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胜洪：新时代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任胜洪（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然而，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5月颁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为加快形成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需要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西部地方师范院校作为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养成所，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西部地区教师的供给质量，进而影响新时代西部地区的教育质量与人才储备。因此，思考新时代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一）国家战略赋权

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母机”，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个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文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全面构建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框架，为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同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根据意见的决策部署，印发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强调“加强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学校教师培养，重点为边远、贫困、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提供师资保障”，为中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政策关照。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再次对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做出决策部署，同时特别强调“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加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师范院校、教师发展机构建设和高素质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以上政策旨在提高教师教育质量，还就西部地区教师队伍建设进行专门赋权，不仅为新时代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二）教师教育学科赋能

在新发展阶段，知识生产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研究对象，需要更加宏阔的视域和更大的知识跨度，知识从高度分化走向高度综合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教师教育学科正处于内部智力十足、外部推力强劲、知识积累激增三重机遇的“叠加期”，学科发展势头强劲。

一方面，教师教育学科知识随着实践发展及其母学科（教育学）、主学科（文理学科）和邻近学科（如哲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滋养，学科知识体系日益完整。另一方面，教师教育学科建制不断完善。2006年，首届“全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建立“教师教育”二级学科的序幕。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建议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增设“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奠定了教师教育学科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2018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设置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教师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建设促进了教师教育研究向学科纵深处发展，增进了教师教育知识的科学性与诠释力，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科理论支持。在教师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西部地方师范院校与其他师范院校处于同一起跑线，可以基于自身教师教育实践和西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捕捉教师教育学科发展的新生点和突破点，同时通过教师教育学科建设赋能教师教育实践，实现西部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弯道超车。

（三）教育信息化2.0助优

教育信息化作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当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和新动力。教育信息化2.0是教育信息化的升级版，强调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其开放性、共享性与协同性等特质能够助力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优质发展。首先，教育信息化2.0的开放性打破了以师范院校为中心的教师教育教学体系，大学与中小学可以在虚拟化的数字环境中突破时空障碍进行有效合作，教师教育一体化成为可能。其次，共享性作为教育信息化2.0的本质特征，实现了知识表征的数字化，配以开放、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打破传统教师教育的信息垄断，促进教师教育优质资源共享与交流，能够有效弥补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区位资源短板。最后，教育信息化2.0的协同性能够为教师教育创设一个非线性的泛在化空间，优质师范大学不再是资源的单一提供者，不同区位的教师教育机构可以建立基于云技术的网络学习资源平台，这赋予西部地区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概言之，以教育信息化2.0为着力点，全面推动教师教育现代化发展，是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

二、新时代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学校目标定位偏离，教师教育办学定力不足

办学目标定位是高校特色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高校综合化发展期，师范院校作为师资培养的摇篮，却产生了“去师范化”倾向。诚然，这种显现普遍存在于我国师范院校之中，但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更甚。从西部12所省属师范院校的办学定位来看，虽然几乎所有学校都旗帜鲜明地将自身定位为“教师教育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师范大学”，但受“去师范化”影响，大多数学校的教师教育专业和师范生人数占比均未达到30%的底线要求；贵州、广西、四川三省的12所地方师范院校有7所未提及教师教育的办学特色，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职能地位逐步下降。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办学方向的偏移致使其教师教育地位式微，导致其原本稀缺的教育资源不断转向非师范专业的建设，结果使得教师教育进一步弱化，教师教育质量难免受困。

（二）办学资源相对匮乏，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受限

办学资源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西部高校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的高校而言，其办学资源十分有限，多数面临政府投入低，办学经费紧缺，校园及建筑面积、资产设备、信息化不足，高层次人才队伍不足等问题。办学资源相对匮乏不可避免地影响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由于办学资源尤其是经费严重不足，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只好将大部分教育资源投入回报率较高的专业建设之中，教师教育类专业办学条件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其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当然，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资源匮乏还集中表现为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匮乏上。众所周知，高层次人才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引擎。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囿于自身的区位劣势，高层次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问题一直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因高水平教师教育者匮乏而受限。

（三）教师培养模式粗放，教师供给质量不高

教师培养属于教师职前教育范畴，是教师教育的核心环节。当前，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培养模式相对粗放，教师供给质量有待提高。诚然，教师供给质量受多重因素影响，但粗放式的培养模式是制约教师供给质量的重要因素。调查表明，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在师范生培养方面存在培养目标欠精准、过程缺乏针对性和指向性、课程结构体系不完善、课程教学缺乏应用性和实践性等突出问题，导致师范人才与地方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适配性不足，教师培养质量颇受诟病。目前，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培养模式尽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培养模式单一、开放性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实习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比较集中，加之实习基地受升学压力的影响，对实习生不敢放手，导致指导教师的指导流于形式，师范生在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就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总之，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培养模式相对粗放，直接影响其教师供给质量。

