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方平等：农业多功能性、四生农业与小农户前景 ——基于巴西三类农场调研的反思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方平，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岳晓文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摘要】针对中国小农户前景，学界展开了“去小农化”和“再小农化”的争论。文章从农业多功能性的视角出发，构建包括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四大功能的四生农业分析框架，结合对巴西农业的田野调研，归纳小农户的三种可能前景：一是“去小农化”，大规模农场日益肢解小农户，使其沦为雇工；二是“无地小农”，无地农民为争取生存而开展的农业生产和建立的农场，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也容易由弱者的武器，转化为暴力抗争；三是“生态小农”，在生态农场中，小农户自觉发挥其主体性，实现农业多功能性，走向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巴西调研提供的国际比较视野，让我们警惕“去小农化”，忧虑“无地小农”，展望“生态小农”。文章提出，发展四生农业，是小农户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四生农业；农业多功能性；小农户；巴西经验

一、问题提出：两套话语下的小农户前景

小农户在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过程中会长期存在，已逐步成为共识。在改革开放40年后，国家主张“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导向，把小农由现代农业的对立面，置换为基本面。该导向成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内容。近些年来，针对小农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景描绘和学术探讨，日趋热烈和深入，已经呈现出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

主流话语常常站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视角去看小农户前景。主要观点认为，现代农业可以通过优化现有体制机制，借助小农户的资源，节约整合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成本，有效推动食物供给水平提高。而在生产中，小农户内生的非标准化、非组织化、非商品化等现象，被视为与现代农业不相匹配的特性。由此形成的诸如“农民变工人”、“农民变市民”、“农民变股东”等观念，本质仍是“去小农化”，并未对现代农业的单一生产特性进行足够的探讨。

替代性话语，则是站在小农户的视角去看小农户前景和有机衔接。通过重新审视现代农业的内涵，提倡“再小农化”，对小农户前景有积极预期。与大规模农场相比，小农户具有高效、坚韧的特性，能更好地发挥农业多功能性。而恢复农业多功能性，正是走出现代农业发展困境的重要出路。其与主流观点的重要区别是，认为在有机衔接过程中，特别是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和执行环节，小农户应处于主导地位。为此，形成多元且具有替代性质的市场和技术，显得尤其重要。此类讨论，呈现出更深刻的理论洞见，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本文认为，小农户前景是指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前景。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一个积极的小农户前景？本文试图从农业多功能性的视角切入，构建四生农业分析框架。基于巴西的一手资料，展现包括大规模农场、无地农民农场以及生态农场在内的三类农场案例。总结巴西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过程。最终，借助四生农业框架，归纳恢复农业多功能性的具体路径，并讨论其对小农户前景的实践价值。

二、农业多功能性视角下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一）现代农业的问题：农业功能趋于单一

小农户难以在市场中独立生存，是现代农业功能单一化的负作用之一。农业现代化的主流话语侧重突出经济资本对劳力的替代，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使其功能逐渐固化为生产功能。这个“单向度”的发展进程，在理论上可以被舒尔茨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概括。在宏大的“绿色革命”进程中，全球农业则呈现出了三大趋势，即公司化、规模化与技术化。

第一，公司化趋势，指农业经营主体从小农户变为公司。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更高的生产率要求，土地与劳动力重新组合，农业经营主体多以公司形式出现。第二，规模化趋势，越来越多的生产者依赖更大规模的生产，以求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第三，技术化趋势，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新技术应用。在绿色革命的带动下，技术农业模式得到推广。人力资本越高，技术投入越多，生产率和农产品产出就能得到快速提高。

三者间虽互有区别，但又密不可分。公司化经营意味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融入了更多专利知识，这对农业垄断技术的应用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两者的结合模糊了农业适度规模的界定。农业公司将经营规模界定为越大越好，因为这将有助于其产品在长链市场的销售。

在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和技术垄断的合力作用下，农业生产能力的确在日益提高，但农业的功能却开始趋于单一。在全球农产品市场化和绿色革命的过程中，农业的生产功能被竞争性市场选中，从农业的多种功能中被剥离出来，商品属性不断放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这些核心生产要素，原本嵌入在农业中，体现出生产功能之外的生活、生态和生命含义，逐渐被逐利的生产功能替代。小农户自给自足的农业，大部分也被转换为仅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一旦要素配置不当，就会让单一功能的农业模式陷入困境。

