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作为我国第一位临床麻醉学博士，刘进赴美国攻读博士后。出国前，刘进向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守春教授辞行，徐守春交代他在做科研之外，还要考察为何我国的临床医学比美国的水平低？带着这样的使命，刘进花了长时间观察，“两国医学院毕业生的水平相差并不大，但美国医学院毕业生要想成为主治医师，都必须经历高度规范且现代化的培训，相比之下，中国同阶段的培训规范程度不够，这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主治医师临床知识与技能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彼时，刘进已获得美国德州颁发的医疗机构许可证（Institution Permission）并在西南医学中心（规培基地）担任麻醉科的主治医师。但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成为他回国的重要原因。1994年初，刘进回国后，在北京阜外医院担任麻醉科主任，要求科室内所有年轻医生按照他制定的标准推行规培制度。但阜外医院是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没有麻醉学规培所需要的其他临床麻醉亚专业。为此，刘进联系了北京协和、天坛、儿童医院等医院，将年轻医师送去专科规培。2000年，刘进申请调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是一家综合性医院，相比阜外医院，更适合推行规培制度。 借此机会，刘进开始在华西医院的麻醉科试点规培，并在2003年开始向其他科室普及，同时招收“社会人”参与规培。也是在同一年，刘进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他在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连续十年提出“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将其费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建议。“卫生部颁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规定和卫生部认定培训基地已有约十年，但由于没有从体制上根本改变住院医师的培训制度，这些工作实际上没有发挥大的作用。”刘进在2003年首次提交的建议中如是写道。区别于卫生部颁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规定，刘进提交的建议中，焦点在于由国家建立统一制度，要求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师接受3年规范化培训后再投入医疗人才市场；以及由国家财政向接受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平均补助1000元/月/人，这一补助在2012年提交的全国人大建议中提高到10万元/年/人（其中1/3基地作培训经费，2/3补给每一位住院医师）。最终，2013年12月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2014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同时，中央财政自2014年起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资金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３万元。补助资金2/3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1/3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历经十年发展，规培制度显著改善了我国医师队伍的人员结构，有效缓解了医改过程中基层一线医师紧缺的困难，成为医院提升医疗质量和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以华西医院麻醉科为例，据刘进提供的数据，2000年华西医院麻醉死亡率高达万分之一，随后麻醉死亡率不断下降至五万分之一、二十万分之一，而这离不开华西医院麻醉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据中国医师协会披露，2023年全国共有12万名医学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是我国规培制度实施十年以来，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年。但不容忽视的是，规培制度的落地与实施也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近期，湖南、广西、上海等地接连发生的医学生自杀事件，更是将规培制度推上风口浪尖。规培不应成为广大医学生职业起步路上不可承受之重，让规培制度更好以人为本，助推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更应成为全行业的焦点课题。特别是随着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老龄化趋势加剧，如何吸引更多人投身临床，关系卫生健康事业可持续发展，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完善规培制度，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刘进教授——国内最早发起建立住院医师培训制度的专家之一。《21世纪》：您回国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初衷是什么？刘进：医学教育有三个环节，包括医学生教育、住院医师培养、专科医师的终身继续教育。在我国，住院医师的培训一直是三者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前，我国有2/3的医学院毕业生以医院正式职工的身份直接分配到中基层医院（地市级或以下医院），剩余1/3的医学生有机会分配到三甲医院。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真正要解决的，就是希望这群2/3的医学生到中基层医院独立行医之前，先在大医院接受规范化培训，以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临床技能为民众，特别是农民、工人和普通城镇居民服务，这也是解决看病难的主要措施之一。基本的临床医学知识和技能是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只有在绝大部分医生经历过规范化培训之后，才能够保证14亿中国人在常见病和多发病上得到规范化诊断治疗和预防指导。《21世纪》：据您观察，我国临床医师水平与美国的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国经过十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差距是否缩小？刘进：美国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约有100年历史，他们也经历过很多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事实上，两国医学院毕业生的水平相差并不大，但我国临床主治医生的平均水平远低于美国，中间就差了一个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阶段。我国执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有10年，大概走完了美国前50年的路。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综合水平大概相当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目前我国在住院医师规培的问题上，和美国还有50年的差距。只要我们都努力，赶上这50年可能再用20年就可以了。《21世纪》：有舆论称可以考虑降低规培时间，以减轻规培生压力。但对比美国五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您如何看待时间问题？刘进：美国的内科、儿科系统规培时间是三年，麻醉、放射、病理、眼科等是四年，外科是五年时间。对比来看，考虑到疾病谱系大致相同、诊疗原则基本一样，我国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缩短到三年，是短于美国的。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规培生需要到不同科室进行轮岗。只有通过轮岗，医生对疾病才能有更全面的看法和认识，在考虑病人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减少误诊和漏诊的情况。如果时间上缩短到一至两年，可能会导致医师轮岗不全，培养出来的医师就不是合格的。《21世纪》：现阶段不少医学生反映在规培期间钱少事多、压力大，您如何看待此现象？刘进：从宏观上看，各行各业还处于学习训练期间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收入都非常满意吗？具体到规培生来说，按照国家现有规定，为每位住院医师提供3万元/年的补助，其中有1万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剩余2万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也就是每人每个月补助1667元。