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叶旻尔 | 名人如何影响当代生活：名人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访肖恩·雷德蒙德教授

作

者

张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叶旻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本文基于对名人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肖恩·雷德蒙德(Sean Redmond)教授的深度访谈，探讨了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科范式、当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等。雷德蒙德教授不仅是名人研究领域唯一学术期刊《名人研究》(Celebrity Studies)的创办者，也是名人研究的分析框架“两个闭环”的提出者。他指出，名人作为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种文化形式，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甚至决定我们的认知、行为方式甚至社会结构，这也证明了将名人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的必要性。雷德蒙德教授指出，名人研究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性，他鼓励学者关注边缘地带，从本土文化出发，丰富理论贡献。

【关键词】名人研究；肖恩·雷德蒙德；文化；方法论；“节拍器”

肖恩·雷德蒙德(Sean Redmond)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艺术与教育学院的教授，其研究兴趣主要有明星与名人文化、科幻电影中的性别研究、电影作者身份研究、电影配乐特效研究、亚洲电影研究、白人文化研究等。他的研究涉及多种研究方法，包括眼动追踪、网络民族志、自我叙事(storying the self)等。雷德蒙德的著作有《流动的空间：数字时代的科学电影与电视》(Liquid Space: Digital Age Science Filmand Television，2017)和《名人》(Celebrity，2018)。荷兰应用科技大学教授约克·赫尔姆斯(Joke Hermes)评价《名人》一书为“了解名人文化如何使多种媒介形式发挥作用的最佳工具书”。

同时，雷德蒙德也是名人研究领域唯一英文学术期刊Celebrity Studies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他曾在2012年主办首届名人研究学术会议，并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会议中担任组委会委员。

名人研究(celebrity studies)是以名人为对象的研究，具体包括名流、明星、知名政客、艺术家、企业家等在大众媒体中具有知名度、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名人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但是目前我国文化和传播学研究对该领域涉及非常少，因此本文将通过对雷德蒙德教授的访谈，试图阐释名人研究的内涵及其范式、发展前景等内容，以促进名人研究在我国的发展。

问：张莉、叶旻尔

答：肖恩·雷德蒙德教授

一、名人研究：交叉学科的无数种可能

名人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历史渊源、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都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色。雷德蒙德强调，名人研究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的边界，这种交叉性正是名人研究的活力来源。

问：您认为名人研究是一个学术领域，抑或是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一种表征、话语、产业、文化，或是其他的什么？

答：名人研究是一个由许多学科(discipline)和视角(approach)组成的学术领域(academic field)，它包含电影、电视、媒介、文化研究，涉及受众研究、社会心理学、现象学、文学等学科。这是一个致力于探索学科间新的延伸、关联和冲突的研究领域。

具体来说，名人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取决于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媒介技术和研究模式。例如，我们会通过分析文本、挖掘文化内涵的方式考察涉及单一明星的文本，对于自媒体名人的研究则更加关注他们与数字的连接，还关注公民、民主、商品化和参与式交互(participatory entanglement)以及娱乐产业跨国流动等主题之间的关系。

问：您能否就名人研究跨学科的本质进行更细致的解释？例如，名人研究与其他学科(如性别研究、政治学等)之间的联系在哪里？

答：所谓学科的边界和落脚点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不同学科之间互相依托、互相交叉，这使得我们的研究也无法回避这种交叉性。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总是在文章中提到交叉性，他们强调，只有认识到“某一文化现象的存在是不同维度的交叠的结果”这一事实，才能真正理解当代社会生活。

性别研究是名人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优秀的研究关注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性别规范如何与名人意识形态、幻想、实践形式联系起来等。许多性别研究者也借用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些名人——不得不承认，文化研究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对于政治名人的研究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学者会借用政治学的理论工具，结合名人文化中特有的有机性，以此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问：您可以介绍一下名人研究的历史发展吗？它是如何从传统学科中获得理论参考的？

答：名人研究的本源还是在于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哲学和文学研究，主要奠基人有弗朗切斯科·阿尔贝罗尼(Francesco Alberoni)、理查德·代尔(Richard Dyer)、巴里·金(Barry King)、杰基·斯塔塞(Jackie Stacey)、克里斯汀·格拉格提(Christine Geraghty)等。从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Adorno)、霍克海姆(Horkheimer)等人在对个人魅力、媒介内容生产、人格工业化生产(manufacturing of personality)等话题进行研究时，都提到了名人的影响。

