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者】“爱故乡”大旗感召 当代青年返乡实践乡村振兴
在“爱故乡”的大旗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回到故土，将自己在城市中学到的现代化技术、知识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年轻一代的爱乡者们，正在创造着历史。
|来源：《小康》•中国小康网
|记者：刘源隆
在“爱故乡”的大旗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图为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团队，由左至右依次是黄国良、黄志友、石嫣、严晓辉、袁清华。
“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是一种天性使然。”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黄志友的老家在江西南丰县武夷山北麓下的一个小村庄，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乡村生活，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
2000年，黄志友考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学校坐落在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节水灌溉、无土栽培、智能温室……在这个中国著名的农业高科技示范区，各种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层出不穷，让黄志友眼花缭乱。随着所学知识的日渐丰富，黄志友开始思索起三农问题，“我逐渐痛苦地感受到，我的求学之路，就是一步步远离乡村、拥抱城市生活的道路”。
在大学即将毕业时，黄志友要对未来的人生道路做出选择，他想回家务农，但父亲听说后立即表示了反对，他还想过去自然保护区工作，远离人类的喧嚣。后来，黄志友无意中知晓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的消息，他决定加入到社会组织当中，以团队的力量，在人的汪洋大海中、在现实大环境中一点一滴地创造改变，而不是退到偏远的故乡或深山老林中独善其身。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一所以免费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农民和大学生）为主的平民教育学校，是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教授追寻当年晏阳初“定县实验”的足迹，于2003年7月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成立的。
学院占地60亩，其中26亩是农地。2005年6月，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学院主办了国内首期“永续农业概念与方法培训班”，黄志友和学员们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永续农业，以这次培训为契机，大家对学院农场进行了系统规划，最终将学院的农业定位为“立足于生产、服务于生活、发挥有机农耕示范教育作用的农业，是半自给自足的小农村社生活的一种模拟”。
“此后，我们购买了发电机，打了一口手压井，以防外部停电导致无水可饮；我们每年种8亩小麦，在村里磨面，自己做馒头吃；种了6亩花生，在村里榨花生油，用于食堂炒菜；我们自己种棉花做被子；自己种菜、养猪，还有猫、狗、鹅、兔子、鸭子等畜禽；我们自己盖房，谨慎、细致地处理废弃物……”黄志友至今想起，仍旧不无感慨，那时并没有多少人欣赏他们的做法，周围的村民嘲笑他们，外界甚至有舆论嘲讽他们是“秀才下乡”，但他觉得，“那是一段梦境般的美好生活”。
几年后，在西方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正式被引进中国。200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海淀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产学研基地建设，小毛驴市民农园项目正式立项并开工建设。黄志友与团队伙伴石嫣、黄国良、郝冠辉等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这一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让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小毛驴市民农园一下子火爆起来，很多家庭选择在这里承包一块农地，自己种菜或委托专业农民种菜。
小毛驴市民农园从那时起开始独立操作“CSA实习生项目”，向全国招收热爱乡村事业的实习生，培养专业、实战型的新农人。
这些实习生毕业后，有的留在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将学习的经验应用于自己的创业当中。黄志友告诉记者，自2008年至2016年的九年间，该项目录取了111位实习生。如今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从事三农工作，成为各地发展CSA的带头人和返乡农业创业的重要力量，推动了生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其中包括广东沃土工坊、河南归朴农园、江苏大水牛市民农园、福建故乡农园、北京分享收获等十多个项目，涵盖了农产品种植、养殖、手工艺、景观设计、信息化平台等十二个专业领域。
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和阻碍，“其实很多困难都不是事儿，随着经验的累积，我们越走越顺”。在黄志友看来，三农工作中最缺乏的还是人才，“我们培养的人虽然多，但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跟不上我们发展的速度”。
同黄志友一起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伙伴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2012年她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在北京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和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共租地350亩开有机农场，命名为“分享收获”。
