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安：最“闷”城市的逆袭

西安这大半年确实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有人说

西安这锅早该被烧开的水

终于沸腾了

大西安：最“闷”城市的逆袭

本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总第819期《中国新闻周刊》

8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数百位企业家齐聚古城西安。他们中既有冯仑、张朝阳这样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也有柳传志、周鸿祎这些曾在西安求学的外乡人，更有像马云那样在西安一掷千金的财神爷。

作为首届世界西商大会的代表，这些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不论与西安有何渊源，此刻都被赋予了同一个身份：西商。

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说，历史上的西安，孕育传承了影响世界的商业文明，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元典城市”。他希望，广大企业家能心系西安，积极参与西安的发展，与西安共同成长。

这场盛会也确如王永康所愿，给西安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据西安市会后公布的数据，大会促成了160多项合作协议，总投资额高达6400亿元。其中，仅阿里巴巴集团一家企业就与西安市签订了包含智慧物流、制造业转型升级等12个方面内容的战略合作协议，投资额约1000亿元。

事实上，就在两个月前，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21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刚刚在西安市落下帷幕。那场由国家发改委等部委与陕西省共同主办的会议，同样也为这座古都带来了不菲的投资。

不久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发布的投资环境评估报告称，如今西安很多优势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已不再只是西部的翘楚，它正在重回世界舞台。近期纷至沓来的投资大单，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

“最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谈西安的特别多。”马云在西商大会上说，“大家觉得西安在发生一种变化，从细节里面看到西安正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西安。”

最“闷”的城市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由于地处内陆，西安经济一直发展缓慢，被认为是中国最“闷”的城市，很少受到舆论的关注。但近一段时间，有关西安的话题却逐渐多了起来。

今年3月，《西安日报》刊发了一则因环境脏乱差而处理干部的通知，上至市城管局长、区长，下到街道工作人员，多达23人被问责，其中一个区的城管局长还被免职。

事情的起因是3月14日西安当地一档名为《每日聚焦》的电视节目，曝光了二环南路拐角区域环境卫生脏乱差的情况。画面显示，在紧邻市区东二环与南二环交界处的一堵围墙后，垃圾堆积成山，隔着荧屏似乎都能闻到散发出来的异味。

节目播出当晚，负责该区域的碑林区领导连夜召集相关人员了解情况，部署整改工作。但对过失的弥补，并没有让他们免受问责。

此后，在西安市委主要领导的直接过问下，包括西安市城管局局长（被调整职务和通报问责）和碑林区区长（被诫勉谈话和通报问责）两名副厅级干部在内的23名干部受到处分。其中，碑林区城管局局长和太乙路街道办主任被免职。

仅仅因为一起在很多地方看来都习以为常的卫生问题，区城管局长和街道办主任就丢了乌纱帽。这引起了国内不少媒体的兴趣，争相对此进行报道，西安也随之赚足了眼球。

有关西安的话题，不只是这些看似“八卦”的小事，也有与国家战略有关的大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西安在多座竞争城市中脱颖而出，将被纳入国家中心城市的消息，使得它当仁不让地当了一回舆论的主角。

3月9日，李克强总理到陕西代表团，与代表共同审议报告。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发言时提出，目前国家明确了8个国家中心城市，没有一个位于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区，建议国家将西安列入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引领西北的发展。

对此，李克强回应说，“陕西是过去西北局的所在地，大秦帝国也是从关中起来的。你们研究一下，可以考虑，如果衔接好，给国务院专门写报告，尽可能给予支持。把西安作为西北的龙头，扬起来。”

总理的这一表态，对西安争取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可谓是一针强心剂。据报道，当天下午，国家发改委由一位副秘书长带队，17个司局的相关领导就来到陕西代表团召开对接会，现场收集建议清单，征求代表意见。

在对接会上，国家发改委回应说，西安已经具备条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前正在编制关中城市群规划，其中对西安的城市定位作了描述，批复后会把西安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处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也被称为塔尖城市。有了这个称号，意味着西安将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站在一起，位于中国城市的最顶端。

在西安话题逐渐增多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这座沉寂已久的古都正在全力追赶，希望重回舞台中央的雄心。

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安，南依秦岭，北望北山，渭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定都，它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西安都一直是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大城市之一。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座古都逐渐掉了队。

