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显象：无竟寓书画艺术中的时代踪迹
无言的显象：无竟寓书画艺术中的时代踪迹
燕凯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我第一次看到柯小刚老师的字画是在三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士，偶然撞到一个叫做“道里书院”的网站（现在搬到了豆瓣小组），看到一个斋号叫“无竟寓”的人发的帖子，有中西经典解读，有原创书画作品，学问精深，书画儒雅，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道里书院网站的“潜水员”。去年博士毕业之后，我来到同济，跟随柯老师做博士后研究，继续深化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作为日常修养的书法”。
书画作为一种修养之道，这本来是传统士人书画的本来意义。然而，随着“新文化”的兴起，艺术被改造为“专业技能”和“宣传工具”（包括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不再成为“修养”的方法。而且，现代人的生活本身也不再是“修养的生活”，而只是“经济的生活”、“娱乐的生活”和“政治意见的生活”；与之相应，“人之为人”的本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变成了各种“经济人”、“消费者”、“劳动力”和“某某主义者”。这大概就是“人的异化”过程吧。于是，随着“书画修身”、“读书修身”等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解体，“艺术”和“学术”逐渐脱离日常生活，成为专业体制的一部分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修养的生活”、“修身之人”也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在这个古今之变的时代背景中，我特别能理解柯老师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如此热心从事书画学习、研究、创作和教学工作。他经常说，他是在从事一项“为往圣继绝学”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包含儒学经典的重新激活，也应该包含传统士人生活方式的整体复兴：书画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如此理解的书画就不再是博物馆性质的“文物”，也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材料”，甚至也不是学科专业意义上的“艺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生活方式而来得到修养和陶冶的“人的类型”。用柯老师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观物体道”的生活方式，如此“观物体道”的人就是“天人合一”、“文质彬彬”的人。柯老师说他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但他自觉地知道，这是他的理想，或者说，这是他对“书画所为何事”的理解。
燕凯书法作品
随着艺术专业学科的发展和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人才的数量乃至艺术品的“艺术性”远胜古代。然而，与此专业化繁荣发展和“艺术性”提高的同时发生的现代性事件，却是“作为日常修养的艺术生活”的没落，和过着“观物体道”生活方式的“书画人”的销声匿迹。柯老师经常说，他之所以热心公益性质的低收费书画教育工作，正是因为认识到“士人书画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濒临灭绝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不只是教书画技法，而且是教书画修身的为人之道。
所以，他的书画班不仅教授书画技法，更重要的是讲解书论画论、书史画史经典，以及尤其重要的是要讲解历代书画流派置身其间的哲学、历史、文学背景，以及所有传统书画思想的终极本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先秦诸子百家典籍。所以，在他设计的书画传承班和“道里书院国学班”课程体系中，经史典籍带读、书画史论与实践，乃至中医经典和养生，都成为必修的课程。尤其有趣的是，在他的课堂讲授和讨论中，我们随时可以听到他从中国经典出发，联系到西方古典和现代，在黑板上写满了古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德文，与竖排繁体的中文板书形成极富时代气息的对比。
“学贯中西”这个词的滥用使它差不多成了一个骂人的词。我们可不想用这个词骂柯老师，况且这也从来没有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他懂很多外语，也读很多古文经典，但这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在以博学和专业为尚的现代学风中，柯老师关心的只是活生生的人及其修养、“能化之文”及其“现代新命”（参柯小刚著《在兹》、《道学导论》、《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等书）。“古之学者为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为往圣继绝学”、“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六经责我开生面”是柯老师念兹在兹的几句圣贤格言。这些话早在他的大学阶段就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挥之不去。他读儒学经典是在这些话的激励下进行的，学书画和中医也是出于同样的心志，乃至研究西学也不例外。
在一次“儒学与古典学”会议的自由发言环节中，张文江老师叫大家回顾各自从学的经历和遭遇的困难。柯老师就说了当年本科毕业时的艰难抉择。他说他的哲学兴趣萌发很早，从中学阶段就开始给同学写作三千字的“哲学书信”，批评“按需分配”不可能建立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基础上，“人心与道德才是社会的基础”。
这是一颗早熟的心灵。这颗心灵在大学阶段经历过好几次思想探索和转变，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道家、佛教等思想阶段，每次转变“都像经历一场生死攸关的恋爱，撕心裂肺，脱胎换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在熊十力的引领下，决定性地从佛教走向了儒家，从那以后自觉安身立命，再也没有改变过。”所以，他的本科论文写的就是熊十力。
“研究生为什么考到北大读西学？那是我痛苦地思考了一个月之后的决定。我的痛苦不在中西选择，这已经不成问题。我的痛苦在于，我最终明白，在现代处境中，中国文化要想重新激活，必须实实在在地经历西学、消化西学。”所以，他在1996年从吉林大学毕业，考到了北大西方哲学专业，做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研究，一直到2003年毕业来同济工作。在此前后，他先后访学过德国、英国和美国，西学研究也从现代西方逐渐深入到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渊源。与此同时，他也更多地转向了中国文化的研究，其中尤其聚焦到经典解释和书画。
