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冯源：如何复兴乡土文化
本文转自《瞭望》新闻周刊，作者为冯源。
“乡愁”的概念近年来不胫而走，代表着当下社会对乡土文化的普遍向往，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复兴乡土文化，也成了社会关注的一大话题。
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我们虽然生活于城市，但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在浙江省缙云县举行的第二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上，西北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作家徐兆寿教授认为，乡土文化之所以可以复兴，是因为它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
“尽管乡土文化不可能解决所有矛盾，但是根植于它之上的包容和合理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回到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徐兆寿表示，乡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细胞和基因，是构成国家和民族的最基本元素。
“中国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建构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基因与来源，历经几千年的积累与沉淀，成为世界文化长廊中风情独特而丰富多样的存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智锋认为，全球化的弊端之一是文化一致性，任何事物一旦走向单一，就会衰亡，文化的单一化同样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人类最大危机。而中国的乡土文化正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支撑，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不要说城里人讲乡愁，农民也有乡愁，大家向往生活提高、村容美化、人心向善的‘美丽乡村’。”浙江省缙云县仁岸村党支部书记何伟峰说，几十年前物质条件很差，但是没有污染，农村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一家有难全村帮忙，一家杀猪全村分肉。大家并非怀念那样的生活，而是希望继续拥有向上的精神面貌。“从2013年开始，我们决定花五年时间美化村容村貌，起初有人还笑话是‘吃了饭没事做’，现在村庄干净了，村民心也齐了，全村2600人每天只要一个保洁员打扫卫生，今年年初大家为了一个项目，二话没说就集资了十几万元。”
“城困”更需要“乡愁”
普利兹克建筑奖素有“建筑学诺贝尔奖”之称，作为这一奖项的首位中国得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这几年一直在从事乡村改造，他选择了杭州市富阳区的文村作为自己重建古村的实践对象：灰、黄、白的三色基调，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设计，必须留有院子和堂屋……
在他看来，中国江南的乡村代表着互联网时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未来方向。“江南的乡村文化非常平民化、扁平化，又提倡知识阶层与农民结合，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有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人们可以分散到乡村，解决过去要聚集在高楼大厦里才能解决的问题。”
“十年前大家都盯着城市，现在大家都愿意回头看。”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潘家恩认为，“城困”触动了人们更多的“乡愁”，因为城市并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而农业不仅生产粮食，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寄托，农村同样如此。“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我们不可能走欧美城市化的道路，因为土地和资源都很有限，必须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胡智锋认为，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回归原始状态，但是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色小镇很可能是一种未来的发展方式。“小镇是村落的组合，它有城市功能，又不远离土地，贴近乡村，还可以维持熟人社会的规模，传承乡土文化，相对而言，可以降低城镇化的成本。”
“我们必须警惕‘单向化’的陷阱，把城市化看作是唯一的方向，认为人类只能全往城市里走。”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赵月枝认为，中国有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而在“乡村盲点”上，中国也可能作出独特的贡献，“也就是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赵月枝说。
复兴并非简单沿承
“看到古村落里的贞节牌坊，我就感觉像看到一个被绑着挨打的女性形象。”徐兆寿认为，乡土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是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思维，同时也是在寻找当今人类面临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家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方式。
“乡土文化自身需要在新的背景下自我突变、完善和清理，重新焕发青春，还需要对其他文化进行一次融合性的提升。”徐兆寿说，文化都有融合的属性，不断吸引外来文化也是文化的生存法则，如果固定不变，文化自己就会死亡。
胡智锋则把乡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包括村落、建筑、山水、风景、器物、美食在内的具有可见、可感、可触属性的景观层面；包括风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在内的习俗层面；包括集体主义、乡土文化和家国情怀在内的观念层面。“提升乡村文化，也需要克服乡村文化当下存在的如边缘、空心、衰落、劣质等突出问题。”
