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将医生打成重伤，竟5年未收监：伤医事件的犯罪成本有多低？
一起七年前的医疗纠纷中，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一女子殴打医生致其重伤，后被判刑三年。因精神障碍医学鉴定中“不配合”，终审已过三年，该女子仍未被收监。
2013年5月14日，曾经从鬼门关上被救回来的病人高彬，安静地坐在张凤英办公室的沙发上。
她在三十多个候诊患者中并不突出——产科主任张凤英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只瞄到她手里像是拿着一根拐杖。几分钟后，这根“拐杖”落在了张医生的头上、背上、手上，她终于看清楚了，那是平时挂在病房天花板滑轨上的输液架。
如今，距离事发已经七年、距一审宣判五年、距二审维持原判也又过了三年，高彬却依然没有收监服刑。
一桩事先张扬的伤医事件
矛盾爆发在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的产科办公室。
张凤英是该医院产科主任。她已经承受了几个月的精神压力。因一起医疗纠纷，患者高彬及其丈夫、弟弟等向医院索赔无果后强行住进六楼的产科病房近6个月。医生护士都不敢去六楼，产科已经将该楼层的其他病人都转移到八楼。
身为高彬的主治医生，每天查房，张凤英都很怕与高彬等人爆发冲突。她已经多次受到对方的威胁，称如果医院解决不了就要和她“拼命”，半夜给她打电话说要“杀了她全家”。高彬的丈夫喝醉酒后还曾到产科护士站闹事，砸坏了放病历本的推车。
张凤英因为害怕出事，曾向医院请假，但假期总有结束的时候，威胁依旧，她再次向医院提出要休假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产科病人太多被拒绝了，医院说“也不能一直休息”。
据张凤英医生向“医学界”回忆，事发当天的早晨，她刚结束八楼的查床，回到办公室，这里还有三十多个门诊病人在等待。
病人很多，她匆匆扫了一眼，并没有注意到高彬在其中。
张凤英不知道高彬是什么时候来到办公室的。病人们一个个离开，她突然发现高彬坐在沙发上，手里像是拿着一根拐杖。因为高彬之前也曾坐轮椅来到医院要“讨个说法”，张凤英心里有些紧张：她又要干什么？
据最后一位离开的患者赵某的证词，当日去找张凤英医生，办公室里的人都出门后，高彬起身将门反锁。赵某以为她们有事情商量，就打开门出去了，然后听见里面又将门反锁起来。
“我抬头问她，高彬，你又有啥事？她跟我说，你们医院这么长时间都不管我，找谁也不管，我今天就要跟你要个说法，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张凤英对“医学界”回忆说。
“反锁了好几圈，我当时心里就感觉不对。”张凤英想起两个月前，内蒙古包头市某医院的一起案件：夜间出诊的女医生匆忙进入患者家中，别的医生还没有进去，患者家属就将门反锁，杀死了女医生。这起案件让许多急诊医生都引起了警惕。
“高彬，你有话慢慢说，不要激动！”张凤英试图稳住病人的情绪。
然而，高彬手中的棍子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张凤英四处躲闪，向门的方向跑去，想逃离这场殴打。棍子落在她的背上、头上，她缩在办公室的门口，“左一圈右一圈地”拼命想要把反锁的门打开，可是越急却越打不开！
棍子不停击打在张凤英的身上，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左手继续开门，右手反手一把抓到了那根棍子——她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根医院病房里随处可见的输液架，本应挂在天花板的滑轨上，却变成了凶器。
张凤英终于拧对了锁，打开房门。证人赵某看到高彬还在门口揪扯张凤英，赶紧把高彬抱住，让张凤英逃走。
办公室门口满地血迹。
“我手一松输液架，手臂就已经耷拉下来了，我一看右手腕好大一个口子，赶紧用另一只手握住伤口，跑出去跟其他医生说把伤口包扎一下。”
张凤英手腕肌腱全部断裂，产科所在的分院没有相关治疗科室，立刻叫救护车把她送往中心医院。她惊魂未定，还在护士站吩咐赶紧报警、给院长打电话。
张凤英医生诊断说明书：六根肌腱断裂，神经损伤
后来的情况她是从别的医生那里听到的。她摆在办公桌上、准备下午带去学校给同学们的糖果和瓜子散落一地，玻璃杯被打碎，计算器也摔烂了。办公室里、门口和走廊都是血迹。警察到的时候，高彬坐在沙发上哭。
精神鉴定不配合，竟五年不收监
