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人和故土的复杂关系里可能暗藏着幽深的人性秘密
壹
时间是大有作用的，少一天都不行。但是，时间又不是平均的，足够多的时间之后，拐点会猝然出现。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漫长的生长史。即使是一个短篇小说，往往也在心里放了很久，貌似遗忘了，貌似没有出路，某一天意外想起来，突然可以写下去了。起先我以为自己是一个被惰性支配的人，相信自己有严重的拖延症，后来意识到，这可能是一部作品产生的正确方式：由时间筛选，被时间成就。
我老家甘肃天水那一带自古有“走西口”的习惯，目的地是“口外”。口外即新疆。两者相距数千里，中间要穿越大沙漠、大戈壁，很多地段没有人烟和水草，更兼风沙，一半人往往死在路上。终于到了那边之后，一部分人再也不敢指望有生之年原路返回，便在远方重建一个故乡，把故乡的山、河、沟、路的名字都带过去。一小部分人则相反，先是坚定不移地离开，再是更加坚定不移地返回。当然，又有一些人死在了回来的路上。某人如果是从“口外”回来的，不用听他多说话，一看就知道是从远路上回来的，高冷的眼风里又有旷达和柔情，说话偶尔浮夸，偶尔谦卑。一个天天见面的人突然消失了，原来是“走”了。走，这个字有很确定的含意，一听就知道，走口外了，可能永远见不着了。邮递员送来的信和汇款单半数来自新疆。人们一直传说，大地主陈子芬并没有死，而是金蝉脱壳，走口外了，有人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亲眼看见过。陈子芬和我家同出一脉。我们的祖先是两兄弟，分家后依各自住所的方位，分别被称作前头、后头。前头渐渐败落，后头日趋兴旺。后头出过不少人物，有北大毕业生，有省议员，有人死在杨虎城刀下，有一对父子同为县长，儿子的县长是花钱买来的，有人当过吉鸿昌秘书，有人参加过戊戌变法。后者名叫陈协华，是甘肃署名响应变法的六举人中的一个。总之，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想象里，“口外”这个词云蒸霞蔚，天高地广，是一个我一出生就切实存在的“外部世界”。如果说，我幼年的想象中有两个外部世界，一个名叫“北京”，另一个名叫“新疆”。新疆与我更痛痒相关。开始学习写作后，我意识到，对我来说，新疆在我的文学世界，是一本悬在想象中的书。不知从哪天开始，我很想把这本书从空中摘下来，写在稿纸上，却一直都未能动笔。有一次偶然看到一个动物世界的纪录片，知道有些动物也会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执意回归“故土”。动物们终于踏上故土后，神态立即变了，显得又舒坦又安心，仿佛重拾丢失的尊严。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大概说的正是尊严。自家土窝里至少有尊严。只是，所谓“故土难离”，显然并非人所特有，不过是一种生物本能罢了。这个念头不知不觉消解了我的写作欲望。之后很多年我不再打算把那本悬在空中的书摘下来。
我四十岁前后，国家有了移民搬迁政策，把贫困地区的农民转移到水草丰茂的地方。政府已经在新地方盖好了房子，还有一定经济补助，仍然难以打动他们，很多人态度坚决，拒绝离开。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可理喻，愚不可及，但是，当事人有他们的理由，其中一些说得出的理由是，无法把山山水水和先人遗骨一同带走。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往往无力置评。如果是我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不会欣然前往。
这令我重新想起那本书，我想，人和故土的复杂关系里可能暗藏着幽深的人性秘密，不能简单给他们戴上“低等”“落后”这样的帽子。另外，文学和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可能也有本质区别，两者在某个关键点上会分道扬镳，南辕北辙，在社会学上落后的东西，在文学上则不一定。比如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农业文明的依恋，人的故土难离和落叶归根情结，如果得到文学表达，不能简单称之为过时和守旧。文学视角下的人性，是完整的全部的人性，两者一刻也不能分离。文学最根本的兴趣是人性。人性是不能分高下与否的。美国的外来人口和美国的原住民谁更接近文学？开飞机的人和赶驴车的人谁更接近文学？总统和乞丐谁接近文学？这些问题不好回答，也好回答。
又过了几年，我任教于北方民族大学。有位林涛教授研究东干文学。东干人，清代的若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流落至今天中亚诸国的陕西人、甘肃人、新疆人，天长日久，在另外一个国家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百多年后，他们依然说陕西话甘肃话，完整保留了家乡的风土民情，喜食面食，仍然用筷子吃饭，食物也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等。东干，其中一种解释是，陕西话“东岸子”的转音。东岸子，即东边，黄河东岸。当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就指着遥远的东方说：“我们是东岸子人。”东岸的转音即东干。苏联进行民族识别时把这部分人称作“东干族”。东干人始终对外强调：“我们的根在中国。”他们也常常自称“中原人”。在中国，渐渐有了“东干学”，很多学者研究东干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林教授邀我跟随他搞东干文学研究，我对研究兴趣并不大，但因此接触了很多东干学资料。
可以想象，在异国他乡，出于自我维护和家国难忘的天性，东干人是如何团结一致，艰苦生存，如何把故土记忆的消亡视作耻辱。几代之后，他们中总有一些老人，还在谈论故国和家乡的人和事，年轻人、新出生的人，就还知道自己来自中国。对我来说，关于东干人的全部想象，都是文学，都是一本书的一部分。
又几年我调往广东珠海，曾在珠海一个朋友的茶馆里看到了几十封“侨批”，全是从新加坡寄回来的，寄信人是收藏者的爷爷，收信人是奶奶。当时并不知道“侨批”这个说法。收藏者本人也称作“信”，而不是批、番批或侨批。我翻了翻，意识到这是口外故事和东干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因为隔着海，可能更典型。
