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出取消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打破“一人坐牢，影响三代”的政审设定，激起了不同立场间针锋相对的意见。人们用讲道理、举例子的办法给出附议或反对的理由，有人要公平公正，另有人就要犯罪震慑，总之是互相不对付。讨论这个问题还要看到更多东西。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审的历史渊源与遗产，它对考公政审的影响；二是现在的形势下，设定连坐式考公政审，其目标的重点有了位移，它不只是历史的沿袭；三是应当将权力的现状纳入观察，否则永远鸡同鸭讲。考虑到上述三个观察的视角，有论者提出要把“影响三代”的考公政审讲讲明白，实际上是讲不明白的，也是存心不让它明白的。但经过周世虹委员的点题，这一模糊确有确凿结果的政审现象变得问题化了，民众都没进到解题范围，只顾着捉对厮杀了。除了上面三个视角，在评估考公政审的前景时，一个无法回避的认识是，现在的公务员、亦即所谓的“体制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别，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性质，这也是要弄明白的。三种视角加一种定性，是理解考公政审的四把“钥匙”。从政审的历史渊源来说，现时的考公政审不同于过去年代所执行的血统论——对罪犯三代设定考公限制与地富反坏右的血统无关，考公政审只是从形式上借鉴了政审的历史，而审查的动机、目标、要实现的效果并不是对过去年代的简单继承。现时的考公政审是体制从入口处就开始的自我净化，它是一种预先防范的技术手段。这种防范源自古老与现代两种复合型心理，古老的心理是防止血亲复仇滋生在公务员队伍中。此种复仇不一定会用暴力，腐蚀也是一种形式，这种戒备心理很传统。现代的防备心理，来自于对拱卫政权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将公务员群体视作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新阶级，它掌握着权柄，阶级内部互相照顾，彼此呼应，是一个超级利益共同体。即使有纪律章程来约束这个新阶级，但它已经划定了一些共享的游戏规则。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现是，公务员在被揭露犯错之后，极少有开除出公务员队伍的，最低限度的会保留一个岗位、一个饭碗。而对高级官员中出现的巨贪，死刑正被永久监禁取代，刀下留人成惯例。对一般公务员与高级官员的惩罚，说明着体制绝不会培养自身的反对者。。低阶与高级公务员握有“铁饭碗”与“免死金牌”，这是明规则，是体制自我稳固的方式方法，是引致新阶级自行固化的催化剂。这是两种针对性很强、极有效的工具，唤起了体制内相当强度的忠诚，成为拱卫体制的两大法宝，有了它们体制就不会有二心。在这种情况下，考公设定“影响三代”的政审程序，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政审是为了确保这类明显的隐患不在体制庇护下壮大。这种情况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了新解。说明白点，表面上是罪犯亲属被针对了，实际上人家针对的是队伍的纯洁性。有论者纠结的是，考公政审“没讲明白”，而要理解这一层面则需要理解现如今权力的现状吗，包括但不限于权力的构成、权力的特性、权力的发挥，总之是权力的面貌与边界感。跟从前相比，它们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完成了自我优化，变成自洽良好的权力总成。而“不讲明白”，准确说是一切解释权归权力所有，正是这一全新的权力系统的基本特征。当考公政审覆盖到该系统的各个部门时，这些权力特征就会被细碎地“激活”，公门中人审视叩门的人——这些人每年数以百万计，是“铁饭碗”与“免死金牌”的潜在竞争者。在这种情况和现状下，周世虹委员提出的建议，以及附议他的人们，尽管义理凿凿，可欠缺现实感，他们一定会失望。可以说，周世虹及其支持者提出了一项不合时宜的要求，它与体制的性情、运行的实情格格不入，遭受挫折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结果。更何况，考公吃香的国情分化了人们的立场，政审替一部分人刷下了竞争者，这是很多人乐见的。但要清楚的是，赞成政审的这些人对于政审这一防御机制的存在及强化，既不构成民意基础，又不会带来道德加分，但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上岸后，取态若何是一清二楚的。概言之，周世虹、罗翔等意见领袖的“取消说”，与政审岿然不动的实际之间，隔着的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公平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体制内外的阶级差异，以及权力嬗变之后体制中人全力自我拱卫之势。在可见的将来，它不会消失。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在胡鑫宇失踪事件上，有些朋友鄙视那些盘桓不去的阴谋论。这种鄙视不只是对非理性的蔑视，一种被裹挟在信息流中无力回天的恼火，还隐藏着切实的担忧：假如将来官方确认了自杀结论，网暴将如暴风骤雨袭击胡鑫宇一家。阴谋论越广泛，网暴越激烈。这种网暴已经在酝酿当中，胡鑫宇生前写在作业本上沮丧的话，以及表现出的敏感心理，甚至他不算优秀的字迹，都被揭示出来。而一些关于青少年心理抑郁，原生家庭不够关注等讨论，也像是网暴的预演，离阴谋论与网暴轮换登场的节点不远了。在胡鑫宇失踪事件中，之所以由“他杀”结论演绎出各版本的阴谋论，源头是官方信息披露机制的落后，传播上则受益于各视频内容平台，它们就是靠传闻为生产原料的“内容农场”，而后又分发机制投喂到全阶层用户。以信息核查为根基的机构媒体无法匹敌。铅山、上饶等地在失踪事件上被阴谋论推着走，1月7日发布的警情通报，是这一被动局面的产物。观察下来，官方通报陷入了类似于机构媒体的困境，它们的信息供应竞争不过规模化复制的“内容农场”。当我们抨击官方信息发布不敷使用时，也要看到机构媒体的无力。很多人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江西很可能是——在事实上——为数不多还能为信息传播提供空间的省份。而这种“空间”不是官方的开明所促成，却由官方舆情应对的笨拙来“创造”。它当然也在路上拦截记者，但在许多舆情应对更高明的省份，让派出记者这一步也难。所以，在失踪事件上整理、归纳乃至于批评地方的信息处置，总结自媒体如何推波助澜，感叹机构媒体如何进退失据，都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混乱的总体局面虽不健康，却也远远不能说不正常，毕竟它源于各种信息主体的互相抵牾与合成失措。种种阴谋论实质上帮助胡鑫宇一家，凝聚舆论压力，倒逼官方向失踪事件投入调查资源。这个阶段，阴谋论胡家主动或被动享有了舆论红利，哪怕公安在1月初否定了诸多阴谋论，它们仍在加持胡家的正当性，理直气壮地巩固失踪事件的正义面向。可以预见的是，尸检报告、录音笔内容及很快到来的警方终结通报，会解除阴谋论与网暴之间薄弱的分割线。这势必将释放一个结果，亦即：阴谋论是内容荒唐但初心可嘉的动力，还是网暴虽迟但到，胡家的一切作为将遭到彻底的否定与谴责。随着官方权威调查报告的落地，一个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阴谋论并不会退场，它会继续留痕，而网暴则挟胜利的冲劲下场，将失踪事件推到第三个阶段，一个为胡鑫宇之死寻找责任人的阶段。两种立场同时在场，激烈搏斗，官方做不到盖棺定论。但最后被卷入“绞肉机”中还是无辜的个人或家庭，他们在寻求官方介入的时候拼尽力气，而后又在泼天的网暴中孤独应对，失去的将永远失去，却可能要片面承受官民互动不佳的道德后果。网暴一定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估计这次也不会意外。一个小小的预测，网暴将在以下数个基础上建立火力点：原生家庭漠视儿子心理抑郁，一个学渣以他的死获得一生中唯一的光环，胡家浪费公共资源，无脑批评拖累政府公信力，当事家庭过分要求政府仁至义尽……。等着看看吧。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胡鑫宇失踪事件在1月28日峰回路转，经过三天快速又混乱的信息冲刷，目前整个事件急需一份官方通报来了结。但这种了结不是全盘终止事件舆论，因为它无法剥离附着在事件上的所有疑虑。不管这种疑虑是阴谋论的次生品，还是对生命的真切关怀。在胡鑫宇遗体发现以来的这几天，舆论中的主要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公开暗示胡鑫宇是自杀非他杀。虽然持论者在推出这个判断时措辞严谨，但掩饰不住得意劲。顺着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很有些声音，在号召关注青少年的心理抑郁问题。这是两种分头展露理性的观点，确实也有其合理之处，青少年心理健康更是一个常规的公共利益点。可在舆论场中并置这两种主张，又会感到不调和，有异怪的感觉。因为它通过暗示与明指，将死亡责任归结为胡鑫宇及其家庭，若这样当然不妥。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在确认他死亡的前提下，“胡鑫宇失踪事件”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他的死亡，与对他的寻踪过程。他的死亡动机可能与学业有关，最后自毁于无法挣脱的抑郁。可他失踪三个月的遭遇，不只是私人问题，更是事件公共性的极大彰显。这么说吧，这次风波是命名为“胡鑫宇之死”，还是“胡鑫宇失踪事件”，决定着看待、理解的两种视角。如果你接受前一个命名方式，那如果司法鉴定确认胡鑫宇是自杀，你的关注就终止了，然后还可以凭借早前的预言庆祝非凡的预测能力。可如果你不承认、不接受前一种命名，而是认可后一种命名，你实际上可以有机会看到更为恰当的事件本质。亦即，这个本质不是一个青年学生如何被突然降临的抑郁倾向吞没，而是一个人在失踪后他及其家人怎样被权力对待，这才是失踪事件的本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事件，而是一连串官民无效互动、长达100多天的失踪事件。在自杀结论下，胡鑫宇死亡一直到他被发现，一个人的遗体在不算荒野的地方被侵蚀毁坏三个多月——而导致这个悲惨结果的，离不开无效搜索与贫乏的信息供给，这是失踪事件最折磨人的部分。早前的许多论者，在抛出“胡鑫宇是自杀”的推论时，都不忘念叨一句推理小说、法医小说的陈词滥调：“尸体会说话”。言下之意是，尸体会以它的法医学特征，为探寻死因提供可靠的科学定论。可问题在于，哪怕尸体会说话，你能听得着吗？信服这句话的人当中不乏聪明人，但这种聪明的无害之处，只能限定在得出“自杀”结论这条线内。一旦他们翻越这条线，用挖苦、暗讽质疑来展露聪明劲时，就露出了格局的小来。因为，他们把胡鑫宇失踪事件缩小为单次死亡，进而省略了失踪事件的意义。假如自杀结论成立，胡鑫宇失踪事件实际上包含两次死亡：一次是他终止最后一口气的生理死亡，第二次则是他作为“一个人”所包含的尊严、尊重等特征的社会性死亡。前一种死亡已经被过度谈论，而对后一种死亡的讨论相当不够，才刚刚开始。一个细节是，胡鑫宇遗体地点位于国家级储备粮仓库的大院里，而这个大院在他失踪4天后就被排除在搜索范围之外。现在汇总的信息看，之所以没被仔细搜寻，是因为仓库级别高。这时候，一个人的价值与一处场所带来的忌惮之间，就有了令人痛苦的比较。换句话说，从2022年10月18日开始，胡鑫宇的死亡进程就悲剧性地进入了第二种死亡阶段，一直到他面目全非的遗体被发现，这个死亡才告一段落。而这一死亡的外在形式，就是轰轰烈烈的、却早已迷失方向的搜寻行动，以及洋溢在稀少信息中的绝望。也只有确立这次事件恰当的命名，才能讨论它的公共价值，才能探究胡鑫宇失踪事件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绝不仅仅是一名高中生的离奇消失（这只是表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事实表明“不见”是因为“无视”），而是代入了关注者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如果我们不能挣脱胡鑫宇失踪事件中对单一死亡的迷思，或者说不能摆脱公共讨论中耍聪明式的言说，最后即使也在讨论胡鑫宇死亡的动机，却显得相当不诚实。毕竟，如果不能解除笼罩在胡鑫宇第二次死亡上的轻慢与懈怠，有如何能真正推进青少年心理看护呢？“尸体会说话”，那所说的“话”不只是印证大聪明们先人一步的言之凿凿，还以其本可避免的损毁“诉说”人之为人的实际处境。因此，确立胡鑫宇失踪事件的公共性所在，聚焦点应是检讨他大体被置于野外百日的悲惨遭遇，而不是用青少年心理、亲子关系等虚词令公共性失焦。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江泽民去世后，展现其身后哀荣的有两条主线，一是由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主持了党政最高等级的葬礼，它突出庄重、肃穆的基调，适应他作为政治家的重要身份。二是在民间舆论场上，围绕他生前片段、行止，编织起对他所流露的常人情怀的追念。有关政治家的评价，向来有多个标准，这些标准或有主次、轻重之分，然而民间纪念江泽民时流露出的真挚情感，是无法否认的。民众通过他散落在网络空间的音容笑貌，合力烘托出江泽民在正史之外的人生面向。而在这个面向里，他充满人性，洋溢着魅力。人们感觉像是一位认识的人去世。那些被再次征召的素材，与保存它们的物理空间一样，也散发着久远的气息，即使有所遗落，可仍然足够汇聚成一位常人政治家的众筹讣闻。哪怕是在葬礼的时刻，那些民间流传的他的生前往事，仍能带给人莞尔一笑。必须要重申和重温的是，民间对江泽民的好感与印象，早就超出了零碎片段的概括，而是一种独特、强烈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也许不算大众，却在70、80后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是两三代人用来印刻网络空间活力，并自证创造力的潮流式证据。他与华莱士的“谈笑风生”，生动地证明解放思想可以达到的国际水准。重要的是，他依赖中、西、马三种素养，在国际舞台展现从容、自信和幽默，民众为之信服，并且认为他结合了极高天赋的从政艺术，来源于千万人共享的传统及现代的日常。他的粉丝自称为“H丝”，使用一系列设计符号在陌生空间彼此相认，并甘愿沉浸在一种友好气氛中，拜服于他的长者风范。所有那些设计、符号、称谓，都散发着雅皮士文化的光芒，持续释放中国式克制的愉悦，收获了几代人对他的形象认同和衷心支持。他在半个中国抵抗长江洪水的艰难时刻，抵达抗灾一线演讲，展示了比他书法、歌声、外语更有力量的存在感与无所畏惧。他的象征意义与代表性，与普通军民的抗灾群像互文，也为后来各级执政者在类似场景下的形象输出，树立了无可置疑的标杆。在几乎所有场合，他都是让人欣悦的焦点。而他也以极其放松的心态和姿态，铸就了政治人物与普罗大众之间审美式的良好关系。所有的这些，再经过自觉、自发的民间传颂与加工，结成一股具有亲和力的网络潮流，镶嵌在知识阶层的视野。出于上述种种，等到讣告传来，怀念的人群中很愿意用他作为个人历史的见证者，将他奉为黄金分割线，在73年的历史中划出自视珍贵的个人“断代史”，把私人的感叹融入到对他的缅怀中。人们说“要活出生命的意义”来，而后向他的遗像投以感谢的目光。他是如此成功的常人政治家，以致于人们在用回忆重新组装与他“同行”的历史时，打捞出比料想的要多得多的流金岁月。虽然有旁观者提示，人们在回忆历史时常常会“按需索取”，可民众仍相信那段生活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并且不吝于分享这种感受。这样的情形兴许会让个人主义者担心，毕竟这种怀念直截了当地表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从属于比自己更有魅力的事物。但在纪念一位常人政治家时，把自己代入那并非无尽的历史，未尝不是一种谦卑的做法，因为怀念者不过是试着追溯自己的脚步。出于这种显而易见的悼念动机，支持者在用民间方式送别江泽民的同时，也与昨日之我、现时自身的某个部分挥手告别。从今而后，“续一秒”成为虚无的绝唱。可他所演示的敏感与直率，超越死亡，与悼念者同在，并简简单单地说明，“亦可赛艇”的情感纽带是如何缔结的。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乌鲁木齐吉祥苑致命大火以及围绕它展开的网络波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显示出新冠对社会的三年管制，已经接近一个限值。即使是拥护所有疫政的人，也会嘀咕其中有什么不对劲。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让事情变得正确起来。官方对大火的事故发布会，演变成一次发布会事故。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不以披露真相、不以问责为目标的发布会，再怎么冠冕堂皇，也会被民众视若无物，并且成为社会控诉的材料。屡屡的发布会翻车事故，掏空了这个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希望用一种疏离的态度——朗读发言稿——完成这个规定动作，对当事官员显得越来越艰难。他们被挑选出来应对舆论，他们和民众都明了发布会的实际效果。他们之所以坐在发布会上，是因为岗位使然，而不是责任驱动，这让它曾经包含的意义近于枯竭。发布会的形式、效果及风评，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官民对话的现实。官员离开发言稿的亦步亦趋，已经无法在现场处理民众的集体情绪。更多的基层的权力毛细血管，也习惯用指令代替对话，狐假虎威，希望用执行者身份赚取共情，这种驭民术正在丧失市场。乌鲁木齐之中、之后，民间卷起了学法用法的风潮，越来越多的人、业主钻研防疫法规、九不准、20条等，用这些法规在个体与政府、家庭与外界、小区与权力之间划出“防火带”。在这一风潮的引领下，琐碎的纷争频繁出现在防疫政策条线上。20条发布之后，官方和民间对它的态度是复杂的，各有凭借。官方短暂的混乱显示，它们正在消化新政对社会有利的一面，试图将20条放在比第九版防控标准更低的位置去理解它。而社会大众则反其道行之，将20条作为高于其他政策的尺度。正向大众理解的那样，大规模核酸是现行防控模式的基础，核酸、“疫情”与疫政之间的某些逻辑，以前被认为是阴谋论，现在却因涌现的丑闻而被更多人接受。总有人从现状中受益，而且他们会追着不放，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干了。不管官方发言人如何描述吉祥苑大火，是“自救能力弱”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说辞，都不能挡住社会的疑问喷薄而出。也许有人会暗自计算，将一百零几天视作封控的极限值，而后再来评估措施如何柔化民众立场。要是这样，一定是错误理解了乌鲁木齐舆情。考虑到天南地北的中产阶层开始走出单元楼，开始向封控人员直接普法，开始遥相呼应，触探封控政策的合法性，灌注在乌鲁木齐大火上的真正问题就浮现了。这个真问题是：既然配合防控这么长时间，给予了服从与忠诚，为何仍无法得到保护？这个真问题化成一个个诘问基层防控人员的小案例，遍布在社交媒体上，疫政系统中人不可能假装看不见。这些小案例每出现一个，就收获无数的喝彩鼓励。而且更多人有了共识，要知道防疫执行者的具体身份，要求他们从大白制服中走出来解答问题。社会所希望的并不高，就是想要面对具体的人、而不是自称是系统代言人、被系统推出来面对人群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要求相当苛刻，无论是大火发布会还是防疫模式的推行，执行者都在消除个人特征，竭力融入系统，模糊面目便宜行事。而新的变化是，民众不再简单地听号令，希望清楚地记录是谁、依据什么文件，在执行什么样的措施，这些身份措施是不是合法……。换句话来说，大众急速完成心理建设，摈弃了被动接受的从属角色，向防疫人员尖锐发问：你真是你自称的那个人吗？乌鲁木齐大火之后，此起彼伏的大小舆情勾连于一个无可否认的大众心理，那就是：人们希望从疫政的任意规则中解放出来。人们要保卫生活，捍卫社会应有的内涵及价值。疫政三年以来，人们匍匐于生活的波折中，直至一场大火，让民众回忆起不该忘记的东西。总之，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发出的社会疑问，其剧烈程度，超出之前类似事故的舆论氛围。大量的反思与审视，一夜之间遍及整个防疫版图之上，像水覆盖干涸的河床。可以庆幸的是，人们并没有停止谈论法律，他们强烈认为，信任疫政不该是一种被困的感觉。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本不想说话的，但看了陈扬那篇公号《这次广州是被伤害了》后，被他的观点、论述及评论区留言惊到了。做为一名客居广州十来年的江苏人，我尽量理中客地说说这件事，按照海珠官方口径，亦即海珠仑头村“约束控制”两名外地姑娘的事。开宗明义，我不觉得“广州被伤害了”，这种拟人化的说法非常不合适，广州是一个拥有150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一个地理概念，没人能够“伤害”它。准确地说，这次应该叫做对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动摇了许多人对“包容、不排外”的广州形象的看法。但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广州居民觉得“受到伤害了”。这部分人中，不乏大比例的广州原住民，还包括佛山在内的泛广府情节的一部分本地人，比如陈扬。他们之所以觉得“伤害”，是因为他们认为“约束控制”是对的，拒绝接受“捆绑示众”的舆论定性。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认同舆论在这件事上问罪动手者的论调。他们所持的理据是，防疫是第一位的，如果任由他们冲击防疫，可能会动摇海珠乃至于广州的防疫“军心”。他们还反对在这件事上细分的性别因素，尤其否认有任何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分。海珠区官方的调查结果，成为这些组合立场的支撑。然而，从广州政务对此事的处理回复看，与区里的结论是有出入的。但认为“广州受到伤害了”的这群人，仍然热衷于拣选官方通报的片段，用看似暂时的“胜利”，回避了一些尖锐却也关乎他们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究竟是谁让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到底是什么让外界觉得仑头事件损害了“包容”的城市印象？为什么在海珠区的疫政舆论中，会出现主客群体的矛盾之争？有没有一种力量，存不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超越这些抵牾？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法治。这是仑头事件出来后，大众呼吁最为集中的需求，那就是以法治裁量这次冲突，对关系到的所有人，都能用法治的尺度论断是非。坦率地说，区里的调查处理，没有平息外界争议，是因为它被认为不是一个法治的处理。包括区里的调查处理依据，还是陈扬论述及其拥趸的着重点，都将疫政摆在了法治的前面，而这种主次与外界舆论的理解不一样。在这样的逻辑下，卡口的纷争很容易就会被定义为“冲击防疫”，村级卡口人员的素质、应急预案，乃至于借防疫的乱作为就有了遮掩。被相当多广州原住民认为正确的处理是，两位女子闯关在前，辱骂在前，所以捆绑有理，“起码让她们静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在不寻求警察的合法暴力干预之前，村治保主任就有权对不守规矩的人动以武力。遗憾的是，区里的调查默认了这做法。这就是外界、舆论心意难平的地方。他们不是要否认疫政的正当性，也没有不承认警察介入的合法性，而是不接受村级暴力代行警察职责，不接受在广州这个地方出现私力僭越法治权威的错误选择。事已至此，陈扬们继续撑仑头村的做法（官方含蓄认为是错），着实遗憾。退一步说，假如“广州真的受伤害了”，那也只能是这座城市的法治运行受到了损害，它未能在仑头事件上坚定不移地用法治思维来解决冲突。而这种处理手法，让外界觉得涉嫌犯罪的本地人逃脱了法律裁量，那舆论认为区里有所偏袒，难道过分吗？外界和舆论认为的是，闯关者辱骂可以处分，私刑捆绑更应该治罪，舆论可以接受这两种并存的处理方向。因为舆论恰恰是超越本地人和外地人二分法的，不管事哪里人，在法治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法治才是撇开各种身份因素加以公正论断的尺度。所以，即使到现在，本地的舆论领袖仍困于这显而易见的法治不彰，说即使有海珠区的“剧终通报”，“舆论的天平一定不在广州这一边”。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讲法，“舆论的天平”肯定不在法治决心存疑的那些人一边，也不在支持疫政乱作为替换法治标准的人那边。此外，这件事中还需要澄清一个很微妙的问题，那就是外界以及舆论的形成，与原住民意见领袖及其支持者逻辑相反：前者从始至终担忧的、衡量的不是广州的防疫如何，从始至终聚焦的是这件事能不能体现法治，能不能超越身份差别来执法。是不是把法治顶在行动之前，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是，谁最先呼叫110。具体而言，当两名寄居广州的姑娘与卡口人员发生冲突后，是哪一方最先寻求正牌执法力量的干预？又是哪一方认为先撂倒也无所谓？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复杂的族群心态。我知道很多人——哪怕是在仑头事件中认为要讲法治的人——也坚持认为要将本地人/外地人身份从这件事中撇除，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干扰地、客观地看待此事。这种理解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但它的前提是法治确确实实地成为超越身份的唯一标准。不怕再重复一遍，广州人向来自豪、也认为是基本的事实是：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但仑头事件让一部分人感到寒心，只能退缩立场：广州是一座相对包容的城市，因为法治运行对一部分人更包容。有心人要改写这样的印象，不能无视这件事的影响。无可置疑的人，经历此事的那两位姑娘，恐怕永远也不会原谅那样对待她们的人。就此，千万人中将多出两名再也无法平和看待广州的人。要讨论“被伤害”这样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主语是谁，哪些人是真的受害者，哪些方面受损害，则需厘清。像陈杨他们，觉得“广州受伤害了”，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广州的某些具体人的玻璃心受伤害了，是某些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基础价值受到了“伤害”。特殊的时期总会过去，但等到那个时候，基础价值还能被修补吗？不同来源的人还能齐声信奉它们吗？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这一片沿东西向新港路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叙事的主要发生地、重点防备对象，而康乐村的低端服装作坊业及客居在此的湖北人，则成为社会解读的主要依托。“一平方公里蜗居10万人”，是形容康乐村拥挤生存时最常见的数字。这是一个旧的数据，经过前两年产业与外来人口的转移，应该也不是确数。但在没有更权威的数据之前，特别是要解释当地疫情高发的原因，似乎又没有比它更贴切的依据。正如社交媒体上前两日夜间来去嗖唿的传言，康乐村在疫情压力下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事件。表现在舆论空间的，是年轻化的新生代房东与乡党杂居的外省人之间出现裂痕。食利阶层与底层打工者的生存恐慌与价值矛盾，正在让广州城中村经历第三波去魅骚动。广州城中村的前两波去魅，第一波以杨箕村为代表，在其漫长的拆迁及拆迁血案中，掌握舆论话语权、寄居村里的南方系记者编辑对杨箕村作了大量的、浪漫化的主客文化描写。这波外来者主导的城中村叙事，在杨箕村民大摆1500桌回迁喜宴时戛然而止，迅速退潮。因为有了杨箕村的“教训”，以冼村为代表的第二波城中村去魅浪潮来得更加轻巧。冼村村民为争取更丰厚拆迁赔偿的“抗争”过程，外省人为主的广州先进媒体基本做壁上观。等到电影《天边有朵雨做的云》为老冼村做结时，它与外省人的广州叙事脱钩既久。在这种广州叙事中，城中村被描写成外省人进入广州、立足在新中产阶层的“踏板”。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嘈杂和混乱，在寄托这些外省人的乡愁时成为莫名其妙的代入对象。城中村的魅力就此树立起来，它是一个个乌托邦，承载奋斗与乡愁两种外省人特质。外省人主导的广州城中村叙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贯穿至本世纪头十几年，它还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叙事源头，滋养着这些文化人对广州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于，自觉成为粤语文化的支持者，而外省人与本地人的这一长达近20年的“蜜月期”于2016年10月破灭。这一年的10月2日，杨箕村回迁居民摆下1500桌喜宴，这些身家上千万的村民庆祝他们的回迁。其声势之大，以及无法掩饰的经济实力的跃升，令隔着一条马路的南方系人心意难平。其中有直言者撰文，斥责杨箕村民的食利本性，这是一次割席般的断交宣言。南方系对杨箕村的“失望”，窃以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单凭拆迁款所加持的阶层落差感到不满，这背后显示的是广州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无碍运作，及纸媒话语权被蚕食所引发的焦虑；二是杨箕村的文化代言者对村民忽略拆迁代价的愤怒，义利难共存。杨箕村的这一次舆论争鸣，有助于哪怕是赞成杨箕村民的外省人看清，“苟富贵勿相忘”只是幻觉。有村民以命抗争获得拆迁谈判优势，却被其他村民利用来争得私利，外省人对城中村的赞美，忽略了级差地租的潜在爆发力，显得是那么可笑的一厢情愿。这一次去魅过程，城中村村民浑然不觉，而为之感到沉郁的外省人视角，除了发泄怒火之外，还要稳定动摇了的价值观。杨箕村作为外省人叙事的代表“作品”，城中村作为外省人把玩的文化工具，在都市更新进程中破败，外省人向广州做了一次灵魂告别。有了第一次告别的铺垫，外省人对冼村的拆迁过程抱以冷漠态度，声援上不参与、实际上不支持，你是你我是我，划清界限。而取代广州外省人来为冼村人写史的，是外国学者。他们认为在冼村抗争中发现了什么，经历杨箕村文化败笔的外省人，笑而不语。等到猎德村拆迁模式运作，整个过程已经成为纯粹的金钱谈判，与外省人没有丝毫联系。杨箕、冼村、猎德是三个城中村，但在外省文化人的广州叙事中，其实是一条线上、两次去魅的阵痛——这种痛确实在减轻，等到康乐村去魅，他们早已不见踪影。广州城中村改造在江北的成功实践，让已经宣布要拆迁的河南康乐村民以更大胆的眼光打量土著身份的含金量。有了这些财富心理的铺垫，听闻租客在海珠疫情封村状态下的骚动，新生代房东站在政府一边，以和理非非之态，埋汰租客不识好歹。第三波城中村去魅的一方，主要是从事廉价劳动力、服装业上游产业链的湖北籍租客，他们对康乐村没有文化认同，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城中村文化叙事感兴趣。外省人与城中村房东之间褪去了温情脉脉，也不再有丝毫文化上的润滑。劳动阶层取代外省文化人加入到城中村的去魅历程后，令这一波去魅来得直接且猛烈。脆弱的房东-租客关系曾被歌颂为广州宽容的标志之一，现在却成为积累怨气的导火线。再没有什么比房东口中的“黑户”之谓，更能证明城中村去魅的彻底性。终于地，新生代房东喊出了“广州是广州人的家乡”这句宣言。这不可能只是河南本地食利者的心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当多本地人的态度。一句排外、却向粤文化更深的偏狭处盘踞的本地人宣言，遥遥地呼应死去多年的杨箕村式乌托邦叙事，多么讽刺啊。不管怎样否认，或者假装不重要，省籍之间的不调和、不对付已经常见于现时广州的公共讨论中。这说明一个曾经将它们调和到一起的广州市民社会羸弱不堪，无法再有力地容纳多文化共生之需，难以为不同的乡愁提供相安无事的视野。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富士康发生10·29逃疫事件后，郑州市卫健委通过权威专家，重申了新冠肺炎“可防可治”，乃自限性疾病的知识点。说实在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而且不算精确，因为早有科学家根据症状，在讨论要不要拿掉“肺炎”这个词，总之这是一次有针对的科普。根据郑州富士康基层管理者的讲述，逃疫事件之所以被激发出来，是几种信息叠加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传言封闭园区成为所谓的“躺平试验区”。逃疫的青工，有极少数自发选择的，也包含大多数盲从随大流的，一起组成了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自限性疾病”宣传在后，“躺平试验区”传言在前，这两种认知摆在一起，需要认真分析的，不只是常识层面的是非，而关系到旧有的、曾被中断的防疫模式之争，草蛇灰线般呈现在本次风波中。或许争论已经不再，但问题依旧悬疑，富士康事件迫使它浮现。诚实地讲，“逃疫”的富士康员工恰恰是相信新冠病毒杀伤力的那些人。如果存在着一种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主流看法，那么，这些人正因为信奉这些主流观点，翻越富士康的墙头，钻过打开的隔离板，走向山岭与田野，他们实践了主流的病毒宣传。不同于新闻的讲究时效性，宣传讲究的是时宜性，郑州卫健委的新冠科普是无可置疑的一次宣传部署。它所突出的认知重点和宣传指向，与此前强调的不是说大相径庭，至少是有重点上的差异。然而，它的目标受众，却是要过去的信众。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意在改变认知的宣传“急行军”，没有任何铺垫，对过去的主导立场没有任何说明，然后希望富士康员工及其关注者一夜之间转换脑筋，本次风波的各个位置撤退以降低热度。这样的盘算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它能奏效吗？“逃疫”富士康员工之所以受到“躺平试验区”的蛊惑，是因为“躺平=等死”这一极端而错误的认知深入他们的心智，而谣言所意味的“模式”之变，让他们陷入了某种应激反应机制，陷入被自个臆想出来、又错误地

