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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灵魂的石头——纪念我的爸爸曹禺

万方 十月文艺 2022-06-21


此系【曹禺诞辰111周年纪念月系列活动】

之 你所不知道的戏剧大师曹禺 

线上展览 第六场




灵魂的石头 

纪念我的爸爸曹禺 


文/万方



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我一下子就醒了,四下里一团漆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我也一点没有想到这铃声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一定是什么人打错了,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可这一回不是。我听到小白的声音,他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爸,在电话里小白只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多问,就把电话放下了。这时我看见床头的小钟指着四点十分。 

我穿衣服,穿了一件毛衣,又穿了一件,我拿了包,看清钱包是在里面,我拿了钥匙,然后关灯出门。那个时间没有电梯,我从十四层往下走,楼道里响着我奇怪的脚步声,非常奇怪。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动作,但又不像是我的。我走到外面,空气冰冷,天还漆黑,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的脑子里也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想,混沌极了。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恢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1996年12月13日黎明。走进病房时,医生说,现在把心脏起搏机关了,请你们看看。我看见一条绿色的直线。我不懂,我完全不懂。病房很高的天花板上亮着那盏昏暗的日光灯,房间里非常混乱,我爸爸的身体斜躺在病床上,光着脚,肚子隆起,脸上罩着呼吸器的面罩,我还是不懂,什么也不懂。在今天以前,我下意识地躲避着那个时刻,现在我克服了自己,极力回想,可仍然只能想起那噩梦般的莫名其妙的场面,好像所有的人都沉没在海底里,我说不出自己的感觉,但我记起我摸了他的脚。 

我爸爸走得很安静。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因为他那两天发烧,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 

在做了处理之后,医生让我们再进病房和他告别。这时外面已晨光熹微,但病房的厚窗帘挡住了天光。我爸爸的身体被一条大白单子裹着,下巴用白绷带整齐地兜住,只有脸露在外面,脸上很光滑,看上去就像睡着了,睡得十分安稳。我们和他告别,但是他不知道了。我爸爸他真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以后的几天里,冬日的天空异常晴朗,太阳明亮极了,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是它毕竟有一点不一样了,我再不能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了。在他离开我之后,我想他想得很多。许多报刊杂志都约我写他的文章,我尽可能地写了。这篇文章我拖了将近两个月,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从悲伤恍惚里走出一段距离。我慢慢看了他写给我和妹妹的信,他曾经写给我妈妈的信,还看了其他的文字。我想这一篇文章是最后的一篇,我不是说永远,我是说在能力与条件所及的现阶段。 

我手上有两张不大的纸,上面是一首我爸爸写的诗,时间是 1986年11月8日。 


雷从峡谷里滚响 
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 
我听见风吼,黑云从乌暗的天空猛压头顶 
从云里垂下来黏糊糊的东西 
那是龙的尾?是龙的长舌?像无数的钩 
钩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 
地上喷出火 
我的全身在燃烧 
洪水泛滥,暴雨像尖矛扎透我的背 
我向天高吼:“来,再狠狠折磨我!” 
大地震抖,高楼,石头,水泥坍下来掩埋了我全身 
土塞住我的喉咙 
我向天高喊:“来吧,我不怕,你压不倒我!
你不是龙,连一条毒蛇都不配, 
把戏吓不倒我。” 
我看见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 
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我不是评论者,也不大懂各种的分析与评价。我只是有思考的能力,我极力思考怎样才能写出我爸爸,写出那个潜藏在种种表象之下的灵魂。他的身体里绝对有一个灵魂。我觉得我不可能把它写出来,因为它太复杂太丰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强烈,太荒谬太狡猾,根本无法穷尽。我想来想去,决定用客观些的办法,尽可能记录、引用他的话和活动。当然我也还是要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坐汽车寻找他的旧居。司机说:这就是意租界了。我看到路边是一幢幢小洋楼,已经很旧了,还是看得出当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在这里!”汽车停在路边,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他的家“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颜色灰突突的,门前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住的人家不多,都上班去了,我记得只有两个老人。我们进去时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我爸爸却顾不得和主人多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之中。 

“真是奇怪呀!这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 ……”他不对我们任何人,声音喃喃地说。我看到的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摆着床和桌椅,非常的普通;然而在他的眼光里,这些房间奇异地活起来了,有人在里面出入。 

