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2月18日刊载省委拟定的通知，着意展开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活动，为期一个月。从舆论反响看，这一湘味解放思想带来了不大不小的喧哗与躁动，该事件为观察“解放思想”在当下的状况、为小心翼翼地评价解放思想提供了机会。单从解放思想本身在官方文件中的脉络看，它似乎也与2009年前后有了很大改变。那时候的解放思想，更多地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与借力，凭此突破思想枷锁，达成某种特定的官民共识，持续地为改开凝聚民意人心。而现在的解放思想，在解放什么、思想什么两个维度上，似有被重新定向之意。一个可能并不准确的观察是，解放思想这一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武器、这一联系群众的传统工作方法，正在因应巨大的形势所需，从共识后退为服务，专注为体制内人士的观念更新提供思考方法，这显示出历史与现实的差异。从湖南解放思想的讨论大纲看，解放思想的主语是体制内党员干部，目标是让它成为一种审视工作的方法论，像一套以思想命名的仪器，用来检视从干部作风到发展模式的诸多不足。人们惊呼解放思想从它的历史高地珠三角，挪移到内陆湖南，可当定晴一看，解放思想从粤味变成湘味，实际含义大不同，它就是丰富工作思维的意思。喧哗就在此时此刻诞生了。解放思想从其历史重镇的广东，“转移”到乍起的三湘，不仅面临着核心要义的缩略，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尤其关键的是，社会与民众等原本是解放思想的另一大主体，被置于解放思想的从属位置，恐怕难以找到参与和进入的渠道。单单考究舆论之喧哗，主要包含着民众从希冀到失望的情绪转折。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湖南解放思想一秒钟出圈事件。一方面证明解放思想这一改开衍生的金字招牌在民间仍有广泛且强劲的号召力。甚至于，社会对湖南的动作如此敏感，见证了解放思想的吁求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存量，以致于四字出，人心趋附。另一方面，当人们斟酌完湘味解放思想的通知文本，大致了然，这不是他们期待中的解放思想。这从侧面显示，人们在改开年代所接受的、并从改开氛围中塑造的对解放思想的理解，依旧刻骨铭心，这种源于历史经验的观念烙印难以被轻易抹掉。因此，湖南解放思想引起的喧哗，在事实层面，并不在于它的湘味目标和任务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在于让人们重温了一遍解放思想应该有的样貌。重温的过程自然也是重申的过程。心心念念的普罗大众，于直觉的、经验的、朴素的情感认知中，直率地指认湖南大纲并非理想，而后再默念一下真实的思想解放为何物、为何人。或者也可以坦率地承认，解放思想的官方修辞，与民间对它饱含深情的期待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以被清晰感知的落差，前者在文字上的内卷与后者在情绪上的内化一同发生。此前这种差异可能是朦胧的，但湖南解放思想的舆论波动，具体且形象地展露了它。不言自明的是，解放思想既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导，也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湖南想要借解放思想的工具一用，来撬开经济发展的难关；可社会大众想象得更多，这种想象附着在每一句喧哗之词之上，当解放思想被体制内简约为工具化用时，它在民间仍有深不可测的感召力，这也许就是本次舆论喧哗的意义与价值吧。【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日本能登地震次日，海南卫视主持人肖程皓发表了“报应说”，将地震与日本的侵华历史挂钩，制造了这波地震次生舆论中的最强音。随着肖程皓职务身份的暴露，海南广电总台公布处分决定，暂停其工作，舆论中的激进情绪更加浓烈。一些未经核实的传言说，网络评论区的挺肖网民已经付诸行动，用骚扰电话轰炸海南卫视的办公室，甚至有人给海南纪监委举报海南卫视领导人，将其称为“叛徒”。而贯穿本次风波的，仍是舆论场的基调之一，那就是骂日本，利用一切机会诅咒之。日本式地震频发国家，这些年来我国也多有地震灾害，这为舆论两国地震的政治学比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显而易见的是，汶川地震时对日本救援队的好感，时至今日，已经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冲刷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且广泛的憎恶。放在2012年以来的十年时长看，我国网民的反日情结经过了长年酝酿，并且在持续出现的事件中得以强化。这种情绪在成为国民的基本心态之后，又在社交媒体所培育的新型意见领袖助推下，向底层民众细密地渗透，终于成为社会一大风气。这些新型的意见领袖完全不等于网评员时代的“五毛”，他们没有官方背景，他们出身草莽，并不属于舆论引导的策略组成，而是在直播或带货竞争中胜出，凭借流量营销的直觉，将反日情绪有意编织到内容制作中，与流量变现相互利用。数以万计的直播带货主，随时变身为新款意见领袖，为骂日本的社会氛围添柴加火。数以亿计、处于下沉市场的民众沉浸在短视频场景中，随时将同仇敌忾接受为基础的消费调性。诸多大型的带货平台，在将反日演变为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上功不可没。肖程皓借日本地震营销“报应说”或天谴论，再一次说明，我们需要更新对反日情绪之所以流行的理解：仅仅从所谓官方“纵容”的角度去研究，已经不合时宜；或者说，在纵容反日情绪上，平台类大公司承担了更多培养皿的作用，这是比官方态度更加重要的土壤。换言之，对肖程皓事件的象征性，需要将其放在一个新的参照体系下来解读。这个参照体系就是直播带货与短视频相互浸润，它们结合之后产生的意识改造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尤其对底层民众来说，这种改造过程具有不可控性。过去有一种隐含的认识是，骂日本是指挥棒的产物，可以挥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微博只是唯一的舆论场之前，甚至在抖音快手等等直播平台仍旧是微博舆论场附庸之前，这一认识或许恰当，但随着舆论场边界的消失，这种认识基本上等于固步自封。如果不相信这个判断，不妨反过来想想：假如要在一夜之间，改变厌恶日本的群体情绪，是否可能？诚实的答案是，不可能。在直播带货平台悄然跨越管制边界的情势下，考虑到平台内在的几何量级的激进情绪，管制压力其实重回2009年微博刚诞生那会。肖程皓事件激发的后续反响，表面上仍是“觉醒”网民保卫言论英雄的自发举动，但他的新意在于，支持他网民已经开始自觉地犒赏这位“抗日英雄”，数天内其抖音追随者超700万。平台或许窃喜，但如果以为这仍是旧把戏，仍可以驾驭，恐怕大错特错。48小时内，肖程皓就从直播网红，跃升为意识形态的流量英雄。而完成这一加封任务的乌合之众，不同于2012年抡起U型锁的蔡洋们。直播营销平台对14亿人进行的流量实验与知觉重建中，新的意识通道或者说桀骜不驯的大门已经打开。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意识通道与力量之门不存在真正的把关人，数以亿计的意识在反精英的层面上融通——俯视这一切的人自以为掌握着关门的权力，可这只是沉溺于假象的无知。或者说，只愿意按照有利于自身幻觉来错误理解，想象在下一盘大棋。从这个角度看，海南卫视最后是不是会加码处分，开除肖程皓，其实都没什么区别。肖程皓已经被簇拥到了别开生面的流量山头，卫视主持人这些传统的身份只剩下锦上添花之功。而更多的肖程皓会仿效之，所谓的民意可用，不过是落后于形势的聊以自慰。【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想要为朱令写点什么，会感到显著的困难。一是信息环境带给人的沮丧感，有关她的讨论贯穿在互联网从无到有到衰败的全过程，曾经繁复的讨论随着环境变迁而流逝，若要提取出类似2006、2013年那样的丰富资料，已经变得困难。二是世相流转，在责任部门沉默如山的对峙下，社会人心愈发苦闷。构成朱令案讨论主力的70后、80后世代，也大多凉意披身，心气与力气皆有颓废。说无可说成为常见的心态，朱令于50岁宣告死亡，但关注她的人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什么东西死掉了。但还是得承认，朱令犹如博尔赫斯笔下那种“不可思议的死者”。她中毒以来的30年，团结了最大多数的清华校友，以及对司法公正耿耿于怀的中国公民。这些人松散地环绕在朱令周边，勉力维持她人与非人的艰难界限，同时呵护意义，抵抗虚无。存在的意义与生之虚无体验，可以说从始至终笼罩朱令事件，迫使任何想要认真接近这一事件的人，都要做出认识上的选择：你到底相信人生的意义，还是倾向于自毁式的虚无？哪怕朱令肉身寂灭，但这样的朱令之问，没有随她消失。意义与虚无的互博，以朱令为核心，像涟漪一样层层向外扩散，最终借助由内而外松散分布的人群，把这种层叠的复杂感受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所谓司法公正、社会正义、道德良心都处在人心的下方，在每个人的自我俯瞰中尽显无疑。一位喉管被切开12年的瘫痪女子，有什么活着的价值？这是朱令死后，人们在勾沉历史回忆时，不断回到那位明眸善睐的清华女生时，必定要反复设问的。答案却也了然，朱令挣扎求活的这些年，她早已成为参照物，映照着社会的退步与人心的失意。集意义与虚无为一身的朱令残躯，对她的父母当然有无可置疑的价值，但那些滋味感受具体是什么，外人无缘得见，也是无力探究的。他们仨作为一种中国情境下的命运共同体，又将意义与虚无这一对挣扎的矛盾，扩散到更多国人那里。朱令身已灭，但名俱在。只要关于她的所有官方资料没有公布，人们就不必接受“xx已尽力”的说辞，就可以像鲁迅那样，一个都不原谅。应该承认，凶手或凶手们其实成功逃过了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并非唯一，舆论审判保持了30年并将永续。舆论审判是朱令事件的延伸，它没有负面含义，它呈现了朱令案的真相，它以真相的名义审判，将有关人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多人在朱令案上投入了太多悲观心态，实际上是因为将司法审判奉为唯一，虚无实际上是自我划定的牢笼。朱令事件与舆论审判交互浸润，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不必将所有期待投向司法审判，投向一个已经决意要制造悬疑的体系。应当说，只要没有在2006年之前或2013年之前的信息接收中掉队，关键的答案都不是问题，都摆在那里几十年了。朱令一去，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们应当自行治疗因此感染上的创伤后遗症。治疗的途径，就是在意义与虚无之间做出选择，重要的是坚守故事的阐释权，在朱令这一悲剧人物的故事中，打上分头讲述的烙印。朱令案的最大意义，也许是在社会崩解的几十年间，仍旧以巨大的感召力连接了形形色色有名或无名的人。在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络中，这些人因为恨——归根结底因为爱——避免了像沙子一样散掉，哪怕顶托他们的社会只剩下脉络，意识的、乃至筋骨的连接仍在。因为被投毒，朱令未能成为她想成为的人；但因为朱令，更多人靠近了自己能成为的人。当人们面对朱令中毒前后的照片，慨叹命运无常，或面对朱令案弥漫的黑暗指向，应该记住这一点。铊毒一点点削弱了朱令的人格，但更多人因她的遭遇健全了人性。朱令之死，无法以轻重衡量，但她显然不属于卡尔维诺所说的“历史性死亡”。她将被记住、被怀念，并以青春的模样被感谢。将来，在那些未知的秩序与混乱中，当我们谈到“历史的回声”时，凋谢的朱令仍会传来启示，正确的生活方式仍然值得。【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在台湾综艺节目中谈笑风生的杨丞琳，在郑州演唱会上讲了句玩笑话“河南人爱骗人”，已经引起了河南人的内讧。一部分河南人觉得无所谓，他们自认为属于河南人这个群体，但不觉得必须领受针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可惜，这种豁达未能感染其他河南人。有关杨氏新闻下方的评论区，已经被愤怒的河南IP淹没，声讨之势炽烈不下。河南人开始了维护省誉的行动，他们举报给12345，要求有关部门严惩杨丞琳；河南官媒连发评论，正告杨丞琳谨守“戏子”本分，不要在地域黑的道路上走到底。河南人对杨丞琳的围剿，客观上起到了反作用。就在他们严厉斥责杨丞琳不知好歹时，围观的外省人不厚道地笑了。这个事，河南人痛心疾首，可外省人在看笑话，双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忠于省籍所激发的攻击力，并没能给河南人赢得同情之理解。考虑到河南人在此事中的好斗及其低下效果，建议河南人接受杨丞琳的道歉。一是可以真正地展示河南的中原文明，显示大度的一面；二是优化面对河南地域黑的反应模式，正面反击往往会壮大河南地域黑的声势，而不是相反，可谓得不偿失。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河南人越是紧盯杨丞琳不放，要她付出代价，河南人在名誉流失的程度上越是出血厉害。尤其是，用“这是个坏女人、无良歌手”的反击方式，拉杨丞琳的清单，将河南的地域黑转嫁给一名台湾人，只能陷入地域黑的魔咒。像河南共青团官微的那种狂怒，“老子一井盖夯死你妈”，则完全起不到丁点反击效果，就好像先把自个戳个三刀六洞，除了自证地域黑，根本不能阻吓对着河南人形象吹口哨的人。接受杨丞琳的道歉，是走出反击地域黑无效路径的第一步。“河南人爱骗人”当然是流行了几十年的刻板偏见，但必须承认，面对“河南人爱骗人”这一刻板印象所宣泄出来的愤怒，反映了集体无意识的某种原型心态。因为关于河南的地域黑，在逻辑上涉入了坚硬的省情现实，而护豫宝在此徒劳地列阵对垒假想敌。有必要为杨丞琳所谓辱豫风波提供的背景是，至少今年以来，河南的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不胜枚举，被嘲笑为“河南热搜包年”计划。若再往前溯及郑州水灾时种种，更可见舆论场中对河南（人）形象的反面叙事，哪怕高耀洁医生也不能折冲。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惜省誉的河南人与抱持刻板印象的外省人，其实共享一种无助心态，那就是现实反复加诸的挫败感。在这种挫败感前，一部分河南人退缩了，退回到对群体的绝对认同的牢笼中；而更多外省人，则在此种刻板印象的阵线前盘桓不去。颇有意味的是，河南人在反驳地域黑时，除了直接谩骂，还会列举河南的文化标签与历史沉淀。但后者效果存疑，不是因为地域黑对河南没有认识盲区，而在于若以现实为参照，人们强烈认为河南人这个群体停止了更新，所谓中原文明是被掏空的空壳。假如存在着一种有效反击地域黑的方式，那就是改造现实以呈现中原文明在河南有活的延续——今日之河南不似昨日之豫省——据此证明河南（人）没有生活在古代文化想象中。毕竟，地域黑是现实评价的叠加，破除地域黑的唯一方法是证明此地域不黑。面对杨丞琳的道歉，虚怀若谷地接受之，是证明河南地域“不黑”的最经济方式。既然以中原文明的继承者与守护者自居，这也是用文明说服外省人放弃地域黑的最好方式。而全省媒体声讨，大量河南IP在舆论场中凌厉出击，恰与这种理想模式背道而驰。设想一下，如果杨丞琳因为郑州演唱会风波折戟大陆演艺市场，必会加深而不会改善地域黑，对河南形象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到时候，外省人会将杨丞琳禁演看成河南无改现实，地域黑不知自省的新证据，一个可怕的河南形象只怕更加广布。放下在杨丞琳口误一事上的复仇心态，是许多河南人走出被羞辱心态的必要步骤。不只是河南，所有被地域黑笼罩的群体，最聪明的反应是恢复个体自尊，拒绝将群体认同绝对化，在人道、人性等文明范畴展露积极的道德探索，有意愿有能力改造现实的省份，不惧地域黑。【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上海小夫妻陶某、余某在西藏阿里的遭遇，在他们自己的陈述中，无疑闪现着凡尔赛的浮夸色彩。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在事实上遭遇全面质疑，随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叙事，特权的叙事，或者说阶级的叙事，最终让这场风波陷入僵持状态。许多年纪大的人，都提到了那篇《为了61个阶级兄弟》的课文，以此论证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跨时空救援，体现了大爱无疆。但将这篇课文用在这里，反讽意味是无法掩盖的。因为阿西献血风波象征的不是跨阶级的赞歌，而是对阶层隔膜的谴责。但在讨论阶级鸿沟的时候，先得承认，目前缺乏足够的信息来支撑这个谴责方向。缺乏信息支撑，与它并非特权事件，又是两回事，毕竟现在给出的信息无法完全否认特权想象属于臆想。现实地看，这种特权想象，只怕难以被消除。特权想象无法被驳倒，在于打倒它需要相当充分的信息供给，但上海市卫健委显然做不到释疑解惑的程度。有人会说，阿里已经在调查，想必可以帮上海市卫健委解围。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阿里的大爱无疆，哪怕是高原日常，也无法取代沪卫的说明义务。本次风波涉及到一个要害，它指向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政府通报、部门回应等政府措辞，在很长时间内被混同于真相的国情下，公众仍未泯灭对真相的直觉和需求。舆情专家一直想要让政府和公众相信真相上的狸猫换太子，实际上是错觉。值得强调的是，在媒体格局大变动的今天，政府成为掌握最多信息量的枢纽，由此衍生出许多掌控行为。历经诸多舆情事件的洗礼，政府甚至沉溺于一种不该有的幻觉：它们所说的就是民众应该相信的，行政措辞即事件真相。阿里献血风波约等于挖了政府真相自信的“墙角”，这是最大的看点。政府从始终占据主动权的舆情处置经验中得出看法，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影响公众对真相的认知。事实上，确实也影响到了，但本次风波雄辩地证明，真相并非时刻处在政府掌握下。自然，新闻媒体在这件事上表现不理想，至今尚未摸清楚那位传说中“小姑姑”及其神通如何，核查工作没有寸进，踢到了铁板上。受众要不要原谅媒体的无所作为，可以另谈，但在涉及政府部门时，信息的黑洞效应再次显现，对此也不能装外宾做惊诧状。在负有真相解救义务的几个主体——上海市卫健委、阿里地区、大众媒体——被各自的强势（或者叫弱点）困住时，真相就从一种信息充分状态下的结果，变成大众的自由想象。真相既可以被政府破坏或把持，也可以被民众、社会锻造出来。这一次，社会大众对献血风波中真相的塑造，起点与终点就是特权想象。因为人们凭人情世故就能知晓，将上海援藏医生从日喀则调到上千公里之外的阿里医院，很难说是普惠的紧急医疗响应。风波中的特权想象绝非精神性的，而是生存经验使然。正因为涉及上海与西藏、日喀则与阿里这种地理跨度，人们不相信有61个阶级兄弟般的传奇再现。这种情形下，列举阿里有多少公务员献血救助牧民的个案，都无济于事。因为阿里如何平权，与上海如何特权是两回事，特权想象划出了无法被混淆的边界感。仅就前述几点，阿里献血风波中朝向特权的评判方向，就获得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余女士的不幸，被特权想象下的大众怨恨所涂抹，她得救的价值乃至于生命的重量都因大众鄙视变轻了。这就是除了自行补全真相外，大众将更多报复合理化的表现之一。【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在全国公映前，制作方恐怕无法接受《我本是高山》引发的争论，即使这种令他们不爽的聚焦也会带来关注。但随着更多人加入这场电影论战，并且对电影持负面态度，间接增加的关注能否转化为票房，会不会引发更糟糕的效应，是要打问号的。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需要了解的关键是：这一场关于张桂梅的主旋律电影，论战的双方都是什么人？双方各持什么主要观点？尤其是，不满电影制作的声音，究竟以什么理由在反对什么？同样，电影制作方又在以什么理由捍卫什么？大致来说，从性别角度对电影制作方提出质疑的，是舆论场中被称之为红色女权的博主。她们的主要观点是，《我本是高山》编剧和导演在人物、情节的设定上，犯下了“男锅女背”的错误。进而，她们反对以脸谱化的造型来表现女英雄张桂梅。电影制作方已经表明立场态度的有编剧之一的袁媛、导演之一的杨瑾。袁媛对电影批评的指摘全然拒斥，以出乎意表的愤怒姿态、近乎诅咒的言辞反击粉红女权。袁媛激昂的斗争姿态，加剧了一般观众对电影的恶劣感受，这也许是她后来删帖的原因之一。导演杨瑾对性别批评的表态很委婉，其引用了央视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的驳斥文。这篇驳斥文使用了大量贬义词，丑化从性别视角提出批评的人，将后者描述为“节奏大师”，“狼心昭然若揭”“有组织的诋毁声音”，最严重的是指责对方是“境外势力”。编剧、导演及坚定支持电影的央视电影频道，从个人道德、批评动机等方面入手，努力将针对电影的性别批评描绘为女权主义的进攻。这种应对电影批评的模式实质上是舆论战的打法，即将批评者打为反动派，从而否定批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种应对批评的方法在一般社会批评中有效，但具体在《我本是高山》的电影论战中，恐怕是无效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粉红女权反对的不是张桂梅，而是反对电影品质，抗议的是电影制作方不仅未能表现出张桂梅的本质，反而贬低了她。由性别视角凝结而来的主要论据，除了编剧将酗酒男改成酗酒母，一个根本的指控在于，制作方归因不当，将张桂梅的行事逻辑归结为告慰亡夫，用不真实的情调抹杀了张桂梅的信仰支撑。在备受责难的这一点上，制作方未能给出圆满解释。面对“男锅女背”的批评，一些电影支持者首先不接受，然后是用“酗酒母亲也被张桂梅拯救”来争辩编剧的合理性。考虑到两下的失焦，这种辩解并没有正面回答批评者的问题。根本的根本在于，编剧和导演对张桂梅这个人恐怕缺乏理解。没有理解透彻，体现在电影制作方对张桂梅身上的人性与党性，做了自以为是的取舍，花费很多情节乃至赔上逻辑来表现其人性，但对驱动张投身基层教育革命的党性着意削弱。在此之后，将人性窄化为女性，进一步导致信仰虚置。老实说，《我本是高山》或许本意不是要否定女性，它其实也想表现女性，甚至以自个的方式在用力表达。可因为编导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两个层面的无所用心，缺乏深入研究，以致于他们最终滑向了主旋律电影的脸谱化表达方式。属于张桂梅的生活真实在于，她经历了失败的女性经历后，决定舍弃家庭责任，家庭不再能缩小她的视野，她将忠诚与牺牲交托给信仰，也就是她所说的“对党的承诺”。家庭和工作不再是她的两头牵挂，学生们也只是她象征意义上的孩子，与信仰汇流。张桂梅不是一位工作中的母亲，母亲身份无法成为撕裂她内心的思想羁绊。当然，这并非说张桂梅不再是一名女性，而只是代表女性角色所承担的家庭责任，被她用另一种选择卸除了。在这种生活真实前，电影中张桂梅沉湎于亡夫的戏份即为虚假。因为电影编导无法透彻地理解张桂梅，所以也就无法诚实地处理张桂梅身上的女性特质，最后只能用闪回亡夫这种老套且出戏的所谓艺术真实来应付，这是编导无所用心的极致表现。因为对生活真实的接纳无能，艺术真实也无所附丽。所以，当电影制作方依据主旋律电影的模版，继续在张桂梅身上安插男女感情戏以增添其女性色彩，越是用力，越是南辕北辙。这种制作惯性，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完全不能靠女性与党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来辩解，批评者抨击电影矮化和扭曲张桂梅，道理在这里。于此，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以电影的形式来表现张桂梅的党性，进而来表现这个人？或者说，如果《我本是高山》是一部严格意义上失败的电影，还有别的内容能贴切地安放于传记电影这一形式？个人觉得搁在国内电影界，有难度。有支持电影的人将《我本是高山》比作《武训传》，以武训来比喻张桂梅。