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孟登迎：怀念刘老石（附刘老石、温铁军和邱建生文章）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铎声声”，编者按略有改动
编者按：2019年3月24日，刘老石已经离开我们八年。今天，我们选录了温铁军、孟登迎、邱建生等老师怀念老石的文章，并选配了老石参加一系列乡建活动时留下的照片。一方面这是为了纪念老石，另一方面也为纪念老石与各位同仁多年来推动的大学生支农培训和乡村建设事业。本文首先选录了孟登迎老师的两篇文字。《怀念刘老石》写于2011年3月28日刘老石刚离世的日子；《刘老石追思会日志》写于4月18日。另附上刘老石先生2010年8月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老师是用来牺牲的》，真真切切的师说心语，可以看见良心教师特有的执着和幽默。最后收录刘老石的亲密师友温铁军老师所写的《老石祭》和邱建生所写的《爱是永不止息——与相波的爱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多方面去理解老石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钱理群老师专门写过一篇长文《老石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可参）。贤者英年离世，本是人间至痛大悲；但老石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将永远闪光，激励我们一起前行。
刘老石：1968-2011，本名刘相波，2002年加入“新乡村建设团队”，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项目主任、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历任《中国改革·农村版》编辑、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国仁绿色联盟秘书长。
在开展活动的村庄，农民们和随队调研的大学生们都顺口称呼他为“刘老师”“刘老师”，但他认为自己懂的不比农民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自以为是或者煞有介事的老师，于是干脆就给自己改名为“刘老石”，期待自己像石头一样平常而坚定，甘愿做青年人成长的铺路石。
刘老石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伊春市。198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大学，1992年获得学士学位。199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200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某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后于2002年加入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做兼职编辑。期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并成为该项目的主持人之一。2004年底他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学生骨干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代管的调研培训机构，他兼任了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的项目主管。2010年8月他辞去教职，继续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在去世的前一周，他才从杭州调研回京。他因车祸抢救无效，于2011年3月24日21时45分在天津市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幸逝世，享年43岁。
说起刘老石，对乡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稍有了解的人，恐怕无不知晓。他由于自己杰出的工作，被誉为“全国支农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说来惭愧，我虽然自2003年就涉入乡村建设运动，也很早就听到过刘老石的大名，但直到两个月前才与他首次见面，谁知这终生的一次会面竟成为永别！当然，多年来我们虽然未曾谋面，但不等于不认识。我对他的诸多感知，主要来自他辛勤发来的诸多邮件。
大约从2004年开始，我就会时不时收到刘老石发来的一些邮件。这些邮件的内容非常广泛有趣，有乡建培训信息，有中秋电子贺卡，有预防禽流感的要领，有如何吃洋葱防甲流的秘诀，有乡建中心举办“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邀请函，有紧急救灾口令，有农民工处境调查......不难看出，刘老石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乡建人，当然他也是一个朋友遍天下的乡建人（他的邮件抄送的接收者邮箱多达五百），更是一个有理想的“新青年”。
今年1月23日（刘老石亡故前整整两个月），我陪一位丹麦教授皮埃尔去北京西郊的温泉村去拜访他。虽然正值隆冬时节，但那天的太阳很好，并不觉得非常冷。他当时正在给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学生社团领袖搞培训，就安排基地办公室的小张到公交车站来接我们。温泉村的巷子好像有好几道弯，穿过这几道弯，我们就进入了他创办的“新青年公社”。院子里面养着一条大黄狗，拴着铁链子，对进来的生人也没有叫唤。院子不小，西边一排面向东方的小平房，均是学生宿舍，里面没有取暖设施，挂着厚厚的门帘抵御风寒。西北角有一个厕所，从外面看相当简陋老旧，里面也没有任何取暖设施，但却是非常环保的生态公厕，墙上贴有详尽的公约告示，以确保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排出的污秽全部化为可利用的无害能源。北边一排面向南的平房，西边有三间是会议室、办公室和图书室，东侧几间也是长期志愿者的宿舍，中间一个大屋子是教室。刘老石正在里面讲课，我们没有刻意打招呼，就进去靠右边前排坐下听讲了。屋子里有六、七十名学生，个个精神饱满，与刘老石的情绪很共鸣。刘老石展示了多部当下流行电影中的诸多画面，批判这其中暴露无遗的金钱崇拜以及那些毫无政治责任感的表达，赢得了学生们的一阵阵掌声。教室里有空调，是整个“新青年公社”几十间房子里唯一有取暖设施的屋子，主要是为了培训讲课的需要。由于人太多，为了防寒窗子又关着，里面的空气很不好闻。但刘老石和同学们似乎对此没有一点感觉，继续着他们之间特有的那种从政治情绪到理性批判诸多环节的互动和共鸣。