不过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学者们被要求列出所在领域的著名作者时，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列出大量白人男性的名字，这纯粹就是个错误：推动名人研究领域发展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充满智慧的女性学者，包括乔·利特勒(Jo Littler)、克里斯托·阿比丁(Crystal Abidin)、艾琳·迈尔(Erin Meyers)、汉娜·哈马德(Hannah Hamad)、梅拉尼·肯尼迪(Melanie Kennedy)等。

问：名人研究领域中，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答：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想解决哪个领域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会关注历史学、谱系学，或者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发展流变。他们可能会探索名人是如何影响权力的产生的，以及种族歧视、父权制、异性恋等意识形态的产生。也有研究会关注明星与国家想象、跨民族的表征之间的关系，关注对名人文化的消费与商品化，或是通过实证性研究来揭示名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力及其合理性。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学者，更倾向于将名人文化视为一个充满情感的系统，为我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感官体验。总的来说，我们所追寻的可以概括为“名人是什么”“名人做了什么”以及“名人文化在哪里传播和为何传播”这三个问题。在《明星与名人：读本》(Stardomand Celebrity: A Reader)一书中，《名人研究》期刊的另一位创办者苏·霍尔姆斯(Su Holmes)和我尝试为研究者指明名人研究中关键性的文本和定义(Redmond & Holmes，2007)。

问：目前，名人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哪些？是否有特定的研究方法，抑或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答：名人研究这个领域涵盖了艺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部的理论和方法，有以数据为导向的，也有以文本、语境分析为导向的。实证主义、现象学、后女性主义、媒介历史研究等视角在名人研究中并存。每一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总是会带着他们自己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工具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并不会使用相同的理论，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我们都致力于探索名人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用何种方式做，并对社会政治生活造成了什么结果或影响。事实上，近期许多新兴的研究都是使用数据对名人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这大概也是前沿研究中比较新的研究方法。

问：对于“名人”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会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学科背景的影响，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一定的共识，以保证学术交流和实践的效率？

答：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确定这个领域是否可以被简单地“设限”。出现了新的问题，就应该采用新的视角，与之对应，我们也可以获得更加全面、深刻的发现，这个领域内的争论、对立，都是开拓性的探索之旅，都是有益无害的。例如，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人们对于明星—受众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正在逐渐被简单地概括为“超社会的”、间接的、通过媒介连接的。这一视角主要来自社会心理学，而我自己的研究就是对这些观点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领域的思考升级。在理解名人的过程中，我强烈反对寻找唯一的“火花”、唯一的答案、唯一的动机之类的行为。如果有所谓“正统理论”的产生，我反而会感到担忧。

二、名人：现代生活的“节拍器”

明星、网红已是现代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部分，从商业杂志到电视节目，我们消费明星参演的电影、电视剧，观看网红直播，在社交媒体上获取明星的动态、绯闻作为日常生活的谈资。雷德蒙德指出，名人本身是作为商业化的产品存在的，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而消费名人文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因此，他将名人比喻为现代生活的“节拍器”。

雷德蒙德在名人研究领域作出的另一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两个闭环”的名人研究理论模型，为分析名人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

问：您的著作《名人：媒介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Celebrity: Key Ideas in Media & Cultural Studies)被评价为“了解名人文化如何使多种媒介形式发挥作用的最佳工具书”，您还在其中突出了“两个闭环”的分析模型，可以详细地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答：我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两种理解名人文化功能的模型，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重叠。一种关注名人文化(由霍尔和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团队发展而来)，另一种关注名人情结(celebrity affect)。闭环模型被用来解释某一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每个闭环都由5个“节点”(node or point)构成，并互相作用。“名人文化”闭环包括呈现(representation)、身份(identity)、生产(production)、消费(consumption)和规制(regulation)5种行为；“名人情结”闭环的5个节点与之对应，分别是情绪(affect)、文本(textuality)、化身(embodiment)、代理(agency)和颠覆/解构(disruption)。我认为，只有从这10个基本点出发，才能理解某一特定的名人现象。我在书中结合案例，带领读者从这10个基本点出发进行研究，并在此过程中证明这套方法的可行性。