如果论者稍微了解《武训传》在那个时代所引发的大批判，恐怕就不会轻易做这种轻浮的类比。但在反击批评者时，支持者却深文周纳，挥舞意识形态大棒，令人深思。或者说，当电影编导及支持者抬出诛心之论，凭空指控境外势力干涉《我本是高山》时，他们恰恰忘了批评者可以一招反制，这一招名唤：低级红、高级黑。当导演和编导都附议危言耸听，召唤铁拳划定讨论红线，他们的恨与怕展露无遗。某种意义上，人们得承认张桂梅这样投身信仰的女性身上，有在这个时代中只能孤独自守的东西，以致于它可以结出硕果，其精神内涵却无法被完全分享。主旋律电影大刀阔斧地推己及人，却在张校长女性与党性的真实境界浅尝辄止，何尝不是一种轻慢与遗忘。【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南阳迷笛音乐节末尾出现魔幻一幕，一边是摇滚青年们迷醉在狂欢的余音当中，相信美好不会停止；另一边则是老乡们侵略营地，搜掠外来青年的时髦财物。迷笛音乐会的虚幻之境被窃贼的悍然入侵粉碎了一地，布尔乔亚们很受伤。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对于深入陌生地域的外地人来说，在安保薄弱的营地放置随身财物，要是笃信“农村人淳朴善良”，那必定是傻得可以；若只是碍于组委会管理问题，尚能原谅，但老乡们给小资产阶级长一堂课，恐怕比迷路在迷笛中更好。盗窃风波被乐迷曝光且经组委会声明确认前后，舆论的主流基调是讥讽河南的民风堪忧，随之而来的则是反地域黑的慷慨陈词与悲情诉说——有说志愿者如何尽职的，有说当地如何爱护歌迷的，问题是，这与看轻民风的论调并不矛盾。作为苏北人，我向来认为苏北有种种不堪，上百年不变，几十年尤烈。以地域人性的总体特征来建立第一印象，这是人之常情，地域黑并非全无道理。地域黑在南阳迷笛风波中成为舆论中的优势论题，不管如何反击它，都难以翻盘，与地域认知基本原则有关。对于舆论交锋的双方，我都觉得言过其实，充满着抖快视频的夸张感。地域黑可能忘了类似的哄抢常见于报端，人性经不起诱惑，老乡们并不受所谓文明规则的约束。而反地域黑的神情歌颂，也不靠谱，充满着狗苟蝇营的利益考量。如果将南阳迷笛风波中的矛盾冲突，仅仅局限在地域黑/地域红的二元对立中，是极其乏味的。应该看到更大的背景和现实是，从石家庄创办摇滚之城，到南阳试图做大中原迷笛节，行政当局对摇滚等野生文艺的主动操盘，正在走向工具化利用的末路。石家庄和南阳对摇滚乐的特色化改造，完全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以致于地方主政者产生了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详加改造，哪怕是叛逆、异见及革命性的摇滚也能为其所用，贡献其听众与粉丝群体，带来收入，成为壮大旅游绩点的时髦工具。从官民审美及旨趣而言，这无疑是对音乐及其演出类型的“文化挪用”，一种看起来弹性很大的工具理性。审查者不再作壁上观，受到网络衍生红利的刺激，直接下场成为创作者的“监护人”与合作者，兴致勃勃地致力于文化产品的经济狂想。与旅游局长变装招揽游客不同，变装只是技术利用的细枝末节，而像石家庄、南阳对摇滚乐的“器重”，是一种模式尝试与控场策略。这种工具理性的源头，在理论上自然属于文化自信的余脉，而推动其在实践上跃跃欲试，则与竞夺话语权的长期胜利有关。然而，从包括舆论在内的社会效益、包括网红在内的经济效益观之，现在就说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功，尚且为时过早。一个突出的证据是，舆论对摇滚乐被赋能的角色争议很大，这不仅动摇决策者长期经营的决心，也削弱其创收潜力。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在官方的话语中——像摇滚巴士、对摇滚人士的政府补贴等等——望之俨然，然而被一篇特稿报道给推倒了。这篇特稿报道以完全正经的笔触记录了滚石计划在各个层面的反应，荒诞感呼之欲出之时，就是石城计划出现裂痕之际。南阳迷笛音乐节因为是演出的典型场景，打破其形象的方式不是摇滚乐内生的特质使然，去魅发生在同个场景中，且更加直接粗暴。老乡们的生猛操作，将小资情调掀翻在泥泞地里掰碎揉烂，更暴露了音乐节匮乏在地性的这一根本缺陷。经验没有多少，教训已然累卵。若要确保对摇滚乐及实景演出的工具化利用，稳定地发挥既定功用，它就必须是安全可控的，是可靠的，可现实却展示了改造的不可控、不稳定。摇滚音乐的定向改造有可能成为笑话，这混淆了雄图壮志与错以为是的界限。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让全国人民愉快欢笑，南阳迷笛盗窃风波重燃地域嘲弄，这些都在官方及其相中的合作者预料之外，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但从摇滚本身而言，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喧嚣，反而更深地进入摇滚的内核与本质。也就是说，在没有摇滚的地方，在看似能降服摇滚的工具利用中，策划书中的预期与前景岌岌可危，可竟然厚植了摇滚的批判精神，新形势下的摇滚不著文字，仅凭一股气就展示了自身的疆域。摇滚的真义因为其不在场而得到彰显，这太摇滚了。在上述探讨的前基础上，再来看一张蓝图描到底的摇滚之城，再来理解南阳迷笛的愤怒与斥责，就会发现这些都太表面了。摇滚之城到底是美名还是骂名，是窃贼可恨还是鸡贼可恶，舆情对地方的伤害必然会纳入决策者的权衡中，喧哗背后的得失之辩属于官僚团体，一点也不摇滚。【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全国人大拟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人大网页留下了提意见的窗口，供反对或赞成修法的人使用。前次看到的数据说，对本次修订草案的意见已达3000多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因为对草案34条的反对声音多了，引起国民更广泛的注意。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34条，新增二、三款罚款和拘留事项，分别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具体的处罚标准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罚款。”对修订草案的其他条款，其实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与第34条激起的舆论风波相比则要小得多。概括起来，反对这两款修正草案的理由是：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感情”在法理上有歧义，程序上难确认，伤害后果难量化；含糊的概念成为法条，会助长执法者凭个人喜好和长官意志抓人，刺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从一些法学教授和学者的看，他们早在数天前就清楚这一修法内容，在沉默了几天后，他们不愿再假装无视，所以对此两款草案内容明确说不。法学教授童之伟建议立法机关“暂不审议”第34条2-3款，清华劳东燕教授建议“删除为妥”。但在童、劳这些反对者之外，同样还涌现了针对反对者的反对人士，他们显然是无条件支持修订草案的，但他们没有给出支持的具体理由，而是将矛头针对个人，罗列了迄今为止反对34条2、3款修法的人员名单。一边是讨论法理，一边是拉清单。尽管反对者更愿意在法理上辩驳草案内容的不适当，但他们同时点明，新增的治安处罚有明确的约束对象，它可能利用立法机关赋予的宽泛执法权，指向的是在公园、街区、景点等场合穿着日本和服或侵华日军军服的年轻人，甚至是日本动漫、日本品牌和日本文化。劳东燕就担忧，这样的修法草案“可能加剧与一些国家的对立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被动”。但诸如此类的反对理据，就立法者的意图合理推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如此这般修法的导向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只能据此说明反对者与立法者之间差距甚大。反对者看到了第34条修法草案的阴暗面，并且从法理、执法公信力、外交等层面提出得失之辨。换句话说，反对者想要从一个持平的立场来提请立法者注意修法草案一旦通过的代价。问题是，如果这些所谓代价引发的效应，恰恰是乐见其成的呢？迄今为止，在理论上有可能受到34条2、3款直接冲击的年轻人，是那些动漫、COS、异文化爱好者，但他们因为地下小众且没有社会影响力，这些群体的心声并没有露出。舆论中体现的是50-80世代在为90-10世代代言，这是值得关注的点。南京中山陵鲤鱼旗风波、苏州和服事件、商场（地铁/公交）大妈咒骂COS姑娘一事等等都是先兆，从这些发生的事实与纷扰推断，一旦34条2、3款通过立法审议，90后、00后、10后将被纳入治安处罚的对象范围，成为年轻的“敌人”被推到法律的对立面。劳东燕教授以外交损失来说服立法者，恐怕很难有说服力，因为后者将获得比她多得多的国内支持者。而支持如此修法的民意并不薄弱，或许同样可以抵消立法者将至少三个年轻世代划入处罚红线内的忧惧。与立法诱惑相比，审慎似乎不合时宜。“中华民族感情”到底能不能成为执法依据，舆论之争已经白热化。在这里，可能需要退两步来评判：退的第一步是，即使没有新增的34条2、3款，警方有没有执法依据惩处大街上出现的服饰的冒犯，答案是肯定的，2-3款不是法律补缺而是效果增益。退的第二步是，要不要将“中华民族感情”送进警察的执法工具箱，不仅仅是法理的问题，而是要将法律、政治与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统合考虑的问题，以应现实之需。虽然童、劳他们立足法理逻辑，但低估了治理逻辑下的权衡，当然也可能是建言的策略。也许，只是也许，围绕34条2-3款的舆论激辩，是立法者事先没有想到的。它们本该是应激反应下寻常的立法礼物，以校准现实与治安权的匹配度。但这种激辩再一次证明，在民族身份的持续构建中，尊重民族感情与摆脱民族情绪的负累，难以两全。与其在舆论激辩中激发不理智反应。莫若回到立法的技术层面上。全国人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搜集公众意见，将延续到9月30日，无论赞成反对，都可以将自身意见递交立法机关，对这一尚未定论的修法草案施加合理影响，让修法平衡社情民意。总的来说，俯瞰站在34条2-3款对立面的各方，在法理之辨、言辞之争与意气之角力下，让人心生忧虑。这忧虑并非在于具体条款的内容，而是它们似乎逐渐烘托出某种跃跃欲试的态势。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维护，与自信能完美驾驭民族情绪，从来不是一回事。【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日本无论选择在什么时候把福岛核污水排海，都一样不可接受。日本政府可以借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地位，来向世界其他国家说明排放的可防可控，但日本上下想必已经确认一个事实：那个“风月同天”的国家无法说服。不只是日本人感到解释的困境，一部分持有启蒙立场或者纯技术科普的人士也发现，他们在日本核废水排海一事上的中立澄清，不仅要面对暴躁的受众，而且要承受直率的表达压力。外交部门的抗议表态，海关的跟进动作，更加重了议题的交流难度。外交官与人民毫无障碍地同频共振，在“不予接受”的强硬立场上，日方的解释、IEAE的数据及该组织中国专家的意见、其他国家的反应，统统不在中方和中国人的考虑中。一些恶作剧般的仇视表达还显示，反日已经成为某些年轻人全部的政治意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它在表面上还只是2012年反日游行的网络版，随着海关总署暂停进口日本海鲜产品，这场反日风波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转化成果。直接反映就是，全国涌现了类似2011年的大众囤盐现象；而长远影响则是国产海鲜及日料餐饮业蒙难。怎么来理解民众囤盐举动？一言蔽之，这是日积月累的反日立场内化于具体生活的应激反应。但抢盐现象于12年后重现中国社区与网络商超，在社会效果上是尴尬的，尤其是中盐集团被迫发出供应充足的声明，暴露出反日立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抢盐现象一定会被国际媒体捕捉到，由此产生的国际印象必然不是正面，它将成为解读中国人国民性的新证据。除此而外，更显著的尴尬或许在于，群情激愤的反日宣告像回旋镖一样打到国民自己身上，拉开了部分国人伤害另一部分同胞的序幕。日料餐饮店敏锐地嗅到了不安，以最快速度审查原材料的来源，以备跃跃欲试的工商临检。日料店更以未雨绸缪之态，将日式制作工艺与食品原料区别开来，甚至以国内餐饮流派遮掩日料店身份。外界看到的是日料餐饮业的惊惶，但惊惶背后的损失无人在意。更多的次生灾害出现在国产海鲜直播间，国内业者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网暴攻击，对这些源自道德高地的群起攻之，业者解释无用，深感无力。网络反日立场已经有能力细化为灵活的攻击行动，这是业界直播成为盈利模式之后合并的风险。猝不及防，身份政治就以这种中国式的粗鄙样貌展露在国人面前。国际政治角力被爱国者引流到国产海鲜直播间，有人悲观地预言会冲垮千亿级别的行业产值。像日料店一样，国产海鲜业者被当成反日浪潮的“局外人”，这样一来，他们的损失似乎就能被合理化。与12年前那波抢盐潮不同，这一次抢盐现象无法成为一类孤立现象，因为人们接受到的认知模块是：核废水排海即等于核污染太平洋。哪怕是在这种笼统的认知引导下，尽管未被挑明，但逻辑上无法否认（事实也如此），国产海鲜遭受道德风暴已是无可避免。考虑到食盐的廉价特性，抢购仅有短暂的心理压迫感，哪怕可勉强解读为反日立场的生活化应用场景，但总可以当作笑料梗消化掉。而国产海鲜业的规模，比日本进口海鲜规模大得多，其经济损失及民生急难是囤多少吨盐巴也无法比拟的。2011年与2023年两场抢盐囤盐现象，确实互为参照，但后者并非前者的简单复刻，而是比前者蓄积了更为深刻的政经背景，见证了愈发激越的民间情绪。有人沉醉于慨而慷般同仇敌忾，可如果衡量这场民意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牺牲呢？你又会作何感想？【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微博有心人@儁也娥

齐齐哈尔34中体育馆屋顶坍塌，掩埋了正在集训的该校女排学生，搜救于24日上午结束，共11人遇难。这11人中有多少是学生，有没有教练或其他人等，目前不清楚。对于这起显而易见的人祸罪行，官方透露启动了调查。事件进入了后坍塌阶段。死难者被屋顶碎片、钢构、泡了雨水的袋装珍珠岩砸死时，舆论场内上演着颇有意味的剧目：女性电影《芭比》冲破排片限制，激起了抗拒男权的大众讨论；西部歌手刀郎宣发新专辑，歌词创意取自《聊斋志异》，“阳光照不亮夜里的鬼，六畜难懂人间味”。如此偶然群集的舆论情形，迫切地映证一个道理，仅仅局限在性别对立的话语竞赛中讨论女性境遇，要么是愚蠢的短见，要么是怯懦的阳谋。不把女性的遭遇和地位放在一个综合的社会场景下去辨析、定位，恐怕不能诚实地谈论女权主义。那名死难者父亲、中年男人站在医院重症病房的走廊里，向周围的其他死者家属、便衣、教育局官员陈述他的遭遇：没人及时告诉他们抢救情况，他央求官方人士去沟通无果，总之是被隔离在女儿的死亡之外。其他家属附和，介绍了更多的被漠视、被敷衍。在这个视频的最后，这名强掩悲恸的父亲要求拍视频的人，把这个场景转发出去。正是这个视频及其沉郁、悲愤的内容，将本次事件的舆论顶托到大众情绪的高位。在它的衬托下，当地媒体将主官放在标题中的文宣手法，招致了更多的责难。这名父亲的冷静陈述，动摇了齐齐哈尔坍塌事件“救灾才是新闻”陈旧叙事，也从侧面证明，对这件事的处理笼罩在官方的既定模式下，不会有什么意外。至于家属痛陈的人性匮乏问题，恐怕很难修正，而这一点也会与事故缘由遥相呼应。综合各种因素判断，齐齐哈尔这起惨祸的舆论进程，群情激愤并没有见顶，一旦遇难女生姓氏名谁、生前故事被披露——哪怕是片言只语，哪怕受到遮蔽——她们的面目也会一下子显著起来，舆论定会迅疾跟上，其强度会骤然抬升。齐齐哈尔对那位父亲及死难者家属所做的一切，是延续已久的作业手段，它是模式。舆论对这种手段有两种认识，一是承认它是有效的，将家属与死者（遗体等兴奋源）隔离，巩固官方主导地位；二是看穿它的虚弱，因为它总是将人性从悲剧中剥离，必将蓄势不满。无论是手段有效论，还是手段虚弱论，都将官民带入了一致的泥沼中。负责处置的官员听命行事，注定不可能从这种抑制模式中获得民意谅解，整体评价一低再低。同时，死者家属、周边亲友及部分良心未泯的观众，都在深度束缚中背负愧疚。这份愧疚感在家长那里体现得会很明显，也许那天他们本可以有理由不让女儿去集训，也许他们曾在屋顶堆积建材的半年多里看过征兆，却未能放胆预警，也许他们愧于无法有尊严地处理孩子的后事……哪怕官民无法共享一样的折磨，但那也是折磨。眼下，全民正在等待两类信息的涌现，一是官方的调查通报，人们将审查它以怎样的精细度还原本次惨剧背后的人祸细节。可以预见的是，通报的公信力仍将接受民意检验；二是死难者的故事，她们的最后身影如何消失在父母的视线中，成为再也无法呼告的人。在这些可遇不可求的信息前景中，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名字——从字面意思上——将变得不合时宜，将短暂地被人们调成黑白色。对于这座城市的声誉来说，真正的挑战已经开始，而发生在重症病房的场面，预示着很难有赢家，无非是谁以什么立场艰难地挺住。长久以来，无论是在天灾还是人祸、抑或它们的合体中，那些受到伤害的、具体的个人，都很难得到纯粹的悲伤，难以进行深沉的、体面的哀悼。齐齐哈尔先是塌了一座体育馆的屋顶，而后，还将有多少“坍塌”会让人们正确地指出“这个那个都曾发生过”？【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石家庄当局对摇滚的政策性利用，以一己之力，将大陆摇滚的社会面向扩展到“荒诞”的程度，可以说无形中令摇滚的精神旨趣一骑绝尘，又让摇滚在音乐层面上追无可追。这是现实卡死摇滚站位的绝好案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自此有了双重喻义。在理解石家庄建造“摇滚之城”的动机时，在明面上它确实源于无名之城对流量时代的应激反应。淄博凭借烧烤这个不健康食品，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出位一跃，在汤汤流量潮中轻取一瓢饮，足以让下位城市眼红、上位城市心痒，石家庄反求诸己。但一个可能无法摆在台面上的问题是，摇滚本是独立、反叛、抗拒主流的文艺方式，敢问它何德何能，会被官方择定为立身之本？从石家庄召开的省市摇滚乐座谈会看，似乎有摇滚圈内人士鼎力相帮，令人遥想摇滚行当里也出及时雨。大众都在取笑，摇滚这个反体制的东西，竟然被体制内当作香饽饽，表面看“摇滚之城”的文件精神中满是悖论，非扭曲逻辑不足以畅想摇滚巴士穿行石家庄的情景设计。可若从流量的角度去想，而不是从摇滚伦理出发，一切都讲得通了。“摇滚之城”的创意，其底色依旧是流量为王的城市文宣模式。这种文宣模式混合了诸多时代的病症，如取媚年轻人、追赶短视频传播的中老年心态、在线投身内容泡沫的时髦等。剥去其外在的越来越短的流行周期，城市文宣的焦躁感爆棚。在摇滚之城这个大饼被画下来之前，流行的是淄博烧烤，在此之前，则是各地文旅局长的变装秀。在流量时代的狭路相逢中，原本只有媒体承受着流量高压，现如今，行政方阵加入到流量施加的虐恋中，并且以更加激进、也更加悲哀的姿态应和群氓。将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摇滚划入流量政务的蓝图，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两下气质的冲突，但要看到，就行政力对流量的控场、以及因此衍生出的网络自信而言，这种蓝图描摹又是“贴切”的，毫不违和的。摇滚搭台，流量唱戏，摇滚只是工具而已，跟烧烤架无异。摇滚之城中的“摇滚”，并非爱好者念兹在兹的那股野生的、个性的力量，而是行政者予取予夺的流量工具。一切流量都可以为我所用，这是“摇滚之城”主导者的成竹在胸。以流量来理解“摇滚之城”看似荒谬的设想，所谓冒犯都是自以为是，是认知失调。反过来说，“摇滚之城”能在多大程度上伤害“摇滚”，恐怕是个伪命题。一来，“摇滚之城”倚重的多是伪摇滚的皮毛，是要与大众打成一片的摇滚类矫饰，与真摇滚无关。二来真摇滚的有无、多少，连摇滚人士都争论不休，遑论伤之？但“摇滚之城”的石家庄创意，确实激起了摇滚为何物的浅浅涟漪。遗憾的是，摇滚的流行化、大众化乃至流量化，从未在思想层面结出可靠的果实，总是在流量喧哗中习惯性流产。官方建造的“摇滚之城”，与个人心中保守的摇滚堡垒，隔着流量的星河。即使“摇滚之城”与真摇滚无涉，石家庄在冲击流量池的同时，也不能说没有尴尬。这份尴尬的唯一挑战、或者说突出障碍，是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圆润地处理万青乐队的“杀死”之句。是保持“杀死”原样，还是用“口死”取代之，成了“摇滚之城”的气门芯。看到石家庄的官方制造，已经用“杀不死”之谓来冲淡“杀死”的民间气质，其用心良苦，其效果相当摇滚。所以说，石家庄在华北平原搞的“摇滚之城”的实验，散发出早期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又以时髦的流量追求贡献出特有的华北景观。“摇滚之城”设想的提出及其初步展露的社会景观，令这一行政纲要具备了迷人的赛博外貌。若要透视“摇滚之城”蓝图的本质，你会发现在它的核心深处一无所有，但这种由内而外折射的虚无与俨然，又具体而微地见证流量时代的堂皇，这是它比淄博烧烤高级的地方。目前，石家庄对摇滚这个异类、少数派、不服来辩所交出的纸上实验作品，雄辩地证明一种风尚，在“技术无好坏，关键看谁在用”之后，流量也沦落到此种道德虚置、伦理豁免的境遇中。内地摇滚不振已久，而由石家庄官员掀开摇滚史的新篇章，就问你嫉妒不嫉妒？【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综合来看，吉林“私搭浮桥获罪”风波在舆论倾向上，有了很大的变化。10号之前，舆论形象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受害者，一个因行政争议被推向刑事处罚的好人，一个坚定且善于向司法讨要公道的农民。但10号之后，黄德义的线上形象遇到逆风冲击。这一天，与黄德义有土地纠纷、存在利益冲突的安全村村支书谷天福告诉大河报记者，黄德义曾经打伤过他，导致他耳朵缝针住院治疗。11日，洮南市匿名举报者向广西都市频道提供视频，暗示黄德义参与了瓦房镇疑似非法采砂场经营。大河报与广西都市频道都没有向黄德义求证，对于单方面的指证信息缺乏交叉核实。考虑到大河报记者就在洮南，黄德义想必乐于反驳不利言论，两家媒体对报料新闻的处理手法显然不够专业，单次报道未能尽到基本的平衡，这是不能拿“连续报道”做挡箭牌的。就舆论场中议程设置与认知竞争而言，这两个报料受到“反转党”的强烈欢迎。因为这些针对黄德义的负面材料，扩大了风波中的信息类型，通过形成对黄德义的道德劣评，试图用“恶霸”叙事来改写舆论中既有的“善人”叙事，将黄德义拉下马。在这种“恶霸”叙事下，评论区图穷匕见，拥戴这一叙事的人则将矛头对准罗翔，欢呼着黄德义道德形象的“倒掉”，引申为罗翔道德形象的垮台。所谓隔山打牛，这一波对黄德义的网络揭发，再次成为攻击罗翔“误导舆论”的材料。罗翔以“私搭浮桥18人获罪”为例，在法理上分析过寻衅滋事罪不适用黄德义等人，也借此重申了他对这一罪名经常被扩大使用的担忧。罗翔凭借其超高人气，直接对黄德义案子的发言推动了舆论声势，黄德义的“受害者”形象在全网脱颖而出。就像黄德义没有义务自证清白那样，过度揣测谷天福、匿名报料者的动机也没多大意思。问题的关键是，报料者对黄德义形象的扭曲，也就是“恶霸”叙事能不能立得住，这已经超出了黄德义自辩的效果，而成为洮南乃至白城市的调查责任。此前，说黄德义挖断道路、逼人走他浮桥的传闻，说他强拿硬要的传闻，都已经被瓦房镇镇政府否认。当然，黄德义说浮桥拆除前后多少人溺水的说法，也已经被当地警方证伪。现在又出现更严重的传闻，其实等于把澄清之责再次推给了政府。仔细辨析起来，两个爆料中，黄德义与谷天福的治安纠纷，从一审判决书的某些表述看，恐怕已经解决了。如果是这样，那谷天福对黄德义的贬低，仅具有道德评判作用。而试图将黄德义与疑似非法采砂联系起来，这个材料的杀伤力恐怕也有限。黄德义18人私搭浮桥是被当作打黑线索移交的，一审判决书中并未见到黄德义除私搭浮桥以外的其他涉罪证据。这可以理解为公安在侦办中已经排除了他与采砂场的关联。但匿名举报已经产生影响，举报材料也涉及对警方的质疑，后者恐怕无法做壁上观。相较于黄德义的自辩，当地政府主动调查、积极澄清的义务反而更加迫切。如果报料不实，黄德义有权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诬告。