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争鸣】林杰：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基于英美两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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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杰，教授，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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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林杰,张欣琪,刘业青.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基于英美两国的评价[J].高校教育管理,2023,17(1):1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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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留学风险评估工具是当前营造安全留学环境、推动留学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基于感知风险理论，在德尔菲法基础上搭建了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留学风险分为安全类风险和教育类风险；依据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并以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留学目的地进行风险等级评估；以美国和英国两个留学目的国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的可行性和应用性。为合理评估留学风险，保障留学教育质量，我国要增强留学生风险识别意识，开展留学安全教育；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全面进行风险评估；完善风险管理路径，搭建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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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国留学；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风险评估模型；感知风险理论
（本研究数据分析内容较多，为提升阅读体验，建议从知网、官网下载PDF原文阅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源地，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留学大众化趋势增强13，留学已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建设的需要，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既迫在眉睫，又恰逢其时”，将留学教育作为加快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重点，重申出国留学是国家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出国留学教育日益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下，留学规模的扩张与留学产业化的发展导致留学环境面临更复杂的风险与挑战，海外留学生人身与财产安全事故数量增加、“野鸡大学”屡禁不绝、留学竞争力下降等现象表明出国留学教育亟待关注。新冠疫情的反复与紧张的国际态势对留学教育造成了叠加影响，作为教育对外开放前沿的出国留学教育首当其冲。
事实上，目前留学风险评估与管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各主体的重视与警示程度不够。一是留学生及家长对留学目的国教育水平之外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欠缺考量；二是留学中介机构致力于帮助学生判断与申请心仪的海外院校而忽略留学风险的估量与安全教育。出国留学风险源于个体与社会多层面，需要留学生群体、留学机构、政府等多主体协同构筑留学教育支持系统。另一方面，海外留学风险的理论研究不足。学界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着墨较少，多停留于经验总结与推断，有力的支撑数据和实证研究匮乏。由于我国高校多为政府主导的公办模式，高等教育被视为低风险行业，风险管理与评估尚未在这一领域得到重视。直到近十年，教育部、外交部、省级相关机构及留学生培训机构虽然对海外留学风险预警与安全教育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但往往受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的影响，对留学风险缺少系统性、科学性的剖析。
教育风险治理的关键是对教育风险的早发现、早分析、早报告、早施策、早化解。随着疫情的持续以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将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我国发布留学风险预警将成为常态。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研究提高留学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能力，在即时性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构建长期的风险应对与管理机制。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分析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中的留学风险类型，探索可靠的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并以英国和美国两大主要留学目的国为例评估风险等级，验证该模型的适用性，为留学教育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奠定一定的科学基础。
