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工运 | 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三十三）
中国工会史是中国近现代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折射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工人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谱写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历史华章。
即日起，小午为您带来钟恭訄先生的工运史话连载《创生与成长——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让我们一起重温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工运史。
国民会议力促成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临阵倒戈，杀回北京，软禁了总统曹锟，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接着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是。
孙中山早就对北方的"猪仔国会"心存不满，自从发生了曹锟贿选等丑闻后，它在百姓眼里的形象一落千丈。孙中山接电后，即于1924年11月13日应邀离粤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者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但是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却各有自己的小算盘。段祺瑞结束了天津的寓公生活，回到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即于12月6日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对抗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又决定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以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根据《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四类：（1）有大功勋于国家者（系指孙中山与黎元洪）；（2）此次讨伐贿选及制止内乱之军事最高首领；（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代表；（4）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或特派，其人数不得超过30人。根据这些规定，段祺瑞电请了123人参加会议，其中除孙中山等极少数人有资格以外，主要是全国各地的军阀头目、官僚买办、政客及其御用文人，却根本没有人民群众推选的代表。由这个代表官僚、军阀利益的会议讨论、决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召开国民会议、产生新政权。显然只能产生军阀官僚专政。
孙中山本来是想开一个类似于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国民会议，不想被段祺瑞这个老狐狸给忽悠了。1925年1月17日，抱病赴京的孙中山发表了《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指出善后会议的谬误，提出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如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为了搪塞孙中山，段决定聘请省议会议长、教育会会长、农会会长、商会会长为专门委员出席会议，根本没有允许广大工人、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会议，而且这些被邀请的专门委员不由人民推选，而由各地方军阀实力派推荐，产生的委员也是仅能列席会议，并无表决权。
孙中山识破了段祺瑞的骗局，决定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不仅如此，连特邀的黎元洪、岑春煊、梁启超、章太炎、唐绍仪、朱启钤也不领情，来函谢绝参加。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人民更是纷纷通电，抵制善后会议。
早在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但由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使这一正确的主张不得实现。1925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四大"发表的宣言中，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群众团体纷纷通电揭露善后会议的虚伪，并积极努力，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争取召开国民会议，以抵制善后会议。
中共四大宣言和决议案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李大钊曾专程去天津和孙中山会晤，1925年2月，孙中山到达北京，李大钊率领北京群众亲往车站迎接。双方深入交换意见后，孙中山完全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主张，即决定于3月1日如期正式召开。
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隆重开幕。到会代表200多人，代表20多个省区内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共代表数十万以上的民众。代表的成分十分广泛，有工农群众、学生、教职员、专家、新闻记者、律师、民族资本家等；代表中还有不少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恽代英、邓颖超、王尽美、赵世炎、朱务善、刘清扬等。各铁路和各地的工会、农会具有声望的领袖，如王荷波、史文彬、邓培、孙云鹏，上海总工会领导人郭景仁，以及各地学联等社会团体的领导人都参加了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作为会议党团书记，组织领导了这次大会。赵世炎口才好，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分析问题透辟。在大会上发生争辩时，以他为首的党员代表的发言和提出的主张，对右派分子所发表的谬论严予驳斥，不断获得大多数出席代表和列席旁听人士的掌声与喝彩。
开会期间，孙中山的病势沉重，国民党右派分子都相继北上麇集北京。林森、邹鲁、谢持、冯自由等人，大肆叫嚣反共，企图分裂国民党。但孙中山对国共合作态度坚定，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和信任，并委以重任。孙中山病势垂危之际，李大钊曾两三昼夜守在孙中山寓所，团结陈友仁、宋庆龄等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逝世前签署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份遗嘱，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专门举行了悼念活动。
大会着重揭露了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并且否认了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所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广泛的讨论，通过了国际、国内、财政、宪法等问题重要决议案， 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
这次会议虽然未能达到改组政府的目的，但是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进一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会议条例没能实施，而以国民会议为口号的群众运动，却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编辑：刘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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