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前言 |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

小编注：本文系《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4期“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劳动转型”专题研究之前言，介绍了该专题的研究背景和专题下数篇论文。本系列文章将在公众号内陆续推送，欢迎持续关注。

组稿人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研究员、加拿大女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传播的劳动》(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道：“除了极个别的文献以外，传播劳动是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盲区。”(Mosco，2006，p.493)然而，随着企业兼并和信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技术和制度革新，全球范围内IT产业的迅速崛起，以及传播产业中雇佣劳动力数量的不断上升，传播学者愈加关注数字经济背后的劳动议题，特别是劳动和劳工组织的变迁，并尝试将它们置于宏观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观照，后者对媒体和传播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组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博士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夏冰青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文森特·莫斯可合作完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劳动转型”专题研究，旨在运用政治经济分析这一工具，聚焦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议题以及在上述转型过程中，劳动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此组专题研究立足于厘清这些困境与数字时代劳动者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将数字时代劳动转型的议题与中国加速进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勾连起来，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关键作用。该专题的研究成果力求丰富和拓展当前学术界在数字时代劳动转型议题中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核心议题，尤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从业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关于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一般认知，并对数字劳动的意涵进行更为多元化的解读和阐释。

    （一）    

丹尼尔·贝尔(Bell，1999)在20世纪末曾颇具洞见性地指出，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theoretical information)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不断成为全球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在相对贫困的国家更是迅猛增长，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因此也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车间”转变为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Mosco & McKercher，2008)。

然而，由于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和企业兼并(corporate convergence)共同导致了劳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下降，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Winseck，1998；Ross，2009)。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大为萎缩，而弹性雇佣关系(contingent employment)变得更为普遍。因此，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都不得不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普遍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最后期限、由劳动分工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同时，他们还深陷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Yao，2014)。

在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就业的IT程序员作为全球化数字劳工体系中末端的一环是上述知识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萍博士的《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一文，正是基于知识劳工的理论框架，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对IT程序员的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进行系统性探究的理论成果。中国IT程序员如何从知识劳工的角度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自称为“码农”或“屌丝”的社会文化意涵是什么？这种自我认同与知识劳工的相关性是什么？他们的劳动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拓展我们对“知识劳工”这一框架体系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以中国IT程序员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劳动者被裹挟进高度不稳定且等级森严的分工体制的现状；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刻地反思资本对于劳动者的控制从工作领域已延伸到休闲领域，使两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且不断延展到主体性的建构方面——中国IT程序员戏谑地自嘲为“码农”或“屌丝”的行为是他们表达对自身日渐滑落的社会地位不满的一种方式。

    （二）    

数字时代“工作”与“休闲”边界的模糊化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转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面向。具体来说，工作场所之外的家庭时间早已被“劳动”侵蚀，其一，雇主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将工作任务延伸至劳动者的非工作时间；其二，劳动者的物质消费和观看行为被不断整合到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之中。夏冰青博士的《中国媒介产业中实习生的困境研究：以S和X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例》一文敏锐地发现，在数字时代，学生和工人之间的界限也存在日渐模糊的趋势。她以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的实习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S和X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进行案例分析，揭示出中国互联网行业实习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境，如低薪酬、低保障和高压力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数字劳工的理论框架出发，对中国媒介产业中的实习生制度进行了政治经济批判。

夏冰青博士这篇论文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她洞察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实习生和全职员工之间的区隔。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她发现虽然实习生被要求像全职员工一样连续工作，但是他们因在工作灵活性、同工同酬方面遭受诸多不公平的待遇而成为“弱势群体”。与作为控制生产过程的全职员工不同，实习生只是“机械的”执行者，为前者的失误负责，且对他们的“生杀大权”也掌握在前者手中。中国互联网内容生产行业中的雇佣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分化现象，尤其是当这种差异性和不公平出现在“曾经在相同工作环境中被雇的劳动者”之间的时候(Flecker et al.，2009，p.32)，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便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内部不断涌现出的新矛盾和新摩擦，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异常紧张，这会极大地阻碍劳工团结的形成。

    （三）    

毋庸置疑，ICTs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由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组成的下一代互联网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转型(Schiller，2006)。在此背景下，莫斯可在《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一文中对下一代互联网所蕴含的劳动的含义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莫斯可看来，与下一代互联网紧密相关的劳动者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挖掘钶钽铁矿的工人、菲律宾的商业内容管理员，以及数据流产业中的零工经济劳动者等。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制于高科技生产过程中的“铁三角”关系，即越来越高的产品价值、不断加快的生产速度和更低的生产成本。在上述这种关系中，劳动被加速商品化，同时被彻底降格(degraded)。此外，莫斯可更是颇具前瞻性地警示道，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日臻成熟，工作的消亡和人力的淘汰已不再是“天方夜谭”——目前美国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受新技术的直接威胁而处于失业的高风险之中，而且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是从事教育、医疗、法律、会计、金融、销售和媒体工作的专业人士(Frey & Osborne，2013)。

面对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我们应该何去何从？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呼吁通过立法的途径保障数字时代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待遇，如保护零工经济劳动者免受突如其来的伤残带来的影响，或者为他们的退休做最起码的经济准备。他们同时强调工会(或行业协会)在劳工的离职津贴和持续的健康福利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作为一项极具建设性的倡议，“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全新的概念呈现在公众面前，用来确保数字时代每一位劳动者和因各种原因(如伤残、失业等)暂时或终身无法参加劳动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收入，对许多无法找到一份维持生计工作的个体而言，这既是一项公民权利，又是弥合社会不平等的一剂良方。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全球科技界领袖人物的广泛支持，他们在芬兰、加拿大、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开始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试验，这对于从根本上帮助数字时代劳动者消除因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和劳动保障方面的变化而带来的无措感，以及克服由ICTs和数字技术发展导致的对工作消亡和人力淘汰的恐惧感极具价值和意义。

最后，特别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偲骕博士和张岩松博士对莫斯可《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一文的精准翻译，感谢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鼎铭博士为此译文专门撰写了导读，感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方惠博士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杨睿硕士对本专题论文的仔细审读，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能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投身于数字时代劳动转型议题的研究之中。

封面图来自网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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