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7-2023，与打工博物馆最后的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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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来到北京试图闯进纪录片领域到现在，也算是做了一段时间的纪录片，从纯小白变成了小学生。小学生有时候参与一些访问的时候，总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要做纪录片？最最当初的答案和皮村无关，但第一次亲密接触“纪录片”和让我汗毛直立意识到“我是在做纪录片”的感受，都是和皮村息息相关的。
2017年10月，因为加入大象纪录，参与了一个当时还叫《炸裂志》的影片，是《我的诗篇》的第二部，主角是爆破工诗人陈年喜。年喜在动了手术后来到皮村，和孙恒、许多生活在一起，所以皮村也是长期拍摄的地方之一。
2017年12月，因为大红门的一场火灾，北京开始了一场“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动。无数的人被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搬离。皮村也是重点地方之一。
大象人不多，我们需要进行分工。有次我在工作室待着无所事事，可能在嚼笔杆子要写什么招商计划书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制片人的电话：“张照，赶紧拿上FS7，到xxx。”对，当年最红的设备还是FS7。这个设备也不小，但我一人也能扛着打车过去。
到了那，看到的是一片正在拆迁的场景。导演和制片人让我赶紧爬上墙头，拍摄空镜。那可能算是我第一次“正式拍摄”，那个空镜最后也在影片中用上了。每次再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个指头指向自己：我拍的！
皮村毗邻首都机场，每隔数分钟就有飞机飞过
当时拆迁画面，手机拍摄
后来，我时不时会抱着FS7冲去皮村，多少拍摄一些还没走的人的画面。当时晃动的镜头估计现在看来都是技术不过关的素材，但是那些被停了电关了水在黑暗的屋子里瑟瑟发抖的面庞还是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印象最深刻的是被黑衣人追逐。那次我们从打工艺术博物馆拍摄出来，突然里面的人大叫：“有人来了！”于是我和好多位在前线的记者们一起，抱着各式各样的摄像机，一起一边逃避黑衣人的追逐，一边还想着偷录些什么素材。跑到皮村门口的公交车站，我们停下了脚步，因为人群众多，我们算是混在了里面。我们看着黑衣人和警车在面前掠过，哈哈大笑。后来大家加了微信，成了朋友，还一起吃饭，一起聊皮村，一起聊北京，一起聊有哪个记者最近被喷了辣椒水。
图片来源：皮村工友公号
这件事慢慢“过去”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偶尔会因为一些补拍再次进入皮村。记得后来影片中好几个空镜头依旧是我的手笔，包括一个在大雪天里的新工人剧场。皮村好像就维持了一个敏感的地带，曾经想在原先的大门口拍一个空镜，还被拦住要删除素材。
后来，我离开了大象，但还维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不过皮村就很少去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2023年，很多次经过皮村，看到被盖起来的新大门，我都会说一句“真恢弘啊”，然后惦记一下曾经在皮村吃过的美味炒酸奶，继续陷入自己生活的漩涡。
2023年的3月底，因为拍摄来到单向街文学奖的现场，看到了一群人。他们是《劳动者的星辰》的作者，站在了最佳图书奖的台子上。他们有些伛偻着背，看得出已经翻出了最好的衣装，但不会掩盖他们劳动者的朴实，或者说，和“文化人”一本正经的样子不一样。
不同于别的书，作者大多不来，来的都是一个编辑代表一下上去领个奖。这本书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作者。我想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件荣光的事，没有经历过没有见过的大场面，他们推推搡搡，模模糊糊，期期待待地报了一大群人上去，期待着一起去见证一下盛况。到了现场发现只有他们来了这么多人。果然，在要发言的时候，他们推推搡搡推出一个人让发言，其他人都希望不要被自己拖延了时间选择了不说。最终，单向街依然请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
这种在舞台上的不知所措让我颇为震动，于是下单了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这本书又一下子把我拉回六年前的记忆里。
5月，打工艺术博物馆即将被拆迁的消息还是来了。于是我再次来到皮村，在最后的打工博物馆里面，在展板、暂住证、劳动工具和横幅的围坐里，请来博物馆和打工春晚的创始人之一王德志、《劳动者的星辰》里的两位作者李文丽和施洪丽，一起聊聊关于工人、劳动、尊严的话题，也算是对我们经历的皮村印象做一个浅浅回顾，记录下打工人们的北京浮生。
据说，这里十几天后就将逐步进入拆迁。只是，博物馆院子里的杏树上，满树酸酸的青杏，再也没有机会等来成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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