2016年，西安GDP为6480亿元，仅排在全国所有城市的第26名。不仅远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26688亿元）、深圳（19300亿元），甚至也被同样位于中西部的武汉（11756亿元）、成都（11721亿元）、郑州（7920亿元）甩到了身后。

经济掉队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伍、理念的滞后。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崔玉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西安由于理念滞后多次错失发展良机。

比如，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当时，座谈会就是在西安召开的。但后来的发展表明，西安并没有把握住机会，反倒是成都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战略，实现了飞跃。

“西部大开发”之初，成都与西安的GDP还难分仲伯，但如今前者的GDP已经是后者的两倍。

西安市发改委主任陈长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差距给了西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后提出“追赶超越”的要求，西安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陕西。在这次行程中，他不仅回访了曾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更实地考察调研了延安新区、铜川照金、西安古城墙、光机所、二零五所社区等多处。

经过实地考察后，2月15日，习近平听取了陕西省发展情况的汇报，明确提出“陕西正处在追赶超越阶段”，要求陕西要找准定位，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

“陕西是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习近平说，“陕西发展得怎么样，不仅关乎三秦大地父老乡亲福祉，而且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一带一路’战略、对西北地区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落子“大西安”

对西安来说，“追赶超越”既是压力，也是目标。“我们现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说：“如果不自加压力，追赶超越就很难完成。”为了落实总书记的要求，西安喊出了各项经济指标全面对标成都的口号。

为什么要提出对标成都？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认为，这是因为两座城市有相似之处，尽管重庆和杭州的经济总量高于西安，但一个是直辖市，一个位于东部，并不在一个层次上。而西安和成都同处西部，皆是副省级城市，具备可比性。

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西安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人才流失、工业滞后、民营经济落后等短板，向成都学习，可以从中找到弥补短板的可行路径。

成都在2016年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后，为了加快发展，提出了“一五七”的总体发展思路，即发展目标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个目标），发展支撑是建设西部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五大支撑），发展任务是从城市空间、城市动力、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生态、城市民生、城市治理等七个方面发力（七大任务）。

对此，西安也将发展思路定格为“三六九”，即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过万亿、建好国家中心城市（三个目标）；发展支撑是建设西部经济中心、丝路科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丝路文化高地、内陆开放高地和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六大支撑）；发展任务是在经济实力、创新活力、开放水平等9个方面实现明显提升（九大任务）。

这种依葫芦画瓢的做法，在西安主政者看来明了、实用。为此，市委领导要求西安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要和成都的指标比一比、赛一赛，并派出年轻的干部到成都去挂职，去取经，尽快实现西安的追赶超越。

在对标成都的过程中，西安城市空间狭小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张宝通认为，最近二十年来，成都在经济总量上逐渐超越西安的原因之一，是推行大成都战略。如成都利用“市管县”优势，合并原有的温江县为温江区，不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同时使得成都有更大的腹地来吸纳产业和发展经济。

相比而言，过去几十年西安的城市体量始终没有大的突破，尤其是在推进西咸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举步维艰。

直线距离仅为25公里的西安和咸阳，是陕西省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城市。早在2002年，双方就签订了经济一体化的协议，但直到2016年年底都鲜有实质性的进展。十多年来，唯一的突破就是2006年两市的电话走完“长途”，实现了区号的统一。

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西安的城市化进程。他认为，西咸一体化之所以成为“万年梗”，最重要的障碍就是行政壁垒。

王圣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安虽然现在是陕西的省会，但在过去100多年中，曾多次由中央直辖，不论是北洋政府、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省市矛盾比较突出。”

再加上西安所在的关中，一直都是陕西最富足的地区，究竟该如何发展，陕西历来就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认为应该从西安这样的富裕地区，尽量拿出一些钱补贴陕南、陕北，促使全省共同发展；另一种则建议让西安等地多留一些，以便扩大再生产，像滚雪球一样先滚起来，走“中心开花，遍地结果”的路子。

从四川、湖北这些年的发展经验来看，后一种看法无疑更有远见。今天，这两个省份因为省会城市的做大做强，全省都已开始收益。省会强则全省强，如今已成为省域经济发展方面很多人的共识。

不过，在陕西，近几十年来前一种意见一直占据上风。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3年西安被列为国家14个计划单列市之一以后，仍无法享有财政的独立，是其中仅有的两个财政不单列的城市之一。