二、留学风险的研究基础
在留学风险评估的分析与测量中，第一步是确定中国留学生出国风险的内容。为确保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建构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本研究以感知风险理论为基础，明确留学风险的内涵。
（一）既有研究中的留学风险
风险（Risk）的词根为意大利语“Risco”，意为暗礁或礁石，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地中海一带频繁的商贸往来活动中，形容商船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可能由于触礁或海难等招致的损失危险。自17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伊始，尤其是18世纪、19世纪概率与统计科学的发展，风险被拓展为中性概念，不仅意味着存在损失与破坏，而且意味着存在机遇与可能。在国际风险专家阿凡·威雷特（Afan Willettt）的权威定义中，风险的共性特征是不确定性，是可能引发冲突、损失等后果的关系性范畴，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潜在状态；招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来自社会的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已有研究对留学风险的识别存在两类典型问题。一是风险内容划分不清晰。国内针对留学的研究聚焦在留学动机与留学适应方面，风险的内容通常融于其中，对留学风险的分析很多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国家、组织、群体等内外在风险交织，边界不明。如陶美重等从国家与社会立场审视境外教育消费的风险，初夏从学校层面解构留学生项目的管理风险，夏松从留学生主观角度出发归纳出政治环境、治安、意外与心理健康风险27。总体而言，多数涉及留学风险内容的研究围绕自然灾害与人身意外、种族与文化融入、政治动荡、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主题阐述，留学风险研究的专业性与理论性不强。
二是为规避风险划分的混杂与模糊，将留学风险导向片面与狭义的内容范畴。如有研究对风险的认知倾向于特指留学生人身、财产方面存在危险和威胁的状态，或仅涉及人身安全的政治性、刑事犯罪性和意外伤害性风险，而忽视留学生教育、心理等方面的风险。因此，教育风险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微观层次，缺乏对学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注，侧重处于风险中的组织、群体而不是处于风险中的个人。然而，风险内容的确定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相比偶然的、客观的损失，现代视角下的风险感知与衡量纳入技术理性，因此风险的归因与规避不能脱离主体而决定。
（二）感知风险视角下的留学风险
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是20世纪60年代由哈佛大学的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从心理学中引申出来的，用于解释消费者行为。他揭示了关注风险因素的必要性：感知风险关乎决策，旨在降低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犯错的可能性。他亦提出感知风险由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错误决策后果的严重性两部分组成。后继学者在鲍尔的基础上强调感知风险的主观性维度。综合而言，鲍尔、唐纳德·考克斯（Donald Cox）、斯科特·坎宁安（Scott Cunningham）、保罗·彼得（Paul Peter）、文森特·米切尔（Vincent Mitchell）等共同强调，决策者行为的研究应当侧重主观的感知风险，因客观风险一直存在，部分客观风险能够被个体感知并在实际行为中加以预防并规避；主观风险往往易被忽视，从而招致不良后果。
感知风险理论适于解决已有出国留学研究的专业性欠缺与片面性问题。第一，留学教育服务的无形性、滞后性、周期性等特征使留学生作为教育服务消费者不能在短期内预判这一教育消费行为是否符合预期，在长期留学过程中可能引发包括对学生学业、收益、安全、健康等方面的多重风险，从留学生角度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研究，能以过程性视角还原该群体在海外留学中面临的全面风险图景。因此，基于感知风险理论，将留学生作为风险判断的关系主体，明确留学生主体面临的各种风险，引入多主体协同支持，有助于避免风险因素的主客观交叉、层次不明等问题。
第二，感知风险是多维度的变量。1972年，雅各布·雅可比（Jacob Jacoby）和里昂·卡普兰（Leon Kaplan）在进行风险权衡之后，最终将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划分为财务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五个维度。1975年，保罗·彼得（PaulPeter）等提出时间风险为第六个重要的风险。20世纪末，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等研究表明，上述六种风险维度可以解释约88.8%的总体感知风险。后续许多对感知风险的研究均从功能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和时间风险等六个维度进行归纳，但在具体研究中，感知风险的变量维度能够进行合理调适。因此，从留学生群体出发的感知风险理论能够专业与科学地呈现复杂的风险影响因素。
综上，结合风险概念与留学风险的阐述，基于感知风险理论，本研究将“留学风险”做如下定义：留学风险是多维度变量，是指留学生在海外学习与生活期间可能遭遇的不确定伤害状态，涉及教育、财务、身心健康及其衍生危险。
三、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
