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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方晓风教授谈城市空间边界设计的伦理思考

装饰杂志 2021-09-22



每天清晨,

我们从地铁站出来,

穿过公园,

而不是绕过公园,

走向各自的工作地点,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生活场景!


编者按: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庞大系统,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而其文化特征、生活品质、管理水平与文明程度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基础单元与子系统中。和谐动人的城市形象不仅是城市的建筑、景观和基础设施所表现的外在形象,更是各种基础要素集合与统一 的有机系统,其本质应当是人性化的。人在城市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可以看出这座城市体现着怎样的伦理和价值观。(赵华)

 

正文: 

若干年前,某位政治人物在大连市展开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早的一个动作是拆围墙。所谓拆围墙,并不是把所有的围墙都拆了,而是把政府机关大院的围墙都置成视线通透的金属栏杆式围墙,其拆围墙的口号是“还绿于民”。这个举动的确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为一段新政的序曲。围墙的变动,虽然不是制度层面的深层改革,但带来的变化可谓立竿见影,一则城市面貌的确得到改善,二则体现了政府走向公开化、透明化的姿态。空间形式的设计,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形式游戏。


【边界的意义】

边界是认识空间的起点。我们日常经验中的空间都是有限定的空间,空间的属性由限定空间的元素性质来决定。这些限定空间的元素就形成了不同的边界。我们看见一座建筑,往往先对建筑的立面形式有所判断,然后再进入建筑,感受其中具体的不同空间。这里,建筑的外墙就是边界。对于一片草地而言,材质变化形成了边界,或者草地边上的一排树也可形成边界。空间在认知上有点抽象和模糊,我们往往以无形的概念的来看待它,但边界是清晰而可感的。人们在论述空间时往往会引上一段老子的话:“合三十辐为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尽管老子的本意不是谈论空间,但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边界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由边界构成,人们更容易看到边界的形式,而忘了边界形式背后的原始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边界不仅是认识空间的起点,也是设计空间的起点。

 

1. 摄政大道至摄政公园的景观带, 约翰· 纳什规划


墙作为边界是最习见的形式,无论中外,古代的城市都有一圈高高的城墙,有的甚至还不止一圈城墙,形成内城和外城。像北京城,从紫禁城(宫城)开始,渐次是皇城、内城和外城(没有完全包围内城),共有四圈城墙,层层城墙把一个“禁”字渲染得无以复加。城墙最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是防守,因此在出入口需要特别加强设计,除了高大的城门楼,还要建出瓮城和箭楼,而城墙上除了箭垛之外,也做出特别的马面形式,以利于防守。这些特点,决定了墙作为边界,一方面给内部的人以心理层面的安慰,另一方面对外人而言,也产生阻吓的效果。但随着战争手段的发展,城墙的防御功能逐渐消失,人们已经不再考虑以城墙来实现防守目的,新兴城市都告别了城墙,甚至一些老的城市因为交通的原因也把城墙拆除了。不过墙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存在,仍是一件长久的事。

 

中国的文化有人概括为墙的文化,意即强调内外之别。社会中存在着一些无形的墙,形成不同的圈子,圈子内部的人交往是一种态度,圈内人与圈外人交往又是另一番情形。也有人形容中国人的性格是热水瓶性格——外冷内热,不熟的时候可能表情冷淡,而熟悉之后则可能无话不谈,所谓熟与不熟,关键看你是否能突破那层坚硬的壳。这些大而化之的认识,其实在现实世界的空间中都可找到印证。中国古代城市内的建筑与城市之间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以院落为单元组合而成。高墙深院是人们对中国古代建筑很直观的印象,对于大户人家,诸如王府之类,甚而可以小城视之。这些院落对外封闭,街道空间(商业街除外)十分冷漠,漫步所见除了门屋就是高墙和高窗,但院落内部则建筑立面十分开敞,自有一番天地,不乏鸟语花香的生活情趣。内外反差之大,既给人惊喜,也让人感叹。这还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废除“里坊制”之后的情形,如果在里坊制实行的时期,城市面貌则更为严苛。所谓里坊制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住户(除特权阶层外)不得直接向街道开门,而只能在里坊内部开门,这一限制造成了城市街道上只有里坊的大门,当然也便于统治者进行管理。里坊制同时约束了城市居民的出行时间和范围,夜间实行宵禁,进行交易则到集中的“市”。这样的制度限制了城市居民的活动自由,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活力,因此,其瓦解也是意料中事。从宋朝开始,就废弃了里坊制,才有《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一片繁盛景象。