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崔玉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城市的GDP只有达到1万亿元，才能显现溢出效应，使周边地区受益。在此之前，应该集中力量促其发展，而不是分散资源，限制它的发展。

但遗憾的是，由于尖锐的省市矛盾，之前陕西省对西安市的发展一直有所保留。西咸一体化也因此多年来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本该协同发展的两市，反而在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是竞争关系。

2010年，为了协调两市的关系，陕西省开始推进西咸新区的建设。该新区位于西安市区和咸阳市区之间，包括西安、咸阳两市所辖7县（区）23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规划面积882平方公里。2014年初，在陕西省的争取下，西咸新区被国务院正式批复为第七个国家级新区。

陕西原本希望通过推进西咸新区的建设，一方面打破西咸一体化多年形成的僵局，另一方面使其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新发动机。因此，有些人一开始就对西咸新区寄予厚望，不仅让省委领导兼任新区管委会主任，而且还由省里对其进行直管。

但遗憾的是，经过六七年的发展，西咸新区不但没能起到引领作用，反而连自身的发展也陷入了困境。

王圣学说，过去5年，对西咸新区的投资累计高达6000多亿元，新区负债近2500亿元，但2016年西咸新区的GDP还不到500亿元。另一方面，新区的人口也没有大的突破，5年中只从90万增加到96万，基本上属于自然增长，人才净流入率几乎为零。

他认为，西咸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上的约束。他说，新区8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约有300平方公里属于西安市，其他的则是咸阳市的地盘。对于新区如何发展，双方一直存在分歧。更重要的是，省直管的行政体制，使新区很难获得西安、咸阳两地政府的真心支持。

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把这种“各扫门前雪”的本位思想称之为“城墙思维”。2016年1月，时任陕西省长的他在参加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西安代表团审议时说，“西安一定要跳出‘城墙思维’，不要局限地把城墙里看成是中心，要扩大视野，将渭河视作大西安的城中河，开放发展理念和视野。”

2016年11月，在听取有关大西安规划设计的专题会议后，娄勤俭再次强调“要跳出城墙看西安，从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出发，运用系统性思维搞好大西安规划”。

王圣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西安的提法由来已久，2009年国务院在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简称《关天规划》）中就提出：推进西咸一体化，建设大西安。

“大西安和大巴黎、大伦敦地区一样，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包括西安市周边的十多个县市，大致相当于现在关中中部地区。”王圣学说，历史上，这些地区就和西安市连在一起，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整体。

但由于各方利益的纠葛，尤其是西咸一体化长期陷入僵局，以至在《关天规划》出台8年后的今天，连一个各方都认同的大西安规划都拿不出来。

在王圣学看来，陕西省委领导这次重提大西安，实际上就是在为西咸一体化破局。2017年初，陕西省委作出决定，将西咸新区整体交由西安代管。王圣学说，“这是自2002年实施西咸一体化以来，最具实质性的一步。”

在这关键的一步中，有一位领导干部尤其受到关注，他就是新任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

新书记王永康

今年1月22日，刚刚担任市委书记才一个多月的王永康，在西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喊出了“振兴大西安”的口号。

“省委支持大西安建设，将西咸新区划归西安管理，使西安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大西安的格局和体量。”他说，“全力推进大西安建设，是今后五年西安的战略核心之一。”

按照王永康报告的规划，将打通西安、西咸新区、咸阳城市功能，推动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向咸阳市区延伸，支持咸阳主城区加密城市路网和西安、西咸公交无缝对接，强化大西安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关中城市群发展。这些也正是十几年前实施西咸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和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王永康是在陕西省正式宣布西安代管西咸新区之前，率先公布这一消息的。王圣学认为，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长期存在的省市矛盾，“大西安”的提法在陕西一直属于禁区，尤其是西安本地的干部对此更是讳莫如深。

2005年，王圣学曾就如何推进西咸一体化，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原本计划取名为《大西安都市圈发展研究》。但资助这项研究的西安市发改委认为“大西安”太敏感，要求书名改为《西安大都市圈发展研究》，否则不予出版。

即便是2009年国务院在《关天规划》中正式提出“建设大西安”后，西安干部对“大西安”的提法仍非常谨慎，担心与省里的口径不一致。

刚上任不久的王永康这次大张旗鼓地举起“大西安”的旗帜，王圣学认为，除了这届省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外，也和他来自外省，少了很多本地干部的束缚有很大关系。