与农业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是抵抗的全球化。全球多个地方已经基于农业功能单一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反抗，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中国，以2008年毒奶粉事件为标志，爆发了延续至今的食品安全危机，并暴露出长期困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紧缺、环境破坏等现实问题。一系列问题的连锁爆发，让人们重新认识现代农业，思考小农户前景。

（二）现代农业的出路：恢复农业多功能性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发展目标，既是看到了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也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的新需求。这种衔接能够为城乡之间的深度融合，提供更多可能性。这不仅要求农业发挥生产功能，提供充足数量的食物，也要求农业和农村展现在生活、生态、生命等方面所蕴含的多重功能。

农业多功能性的讨论，对理解农业的综合价值非常重要。农业多功能性的基本涵义可以概括为：农业提供食品、纤维等商品产出的经济功能，以及农村生存与就业、食品质量卫生、农村环境、农村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等非商品产出相关的社会和环境功能。农业多功能性与小农户前景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三类不同类型的农业体系中，小农户生产对于社会稳定、食物安全和社区发展，都有特殊价值。需要将“改造传统农业”的舒尔茨命题，在生态文明时代置换为“改造现代农业”的新命题。

恢复农业多功能性，能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构建有机衔接，提供重要桥梁。它不仅对于反思现代农业的单一功能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尤其是通过产业融合，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本文更进一步讨论农业多功能性的实现路径，说明在恢复农业多功能性的过程中，小农户在其中应该居于何处？怎样的经营规模属于适度？技术应用究竟服务于谁？

（三）农业多功能性实现路径：四生农业

四生农业包括了生产（土地来源、劳动力特性和利益连接机制）；生活（组织方式、市场边界）；生态（地方性知识、绿色技术形态保存与重构，及其对农业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滋养生命的生命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如图1所示）。其中，包含了四个维度的机制：以小农户为中心的利益连接机制设计；以消费者社区为边界的农业生活需求；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绿色技术体系；以及由三者共同构建的有机生命共同体。

首先，农业具有生产功能。农事耕作的直接结果，是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农产品。可持续农业能为社会提供更符合天然之道和健康之道的农产品。小农户在其中应当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主导角色。一方面，他们不仅有能力高效组织和利用生产要素，而且应该利用好有边界的消费社区和绿色技术。另一方面，在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小农户可以借助多种形式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如社区支持农业、巢状市场、农夫市集等，与消费者和市场其他主体形成共同协商机制，参与价格和收益规则制定。农户在整个过程中，从种子选择、种植管理，到最后的收获、加工运输、流通与销售，对生产决策权和利益分配的主导性，应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农业具有生活功能。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小农户的生产不应仅仅满足于生于兹长于兹的乡土社会生活，更需要考虑脱离土地的城市消费者的社区生活。城市消费者对乡村生态生活方式的追求，为新时代城乡融合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一方面延伸出农业多功能性消费理念，为农业产品的价值增值提供空间，形成“四洗三慢两养”的新市场；还可满足消费者对自然、农业、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建立起有边界的社区市场。消费者与生产者以优质农产品为纽带，建立熟人圈子，重建城乡间的信任关系，有效减少生产者的质量监督和环境治理成本，促成城乡融合的生活状态。

第三，农业具有生态功能。这一功能对城市和乡村同样重要，每一个城市，都需要农村作为腹地。孤立的城市无法自给自足，不仅无法得到食物，也无法得到健康的水和空气，更无法处理各类污水垃圾等废物。而每一个城市人，都如同小农户一般，需要回到农业生态环境中，懂得学习自然，敬畏自然。而小农户的生产方式，恰恰有助于农业发挥出生态功能。他们可以借助公共技术部门的帮助，基于地方性知识，形成符合本地生态的绿色生产技术，因地制宜地维护农业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环境。

第四，农业具有生命功能。农业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滋养生命的生命事业，生命功能是前三种功能的提升。如果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农业是人类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生命秩序构建过程。一方面，农业使得人类与各类动物、植物，以及看似没有生命，却是所有生命基础的水、空气、阳光和土壤紧密连接，成为生命共同体。这种活动的能量，无疑来源于历史、文化与传统所建构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人类不仅在农业中体验文化、教育、休闲、康养等功能，同时也在农业活动中，体验人类生命的本质，体会文明成长的力量。因此，农业所具备的功能，不仅是技术垄断与理性经济的“单向度”功能，还是自然、地理、政治、技术、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交融的复杂的生命共同体。