风险指标的确定是风险评估与管理的前提，而风险指标内容源自对风险源的识别与分类。对留学动机的把握一定程度上可窥见学生出国接受教育的风险感知。不同留学影响因素的调节力量不同，2014年以来教育水平始终是留学家庭选择留学国家的首要因素，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因素是安全及未来就业认可程度。对教育水平的追求源于许多留学家庭将留学教育视为一项有生产力的消费产品。有研究通过对海外留学生感知风险的实证研究，将风险划分为财务、安全、心理、法律、绩效与机会成本风险，其中，社会与人际风险被纳入心理风险，法律与机会成本等体现了从长期视角分析留学教育的投资是否值得，体现了风险认知的综合性视角。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陶美重、李晓敏、何玉海等多位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分析，发现留学风险内容涉及的共性方面是财务、安全、法律、社会与文化、心理、绩效等。
鉴于这些范畴的层次关系仍不明晰，本研究在坚持科学性、全面性与可操作性基础上，以相互独立与全面穷尽的基本分类为原则，枚举各范畴下属的具体风险内容条目，再逐层检查与合并完成进一步筛选，形成初步的留学教育内在风险与外在风险范畴及其具体指标层（见表1）。
表1 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内容（草拟版）
（二）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整
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拟定，在范畴（内在风险、外在风险）与具体指标层方面尚存在两点棘手之处。一是内在风险的财务因素与外在风险的经济因素存在交互影响，内在的个体风险也与外在的社会、文化风险感知密不可分。二是内在风险的内部划分层次不明，如管理风险的责任主体是学校，个体风险则更多体现在学生自身的差异性方面。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个体留学的生活经历，以风险的承受者——留学生作为风险内容识别的轴心，从导致留学生在教育经历中遭受身心风险的要素维度出发，反溯风险类别，避免在缺乏清晰的逻辑线索下从多种风险来源主体发散演绎而导致风险内容层次的交叠。因此，本研究重新完成指标的初步设计，形成如表2所示的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调整后的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教育、财务、安全为主范畴。其中，教育范畴涉及留学教育过程与结果体验；财务范畴是支撑留学服务的基础；安全范畴涉及直接影响留学生身体与心理状态的因素等内容。在对指标进行细化的基础上，本研究剔除与留学教育服务关联薄弱的指标，将教育风险最终凝练为制度、管理、课程与教师四个二级层次；财务风险以维持留学生教育与生活的两类经费为主体内容；安全风险涉及较广，指涉多项直接与间接影响个体安全的风险要素。
表2 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三）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修正
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表2）依托已有理论与研究虽具备一定专业性与科学性，但仍需进一步修订与完善，解决指标的饱和度问题。本研究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最终确定及其合理性验证过程如下：在指标的初步设定上，遵从三角互证原则，由多位研究者分别确定指标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并确定初步的指标框架；在初步的指标框架确定后，采用德尔菲法，交给留学工作相关的专家群体进行分析，结合与留学生群体的面对面交谈及过往访谈资料调整指标框架，进而确立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德尔菲法是一种以匿名方式通过多轮函询专家对预测事件的意见，对不同专家意见进行集中汇总，得出较为一致预测意见的经验判断法。在指标修订上，本研究以电子问卷形式，征集了14位专家（主要是具有留学经验的学者、国际教育研究者、相关领域的大学教师与管理层等，涉及英国、美国、日本、西班牙、丹麦、法国等国家）对指标体系的反馈意见，将收集到的全部专家反馈意见进行汇总，整理为综合意见并再次发送给各个专家，进行多轮的意见收集和汇总。本研究中，专家的分歧并不明显，研究团队对专家的争议与质疑进行了多次反馈对话，直至得到较为一致的意见。综合反馈中的存疑、增删意见，修订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专家反馈意见后的指标修订
四、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出国留学
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是一个多准则的决策问题。在多准则的决策问题中，常用的系统评价方法有模糊综合评判法、层次分析法等。前者以模糊数学为理论基础，基本思想是将多指标转化成能够体现综合水平的指标，从而对评价体系的模糊信息进行定量分析。由于在进行风险等级评价时，其使用的评语常带有模糊性，所以宜采用这种评价方法。后者是确定权重的定量和定性
（一）明确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及评价等级
本研究构建的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准则层包含三级指标，即安全类风险和教育类风险2个一级指标，财务安全等8个二级指标，学费与生活费等19个三级指标。评语是对评价对象优劣程度的定性描述，通常而言，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和经验进行等级划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相关文献分析以及后续风险感知调查中采用的李克特5点法，本研究拟采用五级评语集Vi，即V={V1，V2，V3，V4，V5}={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最终的风险等级判断结果为上述五个等级中的一个等级。
图1 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
（二）计算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的权重
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本研究面向留学教育、风险研究等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发放调查问卷。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结构中确定的上下层次元素之间的隶属关系，本研究运用1—9标度法，确定下一层各指标对上一层指标的影响，即确定下一层级指标的两两重要性，根据相对重要程度得到判断矩阵，重要性标度如表4所示。
