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文 罗一凡 | 比较视角下变迁的“他者”：中国公共话语中的印度互联网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国际传播”专栏。

作

者

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罗一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本研究考察中国媒体和学者两种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剖切它们在持续的言说中建构了何种印度互联网，呈现了怎样的印度互联网历史。研究发现，我国媒体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分为三个阶段，建构了早期的“先进者”与“竞争者”，第二阶段的“破坏者”，再到当下的“跟随者”与“新大陆”等变迁的印度互联网形象。我国学者在言说印度互联网时突出了政府的角色，采用了简化的“编年史式”思维，注重通过比较发掘印度互联网发展的经验教训。两种公共话语中嵌入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比较，使印度互联网成为“他者”，但未能呈现全面的与真实的印度互联网。这是比较视角下的互联网历史书写需要警惕的问题，也是互联网比较研究需要反思的命题。

【关键词】互联网历史；比较研究；他者

互联网已不是新事物，但身处互联网世界，我们对互联网及其历史却了解不多。毋庸置疑，了解和研究互联网历史是必要的。互联网的发展牵动着媒介、传播、文化以及技术的动态变化，其历史不仅是媒介的历史，而且是一部能够反映特定社会丰富而复杂变迁的“社会史”。基于国家或区域而发展的互联网既具有共性，又各自带有文化的、人群的、经验的差异性。因此，互联网历史研究呼唤比较的视角。

在谈论陌生的对象时，将之与自我比较是增进理解的必要方式。笔者注意到，中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嵌入了中印互联网的比较。因此，本文通过剖析公共话语中的比较考察公共话语如何言说印度互联网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本文探究如下问题：一是以媒体话语和学者话语为代表的中国公共话语如何描述印度互联网及其发展过程？二是公共话语试图构建怎样的印度互联网历史？三是何种因素影响了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呈现与建构？

一、他者、比较研究与互联网历史的全球比较

（一）印度互联网作为“他者”与比较研究

本研究关注印度互联网，原因有二：一是印度互联网在全球的地位重要，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网民规模（Keelery，2022）；二是对象间的可比性是比较研究的基础，而可比性存在于对象的关联之中（张威，2001）。中印互联网的互动是中印交流的一部分。两国的互联网公司竞相拓展对方的市场（竺道，无日期），也发生过印度政府封禁中国互联网应用的事件（江南，2020）。这体现了中印围绕互联网开展的有机联系的复杂性，创造了中印互联网比较的基础。

不过，本研究无意于直接比较中印互联网，这很必要，但显然一篇文章无法阐述清楚。本研究选择以中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作为考察对象，发掘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呈现与建构。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往往隐含着比较。研究发现，媒体在报道与本国无关的外国新闻事件时，会重构事件以使它们与本国的政治、文化等发生意义关联（陈韬文等，2002）；而在报道与本国有关的外国新闻事件时，不少媒体会以民族中心主义作为报道原则，依据他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模仿本国的价值观与做法来评价这些国家（Gans，2004），并倾向于生产有助于增强或保护本国国民认同的新闻（Rivenburgh，2000）。以自我为中心呈现对象的行为，引起研究者的批判（童兵、潘荣海，2012）。这会导致“他者”沦为建构自我的工具、被凝视的对象，而不是具有话语权的主体。将比较的对象“他者化”，是不公正的，也不利于认知自我。因此，有必要分析嵌入话语中的比较。

诸多既有研究关注印度媒体如何报道中国，而对中国媒体如何报道印度关切不够。谢曦（2008）分析1950—2007年《人民日报》对印度的报道，发现报道内容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带有鲜明的中国立场，所呈现的印度形象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且不够全面。方刚与方润浩（2019）研究2017年中印关系变化下互联网媒体的涉印报道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唐璐（2010）进一步指出，媒体会受到受众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绪影响而出现有意拔高或贬低印度的情况。