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的医院都是尽可能补助住院医师，绝大部分规培基地的补贴能够达到或接近基地所在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此外，例如有规培生抱怨写病历，认为这是简单重复的抄写过程。但特别是在内科系统，写病历属于基本功，这里面包括病人主诉、各种病史、症状体征、检查结果、鉴别诊断，是非常严格的临床逻辑思维训练过程。很多医院都要求年轻医生必须写出多少份大病历，培养年轻医生的临床能力。我也经常看到老师和学生坐在一起写病历、开医嘱，这都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再比如查房和办理出院手续，我们能把这些事情简单地理解为打杂吗？例如办理出院手续，最后要落实到患者确诊、需要带哪些药物回家、后续医嘱交代等，这些都是病人最关心的事情，难道不是年轻医生该学习的吗？就好像是练习乒乓球，在训练过程中难免出现很多简单重复性的内容，但就像是询问患者病史，需要有先后顺序才不会遗漏，这些是需要反复训练才能获得的技能。当然了，每家医院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不排除有一些原本不属于规培生工作范畴的事情安排规培生完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的存在，但一定不是主流。但我国推行规培制度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这期间教学相长，我们的老师也在进步。此外，我也看到有言论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压榨创收的剥削制度，但在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前，中基层的住院医生在工作几年后一般要到大医院进修一年，这期间，进修医师必须向大医院缴纳进修费用。而目前规培生是能够享受到国家补助的，这种言论不攻自破。《21世纪》：根据相关报道，在湖南某医院规培的医学研究生在遗书中称已连续工作36小时，规培生工作时间长也被热议，您如何看待规培生的工作时间强度？刘进：35年前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当时规定是住院医师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120个小时，现在美国规定住院医生每周工作不超过80个小时，此外还附加每星期至少一天连续休息24个小时及每次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算下来，每周剩下的5天平均每天工作11个小时。我国虽然没有类似的规定，虽然连续工作36个小时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也是不应该的，但工作时长可能是全世界医生都无法规避的问题。例如正在手术台上的医生在还没有完成手术的情况下，到点下班，作为患者及患者家属会同意医生这么做吗？所以，我们在训练规培生的时候也不得不将这种情况纳入考虑，因为今后他们在独立行医的时候，必须要接受这样的工作强度。但这也不是要让医生过度疲劳，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21世纪》：近期医学生极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刘进：对于这类新闻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我们应该真正关心爱护年轻医生。如何关心爱护年轻医生？建议全社会、政府相关部门、基地医院和临床科室主任和老师们，以及学医者的家长们都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导致死亡的原因采取积极措施，才是真正地关心年轻人。例如，一是，年轻医师要警惕自己是否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意识到患有相关疾病的时候主动诊断及时汇报，医院职工（包括规培生和专硕生）的常规体检年龄应该提前到25岁，争取努力做到对很多基础性疾病做到预警预防和早诊早治；二是，医院、科室和老师，家长关心规培生和专硕生的身心健康，开展相关培训、疏导和治疗，心理情绪上予以年轻医生更多的关怀和疏导，要告知他们在人生中出现心理障碍是常常可能发生的事情，重点在于及时寻求帮助。规培生和专硕生也应提高和老师与领导的主动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加强相关培训和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和能力等。《21世纪》：有舆论称对于在医院规培的医学研究生，谈工资的时候是学生，工作的时候就是打工人，您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刘进：现阶段在医院规培基地学医的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社会人”身份的住院医生，根据国家要求，在到中基层医院工作之前先到规培基地学习三年；第二类是走教育部系统考试的专硕生，教育部规定专硕生的36个月期间接受33个月的住院医师规培；第三类是进修医生。事实上，我当初提出建立规培制度建议的时候，教育部还没有规定专硕生必须接受33个月的住院医师规培，包括国家按照3万/年/人的政策，这笔补助没有进入教育部专硕系统。由于受教育部配备的名额限制，每年大约只有1/4的医学院应届毕业生能通过专硕生的考试并被录取，他们就进入教育部的全日制研究生管理系统，在完成规培的33个月期间无法领到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因为，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按属于卫健委规培系统的规培生人头给钱，一人一年3万。而专硕生是属于教育部系统，不在卫健委的规培系统中。这种规培生和专硕生在收入上的差异是后来教育部要求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生必须参加33个月的规培后才出现。如果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就会得出如下的误解“我国约有1/4的规培生（其实是专硕生）每月只有不到1000元的生活费”。解决专硕生待遇较低的矛盾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教育部门主动与国家财政部和卫健委积极沟通，争取将临床医学专硕生的财政补贴和医院补贴也纳入规培生补贴体系去。因为临床医学学位要匹配给拥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医学生在医学院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可以做住院医师，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授予医学硕士学位。此外，一部分人走专科医师培训，培训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如此也能规避上面的矛盾。《21世纪》：您认为规培制度在设计上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刘进：第一，国家财政应该覆盖至少90%以上的住院医师规培的费用。当初我提的是10万元/年/人，现在可能要再高一点。这也会激励规培基地多招收住院医生，为国家培养住院医师，因为独立核算的医院没有义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第二，大型三甲医院作为规培基地，主要任务在于教育培训而非科研，但现在很多医院更看重科研而非教育培训，这是现阶段面临的普遍问题。其实医院应该医教研全面发展，临床医疗排在首位，教育培训次之，第三才是科研。第三，教学相长。带教老师要提高自己的教育责任心和教育技能，医学教育主要是床旁教学培训，在病人身边、手术台旁边、诊断床旁边、病床旁边或是门诊，和大学教育是不一样的。第四，住院医生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能力，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得相当一部分医学生可能不适应目前的教学和培训方式。当然了，包括规培基地标准完善，切实落地执行，这些都需要时间，但时间不是我们的借口。中国有14亿老百姓，基层需要更多合格的“健康守门人”，这是保障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础，规范化培训是一项涉及民族健康、国家命运的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总之，我们需要从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特别是对工人、农民和普通城镇居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水平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为国家培养大量合格医师的制度。这样不仅能够得到全社会的更加理解和支持，也会加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医学院和规培基地医院、临床教师对改进和完善我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来进一步完善规培制度。*“医学界”力求所发表内容专业、可靠，但不对内容的准确性做出承诺；请相关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时另行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