河北承德高新区惹了麻烦。它属下公众号于30日发布一则公告，针对隐瞒行程、不配合流调的人，分类施加惩罚。包括，态度好的万一感染可以免费治疗，态度不佳的自费；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亲属涉疫的，追究其管理不好亲属的政治责任；企业家涉及的，列入黑名单，得不到各类贷款；涉及社会人员个人的，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不得参军入党考公。这个东西问世后，因为其精确的杀伤潜力，舆论哗然。人们敏锐地捕捉到“株连三代”在此处的应用，就是把政审附加在防疫名目上，尽可能高地规定民众的服从义务——虽然惩罚依照阶层来设置，但决策者把“抄三代”设定为惩罚重心，一般民众接收到了这个信号。该公告凌晨1时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至下午12时30分左右被区党工委撤销，满打满算，“活了”不到12个小时，政策的生命周期相当短促。区党工委的口径是，区防疫办未经审核，擅自发布，法律政策依据不足，予以撤销，对此造成的影响向社会公开致歉。这件事非常有意思，耐琢磨，不该被轻易忽略，或一笑了之。一般人的理解是，“抄三代”的防疫政策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舆论压力。社会监督，区党工委的“撤销说明”明面上顺应了这种因果关系。给人的感觉是，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有人胆大妄为，但被上司及时制止。而对于冻结这个惩罚清单，社会有贡献。不能说社会舆论没有作用，可舆论很可能不是促成撤销动作的主要推手。真正的动力或许是，这条短命的防疫政令将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置于“火力”的开阔地带。体制内的人在防疫中可能卷入的家风问题，会被定义为“政治责任”，这就厉害了。“一小撮”决策者关起门来，将自己与体制内同侪对立了起来。不开玩笑地讲，这条列举惩罚条目的政令，可能是防疫行动三年来最能体现疫政平等化的文件。它在假定惩罚对象时，不再以防疫的权力划分惩戒的目标，一视同仁，打通了防疫官民阶层，亦即疫政制订、执行、支持阶层和单纯的配合、服从阶层。惩罚之下，谁都可能因为防疫留下政治污点或政审缺陷。党员或领导干部不担心银行不贷款，然而如果原先的政令真的贯彻实施，他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担忧。比如，因为偶然的防疫事件，他们被迫向社会袒露直系亲属关系网；又或者，不巧被“个人”拽入旁系亲属网，引来“抄三代的”政审污点加身。由此可见，这条夭折了的政令制订者犯下了一连串错误。首先，他/他们未能站在体制内的思维角度，真正领会防疫这件事的现实本质。他/他们将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都看成需要为防疫背负同等责任和义务的人，尽管惩罚方式各有不同，可在非法制的惩戒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显然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其次，倒霉的决策者未能清楚地区分“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个根本的分际，在架设防疫红线时眉毛胡子一把抓，混淆了党纪、政纪与法制的适用范围，这是工作作风不扎实、不过硬的表现。再次，这一短命疫政的制订者忘了立场，缺乏界限感，竟然“刀刃向内”，试图利用旁系亲属的扩大化可能，将政审内卷化，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能是导致该政令过晌即死的最关键张力。一觉醒来，竟然可能成为疫政的网中人，体制中人的愤怒、忧惧、不安，恐怕要远远大于政治身份为“群众”的那些人。如果后者将这场短平快的政策狙击战视作自己的胜利，想写进自己的当代史中，恐怕是贪婪且盲目了些。说到底，防疫有着严格区分的上下游，政府处在一切防疫决策的上游位置，要发号施令，要高屋建瓴，要赢得胜利；民间则处在防疫链条的绝对下游，是要听号令的，要无条件配合的，要成为胜利的基石。承德高新区那条活了12小时的政策，对以上种种分际、界限——也就是“群”己“权”界——没有增益之功，却平添干扰之力，这才是它从午夜走来，看不到午后阳光的真正原因。也许是承平太久，它似乎在无意间流露了真情实感，可还是被当作紊流修正。这种自我折冲也许说明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疫政竭力要避免造成冲击的，或者疫情以某种方式“终结”之后的世界，重点不在于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你们，他们，各种“我们”，在整个疫情年代的角色，要么不全是、要么不该是那条短命政策以为的那样。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因为中国作协拟吸收贾浅浅成为会员，舆论中很有一股不平之气，认为她水平不高，证据就是一二三首被他们概括为“屎尿屁”的诗。这股意气顶托着机构媒体前往作协求证，对方恪守自尊回复如下：已经记载此事。一问一答颇有“关你鸟事”的魏晋之风。这个事，虽然是以贾浅浅为主角的第二波扰攘，但就群情慷慨激愤的群众表现来说，不管是论诗还是论事，确实都是“关你鸟事”的民粹表现。大众的审查意识病态地蔓延，趁着舆论的便利，想要全指向，而这股无意识的“管制意识”应该被挫败。贾浅浅是对诗歌很有探索精神的一名诗人，她的诗歌被群嘲为“屎尿屁”不见得是她的不名誉，反而见证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不仅不具备诗歌的素养，根本不是文学的欣赏者，还将无知当作资本，将戾气误认为勇气，并在吆三喝四的阵仗中产生同仇敌忾的虚妄。这股不懂文艺而自以为掌握文艺标准的普罗大众，在易烊千玺考编一事中猎取过战果。他们用同样的攻击策略，用抹黑正当程序的手法，看似为了追求公平正义，但实际上是拉低专业标准，驯服专业人士，试图争夺对文体、乃至于文化标准的解释权。在攻击易烊千玺的时候，这股群氓虚构了名演员与小镇做题家竞争，前者利用名利劫掠后者阶层流动机会的斗争戏码。随着某些央媒因为偏执地捍卫基本盘，无形中为这股批斗背书的形势发展，易烊千玺主动退出，以避免成为阻碍全社会阶层流动的“罪人”。发动舆论、利用舆论来审查文艺界人士或文艺作品，已经成为舆论场上常见的、也很成熟的民粹手段。易烊千玺败北，是因为他有避免成为“污点艺人”的恐惧。现在，这股网络聚啸想要在贾浅浅这里，复制在易烊千玺身上的成功，可有些因素妨碍他们的成功。对当事人来说，坚持专业标准，不向群氓审查低头认罪，几乎是一种当代美德，在舆论当道的年代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对所谓大众标准保持警惕的创作原则，也是文艺创作者应该坚守的真谛。实际上，没有什么“大众标准”，那只是斗争的托词，是网络批斗的外衣。当你与它们争论好诗歌的标准，甚至愿意普及诗歌史的情况下，你定然发现他们已经将贾平凹拖进来，捏造出“文二代”这贬义的标签，试图在更大范围内激活群众对类似于“官二代”的血统论、以及暗箱操作的不堪想象。而污化专业标准或针对身份侮辱，往往混合使用。对专业机构来说，不该随便向网络暴力投降，轻易就被批斗时祭出的大帽子吓唬住，从而用一种转嫁的办法，牺牲当事人来迎合网络民粹的摇旗呐喊。在处置舆情的过程中，这不应该是纳入考量的选项。修辞可以委婉，但骨子里不要丢掉“关你鸟事”的气质。也有人说，文艺标准的制订也不是诗人、小说家、作家的专利，何以有人做得，而大众却摸不得。看清这一层逻辑的人不多，却也乐见作壁上观，成为文艺审查舆论的帮闲，虽不作声，却听任所成。这种距离感，喂养这类人的孤愤，忍看群众审查填满社会缝隙。更多的人在看热闹，浑然不觉得这种饱含审查倾向的舆论，已经或仍将损坏文艺创作的整体环境。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东西，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向文艺投掷匕首。这些无法确定、也无法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坚信他们掌握着文艺好坏的社会标准。这是极其讽刺的现象，就像在诸多新闻事件中批斗媒体一样，将媒体、记者的在场或不在场视为罪责，在一种迷茫的社会理想之外圈定代罪羔羊。贾浅浅现在就面临类似处境，坏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做坏事，却要人相信他们是在为其他人清扫公平之路。这股民粹舆论的自我复制、自我感动证明，它对真正的不公畏怯懦弱，触之即溃，并没有表现出在易烊千玺、贾浅浅等事件中的所谓韧劲。江西周劼事件，这股戾气化身为柔软的批评，将批斗软化，其在不同对象那里的势利做派也是一目了然。这股群众舆论声称对所有的不公负有谴责的义务，但这种朝三暮四的号称正义之师，其实并不赞同其他人的自由，甚至不理解其他人的担忧。沉浮在这种舆论中的人，自以为冲锋在思想的高速公路上，唯独忘了自己醉驾的事实，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逼迫他人走向。这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健康的网络症状。假如你真有愤怒，但批斗贾浅浅、易烊千玺或将来被阳谋圈定的目标，并不是穿越愤怒的恰当方式。没人喜欢承认自己不自由，但每当人们沉沦于这种舆论间，无脑冲击标靶，那恰好就是最不自由的状态。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苏州和服事件的关注度居高不下，今天和新闻学院的学生读者谈一下北青深一度对这个事件的报道。18日晚间，北青深一度报道了苏州和服事件。这个报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以编者按的形式出现，说明了接触派出所但采访未被接受的情况，算是简略呈现了官方的实际态度。报道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是对当事女孩的一个对话体。目前，北青深一度已经在官方公号上删除了报道，但它在视频号上还保留了本次报道的视频版内容。凤凰网曾经转载过这个报道，后来也与北青报公号同步删除处理。在这两个报道源头被删除之后，曾有一批公众号转载过这个报道，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北青深一度的报道，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发表正式报道的机构媒体。其他机构媒体也许也派员采访，或者采了但最后没发，具体情况不甚了了。所以，这是北青深一度报道的价值，它接触到核心消息源，并且最后能公之于众，尽管因种种考虑中止了公众号传播，但大众传播接过了报道内容，从而继续扩散影响。这篇报道之所以能问世，除了北青深一度的努力，也要看到当事女孩没有畏惧，接受了访问。两下的结合，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改变了女孩微博自述的视角，从一个私人记录形式的经历说明，变成符合公共阅读期待的新闻文本；二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提供了她在派出所内部的遭遇。这很重要，有利于将事件从情绪中大为脱敏。因为有机构媒体加持，报道的公共视角令女孩自述变得更加可信，她在苏州高新区狮山派出所里面的遭遇得以公开，它们为外界了解事件提供了相当多、也十分关键的信息增量，对于了解事件、评判是非、论断警察执法的规范与否大有帮助。从舆论效果看，人们对这篇报道的反应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姿态，说这篇报道构成社会问责的基础和起点，不算夸张。从报道可知，当事女孩和摄影师在派出所内被分开盘查，女孩的手机被警察仔细查看，她一边回答警察的知识盲区，一边要承受警察的道德斥责。除了写500字的悔过书，警察还在最后没收了女孩的和服和鞋袜。对话体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以“没收作案工具”的名义，没收女孩和服与鞋袜的命令不是同时下达的，稍有停顿，才没收鞋袜。而且，女孩被拍了正面、侧面、背面的照片，舆论称之为标准“囚犯照”。北青深一度的报道收录了当时女孩对穿和服的辩解，也记录了她关于爱国的自述，比如在日本街头穿汉服拍照，二次元也爱国等辩护词。形成反差的是，派出所、高新区分局或苏州公安局拒绝了采访请求，等于放弃了在报道中说明、乃至于自我辩解的机会。有可能是它们习惯了蓝底白字的发布模式，或者过度依赖官方发布，当然也可能出于其他考虑不作答。但不管以什么理由从大众急迫了解的信息通道中“撤退”，都给自身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从做新闻的目标而言，北青深一度贡献的不仅仅是女孩增补的信息量，更完成了和服事件的“事实闭环”。报道之前，人们只知道女孩在淮海街穿和服，警察当街训斥并拉人；这个报道出来后，警察在派出所里面的所作所为也清楚了，不管这件事有没有官方后续表态，也不管社会意见支持哪一方，和服事件的事实部分基本完整了。在最需要事实的时候，机构媒体终于提供了事实——这就是新闻最有魅力、最有力量的地方。事实不需要跟任何观点争锋，它单凭自身的力量就能撬动千万张嘴，激活万千种声音，击退僭越的舆论，粉碎那些迷信舆论引导之人的路径依赖。当然，这种全国性新闻选题，天然地需要机构媒体能有相应的角色定位——现在这种做全国性选题的媒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另外，寄望所有媒体在所有时间都能做全国选题，也不合实际。在少数时间能做少数全国选题，就已经不错了。说回北青深一度的报道。除了它突破发稿禁忌，向舆论场投送了硬核事实，报道的社会影响即使是它未作预期的，也是必然随之而来的东西，无法回避，即使官方缄默，它也像华老栓摸口袋，“硬硬地还在”，所以值得说道一番。概括起来讲，这个报道的影响就是以凌空一跃的专业修为，超越了此前的议程设置，尤其是穿和服“是爱国VS是不爱国”这一对互搏。报道大大减轻了试图“绑架”事件的那些意识形态争论，将焦点聚集在一个关乎公众利益、关乎人们的担忧与惧怕、涉及苏州警队及政府形象的问题：和服女孩在派出所里被勒令做的一切是否合法？换言之，报道从萦绕事件的观点迷雾中开辟出一条直截了当的技术进路：从街头处警介入到派出所里所作所为，当事警察是不是规范执法？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若诚实回答就能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一个远离云山雾罩的顾左右而言他的闭合式问题。北青深一度报道，和许多受够了的读者一样，厌恶无休止的道德争辩与真真假假的爱国表态，而是把事件拉回它本应该立足的法律层面——警察是不是依法行事？——这就是报道的全部力量、全部后果，以及人们对苏州的全部疑问。从哲学上理解，苏州和服事件充满了许多意志的角力，权力的意志，年轻人的意志，道德家的意志，群众的意志……北青深一度的报道为这场角力增加了新闻人的独立意志。每一种意志都代表一种力量，挺立着一种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在争夺这件事的本质，想成为本质的归属，想要拿到这个熠熠生辉的“绣球”，别在宣告胜利的衣襟上。在北青深一度报道之前，此事（警察拘传和服女）的本质差不多快要被号称爱国的人夺走，他们的反方勉强维持，现有力有不逮的迹象。报道一出，形势立马改观，这件事的本质将要被那些信服法治的人收归所有——因为在所有的意志、意义、所有的力中，报道所呈现的法治拷问与事件最具亲和力，因而它揭露了此事的本质，是法治与否而不是爱国与否。除非全部推翻警察在介入程序上的所有权力，否则事件的这一本质将牢不可破。这就是从新闻理论入手，对北青深一度报道的分析结论。多说两句的是，有两种批评这个报道的说法。一种说报道采信的是单方意见，所以是“小作文”。这是一种非常轻佻的、倒果为因、试图污染信息的话术。在派出所内的一切举动，都有监控视频，和服女孩如果要撒谎，后果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还想打击女孩的可信度，用心可见一斑。还有一种不满意来自于前媒体人，认为北青深一度报道不够完美，不该受到赞扬。他列举了报道需要优化的三个地方，找公安局，找苏州宣传机关，找律师释法。这种遗老思维，脱节于时下的媒体环境，也疏离于时下成熟的新闻操作，体现出诚恳的隔阂，不说也罢。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随着舆情重点转移，苏州和服事件进展到一个阶段，不少律师加入讨论，探讨警权在此事中的不良表现。一个总体的结论大概是，警察的不专业、任性是导致此事发酵的导火索。从讨论警权的依法自处入手，这些社会讨论表达了希望看到改变的愿望。这当然是和服事件中反对的立论之一，除此而外，还可以概括出几种反对意见。它们有的是老生常谈，比如“法无禁止则自由”，复述了警察在法治社会应有的样貌。有的是批评的策略，比如“和服是吴服”，再比如“苏州‘拴心留人’政策的挫折”等。可也要看到，即使在批评苏州警察的人们中，对于上述立场、观点——尤其考虑到它们作为批评工具被无效重复的历史——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法无禁止则自由？今夕何夕，装外宾。”“和服是吴服？和服明明就是和服，若附议穿衣自由，为何又要强作关联？”和服事件不是第一起激起人们往后看的事件，围绕警权的讨论之所以盘桓不去，很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一旦涉及警察的身影，公众就重复那套“依法执法”的旧话，在权利话语上依托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人们，可怜未被满足过。你大可以讥讽、嘲笑这些人，但要看到的是，不是权利话语一次次失落在公共事件中的尴尬，而是它们所代表的改变愿望一次次落空的现实。也许不夸张地说，人们在诸如和服事件中与旧的立场、旧的观点重逢，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遭遇，词锋凉薄禁不起世态炎凉。法无禁止则自由，是从法律角度打量穿和服的姑娘，进而臧否警察后续的处置行动。这一块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消长，涉及到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某些现实，以及想要在坠落阶段扳回几乎要命中注定的结局——总之法非法，它被矛盾的忠诚所缠绕。一种是文化上的，国境内的异文化共存面临进退失据的处境。与日漫、日料、和服等日式文化紧密相连的几代青年，面对文化爱好与政治立场这对矛盾体时，希望用时间换空间的想法破灭了。从地下到公开，从公开到受压制，从受压制到被攻击，一步步沦陷。粉圈文化最先在演艺人员那里被粉红青年撕碎，这个突击口越扯越大，最后，所有在日本文化下受到熏陶的新一辈都暴露在火力下。当一些青年趁着苏州和服事件喊出“穿衣自由”“穿和服但爱国”时，他们已经不能在这场仍在演变的大辩论中占据丝毫优势。和服、日漫或其他一切日本文化符号，目前在中国这边遇到了新的国情，亦即：对其价值感的认知、对其政治象征的锁定，以及对其粉丝群体的定性——这个过程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偏见与歧视——正在从民间反对者那里移交给权力系统，而后者的克制似乎在破防。舆论在批评和服警察的不专业举动时，没有否认、甚至承认警察并非绝缘体，他们也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执法处境：要如何从强劲的、拒斥日式文化的潮流中挣脱，纯粹、专业地坚持法律这一准绳？而恰恰是，这种潮流正被警用自媒体或官媒日夜强化。舆论希望苏州市政府能够勇于出面，明确对淮海街、苏州日企乃至于日本文化的立场。某种意义上，苏州市府受到的这种压力，与日本文化爱好者曾经遇到的压力是一样的。但后者的遭遇大家都看到了，谈不上乐观，苏州市府沉默是金，到底是识时务的。在支持警察的意见中，一些人列举了“必须反对和服”的理由，其中就包括“苏州离南京近”，也就是离南京大屠杀现场只有两百多公里。这种论据制造当然有生拉硬扯的成分，但颇能蛊惑同频之人。而这种城市地理的比附，成为苏州市政府不能动弹的束缚。淮海街改造升级是在2020年，虽是万科的城市更新项目，但与苏州市府在上述潮流下的支持密不可分。可遇到如今的舆论，苏州市政府左右为难：若向着和服女孩，恐怕无法过许多关；可若向着警察，要如何安抚并延揽数百家日企？如何让4000名霓虹国民相信此地人间方舟？苏州市政府希望淮海街只是个大型食堂，成为一个文化的绝缘体，哪知道它必定成为磁吸文化批判的地点。所有那些摆不上台面的心思，包括警察个体所受的意识熏染，苏州维持日企高地的难处，确保GDP在艰难时期不流失……都不约而同地强化了拒斥改变的整体局面。也就是说，当舆论就警察规范执法提出质疑时，不会得到回应；当人们用“穿衣自由”的权利对决“穿和服就是卖国”时，不会得到支持；当用法治社会、规范警权督促苏州公开表态、有所作为时，不会被接受。而这些主张所蕴含的“改变就从苏州开始”，也都不会遂愿。政府在往日经济建设中积累的日资聚集地，违和于大形势下部分国民冷对日本文化的现实趋势，要怎么破？苏州和服事件袒露分歧，对异文化的敌视既有其拥护者，也有公开或沉默的反对者。两下或恨或爱，沉浮在朝向不定的宏大历史中，将会有怎样的终极答案？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在三亚疫政风波最早的开始阶段，曾流传一张武汉籍滞留游客群的截图，其中有人说了三句话，分别是“记者别拉进来”“记者是为了流量的”，还有一句疑似与此有关的态度“要发大家私发”。因为后来的舆论多集中在海南对澎湃激上海的“炮轰”上，这件小小不言的事就过去了。“别拉记者入群”这句话所代表的态度，普遍见诸于现今的社交网络。它一般出现在临时性、突发性的集体维权事件中——准确来说，这个所谓的“集体”其实都是松散的陌生人，他们互相不认识，只不过因为被侮辱、被侵犯而想要策略性地联合一下。这是一群可怜人的松散集合，但是在诉诸利益交涉的时候，他们会权衡风险，其中就包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常见的权衡有两种，一种是像开头那样，打一开始就排斥记者；还有一种贼得很，事前欢迎记者，事中甩开记者，事后逃离记者。维权者怎么使用媒体，这是他们诸多选择的一部分，倒也无可非议。然而，当他们犹如中邪似地说出下一句“记者是为了流量的”，想要为拒绝记者找到一个说服自己与他人的理由，并且将这种潜意识的怯懦转化为对媒体/记者的攻击时，意味是深长的。不管是在维权的哪个阶段疏远、闪躲记者，其实都可以理解为维权者在平衡风险时，想要降低自个行动的公开程度——而这一点，很可能也是维权者的对手所要求的，或者是维权者“自认为”便于行事的前提条件——他们想以讨好对手的方式获得好处。在过去一二十年，虽说维权个体对媒体的势利使用时有耳闻，但还是少数。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些有所申诉、有所要求的人们，普遍接受了不能让记者和媒体参与的“规矩”，更为甚者，发明出让自己心安的套话，将污水泼给记者。“记者都是为流量的”，似乎只要这样说，这样互相传，就能将“拒绝”所象征的个人或群体胆怯，转化为“不被记者利用”的道德标高，让媒体记者来为他们不稳定、甚至是低下的人格背锅。当然，之所以用“流量”话语来涂污记者，预示着凌乱的时代背景。在往前数二三十年的光景，社会对记者的态度反映在一句顺口溜里：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里，“防记者”的人是谁？是那些官员、掌握大小权力的人或部门。他们要防范记者，是为了尽可能少地封堵记者信源，打乱记者工作节奏，为公权乱象打掩护。可叹历史进程抵达现在，高喊着“防记者”的人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从掌权的人变成无权的人。而从前那些害怕舆论监督的人，现如今站在口口声声“防记者”的小民身后，影子一样般存在。前者不用亲自上阵堵截记者，因为后者懂事了，揣摩前者的心思，识做了。过去那些公门中人，因为建设问责型政府的无形压力，口头上说“防记者”实际上仍背负回复媒体的义务；而现在呢，这种压力没有了，义务也随之解除，记者若要采访他们就不得不被拖进官僚程序，这是他们的主场，是他们擅长并主导的游戏。那些呼吁“防记者”的一般民众，本该与大众媒体站在一起，然而遇到实际情况，他们对记者戒备与蔑视反而比衙门更严重。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媒介环境的变迁，互联网普及与短视频市场下沉，令这些人产生了一种建立在所谓流量之上的幻觉。这种流量幻觉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指向自身的，其幻觉症状表现为将流量误以为影响力，以为有流量就等于有话语权。第二个指向，是在第一个幻觉的病理上叠加了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即世界的病态理解，“博流量”“蹭流量”是这类病症的常见呓语。现在但凡遇到稍具影响力的议题，很快就能发展出一种谴责媒体不在场、记者无良、“吃人血馒头”的批判走向。这类走向很容易被仿造，很容易魅惑民众，像在热闹的舆论起义中轻易攫取的“批判武器”，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舆论下沉的“奶头乐”。视频技术无门槛，表达欲望的释放模式下沉，更多人沉溺于制造或消费这样的媒介内容。作为后果之一，一种夹杂着无知且盲目自大的流量意识，在人们形成恰当的媒体认识之前，便裹挟了更多人、进而扩散到社会面，这就是流量观与媒体观的决战时代。在此前的舆论手札中，曾探讨过流量和舆论、话语权、影响力的联系与区别。本质而言，流量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概念，而舆论、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备充分的政治化意涵。所以，“记者都是为流量的”这句话，愚蠢到无法构成一个判断，它只是有关流量的诅咒之一。媒体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流量，不管考核记者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天然都不是追逐流量的。许多新闻在传播中有着聚集流量的特性，但撰写报道的记者不是为流量的——而是为权威性、公共性、话语权、舆论等目标，记者的身份与职业是反流量的，它是政治性的。这里的政治性，是指权利与权力的日常化互动——哪怕现今的“两权”互动不像从前那样尖锐，但它依旧分布在社会上。吸食流量观上瘾的人，已经丧失了理解这一分布的脑力。他们只是在看化约的社会简章，但看不见形式之外、之下的决定力量，也称为僵尸的视野。“别拉记者入群”正是这样一种思维的流毒，它是流量时代的诅咒，附着在流量僵尸的视野上，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可侵犯，实际上空洞，体现为病毒入侵后不自主、不自知的病态。它以及张嘴说出它的人不值得生气，毕竟，丧失灵魂实在是令人同情的。那个血液里流淌着流量的人，那个高喊“防记者”的武汉人后来怎样了？这叫人有一点好奇想知道下文，可在洞察这种高级动物在流量时代的非人属性后，答案似乎也不重要。流量人只会在流量中沉浮，习惯性地用流量观支撑他们的狭隘世界，雕琢流量下的残缺三观，这种命运没有例外。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有读者留言，问能不能写写二舅视频这个事，因为尽管它在事实上不甚清楚，制作人刻意隐藏，但确实是个舆论事件。从25号至今，它热门了几十个小时之久，有点超出了它的体量。对这种“迟迟不能翻篇”的不耐烦，充斥朋友圈，那就说完拉倒。对于传播中惯用的“二舅视频”一词，感觉不够准确，二舅本人并没有在这所谓“纪实”视频中讲一个字，全程被发言、被代表，外甥用故作轻松、令人难堪的幽默的旁白替他还原，且事后将二舅藏起来，体现出强烈的制作人主导，因而称之为“外甥视频”更恰当。读者问“你怎么看到这个事？”搁这里，只有两种看法，要么是高看，要么是低看。不管是赞是弹，都从“感动”“美化或消费苦难”入手，对这个视频就是十足的“高看”。“低看”的意思是，它就是平台的PR产品，大内宣动作，暖新闻一类的设计。因为“高看”，至少引来三拨观点之争，一拨是感动常在的人群，这是那个视频平台的基本用户群，这类用户甚至穿透其他视频网站、微博，微信这边因为设置了更高的文字门槛，穿透起来困难一点。这拨人也是这个视频精准定位的受众，靶子还是那些人形靶子。还有一拨人是反感动叙事的，构成外甥视频在传播中最坚定的反对者。这拨人肯定不是外甥视频的目标受众，他们大概率也不是视频类内容的用户。对于这些人来说，视频不是思考的恰当载体，视频满足的是那些不怎么思考，或不足以使用文字表情达意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在要不要感动这一问题上，这两拨人一开始就是鸡同鸭讲，彼此之间不能沟通，无法理解。在这两拨人争执“感动是/不是道德”的时候，或抨击“消费苦难”，或捍卫“自强不息”时，第三拨舆论悍将入场，把虚情假意和义正词严分别搅和了一下。第三拨人类站在反反感动模式的立场上，区分了外甥视频与反感阵营的，认为这不是一回事，认为前者有煽动群众自强不息的权利，因为苦难就在那儿，不能全赖意识形态或大环境；它还认为个体处理苦难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能全部否定。外甥视频激发的舆论情况，基本上就是由上述三类立场搅拌而成。对照视频想要达成的任务来说，第二、三类声音恐怕都不在制作者考虑当中，但在视频落入舆论场后，它的沉浮就不由制作者主宰了。即使这样，外甥视频应该也完成了各项KPI，如果有的话。要是对外甥视频做一个技术分析，可以发现它的水平并不高，及格线以上吧。画面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是拼凑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案，这是一个强文案带动弱画面的视频手法。文案大概经过相当仔细的修缮，既熟练地埋伏感动之梗，也留下显著的破绽。文案的撰稿或润色不知道是不是外甥唐浩一个人完成的（感觉大概率不是），文案要处理的题材是一位五十年生人大半辈子的“经历”（不管真假）。棘手的地方在于，如何熨平残疾二舅与年代之间的崎岖不调，既涉及历史评价问题，也有怎么圆场的问题。经过流量震撼之后，幕后推手B站和署名制作者或许已在担忧流量反噬。这种不安源自两点，一是该视频为了达成催泪效果，采用了激发民族感情作为文案的主线索，其中涉及敏感的历史评价；二是舆论影响大，反对者追问苦难来源盘桓不去，是个麻烦。文案埋藏最深的梗，是对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评价，尽管遵循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原则，但设计的外甥与二舅的对话，“他公平”这句台词倾向性过于明显。如果批评者从反感动模式处抬起眼，盯住这个文案小聪明做文章，恐怕视频会遭受不能承受之重。在一个针对易感动的下沉用户的内容产品中，融入相当敏感的历史评价，即使手段巧妙、玩梗轻微，但也显示B站在内容审查上踩到了红线，哪怕有过硬招牌联合制作，也是在玩火。当然，借撰稿之便，让二舅与文革年代和解，这是视频文案熨平它与苦难冲突的第一步。按照时间顺序，苦难冲突对文案撰写的第二挑战，来自于二舅在改开年代办不下来残疾证的事。软化这个冲突，主要靠领养孩子的亲情、无疾而终的爱情来转移焦点，夹杂着部队首长搓澡的传奇，苦难变成二舅在旧时代社交中可以吸收的营养品。即使是基本赞扬视频的人也指出，外甥视频的结尾强行拉满主题思想，过于生硬，目的性过于明显。这就引出文案的第三个冲突，它作为一个宣传品如何自圆其说，才能让“67岁老人边干活边养活88岁老人”显得不那么刺眼，仅靠强调二舅的劳作本性？再凭他是村里的活“雷锋”？视频文案中的二舅出生于建国年代，少年时代生长在文革时期，其青壮年与改开年代同步，老年时步入新时代。简单说，文案要熨平一名农村残疾人与改开前时代，以及与新时代双重的生存冲突，抹去时代在视频观众那的能见度不失为技巧，但撰稿人抹得不够彻底。尽管最后还是过审了，可上述的文案“两不否定”的处理技巧，梗埋得多深都不算讨巧。而在新时代，二舅与姥姥的养老仍要靠残疾人手停口停去挣，感动模式难堪地抵牾其他宣传口径，哪怕结尾处“笔者”亲自下场，用高昂的主旨宣泄也无法掩饰口径偏差。按照舆论定律，如果外甥视频在舆论场耽搁愈久，文案中对意识形态的不稳重处理手法，就越容易暴露在批评者视野。而批评者对这些不够藏拙、耍小聪明式的文案审视，势必引发别样的次生舆情，这是感动模式绝对不想看到，也会竭力避免的一幕。事实上，外甥视频的制作者已经在做去敏感化的努力，包括两点：一是宣告“二舅”绝对不做直播，明面上是不消费二舅，实际是宣布此人不再踏入舆论场一步；二是接走二舅，将这个信息源隔绝于其他媒体，明面上是不打扰二舅，实际是从舆论事态中移除敏感源。外甥在台面上做这些事情，已经不顾逻辑上的不能自洽（二舅被打扰不是外甥一手造成的吗？），真正的动机恐怕还是传播影响大，文案的某些处理手法经不起推敲，早早地鸣金收兵为上。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再次证明流量的反复无常，能成全，破坏亦可。通观外甥视频内外，本次舆论现象像是将各种破碎拼凑在一起。先是二舅破碎的人生（如果真实的话）被拼凑成人定胜天的典型，用来鼓励当代年轻人同样把破碎整出气象来；而围绕视频的各种声音、立场，也都在赞弹之时勾连起个人的、或公共的破碎。但凡有比拼，比的都是谁更破碎，谁能苟全于破碎，此情此景令人慨叹。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编者按：作为一名二舅的亲身体会是，离外甥要远点，离外甥女要近点。