表4 相对重要性比例标度
构造判断矩阵的方法主要是德尔菲法，一般采取非概率“主观抽样”方法，选择专家应该具有相关研究背景及经验，人数一般在8—20人。首先，与第一轮德尔菲法选择的专家不同，这一阶段本研究邀请了高校、企业、政府等相关部门共13位专家，他们主要是高校外事处处长、学生发展研究专家、孔子学院院长、留学教育工作者及留学事务专家。其中，留学事务专家主要为比较教育研究知名学者、留学咨询公司高层管理者、企业机构负责人、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双一流”高校教师等。总体而言，本研究所选择的专家群体既具有相关的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的权威性。其次，判断德尔菲法的可靠性可以根据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来衡量，即对专家基于风险的评价结果进行肯德尔协调系数（W）检验，检验专家对于各个风险指标评分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专家的评分结果显著性P＜0.05，表明专家对于各个风险指标的一致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且肯德尔系数W=0.573，结果可信。以安全类风险为例，最终其判断矩阵如表5所示。
表5 安全类风险的判断矩阵
本研究根据专家的评价结果确定风险评估模型的判断矩阵，当子指标个数N≥3时，需要根据一致性比例值（ConsistencyRatio，CR）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CR＞0.1，则重构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安全类风险CR=0.0331、教育类风险CR=0.0306、社会环境CR=0.0306、学校教育管理CR=0.0176、学校教育质量CR=0.0227，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层次分析法中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多种多样，本研究采用计算机软件yaahp10.1辅助计算，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如表6所示。
表6 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三）确定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隶属度
风险隶属度是指多个评价主体对某个评价对象所在风险因素集合中某个评价指标得出的某一评价等级的可能性大小。为验证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的实用性和合理性，本研究以重要的出国留学目的地——美国和英国为例，随机选取该地留学生作为问卷调查对象。本研究通过设计问卷以获得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的隶属度，进而获得最终的等级判断。
1.以美国、英国为留学目的国进行数据收集。首先，问卷包含基本信息与留学风险感知判断两个部分。其中，留学风险感知判断针对19项三级指标进行判断，共列出30余项问题。本研究先小范围对20余位调查对象投放问卷并获得反馈，增加考虑不周全的情况分类，删除表述交叉与不明项。经过两轮修订后，本研究最终形成30个问卷题项（基本信息11项，留学风险感知判断19项）。对留学风险感知判断部分的题项，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进行判断，1分到5分程度递增，表示判断者在该题项中感知到风险更大，与风险等级对应，例如判断者选择5分，意味着该项指标的风险等级为高风险。本研究选取英国和美国为留学目的地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剔除无效信息后获取的有效数据的基本信息如表7所示。
表7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2.美国、英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隶属度。根据问卷回收的数据结果，本研究对英国和美国的风险指标进行模糊评价，将各个评价指标判断为某一等级的人数同参与评价总人数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隶属度。因此，在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下美国、英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的指标隶属度如表8所示。
表8 美国、英国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隶属度
（四）判断出国留学风险等级
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本研究得到了以美国、英国为主要留学目的国的出国留学风险等级指标隶属度。出国留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需要进行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表9 二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表10 一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五、研究结果与讨论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中国鼓励人才借助出国留学渠道进行深造。即使在2020年疫情肆虐时期，教育部仍坚定出国留学是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的重要渠道。本研究借助模糊层次分析法，结合德尔菲法建立了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并以美国和英国两个主要留学目的国为例，实证确定了该模型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留学风险处于“较高风险”等级，英国的留学风险处于“中等风险”等级。其中，安全类风险处于出国留学风险的首要位置。同时，一些极易被忽视的风险因素，如心理健康风险获得许多留学生群体的共鸣。基于研究目的和内容，为合理评估留学风险，保障留学教育质量，我国应该加强对留学风险的预防和管理。