四生农业各概念之间有紧密联系。首先，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相辅相成。以小农户为中心的经营方式，能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融入更多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有利于形成绿色技术，保护农业生产环境。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反过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其次，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密不可分。农消对接的过程，能满足城市消费者的新需求，农业生产规模和服务范围随之得到准确界定。消费者在为更多农业功能支付的同时，小农户的价值也得到保障。第三，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相互提升。生态功能需要通过城乡社区高效的交换和消费来实现价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农业与农村生态功能的发挥。第四，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有机融合的基础，最终构建出发挥农业多功能性，让人类与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

三、他山之石：巴西三类农场的实践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仅仅在中国本土视野下，难以看清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前景和实践路径。笔者团队近些年做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农业观察与调研，意图扩大国际视野，以看清中国问题。巴西是我们调研观察的重要一站。中国和巴西同属农业大国，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背景下，中国同巴西的农产品交往愈发紧密。金砖五国当中的巴西，具有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特性，其中，供养全球的大农场、长期的殖民历史和无地农民运动等重要经验，是中国本土观察无法触及的。因此，对巴西的研究，将有助于从全球视野中反思中国的小农户前景，理解恢复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在2018年11月对巴西进行的田野调查，及随后一年的邮件回访与二手资料梳理。调査主要在巴西塞拉多地区展开。遵照复制法则，根据理论抽样，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收集了其中三类农场的微观经验。实地调研发现，巴西大农场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小农户主要面向国内甚至本地市场。小农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一类是无地小农，一类是生态小农，他们有不同的境遇和社会行动，也展现了不同的农户前景。大农场则呈现出鲜明的殖民地种植园历史和全球化特征，不在地主和雇工经营成为特色。我们将三种模式做案例对比分析，试图从中把握多功能农业的实践路径。案例概况，如表1所示：

（一）大规模农场

巴西有长期的殖民地种植园历史，大规模农场继承了这一历史，顺应了全球化的农业经营趋势，近些年迅速扩张。在过去20年内，借助大型机械的使用；灌溉、土壤、品种技术改良（如转基因技术）；加工、仓储和运输能力的提升，巴西利亚周边的热带稀树草原地区，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大宗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而外向型的政策和灵活的农业组织形式，则确保这种土地和资本密集型的农场，有效实现单一的生产功能。

被调研的COOPA-DF（案例1）合作社包含155个合作农场。每个农场一般只雇佣5~10个长期劳动力，便可完成约1000公顷农业经营。2018年，合作社种养了超过32种产品（包含转基因品种），其中60%的产品是大豆。合作社成立的最主要原因是集中提供灌溉服务，而灌溉对大豆在高原进行大规模生产至关重要。合作社30%的面积已覆盖自动化灌溉系统，管道总长超过20万公里。

而阿德纳尔（Adeenar，案例2）的意大利家族庄园农场，正是COOPA-DF的成员之一。农场大约定期雇佣10人左右，通过大型自动化机械，管理面积超过6000公顷。笔者调研的咖啡园的面积超过120公顷，通过中心支轴式设备实现全自动灌溉。

第一，从生产功能看，两个农场都强调了农业单一生产功能。强大生产功能背后，反映的是公司化经营、大规模生产与垄断技术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2004年，整个南美洲经历了亚洲大豆锈病的严重入侵，巴西的大豆产业损失巨大。育种公司的技术人员首先通过减少大豆的种植时间，降低病虫害侵害对未成熟的大豆的可能性。仅用5年时间，大豆种植的生长期就从5个月降低到3个月。拥有这项技术的农场，形成双季种植能力。此后，通过抗农达转基因技术、包衣种子、免耕技术的使用，让种植过程没有杂草、极少出现病虫害，作物生长更快、管理成本更低。最后，跨国公司联合大农场推广密植技术，让大豆株间距从每米8株增加到15株左右，并提高单株生长高度，减少大型机械收获的损失。从产量上看，大豆每公顷最高产量达到8吨，相比10年前翻了一倍，对应的经营收入随之提高（何塞，COOPA-DF合作社，2018年11月19日）。