热衷记录又无所忌惮的南昌青年周劼遇到了麻烦。他所在的江西国控发布通报，确认他那些匪夷所思的朋友圈内容，并非伪造，还说要对他进一步核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云云。纪监介入的直接后果，就是打断了这名体制内二代目公开展示其优越地位的进程。周劼展示的内容包罗各种，既有“恭喜父亲”升职副局长的家庭和谐主题，也有被副省长递烟的职场惊喜；既有感激大伯二伯照应，生发光耀门庭的自觉担当，也有巡视自家房产、豪宅、商铺时流露的自豪；既有对女同事的出格点评，也畅谈了对多位上司、上级的印象。在和盘托出工作、生活、社交、内心想法、家庭状况等信息时，周劼没有丝毫表演的意味。事情曝光后，有人将周劼的友圈言行定义为“炫富”，其实是不准确的，甚至，惯常标签会遮蔽此一现象背后的东西。炫富不是他的出发点，也不是他的目的。还有人认为周劼打破了体制内“不开朋友圈”的潜规则，是敢说真话“害”了他，恐怕这一论断属于夸张了。在如何看待周劼以如此方式刊发朋友圈记录时，一些经验、批评的旧武器显然是不够用的。在“世界的尽头是考公考编”的社会氛围下，他提供了新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就是，作为受到父辈庇护、被安排进体制内，拿起铁饭碗的二代目，早已经对社会浑然不察，他的所有言谈都在证明他完全享受周遭的一切，认为所有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也不能说他对“现实”无知，他的“现实”是特定、特制的那一块，是被体制塑造、为体制筛选过的那些，诸如兴奋地和单位一把手同桌吃饭，巡视大屋时要把资源传承下去的决心，与大院子弟好好相处的圈子情结等等，这是他自觉接受、以为是全部的“家国情怀”。外界对周劼现象感到不可思议，还是因为代入了某些期望，大约是些“体制内应该如何如何”的痴念。实际上从周劼这里一窥端倪，你会发现寄望于他见好就收、识做人、懂伪装、讲世故，这些单方面的念想，平行于周劼的舒适圈，平行于他世界。周劼的世界只有那么小，又那么大，往来的甚至只擦边的，都是比金钱更关键的人物。周劼对身处这个世界感到兴奋，他对在这个世界获得进展有信心有计划。身处被外界差评的利益集团中，周劼可太舒坦了，他所有的友圈记录都是“思无邪”的流露。前阵子，舆论曾将易烊千玺考编与小镇做题家对立起来，解除后者自嘲的旧含义，赋予“小镇做题家”以底层奋斗者的新形象，进一步地，附和针对易烊千玺的批判，认为他的考编在抽象意义上阻碍了小镇做题家的阶层流动，是阶层固化的原因。南昌公子周劼的出现，为谄媚大众式的悲情提供了反例，谁才是小镇做题家的真正对手？阶层流动的真正障碍是什么？兴许会让人有切合实际的思考，而不是找到一个替罪羊就心满意足。仅就词义而言，“小镇做题家”的反义词是周劼们，会否更准确？周劼在友圈发过感叹，当年那些善读书的同学看不起过他们这些“靠父母的”，可如今他系统所在的公司却不是那些“苦读书”的人能进的。言下之意，当年瞧他不起的，如今也高攀不上他。如果能将阶层固化迁怒于一名演员，为了真诚起见，恐怕也得责备周劼才公平。周劼以一人之力，打破谨小慎微的体制内作风，写下识破惊天的社媒记录，若体制内外仅仅用“异类”这个标签来形容他，是不足以有真理解的。更应该想到的是，体制内的新世代，尤其那些衔玉而生的体制二代，蕴含着刷新体制内存在感的气质与冲动。顺带多说一点，阶层流动、阶层固化这些考察社会的便捷理论，即便可以借其通俗而笼络一些拥趸，可将它们搁在现在的环境下并不合时宜，解释能力也是匮乏枯竭的。因为，阶层的现有问题不是流动性的有无，而是阶层多样性被消融的问题。如果继续在批判炫富的圈圈里打转，就看不到周劼所处世界的岁月静好，它与另一个平行世界既有关又无涉，或许象征两个世界重要的联系悄然断裂，沉默脱钩。这种断裂与脱钩一方面形塑周劼的“思无邪”，一方面输出小镇做题家的不安，但有多少人能同时看到这两方面呢？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7月24日22时25分，南京发布通报，详细说明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透露，供奉者吴啊萍已被刑拘，其“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知和z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设置牌位。南京玄奘寺供奉屠城战犯牌位事件，从一个不起眼角落凝聚声势，不仅终结了寺庙主持传真和尚的职业生涯，数位主管官员的仕途也受顿挫。在过去多少年里，这位名僧游走政商佛三界，享受着聚光灯，而今从庙堂跌落，成为许多人唾弃的糟糕人物。对传真和尚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讽刺的时刻，因为他在南京筹拍过抗日题材的电影，可最终却栽在涉日历史的事件上。事到如今，这已经不是传真和尚的个人去留问题，更涉及到南京这座承载屠杀历史的城市官员，如何就此事训练他们的文化敏感度。那些受到处分的官员可能也不冤枉，甚至可以说，以南京某些官员的习性，这些事迟早会发生。还记得2003年初，南京要拆除位于利济巷的亚洲最大慰安所，就引发过类似的批评，舆论认为南京官员在处理这座城市的伤痕与记忆上，非常轻慢。后来的进展令人欣慰，经过大学教授、地方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长达十年的努力，拆迁被叫停，转而登记为市文保单位，修复它变成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这次事关城市惨痛历史的“拉锯战”，直观证实在面对那段历史记忆时，官方出现过不应有的摇摆。慰安所拆迁风波至今近20年，围绕屠城历史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地方记忆与民族情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一个显著变化是，民间对这段残酷历史的理解，不只在拒绝社会内部的多元论述，也越来越频繁地表现为斥责官方的粗疏，规训民众的表达。南京玄奘寺牌位事件爆发之前，城内计划开展的日本夏日祭活动已经受到抵制。通报证实，早在今年2月，供奉屠杀者牌位一事就被发现，传真和尚隐瞒不报，留下手尾。南京内外不断发酵的夏日祭舆论提供绝佳机会，剧烈放大玄奘寺供奉战犯的社会效应。更早之前，包括大理在内的多地民众自发谴责、追骂穿和服拍照的年轻人，就登上全国议题清单。同个时期，东北某地打造的日式风情街被舆论压制到关张重修，中山陵有导游打着鲤鱼旗引导游客，被在场的其他人指摘，引发文化符号的大辩论。侵华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历史中最黑暗的部分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自1972年至今50年，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是，知识分子阶层将侵华历史、屠城记忆最终汇流到“世界和平”的论述模式，已经让位于一种愈加自觉、更加激越的大众认知。2002年12月13日晚间，南京举办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烛光祭，“和平”一词频繁出现，“今晚，我们在烛光下祭奠，不仅是抚摸历史的伤痛，更是为了呼唤永久的和平。”有近百名日本人秉烛走在队伍前列，站在现在的门槛上回望，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到了2012年，当年烛光祭上的”和平“氛围，已不可追忆。若有人仍抱持类似的历史论调，会很容易地意识到跟不上现实潮流。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其他事件，西安惊现极具象征意义的U型锁砸人事件，蔡洋挥动的那把U型锁，变成舆论走向转折的象征物。而十年后的今天，在中日关系、历史观念等主题下，中国民间舆论的主要立场经过十年锤炼，其形成的对日态度、对日思维一目了然。考虑到文化敏感性问题，即使公开表达无法完全等同于潜在心态，玄奘寺风波也足以说明憎恶论述获得了强大的连贯性。即使这样，外界也还能发现南京作为承载屈辱历史、伤痕记忆的热区，其城内的诸多人等，仍在以一种散漫的、侥幸的态度自我疏离于舆论意识的大变动，对于那种从历史印记弥漫到文化符号上的大众情绪缺乏认知，直至被两者相互强化的舆论击中。具体到玄奘寺风波的舆情态势，一定有人欲言又止，在目睹沸腾的声音之后收敛自有的看法。这些声音相当强势，不会退缩，也必然会通过类似事件，持续地输出文化敏感度测试。对比此类声音，“有什么是不能说又必须说的”将继续其边缘存在。题图当代水墨，@秃头倔人（李晓强）