果然他的先生来了,“教我的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叫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记》。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好几个姨太太,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他迈进一道门槛,脚下绊了一下,幸亏身边的人扶住他,而他毫不觉察。 

“啊,这是小客厅..”如烟的往事使他悬思其间,“有一个李补耕,他穿着长袍马褂,在这里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行三拜九叩礼,每个动作都那么认真。我觉得可笑极了。我父亲一点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他一家人都信菩萨,每次到家里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吃饭的时候李太太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相当滑稽。后来他一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 

我们走上楼,楼梯更加暗了,又窄;记忆里楼上的光线像是亮堂一些,房子也比较宽敞。 

“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张望,置身于他的童年之乡,实在使他迷惑不解。我则想像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儿,放学回家时的情景。家里十分安静,没有人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他熟悉的气味。他走进自己的屋子,做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 

站在阳台上,他指给我看王傻子的家。王傻子就是那个陪他念书的书童,不用交钱,送两袋棒子面儿给老师。“我们一块儿在院子里演戏,文戏武戏都演。我和他一起乘电车看无声电影,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 

后来我们下了楼,经过一间屋子,他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父亲,他高兴时就背我,我十五岁时,他还背过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我们在小白楼前照了相,我爸爸指着街道旁的空地,“就在这地方,排着一溜人力车,天津人叫‘胶皮’,不问价钱,上去就走。 ”他又指着一座临近的小楼,“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我忘记了是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做姨太太。这座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他说那时他特别想看看周金子的模样,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阳台上一晃,在他少年的眼睛里,他觉得她长得很美,像神仙似的。 

他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这是我陪我爸爸回天津旧居时的大致情景,我想说的是我有一种感想,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 

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这位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这番话是和来采访他的人说的。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老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 

“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从中我又一次认识了我爸爸内心里的那个小人儿,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 

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剧本。时常想,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曾皓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  

我曾在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里说,痛苦是他的性格。现在我感到这样说不很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痛苦是他的天性。而他的性格中具有好热闹的一面,不甘寂寞的一面。好热闹和不甘寂寞我认为是两回事儿。好热闹是个人的事情,好办;不甘寂寞就不光是他自己的事了,弄不好就变得很难办。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然而,长时间的寂寞又会使他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他的脸这时候绷得紧紧的;我看见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脸,他站住,松懈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着,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


我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床头灯的直射下亮得吓人,我就坐在他身边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望着他活生生的痛苦。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昨晚那个大使,说什么伟大的作家,了不起的作家,狗屁呀!我听着一点不高兴,我想得太大了。我想但丁,想托尔斯泰。”他顿住一口气,然后深深地吐出来, “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呀 !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 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嘴在脸上用力地抿紧,目光灼灼,闪动着生命的光焰,“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 ‘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多少这样的时光,我已经睡下,他连声地叫我,接着开始他的倾吐。床头灯照着我们,他立下志愿。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和妹妹整理了他给我们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八一年到八三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那一段时间的信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 

他在信里说:“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 ”他又说:“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去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了好多人谈话,搜寻材料,“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乘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

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最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 

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写作之难,大约不亚于你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这封信是写给我在大学里学医的妹妹的。“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一两年下的功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中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用的功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 

1983年4月5日的信: 
“人生只此一次,若不战胜私念,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则日后心感痛苦。无论学医治学、写作都是一个道理。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爸爸近来异常奋发,又万分苦恼,就因早未觉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 


4月的又一封信里,他说: “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前干。” 

1985年2月25日的信: 
“最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是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工作第一,知识第一,知识中有无限幸福。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 ” 


到了八五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爸爸去世之后,我的脑子里不由得老冒出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被前面高大的房子挡住了阳光。窗子上挂着白窗帘,门前我妈妈种了一畦晚香玉,夏天开花的时候,那洁白硕大的晚香玉就像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美丽极了,也香极了。我和院子里的孩子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总能看见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我们边跳边唱,偶尔,童稚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在他大约是一种隐约的来自天外的音乐。夏天,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有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有些阴沉沉的。他会很突然地剧烈地挠他的头顶,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他进行创造的景象。 