作为中国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学者话语如何呈现印度同样值得关注。在印度研究中，历史学者关注印度殖民时期的历史（林承节，2006；李士珍，2017），而对殖民前的印度史有所忽视。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多从国际视角出发（黄庆波、范厚明，2010；蓝建学，2015），而较少关注印度国内。本研究转而关注互联网这一技术性强的领域，考察公共话语如何言说的问题，以期为言说他国提供具体的、多元的思考。

（二）互联网历史与全球比较研究

互联网历史研究并不是全新的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学者们陆续关注其历史，但相关研究发展缓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世界，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特征。这显然与互联网的全球发展相悖，已引起学界的反思（Goggin & McLelland，2017，pp.1-20）。当下，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全球化”与“地方化”并行的趋势。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扩散，语境与文化的影响使它具有地方性特色。因此，出现了“印度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日本互联网”等基于文化共同体的“多元互联网”。Lingel（2016）认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在地经验的差异之大，以至于并不存在统一的（unified）、一元的（singular）和集合的（cohesive）互联网，而是“多元互联网”。Goggin & McLelland（2017）进而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全球，开展多元比较研究。

不过，总的来说，互联网历史的比较研究发展缓慢。这不仅受制于史料、语言与观念等因素，而且受到研究者比较意识不够的制约。因此，本研究通过考察中国媒体和学者对印度互联网的叙事/言说，发掘嵌入其中的中印互联网比较。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分析作为媒体话语的新闻报道和作为学者话语的研究文献探究中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以及嵌入其中的比较。媒体报道的收集方法如下：首先，在2019年10月15日至25日分别以“印度+互联网/因特网/网络/网站”为检索词，于慧科新闻数据库检索，2020年10月22日至25日按照同样方法补充检索，检索范围限定于报纸报道和网站新闻（篇幅大于800字），不限制起始时间，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20日。检索结果出现2000年2月25日（第一篇报道出现时间）至2020年10月20日的报道共计3045篇。接着，将与印度互联网关联性弱的、重复的文本剔除，最终获得样本272篇，包括报纸报道（如《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和网站报道（如搜狐、腾讯等）、网络专题等。

研究文献的获取方法如下：在同一时间以“印度+互联网/因特网/网络/网站”为检索词于中国知网检索“摘要”，不限制起始时间，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20日。检索结果出现1983年10月15日（首篇研究文献出现时间）至2020年10月20日的期刊论文共计2032篇。随后将与印度互联网无关或关联性弱的样本剔除，最终获得研究文献样本47篇，包括信息科学（如《中国信息安全》）、新闻与传媒（如《新媒体研究》）与政治研究、经济研究（如《南亚研究季刊》）等领域。本研究将两种研究素材一并纳入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反复阅读研究样本发掘中国公共话语言说印度互联网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使用Python开展词频分析。首先，采用Jieba分词包对所有文本进行分词。以哈工大停用词表为基础，加入“印度”等建立停用词表；添加“社交媒体”等专业词汇建立自定义词表，获得语料数据。接着，进行词频分析。依据集中分散的二八定律（刘晓波，2012），选取出现频次前40位的词汇，导入Wordart进行可视化呈现并阐释。

三、媒体话语中的印度互联网及其历史演变

为认识研究对象的演变，分期是常见做法。本研究参照中印关系与互联网发展的节点，结合研究样本的数量、报道主题与言说方式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尝试对媒体报道印度互联网的过程进行分期。例如，2000年中国媒体开始关注印度互联网，这一年亦是中印建交50周年。2010年，互联网安全成为全球议题。2014年，中国开始推行“网络强国”战略（观察者网，2014）。本研究将我国媒体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尝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9年，33篇报道）、第二阶段（2010—2013年，41篇报道）、第三阶段（2014—2020年，198篇报道）。媒体报道在各阶段关注印度互联网的不同侧面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一）第一阶段：作为“先进者”与“竞争者”的印度互联网