今年的7月20日，是郑州水灾遇难者一周年的日子。网络上分布着广泛的纪念的冲动，无论是在那列死亡地铁上，还是在那座夺取人命的隧道里，直至今天都回荡着那种视频可见的最后的绝望挣扎，这些让一些有意纪念的人感到焦灼，不鸣不已。从郑州反馈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看，这种纪念的举动遭到了遏制。花店主理人、快递小哥都说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不能再往地铁口和隧道口送花。一些成功送到地铁口附近的菊花，也会被收缴，清理掉，于是有人就问：为何他们要害怕鲜花？在石首事件之后，移除敏感源是维稳的标准做法。可能在郑州某些人士看来，在灾害纪念日摆上鲜花祭奠，将线上的普遍的哀思变成线下的悼念现场，势必要又要传达问责、谴责等意思。而这样的局面会被认为不可控，作为情感连接的鲜花自然犯忌。民众献花的念头与鲜花被禁绝的举动，其实都不难理解，只是这里面再一次反映了强弱之分，当社会的愿望撞到维稳的逻辑时，后者有办法有决心干预，前者只能接受由此带来的挫折。这是围绕实物的纪念与祭奠，为什么未遂的直观印象。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鲜花的纪念仍然是纪念，并且仍然完成了纪念；而被围困、被当成忌惮的祭奠在现场被划定为禁区后，却以别样的形式，在人们的忿忿不平中继续其流程。纪念者对线下的痴念，与阻拦者对线上的无力，像是一体两面。这些纪念、那些纪念者认为遇难者很重要，