他别具匠心地安排丹麦朋友与学生们进行了40分钟左右的交流。虽然彼此处境差异较大，但由于大家都有相近的社会理想，最终还是对对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中午吃饭时间，我看见学生们都集合排队拉歌，然后去吃两位志愿者和一位师傅做出的最简单的饭菜。学生高亢嘹亮的歌声和那种精气神我在大学校园里从未见到过。因为来了外国朋友，刘老石特意请我们两位和两名铁杆的乡建青年一块去温泉村路边的餐厅里吃饭。我深知凡是真正做乡建的朋友，手头的经费都非常紧张，就不断表明我是“自然之友”的会员，崇尚简朴消费。其实刘老石与许多乡建的实干者（如邱建生、潘家恩等）一样，都是生活极其简朴甚至困窘的一群知识人。他们经常宁愿节省一分一厘，也要全用于乡建建设。丹麦朋友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录音，希望刘老石多谈谈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
刘老石回顾了他带领大学生下乡搞社会调研的历史，尤其提到了他在“新青年公社”里搞的一些有创意的青年志愿者新生活运动。他不无自豪地聊起他为几对年轻人操办“新幸福主义”婚礼的事，认为这种形式既节约了婚礼的支出还建构了新型的简单纯朴共助的人际关系，语气和眉宇之间洋溢着助人自助的幸福感。他对外国朋友所问的问题一一作答，自然平和，两位在座的年轻人也让我感觉很有理想，更有一颗对待个人生活和物欲的平常心。时间很快，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他还得再返回教室进行培训，就让两位年轻助手继续陪我们聊天。
我的感觉，他正在探索帮助农民建立经济合作社和发展生态农业的新方式，正在为他身边的年轻人创造一种更具创意、简朴快乐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身处闹市或体制之内的知识人往往很难想象和做到的。在北京西北郊这个离喧嚣闹市不足15公里小村里，确实有一群安贫乐道的青年人，整天在思考着什么是未来最和平的生活方式！
刘老石从1999年起，带动了大批青年大学生“上山下乡”，重新认识中国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邀请他来自己所在学校为自己指导的学生社团完整系统地讲授一下他的下乡史、他的生活理想以及他的“新幸福主义”。从“新青年公社”回来后，我郑重地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春节后能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演讲。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在快过春节前两天回复了我的邮件，愉快接受了邀请，并向我问候“新春快乐”。谁知，这竟会成为永远无法面对的永别。
我一个下午，静坐在学校的办公楼的这间屋子里，无言以对。透过窗子向外眺望，楼下花园里的玉兰已经次第绽放。的确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我的刘老石，我的只有过一次谋面的兄长，你却悄然离去！留给我的，只有遗憾和永远的怀念，更有无尽的鞭策。
老石兄，你的真名刘相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别人告诉我以后，我也总是遗忘。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乡建大业的真正铺路石！你我虽阴阳相隔，但依然会彼此鼓励。乡建路上，一路同行！你的灵魂给我力量。
2011年3月28日 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今天下午的风很大，西山那边更甚。当我乘坐346路公交车与十多个陌生的青年学生一路站到西山温泉村的时候，风似乎刮得更紧了。尽管路边的树木已经冒出了新绿，但这点生气几乎被村子周边山谷扬起的漫天沙尘给遮蔽了。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踏进刘老石曾经创办和驻守的“新青年公社”（西山雨舍）的大门，一眼就瞅见了刘老石的大幅肖像。这幅照片依然是平静微笑的，让人不由得感觉到一种圣洁和平静。沉重的心似乎有些释然了。一下子似乎悟出来，我们之所以来看刘老石，其实是来找他的魂，续他的精神和事业的。
追思会上六位农民代表的发言让我震动。他（她）们都是在刘老石的培训和帮助下在自己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的中年农民，个个讲话简要准确，情感真挚饱满。这充分验证了刘老石和温铁军老师的论断－－中国普通农民群体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思想能量和实践力量。只要我们真正尊重他们，真心帮助他们，他们最终会确立起自己建设新生活的思想信念和行动要领。
另两位让我感受深刻的讲话者是两位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女性。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一位女士，认为刘老石作为中国高校的一名教师，几乎是少见的那种能真正将思想践行于行动的人。她提到自己与几位大陆高校教师的交流，最终得到一个思考：教师要想把青年人培育成真正的人才，得首先向自己钟情的中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提出真正的挑战。另一位来自台湾、出身华侨家庭的女性，坦言刘老石是她在大陆多年很少见到的那种真正活的献身者。她认为，刘老石应属于一百年来那些为了中国诞生新社会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的继承者。
一位认识刘老石的年轻朋友告诉大家，在他们年轻人的眼中，发现刘老石只留过三次泪：一次为农民的贫困和屈辱，一次为青年大学生所受的无良教育，一次为农民工朋友在城市遭受的不公。而且这三次均是在与这些群体进行互动和座谈时，眼泪情不自已而流出。刘老石对这三类群体的关注，明显体现在他对于弱势群体自身能力培训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于青年大学生支农活动的培训方面。