2000年是中国媒体报道印度互联网的肇始之年，截至2009年的报道样本共计33篇。词频分析发现，该阶段的报道主题较为分散。首先，我国媒体侧重报道印度互联网“公司”“软件”“软件业”“技术”等的“发展”，关注印度互联网发展的社会环境，如印度发达的互联网“教育”；其次，关注印度互联网“经济”“市场”“投资”“产业”的话题；再次，提及印度互联网的使用，呈现互联网提供的各项“服务”。（见图1）

总的来看，该阶段的报道特征有二：一是大多将“公司”“国家”“政府”作为言说的主要对象，而对普通网民关注较少；二是关注印度互联网的“发展”，聚焦早期印度互联网发展的成绩。例如，“自从1995年因特网在印度正式投入商业使用以来，因特网用户以惊人的速度在印度成倍增长”（南方都市报，2000）。

“中国”一词在报道中高频出现（262次），中印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嵌入媒体话语。媒体使用“他山石”（人民日报，2001）来隐喻印度互联网之于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意义，认为它能够提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环球时报，2005）。例如，《大公报》在2000年写道：“与此同时，更能感受到信息产业涌动的热流，但愿这股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风，能对中国有所启发。”（大公报，2000）

“全球”是这一时期报道的高频词。我国媒体将印度互联网置于全球互联网场域（包括“美国”一词多次出现）观察，建构全球视域下的中印互联网关系。随着中国互联网在2007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吴世文、章姚莉，2019），媒体报道认为印度互联网是充满威胁的“竞争者”，表现在“大量原本准备进军中国的国际资金开始取道印度”（天津日报，2000）。例如，《网络世界》（蒙克，2006）写道：“无论如何，即使最乐观地假设IT巨头对中国的热情不减，印度强大的魅力仍将掩盖中国的光芒”。

总之，印度互联网在该阶段的我国媒体报道中是“先进者”和“竞争者”，媒体话语强调它是可供我国学习的“先进者”，在全球互联网产业中，印度又是中国的“竞争者”。媒体报道比较的结果是印度互联网较之中国互联网具有更大的优势。在这一时期，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竞争，催生了发展的“焦虑”，追求更快速的发展。如“如果说21世纪信息技术产业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每日新报，2005）。这种焦虑促使媒体向外寻求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作为参考。印度与中国“同样历史古老，同样人口众多，同样勤劳智慧，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大公报，2000），而印度互联网在2000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30%，中国的网民年增长率只在80%左右（环球时报，2000）。因此，媒体报道主张向印度互联网寻求经验，将印度互联网塑造为“先进者”和“竞争者”。

（二）第二阶段：演变为“破坏者”的印度互联网

在2010年，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方式开始改变。自2010年开始，互联网安全成为全球议题，一些国家频繁地指责网络黑客攻击事件。我国于2010年6月8日发表《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阐明对互联网“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这些现实关注影响着媒体报道。

第一，这一阶段的报道突出关注印度互联网的“安全”问题，关注印度对网络“安全”的“监管”等。例如，“大洋网”在2011年报道，“这些监管措施把印度人牢牢地锁进了牢笼，而现在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所有人的头上”（王超，2011）。（见图2）

第二，“用户”“社交媒体”“手机”“内容”等高频词在这一阶段并非指涉印度互联网的使用状况，而是作为互联网秩序混乱的原因和监管对象出现。例如，《环球时报》报道：“社交媒体监管松懈一直是印度社会的一个软肋，滥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曾引发多起严重的公共暴力事件”（陈晨、候涛，2013）。

第三，一些报道关注印度互联网发展的秩序，“犯罪”“调查”“警方”是这一时期的高频词。媒体关注其中一些失当行为对国际互联网秩序的影响。例如，“中关村在线”（2010）写道：“印度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全球网络威胁形势日趋恶化的参与者。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印度常常在前十大恶性参与者之列，在垃圾邮件、恶意URL来源方面‘贡献’突出。”

与第一阶段相似，第二阶段的报道仍将“政府”“公司”“国家”作为主要言说的对象，继续关注印度互联网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张。但与第一阶段不同，“政府”是实施监管的主体，而公司是接受监管的对象。媒体不再将市场扩张视为印度互联网的优势，而是作为安全问题的背景。例如，“印度网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张智勇，2012）。

