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女高管专业户”，下辈子最想成为马东
“我不想让观众看到一张毫无信息量的脸。”
不拍戏的时候，刘孜喜欢把自己藏起来。
她做着看似与演员完全不相关的职业，不厌其烦地跑到景德镇去寻找色泥，想把瓷器烧制成自己最心仪的模样。
这样的场景让刘孜觉得生活是真实的，她可以见到剧本外的人，就像是她饰演的许多职业女性，能让观众建立信任。国产剧里的职业女性一直是观众吐槽的重灾区，剧中穿着职业装的女主角们，总被网友说演得太假、一看就没上过班。
刘孜开玩笑说，朋友形容她现在是“女高管专业户”，在镜头前，她总是有能力给每个角色赋予职业感，“我是上过班的人，有经历，因此有自信和底气。”
她在电影《等风来》中客串犀利的时尚主编，把倪妮演的女主角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她在《上海女子图鉴》中饰演女高管Scarlet，金句频出，在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在《少年派》中她是歌唱家裴音，也是学霸的妈妈，因为演出了人物的优越感曾被骂上热搜。
图/电影《等风来》
在表演的长河里游了20多年，另外的职业身份成了她的出口，让她可以把头伸出水面，大口呼吸，然后返身继续畅游。
1.所谓“阿Q精神”
见到刘孜是在摄影棚的化妆间内。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牛仔裙，头发用发夹随意地梳起，松弛地靠在椅背上。她主动提出不看采访提纲，面对提问，她没有回避，也不急着回答。
从1997年电视观众第一次见到刘孜，已经过去了22年。或许现在很多年轻观众已不太熟悉刘孜这个名字，因为电视剧《少年派》的播出，才让很多观众重新发现了刘孜。
因为裴音被骂上热搜的那几天，有着同样经历的郭京飞安慰刘孜，“孜姐，挺住，想想苏明成是怎么对我的。”他们在《遇见幸福》里演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相伴走过了中年人生的坎坷歧路。
人到中年有太多的关系需要平衡，太多的难题需要攻克，上下求索，刘孜的脸上很难找到急切和焦虑的神态，她已经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己特别想拍的戏可能人家不找你。“竞争特别激烈，你没有在最能经营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的形象经营出来。可能起步期别人上来了，你还在原地。”
中生代女演员的困境，从去年开始，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女演员到了中年，除了演妈妈和扮嫩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中年女演员们抓住机会就向业内宣告，自己是可以演戏的，可以演好戏的，只是缺少机会。
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也总是热衷反复谈论中年女演员的生存处境，并放大她们“没戏演”的尴尬和无奈，刘孜笑着说，30岁的时候就有人跟她说，醒醒吧，女演员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但是从人物创作的维度来讲，就不是。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想，你要是去演一个人的话，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吧。”
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刘孜就一直在拍戏， 在大IP和玄幻剧红火热闹的前些年，刘孜“不太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曾经有朋友跟她分享拍现代剧的时候，对手演员不在现场，自己全程对着绿幕演戏的经历，她大吃一惊，然后跟朋友说，“这是真的吗？你的生活太玄幻了。”
她有自己的坚持，“这不是一部戏的事，这是你的人生啊。”行业风云变幻的时候，对她而言，就像是一股巨浪拍过来，“特别疼，直愣愣给你拍趴下了。”
拍戏的频率降低到平均一年拍2部后，她反而比密集拍戏的那段时间更加快乐，她说自己有一点阿Q精神，“我想把时间轴拉长一点，想想你要什么样的人生，回答了自己这个问题，就不会纠结这个点了。”
拍戏之外，她找到了自己新的乐园，做设计。2008年，刘孜代理了意大利的一个家居品牌。这个老牌的意大利品牌被刘孜的表达方式打动，对她开放了此前没有在计划中的中国区代理权。她拍了一个纪录片打赢了这一仗，片子里她记录了自己对中国家具市场的观察和对品牌的理解，并且做了配乐、旁白和中英文字幕。
图/刘孜在布置设计展
“做设计带给我最大的改变，让我变得更有自信、更有安全感。”刘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体验跟做演员有极大的不同，设计师需要把自己关起来，演员需要打开自己的所有感官跟角色无限靠近，“一开一合，我找到了让自己平和的方式。”
