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董筱丹、温铁军：民国危机与解放区折实货币
文章来源：摘自董筱丹、温铁军著《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
1949年以后，按照现代金融学的常识，在遭遇西方封锁致经济基本面更加恶化的局面下，新政权仍不具备走出这场通胀危机的可能。事实上，通胀形势确实一度恶化。
但令人关注的是，这场严重的恶性通胀却在不到一年内被彻底平复；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理通胀中不仅财政赤字压力未减，而且弥补赤字还得大量增发货币……历览古今中外，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发货币而仍能控制币值稳定的例子少之又少。而由财政危机引爆金融危机，连带发生外贸巨额赤字或者外汇危机，进而引发革命政变甚至改朝换代的事例，则比比皆是，很少有执政者能在多重危机的连环爆发中全身而退。
要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就不得不面对的胀—滞危机做客观分析，已经具有很大挑战性了；而若要理解这场危机根源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被迫承受的“主权负外部性”，那就得先放下至今仍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在形成价值判断的冷战意识形态，站在客观立场对危机寻源追本，上溯到1929—1933年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爆发的生产过剩大危机，以及随之派生的货币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此，才能理解：民国这场现代金融危机，竟然是靠土地革命实现了乡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耕者有其田”的千年诉求，才得以解脱。下面就先从民国建立现代化金融体制的币制改革背景说起。
从白银危机到法币危机
民国初立，确曾有“黄金十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却中辍于内部冲突和外部成本转嫁导致的危机。
我们综合已有的研究指出：民国年间遭遇的1935年白银危机和随后于1937年开始发生的长期通货膨胀，均属于西方为摆脱1929—1933年大危机的影响而不断向外转嫁代价的施政后果。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人自清末试图纳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以来，所“获得”的又一次教训。
先看美国大萧条背景下出台的《白银收购法案》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934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国内7个产银州和白银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压力下，提议实施《白银收购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6月19日该法案正式生效。财政部据此开始在国内收购白银——直到1961年年底才停止收购，1963年这项法案才废止。在该法案生效之后的15年（1934—1949年）里，美国政府共花费15亿美元收购白银，比“罗斯福新政”支持农业的花费还多。
本来，在大萧条时代的头两三年，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市场上对黄金的需求高于对白银的需求，由此这些国家以黄金衡量的商品价格水平，包括白银价格，在1929年后急剧下降，而且银价下降幅度甚至大于普通商品价格下降幅度（例如1929—1931年，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市场银价下降了40%，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由此看，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大约10年的高增长，得益于前期西方还没有兴起金融全球化浪潮，还能靠不同币制规避西方经济危机，这才能实现“黄金增长”。亦即，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属于法定货币贬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际经济危机向中国的传导。
虽然当时中国的出口也在下降，但出口降幅小于进口降幅，也小于世界总出口下降的幅度，因此，在西方危机严峻的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难得的国际收支盈余，1931年中国进口白银4545万两。随之，在世界其他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国内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
然而，在大萧条持续到1931年时，英国、日本、印度相继放弃金本位，这使得仍然维持白银币制的中国旋即货币升值，国际收支急剧恶化，遂于1932年被迫净出口白银735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到1933年，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致使中国的货币对美元也开始上升，从1932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当年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赤字只能继续靠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净出口来弥补。
这说明：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却迈入衰退。
一般而言，处于依附地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都追求宗主国模式的现代化，但是却浑然不觉：宗主国的现代化是通过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夺才得以实现的。反过来讲，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的中国遭遇到从“宗主国”转嫁的输入型危机，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正在高增长的现代经济构成严重打击。
随着历史画卷的展开，我们渐渐知道，危机转嫁中影响最大的，尚不是各国的货币贬值，而是来自于美国的白银法案。
1934年6月美国《白银收购法案》通过随后开始实施，到1935年6月30日时，共收购了29400万盎司白银。这导致国际白银价格节节攀升，到1935年4月时已达到81美分。
对中国来说，虽然国际市场上作为商品的白银的价格上涨，也拉升了国内作为通货的白银价格，但国际银价上涨得更快，中外银价差距扩大。到1934年10月中旬时，国际银价比国内高1/4以上；到1935年春天，国际银价已超过国内银价50%。由于出口白银每千元即可获利300—400元，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的征收根本无法遏制白银疯狂走私外流。
自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中国的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骤降至2.88亿元（部分流入日本，再走私出口到境外）。
接下来的事情凭借常识就可以预见，中国开始发生严重的“输入型”通货紧缩。而后，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势所必然地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如图所示。
美国白银法案引发民国经济危机
随着通货紧缩的发生，资产价格应声下降，尤以农村所受冲击为大。农产品价格1934年下降了6.9%，1935年再下降3.7%；由于物价下降以及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年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国民党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东的调查显示，“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
而城乡资金利息则飞速上涨。1934年7月的市场利率为5%，到9月的时候就上升到了12%。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
经济压力之下，国民政府被迫放弃银本位，实行现代化纸币制度。——诚然，民国转向现代化纸币信用的金融改革与当代“深改”类似，都是应对输入型危机所派生的。
其实，远在改成法币之前的16世纪中叶即开始的中国白银本位时代，明清政府就已经深感国内白银余缺受制于国际白银供给波动的困扰了。民国时期法币的推行，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自明朝以来的白银币制，也使中国越过西方在银本位后较为盛行的金本位，直接演进到纸币时代。虽然在当时以及现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币制的“彻底”改革是中国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却由于该币制内在的依附性和脆弱性，不仅使民国经济从此踏上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覆亡；这一“半殖民化叠加现代化”成本恶性爆发的危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措施管控住为止。
众所周知，受当时属于“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所限，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其实并非国家凭借政治强权向纸币赋权形成的“主权货币”，而是一种美元为主的外汇本位币制。无可查证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任何以外汇储备来决定本币发行的体制，都因为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而对本国的货币主权构成严重侵蚀。