参加刘老石的追思会，实在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激励和教育。我期待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青年朋友们能尽快把大家的讲话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刘老石的思想，继承他开创的事业。乡村建设、大学教育、城乡协调发展，每一个都是大问题。
附一：
刘老石：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2010年7月31日，我正式辞职——辞去了天津这个大学的教职，这距离我成为大学老师刚好十年。
很难说清楚这种辞职的感受，一方面，我深爱着这个岗位，我每个学期都要和几百个青年人打交道，我竭尽我的能力把理想、知识和做人的准则传递给他们，像浇完水的园丁，看着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是2000年7月份作为引进人才正式到这个学校的，那时的学校还是一个简朴但是温馨的学院，社科部只有20多个人，但是气氛还算好。于是我可以满怀激动地准备着每一节课。不久我到另外一个院系做兼职辅导员，分工是负责学生活动，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凭借我对大学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是我宣布了一条新政策，即每个愿意做社团的同学只要是愿意都可以随时成立社团、组织活动，我将给予必要的协助。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二十多个学生社团成立了，其中包括调研社、时事政治研究会、朱镕基研究社，也包括大话西游协会、羽毛球协会，雨后春笋。后来有几个社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疯狂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复的高声咏颂、大声演讲，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中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另一个至今还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团是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从2000年冬天开始下乡调查支农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国二百家社团中的创始者和楷模。我坚信，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做好青年人自己的事情，他们的朝气和激情将会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美好人生和品格也会在与社会和现实的交互中获得升华。没有激情的人生不属于青年人，对人的管理只能是顺应和因势利导而不能压制。
虽然蓬勃的学生活动使得这个学校焕发了从来没有的生机，至今十年还无人能及，虽然有人据此提出“学生社团是未来学生工作的基点”的理论。但是伴随着同学们的热情迸发，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先是埋怨，后是压制。一年以后，我如期结束了我的辅导员工作，社团的蓬勃也就昙花一现，留下来的是几个坚韧不屈的学生社团和一批激情的青年人。
从此，我成为专职的公共课老师，我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也和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同样用睡觉和逃课来对付我的上课。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我必须要领着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目前此类学科最令人恶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空话套话连篇。我发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让青年们向现实看一天，多从现实中获得一份道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追随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从此我开始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长假，我都会带领一队学生到农村去，调查也好，体验也好，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获得认识，学会善意。
虽然2000年的农村村村抗争，乡乡点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会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农村去关注他们，更不要说去调查。于是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只有一个星期，也只是观感式的做了一点调查，但是从此这些同学没有办法脱离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在以后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学四年级还在下乡，直到今天毕业近十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心中有了农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当那些愚蠢的心理学家们期待用什么心理辅导员来把社会问题内化成心理问题，以此来解决学生跳楼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其实已经被他们的学科和狭隘绑架了。从此，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无法获得视野有限的社会科学老师和狭隘的领导层的支持。于是我投奔当时一个著名的媒体（也是研究机构）做兼职工作人员，在这里，我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北京各个高校，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此后的岁月里，这几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
