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避免自己成信息炮灰？为什么你的义愤填膺刚好是他的信息利用？看完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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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没法说，说了就被删个干净。看起来这个方法很奏效，实际上信息后果很严重。在信息生态中，行政思维干预和政治手段管制，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衍生了更多的问题。

简单点说，这个事情有两个角度的警示。

一是信息管理的全面被动因何而至？

社会管理者对网络的高度重视，源于社区网络，起于社交网络。信息的生产和加工、流通，以前一笔在握、一纸在手、一人在编，就可以有效控制，大家熟悉的报刊、广电就是信息批零枢纽，这个时候的信息传播是单向流动，公众是被动获取。

有了网络工具，网友也成了信息生产者，信息的传播开始多元化，互动开始有了多向性，传统的信息垄断格局被重构、颠覆。专业主义沦落，信息作坊兴起。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开始发挥终极作用：一手控制信息平台，多手参与信息加工。也即，各类信息平台通过投资来达到隐性垄断，进而控制信息的分发和流通，再而延伸控制信息的生产和加工（各类自媒体的被投资）。

很多人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看明白：看起来信息生态无限繁荣，实际上信息获取并不由己。你喜欢什么他们知道，他只需要通过算法喂信息给你就好，并且你还得为此买单。

回到管理，你会发现宏观的方面目前最可堪明目的成果，是针对网络生态的各类立法、规管逐步完善，集中管理的优势也很显著。问题在于，行政的滞后与资本的灵活，让信息的生产、加工、流通权旁落，目前较主动的是强势干预，很被动的是强势干预总被反向利用。

以资本对付资本，这一步当局是有极大优势的，但因国有资产管理等各类臼窠，并没有发挥出来。眼见着资本从整体平台投资，到化整为零的兼并，非但传统专业信息机构被弯道超车，连专业或半专业、非专业信息生产者也被资本收编。

也因此，但凡有事，信息战的启动往往是资本优势集中。战场就是资本控制的各类平台，战士就是资本收编培植的各类网友，而弹药则来自管理的失策和失措，源源不断取之不竭。这样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被打成筛子。

二是重大历史时期的信息预案不足。

信息时代，所有的信息事物都不是孤立的，比如川普与希拉里的信息大战，一方完全掌控传统媒体资源，一方有效使用网络媒体平台，结果是后者竟然异军突起。看起来这个很奇怪，实际上是极好的信息战案例，川普在信息预测、预判、预防、预控上优于希拉里。

放到目前发生的案例上，从信息管理部门到北京大兴区，基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信息预测、预判、预防、预控显然不到位。这个不到位，并非单一部门或区域的问题，而是在信息生态中，我常讲的“四预”是跨部门、跨区域的设计，因为你要应对的网络特性就是跨区域、跨部门。

故而把所有的信息责任，用行政管理的责任去归咎，对于社会管理来讲并不客观。大兴一个区，甚至北京一个市，或者网络管理一个部委，都无法单独完成重大历史时期的全部信息责任。

正常的状态是，每逢国家管理的重大节点，都应该提前有各类信息预案。这个预案的基础，就是对节点前后的各类国际环境、国内状况进行预测、推演，要详细掌握各方力量并就此做好各种可能的信息战准备。也即，这种节点，就犹如常规战争战备状态一样，信息生态也要进入战备状态。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资本培植的信息部队，娴熟于各类节点的作战，训练有素作战有方。作为作战对象的另一方，则仓促应战屡战屡败。从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进行考量，信息战无法避免，但作战的主被动性却可以把控，目前通过行政干预和政治管制，是达不到主动效果的。

整体上，我们的网络管理措施还过于单一，而于今之世界，非但基于企业的公共信息安全管理要十分重视，基于国家的公共信息安全管理也同样重要。否则，遇上任何单一事件，被信息战演化为公共事件并就此展开博弈时，社会管理、国家安全就会陷入被动。

综上，最近这两件事情，从单一社会事件变成综合公共事件，在信息战的博弈上，对过往的信息管理有效性是个检验，对现有的信息管理体系是个警示，对以后的信息管理建设是个启发。任何方向的信息战，在信息社会都不可避免，从挨打到对手不敢打到自己主动打，这同样需要一个过程，遗憾的是这种局面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如今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更多案例分析：

专注于网络研究、公共信息安全管理。

著有《中国网络通史（上下卷12册）》，《网络大破解》（6册）。主持网络评论节目《网眼八分斋》、《舆情观察室》、《网络大破解》。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卫视、深圳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特约嘉宾。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媒体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政府采购协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新阶联主席助理，广东省新阶联发起人、常务理事，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点亮心光社工中心发起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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