其中的悖论至今值得记取。主要在于：如果一国的商品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高，那么当外汇储备与国内实际物资流通对应的货币值低于一定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出现外汇难以调控国内货币供给的松紧而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而如果让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足够大，那么不仅相当于将国民辛苦创造的财富以铸币税形式拱手让于外币发行国，而且国内经济运行也将受对外依存度过高之困扰，国家内部调控将会受到外部市场和汇率波动等因素的掣肘。当前中国的矛盾当属后者，但民国时期的矛盾则属于前者。更何况，长期内外战争使民国财政不得不发生高额外汇支出，从海外采购军火，势必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对国内货币调控更加乏力，遂使投机普遍化与通货膨胀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由此也可以察知，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的时候就跟着发生经济危机，恰恰在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来得及跟世界接轨步入金本位制，西方早已弃置的白银币制虽然陈旧，但这次却在客观上帮助中国避免了与其他国家发生正面货币冲突，从而为发展重化工业争得了宝贵的时间。此期形成的工业实力，为中国接下来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并被其后的政权所继承，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力量——国家资本。
但随着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金融改革与国际接轨，开始了纸币时代，也就从此加入了国际经济危机的行列。
民国时期的各类纸币斗争与高通胀
我们认为，半殖民化条件下构建现代化金融财政体制失败，先于现代化军队战败，成为民国败亡的主要因素。
1935年在西方大危机造成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推出了国家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放弃传统的白银币制，发行现代纸币。这一方面可认为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经济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也因内外矛盾复杂、导致恶性通胀而使现代金融体系坍塌。
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做货币改革之际，如果不能切断与外国金融的联系（这通常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依赖外国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否则根本不可能建立纸币的信用。国民政府在酝酿纸币改革时，美、英、日都希望中国货币能与其本币挂钩。国民政府在左右权衡后最终选择了绑定美元，客观上有促使觊觎独占中国利益的日本加快对中国侵略步伐的副作用——1935年日本在中国推出“法币制”的同时进占华北，并于1937年发动中日全面战争；这些战事，导致国民政府财政和对外军火采购刚性开支急剧增加，维持法币稳定所需的外汇储备不足，已经对货币体系构成巨大的压力；1941年以后，法币还受到日本为转嫁本国财政赤字压力而在占领区大量发行“伪币”的排挤等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被战争所压抑的矛盾却加剧反弹，货币调控与反调控成为各派系争夺资源的手段，加之国共内战仍要进行庞大的财政消耗而国民政府却很难再获得英美苏等国家的大额援助，遂使从法币问世就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在1945年以后越来越失控，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失败后冲至疯狂的顶峰。
从实际数据看，1936年是法币启用的第一个完整年度，这一年国民政府的收支逆差为33%，用今天的标准看已经很是危险（1987—198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支逆差一度达到25%，就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5%），但在30年代的后几年看来，那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黄金年代”。因为到1940年，收支逆差比例已经上升到了87%；1940—1945年中只有一年逆差低于70%；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这一比例为81%；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内战，收支逆差仍保持在60%以上。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运作就已经捉襟见肘，国债贴现率高达45%—50%，增发货币遂成为国民政府唯一可行的理财办法。其结果，流通纸币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扩张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的5569亿元，1948年年底已狂升到245589990亿元。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世所罕见：以1936/1937年为基期，1945年6月上涨到2133倍，1948年8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前是725万倍，新中国成立前夕是31667万倍；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是两头牛，1941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9年5月是0.00245粒大米。分时段来看，1937—1945年属于温和通胀；1945—1948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1948年后货币发行和物价增长近乎失控，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仅8个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是全面抗战期间的货币增加倍数的2倍多，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这就是下文要讲的1949年华东地区解放、人民币进入上海的背景环境。
“物资本位”货币体系的解放区实践
就在国统区发生严重的货币通胀危机时，也有另类的货币政策探索表明，以实际物资作为货币的信用来源，并非中共1949年执政后的首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山东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实践过。对这类做法的分析，应该纳入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经验归纳之中。
山东根据地的薛暮桥就明确提出“物资本位”这一概念，并自信地认为，“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
在陕甘宁边区，朱理治、陈云等也对外援断绝下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货币信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共得以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初期井冈山苏维埃财政破产的覆辙。
从背景上看，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新局面都是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打开的。这个财政背景与1949年的中国极为相似。
此期，在新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的领导下，边区银行除了强调银行贷款的生产性，加大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外，放款方式也采用了多样化的折实措施。1942年，银行决定农业放款采取实物贷款办法；工业放款采取订货办法，将来以货还本；商业放款，除小型带救济性质贷款外，亦采取订货办法。以农贷为例，银行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如1942年发放的400万元农贷，除延安、甘泉、子长等部分地区实行现金放款外，其余基本采用实物贷款。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农贷折实“帮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给银行保本保值，使农贷得以周转下去，对私对公都是合理的”。
1943年后边币发行和进出口贸易再度陷入困难。下半年开始金融波动、物价猛涨，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据统计，1943年边区进口647264万元，出口536472万元，入超达110792万元。延安市1940年100斤食盐可以交换棉花30.5斤或布4.1匹，但到1944年同量的食盐却只能交换棉花7.5斤或布1.4匹。
1944年边区为扭转财经局面，在陈云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做法，包括加强出口管理、鼓励生产替代进口、发行“盐票”（正式发行名称为“商业流通券”）等，这些后来都成为我国从促进物资流通和增加生产两方面治理通胀的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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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