拐点出现在2019年10月，受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委派，我前往汕头市委宣传部挂任副部长一年，目的正是写一部关于侨批的小说。此前关于“走西口”，关于东干，关于我自己家族的所有迟疑所有准备，都变成了《平安批》的重要资源。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广泛阅读和艰苦酝酿，我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硬着头皮提前写了起来。我告诉自己，不用先把自己变成潮汕通再写潮汕。
贰
写作之前，我对自己有几个要求：
让语言简朴、平和、从容，语言里至少要有两种气味，一是汉字和汉语的经典气味，汉字和汉语里，有悠久宽广的中华文化传统，那么，这也意味着我要主动迎接一个挑战，我能否把文化传统自然地带进去？能否写出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二是从潮汕大地上和文献里嗅到的那种地方气味和民间气息，就像从米缸里闻到了产自潮汕大地上的好米的气味。写作的整个过程里，我都在试图抓住上述两种气味。
写一部总体上平实饱满、有气质有意蕴的小说。换句话说，尽可能丢掉以往的“习气”。也正是准备写《平安批》的那个阶段，我意识到作家可能有一种共有的“习气”。作家们一提笔就习惯于回到“幽深的自我”，习惯于表达“自由”“虚无”“孤独”“漂泊感”“无根感”等东西，这些东西时髦了很长时间，但它们有可能早就成为文学时尚和文学修辞了。我想，这一次我不要装高深，甚至不要雄心壮志，只要平实。平实中的委婉、明丽、深邃，是需要大功夫的，往往也是难以为外人道的。
这部小说发生在漫长的时间和开阔的空间里，但是，我不打算写太长，不打算写成全景式小说，所以结构很重要。我很长时间都找不到结构，后来偶然看见一种工业结构——集散式结构。它的主要特点是，有一个主机和若干分机，分机可能在远离主机的地方，用一根线和主机相联系。于是，我就把它借用过来——这部小说的主机是侨批或是开批局的郑梦梅，分机是郑梦梅的家族事务和个人境况，郑梦梅家里的女人们，抗战时期的郑梦梅父子，老年的郑梦梅，被董姑娘翻译到美国再回译为中文的“依芸家的番批”，等等。我是第一次尝试用这种结构写作。结构在小说里不是一个纯物质的僵死的东西，它也在说话。它甚至要说更多的话，代替作家说话。现代小说比传统小说更需要结构。在传统小说里，主要是作家在说话。在现代小说里结构中不同的结构体是对话关系，或者说是互文关系。任何一个具体的段落都不足为凭，不能单独成为解读小说的依据。
回到常识，信任人物，写好人物。除了写好男人，更要写好女人。在潮汕深入生活的几个月里，我再三意识到，潮汕女性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或歪曲了。人们以习惯语气赞美潮汕女性的时候，我觉得任何赞美都是轻浮的。当人们批评她们时，我同样不能接受。于是，我想把她们写进书里，也想看看我为什么有如此复杂难言的感受。我也坚信，通过女人看一个世界的文明本质，是一个可信赖的角度。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是男人，表面上也主要写男人，但在他们背后，他们的奶奶、母亲、妻子、女儿们不可或缺，她们甚至是这部小说的秘密心脏。侨批的一端是远在海外的男人，另一端是家里的女人，身为持家和等待的一方，她们长期被忽略，长期被简单化。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她们身上有显而易见的文化意义。我的信心和决心促成了书中的一批女性形象。老祖、望枝、乃铿、郑黄，郑白这些人物不知不觉从笔下流出，自我成长。
跳出潮汕看潮汕，把潮汕故事当中国故事去写，甚至当人类故事去写。迁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回归、文化认同，这些命题事实上的确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但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的确更强烈，更极端，更有意味。梭罗说：“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这句话始终是我的座右铭。
我还想，这部书要与时代本身形成对话。这是一部以特定阶段的历史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但它是目前这个时代完成的，它和这个时代应该有一种深刻的对话关系。书中的两个外国人——乔治、董姑娘，是在这种观念下出现的。
叁
我向来反对小说表达单一主题。我以为，在小说没有结束之前，主题尚不存在。小说家用小说寻找和探求主题。直到全书即将完成时，我才发现，我找到了主题，不过，我仍然说不清它。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令人着迷和好奇。竭尽全力让一部小说令人着迷和好奇，永远是一个小说家的艰巨任务。
相关图书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一份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
《平安批》是作家陈继明的最新长篇小说，描绘了一段潮汕侨商“下南洋”的奋斗史。郑梦梅肩负重振家业的使命，人渐中年之际，只身闯荡南洋。在异国他乡，“平安批”意外地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洋范儿”的契约、信用，用毛笔写下来，便跳动着重情守义的“中国心”。抗日战争时期，梦梅和亲友们深明家国大义，又毅然决然投入了报效祖国的洪流……
以平安批为媒介，小说融入了百年的世事变迁，精深地写出了一方人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颗颗重情守义、爱国爱乡的“中国心”。
本文转载自《北京晚报》五色土·书香2022年3月11日版
编辑：王昊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 点击【阅读原文】跳转购买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