“我对书画的兴趣远远早于我接触西学，也早于接触中国经典。我生在七十年代初非常贫困闭塞的山村，从小没有书看，什么书都没有，但却可以写毛笔字，所以我从小就写，经常用毛笔蘸水在石板上写，在墙上写，有时从早到晚什么都不干，就写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在隔壁。学校里有水泥地板和水泥做的课桌，我暑假的时候就拿一支毛笔和一碗水进去写地板和课桌，一写就是一天，中间回去吃饭，一直到天黑看不见才作罢。我还用拖把在水泥地上写巨幅大字。从小学开始，家里和亲戚朋友的春联都由我写。家里每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是我的老师，村里的老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们村历史上没出过什么状元进士，但每家都很重视教孩子写毛笔字。他们常说‘字是门楼书是屋’。虽然刚刚经历过文革，但古老文化的基因却仍然顽强地活着。”“我是壬子年壬子月生。韩博说我的八字中有两个墨池，他以此解释我为什么从小喜欢写字画画。一个墨池管字，一个墨池管画。”
无竟寓作品
柯老师对书画的痴狂劲儿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从小也是毫无理由地热爱书法。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深层基因，与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字是门楼书是屋”：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通过字画的“象”显现出来。一个少年在闭塞的山村和文化贫瘠的年代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初感知，便是书画之“象”的触动：
“我深深地记得大概是在我六七岁时候的一个黄昏，在一个破旧昏暗的阁楼上习字。我突然发现字帖上的字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停匀美好，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每个字都在微微颤动，向我点头招手。那一刻，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发光。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美。我激动得呼吸急促，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抱着字帖和我的习作爬下梯子，跑到父母劳作的豆腐坊，语无伦次地叫他们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也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只是照例夸奖勉励我好好写。在豆腐坊的热气蒸腾中，灯光昏黄，所有人和东西都影影绰绰。我捧着字帖和习作傻傻地站在那里，激动难平，又无限惆怅（我整个小学阶段都很惆怅，后来越来越开朗）。我第一次知道，有些东西只能自己独自感受，无法言传，难以分享。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父母带着一无所有的一家人刚刚离开老家贫瘠的土地，搬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开始做豆腐。周围的小伙伴都欺负我，我拒绝上学，整天躲在阁楼上写字。”
这是一种原生态的书画兴趣。在荡尽斯文的七十年代初，在贫穷闭塞的山村，没有书法班，没有考级，没有展览，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同时，也早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私塾、书院、家学传承。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在一无所有的山谷中，却悄然萌发了文化的种子。这并不煽情，也不费解。这并不容易发生，但也不是个别现象。
七零后的一辈生于文革后期的洪荒，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下海潮”。在他们出生前的一百年形成的普遍常识是“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普遍唯一信仰是财富。但正是在这种极度“质野”的环境中，诞生了一批有理想、有感受的七零后学者。这群人不多，但也不少，分布在各地高校和民间，多数都很传奇。这并不是一个时代的奇迹，更不是其中某些个人的奇迹。这是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其命维新”的奇迹。
烂漫窗前树，嘤嘤鸟鸣音。
诗书解未半，空负继绝心。
四十云不惑，困学到于今。
少年负笈游，欧日与美英。
中年弘圣教，青青咏子衿。
弦歌亦不辍，岐黄与丹青。
乾乾夕惕若，翼翼感神明。
悠悠追古意，写此寄余情。
（http://www.douban.co
这是柯老师“四十述怀”的诗篇（他自称“打油诗”）。一个草莽中走来的孩子为什么会自觉地置身于斯文传承的文化生命中去？柯老师曾如此讲述：
“我的本科四年是在吉林大学的新校区度过的。当时只有一个图书馆、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比高中还小，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青纱帐玉米丛。我像虫子啃玉米一样蚕食图书馆里的书，度过了四年最充实的读书时光。有一个下午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我仿佛看到孔夫子在云中驾车而来，甚至有隆隆的声音。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感动。他告诉我说，以后不要乱看书，要看就看文言古书和外文经典。我很惊讶，夫子也教人看外文吗？他说你们今天也是要看的，半通不通的西方文化害人不浅。后来我就基本上只读文言的古书和外文的西书。本科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花了我很长时间思量。思量的结果就是去北大读外国哲学。北大的七年，包括在德国的一年，学外语占了一半的时间。古典的，现代的，各国的，都学。学来干什么？看最新文献？追赶国际学术前沿？也看，但不是主要的。一直到现在，我深深地牢记那个下午的教导和感动，和含着泪水的痛下决心：那就是读书就读真正的书，读古人的大书，读经典原文和历代注疏。”（柯小刚《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有一段时间他每晚去未名湖边的山上打坐，有一次“忽然思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仰面怆然而涕下。林际夜色浑芒，城市背景光绯红，车声漠然未央。忽有乌夜啼，一声乃止。郭洪体笑我‘以中国文化之传人自居。’我说：‘然。但这不是自以为了不起，而恰是一种谦卑。’”（柯小刚《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这是一个由质反文时代的人物和故事。被误解和压抑了太久的古老文明，当它要重新生发的时候，无数因缘都在冥冥之中发生作用。革命洪荒之后再生的文化，不但是传统的“文”，也是新时代的“化”。他们没有“献”意义上的师承，但正因此而得以越过陈腐的繁文，直接高古简穆的古典；他们继承古典，但却有与生俱来的“质野以化文”的生命活力。“新文化”和现代革命制约了他们，也成全了他们。在柯老师的学术著作和书画作品中，这两个貌似矛盾的方面无处不在。这并不是某个人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时代的大观。我无意为一个人作传，而只是想在看这个人的作品和听他讲述中观察一个时代的踪迹：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时代的来龙去脉中，文化的天命如何默默无言地规定着每一个虔诚书写者的一点一画、一草一木？
无竟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