如果他被救活，那必将是心梗抢救史上一段令人心有余悸的佳话。可这种假设永远不会实现，他去世的时候，作为一名心梗的亡者，痛苦之下想必经历了极艰难的挣扎。一些破碎的信息拼凑起他最后时刻的场景。他似乎在小区里面摔了一跤，然后在身心非常糟糕的状态下——也必定是拼尽最后力气的那种——进入家门。入户门都没关的事实，留下了死亡被人发现的线索。一个多么悲伤的细节。杨海鹏，55年有生之涯的最后一天停留在2022年6月30日。在某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时辰，某个模糊的时刻，他准确地赴死。按照他生前的欢喜，赶赴一场再也无法返回的盛宴，也有可能前往一间永不打烊的沐足店。同个时间，他的夫人梅姐正在上海以外的某地出差，他们唯一的女儿正在日本读书。当死亡将他们分隔开的时候，被外界亲切称为“蟹爸”“蟹妈”和“蟹妹”的三个人各处于不同的道路上，真是遗憾。杨海鹏独自一个人离去的消息，经过他新闻界旧雨新知的传播，很快演绎出他身后浓厚的追念氛围。“一个时代结束了”，他的朋友不吝写下让一些人恼火的盖棺定论，不惮以这句备受争议的断语，并且展示出不亚于杨海鹏本人的骄傲，重复他快意恩仇的生平。杨海鹏1988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一个出生于东部崇明岛的上海人，汲汲求学于一座在经度上最靠近西方的中国政法类高校。毕业后，他很自然地进入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完成了他此生职业法官的身份养成。四年后，杨海鹏开始踏足新闻界，长达18年的新闻人生涯占据了他三分之一的寿命。这段职业生涯既成就了他，令他结交了一辈子最多最忠诚的朋友，令他壮硕的外形成为梅女士可信赖的依靠，也令他成为女儿奴一样的爱下厨男人。这段他亲手选择的体制外动荡生存，在带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伴侣的同时，也将至高的荣誉和最大的羞辱加诸于他，并且以外人目睹的那种激烈，在他身躯里埋下心脏破裂的导火线。上世纪9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杨海鹏都沐浴在中国新闻界的进步主义浪潮中。他辗转供职的新闻机构分三大类，一类是上海本地的报纸、杂志，二类是南方周末、财经等报刊的上海记者站，他也参与创办了新周报、申江服务导报等新概念报纸。在全中国六七十万新闻从业中，杨海鹏始终从事最传统的码字事业。直到2009年微博诞生，杨海鹏以非新闻人身份玩转社交媒体，但那已经是后话。在悼念文字中，杨海鹏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最早揭露以珍奥核酸为代表的保健品骗局，这是90年代诸多激进骗局之一，那时候他供职于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这家迄今仍然发行的著名报纸，在90年代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办报历程，其中就包括杨海鹏参与的该报记者集体辞职一事，而这样的报界旧闻已经是传奇一样的存在。在另一篇揭露浙江奇异地下组织部长的报道中，杨海鹏动用了他在上海及浙江的广博人脉，以历史说书人的笔法，详尽描述了一个现在几乎难以相信为真的官场异闻录。因为这篇成功的报道，杨海鹏也被友人戏称为“民间组织部长”，当他呼朋唤友，以其高达式身材、东北人一样的大嗓门、杂通一切旁门知识的侃侃而谈，成为聚会、酒局、社交的中心人物时，这样的调侃闹得愈加欢腾。杨海鹏先体制内、后体制外，先职业新闻人、后江湖散人的人生历程，经由一件声势壮大的“微博救妻”事件，锤炼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结论：杨海鹏是注定要成为他自个选择的那个人。这样一个人，在他那成功与挫折参半的媒体生涯中未能得偿所愿，却在他熔断其职业生涯的末期，因应风云际会的社媒时代的背景，一击而中，一战成绝响。2010年夏天，杨海鹏的妻子，上海一家国营园林设计院的中层骨干，在酝酿跳槽到薪资更好的设计单位时，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所涉金额只有区区7万元，这场陡然降临的牢狱之灾，不仅断绝了杨海鹏一家迈向更高经济基础的梦想，而且彻底地以杨海鹏的职业生涯为代价，强硬地改变了这个上海家庭的前进方向。从2010年夏天到2014年，杨海鹏度过了此生最为艰难的时光，可以说一生荣光在此，一生郁结在此。在杨海鹏去后，微博救妻的往事被反复提起，杨海鹏以儿女之情求取公义之心的个人史，及价值取向也被重新发掘、重新歌颂。吊客们用这段遭遇为杨海鹏的生命赋予意义，将他从死亡的俘获中打捞出来，并通过他个人与历史背景的勾连，寄托生者、支持者仍然心心念念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样的悼念基调，恍惚叫人觉得，杨海鹏不是一个人赴死，而是替那么多陷在过去、深受历史折磨的愧疚之人去死。因为人死不能复生的缘故，这一情怀被烘托得异常悲情。让更多人觉得，杨海鹏此去无归，不只是他家庭的损失，更是一众朋辈的损失，某个旧世界的坠落。杨海鹏以职业法律人兼具职业新闻人的身份见识、社会号召力，发动了针对梅女士的那场司法审判的舆论审判。事后看来，这一场对决的输赢早已注定，但杨海鹏当时充满着乐观主义的必胜心态，以无法回头的决绝姿态，投入到有数以十万计“蟹友”加持的独孤求败中。尽管梅女士被判4年实刑的后果，被普遍认为是“上海法枭”向杨海鹏传达的教训与嘲笑，但他在公开场合从不完全承认这一惨败。一审法庭上，杨海鹏一方立足程序正义搜集的证据、证词、逻辑，被法官全盘拒绝。这是他的黑暗时刻，情急无奈反映到肉身，杨海鹏四次因心绞痛离开旁听席。第四次离席时，反而是正接受审判的梅女士察觉丈夫的异常，她向法庭报告后，一名法警拿给杨海鹏一颗速效救心丸。并非象征性的，杨海鹏一生中的悲怆瞬间集中杀到。他作为法官的历史变成他无力回天的羞辱，他的新闻人身份遭到权力最轻蔑的践踏。身心内外，他建基在两种职业经验上的自信、道路与命运，就此划上句号。如果将镜头移开来看，在当时被媒体定调为“中产阶级家庭厄运和搏斗”的这场审判，早早预示了体制内抓住了新闻媒体的痛脚，看透了舆论监督的浮夸，并且以同仇敌忾的阳谋，依靠有利的工具与手腕，摸清了社交媒体的真实力量，并且向更多的人、更远的远方传递了社会力的先天不足。以为讲实话就能凯旋的杨海鹏，不得不把妻子留给女子监狱，悲伤地演绎了这么个事实：真相是把双刃剑。当后人非常愿意将杨海鹏送进新闻名人堂的时候，也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情况：他实质上是被寄身其间的新闻界抛弃了。确实有这样那样的媒体报道了救妻风波，确实有旧同僚与新后辈的摇旗呐喊，但杨海鹏公然对垒上海司法的形势下，所谓“新闻界共同体”这样的修辞是华丽且无用的。只靠谈论英雄主义，并不会让人成为英雄。无论杨海鹏怎样为东家辩解，但他无法改变一个至此而后的运行事实：新闻界从未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行事，从未真正地保护过他们的人。江湖既远，江湖又来。杨海鹏在2015年之后，已然是散发弄舟之人，以不系之舟的散淡心态，过上了他自嘲的“太平犬”的生活。一个也许说不上是多大的危机是，杨海鹏在梅女士官司上不妥协的立场，让他背负了相当多的非议，认为他以固执己见凌驾于缓刑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状态是对方辩手的策略性成功，不仅依法赢取，还策反了杨氏阵营。而这样的裂痕，随着杨海鹏的社媒化生存，变得愈发显著。在众多悼念文章中，对杨海鹏近年的变化多有闪躲的表态，似乎主要是不想触及他阴谋论的思维与言论，而作者那种竭力不想为他增添任何不光彩的心思也是一目了然。某种程度上，杨海鹏当年的支持者，似乎不愿接受一个有所变化的“孤勇者”。也或者说，杨海鹏在生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再被他当年的友人全盘理解、无条件接受。就像他们十多年前部分接受杨海鹏救妻的结果那样，他们也只接受他的大半人生。于此种微妙境界，杨海鹏当年总结的“三千万”规律，不再只是孤傲的高论，更像是孤愤的长啸。从梅女士出狱算起，一直到杨海鹏故去，脱离身份限定的他似乎不再受缺陷的束缚，因为杨海鹏在“夜夜笙歌”般的闲适中，继续是那个焦点人物，口若悬河，朋友簇拥。而隐隐约约的观感是，杨海鹏以某种表面上的坦承与敞亮，将伤痕掩饰起来，觥筹交错之间自由做梦，烟酒无忌，仿佛那四次心绞痛不是警告只是假象，而他也不像是那种听得进健康劝言的人，好像明天如何，全待它裁决。7月3日，杨海鹏的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云霄厅举行，据信有两百多人到场为他送行。自称为“蟹友”的杨海鹏拥趸，发表了对他的一封告别书信，字里行间流露真情，见证了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隐秘友谊，它关乎一种纯粹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抵足而眠，在这个世道上也确实存在过。1998年，杨海鹏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女士约在上海襄阳公园门口见面，天突然下起大雨，他淋雨傻等，这时一把伞撑在他头顶，帮她撑伞的就是“蟹妈”梅晓阳，杨海鹏当时32岁，简直是毫无指望的大龄青年。杨海鹏一生用过至少235个微博账号。他建立的群叫吱吱。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唐山一伙流氓调戏、暴打陌生女性案，在案发十数小时后，从一起按部就班的常规治安案，一下子跃进为唐山政法委书记出面表态的“大案”了。这前松后紧的办案节奏，已经成为舆论针对的批评点之一，无形中令唐山司法系统都得跃跃欲试才成，自证本地法治的成色。烧烤店里面边角俯视的摄像头立功了，它静静凝视由内而外的暴力进程：恶男子色心乍起，伸手调戏白衣女子，遭到呵斥后劈头就打，女子闺蜜黑衣女子随即拿啤酒瓶爆头反击，暴力男团发动围殴，白衣女子被拽着头发拖至店外继续暴打。这段视频以纪录片式的沉重，将一场力量悬殊的袭击女性事件袒露在亿万观众面前。视频里嘈杂的环境噪音，未挡住袭击者对受害者那番令人窒息的暴力操作，调戏不成就施加暴虐，极恶以秒计数，无限地拉长了视频的客观时间，令观众沉溺在恨中。一种要为受害者讨要说法，乃至于督促法治为女生复仇的公众情绪明白无误地流传开来，并且相互强化。作为这种情绪的注脚，也作为理解这个滔天舆论的背景，大众钩沉了一些事关女性安全感的历史案例，并且反讽式地重提旧日里“深夜撸串”的盲目乐观。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治安或犯罪，为什么舆论从一开始就聚焦在女性安全感上，这是以性别矛盾带节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即便也有不少暴力打斗发生在男性之间，但唐山这起暴袭事件的源头是调戏失败之下恼羞成怒，暴力的性质与性别攻击密切相关。许多为之愤慨的观众，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起暴力的逻辑：它源于施暴男性对女性存在的那种随机的不可遏制的亵渎、侵犯欲望。这种欲望有时候表现为“亵玩焉”的轻度接触，如西安食街上要求吃播博主@小贝饿了

上海婴幼儿隔离中心的视频于4月2日夜开始暴风扩，视频中有孩子啼哭，不同年龄段的挤在一起，似乎处于无人照料的风险状态。因为涉及到“儿童”待遇这一容易激发共鸣的话题，该视频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上海隔离轻症和无症的做法再受审视。从上海妇联、2日上午发布会等官方表态看，这一视频未得到否认，其真实性是站得住脚的。也有护士志愿者提供信息，说该场景只是转移到新隔离区时的暂时状态。但许多已经收到风的父母，或只能在别人视频中寻找孩子的妈妈，不打算再隐忍。在一些妈妈的讲述中，人们知晓婴幼儿患者被单独带离家庭隔离的前情提要，无论父母怎么哀求都必须分离。27日上海市卫健委曾有官员表态，“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诊疗方案”“高级职称医师每天查房”“医院和家长保持线上沟通和联系”，承诺与事实或有较大差距。视频在某种程度上戳穿了“妥善照护”的官方承诺，大众感到痛心与愤怒。考虑到迄今为止至少有300名以上的6岁儿童（3月1-26日数据）被收到金山公卫，相应防疫政策的承载量堪忧，舆论再一次聚焦于上海防疫手段，认为社区分诊与居家隔离应当疾行。儿童隔离点令人担忧的现状，让本埠家长懊悔交出孩子的轻率举动，可能还契合了此前发生的涉外行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1日曾挑头，代表欧盟成员国、挪威和瑞士照会上海市府，开列六个要求，第一条就是“无论任何情况，父母和孩子都不能被分开”。疫情至今，孩子作为隔离对象的身影没有断绝过。在上海之前，缩在小号防护服中的他们收获无数感动的目光，盛赞孩子坚强，肯定政策“不得不这样”的合理性。在上海这里，被隔离的儿童成为反思政策的强大动力，这是以前罕有的现象与心态。就防控压力对舆论的心理冲击而言，大众虽心有不甘但是持续后退。归国留学生布布要求在隔离病房得到治疗时，舆论颇多嘲讽；等到大量血透病人被防控政策打乱血透周期命悬一线，120医生拒借除颤仪诸事出现，人们终于知道批评的重点该放哪。与儿童隔离点疑似乱象直接相关的，是2日上午广为流布的一段电话录音，市民电联疾控中心领导，从健康云的数据失真问题谈起，出人意料地留下疾控专业人士对隔离政策的坦率意见。尤其是，从科学角度，她直言作为“政治性疾病”的决策逻辑。这次通话录音的录制及公开，在交谈时就得到当事专家的许可，因此它可以视作上海基层疾控专家对当前防疫政策的批评式建议。后续信息显示，在此非常时刻，合拍舆论热点，敢于表达的是浦东疾控专家朱谓萍，农工党员，非典时期就得到国际认可的“老法师”。如果留意上海疫情的种种舆论，很难否认这样的看法：上海疾控专家、传染病医生、医护人员秉持专业认知，对防疫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决策层面并不明朗。朱谓萍近乎宣言的看法，代表了行业的沮丧与不解，也代言了大众的疑惑。若要理解朱谓萍那番话，可能需要很大一篇文章，包括疾控中心在防疫体制中的地位变迁，疾控与医疗分置的历史，最终又会归结到两种逻辑的纠结问题：一种是以真伪逻辑为标准的科学防疫，一种是以敌我逻辑为划分的政策执行。在后一种逻辑及政策下，司法条线出现对防疫违规人员治罪的动向，即使没有什么显见的后果，也倾向于拘留处罚。这些动向与举动不断增加防疫政策刚性，也使得正常商讨改进防疫举措变得禁忌重重，防疫不再只是医学问题，而成了政治正确问题。在全域静态管理模式下，哪怕作为有益补充，诚实地靠近真伪逻辑，灵活地衡量及筛选合适的防疫手段，都变得相当困难。重新审视对重症、轻症、无症、密接次密接等人群的隔离政策，在眼下上海虽已是公开的吁求，但仍受到“政治性疾病”这一定性的掣肘。在真-伪的科学逻辑下，怎么隔离、如何分诊，都是属于合不合适的问题，合适就做，不合适就弃。但在政治正确的逻辑下，医学标准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准，医学科学的原则有时符合政治正确，有时并不符合，它就很为难，可能就被迫分裂着。今日上海防疫的种种乱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政策逻辑不能融洽科学逻辑有关。但在现实上，不管是疾控、医护还是广大受控民众、社区干部、区市领导都很努力，也都很疲惫，所有大人小孩付出心力成本，连带可见与潜在的经济成本，维持疫情防控这一庞大的“大白象”工程。眼下，这一头“大白象”按照政策惯性，在体制内外的合力之下，“痛饮”远东第一城上海滩——包括2400万人的悲喜、处境、挣扎——哪怕是全员静止状态，实在也是壮烈。市民从切身伤害中产生疑惑，疾控人士早已洞察了风险，直到朱谓萍周知市民大众。朱谓萍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否定政治正确，不是要站到“大白象”的对立面，而只是提示可以试用新的工具箱，充实防疫手段上的精细化与以变应变能力。以上海的规模实力与市民素质，若能摆脱大白象的路径依赖，尝试新的路径，将是淞沪战疫的绝大价值。4月2日，也是“沪吹”卷土重来的纪念日。好一片愁云惨淡的沪上舆论中，朱谓萍发出天下正声，足以令颓唐的沪吹们精神一振，漫卷录音喜欲狂。上海的被动局面也许在积蓄什么，也许能酝酿什么。上海丢失过宝贵的防疫窗口期，可如果中国失去上海这个机会，将会怎样？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社交媒体一度在讨论丰县事件中的媒体缺位问题。那种对此愤概不已的自媒体写手，将“媒体”的缺席错误地理解为它们的选择，进而制造出一种谴责媒体的氛围。这些人以精明的算计，将“媒体”从它的存在环境中切割出来，通过聪明的“忽略”来彰显“媒体”的不义。在这样一种“总想找到替罪羊”的大规模情绪下，责备媒体成为撩动人们注意力的法宝之一。实际上，在自媒体输出的大量读物中，泛泛地批判媒体、或者指责新京报、澎湃新闻永远是一个安全话题，而且容易在喧哗的舆论场中给人“有定见”的好印象。机构媒体在丰县事件中的普遍缺席、失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背后的原因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即使清楚的人有时也不便或不能清晰地讲出来。实际上，考虑到大多数人对这一原因“不感兴趣”的实情，条分缕析地说明，能够得到的反响远远比不上“痛斥”媒体。从人们对丰县事件中“媒体”的失望看，能明显看到在处理“信息”“媒体”“新闻”“舆论”“舆情”这些现实问题时，有许多基本的东西被搅合到一起，起码的认知是欠缺的。媒体问题实质上体现了包括谴责者在内的生存处境，但当他们批判媒体时，总习惯于把自己摘出来。信息即媒介，这个好理解；但媒体即生活，即命运，似乎相当费解。人们在刘学州事件中怒斥带来不好消息的新京报，而后在丰县事件中希望看到机构媒体出现。这其实是两种很矛盾的对媒体的立场，因为人们根本上是想要看到符合自己愿望的“媒体”。但是，“媒体”并不以受众的愿望来自我要求，更不会按照受众的喜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理解这个问题上，需要了解三十年以来大陆媒体的发展历史；需要了解在新媒体环境下，市场化媒体反而重新建制化的逻辑；需要了解媒体从未自外于现实变动。可是，要了解这么多媒体的背景，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们并没有义务去洞察新闻史的走向，也没有义务体恤“媒体”的困境。媒体自身格局的演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成分，怎么可能要求受众承担“同情之理解”的责任？媒体无法要求受众慈悲以对。具体到丰县事件，若说“没有媒体”参与，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微博是媒体，微信是媒体，公众号更是媒体，它们组成了一个去新闻化的舆论场，通过主题、质疑、回应等频繁互动，积淀并演变出一个大型的公共事件，直观证明了“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个结论。人们在丰县事件上渴望“媒体”介入，实际上代表两种含义：一是渴望主流媒体（尤其是央媒）提供权威性的掩护，为质疑背书，好得到认真对待；二是希望市场化媒体残留度高的媒体记者进入现场，核查事实，提供事实，让社会讨论有本可依。很遗憾，这样的“媒体期待”所包含的媒介认知，是分裂且混乱的。因为第一种“渴望”混淆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在新闻需求旺盛时，宣传何以自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不能在批评丰县、徐州乃至于江苏的同时，却希望主流媒体扮演他们无法承担的角色。第二种“希望”在误解现实、理解媒体上，略显笨拙。整体而言，这里面体现着巨大的错位：机构媒体无法在所有时间、所有事件上表现得像一个新闻机构，而民众希望媒体在某些时候、某些些事上表现得像一个新闻机构，两相交互，无法托付又不能受托，怎能没有怨恨？不管是指望在主流媒体中看到有利于民间的权威背书，还是希望在市场媒体上得到确凿无误的信息，或多或少都影射出人们在媒介观上的“巨婴”思想。因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难道不是——为何在人人皆是媒体、随时都能传播的媒介状态下，人们对权威有着更强烈依赖？一个显著的新情况是，在江苏公布组成调查组之后，丰县事件的热度其实在快速下降，这是为何？有些对未来结论持有悲观看法的人，因“不再关注”的失望撤离舆论。但可能还包含更多的踊跃期待，认为既然省里权威出面，这事只有“静候佳音”。如果将这一新情况作为参照，你能明显看到人们对媒介的所谓期待，并不是真正地指望媒体做到新闻报道的本分，而只是为他们的心安理得提供更权威的依靠。人们并不真正关心机构媒体的新闻职能，这不就是“唱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的翻版吗？也要承认，在丰县事件的舆论进程中，“前媒体人”这个身份标签频繁浮现，在舆论升级上起到了显著作用。这是市场化媒体时代残留至今的微薄红利，即使是这种“红利”，因为是无根之木，在其外在的体现上很容易被质疑，也导致频发的诛心之论。对于“机构媒体缺席”这个事实，从不同的角度看，意义是不一样的，而意义所联系的利益上是有冲突的。但即使有这种冲突，也可以说人们对媒体的期待的并不纯粹，过于情绪化。这不是好消息，但多多少少会减轻机构媒体在新闻伦理上的亏欠感。或者说，大众与机构媒体各有各的心意难平，两下失去了在最大公约数上和解的可能。人们的无知，他们对新闻的不纯粹追求，成为机构媒体劝慰自身在新闻进取薄弱时的“挡箭牌”，又成为新闻人吸食的麻醉剂，来抵消新闻棱角对情怀的刺痛。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震动一时的辅警许艳敲诈勒索案日前二审宣判，连云港市中院维持了一审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剔除了9名受害人中的两个，涉案金额大幅度下调，落入十年内量刑，同时认定许艳有自首情节，最终判处7年徒刑罚款30万，原审13年罚款500万顿成历史。即使对于如此大幅度的轻判，舆论中人仍有普遍的不满。这些不满从一审时就已经显露出来，即使二审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种情绪，显然并未能完全平息这种情绪。一些舆论是希望全胜的，所以它们将许艳视作“受害人”，认为这是场非正义判决。如果要理解这种舆论和情绪，需要理解的一点是：这部分公众及其引导的舆论倾向，拒绝认为公务人员是刑案的受害人，这是某种敌视心理在本案上的发泄。进而，在罪与非罪、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区分上，不接受现有司法的判断，拒斥哪怕是“示好”的轻判。二审维持了一审的罪名，这是所有认真讨论的基础。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受害人从9人减去两人，孙某某和刘某某，是二审最为关键的地方之一。可以理解为二审法官对证据尺度有更严格考量，这是证据采纳的问题，不是法律适用的问题。罪名未变，但二审突出了自首情节。许艳如何归案，事实如何，是否有投案意向，一审并未有清楚描述，有含糊之处。一审判决书的粗暴书写，早就被吐槽过很多。一个更大的可能是，二审要为许艳减轻刑罚铺好路子，量刑往下走也是回应舆情关切。经过上述铺垫，再考虑被害人过错（也谈不上是重大过错。另外，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很少没有过错的），可以对许艳从宽处理。如此，二审在法定十年以下量刑，减到7年，作出了改判。对许艳、对舆论，这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很难用不堪来形容二审。最大的看点是，一审二审的网民心态基本没有变化，认定被害人是官员是坏人甚至是嫖客，于是替许艳打抱不平。本着这样的立场，将许艳代入“权力系统中的受压迫者”这么个角色，很容易自诩为正义的做法，可这样的“义举”，恐怕赶不上许艳对世道的认识。许艳与这么多人发生亲密关系，很难说是被迫使然，支持她如此行事的观念，势必与她对身边形势、人间及小镇官场关系有透彻的了解，而后加以精明的利用。她看透了小镇生活的本质，毫无羞愧地利用它，自如地适应了生活，这是她比声援她的人更为入世的地方。声援许艳的人，只是在非常抽象的层面凌空虚蹈，相较于许艳的追求与付诸行动的生活信条，可以说声援者是茫然且盲目的。也可以说，对许艳的所谓支持，看似在坚守某些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可仔细推敲下来，它们并不见容于许艳的生存实践。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说，在适应小镇权力生活方面，网民痛恨的受害人，与许艳本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如果认为前者是阴暗龌龊，后者是喊冤受屈，只怕不符合基本的现实。这是人性的复杂与幽暗之处，声援许艳的人，忘了这一基本面。如此分析，不代表本人的赞成或反对，只是希望少一点自以为义，明了在基层权力系统中游刃有余的基本法则，那才是许艳及那些受害人的处事逻辑与人间思路。作为与这套逻辑共生共存的我们，会在不同地点和场景下，遇到这样的世相与处境。其实，在理解许艳的人生选择上，司法的阐释过于呆板，舆论的理解又过分无趣，如果能有洞察幽微心态的文学式的理解，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护士如何在男权世界开辟出一条金钱与上升通道，如何不知疲倦且不带耻感地利用男性与身体资源，这是极有魅力的文学题材。在这一点上，许艳与劳荣枝有类似之处，她们在各自的时代中，以不名誉甚至罪行为台阶，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脱颖而出。她们是很早看透时代形势的那种女性，对自身作为诱饵不抵触，在沉闷的处境之上开出妖冶且危险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值得透视的人性与人物。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莆田欧金中杀人事件，有一个显著的舆论倾向，是这位杀人者得到了广泛的、公开的同情。而在此之前，农村孤狼式杀手，比如张扣扣，在舆论场中并未受到一致理解，反而招致相当多的恨意。舆论“孤立”杀人犯的长久基调，在欧金中这拐了个弯。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似乎很难有一个固定的解释。若说孤愤杀人的人生故事打动了众人，杀死弑母者的张扣扣岂不是应该比欧金中更受舆论青睐？事实却非如此。同是村庄血案的制造者，一个卷入评价纷争，一个蒙受悲悯看待，可见舆论好恶极具偶然性。欧金中杀人，血溅当场，而后逃遁匿踪，惊动四方。这个故事中数年积压的沉闷心事，暗暗酝酿的你死我亡，直至挑明了流血的杀机，无不证实在看似苦闷的农村生活中，田园牧歌难寻，而残酷物语跃跃欲试。欧金中杀人为农村叙事增添了冷酷的多样性。这些年来，在主流的农村叙事之外，社交媒体衬托的农村生活，要么是快手抖音化的喧腾热闹，要么是昂贵彩礼女性上桌难等愚昧叙事。在李子柒等视频博主的刻意雕琢下，农村在大众文化中更是被滤镜化，不真实，欧金中则揭开了农村凶险的一面。在城市掌握大众文化解读权的情况下，农村、农业、农民处于被城市中产赏玩的境地，一种俯视蚂蚁打架的视觉设定。刻薄一点说，即使舆论中充满着对欧金中的同情，但此一同情的内容、出发点及其一浇块垒的指向，其实仍是城里人感受的引申。对欧金中的同情，隐含着两个突出的立场：一是为私力救济寻找理据，进一步地，在司法体制之外，论述同态复仇的合理与必要。二是借此点明基层治理遭遇掣肘，潜台词是旧的乡绅机制崩溃，土法上马无法止息纷争，看似大好的农村潜藏颇多郁结。欧金中作为一个好人被坏人欺侮，渲染其杀人有着某种程度的正义，这一故事版本已经在舆论场固定下来。机构媒体对受害者一方的叙述，提供了一些应当认真考虑的反方信息——可即使这样，也未能撼动此一故事版本，足见其已经具备抗冲击的韧性。众多同情者从正义论的角度为欧金中开解，阐释他杀人自有苦衷，自然有言之成理的一面。同时，也有评论者抱紧了理中客的辩证法，避免用朴素的正义论对冲司法惩治，生怕鼓动什么。这两种立场，其实都回避了杀人事件中与宅基地有关的复杂问题。欧金中及其邻里纠纷，围绕宅基地确权问题展开，随着建房受阻逐步升级。表面看是恶邻逼迫，实际上矛盾由农村一户一宅政策所激发。这个政策已经在农村广泛推行，但这种确权有许多含糊之处，乡规民约与确权政策之间有灰色地带，有时候两下互打死结。如果某些机构媒体报道的事实确凿，欧金中是借助他老婆获得跨组宅基地，而这块宅基地本身有纠纷，只是在20年前没有“发作”。随着欧金中推倒旧屋翻建新房，确权150平米，剩下250平米的归属问题，重新激发了旧怨，导致矛盾不可解。一块宅基地，可以翻建新房的确权部分，往往小于现有宅基地面积，确权的不是整块宅基地，而只是建筑面积。那么，一块宅基地未确权部分理论上重新回到集体土地的大盘子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未确权宅基地的归属随即成为问题。在一个不存在纷争的宅基地上，村里一般都是含糊处理，除去建房面积余下的还是归主家所有——但注意，这部分宅基地在法律上很可能不属于主家了，但是可以用建院子等方式实际“占有”。欧金中遇到的不是一个无争议的宅基地，问题就出现了。欧金中2017年拿到了150平米的建筑确权许可，随后，三家邻居提出了对剩余宅基地的索权主张。假设，确权的如果是整块宅基地，就不存在欧金中必须与邻居谈判协商的余地。这是一宅一户政策在落实中遇到的特殊状况，政策制造了矛盾重启的机会。村里镇里组织了欧金中与邻居的调解，在这里面最有话事权的其实是村委的意见。如果村里按照整块宅基地的归属——不考虑确权面积——来调解，欧金中不会铤而走险。但村里按照宅基地确权+未确权宅面积“一分为二”的思路走，不能说错，只能说放任了确权政策的漏洞。当然，在宅基地确权过程中，村民自建房的具体情形（面积、高度等）突破确权许可，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对这种情况，村里多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是“一户”建在“一块宅基地”上就行。欧金中的不幸是他正处在确权政策的无主地带。福建在杀人事件后出台措施，提示主动化解“一户一宅”政策实施中的纠纷与矛盾，佐证欧金中杀人的起因与实际场景中的确权政策确实存在某种强联系。遗憾的是，确权政策并未得到诚实的反思，乡村恶霸叙事遮蔽了对这一政策的聚焦与评估。说的不客气一点，借翻盖新房的机会推行农村宅基地确权，不管其政策动机如何，都将一块宅基地推到了合法与非法并存的状态。当然，它也可以说，未确权不等于非法，但这种由政策制造的不安，一旦碰上有历史遗留的宅基地，就可能引发大麻烦。确权提供了矛盾滋生的土壤，但是要解决它带来的问题，又得要回到乡村破碎的宗族关系、暧昧的村委解决机制中。易言之，确权政策将合法与非法的地位问题交给了村庄的人情调解模式，然后就作壁上观了，眼看着欧金中他们在新生的矛盾中弱肉强食。所以，最大的问题在于，行政确权的设计，以宅基地为介入方式，将农民置于合法与非法共存的灰色地带；在对宅基地具有的安身立命、传承后代等内化的文化功能下，单向度的确权增加了农村的致命矛盾。欧金中恰恰处于政策的明暗之间，就此而言，他的选择确实有某种悲剧意味。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jiuwenpinglun