在他年老之后,也有过一段日子,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我手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些字的白纸:“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我知道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据他说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问过他为什么?怎么就写不下去呢?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我想我能理解他。偶尔,我也有另外的想法,这是不是他下意识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借口呢?难道他真的就不能战胜内心的魔鬼?不能解放自己?我无法得出结论。 

多年以来,我爸爸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最多的是他想写的戏的提纲。 

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提纲他已经想得很细了。人物表有:童五、张俭、刘恭、刁仆和柳童氏。他写下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身世,互相间的关系与发展,还有一场场的对话。 

关于《黑店》,他写道:“天地造物,有如蚊虫,有如雪豹,有如豺狼,有如狐狸,但有的是人,更妙的是真人。风暴中有静静的草舍,雷电中有安静的美好的心,它似高山岩石,似野天信鸟,它忠诚,却忘记人间如何丑恶。黑店是人间,是人住了一生的地方,平和静穆是一切事物,但事物的内中却疾风暴雨。” 

还有一个戏,剧名叫做:《外面下着雨》。写的是一对老夫少妻,下雨天在屋子里共度时光的情形,是个独幕剧的构思。他已写了大段的台词。我还发现他在1987年写下的断想,其实也是一个戏的构思。一个人物叫:胆大;另一个叫:胆小。“胆大”是一个好冲动、自以为是、好冒头出问题的人,偏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胆小”是事事害怕,处处设防,惟恐戴上枷锁的人。再有一个人物叫做:神。“神”冷酷、专横,把胆大和胆小都压在大山下面。在宇宙洪荒之中,大地震怒,把神也压在了大山恶石之下,于是有了神、胆大、胆小三人的对话。 

他还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写如来。其中还出了一个大学者,孙猴子向他讨教,而发现大学者的脑袋和心都空空如也,孙猴儿感叹:怪不得他这样神气,四大皆空他就占了两空,头空心空,做了一生万事通,善哉善哉!我要拜他为师。 

另外还有一个提纲:《岳父》。这个岳父最早是摆摊子的,后来发了财,开了银行,有五男五女,五个女婿,每个人都有曲折的经历。其中一个女婿是地下党,岳父掩护了他,还掩护过别的地下党员,戏一直发展到解放以后。在他的本子里,我看到他记下要写一个爱听好话的人和一个说谎话的人;一个能说的骗子和一个专爱受骗的傻子,外加一个不正直的聪明鬼。在活页本的一面,顶端写着“张好好”三个字,是剧名。这个张好好是个歌女。他写道:“张好好的双手像两只飞动的鹞子,奏出明快而略带哀伤的音调,唱:‘扑嗒嗒,泪如梭,有情偏被无情磨..’” 

我仔细地翻看了我爸爸写下的这些东西,从字里行间,我强烈地感到他对各种人物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脑子里那部创造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不停,人生的问题一个个像滚珠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的声响;在他心灵的大厅中,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思想的自由的回声在他的身体里振荡,我感到异常欣慰。 

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不得不离开他心里各色各样的人物;一旦离开他们,他感到那样孤独。他的小本子上有一首诗,表达了内心的感觉: 


孤单,寂寞,像一个罐头抽尽空气, 
我在压缩的黑暗中大喊,没有声息。 
孤单,寂寞,在五千丈深的海底, 
我浑身阴冷,有许多怪鱼在身边滑去。 
孤单,寂寞,在干枯无边的沙地, 
罩在白热的天空下,我张嘴望着太阳喘气。 
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我沉没在冤魂的嘶喊中,恐惧。 


我爸爸去世后,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和我说:我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这话巴金伯伯老早在给我爸的信里就说过,他说:“家宝,你要写,你心里有真宝贝,你要把它们拿出来。” 


当年我爸爸写出《雷雨》之后,给了他的好朋友、中学同学章靳以。当时章靳以、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文学季刊》。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 ” 


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现在我确实懂得了,我爸爸在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然而老年之后,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不知为何物了。他常常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怀疑它们的价值。我劝他不要想了,因为这不是他的事。 


“怎么讲?”他问我。 


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你说呢?”我反问他。 


“你说呢?”他又问我。 


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 

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 “天才是‘牛劲’,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木头脑袋写的。你要经常想想,揣摩一下,体会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远。杰克 •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百折不回的‘牛劲’是大可学习的。你比起他是小毛虫,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还不知道退稿再写,再改,退了,又写别的,写,写,写不完地写,‘迷’在写作里,那怎么行 ?” 