青年人的热情和渴求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到农村的学生社团一下子扩大到80多个，下乡成了理想青年的一种时尚追求，几乎在各地的团队中吸纳的都是所在学校的理想青年，各校的支农团体也一下子成了进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国。青年的这种理想选择不是偶然的，我更相信他们是对我们窒息的大学和沉沦的物欲的反叛。
没有哪个有想法的青年人不对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打游戏、谈恋爱，逃课、抄袭成风感到迷惑，没有哪个青年人不对讲课内容的空洞无物、讲课老师的死气沉沉感到绝望。激情四射的青年们竟然成了就业、考研和英语四级及“新东方”的奴隶，如此他们怎么能够不“郁闷”？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校园里，所谓的先进理论和理想竟然是倡导青年人去发财和找个好工作；而那些声名远播的人生导师们竟然是以倡导青年人更加自我和自利，以及打破人的底线和廉耻为基本立意而哗众取宠，如此又有哪个有头脑的青年们不痛苦、不背叛？年轻的心注定要追寻高远博大与正义良知，而他们却被闭锁在拥挤不堪、瘴气飘浮的狭小校园中，每天被教诲着成为自私自利的猪彘。请问，青年人如何不背叛，青年人如何不在痛苦的煎熬中逃避甚至跳楼？
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所在的天津的这个学校的支农社团得到进步青年的积极拥护，影响全国，但是却受到团委某些人的压制，不给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这些同学实在无奈，就干脆自己写了招生海报挂了出去，但是姓杜的团委负责人竟然把他们的海报撕掉，同学们愤怒已极，同该人大吵，并且找校方理论，校长躲避，他们就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整天等待。又将所有的信息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点找同学们道歉，并且同意同学们的各项要求。校方低估了学生捍卫真理的勇气，同学们也没有想到学校会如此的懦弱和不堪一击，其实当初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决定鱼死网破，作死一拼而已。
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抗争的有几人？多数都在命令和压制中沉默了，这种压制的沉默注定会形成消极的对抗或者逃避。
但是，这件对抗事件对我而言导引出的一个结局是，有关官员猜测这件这个学校从来没有的事情的幕后和我相关（意即由我主使，他们不相信学生会有如此的决心和能力。其实我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也不考虑青年人的成长要求。他们只想找回自己的面子。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本性，也不屑于去辩驳，更无法去证明，我如何和一个强大的体制对抗呢？我决心以后小心做人就是了。
我并非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相反我是一直寻求各种方法能够把我在校外的经验认识和工作成果引入到这个学校的。我先后多次给学校几个领导写信和建议，建议他们能够顺应大学生的成长要求，成立大学生人文素质研究机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后来我又提出成立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我认为农村问题日益严重和亟需解决，我们学校的研究基础薄弱，如果能够从农村开始无论是对老师的研究还是对新领域拓展，都会有帮助。尤其是对那些青年教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有些人开始和我一起下乡调研，有些人开始向农村研究转向，但是却被当时的主管领导和院负责人视为异类。我当时诚挚的要求，我说我做农村问题行动研究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试验点，积累了相当的资料，而我们的老师却苦于没有研究方向，科研教学没有出路。我可以无偿的把这些拿来让我们的老师使用，可以让这些老师向这个方向投入精力，由此带起一个良好的研究和学习氛围，这也符合老师们的意愿，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做指导，这是两好的事情。考虑到学校的经费的困难，甚至我可以帮助联系研究资金。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没有任何理由。
四次如此的建议之后，2008年我写了最后一封信，我说，如果早在四年前就按照我的建议建立相应的机构，今天我们会有多大的成绩，会有多少科研论文发表，会有多少老师受益，会有多少同学受益，我实在不明白如此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几年之后我已身心俱疲，无力再做这件事，所以我是最后一次向你们校领导提建议，建议你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报告。我把写好的信和建议送给了每个领导和我们的院系负责人。我知道他们不会给予答复，他们也确实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极具讽刺的是那个院负责人却从此自己搞起了农村问题，并且发了几篇文章。最后，我注意到他挣扎了多年终于评上了教授，他评教授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篇有点分量的文章就是关于农村的。（请原谅我们学校的教授的水平，这个人的职务是书记。）
我明白，想要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弄出点什么动向来是绝对没有可能了。从此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建议，也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支农的运动中，指导和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到农村去，调查、扶贫、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动文化发展。这个运动不仅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也同时推动了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认同，也得到了某重要中央领导的写信支持。由此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挡住这场优秀的青年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的运动了。