农场的实际主导权掌握在跨国集团手中。跨国公司需要整合所有的要素，不断追求生产规模的扩张，同时依托自己的垄断技术瓜分高额利润，尽可能将农业生产功能发挥到极致。其目的仅是为了满足公司（联合当地大型合作社）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跨国集团面前，巴西政府和实际参与生产的大农场主，往往缺少话语权。当地的大农场合作社若是不追随这种模式，很快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例如，农场若被检测未使用合同规定的转基因种子，则其销售收入的80%以上要赔偿给跨国集团所控制的育种公司，甚至面临拒绝销售的危机。

政府在推进农业功能单一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化带动下，巴西农业向现代化转变，表现为大庄园变为资本主义的农业单元、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划分和外国资本的渗透。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对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要求，政府推出新政。一方面，改变生态环境，适应规模经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与跨国公司合作，尝试改良土壤，引入灌溉机械。直到近20年，才让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塞拉多高原，被改造为重要的单一品种生产基地。进而，发展出大豆、玉米、水稻、咖啡、肉牛，以及各种豆类等十多种品种，成为重要出口基地。另一方面，设计制度环境，适应外向生产。政府推进农户联合组成合作社，集中针对海外出口农产品。

一种税制是，当其他州生产的农产品，进入一个对农业生产有严重依赖的州时，需缴纳很高的税费。另一种税制是，当一个州内部的某种农业产品过剩，州政府就可以借助提高税率的临时法案，抑制农产品在州内的销售。这两种税收机制，会刺激大规模农场主动选择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何塞，COOPA-DF合作社，2018年11月19日）。

第二，从生活功能看，过度的单一生产体现了明显的负作用。我们访问的农场主，都居住在巴西利亚等大城市里，成为不在地主。阿德纳尔（Adeenar）庄园的农场主，比较勤劳精明，他会每周花一两天时间从巴西利亚的家里，开车到农场和合作社看看，和当地生产者算是有少许交流。脱离了社区和生活功能，使得农业只能发挥更多产出、更多挣钱的生产功能。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资本排斥劳动的大规模农场，成为愈演愈烈的MST，食物主权丧失等诸多问题的基本原因。农民之路以及各类MST组织与大规模农场的冲突，在该地区不断发生。

第三，从生态功能看，这类农场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对于生态、社会环境是否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两个案例所涉及的大规模开发，建立在塞拉多高原生态区之上。该地干旱少雨，土壤需靠低矮灌木的根系才能蓄水，但基于深井的大型喷灌设备随处可见。COOPA-DF合作社所涉及的18万公顷土地，需要超过20万公里的灌溉系统。这种状况的持续，如同加莱亚诺讨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那样，又增加了一个汩汩外流的血管，生态退化和可能的生态危机，终会爆发。

最后，从生命功能看，农场生产的所有农业产品，几乎都被卖到了海外市场，与当地社会缺乏有机联系。农场主和工作者只关心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没有思考农业对每一个人到底意味什么。我们在他们农场进行实地调研时，也感觉到他们的生产方式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实质性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单一农作物带来的单一农业景观，与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的多姿多彩，形成巨大反差。农场除了使用当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外，与当地很少连接。突出生产功能、服务全球市场，使得参与其中的家庭农场缺乏基本的食物主权，被海外市场牵制。农业功能中，仅能体现农业生产这一单一化功能，生活、生态和生命的价值很难体现。只看到“生产”，看不到“人”。农业内涵的与当地生态的良性互动，及其文化、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等深层次价值，更是无从谈起。

（二）无地农民农场

在巴西，历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于东亚地区的土地革命，1500年至今，有着长达380多年的奴隶制耕作和殖民地历史。1888年虽宣布废除奴隶制成立合众国，但殖民地种植园和奴隶制耕作的痕迹仍延续至今，这是MST兴起的重要背景。在运动中，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很多是过去的奴隶，他们通过占领大农场的争议土地（多数是破产后无人经营的地块），并分配给参加占领的家庭，形成定居点。随后，领到土地的家庭成为农户，开始农业经营。他们一边生产，一边谈判，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政府对其农地所有权的合法化。

祖玛（Zuma，案例3）的农场，占地8公顷。其中，农用地1公顷。劳动力4人，包括2个家庭劳动力，2个雇工。主要种植应季蔬菜。农场自己购置了运输车辆，定期把农产品运输到经销商手上。除去成本，祖玛每月能够在农场经营中收入1200雷亚尔（约合2186人民币）。祖玛一家在1998年就来到这块土地安家落户，但基本的水电服务则在2010年才得到。农场通过从周围的河流中抽水，统一用定点滴灌技术实现灌溉。整套设备的投资由当地农民组织贷款完成，祖玛计划用未来30年偿还。