“中国”一词仍高频出现，但中国互联网不再只是学习、借鉴印度互联网，而是各有千秋。例如，有报道写道：“目前，中国在网民数量、域名数量、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印度。而印度在IT外包业方面仍然遥遥领先”（陈诗峰，2010）。

如前所述，第二阶段侧重关注印度互联网的安全问题，主要将印度互联网塑造为网络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其原因在于，互联网安全在这一时期是全球性议题，印度互联网安全及监管问题广受印度国内乃至国际媒体诟病（Rajkhowa，2015）。

（三）第三阶段：作为“跟随者”与“新大陆”的印度互联网

2014年至2020年是中国媒体报道印度互联网的第三阶段。相关报道侧重关注印度的互联网“市场”，涉及“公司”“用户”“平台”“巨头”“银行”等市场主体，以及“投资”“创业”等市场行为。一些报道突出印度互联网市场蕴藏的机会。例如，《北京商报》在2017年写道：“印度早已成为了互联网企业开辟的新大陆。与15世纪哥伦布不同的是，这次的掘金宝地确是印度”（张家郡，2017）。（见图3）

与前两个阶段相似，“公司”“国家”“政府”仍是主要的言说对象。但由于报道重心由网络安全转向网络经济领域，在报道中“政府”的重要性逐渐弱化，“公司”则得到凸显。

媒体在报道印度互联网时仍旧频繁提及“中国”。不同的是，媒体报道将印度互联网界定为中国互联网的“跟随者”，认为印度互联网正在“复制”中国（江晓川，2019）。在报道印度互联网企业、政策、人物时，常常使用一些中国的互联网符号指称它们。例如，“印度的阿里巴巴”（易木，2014）等，印度互联网的主体性遭到忽视。《新闻晨报》写道，“PayTM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经验、复制印度版支付宝成功，共搭互联网的‘中国快车’和‘中国便车’”（胡晓明，2017）。相应的，在第三阶段的话语中，高频词“发展”不仅指涉印度，也涉及中国。“全球”重新成为高频词。在第一阶段的报道中，印度与中国作为竞争者争夺全球投资。而在第三阶段的报道中，印度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市场，受到全球投资者的关注，中国成为投资者中的一员。

在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中，比较想说明的是印度互联网远远落后于中国互联网，印度互联网被塑造为“跟随者”与“新大陆”。这种取向受到中印互联网产业关系的影响。在2014—2019年间，印度互联网初创企业共获得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融资，其中超过四成来自日本软银和中国投资者，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它们也是这一阶段的高频词）（刘志远，2019）。这样的产业关系吸引了不少财经媒体关注印度互联网，从投资和市场的角度报道。

（四）媒体报道呈现的印度互联网及其历史

在我国媒体对印度互联网20年来的报道中，直接聚焦印度互联网历史的言说寥寥无几，但媒体话语形态的变化与印度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媒体的报道描绘了印度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在媒体话语中，2000年至2009年的第一阶段，印度互联网技术先进，是中国互联网学习的对象；2010年至2013年的第二阶段，印度互联网破坏国际互联网安全秩序；2014年至2020年的第三阶段，印度互联网发展滞后，亟需改造。在三个阶段的媒体话语中，“中国”作为高频词贯穿始终，媒体所言说的并非是全面的、真实的印度互联网历史，而是在与中国互联网的比较中建构了印度互联网逐步落后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的历史，其背后是以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作为参照系的。

对印度互联网的他者化呈现源自比较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它使得媒体话语受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中印关系等跨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自我中心主义受到国际新闻报道常规的影响。在新闻学中，“采访报道”（cover）一词既指“涵盖”客观事实，也指“遮蔽”客观事实，呈现“报道即遮蔽”的悖论（单波，2020）。Cohen等提出国际新闻的“驯化”，即为了使受众关注那些发生在远方的事件，新闻工作者必须重构外国的新闻事件，使之与本国发生意义关联（陈韬文等，2002）。“驯化”也出现在我国媒体对印度互联网的报道之中。新闻记者的跨文化素养有限是比较中心主义出现的另一原因。外派记者常常因成本高昂被裁撤（Archetti，2013），而印度处于我国媒体报道视野的外围（邵培仁、王昀，2016），驻印度记者数量有限（人民网，无日期）。这意味着，诸多事实的发生、发展过程没有记者参与其中。一些整合而来的网络文章更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四、学者眼中的印度互联网及其历史变迁