在石嫣看来，人才也是有机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精通农业生产技术、农场管理的专业人才极度稀缺，市场找不到现成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培养“新农人”是“慢活儿”，那么如果能把出身于农村、热爱农村的人转化为“新农人”，再去发掘那些扎根在农村基层的“老农人”，将他们树立为榜样，是不是会事半功倍呢？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爱故乡计划”项目。爱故乡要做的不仅仅是发现故乡之美、重估乡村价值，更重要的是以“故乡情怀”整合本土资源，推动中国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
“爱故乡计划”项目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发现故乡之美、寻找故乡之歌、爱故乡年度大会等等，启动了爱故乡专题培训并成立各类专业小组，形成了爱故乡走访调研、爱故乡高校行、爱故乡工作站等常规化互动组织方式。
“爱故乡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爱故乡应该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温铁军如是说。在爱故乡年度大会上，农民们用天南地北的方言为自己的乡土经验发声时，不但呈现出强烈的认同感与表达欲望，而且主动视自身为乡建的主体，来讲述各自在故乡的种种实践。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现实是多样的，认识到村庄的独特性是重建乡土的必要条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团观察，与中国历史上由知识分子引发的数次“返乡潮”不同，在今天的“爱故乡”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返乡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农民：从底层的耕者与工人，到中小企业家与退休政府官员。他们在农村有根，对土地感情深厚，试图使农村的资源回流并停驻，带动农村文化、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回升。
几年来，爱故乡团队先后走访了近200个乡村项目点，约有3000人深度参与到活动中，实际影响人群至少5万。参与“爱故乡”大会的返乡青年亲力亲为，建立合作社、生态农业公司及影像记录团队，或是创业，或是借助组织化的涉农NGO或社会企业来服务于故乡。
最为难得的是，爱故乡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聚集起一支庞大的三农工作队伍， “我们形成了管理上松散的组织，大家分享经验、互帮互助，极富凝聚力。”黄志友自豪地表示。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稀缺的，高素质人才首选在大都市生活和就业，留在农村的大部分人群都是老弱病残幼，即便在北京的郊区农村亦是如此。在日本这样的城乡收入比几乎为1：1的看似均衡发展的发达国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也极为突出。”在石嫣看来，大部分年轻人更愿意留在拥挤的大都市，过着高压力的生活，收入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乡土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甚至被摧毁，导致年轻人对乡村生活缺乏认同。
创造 当代的返乡之路，需要爱故乡的人们共同去铺就。图为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颁奖典礼。
石嫣表示：“要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要从根子上重新树立乡土文化的魅力，让乡土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齐头并进。”
云南大理喜洲镇周城人张翰敏是2017年爱故乡年度人物之一，她是白族人，200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教育专业，毕业后曾任职教师，还在国际NGO世界宣明会从事过公益项目。
“每一年春节回家，我都能看到家乡的变化。2012年春节，我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看着一幢幢即将建起的水泥房，但内心却被深深刺痛，因为路上再也看不到年轻人装着扎染的背篓了。”张翰敏决定返乡创业。2013年她返回云南大理周城村，与爱人一起创办了“蓝续”社会企业。
古法扎染是周城的特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却日渐凋零，年轻人不再愿意学习这门技艺，连会说白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返乡后的张翰敏利用当地植物重拾古法扎染；启动了绿色手工坊，组织老人织手工布；启动了社区学堂，每月开展社区活动，让孩子们学习白语，了解传统民俗；坚持收集、整理扎染图案，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在用途上进行创新开发；开展体验服务，让更多的人了解扎染的制作过程，感受白族文化的智慧。
坚持和努力始终会得到回报，“蓝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原来，我们都在讲‘城市文化下乡’，现在我们爱故乡团队在做的却是‘乡村文化进城’。”黄志友说，乡村不是没有文化，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就起源于乡村，只是我们一直以来缺少梳理乡村文化的人。
“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年轻的乡建者及研究者、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潘家恩如是说。
中央党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室主任刘忱指出，如果说“旧三农问题”是“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那么今天的“新三农问题”是要让“农村有价值、农民有尊严、农业有前途”。
新时代，中国的年轻一代要如何“爱故乡”？从“乡愁”到“乡建”的视野转换或许是关键的一步。
对于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乡村工作，黄志友一直以来都充满了使命感，这也源自于他对乡村的那份深沉的爱。“如果我们‘80后’不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可能就断代了，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
如今，在“爱故乡”的大旗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回到故土，将自己在城市中学到的现代化技术、知识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当代的返乡之路，还等待着这些爱乡者们自己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