内缇娜（Netinna）和威廉（William，案例4）的家庭农场，共13公顷，实际耕种6公顷。其中，3.5公顷是生态间作农场，2.5公顷是奶牛场。家庭劳动力2人。农场所在的定居点面积达到2200公顷，包含了168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约能分到13公顷土地。定居点的地块使用是MST成员与政府数次谈判的成果，但仍然存在随时被没收的风险。

克劳迪妮（Claudinei）和德里卡（Drica，案例5）的农场，共有7公顷，实际耕种3公顷，家庭劳动力2人，雇佣2人。包括这个家庭在内的22个家庭，经过14年的抗争，才得以在巴西利亚以东的这块无人管理的地方，获取定居的权利。

第一，从生产功能看，农场组织以农户为中心，能够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组织生态生产。如内缇娜所在的定居点，由于土地长期没有合法地位，政府不提供最基本的农业灌溉设施，也无法得到正规的金融支持。但农场的生产能力并不低。他们每周收获2次，每次供应30箱给CSA消费者。虽远逊于大规模农场，但已经足以维持约230个家庭（包括农场居民和大约50个CSA消费者）的食物需要。

第二，从农业的生活功能看，农场提供了城市消费者所需要的优质食物、生态资源和教育服务等多功能产品。

社区的供给是多功能性的，除了提供食物，还有社会教育。定居点希望借助CSA的网络，把城市消费者带到农场，通过参访和互动，增进相互了解，说明无地农民并不是懒惰的无赖，而是有尊严的生产者（威廉，巴西利亚MST定居点1，2018年11月15日）。

第三，从生态功能看，有效使用地方性知识，组织在地资源，能维持区域性农业生态平衡。农村和农民在巴西其实都不是常见的概念。长期的殖民历史，使巴西缺乏传统农业生产技能传承。从实际看，生态技术未必是无地农民的首选，但为了反抗全球化，他们组织并推动了本地化食物运动。当无地农民难以挤入全球市场，甚至国内市场时，当地消费者要求的本地化生态农产品，为无地农民提供了一个替代性市场。仅有的市场需求，使他们非自觉地采用了生态技术。许多农户是来到社区后，才通过MST的组织或者CSA社区，逐步学习生态农作的知识，并用“干中学”的方式，逐步发展生产，壮大生态农业社区，同时改善土壤。内缇娜所在的定居点，大部分农户都选择了有机种植，已经有超过35%的土地选择了农林复合系统。

从2004—2010年，我们花了6年时间在高速公路附近安营扎寨，尝试占领了5次，最终成功突破了大农场的“打击”，并占领了土地，开始学习农业生态学和农业生态耕种方法。MST开展的“为了农村的教育”项目，使德里卡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一项目正是占领土地等前期斗争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我们为占领土地而斗争。我们曾花费了4~5年时间，用鸡粪、石灰石来堆肥，改善土壤，使其适合蔬菜种植。对于无地农民而言，资金、劳动力、灌溉和土地的合法性是我们面临的四大挑战。目前定居点的22个农场中，12个拿到了有机认证，同时我们也会彼此监督（克劳迪妮，巴西利亚郊区MST定居点2，2018年11月15日）。

与大规模农场破坏环境，浪费水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地农民农场为让成员家庭更有效和持续地利用水源，农地多是按照“太阳升起模式”，在集中居住的高地打井，并自流灌溉辐射到周围的农田。

这种模式可以更好地集体利用水源，并通过农业生态学的方法来改善这片被“攫取者”破坏的土壤。我们在占地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缺乏基本建设的投资，我的土地目前无法全部耕种。农业技术来源也是个大挑战。我之前是建筑工人，来到这里后，先是养了猪，而后通过CSA协会学习了一些生态农作的知识，开始逐步发展自己的农场（威廉，巴西利亚MST定居点1，2018年11月15日）。

第四，从生命功能看，以农户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构建了适度规模的消费社区，并基于绿色技术开展生产。这让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互动过程中发展，逐渐形成包含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有机共同体。克劳迪妮在占领的土地上，采用了果豆间作技术。将果树间的土地无偿给完全无地的另一位农民种植大豆、红豆、绿豆等豆科植物，农民锄草后培植在果树根部，同时借助根瘤菌固氮，有利于果树生长。完全无地的农民，在这种“劳动换地”和“地换劳动”的耕作模式中，也得到了生计来源。通过成员间有效沟通，推动绿色技术的实践应用，不仅让农户的生产组织更为紧密，也通过生产和产品，体现农业的生态和生活价值，并让农业具有了“生命事业”的重要功能。