（一）学者话语的阶段性演变

与媒体报道一样，关于印度互联网的学术研究记录了部分印度互联网历史。媒体与学者处于同样的社会情境之中，影响媒体话语的节点性事件也会对学者话语造成影响。参考前文阐述的2010年与2014年两个造成话语转变的时间节点，结合学者话语的滞后性，并基于对样本的观察，近30年的学者话语可根据数量和研究主题的差异分为三个阶段：199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20年。

1991—2010年是第一阶段（仅有9篇文章），印度互联网尚未成为学界聚焦的研究对象，9篇文章的研究主题和发表时间较为分散，研究者根据各自的兴趣和专业领域开展研究，涉及“数据库”“信息”“信息技术”等互联网“技术”领域的话题，“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领域的话题，以及“服务”“农村”“农业”等互联网使用领域的话题，强调印度互联网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在“全球”中的定位。“国家”“公司”“政府”是主要的言说对象。（见图4）

2011—2015年是第二阶段（共有14篇文章），相关研究关注印度互联网的“安全”以及“监管”（“规定”“法律”等）等议题，涉及“信息”安全，“社交媒体”中的不良“内容”，受到安全问题威胁的“设备”“用户”，以及作为治理安全问题的主体“国家”和“政府”等。例如，探讨印度维护网络安全的各种策略（张立、王学人，2011），关注网络安全立法的修订过程和特点（方婷，2013）等。此外，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农村”“服务”仍得到关注。（见图5）

2016—2020年是第三阶段（共有24篇文章），研究主题多元，涉及互联网“安全”、互联网经济（“金融”“市场”等），以及互联网“政策”“技术”等多个方面，倾向于将印度互联网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此外，注重将印度互联网置于“全球”的语境下讨论，关注其与中国或美国等国家的“合作”等。例如，探究印度互联网行业与中国合作的前景（年猛，2018），剖析印度与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张舒君，2019）等。在这一阶段，“国家”“政府”“公司”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见图6）

总的来说，学者话语集中于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安全两个方面，对网络政治、网络文化等关注较少，导致我们对印度互联网的认识受限，人们从中获得的是松散的和有限的知识。

（二）“编年史式”的发展话语与印度政府的双重角色

印度的互联网发展史是学者言说印度互联网的线索之一，往往被描述为研究背景，而点块化的“编年史”是主要的呈现方式。例如，“1986年，印度启动教育研究网（ERNET），被认为是印度互联网的开端。1987年，印度建立第一个对话式电子邮件网络。1995年8月，印度首个互联网运营商VSNL投入运营，印度由此引入商业互联网……”（尚洁，2018）。

在学者话语体系中，印度政府的“出镜”非常频繁。在47份研究样本中，29份样本涉及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在学者话语中具有双重形象：一是引导印度互联网发展的积极角色。例如，“政府一直是印度网络经济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印度网络经济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政府功不可没”（王霄宁、李琪，2005）。二是部分地阻碍印度互联网的发展。例如，“许多印度学者认为，国家对因特网采取垄断政策是导致因特网在印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黄育馥，1999）。

总之，“编年史”是学者呈现印度互联网历史的主要方式，但存在忽视历史场景，看不到在历史中的个人的命运，也看不到事件与具体时局的关联的问题（黄旦、瞿轶羿，2010）。“编年史”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零散的印度互联网历史。在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多个主体中，学者使用大量的篇幅讨论政府的角色，存在忽略其他主体的风险。