（四）教师职后培训乏力，精准培训质量有待深化

教师职后培训是教师步入教学岗位，履行教学职责后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成长的重要举措，是促进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当前，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职后培训乏力，集中体现为培训资源不足以及培训模式落后。首先，教师职后培训资源不足。以贵州省为例，2022年中央财政划拨贵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专项资金预算合计1.28亿，贵州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共52.4万人，人均仅245元。囿于培训经费，教师培训更多依赖于“国培计划”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一线教师的现实需求。其次，教师职后培训模式落后。一是培训标准缺位。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培训标准缺失，培训随意性较强，课程体系规范性不足。二是培训内容精准性不足。培训课程内容与教师实际需求不匹配。三是培训方式单一。教师培训基本是短期集中集训，难以将培训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教育生产力。

三、新时代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基本路径

（一）坚持教师教育主业，明确西部地方师范院校高质量发展方向

教育质量是“教育水平”与“教育方向”的复合体，只有符合方向的高水平教育才能称为高质量教育。因此，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精准定位办学方向。其实，师范院校自诞生之日就承担着培养教师的历史使命，可惜在高校综合化发展时期，教师教育逐步沦为师范院校的“副业”。当前，国家相关政策明确规定师范院校要坚持教师教育特色。因此，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应聚焦教师教育主业，深耕突显教师教育特色性、专业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发展路向，在持续变革中寻求教师教育学科突破、人才突破。在此基础上，西部地方师范院校还应努力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自身教育实际，强化地方文化植入，确保所培养的师范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总之，坚持教师教育主业，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供给更多优质教师，是新时代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更是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服务教育强国战略和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责任与担当。

（二）借力国家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平台，推进信息技术嵌入，助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

囿于社会经济发展，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是我国教师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为此，西部地方师范院校要实现后发赶超，不仅要自力更生，还需要借力高水平师范大学，同步建设“人工智能+教师教育”的大数据中心，打造国家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平台，构建不同层次师范院校之间的协作共同体，实现教师教育资源共享，进而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同时，西部地方师范院校要充分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启“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教师教育信息化是将先进信息技术作为构建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元素，是实现教师教育智慧化的重要手段，对转变教师教育观念、促进教师教育改革、实现教师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推进信息技术嵌入教师教育的过程中，西部地方师范院校要合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的建设，通过信息技术嵌入，助力教师教育跨越发展。

（三）推进形成“U-G-S”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提升西部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师供给质量

教师教育模式是教师供给质量的重要保障。建立师范院校、地方政府和中小学(U-G-S）三位一体的教师教育协同育人模式，是优化师范生培养模式、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一环。“U-G-S”模式致力于将职前职后培训及在职研修进行系统设计、有机融合。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解决了师范生实习空间场域局限性强，师范生实践能力较弱，培训内容、模式单一等问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从政策层面赋予了“U-G-S”模式合法性，并主张向全国推广。当然，这一模式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因此，西部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厘清高校与中小学在教师职前职后培养上的角色与职责，另一方面要主动促进师范生人才培养供需沟通，并予以相应的政策约束和督导。在政府搭台的基础上，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应积极促进中小学教师教学理念更新及学生学业成绩提升以换取中小学的支持，确保在师范生培养目标制定、课程体系设计、课程资源开发、教学改革研究、实践基地建设、培养质量评价等核心环节协同合作，切实保障教师高质量供给。

（四）搭建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立交桥”，助力西部地区教师高水平持续发展

教师职后培训关涉教师的持续发展。2022年教育部出台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再次强调应实施教师精准培训改革，完善自主选学机制，搭建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的“立交桥”。因此，西部地方师范院校要基于现实需求，努力搭建西部地区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的“立交桥”，以教师学历提升的内驱力为根本，引导教师及早树立学历提升的规划意识，激励教师发挥自我能动性，合理制订学历提升计划；同时，发挥“国培计划”示范引领作用，加强西部地区教师培训需求诊断，优化培训内容，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有机融合。另外，西部地方师范院校需要基于教师工作和学习时间给予其弹性支持，解决因学历提升带来的工学矛盾，通过政策规约的方式尽可能地解决教师学历提升难题；推行培训自主选学模式，建立培训学分“银行”，搭建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的“立交桥”，助力西部地区教师高水平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