在南京疫情之前，舆论中即存有污名化张文宏的动作和倾向，但那些没根据的传言很容易被证伪，一个“贪财的张文宏”的标靶没能立起来，令第一波舆论攻击无功而返，没有产生涂污效果。现在的情况证明，污名化没放弃努力。当然，不排除有论者将这一污名化进程解释为求真务实，将诛心之论掩饰成要真相，用机巧的话术掩藏真实用意。复杂的舆论基础南京疫情发生后，外溢疫情严重，张文宏在微博上发声。这是他首次在公开场合正面论述疫苗的议题——在此之前他似乎对这个话题相当克制——以此为进路，他还评估了眼下的清零政策，相当于作了一次广播发言，公开他对科学与防疫两个维度的思考。本次发言带来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张文宏率先对现行的防疫标准化操作及前景，作出了破题式思考，这是一个直率到冒进的举动，未来防疫策略的顶层设计何去何从，牵涉面大，张文宏作为顾问专家最先发声。张文宏这谈话的影响力，约略相当于18年前非典早期阶段，钟南山不唯上，在权威人物“衣原体感染”的结论之外，开辟正确的应对之道。尽管很难细分当年的钟南山和现时的张文宏哪个更难，可在事实上，张要面对的局面更敏感，舆论基础更复杂。经历三个年头的持续抗疫，清零策略对党政系统的动员、对基层社区干部的执行力，对居民的协同意愿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如果它们是防疫得胜的必要条件，那这些条件是不是也要经受评估，毕竟病毒在进化能力，南京破防即是明证。张文宏的思考，既是替数以万计的防疫执行者发声，也是操心数以亿计的公众健康处境。张文宏发言的第二个反响更加显著，因为它重新激活了污名化的攻击动作，超然物外的他迎来了第二波网络暴力，陷入了某种程度的麻烦。迄今为止，外界并不清楚张文宏何以借南京疫情发声，又为何作那种破题之论，是否有更深一层的思虑——但无论内情如何，没有影响到支持者的立场，他们将张文宏视作敢言的医生及科学家，有清晰的道德界限，有信守的伦理选择。总之值得托付公共利害。三种身份理论保卫张文宏指向张文宏的新一波攻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攻击方法泛着年代的幽光，模仿了几十年前的文革大批判语言，用扣帽子、贴标签等人身攻击方式，矮化张文宏的权威身份。这一攻击的着力点之所以采取大字报样式，跟时事背景有关。中央政府在外交层面对抗美国的病毒溯源偏见，火星四溅，在舆论场间接地点燃了防疫的中西优劣之辩，宣传攻防撩拨起人心情绪，让网暴张文宏的新进展以一种奇妙的角度承接了文化心理中的洋中之别、中外之战。张文宏早前关于少喝稀饭多喝牛奶的早餐建议，顺理成章地在攻击语境下复活，再一次成为“呈堂证供”，用来指责他站错了位置。正如所见，对张文宏文革式批判引发了支持者纷纷加入舆论战，力挺张文宏，用各种理论驳斥对他的污名化操作。这些保卫张文宏的支持者，基于各自的角度和站位，主要使用了三种身份理论捍卫张文宏。第一种是医生张文宏，诉诸他最基本的角色，医术高超，治病救人，驳斥攻击者背离德性的无良；第二种是科学家张文宏，强调防疫的科学性，用张文宏的专业担当背书他的言论，驳斥攻击者不合时宜的荒谬；第三种是党员先锋张文宏，展示张文宏的大局意识与先锋模范作用，粉碎攻击者别有用心的离间。不同阶层的支持者掌握以上三种理论的一种、两种或全部，按需取用，最终形成了一条保卫张文宏的联合阵线。这条网络保卫线蜿蜒于民间到官方的广泛网络空间，横穿体制内外，横跨社会阶层，共同凝聚成保卫张文宏的“阵营”，同仇敌忾地抗击污名。三种保卫理论，自然而然地得出“保卫张文宏究竟是在保卫什么”的结论。那被保卫的，可以是由良心医生看护的个人安康，可以是由集德先生与赛先生于一身的专业人士看顾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是由奋斗在防疫一线的领衔人物所坚守的公共安全。沪上防疫逻辑的底气对张文宏博士论文的指控，是第一阶段污名化遭受挫折后新开辟的攻击方向。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有些人比支持者更隐秘地研究着张文宏，不遗余力地寻找这位新冠疫情时代标志性人物的弱点。这一指控当然不会被保卫张文宏的人接受，后者已经在这一最新的舆论交战点上给出了充分的拒绝理据——相信复旦最终的调查结果也只是用合适的措辞来延续这些理据。值得一提的是，对张文宏的这一波攻击发展到指控论文品质时，污名化显示其有备而来的节奏感时，产生了另外一个反作用，那就是引起了上海层面的警觉。张文宏的个人纪录片发布了，他别着党员胸章，形象严谨，又直抒胸臆，展现被动卷入舆论洪流的张文宏，其奋斗的主场仍是公卫防疫前线，其见识、坚持、专注点与影响力无可替代，他还带出一支队伍，立足上海，裨益国家级抗疫全局。上海某发布发表了肯定张文宏抗疫功绩的通讯，继续强调其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用党员身份统领其医生、科学专业人士的身份，其间意味不言自明，力挺之意溢于言表。上海的官方声音从不同渠道，以文字、影像等报道形式挺进舆论场，传达了与张文宏站在一起的清晰信号。实在地说，这不是捍卫张文宏一个人，而是摆明了要捍卫上海作为抗疫优等生的声誉，及其背后赢取抗疫成果的科学逻辑。这是张文宏的底气，也是上海力挺张文宏的现实依据。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张文宏与沪上防疫策略（延展至张生对南京疫情的评判与全局防疫策略）的关系，读者大可以再细细思量。可以想象，官方下场力挺张文宏，很容易会被过度阐释，是不是盲目背书，算不算站队，等等。上海亮明官方态度，不是出于个人义气，也不是因为张文宏创造了上海那套高效运行的防疫体制，不是张文宏书写防疫策略，而是这一科学实践证实的防疫策略注解、突出了张文宏。张文宏在南京疫情后发表的见解，只是与海派防疫策略及其精神内涵一脉相承而已。关键是固定议程而不是设置议程对张文宏成规模的网络攻击，若把舆论场作为观察测量的空间，可以发现整体舆论不只是单向的攻击输入，也包含支持者的防守反击。保卫者所组成的舆论火力，聚焦的反击落点，支撑反击的历史意识与现实觉悟，不只是扩大了别样的疫情叙事，还钩沉并不遥远的过去——而这些攻击行动所唤起的大众怒火与担忧，触发某些官方禁忌，导致它们传导到公共讨论中，始作俑者会因此陷入被动。很明显，当攻击者给张文宏张贴网络大字报时，所有人都会反过来打量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的角色代入历史方程式中，求解攻击的逻辑所在。给张文宏戴高帽，保卫者就会将攻击者“定格”为不光彩的历史角色，这些角色早已经被人心与党的决议所否定。这让攻击者引申历史隐喻来攻击张文宏时，自身即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被打倒的象征。即使是利用博士论文做文章，看似手法上新媒体化，实际上也还是会被归入映射历史派，上下左右都不讨巧。攻击者在进攻的同时，也暴露在火力覆盖中。试图伤害张文宏，可采用的手段也成全了一种自我侵害的方式。这样一种攻击与反击的交错状态，攻击被抓住把柄，成为反击着力点的舆论生态，改写了一些重要的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场景，拓宽了传播理论的新内涵。例如，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让人们认为“设置”是制造舆论时第一位的，最为紧要。“反动学术权威”等污名化张文宏的标签，对他博士论文的指控，都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抢先应用。攻击者占据先机，先发制人，反击者的不利处境是要打碎给定的标签，要在预先的定性外做很多解释工作，而这往往会被认为这是不利的，是被动的，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考虑到现有的社交媒体环境，议程设置理论早已被突破，对张文宏的攻击风波，不是第一次证明议程设置理论的薄弱，更在实践上证明它无法成为攻击者占据优势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屏障。相比议程设置，现今更关键的、更重要的是固定议程。这个结合新闻理论可以展开一大篇，今儿只使用结论就行。对张文宏的攻击，前后两波，最新一波里按序闪现攻击点，看似掌握了舆论制造的先声，陷张文宏于被动。但舆论是一个波动的过程，聚焦点不仅仅只有“设置议程”的那个时候有，在回调的时候也照样有。保卫张文宏的支持者在攻击者打响第一枪后才行动，在反击中策略性地选择第二落点（如“文革做派”“大字报批斗”等），围绕这些议程，牢牢防守，用声势固定反击议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攻击者在张博士论文方向选择的新的议程设置，也必将受到保卫者如法炮制，用固定议程的简单办法，有效拆解议程设置的先机，折冲损耗先发优势，一边固定议程，一边发动反击。保卫的反面是什么？鲁迅在一篇沉郁的文章里说，有缺点的英雄还是英雄，再完美的苍蝇也还是苍蝇。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象征张文宏与攻击者，有意无意地，也用它的引申义来预测第二波、第二阶段对张文宏的污名战术，像是早早作了失利的心理暗示，然后同道中人相互安慰，拒绝某种污染的形成。就舆论操作而言，无论复旦的调查结果是什么，攻击者都将在某种意义上“胜利”。因为，至此而后，张文宏的个人信息将永远与论文指控挂钩，这个本质属于污染的信息增量会永久伴随他。这是对攻击者的“款待”，根本而言，这是舆论环境给予他们的特权。因而，当保卫者宣告立场，自陈保卫的高义时，最好也想想“何以至此”这回事。换句话说，保卫的目标可列举一二三四，相应的，反对究竟是在反对哪些人，反对什么。保卫项与反对项本应一一对应，但实际中往往难以奔现，两下的悬殊是刺目的存在，除非盲目不见，否则平衡起来相当困难。这是誓言保卫张文宏时，不易觉察的虚空部分。当然，保卫者已经在这样那样的舆论冲击下，在抵抗信息污染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并且在细微的舆论面向上独当一面。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鲜花作为一种哀悼的寄托，一种包含情绪分量的象征，昨今两日出现在郑州地铁五号线沙口路站，将紧闭的入站口装饰成开放的吊唁之地。14名遇难者的名字被有心人写在鲜花铭牌上，无声地依偎着鲜花丛，“同路人”的署名向生的世界传达丰富的含义。戏剧性的是，沙口路站鲜花纪念现场刚出现在台阶上不久，不确定开始降临。不明单位用施工水马第一次将出口和鲜花围堵在内，希望隔绝这小块地临时担负的用途。一名叫王金雷的郑州青年上前拆了围挡，“不要挡住亡灵回家”，理由充分。王金雷几个拆了围挡后，将其有序放置一旁后，有关单位又进行了第二次封堵，而且将围堵范围扩大，囊括整个狭长出口路面。显然，地铁站的鲜花吊唁行动引发了某些工作群的响应机制。二次围堵激起了相当大的舆论反响，造成广泛的反感。后来的情况是，现场撤去了水马围挡，有一种任由吊唁的默认。黄色菊花很快从出站口台阶流溢到站口直对的路面。更多的市民和记者来到现场，鲜花铺地的场景照片有了更专业的定影，随即分发到网络空间。郑州有种鲜花的这一幕有了历史地位。在公共灾难事件中，自发的吊唁具有强烈的表达意味，在沉痛之外夹杂着无声的责备，因而让这种吊唁本身上升到相当的高度。也正因为此，它会被视作敏感所在，成为公共管制的忌讳之一。沙口路站鲜花吊唁场地的堵而又堵，是这一敏感视角的写照。吊唁人群和鲜花之所以涌向沙口路站，直接的动因是五号线救援结束，最后两名失踪者遗体找到并被遗属认领。死亡列车被拖出地下，郑州水灾最大的死难现场定格下来。鲜花在救援终结的时候出现，带着它明确的寓意，向公共空间传达不言自明的诉求。围了又围，拆了又拆，这种试图扰动吊唁的做法，尽管不明智，却也有着固定的逻辑。在效果上，这种烦扰助推了吊唁的气氛，凝聚了陌生人对死难者的哀思，不仅让哀悼的意识更加自觉，反而衬托了吊唁的合理性。鲜花的意义被压制的意图打磨得更显著。在人们谴责郑州吊唁现场被无理由干扰时，10年前上海胶州路11·15大火被引为参照。这次高楼大火事故造成58人死亡，事发之后，胶州路路口也出现公开吊唁，鲜花丛集，上海党政负责人到场献花，追思亡者。这次哀悼事件被认为是上海城市文明的体现。有上海的先例，郑州吊唁的品质及文明程度，自然被纳入比较，得分当然不高，褒贬分明。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郑州有关领导缺席了死难者的公众哀悼纪念，市民的自发悼念似乎也不受官方待见。这些比较出来的落差，加重了人们对郑州水灾的情绪。公众在街市、地铁站等场合以鲜花为互认的标志，表达哀思，因其具有不服从的独立表达含义，应对起来确实需要智慧。上海在胶州大火事件后，选择加入公众纪念，而不是制造与公众的张力，既顺应了民意，又掌握了哀悼的主动权，所作所为堪称教科书级别。郑州的难处在于，水灾本身要比单一的火灾复杂，它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因而潜在的问责领域相当广泛，以致于无法通过参加一次公众悼念平息所有的疑惑。获得一次好感与全面解释水灾之间，差距比较大。行政收敛这份人情表达，似乎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是，公众自发吊唁水灾遇难者，在寄托同胞哀思之外，无形中抛出了许多已经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在等待答案。即使没有答案，这些吊唁本身也可以独立存在，从民众的角度续写郑州水灾的叙事，所以它的能动性是相当大的。鲜花吊唁及其对应fan方的隐忍，还提醒一个情况：就郑州而言，紧急救援的阶段行将过去，灾后重建要拉开帷幕——而民意与施政者的互动，已经从沙口路站的吊唁一事上展开。如何消化水灾这一历史记录，自动地成为被卷入者及这座城市的课题。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友情提醒：倔人手稿展正在成都拂星书店举行，时间：7.25-7.31】