（三）学者话语中的比较与“他者”入场

区别于新闻报道，学术研究中的比较往往是显性的。在47篇论文中，13篇包含比较话语，其中9篇涉及印度与中国的相似性。例如“本文选择印度，是因为印度与我国在国情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汤磊，2014）。另有一些强调印度互联网的优势，例如，“中印两国的网络经济发展来看，印度明显快于我国”（王霄宁、李琪，2005）。相似性与优势常常被置于研究文章的开头，为研究提供合理性。

借鉴印度互联网的发展经验是诸多研究的重要目的，这突出体现在学者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经济的言说中。在47篇研究论文中，17篇论文将“启示”作为独立章节或把为中国互联网“提供参考”写在摘要中（刘翔，2015），8篇论文以“启示”作为标题。印度互联网作为“启示录”存在于学者话语之中，这种研究从自我需求出发，是“有用的”研究，体现了自我中心主义范式的比较。“自我中心”是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的普遍困境（单波，2019），值得我们警惕。学者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言说主题的选择以中国社会现实需求为导向，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寻求启示和借鉴而非两国互联网之间的互识、互补、沟通和了解（张威，2001），其结果是呈现了一种不连续的、从自我角度出发的印度互联网图景。

（四）学者话语呈现的印度互联网及其历史

学者以编年史的思维呈现印度互联网历史，将重大事件按照时间罗列，这样便于读者了解印度互联网的发展线索，叙述逻辑一目了然。不过，学者话语对这些历史事件为何发生、与当下的印度互联网如何产生关联并没有仔细解释。克罗齐曾批评编年史是“死的”历史，缺乏历史赖以构成的各种因素，只是空洞的记述，因而失去了真实性（克罗齐，2002）。克罗齐的批评不无道理。学者话语过于关注印度政府在印度互联网发展中的角色而忽视了影响印度互联网发展的其他因素，抽离了印度互联网发展的复杂性。这与不少研究的出发点有关，它们将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提供启示作为研究印度互联网的逻辑起点。这种取向是工具理性主导的产物（选择性地突出了印度互联网对中国有用的部分），会导致学者重视易于观察、能够移植到中国的经验和教训而忽视了整体的、深度的印度互联网，印度互联网被塑造为他者，这也是自我中心主义在研究话语中的体现。

本研究聚焦媒体话语和学者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二者的言说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从差异的角度看，不仅二者言说的分期不同，而且不同阶段的言说主题和言说方式亦各有侧重。这源自两种话语的不同属性。首先，学术研究对时效性的要求不如媒体报道，其发表也需要更长的周期，造成与媒体话语在分期上呈现差异（学者话语滞后1~2年）。其次，媒体报道需要考量受众市场，对现实情境较为敏感，这导致媒体话语需要因应现实而变，言说主题的偏向性更强。而学者话语较为稳定，相较之下主题更加多元。从关联的角度看，二者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都嵌入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比较视角，均偏好从中国互联网的本位出发关照印度互联网及其发展过程，最终呈现了他者化的印度互联网。

五、我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历史的言说及其反思

（一）我国公共话语构建的印度互联网及其历史

本研究发现，中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主题偏狭，聚焦于互联网经济与安全话题，对其他话题涉及较少，未能描摹印度互联网的全貌；二是较多地关注印度政府和企业，对其他主体（如非政府组织、网民等）关注较少；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比较嵌入言说之中。

在这些言说中，无论是将印度互联网发展史作为背景阐述，还是讨论印度互联网的发展过程，都是对印度互联网历史的一种书写。但是，这种历史书写凸显的是政府主导的、互联网经济与互联网安全维度的历史，而遮蔽了社会维度、文化维度以及普通网民视角/使用维度的互联网历史。究其原因：其一是言说难度。互联网经济与安全的话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社会维度、文化维度、网民维度的互联网历史具有更多的情境性、文化差异，给深入的报道和研究带来了困难，需要进入和回归语境。其二是公共话语存在的一些缺陷会遮蔽个体网民的视角。其三是我国媒体在言说中国互联网历史时强化了技术、商业、使用的维度，而淡化了政治与社会维度（吴世文、何屹然，2019），研究者较多关注技术史、事件史和商业史，而忽视了对网民/人、互联网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吴世文，2020）。两种公共话语在言说印度互联网时沿用了相似的报道和研究模式。