因此，采沙场的报料内容究竟是让黄德义被动，还是让报料者自己被动，全在于政府调查的步骤与结论。这是线下的部分，它所映射的是洮儿河两岸、乡村能人之间的利益斗争。而旨在粉碎黄德义“好人”形象的公开或匿名报料人，他们对黄的狙击，显示出这个斗争公开化、白热化。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负面报料或将黄德义推到复杂多变的司法处境。黄德义的申诉请求已经在白城市中院立案，从时间点合理推测，中院应允立案和汹涌的舆论声势有关。这不是舆论审判，而是舆论让黄德义的申诉请求获得了优先处理。但立案也不代表中院会支持他的诉求，中院的最终结论其实也与黄德义的舆论形象有关。可以料想，揭批黄德义疑似“村霸”行为，与可疑的采沙场有疑似关联，会侵蚀他作为“冤案当事人”的舆论定位，也会抵消“善举定罪”的舆论叙事。中院法官势必要心证：到底是追求一个“完美受害人”呢？还是要纠正一个可能不是“好人”的人所受到的不公？舆论纠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法官论断是“罪”与“非罪”。舆论因为信息的多样、甚至是信息的污染呈现出动荡状态，这是舆论的常态。而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无论信息-舆论如何动荡，事实-法律应该是稳定的，有必要排除罪与非罪的可疑地带。当然，罗翔作为舆论中推倒黄德义道德形象的真正标靶，又一次发挥了他意见领袖的作用。前一次的正面论述，帮助黄德义案受到舆论瞩目；这一次，在看似不名誉的材料攻击下，罗翔之名堪比草船借箭，再次将舆论影响置于司法平衡的考量中。【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最后一次点评这个舆论事件。总结陈词就是：我不认可“新闻已死”这种说法（如果我也说过，我收回），新闻只是被各种僭越而已；新闻业从来没有赢过，一直以来，只是挺住而已；当今的新闻媒体整体上不尽如人意，但少数先锋媒体+多数普通媒体的分层结构，一如二三十年前没有改变；新闻业、媒体行当、泛内容产业中，对标基本新闻品质的大有人在；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当你听到生活深处传来坍塌的轰隆声，当你被绝望包围时，你不能只诅咒媒体，新闻的残缺也是你的残缺，反之亦然，哪怕你不承认；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完美的名叫“新闻”的东西，你不能拿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作为尺度，这是标准上的“寻衅滋事”；新闻它像是一块磁铁，会吸引乱七八糟的附着物，跟你的人生一样，有复杂的面向；一个人能容忍胡乱将就的自己，随便认命，却无法接受一个复杂的新闻复合体，不承认它的困境，不接受它的挣扎，负气地向它砸石头，这是不成熟、不诚实的表现，非常孩子气。1作为业务的新闻，在这个国家从未完成过（20世纪头30年？21世纪头10年？行业旺盛不等于新闻旺盛）。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理想”的新闻状态。那些自以为经历过好时光的前媒体人，臧否当下新闻状态的标准，拿的也是它不成熟的样貌，却以为那就是“真正的新闻”，这显然是一种激愤的态度。新闻就是这样，它不得不与伪类共存，新闻很难存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所有人中，但它并不总是会被模糊界线，即使在最不可能有新闻的情况下，它有时也会脱颖而出。哪怕是在目前的信息环境，新闻仍然以一定形式、一定规模在生产和产出。如果非要追问“真正的新闻是什么？”，只能说答案不一定是“真相”，而是“事实被揭露与核查的过程”。这也是新闻颇为受伤的地方，它不会洁白无瑕，它经常带着形形色色的伤，却无可替代地补充着理性的认知，节制着悲天悯人的情绪。新闻不是关于未来的东西，未来不可避免，但新闻可以部分说明现实如何塑造未来。很多对新闻持有悲观论点的人，沉溺过去太深，却自以为看到了甚至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这是政治抑郁了，或者就是单纯喝高了。2“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在传播”的自媒体生态，以及衍生的自我营销的话术，会严重削弱大多数人的现实感，尤其是底层人士接入内容平台，能够在直播中絮絮叨叨时，好像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其实，与更高的、俯视这一切的东西相比，你的生活方式毫不重要，但你却觉得它是唯一的、自尊的甚至是骄傲的。虚拟的空间中人，不过是一场早有设定的游戏而已，即使有调整那也与你无关，角色就是角色，一旦把别人的游戏当成自个的权游时，就迷失了。当被什么拳头砸到时，多少百万、千万的粉丝量都没用，因为是冷媒，是冷的。你寄以希望的，是那些没有个人账号、甚至从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知道但从来不进入这个虚拟现实，他们从来都清醒地活在那个现实中。而哪怕是被指责为不够纯粹的新闻，仍是可以与之略微抗衡的东西。嘲笑新闻，尚且病在腠理；敌视媒体，仇恨记者，这病就深入骨髓了。3新闻不尽如人意，这七字实在可以追问：人是什么人？意是什么意？尽如又是何等境界？反过来说，新闻尽如人意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如果谁都想把自个意愿投射到媒体上，然后又蔑视一个公共价值的存在，一说到公共头疼癫狂，就口吐芳香，那彼处新闻的正面，是否就是此地新闻的反面？曾有评论区放言，“学新闻如同做人，本应该在可以做人的地方“——这种道德批判非常轻浮也非常普遍，不过脑子张口就来。可假如这里“不是可以做人的地方”，你可还是人吗？如果在别人都不可以做人的地方，唯独你是人？这要怎么理解？这次舆论风波中，很有一些偏激之词，将平和分析新闻处境的非人化，以为痛快淋漓，却树错了靶子，恨错了对象。这些人不再去想什么，不仅自个不去讨论“想要的”，还痛恨别人这样做，只因为他们觉得“给予的”就是“需要的”，与其想要不如需要，就是一切。这些人自以为看透人间，世事圆通，却让世道更艰难了。【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张雪峰近期成为焦点人物的方式，与他赖以成名的过去略有不同。一个是他在苏州办了教育咨询公司，因为营销需要，采取了比从前更加激进的自我推销方式；二是他在网络世界的非主流存在，踩到了向下坠落的社会主导心态，激发出更强的共鸣。不管他自个是否愿意，张雪峰在教育咨询这门生意场上，似乎找到了流量的密码，那就是树立起为普通家庭、小镇青年、底层孩子寻找实际出路的代言人形象。许多来源可疑的评论类型，也在着力强化这个标签，而支持张的人对该标签深信不疑。在张雪峰的网络标签与他的咨询生意之间，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一方面他被奉为替底层子弟、经济窘迫父母着想的人，另一方面他的咨询课程动辄上万元，是这些人消费不起的。构成他标签的阶级属性，与张雪峰跃居的阶层之间存在绝妙的反讽。对张雪峰的支持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正确，他已经与道德高地浑然一体，非议张雪峰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从小处说，是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的；从大处讲，则是煽惑底层子弟和穷人家孩子走上迷途；在阴谋论上上，甚至是动了新闻人的蛋糕要搞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雪峰走红背后的现时原因，一种更有价值的社会思考，似乎变成了一种必须要自惭形秽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在更多人拥护张雪峰为普通的、没有家庭背景、缺乏父母资源的考生指点迷津时，将自身的生存焦虑代入了这种拥戴中。支持者列举支持的最核心原因，是说张雪峰打破了信息差。对照张雪峰某些建议的片面性，这种褒扬颇有夸大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为何在所谓“人人都是媒介”“人人都是传播”“新闻专业无价值”的形势下，竟然还存在着影响人前途的“信息差”？不是都相信了人人都可以发声、人手一个大声公，还可以随时随地直播，可在网络发展30年后，为何还有普通家庭、底层子弟、苦寒人家被阻隔在信息鸿沟之外，要靠一个人作为信息枢纽和人生向导？拥护张雪峰的人来不及想这个，因为他们激烈地捍卫他的合理性。要是理解了这一层现实，恐怕会自然而然地导向第二个层次的理解：张雪峰给出的考学建议与职业选择，自觉或下意识地维护着阶层固化的底子，打击着那些希望阶层流动的想法，为什么他给底层子弟灌输的仍是血统论那一套？在张雪峰尚未坐稳现在这个市场标签时，他对“关系”“世故”与职业选择之间的阐释，尚可看成是心直口快。但在他成功地创办公司，在教育咨询业大展手脚时，借助社交媒体将这套咨商纲领规模化、市场化与商业化，就很难再将其与率真挂上钩。所以，现在看过去的张雪峰与目前流行的张雪峰，变化的不是这个人，也不在于他是不是说了一样的话，而在于他凸显的模式。相当比例的民众很吃这一套实用主义的人生指导，归结起来，这现象就是“时代中的张雪峰”，他赶上了一股社会潮流。张雪峰的咨商生意，实质上建立在另类成功学的基础上。过去的成功学，渲染的是出人头地、拔尖的、胜王败寇式的成功模式，但张雪峰推销给大家的成功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是混合着阶层固守、躺平思维与苟活于世的“太平犬”思维。这种低配版的成功学理论，号召的不是逆袭，也不是鼓励开挂，而是描摹出一种无法跨越的阶层分野，提供安于天命的劝慰话术。张雪峰这套成功学的厉害之处，就是将普遍的关于个人努力的悲观看法，推给世道，转化为命定如此的心理安慰。过去人们学习马云，想要成为他那样的成功人士，哪怕明知道不能，但自认为可以在学习顶级成功人士时提高自身素质，进而开拓更多的人生可能。而张雪峰及其支持者锚定的，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高度自觉，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固守即跃升。与他自己的过去相比，张雪峰主打的低配版成功学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其公司化运作的活力上，社会的高认可度，盈利能力上，更体现在他有意地捐款成立助学基金，开始寻找安放隐秘不安的方式，从更多方面筑牢其商业模式的护城河。张雪峰的低配版成功学，有一个好处是难以规模化验证，个体经验实际上分散了他咨商建言可能失败的风险。但是，那些不是他咨商消费对象的支持者，他们对张雪峰意义的自由阐发，提供了管窥社会现状、世道人心的很好视角。显然，从张雪峰的美誉度出发，支持者们对中国前景并不乐观，所以赞成张雪峰所言，将生存之需摆在第一位，凡是不利于“生存”的选择、哪怕想法念头，都是应该果断摈弃的。看多张雪峰的实用主义，与看空年轻人的理想情怀，构成支持者的舆论底色。从张雪峰差评新闻学专业开始，即使出面辩论的新闻学教授没占到上风，并且质疑本身为张带来更多的拥护，但一种解构张雪峰的势头已然在酝酿中。当然，这种解构不等于“有人要搞张雪峰”，风险仍出在他现时顺风顺水的低配版成功学营销上。要说张雪峰可能面临的暗流障碍，源自张雪峰的个性特点与其商业本质的冲突。亦即，他口若悬河的教育咨商，免费的营销推广视频，提供了僵化的、冗余式引导意见，填充了他自以为义的过度阐释，恐怕会忤逆主流价值对年轻人、对社会的设定。张雪峰对自身商业风险的管控，除了慈善捐款，或者称病回避之外，可用工具非常少。同时，张雪峰的盈利模式无法去张雪峰化，必然导致他的风格继续灌注在咨商营销中，若他收敛则会魅力渐失，若依赖路径则风险势必越积越大。PUA的至高境界，也许是人群+付诸+行动，张雪峰的支持者在反击批评者的同时，也毫不吝啬地展露了他这种影响力在特定领域的存在感，这为干预提供了视线引导。虽说支持者与批评者都不同程度定义着张雪峰的“变形记”，但共享的问题是，他能自外于一个风险社会吗？还有一些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张雪峰现象所激发的社会共鸣，在多大程度、什么范围以何种深度反映并雕刻着社会面貌？换言之，这个社会的目标，真的是张雪峰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那样吗，比如鼓励年轻人将对社会地位的自觉视作生存智慧？【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就官方称呼的“6·1”食安事件、民间指代的“指鼠为鸭”风波，6月17日，江西联合调查组放出一个“出乎意料”的通报。通报以极简主义文书风格概述了事实、结论、问责三要素。1学生吃出来的确实是鼠头，2之前官方结论错误，3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一通报当然不算完美，因为它没有将调查经过与事发过程全都写出来。比如它浅浅透露，事发后第一时间，食堂职员就将鼠头丢弃。这个细节足以爆拆江西工职院、南昌高新区市监局的所有谎言，但调查组没有公开揭露校企政联手欺骗的作业详情。即使这样，通报对“指鼠为鸭”传言与质疑的认定，仍有显而易见的意义。该意义与恢复了多少政府公信力无关，却与萦绕在这一风波之上的海量笑话有关。它坐实了此前所有针对此事的戏谑与讽刺，“厅局风”的通报完成了最荒唐的笑料事件的闭环制造。从省级通报的结论往前推，首先展露的是江西工职院以党委名义操弄此事的蛮横行径。包括但不限于6月3日出具的《情况通报》，“当事学生本人……确认异物为鸭脖，为正常食物”，“区市监局……对食品留样进行采样检测”。最新通报其次暴露的，是高新区市监局昌东分局局长江协学为首的行政背书有多么荒唐。他在媒体采访的镜头下，指着照片言之凿凿：“反复对比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几天前的权威声音，如今成了大言不惭的谎言，衬托着人们欢乐的笑声。除了学校党委、分局长在“指鼠为鸭”风波中抛开事实，践行三人成虎的搞笑动作，正常舆论风波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省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这个步骤。举全省的高规格调查，琢磨小官吏捣鼓出的低级玩意，两造对比强烈，将全场笑点拉至最高。“指鼠为鸭”风波演变到这步田地，所谓公信力的有无、多少、损毁与重建，都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发轫于不入流高校内部食利小人的欺下瞒上，如何发酵为难以抗击的系统性谎言，最后只能由多个省厅单位尴尬下场擦屁股。认清这一点，最荒唐的笑话就将转化为最荒凉的感受。稍微代入当事学生的立场，或校方发动学生展开“谣言止于智者”的控评斗争，就能觉察此种普适的生存况味：这不是青天老爷拨乱反正，戏中悲剧人物得偿大团圆的戏码，而是围追堵截的窒息感。那位将吃到鼠头的腌臜事捅到网上的学生，肯定遭遇了校方的强硬施压，以致于他不得不改变说法，被迫站到校方立场，成为那份现今看来是“遮羞布”的校方通报的一部分，以维护校党委的立场。这种显著的、不加掩饰的压服，令人触目惊心。江西工职院有个好，那就是它作为低级别的高校，只能用最原始的手法处置涉校舆情。因此，外界才能从新媒体中心主任何莹的群部署中，看见原生态的控评操作，给定文案来污蔑揭发者，污染公共信息，试图引导舆论走向，搅混水以利校领导藏身。但凡一件新闻面世，即触发一连串的信息钳制反应。一方面是舆情处置义务单位按图索骥的操作，另一方面考验着普通人甄别信息的素质。前者是公门中人的任务，后者则是最无趣的日常挑衅，普通人必须费很多力气挣脱信息格局，才勉强不会沦陷。这还是“指鼠为鸭”有了官方定论的情形，更多时候，那位学生所遭遇的压力象征着一般人难以摆脱的无形之网，事实、真相与是非让位于形势、利益与和稀泥。因此，江西这一“鼠头”事件让人们难得有放声大笑的机会，可笑声起于荒唐，而后落寞于荒凉。有论者猜测，“指鼠为鸭”惊动了联合国，是江西决心提级调查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不是这样，外人无法证伪或证实。可这件事确实丰富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指鹿为马到指鼠为鸭，博大精深的汉语又在赛博空间搜罗到了一片“四魂之玉”。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附图：

最终，贵州毕节选择了坦承，公布了殴打极目记者李贤诚的三名施暴者身份：一人为织金县马场派出所副所长的熊某，另两人为辅警李某和陶某。处理上，熊某被免职，调离公安系统，辞退两名辅警，同时免去马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彭某某职务。在当地通报之前，织金县县委书记去医院探视了李贤诚，当时官方的表态是尚不清楚打人者身份。考虑到现实，这种托词实际上最终定性出来前的委婉说法。李贤诚被三名警务人员围殴，鉴定为轻微伤，但他的心理创伤要想痊愈只怕要待时日。这次打记者事件最恶劣的地方，是警务人员乔装成平民身份，以一名干警、两名辅警的出警建制匿名阻挠记者，阻挠未遂后，便暴力殴打执行采访公务的新闻记者。打完后，施暴者擦干净门把手上的指纹，这是一种可笑且徒劳的所谓专业手法。外派记者在采访全国性新闻选题时，遭遇盯梢、跟踪、贴身紧逼、拖延时间等干扰动作，早已是先锋媒体中90后主力记者的家常便饭。毕节织金县暴力袭击记者突破了使用软暴力侵扰记者的常规模式，而是改头换面，直接驱使便装警员上马硬暴力。从织金县现有的处理内容看，将袭击记者的责任圈定在镇一级，处理到镇长为止。这种限定性很强的问责划定并不能平息怀疑，因为外界并不清楚警员袭击记者背后的指挥链条是怎样的，通报未涉及这块内容，所以留下了公众合理怀疑的空间。在一件全国关注的新闻发生后，一旦记者进入本地采访，就会将舆情处置的一线集中到记者和相关责任官员身上。织金县镇一级政府选择的应对方式，不仅没有和缓“教师溺水身亡”这一中心焦点的传播，反而扬汤止沸，起到了主动扩大地方负面形象的作用。在如何恰当应付外来记者方面，高校舆论讲师传授给地方宣传部门的经验都是“热接触、冷回避”，就是表面热情，内里拒绝提供信息量，用损耗记者时间、转移采访指向来虚与委蛇。可一旦记者从打电话远赴当地，拖字诀就面临压力。从这方面来说，马场镇政府对李贤诚的到访，意图不是拖延，而是暴力恫吓，想要立竿见影获得阻吓效果。从具体实施看，不再是利用闲杂人等的社会人员，而是由体制内一线人员亲自动手，亲自干脏活，这是跟20年前大有不同的地方。出于对事实、真相等信息管控的不同目的，基层官员与一线新闻记者多有立场差别。毕节这件事自然是当地信息管控的失败案例，它也说明当信息管控因暴力袭击而越过界限后，上级官员会迅速转向纪律管控，这时候就得挑出人来背锅。很多前媒体人习惯于列举从前的采访环境，来对比现时新闻记者面临的环境，言语中不自觉滑向今不如昔的结论。总体而言，这不是一种恰当和健康的态度，90后、00后记者要应付的采访环境，不比从前轻松，某种程度上，他们从事的工作比前辈更有挑战性。放眼当前的机构媒体，能实地派员采访全国选题的机构媒体并不多（十家以内？），能够在一线直接抗压采访的记者百人左右，相比全国20万持证记者，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但正是这支小规模的采访记者，向舆论场供应被称之为“新闻”的头部产品。这也是打记者事件在民意上广受谴责的原因。经过媒介环境劣质化的熏陶，人们对坏的信息产品早已经习焉不察，但对真正的新闻产品的需求仍然旺盛。舆论对新闻的僭越时常发生，但舆论中正大光明的那部分，多数与李贤诚他们的努力分不开。袭击记者一事进展至今，可见两种逻辑上的沮丧。一种是施暴者从实施到被查办所见证的，他们展露了无能狂怒与显而易见的挫败感，他们先是铤而走险，而后事与愿违。另一种是新闻界担忧那些暴露在暴力阴影下的年轻记者，这种情绪已体现为同仇敌忾。自然，新闻记者与基层官员不同，后者是与“事件”浑然一体的部分，而前者对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仍有职业伦理上的羞惭。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当两下在具体事件中狭路相逢时，各自采取的反应模式。这是国情与民意剧烈连接之处，身处其中又要突围的记者值得祝福。溺水身故的教师遭遇了什么，仍待记者还原。而毕节不会是前述“相逢”的最后一次，但类似李贤诚遇到的这种“冒险”——准确说是破事——真的会让人厌倦。因为，无论用贴身紧逼的软暴力“隔离”记者，还是用暴行阻吓记者，都给人挥之不去的污秽感。【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淄博烧烤一夜走红，正在大踏步铺陈一副荒诞的景象：成群结队的外地人蜂拥前往，烧烤摊前排满长队，市政府正在从各个方面应急建设，以奠基淄博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这是发生在烧烤架边上的沉浸式场景，淄博东北化，而社会加速荒芜化。这里的社会荒芜并不是指人流量稀少，或街面荒凉，相反，现在的社会荒芜群集、油腻且热闹，尤其是年轻的躯壳无意识地追求整齐划一的动作，以饱满的热情，像吞噬自己灵魂一样咀嚼淄博烧烤的“灵魂三件套”。这样的存在，见证了自己和他人某些部分的死亡。有人很想探究淄博烧烤走红的成因，罗列各种因素，但都停留在工具的层面，而没有往前更推进一步。这种文旅行业乍起乍落的营销成果，与其说是主政者与流量制造机制的合谋，莫若说是社会荒芜化随机的、空洞的表现。社会病了，烧烤等走红是它的症状。烧烤网红、文旅局长便装等把戏，让一个地方罩上巨大的滤镜，帮助当局的主管部门从文创思维过渡到视频时代。短视频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名义上附和底层生活方式的精明操作，收割底层的注意力，以规模化的欺骗掩盖社会急速荒芜的日常。在这种社会日常中，大量更有价值的议题先是与权力脱钩，再与和议题密切相关的人群脱钩。脱钩过程，价值议题遭到了两个方向的捶打：先是被权力遏制与污化，然后再受到民众的嘲笑与抛弃。价值基础的流失近似荒漠化进程，在操作与附和中达致。似乎还不能将荒芜社会中人视作完全的工具人，他们在烧烤摊前发出快乐的笑声，他们娴熟地使用掺杂字母、异形字的话术在社交媒体上接承接灌输并灌输别人。一时间，他们忘了四面楚歌的失业风险，没有历史感与问题意识，却在畅想下一个乐园。讽刺的是，年轻世代一边以躺平自诩，排斥多生、奋斗、买房等政策口径，另一边却精力旺盛地参与社会荒芜化的造景运动。社会荒芜提供了一个个飞奔而来又疾驰而去的生活套件，这让虚伪的年轻人损耗尤其明显，也因为被过度地利用，他们病得特别厉害。短视频及流量经济是局域网的原创，它们借助社会荒芜衍生出塑料花一样的花园。官方的取态非常干脆，它一方面驯化严肃议题的流量呈现，引导阻击它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它又滥用“为我所用”的原则攫取流量利益，以柔化某些深层次的焦虑。前段时间，各地文旅局长按照当地的标志性文化，竞相登上由到安全流量组装而成的变装秀场。这些冲着流量变现而去的变装秀，因为没有与之竞的争社会议题，它们长驱直入到类似“淄博烧烤摊”的社会角落，与精神贫乏的受众同频共振。“淄博烧烤走红”，“文旅局长变装”也许可作为文旅局的业绩，但这种“轻工业”的繁荣无法求解真问题，丝毫不减席卷各地的财政危机，更无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当然，它们在荒芜社会空间搞出几声官民合唱，兴许可以暂时麻醉神经，遮断望眼。在社会荒芜化的进程中，“烟火气”这个词得以强调几乎是命中注定，带着某种民族性与悲凉感。它的视觉效果相当可观，为荒芜社会提供了老少皆宜的幻觉，同时钝化了城管严控的街头秩序，令人们获得醉酒般的感受，假如霓虹闪烁，缭绕烟雾，亦可人间万象。在不久之前，“烟火气”还是装点管控经济门面的修辞，现如今成为官民共识一样的存在。这种上有念叨、下有回声的修辞共鸣，出人意料地掩盖了“烟火气”这个词所象征的权力俯瞰视角，社会的荒芜化不仅阐释价值议题，也以不知畏惧的憨态吞噬阶级差异。就像沙漠上的风暴特别强，荒芜社会的注意力也相当有限，注意力经济快速来也会快速去，毕竟荒芜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密度低，他们可以容忍或漠视生活质量，但无法容忍略微时长的钟情。就在淄博烧烤走红的同时，始乱终弃的丁真式命结局就开始倒计时。有人以为，消除了社会的多元化，就可以消除某些不受待见的隐患。