54岁的王永康，此前曾长期在浙江省任职。1999年，时年36岁的王永康才正式步入仕途，出任宁波市科委主任；两年后，被任命为宁波市副秘书长。

从2004年起，王永康开始主政一方，先是在中国百强县之一的余姚市担任市长，接着在一年半后，擢升为该市市委书记。2011年在短暂地调往重庆，后来又回到浙江，出任有“中国生态第一市”之称的丽水市市长，并于2013年起担任丽水市委书记。

在2016年12月调往西安任职前，王永康已经跻身副部级干部之列，官至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外界分析认为，15年的沿海工作经验，是王永康最大的从政优势。西安市民也都期待着这位“我从海上来”的新书记，用开放的城市治理理念，给古都带来新变化。

有报道称，无论是在余姚还是在丽水，王永康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执政水平。作为一个县级市，余姚在王永康主政期间，一直保持着近15％的经济增速，在全国县域经济中名列前茅。而在丽水的5年，王永康也搞得有声有色。

丽水位于浙江南部的山区，发展经济的基础并不是很好，很容易走上一边发展一边污染的老路。但王永康坚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丽水发展的指导思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但让丽水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而且使这里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西安市发改委主任陈长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新书记的执政思路非常清晰，视野也很开阔，“尤其是在发展经济方面，既有办法又讲节奏，很有一套。”

不过与这些相比，陈长春印象最深的还是新书记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紧迫感和务实作风。“永康书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事不过夜’。”陈长春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永康一到西安，就着手建了一个微信工作群，把各区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拉到里面，不少工作就直接在里面布置、督促。

如今一些原来习惯于秘书包办行政事务的“一把手”，也开始每天定期关注这个微信群，生怕耽误了工作受到书记的批评。

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对王永康的务实作风也深有体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3月的一个周六，他接到了一位自称是西安市委副秘书长的人的电话。对方说，王教授，永康书记看了您关于大西安建设的文章很受启发，想和您见一面。

王圣学感到很纳闷，市委书记日理万机，自己与他又素未谋面，怎么会看我的文章呢？后来王圣学猜测，王永康很可能是读了2014年他给时任西安市委领导写的一封信。信中，王圣学建议西咸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后，应加快推进大西安建设。让王圣学没想到的是，那封在当时没有任何反馈的信，三年后却引起了新市委书记的重视。

今年7月11日，王圣学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被邀请到市委参加大西安建设座谈会，王永康带着整个市委班子的领导出席。座谈会开了整整一天，结束后王永康还专门请专家们吃了顿饭。遗憾的是，王圣学至今也没有搞清新书记到底是怎么看到自己的文章的。

虽然从政经验丰富，曾管理过多座城市，但这次主政一个副省级的省会城市，王永康还是第一次。尤其是西安还面临着追赶超越的重任，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不过，在王永康的治理下，西安这大半年确实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有人说，西安这锅早该被烧开的水终于沸腾了！

治吏与重商

西安市民对这位新书记的最初印象，可能很难让人相信，既不是响亮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宏大的城市规划，而是城墙上那些不起眼的烟头。

2016年12月24日，不少正准备欢度平安夜的西安人，被一条捡烟头的新闻刷了屏。新闻上说，当天下午，刚上任半个月的新书记王永康，用3个多小时在西安古城墙上绕了一圈，戴着口罩，捡了27个烟头。消息传出后，大家都很纳闷，这么大的官儿去捡烟头，是做秀吗？

如今可能很少再有西安人这么看了。这半年，在王永康的推动下，西安全市上下掀起了一场“烟头革命”。通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的西安市区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烟头不落地、西安更美丽”的标语随处可见，市区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王永康也因此多了一个“捡烟头书记”的称号。

“烟头革命”之后，王永康又接连发起了“厕所革命”“行政效能革命”。在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崔玉凤看来，这三场革命犹如三颗石子，在西安官场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这三场革命针对的均是官员，而不是普通百姓，是典型的扰官不扰民。”崔玉凤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

崔玉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历史上，西安就是一个官本位意识很浓厚的地区，重官轻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行政效率低、部门间相互扯皮的事情时有发生。