2008年暑假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给支农大学生做培训
对于我个人而言，有如此多的优秀青年为伴，我把它作为人生的荣幸。我们推动了第一家真正的青年公社，让那些青年人结伴而来，终身奋斗。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由此会不务正业，甚至影响了教学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自认为我是这个国家最尽职的老师中的一个。我可以不关心学校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认真上我的课，我必须对得起这些青年人。我设计的课程是以青年成长为核心，实践和读书为两翼。在可能的场景下，我都会把告诉青年们如何做人、如何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如何肩负时代使命作为讲课的主题，他们会很信服我说的要做好人的“说教”，他们也会非常信服我告诉他们的要抓紧时间决定人生走向的建议；我给他们建立了读书小组，推荐他们按照兴趣方向去读书，我给指导；我几乎每堂课都会介绍最新发生的事情和评论，总会有人说是从我的口中得知最新的中央政策和世界动向。
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是，我上实践课的方式的创新。我把他们分成三人小组，让他们去调查食堂里卖饭的小妹妹，门前站岗的保安，后院卖鸡蛋灌饼的阿姨，或者是他们年级的师兄和师妹。他们把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交给我作为他们的作业。我惊异于我的创新会得到绝大部分同学的拥护和感激，并由此推动了实践教学的几乎是唯一的无成本高效能的改进。
我做的这些得不到这个学院主管领导的认同甚至变相排挤是正常的，我从来也就没有想得到这些智力水平不高、政治素质不够的官混子们的认可。但是我坚信我做的这些会有益于青年人。所以当若干年后，还有多年前的学生从马路的对面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并自动介绍自己是我从前哪个班的学生的时候，当很多青年人离校多年还跑来听听我的课的时候，当班级里的青年人跑来跟我商量决心离开大学选择新的人生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我可以不在乎下了火车不吃饭就给他们去上课，也可以不厌其烦的为他们寻找最好的教学材料而奔波，但我在乎他们的收获，在乎他们的成长。
很多青年人的成长是戏剧性的，很多事情的荒诞却是超出戏剧的。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找我要参加下乡和培训，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单纯。我当然很高兴，她此后来了几次，很积极和很主动。但是后来突然消失了，大约一年后，这个女孩突然发了一个邮件来，她说，她非常感激我。她本来是学校有关领导派来调查我动向的“卧底”，可能给予的条件是给她类似研究生保送的“待遇”。但是当她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和下乡后，她发现我们讲的道理、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回校后和校领导说，我不打算做研究生了，我打算和他们一起下乡帮助农民。学校领导自然诧异万分，软劝硬说。最后这个女孩自己考上了北京另外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当没有学校的压力后，她给我们写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呵呵，理想对优秀青年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物利和压力。
事实上，我在校内的一次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讨会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今天“两课”教学和青年工作有两个外部条件是要认真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后，原来青年们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向往已经打碎了，也就是说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迷信已经不再吸引青年人了,我在课堂随机调查时发现确实如此；另一个是国内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过去唯经济唯GDP的有失人性的发展观受到彻底抨击，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原来青年人中谁提公平正义就会被辅导员关注或者谈话，但是在今天确是同和谐社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觉悟高的表现。由于整体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同样的工作其实质却已发生了转化。