今天,他不在了,再看他对我说的这些话,我想自己没有辜负这份深切的父女之情。我走进了他指给我的迷人的创作境界,他曾经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享受。这是人生多大的幸事啊。 

夏天里晴朗的一天,我爸爸坐在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戴着耳机在听肖邦的钢琴曲,远远看见我走来就大声喊:“今天特别的好!早上我在院子里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 。 ”说着他的屁股在轮椅上颠了两颠。他拿下耳机, “你听听,一定要听听,美妙至极的钢琴,我这路快活哇 !”我听了他的钢琴曲,又还给他,帮他把耳机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亮闪闪的,充满期待,“不知为什么今天这么好。明天就不知道什么样儿了。” 

我又记起过去的一个白天,那时他还没有住医院。上午时分,我爸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家里很安静。我从门厅经过,忽然听见一种怪声音,我惊疑地朝他望去,声音正是他发出来的。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文章,引起何种感想,就用一种怪声唱了起来:“可怕呀,可怕呀..”他把腔调拖得长长的,像唱戏一样;我盯住他看,他愈发提高嗓门儿,还是唱同一句词:“可怕呀,可怕呀,真是可怕呀!” 


我笑着走过去,问:“爸,什么可怕?” 


他把一句“可怕”唱完,回答我:“可怕,什么都可怕。不是吗?” 

我爸爸,他骨子里实在是一个太真诚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有一点点压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来。想来那没有别的原因,那是一种自然现象。想到他的这份天性,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难过极了。 

在我的一个本子里,一直夹着一张纸,上面是我抄下来的爸爸写给别人的一段话,现在我再看这段话,感到像是对他本人性格的一种说明,我把它抄在下面:“万不能失去‘童心’。童心是一切好奇,创作的根源。童心使你能经受磨炼,一切空虚、寂寞、孤单、精神的饥饿、身体的折磨与魔鬼的诱惑,只有‘童心’这个喷不尽的火山口,把它们吞噬干净。你会向真纯、庄严、崇高的人生大道一直向前闯,不惧一切。” 

曾经有那么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 ” 


我说:“没什么快活呀!” 


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解释道:“就是不能懂这个道理。‘为之驱驱’,驱驱就是忙呀,忙了一辈子。‘背此真净’,真净,这么干净的一个世界,你违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他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12月27日是我爸爸遗体火化的日子。那天天出奇的好,碧空如洗。灵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向八宝山开,街上是上班的人流。我一直朝后扭头看着爸爸,他躺在那儿,身上盖着一条雪白的绸子,化过妆的脸很好看,样子和睡着了一模一样。清晨纯净的阳光最后一次照着他,那阳光透亮得要命,尘世上所有的瑕疵都被这样亮晶晶的阳光遮蔽了。遗体告别后,我们坐在八宝山大门前的空地上,等着他的骨灰。没有一丝风。中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简直有点像春天。黑色的树枝清晰地伸向晴空,几只喜鹊飞来,落在树梢上,显得那么美好。后来我妹夫指给我们看,在蓝天的映衬下,烟囱里飞起一股股淡淡的灰烟,那应该是我爸爸。他说:那灰会飘落在地上,等春天的时候,草长出来,花开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边。他说得很好,给我们以安慰。

继而,我想道,我爸爸终于放下了他的痛苦,放下他心里的宝贝,还放下很多东西。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如今,他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 

在他的一个本子上,我看到他写下这样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他说得真好,使我感到一个人的心有了应有的分量。 

现在,已经到了 1997年2月6日的晚上,是旧历的大年三十。我选择了独自在家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夜晚。家里人到别的地方团聚去了,七点钟左右我在附近的 “肯德基”店吃了简洁的快餐,然后回到家,打开灯。屋子里真安静,和每一个晚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还是有所不同,我知道我再也不怕电话铃响了。我打开电脑,打开这篇文章,我一点也不是矫情的人,可我要在这个时候写几个字。

.... 

我发现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 

爸爸,我非常想念你。


本文原载《收获》1997年第3期《河汉遥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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