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人性总是捉摸不定？

总有作恶者说，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战争天堂》用这样的方式告诫人们

终极审判总会到来，善恶皆有代价与报偿

没有人能逃离那一切

电影《战争天堂》剧照

谁能逃过终极审判， 谁又能充当判官

文 / 杨时旸

本文首发于总第816期《中国新闻周刊》 

当人性被置于不同的环境，它就会被挤压成不同的形状，这是被无数次验证的事。而当面对恐惧、暴力和绝望的时候，人性中所散发出的幽暗与光亮，即便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还是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部《战争天堂》以深切的悲悯意识以及独特的结构方式作出了一次人性逼问，并由此获得了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殊荣。

1942年的欧洲，移居法国的俄国贵族女人奥尔加因为参加抵抗组织并保护两个犹太儿童而被捕，她遇到了两个男人——盖世太保手下的法国警察朱尔斯和看管集中营的德国军官赫尔穆特。故事围绕着三个人展开。他们的前世今生，他们的意外纠葛，他们的生以及他们的死。故事展开的中途，总被穿插进来的一场场访谈打断，三个人不停地面对着一位不明身份的“审问者”叙述着自己的想法、动机，有时在叫嚣，有时是辩解，有时也游移。最终，人们才知道，那是导演高度抽象和象征化的安排，三个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接受“终极审判”。

这种结构方式让整个故事的气质变得迥然不同。它向人们决绝地展现了一种后果。总有作恶者说，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但《战争天堂》用这样的方式告诫人们，终极审判总会到来，善恶皆有代价与报偿，没有人能逃离那一切——那审问来自他人的眼光，来自自己的内心，来自道德的重压或者来自高于人类的、某种不可言明的力量。

关于集中营内对人心、人性进行拷问的优秀作品汗牛充栋，《战争天堂》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口碑，不只因为它呈现了既定又分明的善与恶，而是因为它直视了人性的捉摸不定和闪烁不明。这一切不确定更让人悲叹。

被抓之后的女人奥尔加想以色诱的方式，换取自由和孩子们的安全，但警察朱尔斯尚未得逞，就被反抗者终结了性命；女人被送到集中营，偶遇的军官却发现，这个女人曾和自己在一次聚会上一见钟情，后来莫名离散。三个人在极端的境遇中偶然扭结在一起，曾经颐指气使的贵族和底层警察，如今调转了身份，曾经两情相悦的情人现在成为狱卒和犯人。这其中的况味又如何言说。

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的道德光谱都暧昧复杂，几乎都兼备了黑暗与光明。如果说，只陈述邪恶的嚣张和善良的泯灭，这一切就不可避免地落入这类题材的俗套。但是《战争天堂》呈现着嬗变，那个警察朱尔斯原本一直拒绝向家人承认自己为盖世太保服务，他知道这工作的肮脏，但他面对女人的色诱也开始流露出某种虐待狂的狰狞；而那个女人——一个善良和正义的化身，当她陷入牢狱，照样会为了一个烟头和一口食物和其他女人以死相拼。她受到旧情人的照顾，自己也会偷偷藏起半管口红，想用肉身换取特权；年轻的军官放弃了家业，对于自己服务的权力系统是真正的信仰，但最后，却也不得不承认，那一切都是谎言。你看，谁是彻底洁净的，谁又是绝对脏污的？谁能永远保持清醒，又是谁一直装作糊涂？

人性像水，遇到怎样的容器，水就因时就势显现出暂时的形状。那女人得知自己可能被解救后的疯癫，跪拜于曾经戕害自己的邪恶的权力，这是她被篡改了吗？可最终，她又宁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他人，这又说明曾经的勇敢和善良还魂了吗？或许什么都说明不了，人心中有时会莫名划过一道闪电，有时又会长久地遁入黑暗。一切叵测。

《战争天堂》的导演是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著名的《伊万的童年》的编剧，他这一次的成功在于，怀揣着悲悯但又毫不留情地逼视每一个角色，故事中的三个人都是立体的、复杂的、动态的。那些人心嬗变，最后都形成了拷问，到底是环境造就了这一切，还是我们人性深处就一直潜藏着这一切，只是被环境激发？

电影有着黑白的影调，空气中布满尘埃和颗粒，犹如炭笔涂抹。当人们看着那三个人不停地追忆、陈述自己的过往，每个观众都成了上帝或者死神，凝视着那些被审判者的供述，但是我们配得上审判者的身份吗？我们自己在面对那样极端的境遇时，是不是也都会扭曲成那些人的样子？

值班编辑：陶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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