 

边界是空间限定的必要形式,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墙内的是私有空间,墙外的是公共空间,墙作为边界承担了将空间私有化的职能。但边界的意义又并非这么简单,它也是对话与交流开始的地方。首先,边界形成了对外的形象,因此所谓面子工程的重点部位就在这里,中国文化传统上十分重视门的设计,“光大门楣”这样的词汇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建筑形象的变化;其次,边界的形式也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反映了空间主人对外的一种姿态,边界的材质和形式在时间积淀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符号化的意义。以大连政府大院的围墙改造为例,边界在视觉上的通透隐喻了政府办公程序的公开化与透明化,起码在姿态上有此指向;第三,边界的形式构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城市公共空间:它是由私有空间挤出来的“剩余空间”。在欧洲中世纪的小城中,确乎给人这种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实践层面的先后关系。从设计角度看,在新兴城市中完全可以先确定公共空间,再细分私有化的空间,但在认知层面,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边界形式就不再是空间主人的单向选择,而必须考虑城市的整体利益。

2. 豪斯曼在巴黎所作最重要工作图示:黑色为新街道,交叉线处为新城区,城边两个大公园(左:布洛尼森林公园,右:文赛娜森林公园)用斜线表示

 

【边界与城市意象】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探讨了如何分析人们对城市认知的方法,提出了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五个概念。这五个概念被认为是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研究的五种元素。也可以这么理解:人们通过这五种元素形成了各自的城市意象。从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城市的认知,来自人们在城市中的活动,因此,道路是首要的元素,边界的重要性仅次于道路。

 

在城市中,边界具有非常丰富的形式。人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印象,除了广场自身的尺度之外,就是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物的立面构成了广场的边界,也塑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形象——威严、肃穆、崇高。而在王府井商业街,则是街两边的商业建筑构成了边界,产生繁华、热闹和跳动的节奏。如果走到老的住宅区,四合院封闭的外墙就构成了胡同的主要面貌。而除了建筑物与实体的墙之外,边界也可以是一片水域,一片林地或绿地,一片抬起或下降的场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下沉广场是现代城市空间设计中的经典案例,下沉的设计一方面保证了整个建筑群的整体观感,视觉上没有中断,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区隔了人的活动与机动车交通,更重要的是下沉广场的边界不是封闭、冰冷的实体墙面,而是与城市职能相互贯通的功能空间,不然这就是一个坑,而不能成为一处有活力的城市空间。这里有商业空间可以服务于广场,也与地铁车站及周边的建筑物连通,由此形成了一个积极的,但又是闹中取静的城市意象。

 

自然元素形成的边界在城市中是宝贵的资源,水域更为可爱。近日看到杭州西湖及其周边环境整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这个结果对于杭州或西湖来说可谓实至名归。西湖构成了杭州最为强烈的城市意象,而杭州市政府为了申遗目标的实现,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西湖岸线的整治工作,拆除了大量建筑,为的就是优化西湖的边界,实现西湖景观价值的最大化。水域不仅提供了可亲近的水体,也提供了相对开阔的景观视野。以北京为例,最生动的城市景观来自两个地点,一个是金鳌玉栋桥,一个是后海区域。金鳌玉栋桥连接了老城内重要的东西向道路,将三海分割为北海与中南海两个部分,这一独特的设计为城市提供了一个穿越皇家园林的绝佳视角,其中尤以在桥上看北海的白塔为最佳。后海地区的商业繁荣完全得益于其独特的景观资源,尽管酒吧街的设置有点不伦不类,但这个地区的活力不容忽视,柔性而开放的空间边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3. 豪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新辟街道如何调整旧城肌理


正是看到了边界在形成城市意象中的重要作用,近代城市的建设中逐渐兴起了景观大道的做法。首开先河的是英国伦敦,1813 年由约翰·纳什(John Nash)规划摄政大道至摄政公园的景观带,在1820 至1830 年间完成。这条景观带覆盖的区域都是高级住宅,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催生的大量工人却住在窘迫、拥挤并且极不卫生的贫民窟中,由此可知这完全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城市建设手段,加深了城市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不平等,而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而豪斯曼于1851 至1870年期间实施的巴黎改造计划,则将这一思路往前推进了一步,他在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杂乱的巴黎街道系统上,大刀阔斧地开辟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交通系统,利用古老的或新建的纪念物作为节点,通过广场设置辐射状的道路,宽阔的林荫道直接连接重要节点,道路两旁的建筑物拥有统一的造型,赋予城市整齐划一的形象。这一改造不是针对某一区域或某一阶层的小打小闹,而是整体地更新了城市的面貌,成为当时不同国家竞相模仿的样板。