胡智锋认为，在复兴乡土文化过程中，要解决好先进性和落后性、传承性和破坏性、体验性和概念性、时代性和陈旧性以及创新性和僵板性等几对关系。“我们需要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政策优势，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优质资源，化消极、落后、劣势为积极、先进、优势，为整体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找到扎实而正向的道路，而非简单的沿承。”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汇群则发现，新世纪以来，都市婚变题材的电视剧从场景、人物、情节点等方面对乡村的呈现，与之前作品相比，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突转，之前作品对乡土讴歌和批判兼而有之，而当下作品更多地呈现出乡村落后和不文明的方面，使乡村变得符号化。
对此，李立群分析说，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适婚期和受众群体日渐分化等因素叠加，都迫使电视剧内容制作向都市年轻一代倾斜，同时，电视剧的目的更注重抓取主流受众和广告流量，使得营造乡村奇观成为吸引都市中产阶级的手段。“如何立足现实，建构更多元、立体、有深度的乡村影像符号，并寄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刻反思，应是当下电视剧生产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而在今年的媒体圈，《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了》《回乡不能上桌吃城里媳妇掀桌子》《春节返乡见闻：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三篇被国家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虚假新闻报道，无一例外，都在传递着乡土文化贫瘠，甚至于“礼崩乐坏”的信息。
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胡钰教授批评说，这样的问题暴露出实践发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和理论研究中的贵族化倾向，屏蔽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农村，从网络中、想象中摘取农村肮脏和丑陋的一面，抹杀了农村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中国革命以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对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
长期引导学生开展乡村建设的潘家恩则认为，这些“小时代”的“乡愁”是一种怀旧与惆怅，也是一种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把真正的三农问题挤出了“乡愁”的论述。乡村建设需要有平视“三农”的新坐标，培养出知行合一的新知识分子，促进包括人、财、物、价值、眼光等要素向农村回流。
建设乡村的社会实践
“如果几十年以后，后人能记着，这是钱老师发现的，也知道钱老师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就很满足啦！”说这番话的，是家住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的退休教师钱树德，近些年，他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当地的乡土文化。
“农民从平房搬进了楼房，脚上踩不到泥巴，感觉就像丢了魂，这个就是乡愁。母亲淘米的河埠头，奶奶烧菜的灶堂间，爷爷坐在樟树下品黄酒摇扇子，甚至于一面山坡、一条河流，这些都是乡土文化。”钱树德说。
而同样是年逾古稀的退休老师刘映升则和儿子刘刚在重庆北碚创办了一所“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展出农耕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同时还创作了一千多首乡土诗歌，手绘了农耕地图，复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家草把龙”。刘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认为乡愁有积极、消极和愤青三种类型，后两者或不求进取、安于现状，或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而积极的乡愁则应该是积极去找回传统文化。
“重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培养乡村优秀人才，重建乡村公共性和自治秩序。”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龙小农认为，乡村优秀人才是把农民的声音“打捞”起来，传递给权力的重要途径，是乡村公共性建构和践行的实施主体。知识分子和乡村的优秀人才有助于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公共生活，功能的弥散性也有效弥补了行政权力的不足，成为乡村公共事务及公益事业的治理者。
长期在浙南畲族山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教授王逍则一直呼吁“社区营造”的理念，她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所谓社区营造是通过政策引导，优化政府的职能配置，吸引各专业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投入，有效整合自然和人文两种资源，强化文化创意和地方特色，提升村落的自我发展能力。
作为国际知名的传播学学者，赵月枝从2014年起就回到家乡缙云，在当地的河阳古村发起了河阳乡村研究院，带领学生重回乡土。她表示，自己希望能打通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全球”到“村庄”各个层面的学术创新和乡土文化建设新道路。“我带中外的年轻学者到村里做调研，是希望他们做‘接地气’的学问，同时我也希望村民能以自我管理为核心，推动乡村复兴，因为建设乡村首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赵月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