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其次，从条件组合上来看，有4种条件组态能够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分别为“组织政治型”、“认知政治型”、“领导认知型”与“文化政治型”。其中，“认知政治型”与“文化政治型”路径在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较于其他因素的嵌入，政治因素的嵌入及其与其他因素的配适作用十分重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简约解输出中，“~智慧党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与既有认知存在一定偏差。本研究通过典型案例追踪进行对比并深入多个案例内部进行检验，发现这与不同二级学院的学科背景与学科实力密切相关。

（二）政策建议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生成的数据结果、案例追踪与研究结论，回归到理论模型，结合现实情况，本研究将高校基层党组织分为学科实力弱且党建能力弱、学科实力强但党建能力弱、学科实力弱但党建能力强以及学科实力强且党建能力强4类，在此基础上构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技术轨迹（见图3），并结合QCA生成的组态路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高校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政治资源的嵌入。结构、认知、文化与政治4种因素多重嵌入路径的存在反映了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背后的逻辑复杂性。这就要求各高校基层党组织基于学院自身的现实状况与条件禀赋，在多重嵌入视角下制定“因院制宜”的党建政策，形成具有新时代高校党建特色与差异化的组织力提升路径。高校基层党组织需要高度重视政治资源的嵌入，基于不同的条件禀赋嵌入政治资源，并结合其他条件的嵌入，互相调适配合，打造丰富多样的党建特色品牌，提升学院党委的影响力与组织力。

第二，高校基层党组织要根据学科实力与学科整体影响力有侧重地开展党建工作。在短时间内要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学科实力超强的学院在保障学科实力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党建形式推进智慧党建建设和引领新时代的党建技术建设。其他类型学院仍然要加强党建工作的基础保障，加强组织架构、制度、政治嵌入保障，强化党建意识，保障党建根基不动摇，从而提升整体组织力。例如智慧党建中的数据库建设、APP开发与“两微一端”多渠道宣传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且在较短时间内难见成效，因此党建基础较为薄弱的二级学院可以在前期重点嵌入结构、认知与政治因素，从基础上保障组织力的提升，减少对难度较高的辅助性技术的关注。

第三，高校基层党组织要选派高度重视党建且工作能力突出的党委书记。所谓“成也一把手，败也一把手”，党委书记自身的重视程度能够直接影响学院整体的党建认知水平。对于组织力较弱的学院来说，上级领导部门可以尝试从选派强有力的党委书记入手以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

图3  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技术轨迹

（三）研究局限

本研究运用fsQCA分析了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在高校党建这一研究领域首次引入了全新的研究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与拓宽了高校基层党建研究在技术应用现象上的解释层次，也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所用数据均为二手数据，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通过对样本组织中的相关成员展开结构性或半结构性访谈获取一手数据以对研究结论进行补充验证，减少数据偏差。其次，受限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仅对2018—2019年底的数据展开了具体分析，没有囊括更长时间年份的案例数据，今后可通过持续研究来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度。最后，本研究运用QCA尝试通过跨案例研究深入分析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但是没有采用大样本数据对数据结论进行宏观的定量检验，宏观层面的数据结论在后续研究中也需要进一步检验论证。

排版：卞谢瑜

审核：刘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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