【边界设计的公共性与开放性】

豪斯曼对巴黎改造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梳理了交通系统,在视觉上赋予了城市有序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为巴黎注入了一个连续性甚好的公共空间系统,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体面的城市生活。豪斯曼的巴黎改造也是一次对城市已有资源的有效整合,将纪念物和广场等城市公共景观和空间连成网络之后,不仅提高了城市空间的意象性和标识性,也使这些资源之间相互关联,产生更大效益。可资参照的另一个案例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城中的乌菲齐宫,其用地是美第奇家族的私有土地,但采用了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建设,在地块的中间开辟出了一条公共街道,乌菲齐宫分列街道两侧,这显然是不经济的设计,但这条街道开辟了一条新的城市视廊,连通了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广场与阿尔诺河两个开放空间,不仅极大提升了这一区域的空间品质,也确立了乌菲齐宫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瓦萨里的这一设计被公认为具有城市意识的经典案例。

 

城市是个复杂的综合体,最重要的特点是集聚。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阶段,是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有一部分人可以不事生产而生存,因此,城市中的居民无法“独善其身”,而必须借助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才能生存。城市生活的品质与其公共性的程度有关,公共性同时与空间的开放性有关。即使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城市,也经历了不断开放城市空间的过程。公共性与开放性是两个既有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公共性是对空间参与者的界定,开放性则是对空间形态的界定,开放的空间是达成公共性的有利条件,但具有公共性的空间未必是开放的。

 

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近现代城市,居住人口和空间尺度都急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不同阶层在享有城市空间资源上的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呼吁,但真正让社会正视这一现实的还是瘟疫的流行,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它抹平了阶层的差异,无论贫富都无法逃脱,也正是瘟疫让统治阶层意识到城市是所有人群生活的共同体,一部分人的痛苦可以转化为全体的痛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后世城市规划的《健康法案》得以通过立法。公共性和开放性是基于城市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所必然提出的要求,城市公园、开放绿地这些新型空间形式都是顺应这一要求而诞生的,这些空间的存在便利了底层民众接触自然,改善了城市环境。

 

城市之中,私有空间的存在不可回避,但边界作为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发生关系的界面,其设计应有城市的视角,从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角度切入思考,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环境的整体品质,也有利于所属空间自身的活力。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值得一说的是苏州的沧浪亭。沧浪亭一反私家园林边界设计的常态,在边界处设计了双面廊,廊子串联起了亭子和水榭,一方面水面本身已经形成了隔离,另一方面这一设计也将公共水域的景观纳入了园林之中,既美化了城市视角的景观,无形中又扩充了自身的疆域。中国园林的要义是小中见大,借景是常用的设计手法,但这种城市与园林互借的设计并不多见,也契合了园主人以沧浪为题的精神境界,直观地展现了豁达的胸襟。

 

4. 沧浪亭的外围边界处理


【当前中国城市空间边界设计的思考】


沧浪亭的边界设计手法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但这样的设计并没有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得到推广,不然,大连市拆围墙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由于院落式建筑的传统,墙的心理在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的建设中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单纯地改造围墙不是出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空间私有化的问题。公共性和开放性的缺失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学者戏称北京的城市文化为“大院文化”,可谓一语中的。大院的存在,一方面阻碍了城市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大院中生活的居民带来不便,而维持大院的最根本的诉求不外两点:一是管理上的方便,二是居民的安全感。这一认识,不仅在历史形成的大院中延续,在新建居住区项目中也在蔓延,而城市的公共空间由于开放性的缺失,导致效率低下,不能给城市带来积极的提升。

 

学生们曾经调研了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区域,一方面现状给人喧嚣、杂乱的感觉,繁杂的交通是人们对这一区域的主要印象;另一方面,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区域存在着大量的公共空间,如北京展览馆、动物园、五塔寺、恐龙博物馆等,一条内河穿过这一区域,此外还有大学校园和星级宾馆。这些空间元素的存在本可塑造出一个舒适且有活力的城市区域,但由于各自为政,都圈在各个不同的大院之中,城市空间支离破碎,大院的存在在人流和交通上产生的挤出效应,使这一区域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一个乱字。对于本身具有公共属性的空间,坚持不开放的做法,除了管理上的些许便利之外,剩下的就是各单位变相把空间私有化的小算盘。虽然这些大院的围墙在视觉上是通透的,但丝毫无助于城市环境的改善。