由此青年们从自身本性出发注意到并且热烈欢迎这个时代的最新变化，青年们追随自己的本性，天生认同公平和正义。这样无论从外还是青年的内心都应该推动青年们追随于这个变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应该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并相信青年们会追寻着这个理想之光向前走。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让青年追求理想，积极拓展，相信青年们会坚定的和大方向站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个大学还在因循着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传统，对青年学生管卡压，生怕青年们惹出什么麻烦，甚至有意识的管控，或者鼓励和相信庸俗不堪的学生官僚去压制大多数学生，进而导致学生的无望和跳楼。这样做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成为青年灵魂塑造者的老师和做青年工作的人，非但不能引领青年们，相反却走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中央政策的对立面。这个阶层由此就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而与此同时，由于主管部门的保守，使得广大老师也不能放手让青年们率性发挥、认真思考，而是说假话编空话，把“两课”的老师们也推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如此看来，需要的不是青年们的改变，不是对老师们的变相压制，而是管理层的解放思想。
到了2009年底我已经决定辞职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在学校里做学生社团的指导工作了，我怕给学生社团带来不利。几年前，当学生社团来请我当他们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领导就来设阻，甚至以不给资金相威胁。我也并不在意他们几个干部合谋不许我评职称，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早已视他们给的名利如粪土，我只在乎国家命运。之所以最后决定辞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课堂，不许我给学生以调查的方式布置作业（他们要求我和他们一样放个录像片权当上了实践课，同时也要求我随便留个什么题目让学生到网上荡一篇文章作为作业）。我明确告诉他们这是让我由人退回到猴子状态，这违反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不可以如此不负责任。此后，因为我批评教务部门思想僵化，课程改进不利，他们竟然派人以听课的名义骚扰课堂，甚至找个理由来报复我。我“不对”的地方是，让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报复的理由，他们很生气又很丢脸面（呵呵，我本来就是个不愿意给“脑残”的人面子的人）。
此后，我自动竞选了“教工代表”，我希望这个职位能够为青年教师多争取一些说话的机会。我由此公开批评了学校有关部门和主要领导。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带来多少像样的正面变化。可能算个变化的是，当我理直气壮的退回他们借着开会的名义发来的高档皮包之后，第二次开会他们就乖乖地只发来了个塑料袋。
我知道我的辞职没有最终信守要为老师们说话并且改变他们排课和坐车难的承诺。所以，在拖延到了聘期的最后一天，上完了最后一次课，批改完最后一次考试卷子，认真的核对了每一个人的成绩并确认无误后，我最后递交了一份给领导们的信，要求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老师们的要求，改进行政部门的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公开信）。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回头再望望灰蒙蒙的教学楼，我在心底里说，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大学。但愿你的未来会更好，但愿青年们的未来会更好。
在想象中，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似乎应该会非常的愤怒，他们也似乎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但是其实我心静如水。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狭隘和他们怯懦的嘴脸。是的，身处一个多难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哪有理由独享安乐，而不同这个民族同甘共苦呢？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疑惑的是面对着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的倒下？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流石 2010年8月19日
附二：
温铁军：老石祭
就在我为辛亥百年第三个“乡建十年”做反思之际，传来刘老石遭遇车祸的噩耗！痛心疾首。夜不成寐。遂有挽联：
他是一块铺路石，无论生前死后，得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你是一个志愿者，历尽蹉跎坎坷，惟留一甑一钵庇荫后人。
刘老石不仅是我招收的2010级博士研究生，也是从2000年起就与我一起历经了新世纪乡村建设风风雨雨的同事。因此，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是同仁。所谓相知甚深，相交甚笃；十年生死是可以相托的。
老石本名刘相波，2000年在天津某大学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的时候曾经请我去做演讲。2002年中国改革杂志社成立《农村版》则是我请他做兼职编辑，他便成了如今成千上万青年学生都熟悉的“刘老石”；无数不齿于跟着各个画地为牢的小俱乐部玩家“掉洋书袋”的有志青年冲出樊篱就教于这个不在其位却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而自成一体的中国乡土大百科教师……
海内外很多高校学生们都会记得这个充满活力的老师，因为无论在支农活动中遭遇什么困难都会得到他的指引和鼓舞！各地基层的农民骨干会怀念这个充满亲和力的志愿者，因为他是那种心中装着农民而能够自然地融入乡土社会的真正知识分子！各界的支农志愿者会永远在内心深处保留他的音容笑貌，因为从事乡建工作从来负重潜行但他脸上却没有过愁容……
诚然，百年乡建人至今不悔无解，都只为救救孩子而做了一块块的铺路石。
2004年农村版被关闭的时候，我写了“农村版祭”。现在则写“老石祭”。