事情源于2012年11月28日，36岁的高彬因怀孕41周，下腹疼痛，住入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产科，11月29日进行剖宫产术。因术后发热，后出现肠梗阻、腹腔脓肿、胸腔积液，在该医院治疗后转院治疗。
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向集宁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材料显示，2013年2月6日后，高彬从另一医院出院后，因为认定之前剖腹产手术没有做好，强行住回了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产科。
2013年3月起，高彬家属多次要求医院赔偿，但拒绝接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向法院提起诉讼。4月3日，高彬丈夫和弟弟来到医院医疗安全科，要求医院赔偿400万元，医院未接受。
伤医事件发生后，乌兰察布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张凤英右腕部软组织开放性损伤，桡侧腕屈肌腱、掌长肌腱断裂，其损伤程度构成重伤。
2015年9月，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高彬有期徒刑三年。2017年4月，乌兰察布市中级法院驳回高彬要求无罪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张凤英的律师卢云告诉“医学界”，因为二审期间高彬在精神障碍医学鉴定时故意“不说话，不配合”，司法鉴定所无法予以鉴定，因此高彬一直未被收监。
精神鉴定结果：因被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不予配合无法予以鉴定
据“澎湃新闻”报道，此案一审法官、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法院的段成志称，高彬曾有民政部门的精神障碍残疾证明，但要达到监外执行的条件，必须经过专业的医学鉴定，法院曾委托精神鉴定机构对高彬进行司法鉴定，但因高彬“不说话”，导致无法鉴定。
“澎湃新闻”称，高彬的弟弟高刚说高彬的精神“有毛病”，说她曾在看守所被刑拘一个多月，取保候审回家后现出现“精神毛病”，“一看到警察，她病情就加重。”“医学界”尝试联系高彬家人，电话接通后对方没有说话就挂断了。
张凤英和其家属认为，高彬在一审法庭上还“洋洋得意”，说话也很正常，并没有精神存在问题的表现，然而一审有期徒刑三年的判决下来之后，在二审法庭上她就不说话，是在装疯卖傻。
张凤英的代理律师卢云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二审开庭前就对高彬做了精神鉴定，但她鉴定时就是不说话，表情痴痴呆呆的，我们感觉她就是在装疯。”
“因为被鉴定人不说话，无法出具精神鉴定，结果五年都不执行收监，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先例。”卢云律师告诉“医学界”。
专家：判决3年不执行，当地法院应反省
“我们每天都在给检察院、法院打电话，心里很气愤，为什么凶手一直没有受到惩罚，但到现在还说在协调，没有结果。”张凤英医生的爱人对高彬仍未入狱表示无法理解。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9年3月，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检察院曾向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称，被告人高彬2014年7月被执行逮捕，一月后取保候审，2015年被一审判刑三年，一直未被收监，建议法院对高彬一案的执行“尽快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截至目前，高彬仍未被收入监狱。
此案一审法官段成志回应称，去年乌兰察布市检察院组织公检法几家单位开了协调会，“决定还是先把人送到监狱去，看收不收，再做其他决定。”此外，疫情影响，当地监狱对收监犯人严格控制，也导致近几个月没有推进此案的执行。
因为被鉴定人不说话，无法给出精神鉴定结果所以终审判决后不收监，很多网友表达了质疑。有评论称，杀人犯如果照搬精神鉴定“不说话”，也可以“不予鉴定”，逍遥法外了吗？
对此，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司法鉴定人或精神科医生应该防止这样的判决结果出现，我认为这个司法精神鉴定是不合格的。”据邓利强介绍，这样的鉴定结果并不符合常规鉴定程序。