从本质上来看，这套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种人为的干涉：此前我对名人研究的担心在于它很少关注人们的情绪、感受、快乐与痛苦。引入“名人情结”这一模型，可以尝试弥补之前的空缺。

问：作为名人研究的研究对象，“名人”是如何被塑造的？

答：名人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会在广义的文化中被生产和消费。名人是筑梦师，是梦幻生产机，是被赋予经济意义的商品；他们将一些理想化的观念具身化、具体化，以令人愉悦的个体形象存在着。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将名人概括为3种类型：归属名人(ascribed)、成功名人(achieved)、属性名人(attributed)。他指出，有人能够出名，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亲缘关系，有人可以出名是因为他的技能或天赋，也有的人能够为人所知，仅仅是因为他们被选中成为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在教学实践中，这种分类方式确实非常直接有效，但是在学术实践中，又显示出局限性。名人的形象、知名度总是与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等身份属性密不可分，因此在不同的阶段，名人会因为不同属性而出名。

问：您认为名人研究对现实生活有何意义？

答：名人就像现代生活中的“节拍器”，它充满力量与美感，存在于我们全部的文化生活中。现代生活是被规训的，人们按照特定的节奏生活，而名人则扮演着“节拍器”的角色。名人影响了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感受方式，为世界复魅继而祛魅，为野心和欲望提供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和跨国交易。通过接触名人文化，参与名人文化的消费，我们逐渐成为有着自尊心、归属感和成就感的社会性动物。它的节奏安静、持久，并且深入人心，对文化、社会乃至我们自己的处世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代表着欲望与诱惑的新生事物不断更新换代，名人就代表着资本主义流动过程中的节奏，展现着不断变化、转型的商品的外延。

问：您认为目前明星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研究明星与受众关系时，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答：目前有大量研究都将活跃的受众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包括我的研究在内。我的研究采用了“自我叙述”的研究方法，让研究对象能够自由描述明星和名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错综复杂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迷恋、接纳、身份认同等话题。换句话说，受众研究的成果证明，研究明星和名人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平民阶级的日常生活。例如，我们对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粉丝崇拜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卫·鲍伊的音乐能够使粉丝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并使粉丝为所谓的“低俗乐趣”集体发声，而他离经叛道的人格和另类的歌词内容使粉丝用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他们的性取向。但是，必然地，也有一些实证研究揭示了明星和名人如何加重了占有式个人主义、物化，以及种族问题上的身份偏见。

问：在文化研究中，许多学者都会选择关注当下最流行的现象，但是您曾在论文中指出历史视角在名人研究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您是否可以就此作进一步解释？

答：历史的、文献的、纵向的研究在任何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够让我们了解某一现象的起源、转型，以及和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研究关注了好莱坞的工作室制度下的造星、早期电影产业中的造星，也有对名人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还有的研究考察了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明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作用。如果缺乏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就像在黑暗中奔跑，无法对我们尝试理解、探索的事物形成具体的认识。

《名人研究》创办的10年来，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伯克利·凯蒂(Berkeley Kaite)在2013年写的有关历史事件的《粉色套装：杰奎琳·肯尼迪与被玷污的名人》(Kaite，2013)。这篇文章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杰奎琳·肯尼迪的第二任丈夫)的讣告、传记、回忆录，肯尼迪总统的传记，以及关于杰奎琳在白宫期间的报道。这些文本使奥纳西斯和粉色套装这两个元素被置于特定的名人语境下：杰奎琳作为一位女性名人，一方面被认为是充满魅力的时尚领袖，另一方面她对肯尼迪遇刺当天的细节长期保持沉默，并以此来表达自己无意再成为公众人物。但是，人们又需要一个符号来纪念肯尼迪遇刺这一事件。在这种背景下，粉色套装就代替杰奎琳成为叙述的标志。

三、学科展望：未来发展与中国名人研究

名人研究的交叉属性使得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充满可能性，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为名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名人研究》这一学术期刊的创办更是为关注该学科的学者提供了探讨的空间，丰富了名人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贡献。目前，名人研究在中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中国学者来说，独特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开展名人研究提供了样本，同时我们也应该避免陷入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陷阱。