事实上，就在今年1月，一篇反映西安市政府机关官僚作风的文章《在西安，去工商局办个小事有多难》，还在市民中广为流传。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西安开了家广告公司的小老板。去年夏天变更营业执照，没想到新的营业执照上，广告却变成了“许可经营项目”，需要获得专门的许可证才能经营。于是，他走上了漫长的修正之路。

然而，无论市工商局、省工商局怎么承认这个许可证早已撤销，高新区政务大厅的工商窗口也没能给修正过来，因为政策流程是个死循环。

今年初，这个老板把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立刻引来了很多人的共鸣。一位网友留言说：去政府部门办个事，时刻都在提醒着你，你是啥地位，啥身份，不去时感觉良好，去完了瞬间让你回归现实。

这件事也引起了王永康的注意。他临时改变全市领导干部大会议程，决定在会前先让与会领导干部观看相关新闻报道。

看完后，他说：“这个小小的事件反映出我们政府工作作风的大问题。我们抓‘烟头革命’‘厕所革命’‘行政服务效能革命’，就要认真剖析这个典型案例，举一反三，警示教育全市各级各部门！再有这种行为，轻则要问责、重则要掉帽子！”

西安市发改委主任陈长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三大革命”的深入，西安市的行政效能已有明显的改观。一个例证是，上半年全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2.59万户，同比增长94％，其中私营企业4.11万户，同比增长60.6％，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在陈长春看来，王永康推动“三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为了改善西安的投资环境，“打扫干净屋子好请客”。他告诉记者，王永康到西安后不久，就把招商引资明确为全市的“一号工程”。

“招商引资是一场大仗，也是一场硬仗。”王永康对西安的干部说，“无论是武汉、杭州还是成都，都把招商引资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各大城市间的竞争已经呈现白热化。招商引资在西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为了落实这项“一号工程”，王永康要求西安市各区县、各开发区的“一把手”亲自抓，每周一都要开专题会，研究各自招商引资的进展。

同时，把原来分散在市招商局等部门的招商力量进行整合，成立西安市投资合作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市的招商工作。

另外，还从各个职能部门抽调了100名精兵强将，组建了20个专业的招商分局，专门承担各部门的招商引资任务。比如，市发改委下设央企招商一分局，市财政局下设央企招商二分局，充分挖掘各职能部门的招商潜能。

在这个过程中，王永康尤其重视对民营资本的引进。民营经济是西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短板。在全国工商联刚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陕西省只有4家入围，仅是排名第一的浙江省的三十分之一。

来自浙江的王永康深知，没有民营企业的支撑，一个地区的经济很难做大做强。为此，他提出了“民营经济倍增计划”，希望通过做大一批骨干民营企业，引进一批特色突出的民营企业，培育一批“千军万马”的中小企业，使西安的民营经济数量和民间投资总量在5年内翻一番。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王永康利用他曾在浙江当过省委统战部长的优势，亲自上阵。据悉，上半年，先后到西安考察投资的浙商团队不下几十批。

对于来考察的浙商，王永康要求西安市各级部门要做到“三个一”，一是每一家企业都要有市领导带队专门对接；二是负责对接的市领导，要尽早率团去浙江回访，既是学习取经，也是深入交流；三是要和来考察的浙商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做好跟踪服务，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在王永康的强力推动下，西安上半年引进内资1790.56亿元，同比增长81.9％，相继与苏宁、华润、京东、海康威视、华侨城等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成了海航现代物流、京东物流总部、宋城演艺“千古情”、万达文旅城、华侨城文化旅游系列等一批项目签约落户。

大企业相继落户西安，对中小企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该公司的董事长张政同时也是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陕西的上市企业。

2013年，因为被成都市热情的人才和金融服务所打动，张政决定将自己的业务中心——极具发展前景的稀有金属产业放在成都发展，同时迁往成都的还有从海外引进的12名科技人才。

参加完首届西商大会后，张政又萌发了重回西安发展的念头。他说，开会时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坐在会场第一排的都是嘉宾，而包括王永康在内的官员都坐在第二排，这让他很感动。作为一名西安人，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西安的机会来了”。

值班编辑：庄兼程

▼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阅读 | 一个女教师的日本死亡之旅

点击图片阅读 | 她一辈子没得到过爱，却真的，是一个好妈妈

点击图片阅读 | 在中国败光21亿，韩国乐天怎么还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