我的邻居起初并不认同绿色生产方式。我就像劝人戒烟一样，慢慢尝试改变。作为实验，我把自己占领的一小块未耕种土地，低价出租给他，用有机的方式种植香蕉，而邻居则在该块土地上种花生。在经营过程中，从种子选择，到日常管理，均按照可持续农业的方式进行。最后，土地的产出会全部归邻居所有，产品销售给定居点对接的城市消费者。最后，产品的产量不错，价格也比较高，做了两年下来，他也认同了绿色耕作模式（威廉，巴西利亚MST定居点1，2018年11月15日）。

可以看到，无地农民农场采用了与大规模农场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这些农场基于自己的条件，无法参与到成熟的国外和国内市场，只能通过创造另类市场，找到销路，为农业生产开辟一条新的出路，即服务于当地的食物体系。后者的生态化消费需求，恰恰推动了他们的生态化生产。可以想见，如果他们面对的本地化市场对生态产品没有偏好，他们也未必选择生态的生产方式，所以无地农民的生态化生产是一种非自觉的。他们都声称自己的农产品是有机的，但大多数没有有机认证，所以只能算作参与式认证（PGS）的“有机”。本地消费者的认可，而非国内外大市场的认可，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无地农民在这里主要是为了生活，具有明显的“生命共同体”特征。

（三）生态农场

生态农场是介于大规模农场和无地农民农场之间，拥有农场土地所有权，同时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农场。以下是我们访问的三个农场的概况：

法比亚娜（Fabiana，案例6）所在的生态村总面积80公顷，她的CSA农场有农业用地0.5公顷，雇佣了2位劳动者。法比亚娜是巴西利亚生态农业圈的核心人物，她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迁出巴西利亚，2010年和朋友们选中巴西利亚东郊的这块地方，合伙建设生态村。2018年生态村拥有7个入住家庭，未来3年计划提高到16个。

克劳迪奥（Cláudio）的天葵农场（Sitio Geranium，案例7）总面积14公顷，农业用地4公顷。1986年，克劳迪奥夫妇同在巴西利亚大学的替代性农业专业学习。随后，两人创立农场，开始生产有机食品，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农场在有机种植部门有10名雇员，在管理、服务和环境教育部门有9名雇员。雇员中包括多位巴西顶尖的生态学家。农场的主要功能包括：有机食物生产和供应；餐饮、会议服务；生态教育服务；蜂种繁育等。这类互动活动，让生态农场成为了交流、应用、教学和研究生态知识和技术的生活平台。

特蕾莎夫妇（Tereza，案例8）的生态农场占地28.5公顷，其中农业用地8公顷。农场男主人的父亲长期在生态学领域工作，农场的女主人则从小在农场成长。在家庭的影响下，两人都对生态农业具有独特的情怀。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农业大学相识后，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生态运动，成为巴西最早的生态农业推动者。经过将近50年的建设，农场具备完整的农林复合系统，能够生产80种以上的各类农产品，具备教育、旅游功能，能利用现有的溪流资源，开展自然教育，如溯溪活动。起初，农场使用CSA模式，通过产品直接跟消费者联系。那时，农场也经常联系当地官员，并邀来农场参观，帮助宣传，当时农场最多同时供给25个家庭。如今，随着消费者群体的扩大，农场实现角色转变，发起并组织7个农夫市集的本地市场，并主要在其中4个市场销售。

通过观察三个生态农场的发展过程，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农业从单一经济功能到多功能的恢复过程，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功能相互融合。首先，当小农户成为自觉的生态生产主体时，其考虑的农业功能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法比亚娜所在的生态村，占地面积80公顷，但她只实际种植了其中的0.5公顷，其他都作为生态和生活用地。种养区域基本覆盖了滴灌设备，使用有机方式，精细管理，每个种养的区域尽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具体包括三个特点：