对于他这个如此年轻却先我而去的同志，号呼无以宣泄悲愤，歌哭无以表达祭奠……惟以寻常话语、屏息静气地劝告刘老石的所有相知，与其蜂拥其陵前献泪，莫如静心回忆他的所作所为；以便我们作为乡建志愿者的各界人士都能得到他一甑一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一代在贪欲横流之际只要还有平常之心的便都是铺路石。无论面对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还是体验人生蹉跎坎坷，皆若修为而砺心智。于是，我们便高尚于能够低首下心地微笑面对一切，不伤于宵小们的非难与自私们的不解。或于泥泞、或于瓦砾，匍匐下如佛陀般忘却小我的身子、深怀着如甘地般感天动地之仁德，随时随地幻化成大大小小铺在路上的石头；不论在风狂雨骤或在骄阳沙暴的淫威之下……惟担忧着过往之人踩踏得稳妥与否。
我们这一代只要在贵贱浸淫之中还愿做平常之事的就都是志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千上万地、前赴后继地走向乡村民宅。倘能秉持先贤五千年之“民本”理念，去实实在在地做出力所能及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也就锻炼了使自己成之为大写的“人”而必须区别于虽高冠而行尸走肉之徒、虽博带却蝇营狗苟之辈的心智和能力。这些志愿者之所以历尽坎坷而不悔，在于大家已经是惟一甑一钵而南海得道之“脊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潜心平常之事而细密修成和合大同之道，才可在光大中华传统多样化文明之中为子孙后代谋得一片生存庇荫。
老石就是这样的铺路石，这样的志愿者。与他共事的人们记下他的言行就是最好的祭奠。
刘老石的心路，永远畅行在我们的热血之中。
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于香港虎地
附3：
邱建生：爱是永不止息——与相波的爱在一起
像放电影一样，这两天，与相波在一起的影像不断地从脑子里闪过，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上网的时候，他好像就在旁边的样子。他去世头一天晚上，我还梦见他穿着白衣服，一身的白，在找教室听课。早上醒来，隐隐感觉这个梦不是什么好梦，晚上，在天津武警医院的十楼楼梯口，就听到了相波心脏停止跳动的消息。上帝终于还是没有听我的祷告，这么多天不住的祷告，上帝没有挽回我的好战友的生命，这么年轻的，这么富有力量的生命。相波不相信上帝，但我祈愿上帝祝福他的灵魂的生命，他在上帝的乐园里。
上个世纪后半期，我完成了从革命青年到改良青年的转变，几度上京寻找同道。在我第二次进京时，与相波认识，第三次进京，与相波成了同事。在《中国改革》杂志社这个平台上，我们一道参与“农村版”的创办，举办乡村建设沙龙，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到矛盾重重的农村采访。直到2003年夏天我到河北筹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的精力重点放在了学院的建设上，相波则继续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工作。在农村版遭遇变故后，他在京注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将大学生支农调研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时其乡村建设的视野有了更广的拓展，农村合作社人才培养和推广，生态农业，公平贸易，工人权益，他把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大学生涉农社团的培育与上述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他在青年与农村，城市与农村之间架设了一座桥，这座桥的畅行无阻将使中国“这棵老树上长出希望的春天来”。
创办“农村版”的时候，湘波刚开始到天津教书不久，我则先在杂志社呆了几个月。那时候“农村版”的筹办是在北京皂君庙的一个套间里进行的，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如相波和我，因对农村的共同关注而挤到了这个小小的套间里，相波还住那。那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好似在培育一个新生的幼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彻夜讨论刊物的方向使命，到处寻找拜访有志于为农村服务的人，相波三天两头就往北京跑。要知道，这可完全是垫钱的活儿，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在以后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中，相波基本上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全力参与的。这最初的交往，相波纯粹的理想主义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时候，相波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他对农村的恶的讨伐是很厉害的，有时候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但同时他对农村的弱势人群的爱则是相当地深切，他的这种爱促使他带着支农的大学生奔赴乡村。在三农问题正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相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本色体现出来，他不再坐而论道，而是走在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实践之途上，他的这种视野和行动力在当时即走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前面，以后更是把许多行动者也抛在了后面。
《农村版》创刊完成后直到他离开杂志社，相波在名份上都是一个兼职编辑，因他同时还是天津科大的教员，但他在这平台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强于我们任何一人，他同时身兼三职：记者部主任，上访接待负责人，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总协调。相波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尽管事情那么多，但啥事他都要亲历亲为，直到现在，我都还会感慨他那使不完的精力，换作是我，早就累趴了。