何曾想，社会的荒芜化并不与安全社会划等号，它是风险社会的极端形式之一，只因日夜不停上演的流量剧本被忽视了。流量或许可以驯服，但社会荒芜化却沿着它的逻辑如脱缰之马。说到底，淄博烧烤走红是非常无聊的事，它既不能真正安慰官方的发展焦虑，也无法减轻大众的生存压力，除非醉生梦死也被定义为积极的生活方式。当然，流量无法为社会的荒芜化负上全部责任，但它在合谋中钝化社会敏感度也是事实，荒芜将警讯紧紧裹住。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淄博烧烤一夜走红，正在大踏步铺陈一副荒诞景象：成群结队的外地人蜂拥前往，烧烤摊前排满长队，市政府正在从各个方面应急建设，以奠基淄博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这是发生在烧烤架边上的沉浸式场景，淄博东北化，而社会加速荒芜化。这里的社会荒芜并不是指人流量稀少，或街面荒凉，相反，现在的社会荒芜群集、油腻且热闹，尤其是年轻的躯壳无意识地追求整齐划一的动作，以饱满的热情，像吞噬自己灵魂一样咀嚼淄博烧烤的“灵魂三件套”。这样的存在，见证了自己和他人某些部分的死亡。有人很想探究淄博烧烤走红的成因，罗列各种因素，但都停留在工具的层面，而没有往前更推进一步。这种文旅行业乍起乍落的营销成果，与其说是主政者与流量制造机制的合谋，莫若说是社会荒芜化随机的、空洞的表现。社会病了，烧烤等走红是它的症状。烧烤网红、文旅局长便装等把戏，让一个地方罩上巨大的滤镜，帮助当局的主管部门从文创思维过渡到视频时代。短视频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名义上附和底层生活方式的精明操作，收割底层的注意力，以规模化的欺骗掩盖社会急速荒芜的日常。在这种社会日常中，大量更有价值的议题先是与权力脱钩，再与和议题密切相关的人群脱钩。脱钩过程，价值议题遭到了两个方向的捶打：先是被权力遏制与污化，然后再受到民众的嘲笑与抛弃。价值基础的流失近似荒漠化进程，在操作与附和中达致。似乎还不能将荒芜社会中人视作完全的工具人，他们在烧烤摊前发出快乐的笑声，他们娴熟地使用掺杂字母、异形字的话术在社交媒体上接承接灌输并灌输别人。一时间，他们忘了四面楚歌的失业风险，没有历史感与问题意识，却在畅想下一个乐园。讽刺的是，年轻世代一边以躺平自诩，排斥多生、奋斗、买房等政策口径，另一边却精力旺盛地参与社会荒芜化的造景运动。社会荒芜提供了一个个飞奔而来又疾驰而去的生活套件，这让虚伪的年轻人损耗尤其明显，也因为被过度地利用，他们病得特别厉害。短视频及流量经济是局域网的原创，它们借助社会荒芜衍生出塑料花一样的花园。官方的取态非常干脆，它一方面驯化严肃议题的流量呈现，引导阻击它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它又滥用“为我所用”的原则攫取流量利益，以柔化深层次的焦虑。前段时间，各地文旅局长按照当地的标志性文化，竞相登上由到安全流量组装而成的变装秀场。这些冲着流量变现而去的变装秀，因为没有与之竞的争社会议题，它们长驱直入到类似“淄博烧烤摊”的社会角落，与精神贫乏的受众同频共振。“淄博烧烤走红”，“文旅局长变装”也许可作为文旅局的业绩，但这种“轻工业”的繁荣无法求解真问题，丝毫不减席卷各地的财政危机，更无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当然，它们在荒芜社会空间搞出几声官民合唱，兴许可以暂时麻醉神经，遮断望眼。在社会荒芜化的进程中，“烟火气”这个词得以强调几乎是命中注定，带着某种民族性与悲凉感。它的视觉效果相当可观，为荒芜社会提供了老少皆宜的幻觉，同时钝化了城管严控的街头秩序，令人们获得醉酒般的感受，假如霓虹闪烁，缭绕烟雾，亦可人间万象。在不久之前，“烟火气”还是装点管控经济门面的修辞，现如今成为官民共识一样的存在。这种上有念叨、下有回声的修辞共鸣，出人意料地掩盖了“烟火气”这个词所象征的权力俯瞰视角，社会的荒芜化不仅蚕食价值议题，也以不知畏惧的憨态吞噬阶级差异。就像沙漠上的风暴特别强，荒芜社会的注意力也相当有限，注意力经济快速来也会快速去，毕竟荒芜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生活密度低，他们可以容忍或漠视生活质量，但无法容忍略微时长的钟情。就在淄博烧烤走红的同时，始乱终弃的丁真式命结局就开始倒计时。有人以为，消除了社会的多元化，就可以消除某些不受待见的隐患。何曾想，社会的荒芜化并不与安全社会划等号，它是风险社会的极端形式之一，只因日夜不停上演的流量剧本被忽视了。流量或许可以驯服，但社会荒芜化却沿着它的逻辑如脱缰之马。说到底，淄博烧烤走红是非常无聊的事，它既不能真正安慰官方的发展焦虑，也无法减轻大众的生存压力，除非醉生梦死也被定义为积极的生活方式。当然，流量无法为社会的荒芜化负上全部责任，但它在合谋中钝化社会敏感度也是事实，荒芜将警讯紧紧包裹。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在官方和民间面前袒露了一些问题：丰县事件的舆情过去了吗？你可以不用再关注这件事了吗？尤其是在董志民被判9年，几名人贩子最高领刑13年的情况下，是否代表这件事就翻篇了？在上级的指导和直接介入下，丰县事件的法制处置能打多少分？从官方角度来说，这件事的主体部分算是应对过去了。那位对外界风暴完全无感的小花梅正在接受治疗，政府给她、董志民及其生物学儿子安排了低保和医保。该治疗的人治了，该坐牢的坐牢了，该救济的救济了，党和政府既金刚怒目又菩萨低眉。在舆情处置上，丰县事件最终还是被限定在徐州层面，不管是用法律扫尾，还是用救济打圆场，成功地没有让它外溢出江苏。民众曾提供一种思路，将小花梅送回云南老家，指定监护人或者由云南当地民政接手，现在看，最终是江苏一手包办了“烫手山芋”。徐州宣布几个人的刑事判决后，舆论先是经历了一阵错愕，然后继续回到追问和质疑的固有模式下。追问小花梅现在的情形，质疑对董志民适用罪名不当和量刑不重，不该是“虐待家庭成员”，竟然比小黄书作者、掏鸟窝大学生的十年徒刑还轻。这些质疑声冲淡了官方在丰县事件上的现实考虑，本来以为是可以进一步释疑解惑的新华社通稿，未能达成既定的说服作用，反而被寻章摘句，用以批评法制+民政相结合的终极解决方案。而这一次，丰县徐州再一次成功拿到了省里、最高检的背书。在省里的视角看，从丰县“无拐卖”的最早一份声明，到现如今指导徐州办案、判案，上司越卷越深，不得不站出来替地方擦屁股。然而从终局方案来看，不论是南京还是徐州都没落个好。丰县自然不用多说，早已被列为罪恶之地，徐州和江苏也未能全身而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对董志民等拐卖收买小花梅的一干人等处以刑罚，官方动用了最高检释法，可民间依旧不接受该份判决，因为舆论认为该判决与董志民等人的罪恶不匹配、更与小花梅的悲惨遭遇不匹配，判决不是解救，不是治愈，它甚至都不能安慰。所以，舆论对相关判决的态度，实际上包含了这么一种解读：这份判决确认了民众对买卖妇女罪名下量刑畸轻的集体愤懑，刑罚看似已经定格，可距离民意尚远。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该份判决很容易提醒人们注意，打击买卖妇女背后的法律问题。有一个早期的旁证是，江苏官方曾透过编剧李亚玲释放信息，试探民意。主要信息是两点：董志民没有用铁链锁小花梅，董志民也没有收买，所以省里在定性上犯难。而现在的判决，否定了借李亚玲之口放的口径，有买卖，有铁链虐待。一年内，什么原因促使江苏在省级层面上确定此案的性质，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对董志民收买小花梅的情节认定，对铁链虐待的确认，这些前置条件的建立确实扫清了许多处理障碍。但量刑备受诟病，是它默认了董志民与小花梅的婚姻关系，保存了这个“家庭”。给外界的感觉是，江苏对董志民家庭的保护，要甚过对被拐卖妇女的保护，这样的糟糕观感在宣判通告公开那一刻被固定下来。由此，不管是乡村干部做什么，各级妇联怎么帮扶，民政如何卖力，都给人最糟糕的认识：这是维护被拐妇女的悲惨境遇，而不是帮她。应该说，江苏在丰县事件上止步于董志民家的虐待现场，风能进，雨能进，法律未能进。让被拐妇女-尤其是失智女性留在收买者家中，几乎是所有拐卖妇女事件的共性。这不由得让人怀疑，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责之所以那么低，是因为倒果为因，需要检验立法初衷。对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事业来说，丰县事件最后仍将小花梅安置在与董志民的家庭关系中，将其作为最优解，这是舆论至今不原谅丰县、不接受最终结果的根本原因。如果真的重视妇女解放，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这一事业相矛盾。有论者认为，丰县事件上女权争夺叙事的努力失败，“生育八孩”的官方叙事占据最终胜利。可如果仔细分析，官方叙事不仅没有胜利，反而输得很惨。因为单就社会主义的妇女事业而言，丰县事件的最终处理方案赞成什么、否定了什么，是一清二楚的。不夸大地说，自此而后，无论江苏在妇女事业上取得怎样的成就，丰县事件都会是这些耀眼成就的“命门”所在。而在一起影响如此广泛的拐卖妇女事件中，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建立在罪恶基础上的“婚姻家庭”的认可，将持续地、无声地抵消包括妇女事业在内的苏省形象。因此，争论量刑轻重、罪名是否适当，当然是必要的。可要害在于，江苏对丰县事件的处理，不管是法律上，还是民政上，核心就是确认了被拐卖妇女被强加的“家庭关系”的正当与合理。只要这一点没被打破，不管怎样正面宣传，丰县舆情永远不会结束。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出取消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打破“一人坐牢，影响三代”的政审设定，激起了不同立场间针锋相对的意见。人们用讲道理、举例子的办法给出附议或反对的理由，有人要公平公正，另有人就要犯罪震慑，总之是互相不对付。讨论这个问题还要看到更多东西。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审的历史渊源与遗产，它对考公政审的影响；二是现在的形势下，设定连坐式考公政审，其目标的重点有了位移，它不只是历史的沿袭；三是应当将权力的现状纳入观察，否则永远鸡同鸭讲。考虑到上述三个观察的视角，有论者提出要把“影响三代”的考公政审讲讲明白，实际上是讲不明白的，也是存心不让它明白的。但经过周世虹委员的点题，这一模糊确有确凿结果的政审现象变得问题化了，民众都没进到解题范围，只顾着捉对厮杀了。除了上面三个视角，在评估考公政审的前景时，一个无法回避的认识是，现在的公务员、亦即所谓的“体制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别，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性质，这也是要弄明白的。三种视角加一种定性，是理解考公政审的四把“钥匙”。从政审的历史渊源来说，现时的考公政审不同于过去年代所执行的血统论——对罪犯三代设定考公限制与地富反坏右的血统无关，考公政审只是从形式上借鉴了政审的历史，而审查的动机、目标、要实现的效果并不是对过去年代的简单继承。现时的考公政审是体制从入口处就开始的自我净化，它是一种预先防范的技术手段。这种防范源自古老与现代两种复合型心理，古老的心理是防止血亲复仇滋生在公务员队伍中。此种复仇不一定会用暴力，腐蚀也是一种形式，这种戒备心理很传统。现代的防备心理，来自于对拱卫政权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将公务员群体视作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新阶级，它掌握着权柄，阶级内部互相照顾，彼此呼应，是一个超级利益共同体。即使有纪律章程来约束这个新阶级，但它已经划定了一些共享的游戏规则。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现是，公务员在被揭露犯错之后，极少有开除出公务员队伍的，最低限度的会保留一个岗位、一个饭碗。而对高级官员中出现的巨贪，死刑正被永久监禁取代，刀下留人成惯例。对一般公务员与高级官员的惩罚，说明着体制绝不会培养自身的反对者。。低阶与高级公务员握有“铁饭碗”与“免死金牌”，这是明规则，是体制自我稳固的方式方法，是引致新阶级自行固化的催化剂。这是两种针对性很强、极有效的工具，唤起了体制内相当强度的忠诚，成为拱卫体制的两大法宝，有了它们体制就不会有二心。在这种情况下，考公设定“影响三代”的政审程序，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政审是为了确保这类明显的隐患不在体制庇护下壮大。这种情况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了新解。说明白点，表面上是罪犯亲属被针对了，实际上人家针对的是队伍的纯洁性。有论者纠结的是，考公政审“没讲明白”，而要理解这一层面则需要理解现如今权力的现状吗，包括但不限于权力的构成、权力的特性、权力的发挥，总之是权力的面貌与边界感。跟从前相比，它们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完成了自我优化，变成自洽良好的权力总成。而“不讲明白”，准确说是一切解释权归权力所有，正是这一全新的权力系统的基本特征。当考公政审覆盖到该系统的各个部门时，这些权力特征就会被细碎地“激活”，公门中人审视叩门的人——这些人每年数以百万计，是“铁饭碗”与“免死金牌”的潜在竞争者。在这种情况和现状下，周世虹委员提出的建议，以及附议他的人们，尽管义理凿凿，可欠缺现实感，他们一定会失望。可以说，周世虹及其支持者提出了一项不合时宜的要求，它与体制的性情、运行的实情格格不入，遭受挫折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结果。更何况，考公吃香的国情分化了人们的立场，政审替一部分人刷下了竞争者，这是很多人乐见的。但要清楚的是，赞成政审的这些人对于政审这一防御机制的存在及强化，既不构成民意基础，又不会带来道德加分，但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上岸后，取态若何是一清二楚的。概言之，周世虹、罗翔等意见领袖的“取消说”，与政审岿然不动的实际之间，隔着的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公平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体制内外的阶级差异，以及权力嬗变之后体制中人全力自我拱卫之势。在可见的将来，它不会消失。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香港名媛蔡天凤遭残忍杀害一案，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经历了早期的案情传播阶段，迅速跃进到媒体伦理批判这一层。这里面有显而易见的善意，也有一目了然的误解，还存在着不以为意的扭曲。不可否认的是，将板子打在媒体身上，要比打在同样制造网暴的乌合之众那要难。这里面要涉及的一个概念是黄色新闻，它不是指色情下流的新闻，而是指追逐谋杀、暴力的新闻。在大陆和香港两地，都曾有过黄色新闻的兴盛期。大陆的黄色新闻随着都市报与市民新闻的衰微而消亡，港媒虽然仍有这一传统，却也是江河日下。整体而言，在蔡天凤一案上对媒体伦理表示的担心，基本上不用担心，谁会担心不存在的东西呢？远的案件，有关30年前南大凶杀案的办案信息就很稀少，都是被传闻环绕着，不存在办案信息的泄密问题。近的更不用担心，谁知道台州仙居职中杀人案的细节？所以由蔡天凤被杀事件，得出媒体要注重案情披露与职业伦理的平衡，不是一个特别有实感的问题。但是就此发出一种呼声，大陆网民要求港媒走转改，这也是无害的要求——毕竟港媒名义上还在一国两制的媒体环境中，可以不听大陆人意见。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大陆凶杀案的案情披露落后于民众的知情权，政府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在这类突发案件上严格禁止办案信息的外漏，政府成为掌握这类信息的黑洞，任何信息都出不来。媒体对此无可奈何，偶有突破也要历经各种阻挠。港媒在蔡天凤被杀案上的所作所为，从新闻职业主义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或者说，大陆网民对港媒的责备，并不能成立。这种跨越两个媒体环境、两种报道状态、两类信息境遇的批评，在一开始就挺别扭，它忽略了一些需要了解的重要背景。港媒也不全是采取娱乐化的报道方式，它们也在此案中提出公共价值，比如杀人犯一家非奸即盗，何以屡屡逃脱法律制裁，还可以自如行走陆港两地？当大陆网民谴责港媒无良时，也要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港媒这个源头，而在于大陆网民身在其中的社交媒体。不该以上下游的划分来看待港媒与大陆社交媒体的关系，更不该以无辜者身份，认定蔡天凤案的血腥传播，大陆社交媒体只是作为下游受到了资本主义港媒的“污染”。而要承认，大陆社交媒体以其巨大的规模、无量数的内容复制能力，一力制造了本案在大陆的影响环境。当你说蔡天凤案报道渲染了细节和暴力，那只能说，这不是港媒的错，而是大陆社交媒体这一复合媒介的错。那些被认为不适当传播的凶案细节，经过这一巨型复合媒介的循环制造，成为无处不在的信息碎片，被数以亿计的网民津津乐道。一些大陆媒体也认识到其中的危害，用自我审查来降低凶案细节的展示——这种专业主义操守近似于屠龙术，因为平常用不着，借这次港闻港事展示政治正确的一面，这是穷困不改其志的难得品质——尽管相较于社交媒体广阔的势力范围，这些人间清醒聊胜于无。找媒体背锅是容易的，新京报澎湃至今未能从汤兰兰事件中全身而退，网民想起来就将它们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刘学州遭网暴自杀后，网民盯上的不是“万恶的自己”，仍是“万恶”的新京报。不出意料的话，蔡天凤一案的传播，经过含糊的追责倡议，媒体又会成为替罪羊。一次次由社交媒体释放的恶意，因为其本身的无可归咎，或者在法律上难以追惩，最后的板子总落在媒体身上，因为这样的简单归因，特别符合无脑网民的正义观。他们总想着砸烂什么，他们也狡黠地知道砸烂什么不用负责，机构媒体就成了发泄网暴的解决方案。回到写这个东西的最初动机上，个人不觉得批评的前提站得住脚——亦即，蔡天凤被杀案上并不存在一个值得被讨论的“渲染血腥”的大前提。这是一种明显的、习得性审查思维，支持这个前提、陷入这种思维的人，其实也是牵制内地媒体自主报道的问题之人。当然一般来说，媒体需要批评，哪怕它们已经被网民日夜咒骂。媒体仍需坚守专业主义和报道伦理，哪怕它们被流量熏陶出来的网民呵斥为“吃人血馒头”。媒体仍需控制一件血腥惨案细节的能见度，哪怕它们早已失去了报道同类题材的空间。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在胡鑫宇失踪事件上，有些朋友鄙视那些盘桓不去的阴谋论。这种鄙视不只是对非理性的蔑视，一种被裹挟在信息流中无力回天的恼火，还隐藏着切实的担忧：假如将来官方确认了自杀结论，网暴将如暴风骤雨袭击胡鑫宇一家。阴谋论越广泛，网暴越激烈。这种网暴已经在酝酿当中，胡鑫宇生前写在作业本上沮丧的话，以及表现出的敏感心理，甚至他不算优秀的字迹，都被揭示出来。而一些关于青少年心理抑郁，原生家庭不够关注等讨论，也像是网暴的预演，离阴谋论与网暴轮换登场的节点不远了。在胡鑫宇失踪事件中，之所以由“他杀”结论演绎出各版本的阴谋论，源头是官方信息披露机制的落后，传播上则受益于各视频内容平台，它们就是靠传闻为生产原料的“内容农场”，而后又分发机制投喂到全阶层用户。以信息核查为根基的机构媒体无法匹敌。铅山、上饶等地在失踪事件上被阴谋论推着走，1月7日发布的警情通报，是这一被动局面的产物。观察下来，官方通报陷入了类似于机构媒体的困境，它们的信息供应竞争不过规模化复制的“内容农场”。当我们抨击官方信息发布不敷使用时，也要看到机构媒体的无力。很多人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江西很可能是——在事实上——为数不多还能为信息传播提供空间的省份。而这种“空间”不是官方的开明所促成，却由官方舆情应对的笨拙来“创造”。它当然也在路上拦截记者，但在许多舆情应对更高明的省份，让派出记者这一步也难。所以，在失踪事件上整理、归纳乃至于批评地方的信息处置，总结自媒体如何推波助澜，感叹机构媒体如何进退失据，都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混乱的总体局面虽不健康，却也远远不能说不正常，毕竟它源于各种信息主体的互相抵牾与合成失措。种种阴谋论实质上帮助胡鑫宇一家，凝聚舆论压力，倒逼官方向失踪事件投入调查资源。这个阶段，阴谋论胡家主动或被动享有了舆论红利，哪怕公安在1月初否定了诸多阴谋论，它们仍在加持胡家的正当性，理直气壮地巩固失踪事件的正义面向。可以预见的是，尸检报告、录音笔内容及很快到来的警方终结通报，会解除阴谋论与网暴之间薄弱的分割线。这势必将释放一个结果，亦即：阴谋论是内容荒唐但初心可嘉的动力，还是网暴虽迟但到，胡家的一切作为将遭到彻底的否定与谴责。随着官方权威调查报告的落地，一个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阴谋论并不会退场，它会继续留痕，而网暴则挟胜利的冲劲下场，将失踪事件推到第三个阶段，一个为胡鑫宇之死寻找责任人的阶段。两种立场同时在场，激烈搏斗，官方做不到盖棺定论。但最后被卷入“绞肉机”中还是无辜的个人或家庭，他们在寻求官方介入的时候拼尽力气，而后又在泼天的网暴中孤独应对，失去的将永远失去，却可能要片面承受官民互动不佳的道德后果。网暴一定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估计这次也不会意外。一个小小的预测，网暴将在以下数个基础上建立火力点：原生家庭漠视儿子心理抑郁，一个学渣以他的死获得一生中唯一的光环，胡家浪费公共资源，无脑批评拖累政府公信力，当事家庭过分要求政府仁至义尽……。等着看看吧。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胡鑫宇失踪事件在1月28日峰回路转，经过三天快速又混乱的信息冲刷，目前整个事件急需一份官方通报来了结。但这种了结不是全盘终止事件舆论，因为它无法剥离附着在事件上的所有疑虑。不管这种疑虑是阴谋论的次生品，还是对生命的真切关怀。在胡鑫宇遗体发现以来的这几天，舆论中的主要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公开暗示胡鑫宇是自杀非他杀。虽然持论者在推出这个判断时措辞严谨，但掩饰不住得意劲。顺着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很有些声音，在号召关注青少年的心理抑郁问题。这是两种分头展露理性的观点，确实也有其合理之处，青少年心理健康更是一个常规的公共利益点。可在舆论场中并置这两种主张，又会感到不调和，有异怪的感觉。因为它通过暗示与明指，将死亡责任归结为胡鑫宇及其家庭，若这样当然不妥。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在确认他死亡的前提下，“胡鑫宇失踪事件”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他的死亡，与对他的寻踪过程。他的死亡动机可能与学业有关，最后自毁于无法挣脱的抑郁。可他失踪三个月的遭遇，不只是私人问题，更是事件公共性的极大彰显。这么说吧，这次风波是命名为“胡鑫宇之死”，还是“胡鑫宇失踪事件”，决定着看待、理解的两种视角。如果你接受前一个命名方式，那如果司法鉴定确认胡鑫宇是自杀，你的关注就终止了，然后还可以凭借早前的预言庆祝非凡的预测能力。可如果你不承认、不接受前一种命名，而是认可后一种命名，你实际上可以有机会看到更为恰当的事件本质。亦即，这个本质不是一个青年学生如何被突然降临的抑郁倾向吞没，而是一个人在失踪后他及其家人怎样被权力对待，这才是失踪事件的本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事件，而是一连串官民无效互动、长达100多天的失踪事件。在自杀结论下，胡鑫宇死亡一直到他被发现，一个人的遗体在不算荒野的地方被侵蚀毁坏三个多月——而导致这个悲惨结果的，离不开无效搜索与贫乏的信息供给，这是失踪事件最折磨人的部分。早前的许多论者，在抛出“胡鑫宇是自杀”的推论时，都不忘念叨一句推理小说、法医小说的陈词滥调：“尸体会说话”。言下之意是，尸体会以它的法医学特征，为探寻死因提供可靠的科学定论。可问题在于，哪怕尸体会说话，你能听得着吗？信服这句话的人当中不乏聪明人，但这种聪明的无害之处，只能限定在得出“自杀”结论这条线内。一旦他们翻越这条线，用挖苦、暗讽质疑来展露聪明劲时，就露出了格局的小来。