 

这种简单化管理的思维在大学校园围墙的存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外有许多没有围墙的校园,但回到国内就碰到国情论。许多新校区,名义上不建设围墙,但最后都加上了护城河,在空间本质上毫无变化。北京大学甚至为了校外人员是否可以入校参观,而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理论上,公立大学的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校方有什么权力可以禁止校外人员进入校园呢?同时,这种管理措施既增加了管理成本,也给北京大学的成员带来不便。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有没有围墙的大学,湖南大学是最好的例子。没有围墙既没有降低湖南大学的办学质量,也没有增加治安事件,相反公交线路的引入,既便利了大学师生,也完善了城市交通体系,附属其中的岳麓书院等文物保护单位不会丧失其社会属性,同时环境本身无言地塑造了师生开放的品格。管理只要落实到楼门就不会带来治安问题,事实上对于有校门管理的大学而言,楼门管理依然不可缺少,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反而降低了管理成本。

 

5. 朝阳公园边界渗透性评估图,红线为公园实际边界,蓝线为视觉渗透情况,黄线为行动渗透情况,红色区域为禁入区域。(郝培晨绘制)

 

或许我们没有能力一下子使所有边界都能开放,也没有能力改变现有的管理模式,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改善城市空间品质的余地。以北京在建国后陆续建设的城市公园为例,其边界存在着很多不符现状发展要求的地方。众所周知,现今的大部分城市公园已经实行免票入园的政策,但公园在形态上还是围墙中的绿地。在建国初期的城市建设思想中,公园是为了丰富广大人民的业余生活所设置的一个专门场所,突出的是其功能色彩,尽管门票价格不高,但也使得去公园成为一项郑重其事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公园设计并不重视其与城市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在内部空间的经营上。同时,中国的城市公园一部分由历史形成的名胜古迹、私家园林、皇家园林转化而来,一部分虽是新建,但在造园手法上取自传统园林,追求壶中天地、小中见大的效果,而总体呈现出外向封闭、内向开放的空间特点。这种局面造成了,除了在公园门口,人们很难在城市生活中感受到公园的存在。公园的边界形式,除了实墙,就是绿篱,或者是乔木、灌木组合形成的绿化带,总之就是要阻断公园内外的视线交流,以获取公园内部闹中取静的效果。

 

公园免票政策的意义在于,由此实现公园与城市生活的更好融合,它不是服务于某一部分人,而是指向所有人。门票无论多廉价,它的存在都是一道门槛,会阻挡住相当一部分人群。同理,边界形式不改变,出入方式的局限也是一道门槛,依然不能实现服务于全民的目标。从景观角度看,满园春色锁深墙,等于是景观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城市空间日趋紧张的当下,墙边界降低了公园应有的景观效益,也整体上影响了公园的社会效益。更有甚者,有的公园利用公园边界进行商业开发,餐饮一条街不仅封住了公园景观,而且把不雅观的后厨部分朝向公园,这种简单的商业开发模式给公园造成了双重损害。

 

【结语】

城市公园边界的种种问题,在设计上很容易进行调整,可以利用水体打开边界,使公园景观渗透到城市空间中,也可以把商业设施的形态由街墙式的改为梳状楔入或组团式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公园与城市的关系?公园应该是城市的有机组成,而不是其它功能空间挤出的剩余空间,也不是规划中一块华丽的补丁。公园之公应该成为设计者、建设者考虑的首要起点。从边界入手,站在城市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就是我们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一条捷径。

让人们从地铁站出来,

穿过公园,

而不是绕过公园,

走向各自的工作地点,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生活场景

来源:《装饰》杂志2011年第1期“特别策划·城市细节”

作者:方晓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装饰》是目前国内艺术设计类唯一的核心期刊,杂志立足学术,放眼社会,涉及衣食住行、美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艺术设计的各个专业领域,是专业设计师、设计教育者和学生的必备读物,在专业圈内享有较高声誉。近7年来,担任主编的方晓风先生为其撰写的80余篇“写在前面”,既见证了杂志的成长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忠实地反映出我国设计界的成长和变化。您可在“当当网”订购《写在前面》一书,也可以拨打《装饰》杂志编辑部电话(010)62798189订购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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