问：您认为名人研究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答：一方面，名人研究的未来是未知的，就像追随着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掉入树洞的兔子那样，学者经常从一个权力的节点转向另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在我看来，目前有三个话题非常令人激动，它们分别是受众研究、政治名人研究和与之相关的情感研究。受众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严格的实证性研究，还有利用数据对名人进行量化和质化的呈现。实证性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名人文化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近年来，政治名人化的现象带动了学界对政治名人的研究，但是我并不是很确定之后是否会维持现状。关于知识和权力的问题会比我目前所知的更加多变。不过，我所做的受众研究显示，人们在消费名人文化时是具有能动性的。我不认为，我的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即使是在至暗时刻，人们也会盲目追随独裁的暴君”这一观点，因此，我们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人们的情绪、感受、快乐与痛苦。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者们总是喜欢一股脑地涌向权力节点的“中心”，这也就意味着，大家总是写一些相同的内容。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关注边缘地带，关注那些不被人注意的领域，因为权力总是在那些晦暗之处以新的形态萌芽。

问：《名人研究》是目前世界上该领域唯一一本学术期刊，您作为这一期刊的创始主编，可否介绍一下创办经营这一期刊的经历？

答：当时，另一位创始人苏·霍尔莫斯(Su Holmes)和我意识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名人研究的“大本营”。如果没有一本专门的学术期刊，那么刚刚提到的许多研究方向就会缺少相应的学术空间。我向苏提出了这个想法，并简单描述了我的计划，随后我们联系了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他们稍作考虑便同意了，我们的探索之旅也就此开始。从提出想法到计划落地，我们花了18个月，其中包括设置编委、组织首刊发行和其他学术、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尤其想介绍詹姆斯·班内特(James Bennet)，他很早就加入了编委会，并负责了学术论坛的工作，学术论坛也是这本期刊非常有特色的部分。

我和苏、詹姆斯为这本期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我们至少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上百个小时。期刊一经发行便大获成功，邮件纷纷涌进邮箱，我们不得不39亲自进行校阅，努力确保出版稿件的质量。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专注，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本期刊在名人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其学术声望能够尽快被认可。非常荣幸的是，在发行当年，我们的期刊就被提名为“年度最佳学术期刊”了。

2020年，《名人研究》的下载量达8万次，相比2019年同比增长36%。2019年，《名人研究》的影响因子(ImpactFactor)为1.212，在文化研究类目下的45种期刊中排名第11；CiteScore值为1.4，在1002种文化研究类期刊中排名第110。另外，期刊的Scimago期刊评级为Q1(前百分之25%，最高等级)，H指数为19，在1093种文化研究类期刊中排名第56。

问：名人研究在中国尚处于兴起阶段，您认为在中文语境下的名人研究对整个研究领域有何重要性？

答：《名人研究》最近刊登了一些关于中国明星文化和名人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有两期的主题是关于民族主义、跨民族主义、规训及其微观操纵渠道的。近期，我们也会出版关于中国、亚洲以及其他更广泛主题的书籍，并组织相关的学术会议。

关于中文语境下的名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因为中国制度及其所采用的规范管理体系非常独特，但目前中文语境下的名人研究还非常缺少。在了解中国的名人现状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其他权力体制下的状况。

问：许多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都是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案例，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名人研究领域，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答：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语境在学术、观点、理论、实践、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霸权，就像“用英语写作”也是一种霸权。但是，当我们在对跨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理论立场的重要性。例如，当我们谈到生物监测与权力关系时，我们会认为这种现象在其他文化中也是普遍的。但是当我们谈到名人与国家想象时，就需要关注文化的特殊性，与之对应的理论、研究方法、视角都应该从该国文化出发。

问：您对从事名人研究的中国学者有何建议？

答：第一，一定要了解这个领域，充分阅读文献，这对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设置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二，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涉及数据或是受众，不要“就数据论数据”，而应尝试分析数据，并挖掘其中的内涵，使其为研究目的服务。第三，关注与名人相关的情绪、感受，不要忽视情绪的部分。第四，享受创作的过程，将其视为政治与诗意的结合。

本文引文格式：张莉、叶旻尔：《名人如何影响当代生活：名人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访肖恩·雷德蒙德教授》，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33-41页。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

往期回顾

1
2

全球传媒学刊

微信号  |

GJMS2014 (←长按复制)

邮   箱  |

[e-mail] 

唯一指定投稿系统地址  |

http://qqcm.cbpt.cnki.net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及单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中介费等费用。

望学界业界垂青，我们共同助力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