因为，他们把胡鑫宇失踪事件缩小为单次死亡，进而省略了失踪事件的意义。假如自杀结论成立，胡鑫宇失踪事件实际上包含两次死亡：一次是他终止最后一口气的生理死亡，第二次则是他作为“一个人”所包含的尊严、尊重等特征的社会性死亡。前一种死亡已经被过度谈论，而对后一种死亡的讨论相当不够，才刚刚开始。一个细节是，胡鑫宇遗体地点位于国家级储备粮仓库的大院里，而这个大院在他失踪4天后就被排除在搜索范围之外。现在汇总的信息看，之所以没被仔细搜寻，是因为仓库级别高。这时候，一个人的价值与一处场所带来的忌惮之间，就有了令人痛苦的比较。换句话说，从2022年10月18日开始，胡鑫宇的死亡进程就悲剧性地进入了第二种死亡阶段，一直到他面目全非的遗体被发现，这个死亡才告一段落。而这一死亡的外在形式，就是轰轰烈烈的、却早已迷失方向的搜寻行动，以及洋溢在稀少信息中的绝望。也只有确立这次事件恰当的命名，才能讨论它的公共价值，才能探究胡鑫宇失踪事件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绝不仅仅是一名高中生的离奇消失（这只是表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事实表明“不见”是因为“无视”），而是代入了关注者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如果我们不能挣脱胡鑫宇失踪事件中对单一死亡的迷思，或者说不能摆脱公共讨论中耍聪明式的言说，最后即使也在讨论胡鑫宇死亡的动机，却显得相当不诚实。毕竟，如果不能解除笼罩在胡鑫宇第二次死亡上的轻慢与懈怠，有如何能真正推进青少年心理看护呢？“尸体会说话”，那所说的“话”不只是印证大聪明们先人一步的言之凿凿，还以其本可避免的损毁“诉说”人之为人的实际处境。因此，确立胡鑫宇失踪事件的公共性所在，聚焦点应是检讨他大体被置于野外百日的悲惨遭遇，而不是用青少年心理、亲子关系等虚词令公共性失焦。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江泽民去世后，展现其身后哀荣的有两条主线，一是由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主持了党政最高等级的葬礼，它突出庄重、肃穆的基调，适应他作为政治家的重要身份。二是在民间舆论场上，围绕他生前片段、行止，编织起对他所流露的常人情怀的追念。有关政治家的评价，向来有多个标准，这些标准或有主次、轻重之分，然而民间纪念江泽民时流露出的真挚情感，是无法否认的。民众通过他散落在网络空间的音容笑貌，合力烘托出江泽民在正史之外的人生面向。而在这个面向里，他充满人性，洋溢着魅力。人们感觉像是一位认识的人去世。那些被再次征召的素材，与保存它们的物理空间一样，也散发着久远的气息，即使有所遗落，可仍然足够汇聚成一位常人政治家的众筹讣闻。哪怕是在葬礼的时刻，那些民间流传的他的生前往事，仍能带给人莞尔一笑。必须要重申和重温的是，民间对江泽民的好感与印象，早就超出了零碎片段的概括，而是一种独特、强烈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也许不算大众，却在70、80后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是两三代人用来印刻网络空间活力，并自证创造力的潮流式证据。他与华莱士的“谈笑风生”，生动地证明解放思想可以达到的国际水准。重要的是，他依赖中、西、马三种素养，在国际舞台展现从容、自信和幽默，民众为之信服，并且认为他结合了极高天赋的从政艺术，来源于千万人共享的传统及现代的日常。他的粉丝自称为“H丝”，使用一系列设计符号在陌生空间彼此相认，并甘愿沉浸在一种友好气氛中，拜服于他的长者风范。所有那些设计、符号、称谓，都散发着雅皮士文化的光芒，持续释放中国式克制的愉悦，收获了几代人对他的形象认同和衷心支持。他在半个中国抵抗长江洪水的艰难时刻，抵达抗灾一线演讲，展示了比他书法、歌声、外语更有力量的存在感与无所畏惧。他的象征意义与代表性，与普通军民的抗灾群像互文，也为后来各级执政者在类似场景下的形象输出，树立了无可置疑的标杆。在几乎所有场合，他都是让人欣悦的焦点。而他也以极其放松的心态和姿态，铸就了政治人物与普罗大众之间审美式的良好关系。所有的这些，再经过自觉、自发的民间传颂与加工，结成一股具有亲和力的网络潮流，镶嵌在知识阶层的视野。出于上述种种，等到讣告传来，怀念的人群中很愿意用他作为个人历史的见证者，将他奉为黄金分割线，在73年的历史中划出自视珍贵的个人“断代史”，把私人的感叹融入到对他的缅怀中。人们说“要活出生命的意义”来，而后向他的遗像投以感谢的目光。他是如此成功的常人政治家，以致于人们在用回忆重新组装与他“同行”的历史时，打捞出比料想的要多得多的流金岁月。虽然有旁观者提示，人们在回忆历史时常常会“按需索取”，可民众仍相信那段生活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并且不吝于分享这种感受。这样的情形兴许会让个人主义者担心，毕竟这种怀念直截了当地表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从属于比自己更有魅力的事物。但在纪念一位常人政治家时，把自己代入那并非无尽的历史，未尝不是一种谦卑的做法，因为怀念者不过是试着追溯自己的脚步。出于这种显而易见的悼念动机，支持者在用民间方式送别江泽民的同时，也与昨日之我、现时自身的某个部分挥手告别。从今而后，“续一秒”成为虚无的绝唱。可他所演示的敏感与直率，超越死亡，与悼念者同在，并简简单单地说明，“亦可赛艇”的情感纽带是如何缔结的。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乌鲁木齐吉祥苑致命大火以及围绕它展开的网络波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显示出新冠对社会的三年管制，已经接近一个限值。即使是拥护所有疫政的人，也会嘀咕其中有什么不对劲。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该让事情变得正确起来。官方对大火的事故发布会，演变成一次发布会事故。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不以披露真相、不以问责为目标的发布会，再怎么冠冕堂皇，也会被民众视若无物，并且成为社会控诉的材料。屡屡的发布会翻车事故，掏空了这个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希望用一种疏离的态度——朗读发言稿——完成这个规定动作，对当事官员显得越来越艰难。他们被挑选出来应对舆论，他们和民众都明了发布会的实际效果。他们之所以坐在发布会上，是因为岗位使然，而不是责任驱动，这让它曾经包含的意义近于枯竭。发布会的形式、效果及风评，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官民对话的现实。官员离开发言稿的亦步亦趋，已经无法在现场处理民众的集体情绪。更多的基层的权力毛细血管，也习惯用指令代替对话，狐假虎威，希望用执行者身份赚取共情，这种驭民术正在丧失市场。乌鲁木齐之中、之后，民间卷起了学法用法的风潮，越来越多的人、业主钻研防疫法规、九不准、20条等，用这些法规在个体与政府、家庭与外界、小区与权力之间划出“防火带”。在这一风潮的引领下，琐碎的纷争频繁出现在防疫政策条线上。20条发布之后，官方和民间对它的态度是复杂的，各有凭借。官方短暂的混乱显示，它们正在消化新政对社会有利的一面，试图将20条放在比第九版防控标准更低的位置去理解它。而社会大众则反其道行之，将20条作为高于其他政策的尺度。正向大众理解的那样，大规模核酸是现行防控模式的基础，核酸、“疫情”与疫政之间的某些逻辑，以前被认为是阴谋论，现在却因涌现的丑闻而被更多人接受。总有人从现状中受益，而且他们会追着不放，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干了。不管官方发言人如何描述吉祥苑大火，是“自救能力弱”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说辞，都不能挡住社会的疑问喷薄而出。也许有人会暗自计算，将一百零几天视作封控的极限值，而后再来评估措施如何柔化民众立场。要是这样，一定是错误理解了乌鲁木齐舆情。考虑到天南地北的中产阶层开始走出单元楼，开始向封控人员直接普法，开始遥相呼应，触探封控政策的合法性，灌注在乌鲁木齐大火上的真正问题就浮现了。这个真问题是：既然配合防控这么长时间，给予了服从与忠诚，为何仍无法得到保护？这个真问题化成一个个诘问基层防控人员的小案例，遍布在社交媒体上，疫政系统中人不可能假装看不见。这些小案例每出现一个，就收获无数的喝彩鼓励。而且更多人有了共识，要知道防疫执行者的具体身份，要求他们从大白制服中走出来解答问题。社会所希望的并不高，就是想要面对具体的人、而不是自称是系统代言人、被系统推出来面对人群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要求相当苛刻，无论是大火发布会还是防疫模式的推行，执行者都在消除个人特征，竭力融入系统，模糊面目便宜行事。而新的变化是，民众不再简单地听号令，希望清楚地记录是谁、依据什么文件，在执行什么样的措施，这些身份措施是不是合法……。换句话来说，大众急速完成心理建设，摈弃了被动接受的从属角色，向防疫人员尖锐发问：你真是你自称的那个人吗？乌鲁木齐大火之后，此起彼伏的大小舆情勾连于一个无可否认的大众心理，那就是：人们希望从疫政的任意规则中解放出来。人们要保卫生活，捍卫社会应有的内涵及价值。疫政三年以来，人们匍匐于生活的波折中，直至一场大火，让民众回忆起不该忘记的东西。总之，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发出的社会疑问，其剧烈程度，超出之前类似事故的舆论氛围。大量的反思与审视，一夜之间遍及整个防疫版图之上，像水覆盖干涸的河床。可以庆幸的是，人们并没有停止谈论法律，他们强烈认为，信任疫政不该是一种被困的感觉。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本不想说话的，但看了陈扬那篇公号《这次广州是被伤害了》后，被他的观点、论述及评论区留言惊到了。做为一名客居广州十来年的江苏人，我尽量理中客地说说这件事，按照海珠官方口径，亦即海珠仑头村“约束控制”两名外地姑娘的事。开宗明义，我不觉得“广州被伤害了”，这种拟人化的说法非常不合适，广州是一个拥有150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一个地理概念，没人能够“伤害”它。准确地说，这次应该叫做对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动摇了许多人对“包容、不排外”的广州形象的看法。但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广州居民觉得“受到伤害了”。这部分人中，不乏大比例的广州原住民，还包括佛山在内的泛广府情节的一部分本地人，比如陈扬。他们之所以觉得“伤害”，是因为他们认为“约束控制”是对的，拒绝接受“捆绑示众”的舆论定性。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认同舆论在这件事上问罪动手者的论调。他们所持的理据是，防疫是第一位的，如果任由他们冲击防疫，可能会动摇海珠乃至于广州的防疫“军心”。他们还反对在这件事上细分的性别因素，尤其否认有任何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分。海珠区官方的调查结果，成为这些组合立场的支撑。然而，从广州政务对此事的处理回复看，与区里的结论是有出入的。但认为“广州受到伤害了”的这群人，仍然热衷于拣选官方通报的片段，用看似暂时的“胜利”，回避了一些尖锐却也关乎他们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究竟是谁让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到底是什么让外界觉得仑头事件损害了“包容”的城市印象？为什么在海珠区的疫政舆论中，会出现主客群体的矛盾之争？有没有一种力量，存不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超越这些抵牾？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法治。这是仑头事件出来后，大众呼吁最为集中的需求，那就是以法治裁量这次冲突，对关系到的所有人，都能用法治的尺度论断是非。坦率地说，区里的调查处理，没有平息外界争议，是因为它被认为不是一个法治的处理。包括区里的调查处理依据，还是陈扬论述及其拥趸的着重点，都将疫政摆在了法治的前面，而这种主次与外界舆论的理解不一样。在这样的逻辑下，卡口的纷争很容易就会被定义为“冲击防疫”，村级卡口人员的素质、应急预案，乃至于借防疫的乱作为就有了遮掩。被相当多广州原住民认为正确的处理是，两位女子闯关在前，辱骂在前，所以捆绑有理，“起码让她们静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在不寻求警察的合法暴力干预之前，村治保主任就有权对不守规矩的人动以武力。遗憾的是，区里的调查默认了这做法。这就是外界、舆论心意难平的地方。他们不是要否认疫政的正当性，也没有不承认警察介入的合法性，而是不接受村级暴力代行警察职责，不接受在广州这个地方出现私力僭越法治权威的错误选择。事已至此，陈扬们继续撑仑头村的做法（官方含蓄认为是错），着实遗憾。退一步说，假如“广州真的受伤害了”，那也只能是这座城市的法治运行受到了损害，它未能在仑头事件上坚定不移地用法治思维来解决冲突。而这种处理手法，让外界觉得涉嫌犯罪的本地人逃脱了法律裁量，那舆论认为区里有所偏袒，难道过分吗？外界和舆论认为的是，闯关者辱骂可以处分，私刑捆绑更应该治罪，舆论可以接受这两种并存的处理方向。因为舆论恰恰是超越本地人和外地人二分法的，不管事哪里人，在法治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法治才是撇开各种身份因素加以公正论断的尺度。所以，即使到现在，本地的舆论领袖仍困于这显而易见的法治不彰，说即使有海珠区的“剧终通报”，“舆论的天平一定不在广州这一边”。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讲法，“舆论的天平”肯定不在法治决心存疑的那些人一边，也不在支持疫政乱作为替换法治标准的人那边。此外，这件事中还需要澄清一个很微妙的问题，那就是外界以及舆论的形成，与原住民意见领袖及其支持者逻辑相反：前者从始至终担忧的、衡量的不是广州的防疫如何，从始至终聚焦的是这件事能不能体现法治，能不能超越身份差别来执法。是不是把法治顶在行动之前，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是，谁最先呼叫110。具体而言，当两名寄居广州的姑娘与卡口人员发生冲突后，是哪一方最先寻求正牌执法力量的干预？又是哪一方认为先撂倒也无所谓？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复杂的族群心态。我知道很多人——哪怕是在仑头事件中认为要讲法治的人——也坚持认为要将本地人/外地人身份从这件事中撇除，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干扰地、客观地看待此事。这种理解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但它的前提是法治确确实实地成为超越身份的唯一标准。不怕再重复一遍，广州人向来自豪、也认为是基本的事实是：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但仑头事件让一部分人感到寒心，只能退缩立场：广州是一座相对包容的城市，因为法治运行对一部分人更包容。有心人要改写这样的印象，不能无视这件事的影响。无可置疑的人，经历此事的那两位姑娘，恐怕永远也不会原谅那样对待她们的人。就此，千万人中将多出两名再也无法平和看待广州的人。要讨论“被伤害”这样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主语是谁，哪些人是真的受害者，哪些方面受损害，则需厘清。像陈杨他们，觉得“广州受伤害了”，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广州的某些具体人的玻璃心受伤害了，是某些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基础价值受到了“伤害”。特殊的时期总会过去，但等到那个时候，基础价值还能被修补吗？不同来源的人还能齐声信奉它们吗？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这一片沿东西向新港路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叙事的主要发生地、重点防备对象，而康乐村的低端服装作坊业及客居在此的湖北人，则成为社会解读的主要依托。“一平方公里蜗居10万人”，是形容康乐村拥挤生存时最常见的数字。这是一个旧的数据，经过前两年产业与外来人口的转移，应该也不是确数。但在没有更权威的数据之前，特别是要解释当地疫情高发的原因，似乎又没有比它更贴切的依据。正如社交媒体上前两日夜间来去嗖唿的传言，康乐村在疫情压力下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事件。表现在舆论空间的，是年轻化的新生代房东与乡党杂居的外省人之间出现裂痕。食利阶层与底层打工者的生存恐慌与价值矛盾，正在让广州城中村经历第三波去魅骚动。广州城中村的前两波去魅，第一波以杨箕村为代表，在其漫长的拆迁及拆迁血案中，掌握舆论话语权、寄居村里的南方系记者编辑对杨箕村作了大量的、浪漫化的主客文化描写。这波外来者主导的城中村叙事，在杨箕村民大摆1500桌回迁喜宴时戛然而止，迅速退潮。因为有了杨箕村的“教训”，以冼村为代表的第二波城中村去魅浪潮来得更加轻巧。冼村村民为争取更丰厚拆迁赔偿的“抗争”过程，外省人为主的广州先进媒体基本做壁上观。等到电影《天边有朵雨做的云》为老冼村做结时，它与外省人的广州叙事脱钩既久。在这种广州叙事中，城中村被描写成外省人进入广州、立足在新中产阶层的“踏板”。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嘈杂和混乱，在寄托这些外省人的乡愁时成为莫名其妙的代入对象。城中村的魅力就此树立起来，它是一个个乌托邦，承载奋斗与乡愁两种外省人特质。外省人主导的广州城中村叙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贯穿至本世纪头十几年，它还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叙事源头，滋养着这些文化人对广州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于，自觉成为粤语文化的支持者，而外省人与本地人的这一长达近20年的“蜜月期”于2016年10月破灭。这一年的10月2日，杨箕村回迁居民摆下1500桌喜宴，这些身家上千万的村民庆祝他们的回迁。其声势之大，以及无法掩饰的经济实力的跃升，令隔着一条马路的南方系人心意难平。其中有直言者撰文，斥责杨箕村民的食利本性，这是一次割席般的断交宣言。南方系对杨箕村的“失望”，窃以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单凭拆迁款所加持的阶层落差感到不满，这背后显示的是广州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无碍运作，及纸媒话语权被蚕食所引发的焦虑；二是杨箕村的文化代言者对村民忽略拆迁代价的愤怒，义利难共存。杨箕村的这一次舆论争鸣，有助于哪怕是赞成杨箕村民的外省人看清，“苟富贵勿相忘”只是幻觉。有村民以命抗争获得拆迁谈判优势，却被其他村民利用来争得私利，外省人对城中村的赞美，忽略了级差地租的潜在爆发力，显得是那么可笑的一厢情愿。这一次去魅过程，城中村村民浑然不觉，而为之感到沉郁的外省人视角，除了发泄怒火之外，还要稳定动摇了的价值观。杨箕村作为外省人叙事的代表“作品”，城中村作为外省人把玩的文化工具，在都市更新进程中破败，外省人向广州做了一次灵魂告别。有了第一次告别的铺垫，外省人对冼村的拆迁过程抱以冷漠态度，声援上不参与、实际上不支持，你是你我是我，划清界限。而取代广州外省人来为冼村人写史的，是外国学者。他们认为在冼村抗争中发现了什么，经历杨箕村文化败笔的外省人，笑而不语。等到猎德村拆迁模式运作，整个过程已经成为纯粹的金钱谈判，与外省人没有丝毫联系。杨箕、冼村、猎德是三个城中村，但在外省文化人的广州叙事中，其实是一条线上、两次去魅的阵痛——这种痛确实在减轻，等到康乐村去魅，他们早已不见踪影。广州城中村改造在江北的成功实践，让已经宣布要拆迁的河南康乐村民以更大胆的眼光打量土著身份的含金量。有了这些财富心理的铺垫，听闻租客在海珠疫情封村状态下的骚动，新生代房东站在政府一边，以和理非非之态，埋汰租客不识好歹。第三波城中村去魅的一方，主要是从事廉价劳动力、服装业上游产业链的湖北籍租客，他们对康乐村没有文化认同，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城中村文化叙事感兴趣。外省人与城中村房东之间褪去了温情脉脉，也不再有丝毫文化上的润滑。劳动阶层取代外省文化人加入到城中村的去魅历程后，令这一波去魅来得直接且猛烈。脆弱的房东-租客关系曾被歌颂为广州宽容的标志之一，现在却成为积累怨气的导火线。再没有什么比房东口中的“黑户”之谓，更能证明城中村去魅的彻底性。终于地，新生代房东喊出了“广州是广州人的家乡”这句宣言。这不可能只是河南本地食利者的心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当多本地人的态度。一句排外、却向粤文化更深的偏狭处盘踞的本地人宣言，遥遥地呼应死去多年的杨箕村式乌托邦叙事，多么讽刺啊。不管怎样否认，或者假装不重要，省籍之间的不调和、不对付已经常见于现时广州的公共讨论中。这说明一个曾经将它们调和到一起的广州市民社会羸弱不堪，无法再有力地容纳多文化共生之需，难以为不同的乡愁提供相安无事的视野。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富士康发生10·29逃疫事件后，郑州市卫健委通过权威专家，重申了新冠肺炎“可防可治”，乃自限性疾病的知识点。说实在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而且不算精确，因为早有科学家根据症状，在讨论要不要拿掉“肺炎”这个词，总之这是一次有针对的科普。根据郑州富士康基层管理者的讲述，逃疫事件之所以被激发出来，是几种信息叠加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传言封闭园区成为所谓的“躺平试验区”。逃疫的青工，有极少数自发选择的，也包含大多数盲从随大流的，一起组成了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自限性疾病”宣传在后，“躺平试验区”传言在前，这两种认知摆在一起，需要认真分析的，不只是常识层面的是非，而关系到旧有的、曾被中断的防疫模式之争，草蛇灰线般呈现在本次风波中。或许争论已经不再，但问题依旧悬疑，富士康事件迫使它浮现。诚实地讲，“逃疫”的富士康员工恰恰是相信新冠病毒杀伤力的那些人。如果存在着一种对新冠病毒及其疫情的主流看法，那么，这些人正因为信奉这些主流观点，翻越富士康的墙头，钻过打开的隔离板，走向山岭与田野，他们实践了主流的病毒宣传。不同于新闻的讲究时效性，宣传讲究的是时宜性，郑州卫健委的新冠科普是无可置疑的一次宣传部署。它所突出的认知重点和宣传指向，与此前强调的不是说大相径庭，至少是有重点上的差异。然而，它的目标受众，却是要过去的信众。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意在改变认知的宣传“急行军”，没有任何铺垫，对过去的主导立场没有任何说明，然后希望富士康员工及其关注者一夜之间转换脑筋，本次风波的各个位置撤退以降低热度。这样的盘算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它能奏效吗？“逃疫”富士康员工之所以受到“躺平试验区”的蛊惑，是因为“躺平=等死”这一极端而错误的认知深入他们的心智，而谣言所意味的“模式”之变，让他们陷入了某种应激反应机制，陷入被自个臆想出来、又错误地