邓利强对“医学界”解释了精神障碍的司法鉴定过程。事实上，即使不说话、不配合，司法鉴定人依然可以通过被鉴定人的表情、对医生指令或者语言的反应，判断此人是哪种情形：是拒绝配合的“诈病”还是存在精神障碍。
“病人不予配合，司法鉴定人也应该给出属于哪一种情况的判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根本不是合格的鉴定人，我建议受害人起诉相关的司法鉴定机关，”邓利强说。
邓利强认为，法院在终审判决五年之久都不对犯罪者收监，说明当地的司法程序和执行上存在一定问题。“目前的鉴定结果不支持被鉴定人存在精神障碍，没有证据，就不应该做出不收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
他同时呼吁，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媒体曝光的这起案件说明当地应对其司法环境进行反省。
存有医患纠纷，酌情从轻处罚？
张凤英医生告诉“医学界”，她被打成重伤之后，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已就医疗纠纷向高彬赔偿29万元，为了提高案件审理效率，严惩犯罪，她对高彬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只提出了刑事诉讼。
然而在二审判决书上，张凤英最无法理解的一句话是：鉴于本案是在存有医患纠纷情况下被告人实施的过激伤害行为，综合本案具体情节，对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
“凭什么有医疗纠纷，患者故意伤人就要从轻处罚？她既没有认罪，也没有对我进行任何道歉。”
但她也没有预料到，从轻处罚的结果——被告人高彬犯故意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竟然过了五年也没有执行。
案发后，张凤英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刚做完手术时肌肉萎缩、肌腱粘连，稍微动一下就疼得不行，因为神经受损，手臂也常常发麻。她又前往北京进行了9个月的康复治疗。第一个月住院治疗，后来因为病床不够，她只能住在附近的快捷酒店。恢复期间，她的丈夫、儿子、儿媳轮流来北京照顾她。
目前，她的右手食指的小拇指依然无法完全伸展，背曲功能几乎没有。“切菜都只能切白菜，土豆都切不动。”
张凤英在北京复健时，也被诊断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一度无法与人交流，害怕见到陌生人、不敢接电话，怀疑是警察或是威胁她的病人家属打来的。
心理医生建议张凤英在复健后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熟悉的环境可以促进她早日走出阴影，她的家人也鼓励她走出家门，增加与外界的接触。
2014年5月，案发一年多后，张凤英做回了产科主任。一开始她不敢和患者多讲话，因为害怕独自出门，每天上下班都需要丈夫接送。右手的残疾让她不能再做手术，只能站在手术室里对其他医生进行指导。只有在其他医生都无法解决时，她才上台用左手操作。
身体上的伤残还未恢复，心理上的创伤更让她对医生的职业产生了怀疑。
产科是给世界带来新生命的科室，初生儿的哭声可能是很多妇产科医生最爱的声音。可张凤英却觉得，成功的一次接生、抢救回来一个危重病人，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给她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我现在发现，做医生就是你救回来、你手术成功都是应该的，只要有任何问题，那家属就要开始闹，要打你、砍你、杀你了。”
她曾多次想过放弃继续做医生。“我现在觉得做医生太无助了，好几次和医院说想回家，但是医院还是找我谈话，说产科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室，很需要我。”
今年疫情爆发后，医生们都取消了休假，她从大年初二起就没有休息过一天。产科病人多，她半夜接到电话也要到医院去抢救病人。
“我们为了病人付出了很多，最后自己落了个残疾。”张凤英说，“没人能理解我们。”
经历了这起事件后，张凤英现在觉得，医生才是发生冲突时的弱势者，案发时如此，审判后亦是如此。
目前，她和家人最大的愿望是三年前对高彬的判决可以尽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