鸿星尔克事件，指的是郑州水灾中，这家销售廉价鞋品的公司号称捐赠五千万物资，在捐赠承诺未兑现之前即赢得掌声，支持者用相对于自身购买力来说显得阔绰的消费行为赞赏之。对投机营销的批评，混杂支持国货的意识，两下交锋形成的一次立场冲突。鸿星尔克事件的影响之一，就是展露了水灾在社会领域、认识范畴内的更多面向。或者说，许多坚固的东西历经多年的破碎，借由水灾这个公共事件迸发出来。对于个体、政府和社会来说，郑州水灾需要它们处理的矛盾、心结和纷争，超过任何一次灾难。不管如何定性郑州水灾，不管将来如何被分配天灾与人祸的比例，它都是一次“焕然一新”的国情事变。由此带来的认知挑衅显而易见，面对这样一个集束性的整合事件，救灾的进程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庞杂表达，“重灾区”不只在水灾现场，还存在头脑风暴的对决中。鸿星尔克的灾害营销之所以成功，放在抵制X货的脉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这次踩准了点。在这条线索上，抵制外国货“进化”为购买国货，替代消费行为变成宣示的手段。一种竞品之所以被排斥或青睐，国族主义踩着跷跷板，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用购买行为宣告政治态度，是国族主义、中国第一这种意识形态的新的表现方式。东京奥运会上某中国运动员因穿着耐克鞋被批评，非常自然地汇流到购买鸿星尔克的合法性中。该运动员的屈服证明，这样的表达早已不是时尚文化表达，而是具压迫性的政治正确。在这样的政治正确下，原谅和不原谅脱离了常识与基本的是非。精明的鸿星尔克对捐赠哪怕只是口头表达，甚至某公号披露2020年有疑似诈捐行为，但自诩的“野性消费者”毫不在乎。企业家的狡黠本性，灾难营销的路数，都被宽容和厚待。与此同时，“不原谅”之风在扩大化。鸿星尔克的国货竞品遭到“野性消费者”的冲击，后者希望前者加入他们的队伍，合并到他们的意识潮流中，站队、壮大他们的主张。尽管这种消费“野性”与“野蛮”只有一字之差，却不影响他们拥挤在道德高地。“野性消费者”首次亮明旗号闯入公共场合，与鸿星尔克事件相互成全，相互塑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而国族主义者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不能仅仅看作是网络特性使然，其实也是爱国潮流多年探查维稳底线的结果，型塑它的可不只是精英主义者等“敌手”。鸿星尔克事件中崭露头角的“野性消费者”，之所以出现在舆论舞台上，要是以更宏观的视野看，或许可看作是与“双循环”理论遥相呼应的成果。全球化熔断之后，思想方式的竞争带来优先级的排序，“野性消费者”以其毫无必要的热情奇妙地契合了无用之用。郑州水灾在社会空间激起的动静，当然不只“野性消费”这一项，还包括郑州市民自发“驱赶”外媒记者，舆论不耻下问的问责倾向，等等。这些面目杂陈的社会反响自行交战、分头辩论，时有压制，但最终以高音量胜出的是鸿星尔克事件，据此可以评测许多东西。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象征，一种廉价物被包裹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进而获得了强劲的流通性。在水灾抢险的紧张节奏之外，丰厚的利润像获得了正确意志，畅行在水面上。鸿星尔克们反复地赢取，那些精英主义者，不知道要如何评价这一观念的水位？郑州水灾的水涨水落，从未有先例，搅动着网络世界观念水位的共振或紊乱。这种情势下，势必有许多人会审视自己的三观，因为无法以开放态度按捺心性，想必有更多的决裂与执着，同时间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郑州水灾对国民观念的丈量，就是如此暴烈。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从7月20日到22日，郑州水灾三天，危机未除。本次水患在社交媒体上是怎么被谈论的，呈现何种样貌，各色人等有无全然的展露，又是如何在这一大事件前有所表现，舆论场中翻腾的灾情与情绪，怎样纠缠一起，靠什么相互强化，可能值得说一说。总体上说，郑州水灾改写了我们对大城市内涝的认识，以一种全新的规模、相当沉重的损毁程度，重新定义了特大城市的水灾。这种重新定义，意味着郑州水灾超过了九年前北京水灾，以及很多年前的广州水患。这是看待郑州水灾的基本立场。九年前的北京水灾，其各种形式也在郑州水灾中出现，但后者状况之惨烈，使得两下不在一个比较级上。特别是地铁五号线的遇难事件，还有至今伤亡不明仍被水浸的京广路隧道，都在舆论上加深外界对郑州水灾的印象：天灾与人祸究竟如何划分？迄今为止，在社交媒体上，关于郑州水灾的声音，整体评价上正负约略各半，官方的声音不怎么突出，对水灾的描写权力掌握在亲历者及媒体较自主的早期报道中。换言之，水灾的宣传口径落后于水灾的新闻视角，这可能会对相关部门造成被动。郑州水灾的叙事权至少在22日还不甚均衡地分布在社会、民众那里，灾难叙事在舆论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救灾叙事有是有，但似乎未能盖过前者的自发导向。灾难叙事下，官方声音弱势，社会意见显著，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形势很快会发生逆转。在灾难叙事下，郑州水灾的关注点有以下特征：重城市轻乡村，重死难轻逃生，重困难轻成就。五号线的遇难事件，成为早期舆情的重心，承担起灾难叙事的重头部分，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类似的焦点？若出现，要如何对待灾难叙事的崛起，大约会被肉食者谋之。问责是灾难叙事相当自然的结果之一。截至目前，郑州水灾舆论中的问责倾向有是有，可在强度上不大，仅有的稀薄强度也因为议题分散被进一步摊薄，五号线、海绵城市、红色预警等焦点只是被提及，尚未被集中，问责舆情可以说相当涣散。郑州水灾在一开始的时候，郑州发布按照惯性，曾发布大意是“水灾过后更美好”的主题，“草更绿”“天更蓝”云云，迅速被舆论怒吼压低。这是宣传试图接管水灾舆论，与灾难叙事竞争遭遇的最早挫折。可以想见，这种挫折会积累宣传接管水灾叙事权的迫切心态。郑州水灾在灾情信息上，包括信息源、信息核实、信息量诸多指标上，有一个观察结果，那就是无论是出于灾情混乱还是习惯性保密，官方面对媒体和民众压力，守住了信息防线。五号线真实的伤亡人数至今尚未被透彻印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细节是，郑州市府召开过一个发布会，凤凰卫视追访了副市长，这种追访镜头消失多年后重现，让人感慨。但整个追访没有带来有效信息增量，社媒舆论对发布会关注度极低，也间接说明在舆论早期阶段，官方单点突破灾难叙事有点难。郑州水灾面广量大，早期的管制“真空”，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媒体介入创造了“便利”，灾难叙事长驱直入，奠定了社交媒体酝酿整体舆情的主基调。不过，机构媒体对郑州水灾的专业反应，与水灾之需所要求的的响应程度，仍有不小的落差，这势必要成为遗憾。社媒舆论场上，承担起救灾叙事的是什么？不是官方报道，竟然是对明星个人和企业的逼捐排行榜。历次自然灾害的社会捐款情况，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观察窗口，囊括了许多变化，诸如官办慈善对民间公益的压倒性优势，公众如何以道德制高点摆布明星。郑州水灾的社会捐赠，摆脱了慈善公益领域那些宏观的问题意识，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人们不再追问捐给官办慈善，会不会产生弊端。也无人再去区分官办慈善与民间公益的区别。人们对善款被财政吸纳，再无异议，这是官办慈善证明其权威性的好时机。舆论场内部的道德派系，继续对明星保持居高临下的“问责”态势。明星捐款数额排行榜单，成为一个负有侵略性的创意产品，直观地制造明星惶恐心态，压迫其用金钱自证捐赠意愿。公益界从抨击行政逼捐，到对社会逼捐保持缄默，也就是五六年时间。这样的新情况也不奇怪，从更大的层面来说，郑州水灾捐赠会被纳入明星道德考量的系列标准中。这些标准有爱国指标，有道德指数，有爱民程度，明星在获得各种利益的同时，为部分大众苛刻对待，成为后者的审查目标，也早已是蔚然成风。舆论场畅行的社会逼捐行动，可以看作救灾叙事的网络版本，在官方尚未向舆论场输入救灾事迹、集结救灾叙事的“空档期”，明星及企业因为被强行纳入社会主义道德考察，成为目前仅有的、局部做大做强的救灾叙事，弥补了官方在水灾叙事上的劣势。郑州水灾进一步证明，救灾现场的控场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救灾不再是民间公益可以随意想象的行动目标。从舆论反响可见，社会对灾害的介入被局限在捐款这一窄小范围，而且公众不再认为这是个问题。郑州水灾不再是讨论慈善公益的适格论题。主导的叙事方式从灾难叙事变成救灾叙事，从生民的悲歌转换为消防、干部等英雄解救危急的赞歌，尽管可以很快实现，但目前仍然处在一段转换未遂的含糊地带，因此带来的后果是明显的，比如官方表态的匮乏与模糊，如对红色预警与执行之间的脱节不置一词。在确立救灾叙事的主导地位上，郑州水灾也面临挑战。而挑战的核心就是怎样巩固“天灾”的这一因果关系，削弱“人祸”推断。作为逻辑之一，在中央气象台明确否认“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之说的情况下，郑州地方要建立另一套解释，为人定胜天的救灾模式入场扫清障碍。广州2014年水浸致祖孙三代、八口人命丧涵洞。此后，广州悄然在所有地下通道划出了积水警示线，促成了水灾教训的良性转化。郑州水灾作为特大城市水灾最新样本，灾难叙事可以引申出太多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即使救灾叙事登场，为人道立场计，也不应偏废之。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郑州地铁五号线的死亡事件，是本次水灾初期最大的舆论焦点。官方21日凌晨统计的数字是12人死亡，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终的数据，但足以让同情者心惊，也足以勾引出辩护士出没大大小小的评论区，口衔“不是问责的时机”，释放某种本能。郑州地铁发生悲剧的时机，具有一定的国际指标意义。在此之前，纽约地铁水灾与欧洲德国水灾并列，成为部分人士群嘲的对象。而在嘲讽之外，莫不有丛生的自豪感。郑州地铁五号线的惨事，冻结了向外寻求自豪的笑脸，属于那只“否定之否定”的黄雀。姑且算是12人的死亡，它们发生在新一线省会的地下铁，发生在五次红色暴雨警报之后，死神在被水围困车厢的三个小时内出现了至少12次。在最需要他人的时候，没有人能替他们挺身而出，更没有人在他们尽力呼吸的最终时刻握住他们的手。死亡淹没他们的过程无人了解，但死亡车厢内的场面被同行人发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这是一次成千上万人目睹的集体死亡事件，同步发生，直到他们的大体凌乱地摆放在站台地板上，四肢张开，衣服不算凌乱，在洪水滔天的城市地下被遮住双眼。在一段视频中，两名年轻姑娘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有几个人徒劳地上去掐她们的人中。这一切因为过于日常，还没能建立起死亡应有的场景，所以露出真实的凄惨面貌。在周围绝望的彷徨中，这些死者，他们定格在平静中，既在那里，又远离了那儿。他们的一生原本是怎样的呢？如果不是登上了那趟地铁，还可以怎样？在地铁中窒息或溺亡，一定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念想中。在郑州，念中原，他们的一生略长于水灾，活着的最后一天是骇人的日子。他们深陷绝境，周围全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人和物。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明许多事实，照亮或熄灭更多的道理。他们像其他人一样脆弱，并且更欠缺运气。在城市里，人的安全更重地依赖未知人等的责任感，但这种无形中的托付遇到了无形的屏障。在这些屏障意识到并改变之前，他们已经死去。他们的死意味着自身意义的灭失，同时让一些人感觉难堪。这些人当中，会在工作关系上或多或少地对他们的死亡负有责任；而更大比例的那部分人，尽管毫无瓜葛，却兀自认为这些死亡已构成冒犯，是不合时宜的意外，激发了人群中本不该有的渴念。哪怕这些“渴念”只是委婉至极的批评，只是口头上的问责，是不抱什么期待的反思，却也被那些人视作水灾中的”乱象“，会干扰抢险救灾的步伐。这些人有着战士一般的思维，在听不到号令之前，仍保持日常战斗队形，逡巡在评论区捕捉战机。这种奇怪的氛围让地铁死者成为不可思议的人：仿佛他们在停止呼吸之后仍然存在，在肉身死亡后，还要在名誉上迎接第二次死亡。这在事实上让他们的一生略长于郑州水灾成为可能。如果可以，有些人简直希望，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死亡负责。因为被错误地看作水灾舆论的敏感源，他们的死亡迟迟不能终结，像是需要诅咒或超度才能萦绕离去的魂灵。不仅他们自己不接受自己的死亡，一些无关人等也不接受，甚至露出愤恨不平的神情。在死亡面前，深情浅而又浅，但凡有死亡记录以来，恐属少见。中原被认为是国族及其德行的发源地，郑州地铁这样的社会性死难事件，无论是死亡的因果逻辑，还是死亡在活者那引发的情绪，都让人觉得不匹配之处甚是显著。而将死者视为“局外人”，将悼念者标签为异类来排斥或攻击，精神状况更是等而下之。那十几位男男女女，生前通勤在郑州的地下，以为他们在地面上辛劳，引导他们通向更好的生活。一场被农夫型脸庞竭力渲染的大雨终止了他们的命运。这样的死亡被暗示为不可避免，而分列在死亡左右两边的街谈巷议里，分明都有着不安的底色。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一若以知识分子的境遇为主线，近期有三起风波可以合并观察：蒋方舟受邀赴日交流的往事纷争，复旦姜文华杀害王永珍书记一事，以及知名学者葛剑雄与网友争辩大历史观。蒋方舟并未隐瞒过赴日考察一事，当年她在微博上有过近乎实时化的谈论，后来还出版了一本随笔集，详述霓虹国之旅的见闻与感悟。从她卷入风波后提供的信息看，这本书销量15万册，证明即使存有历史的心结，畅谈中日文化差异的内容仍然很受欢迎。针对蒋方舟的这场舆论风暴，看似是有人错误地点燃了情绪，但其来有自，微博上左边阵营的网民发动了攻势，他们试图重新定位她东瀛之行的性质，冠之以“接受日本资助”“替日本说话”等“资日”标签。给对方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向来是大范围辩论的技术手段。它的优势很明显，置对方于不义之地，让对手陷入不断解释的麻烦中。这是一种节约型的论争模式，当道德高地上占满了人，空气被快速耗尽空气的情况，会被网络战士下意识地采用。蒋方舟遭此一劫，一以贯之的大背景，可参考中国人评判日本时普遍存有的屈辱史观。要是讨论具体成因，可沿着疫情脉络找寻借力打力的突发事由，“风月同天”所象征的两国民间温情，微妙变动，反复无常，激进国民又如何在疫苗外交的东亚格局中自以为义，饮冰自强。外交部被迫表明官方立场后，看似无意于管控民间舆论中激进的民族情绪，可也带来实际成效，网络批斗会匆忙散场，蒋方舟承受的压力骤减。暴风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谱系看，或者对标前网络时代西奴网的标准，蒋方舟肯定不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么多年来，随着社会形象被黑化，公众影响力消亡，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实体，变成了幽灵一样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被当作民间意识形态的标靶，在灵魂上反复遭受鞭打。其实，在有关文艺品质的大众点评上，蒋方舟似乎受制于隐隐约约的嫉妒，经常收获“即使……也不过如此”的差评。但这一次，蒋方舟激发了某个阵营新鲜的兴奋呐喊，根本原因还是公知颓败的趋势下，她被援引为“公知”的肉身，遂行贬抑公共知识分子的老套路。二蒋方舟遭受批判时，她过往言论被发掘出来，成了谴责其犯有原罪的“证据”。往事并不如烟。对蒋方舟如此，对葛剑雄亦是如此。只不过，批判蒋方舟的人群，与对撼葛剑雄的人群，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近似两种人类。前一种人群，表现出对标靶人物的愤怒；后一种人的情绪中，则以失望为基调。而导致这次群体性失望事件的，似乎是葛剑雄没有坚守他“葛大炮”问责政府的作风，像是放弃了对体制机制的批判思维。稍微了解一下舆论监督史，十多年前两会报道中的葛剑雄锋芒毕露，自诩为“公共品”，是媒体记者可信赖的采访资源。他对社会问题有直率的发言，对问责型政府抱有热情，每每以口若悬河之论成为两会内外的焦点人物，风头强劲一时无两。本次争端具体的导火索是，他用“历史选择”对“合法性”作出了正面阐释，在他的支持者（退一步说是对他抱有好感的人）那里，一种论调传播开来：“葛剑雄打败了过去的自己”，“葛大炮成了大礼炮”，等等。文人论政的葛剑雄，当年风头有多强盛，此刻，人们觉得被他背叛的感觉就有多深。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如此这般的非议密集阵，葛剑雄不仅毫无愧色，似乎还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挑选了官微评论区留言，与质疑他品格的网友唇枪舌战，好一场疑义相与析。葛剑雄不接受对他的责难，依据是网友没看到他讲座的全部内容，只从几张PPT入手批判，他不能忍。具体的驳论上，葛剑雄似乎也也展现了某种风度：他从历史的基本定义入手，构筑反击其他辩友的阵地；然后，他进攻了，立足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向对他发出嘘声的人分发了虚无主义的帽子。还以为这场社会大课堂的辩论会向纵深演变，哪知道葛剑雄在重申一些简单的知识点后，高挂免战牌，宣布停战。纵观这一不算长的整个事件，葛剑雄以“答网友问”的形式维持了他光辉形象的最后一点痕迹，但这种刻意为之的知识分子作风，无改他抓住时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崭新葛剑雄的外部观感。在失望的人那里，会痛惜葛剑雄的改变。可对他而言，这次争端，兴许会让他长舒一口气。在公共言说的环境及意见市场的颠覆性变化后，他不用再继续扮演那个阶段性、不合时宜的角色。他再也不必假装与支持者完全一致，他在失去受众的同时巩固了一直拥有的体制内地位。最大的好处也许是，葛剑雄终于可以公开拥有一体两面的复杂人格。这场争端，不该仅仅理解为葛的挫折，也许更可以视作他的解脱。在参政议政的黄金年代激流勇进，葛剑雄享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高光，又终于在众声喧哗中顺从命运机会，重申他出世与入世的新哲学。依据颠倒众生的新路标，葛剑雄将温顺地走进他历史地理的舒适区。三卷入争议的蒋方舟和葛剑雄，不管公开表现是解释还是抗辩，恐怕都要在无人处省思那如影随形的过去，在眼下暴露不确定风险的个人史，要在各色人等各种吁求的冲击下，翻查自我，找出答案，不只为应对眼面前的纷扰，还要对未来有所交代，有所预备。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不只是知识分子要求解的命题，其背后也是成千上万国人如何选择自处、巨轮一点点缓慢挤压的产物。复旦数学系王永珍被杀一案，演绎出坊间各种解读。个体的上下求索，大学同僚互为地狱，前因后果之间，一点点想象知识分子间枯燥而致命的相逢。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同情什么，斥责什么，人群中充满了无法妥协的二元立场。大众接受了这么一种解释，把姜王二人抽离出来，将这起惨剧概括为“非升即走”制度（预聘制）下的残酷内卷，血腥且无意义。这个总结是不是准确，究竟对不对，暂且不论。但这样的聚焦点不是哪个人的偏激认知，而是街谈巷议的立脚点，要说没有消极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大学预聘制在前沿被蒙上阴影，成了谋杀案连锁反应的看点之一，也成为肉食者谋之的舆情问题。在论文打假中获得信任的饶毅，以预聘制的总设计师身份，站在了捍卫预聘制的第一线，试图把凶案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划清界限，要推翻凶杀案舆论的第二落点，抵消流血事件对预聘制造成的“寒蝉效应”。本来可以做壁上观的饶毅，通过介绍中国式预聘制的顶层设计，加入了青年教师在学术阶层生死流动的大争辩。联系到他此前在论文打假时声势浩大、最后徒劳无功的举动，这是饶毅在公共事件中首次大胆尝试，用消耗他公众美誉度的方式来为一项制度站台。在饶毅的看法中，预聘制是大学人事制度的全部寄托，是唯一能够抗衡旧势力的新力量。复旦惨剧不该被理解为预聘制的缺陷，因为预聘制正在一点点解决问题。饶毅的发言得到了不少赞赏，被认为是理性、中立、客观的持平之论。问题是，饶毅在超越姜王悲剧抬举预聘制的先进性时，偏离了论文打假时身为科学家的立场，不幸落入了大学新势力官僚的窠臼。属于姜、王二位当事人的时间已经结束，榨取式人事制度改革的悲剧尚未反思，饶毅已在言之凿凿地描绘预聘制蓝图，不容侵犯的现实与未来。即便那么自信，饶毅也在撰文中也承认，预聘制排头兵的北大清华只做不说，像尤达大师守护原力那样秘密行事，苦心孤诣地隐藏预聘制改革的文件，好似在守护大学复兴的惊天秘诀。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条时态的长河里，有人被吞没，有人在高唱赞歌的主旋律。可见，学术无禁区，但学术有等级。饶毅、施一公在复旦一事上辩护性质的发言，体现了学术建制派中号称清流的留洋派一支，尽管在高调打假上受制于学术机制本身，却仍不妨碍他们将自己视作例外，将姜王视作“异类”而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代价，所以不妨碍他们以改良派自居，高谈阔论。四三起事件中的知识分子，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在他们无法与他人分享的内心世界上，一般人也投下了杂乱的影子，在比自己更宏大的领域，舍弃了希望的共识，拼凑着无希望。对于有声誉的知识分子来说，过去是危险的，因为它确立了某种道德的高标准，暂时带来名利。可也让人们有了渴望，要求他们遵照高标准继续行事。可谁能知道，某一天，当初将他们推上高处的人群会分化，会改换立场，从支持到批斗，从同路人到义务审查者，点燃危险的现在，并顺着网络留痕将火苗送至过去，让大火蔓延到个人史的角落深处。即使外交部发声肯定中日文化交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蒋方舟忌惮的那些因素，仍超出了发言人表态能覆盖的范围。她重申“热爱祖国”的基本方针，仍能看出网络急行军下，起底式批判的惊惧尤在。75岁的葛剑雄，与31岁的蒋方舟，兴许感受到同一种机理所作用的惊涛骇浪，他们以个人所在的立场、自个能选择的方式，在顺流过后的潮流上尽力不让风浪打翻，力所能及地避险。如果要基于一个人在世上留下的印记，来评判他的道德价值，蒋方舟、葛剑雄、复旦悲剧的当事人，以及在最大程度上无力超越他们那类应对机制的旁观者，都无法肯定自己能拥有那正面的价值。葛剑雄大谈历史虚无的教训，可其实有一种广泛的虚无早已将他吞噬，就像吞噬其他人一样。人们只能躲到生活的最深处，营造多样化的命运，幻想异质共存之类，一旦要走到外面，想要表达什么，看到的却是同一个世界扑面而来，身处同一个剧本中。所有人，都陷入某种应对机制，似乎无法自拔。但在理智的黑暗中，只有应对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真正的帮助。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jiuwenpinglun