（一）增强风险识别意识，开展留学安全教育
留学生是承担风险责任的核心主体。面对陌生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等带来的诸多挑战，留学生只有精准识别各种潜在的风险，才能保证身心安全和健康。由于留学目的国和留学阶段的差异性，留学生群体存在较大差异，留学生所面临的问题与风险也各不相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从人类学视角出发，认为风险是个体的感知与选择，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现代社会的更多风险是秩序与人为的产物，文化背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风险认知。差异化文化建构下隐藏着种种不易察觉的内隐风险，如无意识地触犯文化禁忌或习俗、法规的言行、生活习惯等。同时，留学生群体的风险意识不足与专业性留学安全教育缺失，例如留学目标和动机存在从众与盲目性、留学信息了解不全面、安全意识普遍淡薄、防范和处置风险能力薄弱等，都为出国留学埋下了隐患。此外，大学教育水平是中国学生及家长做出留学决定的首要因素。2017年中国留学生目的国排行中，美国和英国凭借教育实力高居第一、第二位，但是它们的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却排在第114与41位。换言之，留学生及家庭对留学目的国教育水平之外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因素缺乏考量，涉及的签证政策、校园安全、人身健康、转学就业等环境因素被选择性忽略了，这种现象也说明了留学生在做出出国留学活动决定时的片面性。
一般来讲，留学生群体进行主动风险管理的前提是对风险的感知。留学生个体应积极主动打破风险感知盲区，通过多种渠道获取风险的相关信息，减少刻板印象，全面了解各种风险。基于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大体上可划分为安全类风险与教育类风险。其中，学生对学费和生活费以及意外伤害等风险会格外重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很外显的风险，但是对一些内隐风险，如个体的行为以及社会环境等风险则存在识别不准问题。具体而言，留学生家庭、文化和社会背景、风险的传播力、发生概率以及对留学地社会背景的刻板印象均会影响其对风险的评估。因此，学生及家庭应全面地了解各级各类风险，同时政府要开展留学安全教育，营造平安留学的社会舆论氛围，引导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提高安全意识。
（二）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全面进行风险评估
留学风险从内到外、从个人到环境，处处影响着留学生活。本研究中出国留学风险评估模型传递以下信息。一是疫情背景下对留学安全的关注超越教育成为首要的风险内容。二是社会环境在安全类风险中的重要性占比为46%，是安全类风险中解释力最高的二级指标。因此，学生出国留学前亟待从政治稳定性、文化差异、社会管理与服务、医疗卫生等社会环境风险构成等方面掌握留学目的地情况。三是由于留学教育通常是阶段性的，伴随的风险及其应对举措因此也是长期性的，我们需着重解决留学生群体感知较高的风险内容。结合本研究调查结果，个性心理指标受到专家的重视，说明出国留学生心理层面受到的考验很大，也是相对行为而言较内隐的风险。学校的文化适应与学习适应以及心理支持与健康均是占比较大的留学风险因素。具体而言，个体较强的心理调适、跨文化交往、媒介检索与关注意识等基本素质与能力是有效降低与规避风险的前提。在留学阶段初期，留学生将面对文化与社交融入不顺、生活习惯转变困难等各种落差，这是正常的阶段性表现，需要全面且强大的适应能力，做好接受变化与可承担损失的心理准备。
借助留学风险评估模型，留学生可以对个人的留学环境进行预设。以英国和美国的留学风险评价为例，研究结果不仅展示了最终的风险评价等级，还对各指标结果进行了对照。合理评估风险可以影响个人的留学选择或影响留学生的风险预设。留学生群体可以根据个人对风险的感知与评价体系的各维度进行比较，对风险要素进行重要性分析和排序，并补充自己忽略的风险类型，明确个人重点关注的风险因素，从而较为全面地做出评估并对相关风险加以预防与规避。
（三）完善风险管理路径，搭建社会支持系统
研究结果显示，留学生个体对风险的感知存在较大差异，如对留学环境安全的低心理预期能够增加对风险的包容；前期充分的经济、文化与同伴支持能够降低风险感知；个体的风险规避与自我保护意识、直接选择安全的留学目的地等亦能有效降低个体面对的风险。因此，对留学生群体而言，个体是调节留学风险的关键主体。尽管留学生是风险承担与应对的主体，但留学输出国与输入国的有关政府机构、高校等亦有责任帮助留学生群体降低风险。本研究中接受调查的数位留学生均反馈留学需要结伴而行，做好全面心理建设，请教具有当地留学经验的学长，以及关注孕育社会风险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当地的犯罪率、贫富差距、宗教文化历史、治安与管理效率等。同时，调查结果显示，在出国留学前不曾接受过安全教育的学生群体超过2/3，这反映了留学生管理环节的缺失。一项验证留学感知风险与降低风险策略关系的研究指出，有效降低留学风险的策略是积极向当局寻求信息、合理的储蓄计划、良好的学习计划以及家庭、同伴的支持。因此，我们应该多角度、全过程地关注留学生安全，建立“自我管控同伴互助组织支持”等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
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指出，我国将着力建设有效应对疫情的制度化、常态化方案，完善“平安留学”机制，为广大学子实现留学梦保驾护航。在出国留学过程中，留学生与中国驻外使领馆、在读高校以及校内学生会等多个组织有着许多直接与间接的互动，而这些组织也是中国留学生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社会支持系统。使领馆负有信息管理与披露的责任，应提升留学目的国教育与安全信息的透明度，定期组织留学体验调查、评估，为留学生提供更全面、及时的信息反馈渠道。大学应定期审查留学生保险、心理健康与安全情况，组织辅导、咨询与研讨会，为留学生应对潜在问题做好准备，增强他们对留学环境的理解，帮助他们与本地学生互动并建立联系，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本研究中一位受访专家也表示，学校有专门帮扶留学生的组织机构，如为留学生提供课业辅导、生活补贴、就业指导等服务，这些留学教育服务与资源支持有助于降低留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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