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医生！
一组数据显示，早在2014年，中国女医师人数就已接近执业医师总数的50%。向女医生们致敬！
作者 | 丹萌
来源 |"医学界"微信号
1849年一个寒冷的冬夜，28岁的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接过了日内瓦（纽约）医学院的博士学位证，查尔斯·李教授从椅子上站起来，亲自授予了她羊皮书，并向她深鞠一躬。
这个鞠躬，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或许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你走进医院，看到那些身穿白大褂、怀揣听诊器的医生们无论是剃着小平头还是留着飘逸的长发，似乎都很正常了。
一组数据显示，早在2014年，中国女医师人数就已接近执业医师总数的50%，对医学发展的贡献不可小视。
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女医生的国家，时逢“三·八”妇女节，《医学界》带你盘点一波女性医学大家的巾帼风采。
1
金韵梅
中国第一位留洋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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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韵梅出生于宁波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但2岁时，一场疫病袭击宁波，她的父母和奶奶相继离世，后被美国传教士麦嘉缔收养。
1882年，18岁的金韵梅进入纽约附属妇幼医院女子医学院，这所大学正是美国第一和第三位女性医学博士布莱克威尔姐妹创立的，她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
布莱克威尔姐妹的故事在当时鼓励了无数有志从事医学事业的女性，4年后，金韵梅以一等学位毕业，在纽约妇幼医院任住院医师3个月，后在费城、华盛顿和纽约等地进一步学习。
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一所面向妇女儿童的医院“北洋女医局”，邀请金韵梅担任“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次年又创建北洋公立女医院（局）附设北洋（长芦）女医学堂。
1916年，学校改名为天津女医局附设护士助产学校，金韵梅兼任校长，潜心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将在国外学到的近代医学科学知识经验传授给国内学生。
金韵梅因肺炎在70岁时去世，去世时将所有积蓄捐给几家教育机构。她一生辗转世界各地，但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不忘中国使命。
2
南梁北林
有她们接生，生孩子最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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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婴之母”林巧稚的故事，从医的人大多不会陌生。
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
她一生亲手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医学后辈，却为了忙碌的医学事业，终身未嫁。
3
梁毅文这个名字，就稍显陌生。
1899年，美籍女医生富马利发现当时的一些女患者不敢向男医生求医，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培育女西医师的女医校，取名“广东女医学堂”，后改名“夏葛女医学堂”。
梁毅文在1919年走入这里，5年后毕业，后在1931年获费城女子医学院学博士学位。
她从医之初就立下了这样的理想：要做一名不为钱的好医生。一生从事妇产科专业的临床和研究长达67年，接生孩子无数，梁毅文与林巧稚并称“南梁北林”，并与林巧稚、上海的王淑贞共同成为中国妇产科三大奠基人。
在当年，梁毅文待病人如亲人是有目共睹的。据说，有一次，产房来了一位难产急需手术的产妇，梁毅文得悉后，飞奔过去，下楼时不慎踩空，从楼梯上倒栽下去，之后又立即爬起来跑去产房指挥抢救。
她的左臂在那次摔倒中骨折，但还是看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母子平安，同时另一台已预约的重大手术正等着她主刀，她不顾疼痛地投入到第二台手术中。
术后，左臂已肿胀得袖子都脱不下来。
这是梁毅文留给后世为数不多的故事。如今人们回忆起她，喜欢用一个词，“不着文字”，除了专业著作、翻译，她几乎没留下什么额外的文字，只是听说，当年许多产妇都说：“有梁医生接生，生孩子最放心。”
4
杨崇瑞
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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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妇产科医生，杨崇瑞的人生则走上了另一条路。
她1917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她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妇产科，被国际妇产科权威威廉教授视为自己最好的两名学生之一。
但揪心于国内广大农村妇幼卫生工作，她毅然回国，并离开了精耕10年、卓有成绩的妇产科临床工作，转入当时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
1929年，她多方呼吁，排除困难，筹建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1933年又创办南京中央助产学校，亲任校长，把“牺牲精神，造福人类”定为学校“校训”……
她在全国陆续建起了60余所助产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填补了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空白。
1948年，杨崇瑞被国际卫生组织聘为联合国妇幼卫生组副组长，但第二年她就听说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毅然放弃了联合国的高薪和要职，辗转回到祖国，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
她在20-30年代帮助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召开的“通过初级卫生保健达到人人健康”的会议上得到了国际认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初，她就预见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主编《节育讯》，创办“节育指导所”，堪称我国倡导计划生育的先驱。
她一生终生粗茶淡饭，过着俭朴的生活，临终前，她把一生积蓄的6.9万元和书籍杂志全部捐赠给国家。
5
史轶蘩
临床内分泌学界第一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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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轶蘩是我国临床内分泌学界的第一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从医60年，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医学中。
1946年，史轶蘩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
内科住院医师工作不仅繁忙，而且琐碎，史轶蘩却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快脱颖而出。
比如那个著名的“抽枕头”的故事，就是在史轶蘩带心内科师妹时提出的。她在查房时问：“一个心力衰竭的病人，经过你的治疗后，怎么判断他的病情是比进病房时好还是坏？有什么具体的现象能够说明？你应该怎么做？”师弟师妹们叽叽喳喳地讨论，她只是走到床前，把原本垫在病人身后的两只枕头抽去一只，询问病人是否仍感觉舒服。
“原来不能平卧的，经过治疗可以平卧，这个简单的现象就能说明病人的病情有所缓解。”
1956年，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内分泌组从胃肠组独立出来，1958年内分泌科正式成立，那是我国第一个内分泌专科，史轶蘩根据自己的兴趣，进入内分泌组，师从内分泌专家刘士豪；再之后，内分泌科进行分组时，她被分到了垂体组。
几乎是从零开始，史轶蘩带领团队开展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特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男性内分泌性性功能减退症等疾病的防治研究，完成了一系列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并在临床医学领域“罕见”地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时，她还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一项对身材矮小儿童行为问题和心理学问题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1/5的患儿存在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史轶蘩主张，对矮小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必须辅以积极有效的心理治疗。
6
陈赛娟
与丈夫一起登上Cell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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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赛娟的学医种子是在17岁那年埋下的。
那一年，她进入上海第五丝织厂，工厂离家远，她每天要步行45分钟，其间要路过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看到那些师生，她的心中开始升起一份期待：“将来能当个医生为病人治病该有多好啊！”
1972年，她如愿以偿，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并在后来认识了未来伴侣陈竺。
1983年，她同陈竺结为伉俪，86年，她毅然抛下2岁的儿子追随陈竺，赴法国巴黎著名血液病研究中心圣·路易医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
在法国，她学习细胞遗传学核型分析的方法，在“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白血病中鉴定了一种新的分子畸变，发表多篇论文，成果喜人。许多朋友因此劝他们留在法国，但陈赛娟还是与陈竺一同选择回国。
当时的瑞金医院虽然条件不如法国，但陈赛娟还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合作，建立了完整的细胞和分子遗传学技术，尽可能创造条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包括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在临床上的巨大成功。
2003年，陈赛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年，她还与陈竺院士一起登上了《Cell》杂志封面。
向这些女医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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