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王琪：工业党还是情怀党？——也谈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
文章来源：微信订阅号“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春节期间，一篇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爆红网络，引发了一个对现代乡愁的讨论热潮。王磊光博士这篇文章真实地呈现了如今农村的种种现象与问题，表达了对乡村熟人社会的眷恋与忧虑，感叹“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 而众多的回应文章则对作者这种对农村田园诗歌式的眷恋表示不满，把乡村的衰败和熟人社会的解体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如《新京报》的文章《“博士返乡笔记”写出农村文明的衰败”》将农村的衰败归结为“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冲突，而在这样文明冲突中，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文明裹挟着走向更为先进和便利的生活中去。北京青年报《博士返乡笔记背后的真问题》则表示，农村没有变的更坏，实际上在朝着更好的方向不断前进，而王博士所感叹的外出打工者常年不回家、农村人情日渐淡薄都是农村和农民主动适应现代化的正常举措。
澎湃新闻网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科博士的文章《不必“近乡情怯”——另一面的乡村》，也是这种“传统”VS“现代”的二元叙事的典型体现。这篇署名“古鱼”的文章以自己岳母所在的皖北农村为例，指责农村人“产权和权利边界模糊”。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农村人情社会的种种弊病，“单说你勤劳致富了，眼红的亲戚可以去你家闹事要钱，你都没处讲理；小姑子上法庭闹离婚，你不管不顾，不去找关系找门子，婆婆就天天堵门口骂人，认为这事儿你凭啥不管。”不知道这位博士在农村生活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从他岳母那儿听到的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笔者自己在农村这么多年生活的感受是，如果哪家遇到婚丧嫁娶的事情，朋友亲戚都会主动打电话问需不需要钱，没有谁去腆着脸去人家家门口闹事要钱。农村现在虽然被钱糟蹋的不成样子了，但总体上还不会比坑蒙拐骗的城市更差。古鱼所描述的情况，在农村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但是却被作为农村人“产权和权利边界模糊”的表现“代表”了农村人的形象。
这种观点集中代表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傲慢与偏见。在前几天围绕着“大衣哥”的风波中，农村人的一句玩笑话被媒体无限引申。南都借此发表评论称“要求大衣哥发小车的人是一种‘畸形人格’”，提出要有效消除这种“不送小轿车就不说他好”的荒诞观念和无处不在的干涉别人权利现象，塑造一种健康理性的“现代公民人格”。这个事情是媒体小题大做，借一个人的玩笑话来妖魔化整个农村的形象又一个案例。不过相比较于城市，基于熟人社会的农村人相互之间确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亲戚朋友乡邻家里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去帮忙，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乡村互助机制，而这样的机制确实容易导致一种别人应该来给我帮忙的心态（因为我之前给别人帮过忙）。在“城里人”眼里，这就是缺乏“现代公民人格”的农村人强加给别人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城里人”来说，“现代公民人格”就是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的明晰化，用更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你的事情我不管，我的事情你也不用管，我们彼此之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我愿意帮你是我发善心，不愿意帮你是我的个人权利。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原子化状态的“城里人”，对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和义务，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傲慢和歧视，将农村中残留的最后一点人与人的温情妖魔化为这种“现代意识”的对立物，把熟人社会的瓦解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必然历程。
在无处不在的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渗透中，乡村不可能是一个超脱于时代的田园诗歌式的所在。相比于城市，农村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人情味，这是王博士眷恋农村的原因，而这种人情味的日益淡薄，农村越来越趋同于城市，又让王博士唏嘘感伤。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对农村的深入渗透，原先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正在日益为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往所取代。农村的婚丧嫁娶，之前主要靠亲戚和乡邻的帮忙，现在很大一部分都商品化了，承包给了专业的婚丧服务队。以前农村盖房子基本上靠同宗和同龄人之间的互助劳动，酬劳就是几顿好饭和几瓶白酒，现在都是花钱雇工或者承包给包工队。因为钱的问题，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农村的婚姻也日渐变成一种商品化的婚姻，农村女孩对于物质条件的要求比起城市有过之而不及。人情退却之后，货币就登场了，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一点一点地斩断，日益变成用货币联系起来的陌生人。
农村人情淡漠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前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在市场经济和大工业的冲击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确立的小农经济日益破产，打工成了农村青年唯一的出路。城市需要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却不愿意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疏离了农村，也没办法融入城市，这就是当前新工人的尴尬状态。王博士看到，在农村“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一位打工者感叹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一篇回应王博士的文章（《博士春节返乡手记》哪里错了）批评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感伤的眷恋，把争论上升到改革与反改革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人迁徙的自由，并且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蒂亚森的话来高唱“自由”的赞歌：“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
这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怪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二十年寒窗苦读，就盼着有一天能够找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安稳地生活下来。可是，这些骨子里期盼稳定的“智识阶层”在对待工人和农民群体时候，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诅咒那种让人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的单位型工厂，认为这禁锢了人的“自由”，为国企工人和农民工变成自由流动的“自由”人而大唱赞歌，歌颂这种一个月换好几个工厂，一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迁徙自由”。可是，真要是把他们也变成“自由”人的时候，他们就不乐意了。别急，现在的事业单位改革才刚开始，等到哪天也让这些知识分子们一年签一次合同，和领导顶撞一次就得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他们就能完全体会到这种“自由”的幸福了。
频繁的流动逐渐瓦解了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王博士在文章中说：“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青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年轻人多数天各一方，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短暂相聚，农村原有的人情关系日益淡漠，而在城市的频繁流动中又无法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找不到归属感和精神家园，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漂泊流浪。
乡村社会的解体，只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缩影。而这种转型，并不像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是从“传统”向“现代”、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并不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中国原先的单位型城市中，就存在着和现在农村一样的熟人社会，一个工厂、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大单位中生活的人都彼此熟识。一家有喜大家乐，一家有难大家帮，人和人之间并不是一种原子化的冷漠状态，而是充满着浓浓的温情。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型的小社会在城市里逐步解体。铁饭碗被打碎之后，城市里的国企工人、中产阶级（或者说“新穷人”）都变成了市场上“自由”流动的雇佣劳动力，稳固的熟人社会也随之解体。城市只是先于农村完成了这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变成了如今这个用防盗门防盗窗防盗锁全副武装起来的冰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坚固的社会关系都被摧毁了，而代之以疏离冷漠、没有归属感的孤立的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在看待乡村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态度。一种是古鱼博士和南都的态度，本质是冷漠起来的“城里人”嘲笑着还没有那么冰冷的“乡下人”，把城市的现在看做是农村需要努力的未来。另外一种则怀着一种田园诗歌式的乡愁来眷恋逝去的人情乡村，反映的是在动荡不安中丧失归属感的城市“新穷人”对于一个稳固的精神家园的渴望。
这看起来是一个老套的“工业党”和“情怀党”之间的争论。笃信大工业的铁蹄必将能踏平人世间一切苦难和眼泪的工业党人，把乡村的衰败和解体看作是现代化和文明化进程中的正面现象，嘲笑文科博士对必然消失的田园诗歌的乡愁。其实，工业文明并不必然排斥“情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原子化的冷漠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丧失了人的价值的金钱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在漂泊不安中“自由迁徙”的世界。熟人社会的解体（包括农村和城市）和新工人（以及“新穷人”）的漂泊，只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自由流动的资本和货币对社会的渗透所造成的结果。我们不是要用“传统”VS“现代”的二元叙事方式来为社会的解体和冷漠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而是要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去探寻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