jiuwenpinglun

jiuwenpinglun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去往哪呢？山麓墓地坍塌问某个答案

jiuwenpinglun

（夜色中的人系列，断断续续拍了三个年头，差不多也可以结束了。准备攒钱换富士相机，拍计划中的另一个系列了。）

jiuwenpinglun

jiuwenpinglun

jiuwenpinglun

在山东方面表示彻查苟晶被冒名顶替一事后，7月4日下午，几个省级部门联手的调查组发布了调查通报。有必要提醒的是，调查组在之前赶赴湖州接触了苟晶，而她在微博上表示过受到了许多压力。通报一出，它就成了全部，没人再去关注苟晶的心路历程。回到通报的内容上。它确认了苟晶1997年高考被冒名顶替的事实，通报后半部分给予政纪党纪处分的十来个官场小吏，联合起来，让班主任邱印林的盗窃计划成真，苟晶的身份、档案、身份证在这一年被邱小慧冒用。这是通报的核心结论，证实了苟晶的主要指控。再一个，苟晶1998年高考被调查组定性为“正常录取”，尽管所用的档案是邱印林偷偷制作的一套。相对于苟晶这些年在心底里推演的谜团，这个调查结论可以解释了邱印林“狸猫换太子”的持续动作，也可以呼应舆论关于“苟晶第二次高考录取是如何实现”的质疑。从调查组披露的成绩看，苟晶高考成绩与她的摸底考试等有差距，97年低于录取线，98年略高于录取线。对90年代高考有基本了解的都知道，模拟考与高考成绩有落差，是常见的情况。整个90年代的高考录取比例很低，竞争残酷，不独山东才有。在这个通报出来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理性、客观、中立的类型，俗称为理中客的，像是吹响了集结号，开始淡化苟晶被冒名顶替的恶劣影响；二是直接责骂苟晶，认为她“人设”崩溃，之前言辞夸大，没遵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常。在我看来，这些理中客的依据是不成立的，是一种小人之心。而从通报出发，无视它的核心结论，反过来责骂苟晶“并非学霸”，“未受冒名顶替的影响”，都是唇红齿白的无稽之谈。即使不去推断这些论断的动机，但它们已产生很恶劣的效果。有人认为，通报与苟晶所指控的不完全吻合，所以她就是怎样怎样。苟晶是一个个体，一个有直接证据（邱印林的所谓忏悔信）能推导出自己被冒名顶替的人，她没有权力和能力调查整个事。调查事实是官家的责任，公权的义务，不能本末倒置。认为苟晶没有反映全部的事实，或者事实理解有偏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将本属于学校、教育局、纪委监委的调查任务强加给苟晶——或者任何卷入类似处境的个人——往轻里说，是苛责；往重里讲，这就是善待公权、恶猜个人的无能之举。像冒名顶替这样的操作，很多时候不见得是掌握多大权的人所为，更多是县域关系网络中低阶官员就可以完成的。从山东通报的冒名顶替个案看，提档、伪造档案、重新制作身份证，都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县域“纸牌屋”的无声默契作业，外人无法洞穿。在这种情况下，苟晶从自己的经历、经验出发，推测自己在班主任、学校等方面遇到了不好的对待，这是很正常的表现，她即使无法准确地、完整地还全部事实，但苟晶又不是诬告诬陷，调查组甄别、补充、核验相关事实即可，苟晶没有任何义务要为“事实不准确”负责。除了拿“事实不准”来打苟晶，还有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攻击角度，说她没有受到冒名顶替的“实质”影响，所以她叫苦喊冤就是“矫情”。在这种责骂苟晶的模式下，隐藏着至少三种立场：一是常见的厌女症，二是追求完美受害人角色，三是混淆视听。以被冒名顶替者受害程度不大，来否认他们的愤怒、控诉、主张——总的来说是否认他们的存在感——这首先是一种失焦的行为。因为在所有冒名顶替个案中，最该关注的是这一恶行本身，是谁通过什么关系用了什么手段掠夺他人身份，如何侵害无辜人的人格权。山东调查组确认了苟晶被冒名顶替的事实，至于她受了多少伤，有没有真的被“偷走人生”，命运有没有因此逆转，都不是责骂苟晶的理由。责骂苟晶不够惨，所以她不算是冒名顶替受害人，再推导出她的人品问题，这一套言辞是很下作的。之所以说这套修辞是下作的，证据来自于使用者本人，是自证的。因为，这些人比较了陈春秀与苟晶，认为陈春秀够惨，她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被冒名顶替者，所以陈春秀值得同情，而苟晶不值得同情。正是这种看似有理的列举法，暴露了论者的短见或龌龊。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陈春秀，还是苟晶，都是同一套冒名顶替术的受害者，在她俩背后，闪现着相同部门职能的作奸犯科者，他们不管是在聊城，还是在济宁，县域“纸牌屋”采用的是同一种手法。不管是更多地怜悯陈春秀，还是更少地同情苟晶，这套作恶手法不多不少、不增不减。在如此雷同的冒名顶替手法下，说陈春秀因为伤得更完美、苟晶伤得不够完美，所以苟晶就是“居心叵测”的家伙，这种错乱的逻辑要如何自圆其说呢？只能雄辩地证明，这种比较下，所谓对陈春秀的同情是假同情真虚伪，对苟晶的苛责是真小人假君子。通过追求一个完美受害人角色，苛责苟晶之种种，实际效果是掩盖了苟晶被冒名顶替的模式，淡化了那套联合作业的幕后罪责。当然，理中客会辩解说，他们也抨击冒名顶替的黑箱操作，但要看后果云云。可这套操作在制造陈春秀们、苟晶们的时候，也会如此“体贴”吗？陈春秀和苟晶都是冒名顶替的受害者，陈春秀的执着与苟晶的坚定是一致的，都是寻求被冒名顶替的真相。她们都出身寒门，都做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梦，却是为别人苦读。她们是同一个刀锋的受害者，数着苟晶的伤说不够数，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口的。陈春秀与苟晶也不是不能比较，但不该比较谁的伤更完美，而是比较她俩受伤的形式。陈春秀受的伤是大学梦的破灭，苟晶受的伤是不再信任家长的同学、师长等关系，她痛恨那片是非不分的土地。这种决心要做故乡陌生人的伤痛，在苟晶的讲述中充分展现。冒名顶替带给苟晶的深刻的精神创伤，它没法量化，无法显性地通过具体诉求来弥补；因为这种伤特别个人化，无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所以也无法博取很多共情。在同样经历下，苟晶面对那些心知肚明却沉默的同学，面对所谓练达实质是背叛的人情，这种痛感更深。但对那些责骂苟晶的人来说，她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过得好，所以造成一个微妙的局面：对陈春秀可以轻易释放的同情心，是对低到尘埃里的人的同情，它很容易释放，并让同情者获得道德的虚荣心。而这套自上而下的廉价的同情机制，在苟晶这里会失效。有一种观察也许不那么全面，在社媒大行其道的认知世界里，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他们要么看重从成功者那里映射生而为人的未来幻象，要么从被欺负被侮辱的人那里映射高人一等的道德感。对那些中间的毅行者，反而是诋毁大于尊重，泼污胜过体面。依据比惨，来分配社会同情，这是非常不堪的人间景象。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有稳固的是非标准，很难有稳定遵守的原则。这样的不稳定，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粉碎的状态，也让一些舆论引导有了“抓手”，有了可以着力的点，不是徐图而是快速地催化舆论成果。与上述讨论无关的一点是，我们谈论了许多被冒名顶替的个案，也不得不接受调查结果的有限指向，但我们似乎不善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即使不被冒名顶推，不曾经受这些，陈春秀们、苟晶们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吗？当然这是假设性问题，没标准答案。这有点扯远了，不再是时政的范畴，进入文学的空间了。但还是好奇，当人们在谴责陈春秀被“偷走了一段人生”时，究竟是指什么？现有的冒名顶替者都有公职，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可是，陈春秀他们即使没被冒名顶替、哪怕上完大学也不一定能拿到。所以，在冒名顶替事件中，什么才是那称得上是“希望”的部分？（没人会天真到把调查视作希望吧）寒门苦学，冒名顶替，十多年后惊觉……都很打击人。真正励志的部分也许闪现在苟晶身上，断然告别，不懈打拼，借时代浪潮超越厚黑学盛行的地域。回到主题上，即使以最大善意来理解那些责骂苟晶的人，哪怕他们仅仅发自内心，也不能以“失去某种人生的可能性”来增减受害者权重。这配合的是议题失焦，是狗苟蝇营，是苟且之辈的做法——因为它是新的污染，新的伤害，灌注到恶之花的土壤中，变成恶的一部分。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王振华这事去年7月刚发生时，因为当事人的身份、事件性质的恶劣程度，甚至因为其发生在被交口称赞为管理清明的上海，都是引发舆论关注的因素。但很快地，这件事就转入了被抑制的传播状态。原因也很简单，可以去搜索上海某部某张指令的截图。一审开庭的6月16日之前，与王振华有关的信息都是很边缘的，包括他被取消五一劳动奖章，新城控股的领导权变动等。它被相对集中提及的，是烟台鲍毓明案发酵，牵扯出“性侵未成年人”的话题，王振华一案被列举为相似类型，以突出案件的“泥牛入海”。在棱镜以独家为名，预估王振华案一审“择日判决”，哪知道开完庭17号就宣判了。对于普陀检察院猥亵罪名，四年半至五年的量刑，区法院全盘照收。审判长还出面解释了一下，除了证实王振华造成9岁女童下体轻伤二级外，语焉不详。信息量的不足是贯穿本案至今的最大特点。刑侦阶段如何，查了哪些，往哪个方向差，早已是付之阙如。从送检的情况看，显然是将此案作了孤立处理，不追究王振华的过往，而在本案中更是不作扩大，仅立足猥亵罪，对于周艳芬拐带儿童之类嫌疑也没追究。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王振华在五星酒店做的这桩事，被很好地“隔绝”为一个单一的、罪行狭窄的犯罪事件。公安在本案的起点上所作所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从本案，能验证那个流传很久的段子，说的是公检法的流水线作业，不增不减。一审的相关信息，最早是辩护律师那边提出来的。随着报道增加，这“辩护律师”开始有名有姓，然后聚焦到陈有西。还记得最早的一篇综合报道，记者记录了陈有西的一句话，大意是：这件事媒体是不能报道的。可是后来，对媒体说的最多的正是他本人。在有限的信息露出上，最早是辩护律师说要做无罪辩护，提出了嫖娼一说。而在同一时间，受害人律师那边保持沉默，似乎是有意的沉默。即使到现在，两下律师在信息释放的量、辩护主张、直接参与舆论引导等方面，辩护律师都释放了更多，更有优势。人们不理解的是，为何受害者一方没有动静，对媒体完全缄默。原以为是王振华一方是不是做了充分的赔偿，但再多一个信息透露：王振华未作一分钱的赔偿，受害方为了避免落人口实，也将不会提出赔偿要求。另一个附属信息是，女童的心理辅导费用是检察院支付的。一审结果出来后，舆论当然是失望的，主要的原因是没看到量刑时启动与未成年人有关的从重条款。而这个从重的刑期是5-10年，五年是“起步价”，而不是现在这样，被审判长宣扬为“定格”处罚。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一个法律常识，没有得到足够的辩论。公安、检察院、法院在王振华一审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外界不得而知，但对它们从各自职责出发最后拿出的“工作成果”，人们是保持高度疑虑的。但这方面几乎无法延伸出更多的评论，而围绕辩护律师中的知名人士，酝酿出舆论的旁支。陈有西一改对媒体记者发言时神神秘秘的腔调，自个写了一个长文公布出来——继起的许多论者——无论对陈是赞是弹——都没仔细看这个文本。因为陈在这篇自述中表达了“不会为坏人辩护”的立场，所以，对律师到底该不该做道德要求，争得很热闹，可打的是假靶。一般认为，一审判决其实对王振华很有利，考虑到此前的许多动向，五年刑期他有许多方法可以相对舒服地度过。偏向认为畸轻量刑的人甚至担心，司法程序已经被锁定：检察院没有理由抗诉，受害者不能上诉，只要王振华不上诉，五年徒刑就是尘埃落定。王振华透过律师表示一定上诉，要求无罪释放之类，提出了在舆论看来非常过分、相当跋扈的诉求。表面上看，这相当于为不忿五年判决的那些人提供了某种机会，可以让本案再次得到司法的审查、审视——在这些人的想法里，猥亵罪是明显不对、远远不够的。“上诉要求无罪”这到底是唱的是哪出，外人同样不知。但有个隐隐的感觉，也不一定对，本案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某种隐秘的策略所掌控。而这种掌控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信息的控制，一审前的消声处理，一审后律师吸引了太多注意力，也不像是自然的结果。律师吸引了太多注意力，有点主动寻求舆论火力的意思。他抛出的是主张而不是证据，比如说9岁女童隐私部位轻伤二级是旧伤——这一点连审判长都公开否定的——被拿出来大声宣扬，这不像是摆证据做大众辩护，更像是给舆论场输入更庞杂信息的宣传意图。尽管，从传播效果看，有关“律师该不该为王振华辩护”的命题引发了更多的谴责，但因为它不是集中在一审判决的结果、依据，也没有延伸至公检法在本案的作为，所以尽管扩张了本案中的声讨力度，但没能够设置议题，而是跟着边缘议题跑偏，失焦了。一个特别让人纳闷的是，有关本案的猥亵罪名，是不是足够涵盖王振华案的情节，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申述。周燕芬以到上海迪士尼游玩名义，从精心培育半年的朋友那带走9岁和12岁两名幼女，到底算是单纯的掮客，还是拐带未成年人，都没有被涉及。检察院似乎义无反顾地圈定了猥亵罪名，这个罪名不仅将本案“个案化”，也将周燕芬的所作所为“固定”在酒店，对于她拐带幼女的事实不作认定，与王振华与女童相处的13分钟相切割。在外行看来，这都不算是很高明的操作，但争论律师的德性，似乎遮掩了这些本应聚焦的。还有一个也许不准确的观察，王振华一审所激活的本案舆论，并没能达到与之相匹配的热度。是不是微博热搜正好被停掉，导致了一些关注的分散与消解？也或者，还有什么更加隐秘的控流，最后王振华猥亵幼女案的新进展反而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在王振华一审的前后几天，舆论中另一个议题是山东的冒名顶替案，有个案有面上情况，都是冒用别人身份，盗窃他人人生的戏码，影射出县域权力家族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别样理解和熟练运用。这些苟且“偷生”的强盗作风，核心是一个“偷”字，而偷得成的诀窍是一个“穷”字。像陈春秀那样，被冒名顶替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孤立无援。冒名顶替者最后偷到的人生，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多是在基层公务人员，这能说明什么呢？基层权力家族的自我维护，实际是通过剥夺最穷苦的人来实现的，对穷困灵魂造成的不止是轻伤二级。再多的引申与联想，就不好再申述了。总的来说是，富有直插底层的能力，从最苦最无力的命运那里攫取资源，满足其欲望——而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底层家庭一辈子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或仅存的东西，因为这种豪横，人生中的关键依靠被瓦解，自尊被毁坏。不作联想，不许联想。回到王振华一案，与其说是舆论“谈论”的情况，不如说是“舆论”失焦的情况。也有一些人，抱着正义的名义，在其他案件舆论的做大做强上势利地引用王振华一案，可等到它的进展烘托那么多问题意识后，反倒沉默下来，这种反差揭露了某些虚伪。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