河北承德高新区惹了麻烦。它属下公众号于30日发布一则公告，针对隐瞒行程、不配合流调的人，分类施加惩罚。包括，态度好的万一感染可以免费治疗，态度不佳的自费；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亲属涉疫的，追究其管理不好亲属的政治责任；企业家涉及的，列入黑名单，得不到各类贷款；涉及社会人员个人的，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不得参军入党考公。这个东西问世后，因为其精确的杀伤潜力，舆论哗然。人们敏锐地捕捉到“株连三代”在此处的应用，就是把政审附加在防疫名目上，尽可能高地规定民众的服从义务——虽然惩罚依照阶层来设置，但决策者把“抄三代”设定为惩罚重心，一般民众接收到了这个信号。该公告凌晨1时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至下午12时30分左右被区党工委撤销，满打满算，“活了”不到12个小时，政策的生命周期相当短促。区党工委的口径是，区防疫办未经审核，擅自发布，法律政策依据不足，予以撤销，对此造成的影响向社会公开致歉。这件事非常有意思，耐琢磨，不该被轻易忽略，或一笑了之。一般人的理解是，“抄三代”的防疫政策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舆论压力。社会监督，区党工委的“撤销说明”明面上顺应了这种因果关系。给人的感觉是，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有人胆大妄为，但被上司及时制止。而对于冻结这个惩罚清单，社会有贡献。不能说社会舆论没有作用，可舆论很可能不是促成撤销动作的主要推手。真正的动力或许是，这条短命的防疫政令将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置于“火力”的开阔地带。体制内的人在防疫中可能卷入的家风问题，会被定义为“政治责任”，这就厉害了。“一小撮”决策者关起门来，将自己与体制内同侪对立了起来。不开玩笑地讲，这条列举惩罚条目的政令，可能是防疫行动三年来最能体现疫政平等化的文件。它在假定惩罚对象时，不再以防疫的权力划分惩戒的目标，一视同仁，打通了防疫官民阶层，亦即疫政制订、执行、支持阶层和单纯的配合、服从阶层。惩罚之下，谁都可能因为防疫留下政治污点或政审缺陷。党员或领导干部不担心银行不贷款，然而如果原先的政令真的贯彻实施，他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担忧。比如，因为偶然的防疫事件，他们被迫向社会袒露直系亲属关系网；又或者，不巧被“个人”拽入旁系亲属网，引来“抄三代的”政审污点加身。由此可见，这条夭折了的政令制订者犯下了一连串错误。首先，他/他们未能站在体制内的思维角度，真正领会防疫这件事的现实本质。他/他们将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都看成需要为防疫背负同等责任和义务的人，尽管惩罚方式各有不同，可在非法制的惩戒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显然是犯了政治幼稚病。其次，倒霉的决策者未能清楚地区分“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个根本的分际，在架设防疫红线时眉毛胡子一把抓，混淆了党纪、政纪与法制的适用范围，这是工作作风不扎实、不过硬的表现。再次，这一短命疫政的制订者忘了立场，缺乏界限感，竟然“刀刃向内”，试图利用旁系亲属的扩大化可能，将政审内卷化，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能是导致该政令过晌即死的最关键张力。一觉醒来，竟然可能成为疫政的网中人，体制中人的愤怒、忧惧、不安，恐怕要远远大于政治身份为“群众”的那些人。如果后者将这场短平快的政策狙击战视作自己的胜利，想写进自己的当代史中，恐怕是贪婪且盲目了些。说到底，防疫有着严格区分的上下游，政府处在一切防疫决策的上游位置，要发号施令，要高屋建瓴，要赢得胜利；民间则处在防疫链条的绝对下游，是要听号令的，要无条件配合的，要成为胜利的基石。承德高新区那条活了12小时的政策，对以上种种分际、界限——也就是“群”己“权”界——没有增益之功，却平添干扰之力，这才是它从午夜走来，看不到午后阳光的真正原因。也许是承平太久，它似乎在无意间流露了真情实感，可还是被当作紊流修正。这种自我折冲也许说明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疫政竭力要避免造成冲击的，或者疫情以某种方式“终结”之后的世界，重点不在于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你们，他们，各种“我们”，在整个疫情年代的角色，要么不全是、要么不该是那条短命政策以为的那样。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因为中国作协拟吸收贾浅浅成为会员，舆论中很有一股不平之气，认为她水平不高，证据就是一二三首被他们概括为“屎尿屁”的诗。这股意气顶托着机构媒体前往作协求证，对方恪守自尊回复如下：已经记载此事。一问一答颇有“关你鸟事”的魏晋之风。这个事，虽然是以贾浅浅为主角的第二波扰攘，但就群情慷慨激愤的群众表现来说，不管是论诗还是论事，确实都是“关你鸟事”的民粹表现。大众的审查意识病态地蔓延，趁着舆论的便利，想要全指向，而这股无意识的“管制意识”应该被挫败。贾浅浅是对诗歌很有探索精神的一名诗人，她的诗歌被群嘲为“屎尿屁”不见得是她的不名誉，反而见证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不仅不具备诗歌的素养，根本不是文学的欣赏者，还将无知当作资本，将戾气误认为勇气，并在吆三喝四的阵仗中产生同仇敌忾的虚妄。这股不懂文艺而自以为掌握文艺标准的普罗大众，在易烊千玺考编一事中猎取过战果。他们用同样的攻击策略，用抹黑正当程序的手法，看似为了追求公平正义，但实际上是拉低专业标准，驯服专业人士，试图争夺对文体、乃至于文化标准的解释权。在攻击易烊千玺的时候，这股群氓虚构了名演员与小镇做题家竞争，前者利用名利劫掠后者阶层流动机会的斗争戏码。随着某些央媒因为偏执地捍卫基本盘，无形中为这股批斗背书的形势发展，易烊千玺主动退出，以避免成为阻碍全社会阶层流动的“罪人”。发动舆论、利用舆论来审查文艺界人士或文艺作品，已经成为舆论场上常见的、也很成熟的民粹手段。易烊千玺败北，是因为他有避免成为“污点艺人”的恐惧。现在，这股网络聚啸想要在贾浅浅这里，复制在易烊千玺身上的成功，可有些因素妨碍他们的成功。对当事人来说，坚持专业标准，不向群氓审查低头认罪，几乎是一种当代美德，在舆论当道的年代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对所谓大众标准保持警惕的创作原则，也是文艺创作者应该坚守的真谛。实际上，没有什么“大众标准”，那只是斗争的托词，是网络批斗的外衣。当你与它们争论好诗歌的标准，甚至愿意普及诗歌史的情况下，你定然发现他们已经将贾平凹拖进来，捏造出“文二代”这贬义的标签，试图在更大范围内激活群众对类似于“官二代”的血统论、以及暗箱操作的不堪想象。而污化专业标准或针对身份侮辱，往往混合使用。对专业机构来说，不该随便向网络暴力投降，轻易就被批斗时祭出的大帽子吓唬住，从而用一种转嫁的办法，牺牲当事人来迎合网络民粹的摇旗呐喊。在处置舆情的过程中，这不应该是纳入考量的选项。修辞可以委婉，但骨子里不要丢掉“关你鸟事”的气质。也有人说，文艺标准的制订也不是诗人、小说家、作家的专利，何以有人做得，而大众却摸不得。看清这一层逻辑的人不多，却也乐见作壁上观，成为文艺审查舆论的帮闲，虽不作声，却听任所成。这种距离感，喂养这类人的孤愤，忍看群众审查填满社会缝隙。更多的人在看热闹，浑然不觉得这种饱含审查倾向的舆论，已经或仍将损坏文艺创作的整体环境。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东西，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向文艺投掷匕首。这些无法确定、也无法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坚信他们掌握着文艺好坏的社会标准。这是极其讽刺的现象，就像在诸多新闻事件中批斗媒体一样，将媒体、记者的在场或不在场视为罪责，在一种迷茫的社会理想之外圈定代罪羔羊。贾浅浅现在就面临类似处境，坏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做坏事，却要人相信他们是在为其他人清扫公平之路。这股民粹舆论的自我复制、自我感动证明，它对真正的不公畏怯懦弱，触之即溃，并没有表现出在易烊千玺、贾浅浅等事件中的所谓韧劲。江西周劼事件，这股戾气化身为柔软的批评，将批斗软化，其在不同对象那里的势利做派也是一目了然。这股群众舆论声称对所有的不公负有谴责的义务，但这种朝三暮四的号称正义之师，其实并不赞同其他人的自由，甚至不理解其他人的担忧。沉浮在这种舆论中的人，自以为冲锋在思想的高速公路上，唯独忘了自己醉驾的事实，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逼迫他人走向。这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健康的网络症状。假如你真有愤怒，但批斗贾浅浅、易烊千玺或将来被阳谋圈定的目标，并不是穿越愤怒的恰当方式。没人喜欢承认自己不自由，但每当人们沉沦于这种舆论间，无脑冲击标靶，那恰好就是最不自由的状态。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苏州和服事件的关注度居高不下，今天和新闻学院的学生读者谈一下北青深一度对这个事件的报道。18日晚间，北青深一度报道了苏州和服事件。这个报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以编者按的形式出现，说明了接触派出所但采访未被接受的情况，算是简略呈现了官方的实际态度。报道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是对当事女孩的一个对话体。目前，北青深一度已经在官方公号上删除了报道，但它在视频号上还保留了本次报道的视频版内容。凤凰网曾经转载过这个报道，后来也与北青报公号同步删除处理。在这两个报道源头被删除之后，曾有一批公众号转载过这个报道，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北青深一度的报道，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发表正式报道的机构媒体。其他机构媒体也许也派员采访，或者采了但最后没发，具体情况不甚了了。所以，这是北青深一度报道的价值，它接触到核心消息源，并且最后能公之于众，尽管因种种考虑中止了公众号传播，但大众传播接过了报道内容，从而继续扩散影响。这篇报道之所以能问世，除了北青深一度的努力，也要看到当事女孩没有畏惧，接受了访问。两下的结合，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改变了女孩微博自述的视角，从一个私人记录形式的经历说明，变成符合公共阅读期待的新闻文本；二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提供了她在派出所内部的遭遇。这很重要，有利于将事件从情绪中大为脱敏。因为有机构媒体加持，报道的公共视角令女孩自述变得更加可信，她在苏州高新区狮山派出所里面的遭遇得以公开，它们为外界了解事件提供了相当多、也十分关键的信息增量，对于了解事件、评判是非、论断警察执法的规范与否大有帮助。从舆论效果看，人们对这篇报道的反应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姿态，说这篇报道构成社会问责的基础和起点，不算夸张。从报道可知，当事女孩和摄影师在派出所内被分开盘查，女孩的手机被警察仔细查看，她一边回答警察的知识盲区，一边要承受警察的道德斥责。除了写500字的悔过书，警察还在最后没收了女孩的和服和鞋袜。对话体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以“没收作案工具”的名义，没收女孩和服与鞋袜的命令不是同时下达的，稍有停顿，才没收鞋袜。而且，女孩被拍了正面、侧面、背面的照片，舆论称之为标准“囚犯照”。北青深一度的报道收录了当时女孩对穿和服的辩解，也记录了她关于爱国的自述，比如在日本街头穿汉服拍照，二次元也爱国等辩护词。形成反差的是，派出所、高新区分局或苏州公安局拒绝了采访请求，等于放弃了在报道中说明、乃至于自我辩解的机会。有可能是它们习惯了蓝底白字的发布模式，或者过度依赖官方发布，当然也可能出于其他考虑不作答。但不管以什么理由从大众急迫了解的信息通道中“撤退”，都给自身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从做新闻的目标而言，北青深一度贡献的不仅仅是女孩增补的信息量，更完成了和服事件的“事实闭环”。报道之前，人们只知道女孩在淮海街穿和服，警察当街训斥并拉人；这个报道出来后，警察在派出所里面的所作所为也清楚了，不管这件事有没有官方后续表态，也不管社会意见支持哪一方，和服事件的事实部分基本完整了。在最需要事实的时候，机构媒体终于提供了事实——这就是新闻最有魅力、最有力量的地方。事实不需要跟任何观点争锋，它单凭自身的力量就能撬动千万张嘴，激活万千种声音，击退僭越的舆论，粉碎那些迷信舆论引导之人的路径依赖。当然，这种全国性新闻选题，天然地需要机构媒体能有相应的角色定位——现在这种做全国性选题的媒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另外，寄望所有媒体在所有时间都能做全国选题，也不合实际。在少数时间能做少数全国选题，就已经不错了。说回北青深一度的报道。除了它突破发稿禁忌，向舆论场投送了硬核事实，报道的社会影响即使是它未作预期的，也是必然随之而来的东西，无法回避，即使官方缄默，它也像华老栓摸口袋，“硬硬地还在”，所以值得说道一番。概括起来讲，这个报道的影响就是以凌空一跃的专业修为，超越了此前的议程设置，尤其是穿和服“是爱国VS是不爱国”这一对互搏。报道大大减轻了试图“绑架”事件的那些意识形态争论，将焦点聚集在一个关乎公众利益、关乎人们的担忧与惧怕、涉及苏州警队及政府形象的问题：和服女孩在派出所里被勒令做的一切是否合法？换言之，报道从萦绕事件的观点迷雾中开辟出一条直截了当的技术进路：从街头处警介入到派出所里所作所为，当事警察是不是规范执法？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若诚实回答就能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一个远离云山雾罩的顾左右而言他的闭合式问题。北青深一度报道，和许多受够了的读者一样，厌恶无休止的道德争辩与真真假假的爱国表态，而是把事件拉回它本应该立足的法律层面——警察是不是依法行事？——这就是报道的全部力量、全部后果，以及人们对苏州的全部疑问。从哲学上理解，苏州和服事件充满了许多意志的角力，权力的意志，年轻人的意志，道德家的意志，群众的意志……北青深一度的报道为这场角力增加了新闻人的独立意志。每一种意志都代表一种力量，挺立着一种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在争夺这件事的本质，想成为本质的归属，想要拿到这个熠熠生辉的“绣球”，别在宣告胜利的衣襟上。在北青深一度报道之前，此事（警察拘传和服女）的本质差不多快要被号称爱国的人夺走，他们的反方勉强维持，现有力有不逮的迹象。报道一出，形势立马改观，这件事的本质将要被那些信服法治的人收归所有——因为在所有的意志、意义、所有的力中，报道所呈现的法治拷问与事件最具亲和力，因而它揭露了此事的本质，是法治与否而不是爱国与否。除非全部推翻警察在介入程序上的所有权力，否则事件的这一本质将牢不可破。这就是从新闻理论入手，对北青深一度报道的分析结论。多说两句的是，有两种批评这个报道的说法。一种说报道采信的是单方意见，所以是“小作文”。这是一种非常轻佻的、倒果为因、试图污染信息的话术。在派出所内的一切举动，都有监控视频，和服女孩如果要撒谎，后果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还想打击女孩的可信度，用心可见一斑。还有一种不满意来自于前媒体人，认为北青深一度报道不够完美，不该受到赞扬。他列举了报道需要优化的三个地方，找公安局，找苏州宣传机关，找律师释法。这种遗老思维，脱节于时下的媒体环境，也疏离于时下成熟的新闻操作，体现出诚恳的隔阂，不说也罢。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随着舆情重点转移，苏州和服事件进展到一个阶段，不少律师加入讨论，探讨警权在此事中的不良表现。一个总体的结论大概是，警察的不专业、任性是导致此事发酵的导火索。从讨论警权的依法自处入手，这些社会讨论表达了希望看到改变的愿望。这当然是和服事件中反对的立论之一，除此而外，还可以概括出几种反对意见。它们有的是老生常谈，比如“法无禁止则自由”，复述了警察在法治社会应有的样貌。有的是批评的策略，比如“和服是吴服”，再比如“苏州‘拴心留人’政策的挫折”等。可也要看到，即使在批评苏州警察的人们中，对于上述立场、观点——尤其考虑到它们作为批评工具被无效重复的历史——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法无禁止则自由？今夕何夕，装外宾。”“和服是吴服？和服明明就是和服，若附议穿衣自由，为何又要强作关联？”和服事件不是第一起激起人们往后看的事件，围绕警权的讨论之所以盘桓不去，很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一旦涉及警察的身影，公众就重复那套“依法执法”的旧话，在权利话语上依托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人们，可怜未被满足过。你大可以讥讽、嘲笑这些人，但要看到的是，不是权利话语一次次失落在公共事件中的尴尬，而是它们所代表的改变愿望一次次落空的现实。也许不夸张地说，人们在诸如和服事件中与旧的立场、旧的观点重逢，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遭遇，词锋凉薄禁不起世态炎凉。法无禁止则自由，是从法律角度打量穿和服的姑娘，进而臧否警察后续的处置行动。这一块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消长，涉及到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某些现实，以及想要在坠落阶段扳回几乎要命中注定的结局——总之法非法，它被矛盾的忠诚所缠绕。一种是文化上的，国境内的异文化共存面临进退失据的处境。与日漫、日料、和服等日式文化紧密相连的几代青年，面对文化爱好与政治立场这对矛盾体时，希望用时间换空间的想法破灭了。从地下到公开，从公开到受压制，从受压制到被攻击，一步步沦陷。粉圈文化最先在演艺人员那里被粉红青年撕碎，这个突击口越扯越大，最后，所有在日本文化下受到熏陶的新一辈都暴露在火力下。当一些青年趁着苏州和服事件喊出“穿衣自由”“穿和服但爱国”时，他们已经不能在这场仍在演变的大辩论中占据丝毫优势。和服、日漫或其他一切日本文化符号，目前在中国这边遇到了新的国情，亦即：对其价值感的认知、对其政治象征的锁定，以及对其粉丝群体的定性——这个过程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偏见与歧视——正在从民间反对者那里移交给权力系统，而后者的克制似乎在破防。舆论在批评和服警察的不专业举动时，没有否认、甚至承认警察并非绝缘体，他们也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执法处境：要如何从强劲的、拒斥日式文化的潮流中挣脱，纯粹、专业地坚持法律这一准绳？而恰恰是，这种潮流正被警用自媒体或官媒日夜强化。舆论希望苏州市政府能够勇于出面，明确对淮海街、苏州日企乃至于日本文化的立场。某种意义上，苏州市府受到的这种压力，与日本文化爱好者曾经遇到的压力是一样的。但后者的遭遇大家都看到了，谈不上乐观，苏州市府沉默是金，到底是识时务的。在支持警察的意见中，一些人列举了“必须反对和服”的理由，其中就包括“苏州离南京近”，也就是离南京大屠杀现场只有两百多公里。这种论据制造当然有生拉硬扯的成分，但颇能蛊惑同频之人。而这种城市地理的比附，成为苏州市政府不能动弹的束缚。淮海街改造升级是在2020年，虽是万科的城市更新项目，但与苏州市府在上述潮流下的支持密不可分。可遇到如今的舆论，苏州市政府左右为难：若向着和服女孩，恐怕无法过许多关；可若向着警察，要如何安抚并延揽数百家日企？如何让4000名霓虹国民相信此地人间方舟？苏州市政府希望淮海街只是个大型食堂，成为一个文化的绝缘体，哪知道它必定成为磁吸文化批判的地点。所有那些摆不上台面的心思，包括警察个体所受的意识熏染，苏州维持日企高地的难处，确保GDP在艰难时期不流失……都不约而同地强化了拒斥改变的整体局面。也就是说，当舆论就警察规范执法提出质疑时，不会得到回应；当人们用“穿衣自由”的权利对决“穿和服就是卖国”时，不会得到支持；当用法治社会、规范警权督促苏州公开表态、有所作为时，不会被接受。而这些主张所蕴含的“改变就从苏州开始”，也都不会遂愿。政府在往日经济建设中积累的日资聚集地，违和于大形势下部分国民冷对日本文化的现实趋势，要怎么破？苏州和服事件袒露分歧，对异文化的敌视既有其拥护者，也有公开或沉默的反对者。两下或恨或爱，沉浮在朝向不定的宏大历史中，将会有怎样的终极答案？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在三亚疫政风波最早的开始阶段，曾流传一张武汉籍滞留游客群的截图，其中有人说了三句话，分别是“记者别拉进来”“记者是为了流量的”，还有一句疑似与此有关的态度“要发大家私发”。因为后来的舆论多集中在海南对澎湃激上海的“炮轰”上，这件小小不言的事就过去了。“别拉记者入群”这句话所代表的态度，普遍见诸于现今的社交网络。它一般出现在临时性、突发性的集体维权事件中——准确来说，这个所谓的“集体”其实都是松散的陌生人，他们互相不认识，只不过因为被侮辱、被侵犯而想要策略性地联合一下。这是一群可怜人的松散集合，但是在诉诸利益交涉的时候，他们会权衡风险，其中就包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常见的权衡有两种，一种是像开头那样，打一开始就排斥记者；还有一种贼得很，事前欢迎记者，事中甩开记者，事后逃离记者。维权者怎么使用媒体，这是他们诸多选择的一部分，倒也无可非议。然而，当他们犹如中邪似地说出下一句“记者是为了流量的”，想要为拒绝记者找到一个说服自己与他人的理由，并且将这种潜意识的怯懦转化为对媒体/记者的攻击时，意味是深长的。不管是在维权的哪个阶段疏远、闪躲记者，其实都可以理解为维权者在平衡风险时，想要降低自个行动的公开程度——而这一点，很可能也是维权者的对手所要求的，或者是维权者“自认为”便于行事的前提条件——他们想以讨好对手的方式获得好处。在过去一二十年，虽说维权个体对媒体的势利使用时有耳闻，但还是少数。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些有所申诉、有所要求的人们，普遍接受了不能让记者和媒体参与的“规矩”，更为甚者，发明出让自己心安的套话，将污水泼给记者。“记者都是为流量的”，似乎只要这样说，这样互相传，就能将“拒绝”所象征的个人或群体胆怯，转化为“不被记者利用”的道德标高，让媒体记者来为他们不稳定、甚至是低下的人格背锅。当然，之所以用“流量”话语来涂污记者，预示着凌乱的时代背景。在往前数二三十年的光景，社会对记者的态度反映在一句顺口溜里：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里，“防记者”的人是谁？是那些官员、掌握大小权力的人或部门。他们要防范记者，是为了尽可能少地封堵记者信源，打乱记者工作节奏，为公权乱象打掩护。可叹历史进程抵达现在，高喊着“防记者”的人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从掌权的人变成无权的人。而从前那些害怕舆论监督的人，现如今站在口口声声“防记者”的小民身后，影子一样般存在。前者不用亲自上阵堵截记者，因为后者懂事了，揣摩前者的心思，识做了。过去那些公门中人，因为建设问责型政府的无形压力，口头上说“防记者”实际上仍背负回复媒体的义务；而现在呢，这种压力没有了，义务也随之解除，记者若要采访他们就不得不被拖进官僚程序，这是他们的主场，是他们擅长并主导的游戏。那些呼吁“防记者”的一般民众，本该与大众媒体站在一起，然而遇到实际情况，他们对记者戒备与蔑视反而比衙门更严重。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媒介环境的变迁，互联网普及与短视频市场下沉，令这些人产生了一种建立在所谓流量之上的幻觉。这种流量幻觉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指向自身的，其幻觉症状表现为将流量误以为影响力，以为有流量就等于有话语权。第二个指向，是在第一个幻觉的病理上叠加了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即世界的病态理解，“博流量”“蹭流量”是这类病症的常见呓语。