作为女演员，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她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投影仪，看剧不开弹幕，也不怎么更新微博，她刻意地跟现代的社交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在用这种方式建立自己内心的安全感和防护墙。”
2.以前看纪录片都哭，现在想笑
在机场的休息室，刘孜发现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一直看着她笑。等她马上要离开的时候，阿姨跑过来跟她说，好喜欢看你的戏，一定要多演啊。
她一下子有了想哭的冲动。
主持人李静曾说刘孜“特别感性”，像一个少女。
内心慌张的时候，刘孜会把喜欢的英剧《德雷尔一家》拿出来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剧中的女主角德雷尔在丈夫去世之后要独自养育4个孩子，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孩子们一个个都有让人烦心的问题，德雷尔举家搬迁到希腊西北沿海的科孚岛，开始艰难地重建家庭。
这个故事给了刘孜很大的力量和勇气，让她明白了“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心选择，什么是责任与担当”。也能触发她在表演上的体悟，“我不想让观众看到一张毫无信息量的脸。我希望观众看到这个角色之后，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回去可以想象自己，跟家庭、自己的关系。”刘孜说。
她跟同组的演员张嘉译聊天，深受启发。张嘉译对她说，这个剧本几百场戏加起来才是你要塑造的那个你啊。不用纠结这场戏是哭还是没有哭，有时候这场戏没有哭反而比哭出来效果更好。“演员是要塑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而不是可爱的、傻萌的、吃货的你，这不是演戏，表演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装疯卖傻。”刘孜说。
图/电视剧《少年派》
《少年派》里刘孜和闫妮演的角色，从剑拔弩张到惺惺相惜。她第一次跟闫妮合作，就非常默契，“就像推手一样，她推过来我推过去，非常舒服”，在现场她们经常会临场发挥，往往能碰撞出特别好玩儿的东西。“闫妮就应该开个学习班，讲讲怎么跟女演员相处。”
年初大火的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曾与刘孜有短暂的缘分，剧中的大娘子王若弗深受观众喜爱，产出了大量的表情包。
刘孜当过两天的王若弗。演了四场戏之后，刘孜决定和王若弗分开。
她主动跟导演请辞。“这在创作中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必要包装一下说我腿折了，这是对角色的尊重。”
其实，导演选定她之后，刘孜也曾有顾虑，觉得年龄、形象、气质都不相符，但是她喜欢剧本也非常欣赏导演。“但是四场戏后，我看到了自己的边界。”尽管她为了“王若弗”增肥、在妆面上贴近角色，甚至表演风格都做了调整，但是仍旧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采访的2个多小时中，刘孜时不时地哈哈大笑，她说自己这些年也在变，不会再死磕了。“我以前看纪录片都哭，最近哭的少了，想笑。”
图/电视剧《遇见幸福》
家是能让刘孜感到放松和幸福的场域，小时候她经常在数学草稿纸上勾勒未来家的样子，“屋顶上的瓦片是七彩的颜色，沙发是圆圆的，窗帘是妈妈纱裙的质地，院子里种了很多向日葵，屋前弯弯曲曲的小径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她还经常幻想，“踩着妈妈的高跟鞋、穿着蓬蓬的公主裙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夕阳无限美好。”
拍《曼谷雨季》刘孜在泰国待了三个月，杀青回国背了很多家具回来，大鸟笼子、灯、特别大的垫子、地毯……她喜欢布置自己的居所，让家里一点一点都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填满。
从前，刘孜在博客上记录她在片场看到的各个工种，群演、化妆师、录音、导演、现场副导演、道具、现场制片……
她是这么写化妆师的——“清晨的化妆间是极其诡异的地方，头一天收工晚，演员都四仰八叉仰在化妆椅上睡觉。冷不丁进来，绝对以为横尸遍野。化妆师们放着悠扬的音乐，神情自若，站在不同的‘尸体’边精雕细琢。”
3.下辈子想成为马东
检索刘孜的朋友圈，会发现她有各行各业的朋友，有设计师、音乐人、演员、导演……但她说交朋友靠缘分，她讨厌刻意要跟别人做朋友的感觉，“我想象不出来我跟什么著名演员成朋友了，因为他很出名，所以我们俩是朋友，我觉得这个挺扯的。”
设计师韩晗认识刘孜是在一个设计展，韩晗一直知道刘孜是演员，但她们的友谊从工作开始，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眼中的刘孜非常专注，却不会强凹所谓独立女性的人设，“刘孜作为一个本身有演员属性的设计师，她没有太多的强调自己，在设计里面用设计师的语言说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在米兰设计周，韩晗和刘孜在河边手拉着手散步，一边走一边唱歌，一路上把李宗盛的歌唱了个遍，“周围人都看着我们俩，觉得这俩人干嘛呢。”
