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连坐三代”政策始末 | 舆论手札

河北承德高新区惹了麻烦。

它属下公众号于30日发布一则公告，针对隐瞒行程、不配合流调的人，分类施加惩罚。包括，态度好的万一感染可以免费治疗，态度不佳的自费；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亲属涉疫的，追究其管理不好亲属的政治责任；企业家涉及的，列入黑名单，得不到各类贷款；涉及社会人员个人的，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不得参军入党考公。

这个东西问世后，因为其精确的杀伤潜力，舆论哗然。人们敏锐地捕捉到“株连三代”在此处的应用，就是把政审附加在防疫名目上，尽可能高地规定民众的服从义务——虽然惩罚依照阶层来设置，但决策者把“抄三代”设定为惩罚重心，一般民众接收到了这个信号。

该公告凌晨1时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至下午12时30分左右被区党工委撤销，满打满算，“活了”不到12个小时，政策的生命周期相当短促。区党工委的口径是，区防疫办未经审核，擅自发布，法律政策依据不足，予以撤销，对此造成的影响向社会公开致歉。

这件事非常有意思，耐琢磨，不该被轻易忽略，或一笑了之。

一般人的理解是，“抄三代”的防疫政策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舆论压力。社会监督，区党工委的“撤销说明”明面上顺应了这种因果关系。给人的感觉是，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有人胆大妄为，但被上司及时制止。而对于冻结这个惩罚清单，社会有贡献。

不能说社会舆论没有作用，可舆论很可能不是促成撤销动作的主要推手。真正的动力或许是，这条短命的防疫政令将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置于“火力”的开阔地带。体制内的人在防疫中可能卷入的家风问题，会被定义为“政治责任”，这就厉害了。

“一小撮”决策者关起门来，将自己与体制内同侪对立了起来。

不开玩笑地讲，这条列举惩罚条目的政令，可能是防疫行动三年来最能体现疫政平等化的文件。它在假定惩罚对象时，不再以防疫的权力划分惩戒的目标，一视同仁，打通了防疫官民阶层，亦即疫政制订、执行、支持阶层和单纯的配合、服从阶层。

惩罚之下，谁都可能因为防疫留下政治污点或政审缺陷。

党员或领导干部不担心银行不贷款，然而如果原先的政令真的贯彻实施，他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担忧。比如，因为偶然的防疫事件，他们被迫向社会袒露直系亲属关系网；又或者，不巧被“个人”拽入旁系亲属网，引来“抄三代的”政审污点加身。

由此可见，这条夭折了的政令制订者犯下了一连串错误。

首先，他/他们未能站在体制内的思维角度，真正领会防疫这件事的现实本质。他/他们将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都看成需要为防疫背负同等责任和义务的人，尽管惩罚方式各有不同，可在非法制的惩戒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显然是犯了政治幼稚病。

其次，倒霉的决策者未能清楚地区分“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个根本的分际，在架设防疫红线时眉毛胡子一把抓，混淆了党纪、政纪与法制的适用范围，这是工作作风不扎实、不过硬的表现。

再次，这一短命疫政的制订者忘了立场，缺乏界限感，竟然“刀刃向内”，试图利用旁系亲属的扩大化可能，将政审内卷化，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能是导致该政令过晌即死的最关键张力。

一觉醒来，竟然可能成为疫政的网中人，体制中人的愤怒、忧惧、不安，恐怕要远远大于政治身份为“群众”的那些人。

如果后者将这场短平快的政策狙击战视作自己的胜利，想写进自己的当代史中，恐怕是贪婪且盲目了些。

说到底，防疫有着严格区分的上下游，政府处在一切防疫决策的上游位置，要发号施令，要高屋建瓴，要赢得胜利；民间则处在防疫链条的绝对下游，是要听号令的，要无条件配合的，要成为胜利的基石。

承德高新区那条活了12小时的政策，对以上种种分际、界限——也就是“群”己“权”界——没有增益之功，却平添干扰之力，这才是它从午夜走来，看不到午后阳光的真正原因。

也许是承平太久，它似乎在无意间流露了真情实感，可还是被当作紊流修正。这种自我折冲也许说明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疫政竭力要避免造成冲击的，或者疫情以某种方式“终结”之后的世界，重点不在于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你们，他们，各种“我们”，在整个疫情年代的角色，要么不全是、要么不该是那条短命政策以为的那样。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