九十年代后半期，农村各方面的矛盾深化，大量从全国各地来的上访农民云集北京，而各种媒体是他们重要的伸冤通道，当时农村版打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四处投诉无门的上访农民，杂志社的走道里和会议室里经常挤满了前来求助的农民朋友，而相波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他带他们去吃饭，领他们到宿舍来住，有时候，他还做饭给大家吃，他最拿手的大块头土豆炖肉，至今让我印象深刻。更多的时候，相波帮着大家联系法律界的志愿者，到实地去采访了解情况，相波的整个心思都用在了怎么切实地为农民解决现实的需要上。这个时候，相波是农民权益的一个坚强捍卫者。
相波在设计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时候，强调的是大学生到农村去塑造自我，先有大学生自我意识的重塑，才有支农的可能。他刚到大学教书的时候，对大学教育还是有所幻想的，但他的这种幻想只存在了一年就在现实中破灭了，传统的大学体制视他为异类，他只能寻找其他的平台引领青年学生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真知。在农村版，他找到了，这个平台给了他动员全国各地大学生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伍寻求真知识的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机会，到2004年他离开杂志社，全国各地的大学已建立了将近两百个涉农社团，一万余青年学生投身到“塑造自我，建设农村”的洪流中。
2002年国庆期间，相波带着北京和武汉几所高校的学生到湖北房县调研，他的爱人和我亦一同前往，我在这里认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他则在这里认识了三岔村以向昌海为代表的几个农村精英，以后他从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支农调研向扎根农村进行切实的乡村建设实践，就是从三岔村开始起步的。一个多月后，我们沿湖北的潜江、枝江、宜昌，穿过神农架到房县，采访农村的民主选举和“三农人物”，我则顺道看了一下我的心上人。这一路，我们在大巴上纵谈古今，我还有印象的，是我们在神农架的盘山弯路上，争论过关于信仰的话题，我那时候在慕道阶段，他则对我的关于信仰的追求不以为然，为此，我们大大地争论了一番。以后，我们关于信仰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他这个学哲学出身的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转变他的唯物论思想还真得费点功夫。
2003年的这个春节，我们是一起在河北的翟城村度过的，一块的还有来自全国十七所大学的二十个学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缘起，可以追溯到这个时间点。我在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车前往房县把心上人接到北京，相波则在大年初三以后带着学生在周边县市农村开展调研工作。我们再一次回到翟城，是在四月初，非典之前，我们到河北衡水采访农村土地问题，回京的时候路过翟城，我们头一次看到日后晏阳初学院挂牌的那所废弃的中学，那时，晏阳初的塑像正在安装中。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发生了“非典”，我们躲在四道口附近的出租屋里，两个月不怎么出门，我忙着谈恋爱，他忙着整理各地的上访材料。非典后过不了多久，我就搬到了河北农村，他则继续在北京指导各地的支农调研工作，接待上访人员，同时开始在农村建立支农调研的根据地，原来进京上访的农民，在他的感召和引导下，回到家乡开始新乡村建设工作。他们从“哭着维权”向“笑着乡建”的转变，相波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往后，我的大部分时间呆在了基层，从河北到海南再到福建，回北京的时间少了，我们一年中的几次见面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或者在北京，或者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他的摊子越铺越大，工作越来越有深度，他本人则越来越淡然，不再轻易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保持着孩子般的对人的好坏判别，用谁是好人谁坏人来评断，他去世前一个星期我还说他在这方面像三岁小孩呢。但他的真实和坦诚恰恰体现在这。今天早上还看《圣经》，刚好翻到耶稣为小孩祝福的话，耶稣说：在天国的，就是这些小孩。这么几天来，我都在祈祷，愿上帝接纳相波的灵魂。相波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如孩子一般的性情，他的大爱，是上帝所喜悦的。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编辑的《怀念刘老石》文集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相波是这个时代爱的象征，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的爱促使他十年如一日行走在学生和农民中间，他以他的坚忍和如火一般的热情感染着改变着周遭的一切，他的爱的种子也已在全国各地发芽，有些已结出丰硕的果实。在我们这个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精神的时代，相波超越家庭朋友族群的博大之爱是这个时代的光，我们沐浴在这光里，将他的爱传递下去，是对相波最好的纪念，愿我们在他的爱里携手，与他的爱一同前行。
邱建生
2011-3-29
附4：
北京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2011年4月1日为纪念刘老石而创作的歌曲
《不朽的石头》
词：石头 曲：孙恒
你是那道划过夜空的闪电
穿越漫漫寒夜来到人世间
你是那盏微弱不灭的灯火
照亮崎岖的道路带来温暖
你是那位脚步匆匆的行者
走过千山万水走过田间地头
你是荒原上迎风而立的老树
不畏沙石只为鲜花开遍身后
你那纯真灿烂的笑容
永远流淌在我的心间
你那明亮探索的眼睛
总是告诉我前进的方向
你那毫无畏惧宽广的胸怀
给我继续战斗的勇气和力量
你那充满光辉理想的心路
永远畅行在我们的热血之中
承载无数脚步铺垫新的道路
那颗默默坚守的石头
给我继续战斗的勇气和力量
那颗永垂不朽的石头
2011-04-01 初稿于皮村
音频和视频网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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