（二）比较视角中的互联网图景及其历史研究

我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阐述反映了我们对印度互联网乃至全球互联网的认知，是我们书写印度互联网、全球互联网及其历史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亦折射着我们对于现代印度的知识及见解，也是认知自我的一种方式。

从目前存在的问题上看，我们有关印度互联网乃至全球互联网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于印度互联网的认知落入了一般意义上认知印度的窠臼。这跟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报道和建构他者的逻辑是相通的，并没有因为是新技术而改变。这提示我们在认知未来即将涌现的新事物时，需要保持警惕和反思，不能把新事物纳入既有的认知框架。特别是，在面对异文化语境中的新事物时，我们更容易陷入认知层面上的路径依赖（尹贻梅等，2011）。这一知识论的问题与局限是需要改变的。

在我国公共话语对印度互联网的言说中存在比较的视角。比较是认知自我之外的事物的重要方式，但自我中心主义也根植于比较，使认知不能抵达真实与现场，从而造成对象的他者化。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在言说印度互联网时，往往有意或无意以自我为标准去衡量与评判。媒体以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标准，将发展速度较慢的印度互联网构建为一部“退步史”，学者则把印度互联网视为可供中国互联网发展借鉴的案例，仅关注到其中“有用”的部分。但这些都并非真实的、全面的印度互联网，存在对印度互联网的偏见。这些偏见进一步影响公众的认知，阻碍中印互联网的交流与互相理解。偏见使比较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既无法通过比较获取准确的知识，了解真实的印度互联网，也无法准确地界定自我。

公共话语需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比较，尽力以客观的视角观察、呈现对象。克服自我中心主义需要回归主体间性，即不将对方视为被动的、无话语权的他者，而视为与自我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比较也因此成为主体间相互建立联系的过程。

因此，中国公共话语在言说印度互联网时，首先需要面向人的普遍交往的事实（单波，2020），关注微观层面上中印互联网的互动，关注人的经验。个体经验可以填补叙事的空白，也能唤起作为个体的受众的理解和共情，消解以我为中心的思维。其次，实现主体间性，呼唤地方性知识的相互生产。“地方性知识”是指基于文化持有者内部视界的知识体系，它不追求普适性的规律或法则，而侧重于即时某地的特殊性，以增进我们对文化的诠释和理解（张潇潇、冯应谦，2016）。印度和中国互联网是处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地方性的互联网，对两者的言说应当凸显各自的地方性。阐释地方性知识的最好方法是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吉尔兹，2000）。但在言说他者时，媒体和研究者往往很难进入对象的地方情境的内部。因此，借用文化持有者的视角进行地方性知识生产的互动变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言说他者时，应当与其对话。以本文所讨论的现象为例，在言说印度互联网时，应当直接触摸、接近、感知印度互联网，与印度互联网的现实对话。同时，可以关注印度的公共话语如何言说自身的互联网，又如何言说中国的互联网，形成地方性知识生产的互动关系，以观察和呈现最贴近现实的对象。

从比较的视角书写互联网历史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互联网及其历史的跨国比较，一方面可以增进我们对全球互联网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界定我国互联网在世界中的方位。通过比较认识真实的印度互联网，不仅可以减少中印互联网交流的阻碍，也可以呈现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互联网的发展模式，从而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发展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我们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中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同时书写基于中国视角、中国版本的全球互联网历史。

当然，开展互联网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困难的。本文讨论了公共话语中的比较，还需要进行直接、显在的比较研究。本文将研究范围囿于中国的公共话语，后续研究需要收集印度公共话语言说印度互联网及其历史的素材并讨论印度的公共话语如何言说中国互联网，开展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2批特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9T120676）的资助。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吴世文、罗一凡：《比较视角下变迁的“他者”：中国公共话语中的印度互联网》，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2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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