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疫情：广州城中村的第三次去魅 | 舆论手札

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这一片沿东西向新港路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叙事的主要发生地、重点防备对象，而康乐村的低端服装作坊业及客居在此的湖北人，则成为社会解读的主要依托。

“一平方公里蜗居10万人”，是形容康乐村拥挤生存时最常见的数字。这是一个旧的数据，经过前两年产业与外来人口的转移，应该也不是确数。但在没有更权威的数据之前，特别是要解释当地疫情高发的原因，似乎又没有比它更贴切的依据。

正如社交媒体上前两日夜间来去嗖唿的传言，康乐村在疫情压力下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事件。表现在舆论空间的，是年轻化的新生代房东与乡党杂居的外省人之间出现裂痕。食利阶层与底层打工者的生存恐慌与价值矛盾，正在让广州城中村经历第三波去魅骚动。

广州城中村的前两波去魅，第一波以杨箕村为代表，在其漫长的拆迁及拆迁血案中，掌握舆论话语权、寄居村里的南方系记者编辑对杨箕村作了大量的、浪漫化的主客文化描写。这波外来者主导的城中村叙事，在杨箕村民大摆1500桌回迁喜宴时戛然而止，迅速退潮。

因为有了杨箕村的“教训”，以冼村为代表的第二波城中村去魅浪潮来得更加轻巧。冼村村民为争取更丰厚拆迁赔偿的“抗争”过程，外省人为主的广州先进媒体基本做壁上观。等到电影《天边有朵雨做的云》为老冼村做结时，它与外省人的广州叙事脱钩既久。

在这种广州叙事中，城中村被描写成外省人进入广州、立足在新中产阶层的“踏板”。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嘈杂和混乱，在寄托这些外省人的乡愁时成为莫名其妙的代入对象。城中村的魅力就此树立起来，它是一个个乌托邦，承载奋斗与乡愁两种外省人特质。

外省人主导的广州城中村叙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贯穿至本世纪头十几年，它还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叙事源头，滋养着这些文化人对广州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于，自觉成为粤语文化的支持者，而外省人与本地人的这一长达近20年的“蜜月期”于2016年10月破灭。

这一年的10月2日，杨箕村回迁居民摆下1500桌喜宴，这些身家上千万的村民庆祝他们的回迁。其声势之大，以及无法掩饰的经济实力的跃升，令隔着一条马路的南方系人心意难平。其中有直言者撰文，斥责杨箕村民的食利本性，这是一次割席般的断交宣言。

南方系对杨箕村的“失望”，窃以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单凭拆迁款所加持的阶层落差感到不满，这背后显示的是广州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无碍运作，及纸媒话语权被蚕食所引发的焦虑；二是杨箕村的文化代言者对村民忽略拆迁代价的愤怒，义利难共存。

杨箕村的这一次舆论争鸣，有助于哪怕是赞成杨箕村民的外省人看清，“苟富贵勿相忘”只是幻觉。有村民以命抗争获得拆迁谈判优势，却被其他村民利用来争得私利，外省人对城中村的赞美，忽略了级差地租的潜在爆发力，显得是那么可笑的一厢情愿。

这一次去魅过程，城中村村民浑然不觉，而为之感到沉郁的外省人视角，除了发泄怒火之外，还要稳定动摇了的价值观。杨箕村作为外省人叙事的代表“作品”，城中村作为外省人把玩的文化工具，在都市更新进程中破败，外省人向广州做了一次灵魂告别。

有了第一次告别的铺垫，外省人对冼村的拆迁过程抱以冷漠态度，声援上不参与、实际上不支持，你是你我是我，划清界限。而取代广州外省人来为冼村人写史的，是外国学者。他们认为在冼村抗争中发现了什么，经历杨箕村文化败笔的外省人，笑而不语。

等到猎德村拆迁模式运作，整个过程已经成为纯粹的金钱谈判，与外省人没有丝毫联系。杨箕、冼村、猎德是三个城中村，但在外省文化人的广州叙事中，其实是一条线上、两次去魅的阵痛——这种痛确实在减轻，等到康乐村去魅，他们早已不见踪影。

广州城中村改造在江北的成功实践，让已经宣布要拆迁的河南康乐村民以更大胆的眼光打量土著身份的含金量。有了这些财富心理的铺垫，听闻租客在海珠疫情封村状态下的骚动，新生代房东站在政府一边，以和理非非之态，埋汰租客不识好歹。

第三波城中村去魅的一方，主要是从事廉价劳动力、服装业上游产业链的湖北籍租客，他们对康乐村没有文化认同，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城中村文化叙事感兴趣。外省人与城中村房东之间褪去了温情脉脉，也不再有丝毫文化上的润滑。

劳动阶层取代外省文化人加入到城中村的去魅历程后，令这一波去魅来得直接且猛烈。脆弱的房东-租客关系曾被歌颂为广州宽容的标志之一，现在却成为积累怨气的导火线。再没有什么比房东口中的“黑户”之谓，更能证明城中村去魅的彻底性。

终于地，新生代房东喊出了“广州是广州人的家乡”这句宣言。这不可能只是河南本地食利者的心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当多本地人的态度。一句排外、却向粤文化更深的偏狭处盘踞的本地人宣言，遥遥地呼应死去多年的杨箕村式乌托邦叙事，多么讽刺啊。

不管怎样否认，或者假装不重要，省籍之间的不调和、不对付已经常见于现时广州的公共讨论中。这说明一个曾经将它们调和到一起的广州市民社会羸弱不堪，无法再有力地容纳多文化共生之需，难以为不同的乡愁提供相安无事的视野。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