十几岁的时候，刘孜喜欢听摇滚乐，上大学的时候跟着喜欢音乐的朋友一起，认识了一帮玩音乐的伙伴，每到周末就一起看演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旁观者，他们在说自己专业的时候，我就是在旁边听着。”
刘孜跟音乐圈朋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朋友，一直到现在。”老狼经常会分享最新的音乐、喜欢的乐手给她，叶蓓跟她探讨哪口锅更加好用，年少时的友谊显得纯粹动人。
在马伊琍看来，刘孜活得很认真，去超市之前都会把要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马伊琍给刘孜的书《家•梦想》写了序言，“我和孜2003年初认识，通过两次会面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死党”，她们俩爱淘小店，会逛动物园批发市场，“我们俩身上穿的漂亮小背心常常是三五十块钱淘来的，好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二人友谊的开始，在2003年初，一场类似电影演员大联欢的活动，刘孜看见马伊琍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忙什么，就喊了她一声，当天她们聊天的内容刘孜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她清楚地记得马伊琍转身回头的那个瞬间，“特别奇怪，那天好多好多人，乌央乌央的，我们俩成朋友了。”
刘孜11岁从家乡贵州遵义离开，背着爸妈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始孤身一人在北京闯荡，从此大小事都自己拿主意。在访谈节目上，她的至亲好友叶蓓带着怜爱和心疼的眼神，一边摸着刘孜的头一边说，她来北京（的时候）太小了，总是在搬家，很动荡，非常努力工作，人生地不熟，她完全是一步一步地安排自己，其实特别不容易。
郭京飞说刘孜，“在她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红线，这条线她如果有一步没踩准，她就会很慌，小至痉挛发抖，大至口眼歪斜。”
大学一毕业，刘孜就一头扎进了剧组这个“现代社会的游牧民族”，在一个地方驻扎几个月，热烈地投入到一段戏中人的人生，杀青之后，所有人四散而去，再奔赴下一个据点。
叶蓓感受到时间带给刘孜的变化，早些年刘孜总要在年末的时候，就把接下来六个月的戏全部排满，如果排不满的话就会很心慌，如今她更能享受生活。
刘孜跟我想象中的女演员有不小的出入，近几年她塑造的荧幕形象大多是不怒自威的女高管。但真正见了面之后，她没有女明星的包袱，她自嘲自己是“朝阳区最抠的女演员”，不买视频网站的会员，音频APP里挑免费的课程听。
但是她为了看《乐队的夏天》，准确地说是为了看偶像马东，她买了爱奇艺的会员，用她的话说，“我就是迷之信任马东这个人，特别不理智。”
她欣赏马东得体的自嘲，在他的身上刘孜能够看到高级的教养，“如果有下辈子，我想成为马东这样的人。”
聊到马东和他制作的综艺节目，刘孜变得特别兴奋，她羡慕马东能做到在摄像机前特别松弛，并且能把整个场子都带活，“我曾经参加过一两次综艺节目，在摄影机面前，我很难做到像他那么自如。”
事实上，刘孜曾经做过2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1999年—2000年，她和程前搭档主持当时国内非常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欢乐总动员》，每次录影，棚里都坐着几百个观众在看，主持人还需要和观众积极、热情地互动。
入行不久就可以站在最受瞩目、形式新颖的综艺舞台做主持人，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对刘孜而言却是痛苦不堪的回忆。每月录两天的《欢乐总动员》，让刘孜觉得“那两天比来例假痛苦多了”。
当时大陆娱乐性、互动性强的综艺节目还非常少见，刘孜一度学习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说话风格，但学完之后却更加痛苦了。
她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嗨起来，很长时间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我不愿意站在人群中间，在追光和镁光灯下，我非常的不自在。我不能众乐乐，全都是装的，这个舞台让我觉得痛苦，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吧。”
告别《欢乐总动员》后，刘孜基本上再也没有做过主持人。
“那你私下里见过马东吗？”
“没有，好遗憾啊。”刘孜怅然若失，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轻轻叹了口气。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视频截图
值班编辑：罗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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