现在但凡遇到稍具影响力的议题，很快就能发展出一种谴责媒体不在场、记者无良、“吃人血馒头”的批判走向。这类走向很容易被仿造，很容易魅惑民众，像在热闹的舆论起义中轻易攫取的“批判武器”，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舆论下沉的“奶头乐”。视频技术无门槛，表达欲望的释放模式下沉，更多人沉溺于制造或消费这样的媒介内容。作为后果之一，一种夹杂着无知且盲目自大的流量意识，在人们形成恰当的媒体认识之前，便裹挟了更多人、进而扩散到社会面，这就是流量观与媒体观的决战时代。在此前的舆论手札中，曾探讨过流量和舆论、话语权、影响力的联系与区别。本质而言，流量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概念，而舆论、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备充分的政治化意涵。所以，“记者都是为流量的”这句话，愚蠢到无法构成一个判断，它只是有关流量的诅咒之一。媒体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流量，不管考核记者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天然都不是追逐流量的。许多新闻在传播中有着聚集流量的特性，但撰写报道的记者不是为流量的——而是为权威性、公共性、话语权、舆论等目标，记者的身份与职业是反流量的，它是政治性的。这里的政治性，是指权利与权力的日常化互动——哪怕现今的“两权”互动不像从前那样尖锐，但它依旧分布在社会上。吸食流量观上瘾的人，已经丧失了理解这一分布的脑力。他们只是在看化约的社会简章，但看不见形式之外、之下的决定力量，也称为僵尸的视野。“别拉记者入群”正是这样一种思维的流毒，它是流量时代的诅咒，附着在流量僵尸的视野上，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可侵犯，实际上空洞，体现为病毒入侵后不自主、不自知的病态。它以及张嘴说出它的人不值得生气，毕竟，丧失灵魂实在是令人同情的。那个血液里流淌着流量的人，那个高喊“防记者”的武汉人后来怎样了？这叫人有一点好奇想知道下文，可在洞察这种高级动物在流量时代的非人属性后，答案似乎也不重要。流量人只会在流量中沉浮，习惯性地用流量观支撑他们的狭隘世界，雕琢流量下的残缺三观，这种命运没有例外。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有读者留言，问能不能写写二舅视频这个事，因为尽管它在事实上不甚清楚，制作人刻意隐藏，但确实是个舆论事件。从25号至今，它热门了几十个小时之久，有点超出了它的体量。对这种“迟迟不能翻篇”的不耐烦，充斥朋友圈，那就说完拉倒。对于传播中惯用的“二舅视频”一词，感觉不够准确，二舅本人并没有在这所谓“纪实”视频中讲一个字，全程被发言、被代表，外甥用故作轻松、令人难堪的幽默的旁白替他还原，且事后将二舅藏起来，体现出强烈的制作人主导，因而称之为“外甥视频”更恰当。读者问“你怎么看到这个事？”搁这里，只有两种看法，要么是高看，要么是低看。不管是赞是弹，都从“感动”“美化或消费苦难”入手，对这个视频就是十足的“高看”。“低看”的意思是，它就是平台的PR产品，大内宣动作，暖新闻一类的设计。因为“高看”，至少引来三拨观点之争，一拨是感动常在的人群，这是那个视频平台的基本用户群，这类用户甚至穿透其他视频网站、微博，微信这边因为设置了更高的文字门槛，穿透起来困难一点。这拨人也是这个视频精准定位的受众，靶子还是那些人形靶子。还有一拨人是反感动叙事的，构成外甥视频在传播中最坚定的反对者。这拨人肯定不是外甥视频的目标受众，他们大概率也不是视频类内容的用户。对于这些人来说，视频不是思考的恰当载体，视频满足的是那些不怎么思考，或不足以使用文字表情达意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在要不要感动这一问题上，这两拨人一开始就是鸡同鸭讲，彼此之间不能沟通，无法理解。在这两拨人争执“感动是/不是道德”的时候，或抨击“消费苦难”，或捍卫“自强不息”时，第三拨舆论悍将入场，把虚情假意和义正词严分别搅和了一下。第三拨人类站在反反感动模式的立场上，区分了外甥视频与反感阵营的，认为这不是一回事，认为前者有煽动群众自强不息的权利，因为苦难就在那儿，不能全赖意识形态或大环境；它还认为个体处理苦难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能全部否定。外甥视频激发的舆论情况，基本上就是由上述三类立场搅拌而成。对照视频想要达成的任务来说，第二、三类声音恐怕都不在制作者考虑当中，但在视频落入舆论场后，它的沉浮就不由制作者主宰了。即使这样，外甥视频应该也完成了各项KPI，如果有的话。要是对外甥视频做一个技术分析，可以发现它的水平并不高，及格线以上吧。画面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是拼凑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案，这是一个强文案带动弱画面的视频手法。文案大概经过相当仔细的修缮，既熟练地埋伏感动之梗，也留下显著的破绽。文案的撰稿或润色不知道是不是外甥唐浩一个人完成的（感觉大概率不是），文案要处理的题材是一位五十年生人大半辈子的“经历”（不管真假）。棘手的地方在于，如何熨平残疾二舅与年代之间的崎岖不调，既涉及历史评价问题，也有怎么圆场的问题。经过流量震撼之后，幕后推手B站和署名制作者或许已在担忧流量反噬。这种不安源自两点，一是该视频为了达成催泪效果，采用了激发民族感情作为文案的主线索，其中涉及敏感的历史评价；二是舆论影响大，反对者追问苦难来源盘桓不去，是个麻烦。文案埋藏最深的梗，是对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评价，尽管遵循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原则，但设计的外甥与二舅的对话，“他公平”这句台词倾向性过于明显。如果批评者从反感动模式处抬起眼，盯住这个文案小聪明做文章，恐怕视频会遭受不能承受之重。在一个针对易感动的下沉用户的内容产品中，融入相当敏感的历史评价，即使手段巧妙、玩梗轻微，但也显示B站在内容审查上踩到了红线，哪怕有过硬招牌联合制作，也是在玩火。当然，借撰稿之便，让二舅与文革年代和解，这是视频文案熨平它与苦难冲突的第一步。按照时间顺序，苦难冲突对文案撰写的第二挑战，来自于二舅在改开年代办不下来残疾证的事。软化这个冲突，主要靠领养孩子的亲情、无疾而终的爱情来转移焦点，夹杂着部队首长搓澡的传奇，苦难变成二舅在旧时代社交中可以吸收的营养品。即使是基本赞扬视频的人也指出，外甥视频的结尾强行拉满主题思想，过于生硬，目的性过于明显。这就引出文案的第三个冲突，它作为一个宣传品如何自圆其说，才能让“67岁老人边干活边养活88岁老人”显得不那么刺眼，仅靠强调二舅的劳作本性？再凭他是村里的活“雷锋”？视频文案中的二舅出生于建国年代，少年时代生长在文革时期，其青壮年与改开年代同步，老年时步入新时代。简单说，文案要熨平一名农村残疾人与改开前时代，以及与新时代双重的生存冲突，抹去时代在视频观众那的能见度不失为技巧，但撰稿人抹得不够彻底。尽管最后还是过审了，可上述的文案“两不否定”的处理技巧，梗埋得多深都不算讨巧。而在新时代，二舅与姥姥的养老仍要靠残疾人手停口停去挣，感动模式难堪地抵牾其他宣传口径，哪怕结尾处“笔者”亲自下场，用高昂的主旨宣泄也无法掩饰口径偏差。按照舆论定律，如果外甥视频在舆论场耽搁愈久，文案中对意识形态的不稳重处理手法，就越容易暴露在批评者视野。而批评者对这些不够藏拙、耍小聪明式的文案审视，势必引发别样的次生舆情，这是感动模式绝对不想看到，也会竭力避免的一幕。事实上，外甥视频的制作者已经在做去敏感化的努力，包括两点：一是宣告“二舅”绝对不做直播，明面上是不消费二舅，实际是宣布此人不再踏入舆论场一步；二是接走二舅，将这个信息源隔绝于其他媒体，明面上是不打扰二舅，实际是从舆论事态中移除敏感源。外甥在台面上做这些事情，已经不顾逻辑上的不能自洽（二舅被打扰不是外甥一手造成的吗？），真正的动机恐怕还是传播影响大，文案的某些处理手法经不起推敲，早早地鸣金收兵为上。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再次证明流量的反复无常，能成全，破坏亦可。通观外甥视频内外，本次舆论现象像是将各种破碎拼凑在一起。先是二舅破碎的人生（如果真实的话）被拼凑成人定胜天的典型，用来鼓励当代年轻人同样把破碎整出气象来；而围绕视频的各种声音、立场，也都在赞弹之时勾连起个人的、或公共的破碎。但凡有比拼，比的都是谁更破碎，谁能苟全于破碎，此情此景令人慨叹。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编者按：作为一名二舅的亲身体会是，离外甥要远点，离外甥女要近点。

热衷记录又无所忌惮的南昌青年周劼遇到了麻烦。他所在的江西国控发布通报，确认他那些匪夷所思的朋友圈内容，并非伪造，还说要对他进一步核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云云。纪监介入的直接后果，就是打断了这名体制内二代目公开展示其优越地位的进程。周劼展示的内容包罗各种，既有“恭喜父亲”升职副局长的家庭和谐主题，也有被副省长递烟的职场惊喜；既有感激大伯二伯照应，生发光耀门庭的自觉担当，也有巡视自家房产、豪宅、商铺时流露的自豪；既有对女同事的出格点评，也畅谈了对多位上司、上级的印象。在和盘托出工作、生活、社交、内心想法、家庭状况等信息时，周劼没有丝毫表演的意味。事情曝光后，有人将周劼的友圈言行定义为“炫富”，其实是不准确的，甚至，惯常标签会遮蔽此一现象背后的东西。炫富不是他的出发点，也不是他的目的。还有人认为周劼打破了体制内“不开朋友圈”的潜规则，是敢说真话“害”了他，恐怕这一论断属于夸张了。在如何看待周劼以如此方式刊发朋友圈记录时，一些经验、批评的旧武器显然是不够用的。在“世界的尽头是考公考编”的社会氛围下，他提供了新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就是，作为受到父辈庇护、被安排进体制内，拿起铁饭碗的二代目，早已经对社会浑然不察，他的所有言谈都在证明他完全享受周遭的一切，认为所有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只有两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也不能说他对“现实”无知，他的“现实”是特定、特制的那一块，是被体制塑造、为体制筛选过的那些，诸如兴奋地和单位一把手同桌吃饭，巡视大屋时要把资源传承下去的决心，与大院子弟好好相处的圈子情结等等，这是他自觉接受、以为是全部的“家国情怀”。外界对周劼现象感到不可思议，还是因为代入了某些期望，大约是些“体制内应该如何如何”的痴念。实际上从周劼这里一窥端倪，你会发现寄望于他见好就收、识做人、懂伪装、讲世故，这些单方面的念想，平行于周劼的舒适圈，平行于他世界。周劼的世界只有那么小，又那么大，往来的甚至只擦边的，都是比金钱更关键的人物。周劼对身处这个世界感到兴奋，他对在这个世界获得进展有信心有计划。身处被外界差评的利益集团中，周劼可太舒坦了，他所有的友圈记录都是“思无邪”的流露。前阵子，舆论曾将易烊千玺考编与小镇做题家对立起来，解除后者自嘲的旧含义，赋予“小镇做题家”以底层奋斗者的新形象，进一步地，附和针对易烊千玺的批判，认为他的考编在抽象意义上阻碍了小镇做题家的阶层流动，是阶层固化的原因。南昌公子周劼的出现，为谄媚大众式的悲情提供了反例，谁才是小镇做题家的真正对手？阶层流动的真正障碍是什么？兴许会让人有切合实际的思考，而不是找到一个替罪羊就心满意足。仅就词义而言，“小镇做题家”的反义词是周劼们，会否更准确？周劼在友圈发过感叹，当年那些善读书的同学看不起过他们这些“靠父母的”，可如今他系统所在的公司却不是那些“苦读书”的人能进的。言下之意，当年瞧他不起的，如今也高攀不上他。如果能将阶层固化迁怒于一名演员，为了真诚起见，恐怕也得责备周劼才公平。周劼以一人之力，打破谨小慎微的体制内作风，写下识破惊天的社媒记录，若体制内外仅仅用“异类”这个标签来形容他，是不足以有真理解的。更应该想到的是，体制内的新世代，尤其那些衔玉而生的体制二代，蕴含着刷新体制内存在感的气质与冲动。顺带多说一点，阶层流动、阶层固化这些考察社会的便捷理论，即便可以借其通俗而笼络一些拥趸，可将它们搁在现在的环境下并不合时宜，解释能力也是匮乏枯竭的。因为，阶层的现有问题不是流动性的有无，而是阶层多样性被消融的问题。如果继续在批判炫富的圈圈里打转，就看不到周劼所处世界的岁月静好，它与另一个平行世界既有关又无涉，或许象征两个世界重要的联系悄然断裂，沉默脱钩。这种断裂与脱钩一方面形塑周劼的“思无邪”，一方面输出小镇做题家的不安，但有多少人能同时看到这两方面呢？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7月24日22时25分，南京发布通报，详细说明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透露，供奉者吴啊萍已被刑拘，其“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知和z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设置牌位。南京玄奘寺供奉屠城战犯牌位事件，从一个不起眼角落凝聚声势，不仅终结了寺庙主持传真和尚的职业生涯，数位主管官员的仕途也受顿挫。在过去多少年里，这位名僧游走政商佛三界，享受着聚光灯，而今从庙堂跌落，成为许多人唾弃的糟糕人物。对传真和尚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讽刺的时刻，因为他在南京筹拍过抗日题材的电影，可最终却栽在涉日历史的事件上。事到如今，这已经不是传真和尚的个人去留问题，更涉及到南京这座承载屠杀历史的城市官员，如何就此事训练他们的文化敏感度。那些受到处分的官员可能也不冤枉，甚至可以说，以南京某些官员的习性，这些事迟早会发生。还记得2003年初，南京要拆除位于利济巷的亚洲最大慰安所，就引发过类似的批评，舆论认为南京官员在处理这座城市的伤痕与记忆上，非常轻慢。后来的进展令人欣慰，经过大学教授、地方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长达十年的努力，拆迁被叫停，转而登记为市文保单位，修复它变成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这次事关城市惨痛历史的“拉锯战”，直观证实在面对那段历史记忆时，官方出现过不应有的摇摆。慰安所拆迁风波至今近20年，围绕屠城历史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地方记忆与民族情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一个显著变化是，民间对这段残酷历史的理解，不只在拒绝社会内部的多元论述，也越来越频繁地表现为斥责官方的粗疏，规训民众的表达。南京玄奘寺牌位事件爆发之前，城内计划开展的日本夏日祭活动已经受到抵制。通报证实，早在今年2月，供奉屠杀者牌位一事就被发现，传真和尚隐瞒不报，留下手尾。南京内外不断发酵的夏日祭舆论提供绝佳机会，剧烈放大玄奘寺供奉战犯的社会效应。更早之前，包括大理在内的多地民众自发谴责、追骂穿和服拍照的年轻人，就登上全国议题清单。同个时期，东北某地打造的日式风情街被舆论压制到关张重修，中山陵有导游打着鲤鱼旗引导游客，被在场的其他人指摘，引发文化符号的大辩论。侵华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历史中最黑暗的部分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自1972年至今50年，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是，知识分子阶层将侵华历史、屠城记忆最终汇流到“世界和平”的论述模式，已经让位于一种愈加自觉、更加激越的大众认知。2002年12月13日晚间，南京举办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烛光祭，“和平”一词频繁出现，“今晚，我们在烛光下祭奠，不仅是抚摸历史的伤痛，更是为了呼唤永久的和平。”有近百名日本人秉烛走在队伍前列，站在现在的门槛上回望，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到了2012年，当年烛光祭上的”和平“氛围，已不可追忆。若有人仍抱持类似的历史论调，会很容易地意识到跟不上现实潮流。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其他事件，西安惊现极具象征意义的U型锁砸人事件，蔡洋挥动的那把U型锁，变成舆论走向转折的象征物。而十年后的今天，在中日关系、历史观念等主题下，中国民间舆论的主要立场经过十年锤炼，其形成的对日态度、对日思维一目了然。考虑到文化敏感性问题，即使公开表达无法完全等同于潜在心态，玄奘寺风波也足以说明憎恶论述获得了强大的连贯性。即使这样，外界也还能发现南京作为承载屈辱历史、伤痕记忆的热区，其城内的诸多人等，仍在以一种散漫的、侥幸的态度自我疏离于舆论意识的大变动，对于那种从历史印记弥漫到文化符号上的大众情绪缺乏认知，直至被两者相互强化的舆论击中。具体到玄奘寺风波的舆情态势，一定有人欲言又止，在目睹沸腾的声音之后收敛自有的看法。这些声音相当强势，不会退缩，也必然会通过类似事件，持续地输出文化敏感度测试。对比此类声音，“有什么是不能说又必须说的”将继续其边缘存在。题图当代水墨，@秃头倔人（李晓强）

今年的7月20日，是郑州水灾遇难者一周年的日子。网络上分布着广泛的纪念的冲动，无论是在那列死亡地铁上，还是在那座夺取人命的隧道里，直至今天都回荡着那种视频可见的最后的绝望挣扎，这些让一些有意纪念的人感到焦灼，不鸣不已。从郑州反馈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看，这种纪念的举动遭到了遏制。花店主理人、快递小哥都说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不能再往地铁口和隧道口送花。一些成功送到地铁口附近的菊花，也会被收缴，清理掉，于是有人就问：为何他们要害怕鲜花？在石首事件之后，移除敏感源是维稳的标准做法。可能在郑州某些人士看来，在灾害纪念日摆上鲜花祭奠，将线上的普遍的哀思变成线下的悼念现场，势必要又要传达问责、谴责等意思。而这样的局面会被认为不可控，作为情感连接的鲜花自然犯忌。民众献花的念头与鲜花被禁绝的举动，其实都不难理解，只是这里面再一次反映了强弱之分，当社会的愿望撞到维稳的逻辑时，后者有办法有决心干预，前者只能接受由此带来的挫折。这是围绕实物的纪念与祭奠，为什么未遂的直观印象。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鲜花的纪念仍然是纪念，并且仍然完成了纪念；而被围困、被当成忌惮的祭奠在现场被划定为禁区后，却以别样的形式，在人们的忿忿不平中继续其流程。纪念者对线下的痴念，与阻拦者对线上的无力，像是一体两面。这些纪念、那些纪念者认为遇难者很重要，

如果他被救活，那必将是心梗抢救史上一段令人心有余悸的佳话。可这种假设永远不会实现，他去世的时候，作为一名心梗的亡者，痛苦之下想必经历了极艰难的挣扎。一些破碎的信息拼凑起他最后时刻的场景。他似乎在小区里面摔了一跤，然后在身心非常糟糕的状态下——也必定是拼尽最后力气的那种——进入家门。入户门都没关的事实，留下了死亡被人发现的线索。一个多么悲伤的细节。杨海鹏，55年有生之涯的最后一天停留在2022年6月30日。在某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时辰，某个模糊的时刻，他准确地赴死。按照他生前的欢喜，赶赴一场再也无法返回的盛宴，也有可能前往一间永不打烊的沐足店。同个时间，他的夫人梅姐正在上海以外的某地出差，他们唯一的女儿正在日本读书。当死亡将他们分隔开的时候，被外界亲切称为“蟹爸”“蟹妈”和“蟹妹”的三个人各处于不同的道路上，真是遗憾。杨海鹏独自一个人离去的消息，经过他新闻界旧雨新知的传播，很快演绎出他身后浓厚的追念氛围。“一个时代结束了”，他的朋友不吝写下让一些人恼火的盖棺定论，不惮以这句备受争议的断语，并且展示出不亚于杨海鹏本人的骄傲，重复他快意恩仇的生平。杨海鹏1988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一个出生于东部崇明岛的上海人，汲汲求学于一座在经度上最靠近西方的中国政法类高校。毕业后，他很自然地进入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完成了他此生职业法官的身份养成。四年后，杨海鹏开始踏足新闻界，长达18年的新闻人生涯占据了他三分之一的寿命。这段职业生涯既成就了他，令他结交了一辈子最多最忠诚的朋友，令他壮硕的外形成为梅女士可信赖的依靠，也令他成为女儿奴一样的爱下厨男人。这段他亲手选择的体制外动荡生存，在带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伴侣的同时，也将至高的荣誉和最大的羞辱加诸于他，并且以外人目睹的那种激烈，在他身躯里埋下心脏破裂的导火线。上世纪9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杨海鹏都沐浴在中国新闻界的进步主义浪潮中。他辗转供职的新闻机构分三大类，一类是上海本地的报纸、杂志，二类是南方周末、财经等报刊的上海记者站，他也参与创办了新周报、申江服务导报等新概念报纸。在全中国六七十万新闻从业中，杨海鹏始终从事最传统的码字事业。直到2009年微博诞生，杨海鹏以非新闻人身份玩转社交媒体，但那已经是后话。在悼念文字中，杨海鹏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最早揭露以珍奥核酸为代表的保健品骗局，这是90年代诸多激进骗局之一，那时候他供职于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这家迄今仍然发行的著名报纸，在90年代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办报历程，其中就包括杨海鹏参与的该报记者集体辞职一事，而这样的报界旧闻已经是传奇一样的存在。在另一篇揭露浙江奇异地下组织部长的报道中，杨海鹏动用了他在上海及浙江的广博人脉，以历史说书人的笔法，详尽描述了一个现在几乎难以相信为真的官场异闻录。因为这篇成功的报道，杨海鹏也被友人戏称为“民间组织部长”，当他呼朋唤友，以其高达式身材、东北人一样的大嗓门、杂通一切旁门知识的侃侃而谈，成为聚会、酒局、社交的中心人物时，这样的调侃闹得愈加欢腾。杨海鹏先体制内、后体制外，先职业新闻人、后江湖散人的人生历程，经由一件声势壮大的“微博救妻”事件，锤炼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结论：杨海鹏是注定要成为他自个选择的那个人。这样一个人，在他那成功与挫折参半的媒体生涯中未能得偿所愿，却在他熔断其职业生涯的末期，因应风云际会的社媒时代的背景，一击而中，一战成绝响。2010年夏天，杨海鹏的妻子，上海一家国营园林设计院的中层骨干，在酝酿跳槽到薪资更好的设计单位时，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所涉金额只有区区7万元，这场陡然降临的牢狱之灾，不仅断绝了杨海鹏一家迈向更高经济基础的梦想，而且彻底地以杨海鹏的职业生涯为代价，强硬地改变了这个上海家庭的前进方向。从2010年夏天到2014年，杨海鹏度过了此生最为艰难的时光，可以说一生荣光在此，一生郁结在此。在杨海鹏去后，微博救妻的往事被反复提起，杨海鹏以儿女之情求取公义之心的个人史，及价值取向也被重新发掘、重新歌颂。吊客们用这段遭遇为杨海鹏的生命赋予意义，将他从死亡的俘获中打捞出来，并通过他个人与历史背景的勾连，寄托生者、支持者仍然心心念念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样的悼念基调，恍惚叫人觉得，杨海鹏不是一个人赴死，而是替那么多陷在过去、深受历史折磨的愧疚之人去死。因为人死不能复生的缘故，这一情怀被烘托得异常悲情。让更多人觉得，杨海鹏此去无归，不只是他家庭的损失，更是一众朋辈的损失，某个旧世界的坠落。杨海鹏以职业法律人兼具职业新闻人的身份见识、社会号召力，发动了针对梅女士的那场司法审判的舆论审判。事后看来，这一场对决的输赢早已注定，但杨海鹏当时充满着乐观主义的必胜心态，以无法回头的决绝姿态，投入到有数以十万计“蟹友”加持的独孤求败中。尽管梅女士被判4年实刑的后果，被普遍认为是“上海法枭”向杨海鹏传达的教训与嘲笑，但他在公开场合从不完全承认这一惨败。一审法庭上，杨海鹏一方立足程序正义搜集的证据、证词、逻辑，被法官全盘拒绝。这是他的黑暗时刻，情急无奈反映到肉身，杨海鹏四次因心绞痛离开旁听席。第四次离席时，反而是正接受审判的梅女士察觉丈夫的异常，她向法庭报告后，一名法警拿给杨海鹏一颗速效救心丸。并非象征性的，杨海鹏一生中的悲怆瞬间集中杀到。他作为法官的历史变成他无力回天的羞辱，他的新闻人身份遭到权力最轻蔑的践踏。身心内外，他建基在两种职业经验上的自信、道路与命运，就此划上句号。如果将镜头移开来看，在当时被媒体定调为“中产阶级家庭厄运和搏斗”的这场审判，早早预示了体制内抓住了新闻媒体的痛脚，看透了舆论监督的浮夸，并且以同仇敌忾的阳谋，依靠有利的工具与手腕，摸清了社交媒体的真实力量，并且向更多的人、更远的远方传递了社会力的先天不足。以为讲实话就能凯旋的杨海鹏，不得不把妻子留给女子监狱，悲伤地演绎了这么个事实：真相是把双刃剑。当后人非常愿意将杨海鹏送进新闻名人堂的时候，也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情况：他实质上是被寄身其间的新闻界抛弃了。确实有这样那样的媒体报道了救妻风波，确实有旧同僚与新后辈的摇旗呐喊，但杨海鹏公然对垒上海司法的形势下，所谓“新闻界共同体”这样的修辞是华丽且无用的。只靠谈论英雄主义，并不会让人成为英雄。无论杨海鹏怎样为东家辩解，但他无法改变一个至此而后的运行事实：新闻界从未像他们声称的那样行事，从未真正地保护过他们的人。江湖既远，江湖又来。杨海鹏在2015年之后，已然是散发弄舟之人，以不系之舟的散淡心态，过上了他自嘲的“太平犬”的生活。一个也许说不上是多大的危机是，杨海鹏在梅女士官司上不妥协的立场，让他背负了相当多的非议，认为他以固执己见凌驾于缓刑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状态是对方辩手的策略性成功，不仅依法赢取，还策反了杨氏阵营。而这样的裂痕，随着杨海鹏的社媒化生存，变得愈发显著。在众多悼念文章中，对杨海鹏近年的变化多有闪躲的表态，似乎主要是不想触及他阴谋论的思维与言论，而作者那种竭力不想为他增添任何不光彩的心思也是一目了然。某种程度上，杨海鹏当年的支持者，似乎不愿接受一个有所变化的“孤勇者”。也或者说，杨海鹏在生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再被他当年的友人全盘理解、无条件接受。就像他们十多年前部分接受杨海鹏救妻的结果那样，他们也只接受他的大半人生。于此种微妙境界，杨海鹏当年总结的“三千万”规律，不再只是孤傲的高论，更像是孤愤的长啸。从梅女士出狱算起，一直到杨海鹏故去，脱离身份限定的他似乎不再受缺陷的束缚，因为杨海鹏在“夜夜笙歌”般的闲适中，继续是那个焦点人物，口若悬河，朋友簇拥。而隐隐约约的观感是，杨海鹏以某种表面上的坦承与敞亮，将伤痕掩饰起来，觥筹交错之间自由做梦，烟酒无忌，仿佛那四次心绞痛不是警告只是假象，而他也不像是那种听得进健康劝言的人，好像明天如何，全待它裁决。7月3日，杨海鹏的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云霄厅举行，据信有两百多人到场为他送行。自称为“蟹友”的杨海鹏拥趸，发表了对他的一封告别书信，字里行间流露真情，见证了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隐秘友谊，它关乎一种纯粹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抵足而眠，在这个世道上也确实存在过。1998年，杨海鹏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女士约在上海襄阳公园门口见面，天突然下起大雨，他淋雨傻等，这时一把伞撑在他头顶，帮她撑伞的就是“蟹妈”梅晓阳，杨海鹏当时32岁，简直是毫无指望的大龄青年。杨海鹏一生用过至少235个微博账号。他建立的群叫吱吱。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唐山一伙流氓调戏、暴打陌生女性案，在案发十数小时后，从一起按部就班的常规治安案，一下子跃进为唐山政法委书记出面表态的“大案”了。这前松后紧的办案节奏，已经成为舆论针对的批评点之一，无形中令唐山司法系统都得跃跃欲试才成，自证本地法治的成色。烧烤店里面边角俯视的摄像头立功了，它静静凝视由内而外的暴力进程：恶男子色心乍起，伸手调戏白衣女子，遭到呵斥后劈头就打，女子闺蜜黑衣女子随即拿啤酒瓶爆头反击，暴力男团发动围殴，白衣女子被拽着头发拖至店外继续暴打。这段视频以纪录片式的沉重，将一场力量悬殊的袭击女性事件袒露在亿万观众面前。视频里嘈杂的环境噪音，未挡住袭击者对受害者那番令人窒息的暴力操作，调戏不成就施加暴虐，极恶以秒计数，无限地拉长了视频的客观时间，令观众沉溺在恨中。一种要为受害者讨要说法，乃至于督促法治为女生复仇的公众情绪明白无误地流传开来，并且相互强化。作为这种情绪的注脚，也作为理解这个滔天舆论的背景，大众钩沉了一些事关女性安全感的历史案例，并且反讽式地重提旧日里“深夜撸串”的盲目乐观。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治安或犯罪，为什么舆论从一开始就聚焦在女性安全感上，这是以性别矛盾带节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即便也有不少暴力打斗发生在男性之间，但唐山这起暴袭事件的源头是调戏失败之下恼羞成怒，暴力的性质与性别攻击密切相关。许多为之愤慨的观众，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起暴力的逻辑：它源于施暴男性对女性存在的那种随机的不可遏制的亵渎、侵犯欲望。这种欲望有时候表现为“亵玩焉”的轻度接触，如西安食街上要求吃播博主@小贝饿了

上海婴幼儿隔离中心的视频于4月2日夜开始暴风扩，视频中有孩子啼哭，不同年龄段的挤在一起，似乎处于无人照料的风险状态。因为涉及到“儿童”待遇这一容易激发共鸣的话题，该视频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上海隔离轻症和无症的做法再受审视。从上海妇联、2日上午发布会等官方表态看，这一视频未得到否认，其真实性是站得住脚的。也有护士志愿者提供信息，说该场景只是转移到新隔离区时的暂时状态。但许多已经收到风的父母，或只能在别人视频中寻找孩子的妈妈，不打算再隐忍。在一些妈妈的讲述中，人们知晓婴幼儿患者被单独带离家庭隔离的前情提要，无论父母怎么哀求都必须分离。27日上海市卫健委曾有官员表态，“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诊疗方案”“高级职称医师每天查房”“医院和家长保持线上沟通和联系”，承诺与事实或有较大差距。视频在某种程度上戳穿了“妥善照护”的官方承诺，大众感到痛心与愤怒。考虑到迄今为止至少有300名以上的6岁儿童（3月1-26日数据）被收到金山公卫，相应防疫政策的承载量堪忧，舆论再一次聚焦于上海防疫手段，认为社区分诊与居家隔离应当疾行。儿童隔离点令人担忧的现状，让本埠家长懊悔交出孩子的轻率举动，可能还契合了此前发生的涉外行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1日曾挑头，代表欧盟成员国、挪威和瑞士照会上海市府，开列六个要求，第一条就是“无论任何情况，父母和孩子都不能被分开”。疫情至今，孩子作为隔离对象的身影没有断绝过。在上海之前，缩在小号防护服中的他们收获无数感动的目光，盛赞孩子坚强，肯定政策“不得不这样”的合理性。在上海这里，被隔离的儿童成为反思政策的强大动力，这是以前罕有的现象与心态。就防控压力对舆论的心理冲击而言，大众虽心有不甘但是持续后退。归国留学生布布要求在隔离病房得到治疗时，舆论颇多嘲讽；等到大量血透病人被防控政策打乱血透周期命悬一线，120医生拒借除颤仪诸事出现，人们终于知道批评的重点该放哪。与儿童隔离点疑似乱象直接相关的，是2日上午广为流布的一段电话录音，市民电联疾控中心领导，从健康云的数据失真问题谈起，出人意料地留下疾控专业人士对隔离政策的坦率意见。尤其是，从科学角度，她直言作为“政治性疾病”的决策逻辑。这次通话录音的录制及公开，在交谈时就得到当事专家的许可，因此它可以视作上海基层疾控专家对当前防疫政策的批评式建议。后续信息显示，在此非常时刻，合拍舆论热点，敢于表达的是浦东疾控专家朱谓萍，农工党员，非典时期就得到国际认可的“老法师”。如果留意上海疫情的种种舆论，很难否认这样的看法：上海疾控专家、传染病医生、医护人员秉持专业认知，对防疫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决策层面并不明朗。朱谓萍近乎宣言的看法，代表了行业的沮丧与不解，也代言了大众的疑惑。若要理解朱谓萍那番话，可能需要很大一篇文章，包括疾控中心在防疫体制中的地位变迁，疾控与医疗分置的历史，最终又会归结到两种逻辑的纠结问题：一种是以真伪逻辑为标准的科学防疫，一种是以敌我逻辑为划分的政策执行。在后一种逻辑及政策下，司法条线出现对防疫违规人员治罪的动向，即使没有什么显见的后果，也倾向于拘留处罚。这些动向与举动不断增加防疫政策刚性，也使得正常商讨改进防疫举措变得禁忌重重，防疫不再只是医学问题，而成了政治正确问题。在全域静态管理模式下，哪怕作为有益补充，诚实地靠近真伪逻辑，灵活地衡量及筛选合适的防疫手段，都变得相当困难。重新审视对重症、轻症、无症、密接次密接等人群的隔离政策，在眼下上海虽已是公开的吁求，但仍受到“政治性疾病”这一定性的掣肘。在真-伪的科学逻辑下，怎么隔离、如何分诊，都是属于合不合适的问题，合适就做，不合适就弃。但在政治正确的逻辑下，医学标准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标准，医学科学的原则有时符合政治正确，有时并不符合，它就很为难，可能就被迫分裂着。今日上海防疫的种种乱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政策逻辑不能融洽科学逻辑有关。但在现实上，不管是疾控、医护还是广大受控民众、社区干部、区市领导都很努力，也都很疲惫，所有大人小孩付出心力成本，连带可见与潜在的经济成本，维持疫情防控这一庞大的“大白象”工程。眼下，这一头“大白象”按照政策惯性，在体制内外的合力之下，“痛饮”远东第一城上海滩——包括2400万人的悲喜、处境、挣扎——哪怕是全员静止状态，实在也是壮烈。市民从切身伤害中产生疑惑，疾控人士早已洞察了风险，直到朱谓萍周知市民大众。朱谓萍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否定政治正确，不是要站到“大白象”的对立面，而只是提示可以试用新的工具箱，充实防疫手段上的精细化与以变应变能力。以上海的规模实力与市民素质，若能摆脱大白象的路径依赖，尝试新的路径，将是淞沪战疫的绝大价值。4月2日，也是“沪吹”卷土重来的纪念日。好一片愁云惨淡的沪上舆论中，朱谓萍发出天下正声，足以令颓唐的沪吹们精神一振，漫卷录音喜欲狂。上海的被动局面也许在积蓄什么，也许能酝酿什么。上海丢失过宝贵的防疫窗口期，可如果中国失去上海这个机会，将会怎样？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社交媒体一度在讨论丰县事件中的媒体缺位问题。那种对此愤概不已的自媒体写手，将“媒体”的缺席错误地理解为它们的选择，进而制造出一种谴责媒体的氛围。这些人以精明的算计，将“媒体”从它的存在环境中切割出来，通过聪明的“忽略”来彰显“媒体”的不义。在这样一种“总想找到替罪羊”的大规模情绪下，责备媒体成为撩动人们注意力的法宝之一。实际上，在自媒体输出的大量读物中，泛泛地批判媒体、或者指责新京报、澎湃新闻永远是一个安全话题，而且容易在喧哗的舆论场中给人“有定见”的好印象。机构媒体在丰县事件中的普遍缺席、失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背后的原因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即使清楚的人有时也不便或不能清晰地讲出来。实际上，考虑到大多数人对这一原因“不感兴趣”的实情，条分缕析地说明，能够得到的反响远远比不上“痛斥”媒体。从人们对丰县事件中“媒体”的失望看，能明显看到在处理“信息”“媒体”“新闻”“舆论”“舆情”这些现实问题时，有许多基本的东西被搅合到一起，起码的认知是欠缺的。媒体问题实质上体现了包括谴责者在内的生存处境，但当他们批判媒体时，总习惯于把自己摘出来。信息即媒介，这个好理解；但媒体即生活，即命运，似乎相当费解。人们在刘学州事件中怒斥带来不好消息的新京报，而后在丰县事件中希望看到机构媒体出现。这其实是两种很矛盾的对媒体的立场，因为人们根本上是想要看到符合自己愿望的“媒体”。但是，“媒体”并不以受众的愿望来自我要求，更不会按照受众的喜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理解这个问题上，需要了解三十年以来大陆媒体的发展历史；需要了解在新媒体环境下，市场化媒体反而重新建制化的逻辑；需要了解媒体从未自外于现实变动。可是，要了解这么多媒体的背景，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们并没有义务去洞察新闻史的走向，也没有义务体恤“媒体”的困境。媒体自身格局的演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成分，怎么可能要求受众承担“同情之理解”的责任？媒体无法要求受众慈悲以对。具体到丰县事件，若说“没有媒体”参与，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微博是媒体，微信是媒体，公众号更是媒体，它们组成了一个去新闻化的舆论场，通过主题、质疑、回应等频繁互动，积淀并演变出一个大型的公共事件，直观证明了“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个结论。人们在丰县事件上渴望“媒体”介入，实际上代表两种含义：一是渴望主流媒体（尤其是央媒）提供权威性的掩护，为质疑背书，好得到认真对待；二是希望市场化媒体残留度高的媒体记者进入现场，核查事实，提供事实，让社会讨论有本可依。很遗憾，这样的“媒体期待”所包含的媒介认知，是分裂且混乱的。因为第一种“渴望”混淆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在新闻需求旺盛时，宣传何以自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不能在批评丰县、徐州乃至于江苏的同时，却希望主流媒体扮演他们无法承担的角色。第二种“希望”在误解现实、理解媒体上，略显笨拙。整体而言，这里面体现着巨大的错位：机构媒体无法在所有时间、所有事件上表现得像一个新闻机构，而民众希望媒体在某些时候、某些些事上表现得像一个新闻机构，两相交互，无法托付又不能受托，怎能没有怨恨？不管是指望在主流媒体中看到有利于民间的权威背书，还是希望在市场媒体上得到确凿无误的信息，或多或少都影射出人们在媒介观上的“巨婴”思想。因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难道不是——为何在人人皆是媒体、随时都能传播的媒介状态下，人们对权威有着更强烈依赖？一个显著的新情况是，在江苏公布组成调查组之后，丰县事件的热度其实在快速下降，这是为何？有些对未来结论持有悲观看法的人，因“不再关注”的失望撤离舆论。但可能还包含更多的踊跃期待，认为既然省里权威出面，这事只有“静候佳音”。如果将这一新情况作为参照，你能明显看到人们对媒介的所谓期待，并不是真正地指望媒体做到新闻报道的本分，而只是为他们的心安理得提供更权威的依靠。人们并不真正关心机构媒体的新闻职能，这不就是“唱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的翻版吗？也要承认，在丰县事件的舆论进程中，“前媒体人”这个身份标签频繁浮现，在舆论升级上起到了显著作用。这是市场化媒体时代残留至今的微薄红利，即使是这种“红利”，因为是无根之木，在其外在的体现上很容易被质疑，也导致频发的诛心之论。对于“机构媒体缺席”这个事实，从不同的角度看，意义是不一样的，而意义所联系的利益上是有冲突的。但即使有这种冲突，也可以说人们对媒体的期待的并不纯粹，过于情绪化。这不是好消息，但多多少少会减轻机构媒体在新闻伦理上的亏欠感。或者说，大众与机构媒体各有各的心意难平，两下失去了在最大公约数上和解的可能。人们的无知，他们对新闻的不纯粹追求，成为机构媒体劝慰自身在新闻进取薄弱时的“挡箭牌”，又成为新闻人吸食的麻醉剂，来抵消新闻棱角对情怀的刺痛。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西安疫情至今，接连发生轰动性的个案，一码通两次崩溃，导致以其为技术基础的防疫局势无法稳定，医院拒绝孕妇的“闯关”，有临产孕妇要么干坐医院门口流血至流产，要么奔波在不同医院间碰运气最后仍然引产，还有心梗患者被核酸报告“卡住”不治。这些疫情个案在短时间内快速抬升其严重性，从封城初期步行穿越山脉、骑共享单车百多公里翻越封锁线，泅渡冰河还乡，到危急重症患者因无法接近医疗资源而出现生命损失。一开始的群嘲逐渐走向严肃，成为哀叹与自哀的共鸣。许多个案评论都已经把话说完，但对西安防疫指挥的整体评议偏少、偏简略，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千万人口级别的西安防疫部署，民间怨声载道，对它的不忿借惨烈个案有了强烈爆发，让西安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尺度”。西安作为一种尺度，丈量了三个层面：一是以一码通崩溃为代表的政府基础性采购，一旦用到真实场景下，虚假宣传与实际匮乏间差距甚远；二是以社区执行效率存疑为代表的行政效能，与全域防疫的高目标不相匹配；三是强硬的防疫政策中人命的次优先位置。或者这么说吧，西安城内出现的防疫混乱，令“防疫高于一切”的辞令破防了，也让不惜代价的清零政策有了事实上的反例。西安发生的这些事，导致的毫无必要的人命代价，给民众评判防疫得失提供省思，严防死守的防疫政策有了些许合理性危机。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疫情两年，病毒已经在广州、南京、扬州等地有过饱和攻击，何以西安不可以“抄作业”？这个疑惑实际上需要一个更宏观的开解，那就是：防疫不是“抄作业”的事，碍于市情，行政系统在防疫的多目标需求上往往有轻重缓急之分。病毒触发防疫，而防疫伴随问责，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种督战式的提示，历经反复上演，各地主官早已心知肚明。从体制内视角看，西安骤然封城，防止疫情沿着东西干线向东外溢，是理智的选择。甚至在应急阶段，片面防止院感也成为混乱中的下意识动作。西安防疫作为一种尺度，还提出了一个让民间和官场颇为两难的问题。对民间来说，呼唤一种像上海那样的精细化防疫，很可能是一厢情愿。防疫部署及执行一旦不能在行政权上有自知、有克制，是否只是为单纯的上手段增加合法性？对行政系统而言，一个尴尬的地方是，西安之前是对标的都是上海广州这类防疫优等生，而西安的防疫实况，让系统中人有了“即使争不了上游也不会坠落下游”的底气。从防疫经验可复制的角度看，西安提供的东西也许比上海要实用，也多得多。说白了，为什么上海防疫总是被褒扬，是因为市民不必竭尽全力去获得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它可能是安全感，可能是对医疗资源的共享等。而人们在西安防疫图景上的所见所闻，恰恰相反，一些居民耗尽心力，甚至用生命去争取基本的生存权益。在此之前，无论是武汉、南京还是扬州，中央政府与疫情严重城市的互动都是讨论具体举措的支持，但从孙春兰副总理对西安的专题研究会议看，这种上下“互动”相当微妙——实际上是要纠正西安防疫中“人民性”不足的问题，重申受它妨碍的固有立场。就此而言，对西安疫情防控的评估或者问责，仅仅以“防疫政策好不好”来衡量是绝对不够的，而应该将其放在“如何冲击国内防疫局势”“如何冲击动态清零政策”等维度上来判断。西安防疫中的溃败部分，是战略上的，而不是战术上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西安疫情乱象，不是新冠病毒在一个西部特大城市重复它在东部、南方城市的感染状况，而是混乱的防疫政策以围剿病毒为名，直接威胁市民安全的问题。这不只拖累防疫的有效性，还对行政体系苦心营建的防疫声誉造成伤害，它的代价绝不止危急重症的个案。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震动一时的辅警许艳敲诈勒索案日前二审宣判，连云港市中院维持了一审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剔除了9名受害人中的两个，涉案金额大幅度下调，落入十年内量刑，同时认定许艳有自首情节，最终判处7年徒刑罚款30万，原审13年罚款500万顿成历史。即使对于如此大幅度的轻判，舆论中人仍有普遍的不满。这些不满从一审时就已经显露出来，即使二审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种情绪，显然并未能完全平息这种情绪。一些舆论是希望全胜的，所以它们将许艳视作“受害人”，认为这是场非正义判决。如果要理解这种舆论和情绪，需要理解的一点是：这部分公众及其引导的舆论倾向，拒绝认为公务人员是刑案的受害人，这是某种敌视心理在本案上的发泄。进而，在罪与非罪、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区分上，不接受现有司法的判断，拒斥哪怕是“示好”的轻判。二审维持了一审的罪名，这是所有认真讨论的基础。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受害人从9人减去两人，孙某某和刘某某，是二审最为关键的地方之一。可以理解为二审法官对证据尺度有更严格考量，这是证据采纳的问题，不是法律适用的问题。罪名未变，但二审突出了自首情节。许艳如何归案，事实如何，是否有投案意向，一审并未有清楚描述，有含糊之处。一审判决书的粗暴书写，早就被吐槽过很多。一个更大的可能是，二审要为许艳减轻刑罚铺好路子，量刑往下走也是回应舆情关切。经过上述铺垫，再考虑被害人过错（也谈不上是重大过错。另外，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很少没有过错的），可以对许艳从宽处理。如此，二审在法定十年以下量刑，减到7年，作出了改判。对许艳、对舆论，这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很难用不堪来形容二审。最大的看点是，一审二审的网民心态基本没有变化，认定被害人是官员是坏人甚至是嫖客，于是替许艳打抱不平。本着这样的立场，将许艳代入“权力系统中的受压迫者”这么个角色，很容易自诩为正义的做法，可这样的“义举”，恐怕赶不上许艳对世道的认识。许艳与这么多人发生亲密关系，很难说是被迫使然，支持她如此行事的观念，势必与她对身边形势、人间及小镇官场关系有透彻的了解，而后加以精明的利用。她看透了小镇生活的本质，毫无羞愧地利用它，自如地适应了生活，这是她比声援她的人更为入世的地方。声援许艳的人，只是在非常抽象的层面凌空虚蹈，相较于许艳的追求与付诸行动的生活信条，可以说声援者是茫然且盲目的。也可以说，对许艳的所谓支持，看似在坚守某些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可仔细推敲下来，它们并不见容于许艳的生存实践。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说，在适应小镇权力生活方面，网民痛恨的受害人，与许艳本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如果认为前者是阴暗龌龊，后者是喊冤受屈，只怕不符合基本的现实。这是人性的复杂与幽暗之处，声援许艳的人，忘了这一基本面。如此分析，不代表本人的赞成或反对，只是希望少一点自以为义，明了在基层权力系统中游刃有余的基本法则，那才是许艳及那些受害人的处事逻辑与人间思路。作为与这套逻辑共生共存的我们，会在不同地点和场景下，遇到这样的世相与处境。其实，在理解许艳的人生选择上，司法的阐释过于呆板，舆论的理解又过分无趣，如果能有洞察幽微心态的文学式的理解，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护士如何在男权世界开辟出一条金钱与上升通道，如何不知疲倦且不带耻感地利用男性与身体资源，这是极有魅力的文学题材。在这一点上，许艳与劳荣枝有类似之处，她们在各自的时代中，以不名誉甚至罪行为台阶，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脱颖而出。她们是很早看透时代形势的那种女性，对自身作为诱饵不抵触，在沉闷的处境之上开出妖冶且危险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值得透视的人性与人物。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