第一，实际耕作面积小，生态屏障面积大。种植区域被分为9部分，每部分之间，都由高大的树木构成生态屏障，保证小生态圈的独立环境。第二，充分利用土地，种植层次丰富。种植者有多年的生态种植经验，在管理过程中，耕作区域的阳光、土地、水源被有效组织利用，体现了对作物生长规律的尊重。比如，在大约0.5平方米的空间内，有层次地种植了5-7种作物，包括玉米、油菜、木薯、四叶草、木瓜幼苗、甘蔗幼苗等。它们既可在养分和能量摄取中各取所需，组合起来，又可减少虫害。第三，构建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小规模的立体种植方式可借助小型机械，但更多情况下，农户的种养活动，需大量手工操作。另一方面，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很大，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技术要求很高，找到一名能干的熟练工非常不易（法比亚娜，Aldeia do Altiplano生态村，2018年11月17日）。

可见，生态化和本地化的食物运动具有非常明显的自觉性，是基于农业多功能性思考做出的行动选择，同巴西生态农户的历史成长过程相呼应。

第二，生态农场体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有机衔接。生态村居民数量是6户，基于生态生产所形成的CSA，则能够覆盖42户周边的家庭。对于常驻村中的成员而言，餐桌上80%的食物都来自生态村；对于其他不在村成员，来自生态村的食物则占20%~50%。

生态农场构建了以社区为边界的有限市场，CSA帮助他们重建了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2010年开始，有11个家庭在大学生态课程上或经他人推荐率先加入，构成了最初CSA消费网络。之后，参与成员又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开辟了新的消费群体，让CSA达到了目前42个家庭的规模。CSA的成员每周末都可以取菜，每次大约有10种应季果蔬可供选择，品种具体根据时节的变化而定。以2018年为例，若每月取菜四次，合计费用是274雷亚尔（约合480元人民币）；若每个月取菜两次，费用则是138雷亚尔（约合242元人民币）。消费价格比市场上稍贵20%，但成员们认为物有所值。定期的交流有助于有限市场的维持与更新。

很多参与者早就接受了生态教育，能够较容易形成生产成本分担的行动，践行生态和社区的基本观念。参与CSA的成员，每月至少在此进行一次聚餐。这实际也是巴西利亚本地生态实践圈的定期经验交流会。定期聚会是我们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基于食物的情感共识的重要方式（法比亚娜，Aldeia do Altiplano生态村，2018年11月17日）。

克劳迪奥（Cláudio）的天葵农场则通过农业教育的方式，让生产和生活融合。该农场是社会环境教育和有机食品生产场所，其重要目标是形成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城市消费者在环境教育者的指导下，可以学习多种生态农业实用技术。例如，无刺蜂教育工作者项目，目的是鼓励对无刺蜂种群的养殖和培育，并为附近的物种进行授粉。项目的入门课程，能让参与者与多种无刺蜂近距离接触，在切身体验和相互沟通中，参与者能了解蜂类在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殊作用，进而，更好地理解生产者保护物种多样性的现实意义。

第三，生态农场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绿色技术以及农业对生态保护的价值，三者之间有机连接。特蕾莎的农场利用地方性知识所形成的绿色生产技术，重视对当地的品种保护。农场有50%的种子来自自家生产中回收和保留，有30%通过同行交换获取，另外的20%是不需要种子的作物。

特蕾莎的农场坐落于巴西利亚的水源保护地，是当地两条主要支流的分叉口。农场的面积为28.5公顷，但实际耕作面积要远小于8公顷。这是因为，农场当中有大面积的土地，被作为防治水土流失的生态屏障。比如，在山地部分，有很多不适宜耕作的缺水区域，为此，农场特地选择当地的建筑样式，修建了共约3000立方米规模的蓄水设施。另外，农场对部分土地进行休耕，高峰时比例占到1/3以上。当地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农场对于生态的关怀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以实现农场作为水源地保护的生态功能。

在农场开始的前20年，政府并未给与直接资金支持。在2008年之后，保护地的小农户一同组建了联盟，形成了30人委员会，职责是管理生态经营事务。该组织可以更有效地与政府沟通，获取资金支持。目前，位于水源保护区的农场，被列入政府环境调查与检测的样本区域。若农场经营能让所处的区域提高1%的供水量，政府就会有对应的生态保护补贴（特蕾莎，SitioAlegria生态农场，2018年11月18日）。

第四，生态农场有较好的自我生存能力，体现了农业本身的生命价值。以高人力资本为特征的农户，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消费者社区，为建立以社区消费边界为适度范围、推广和实践绿色技术，做出了关键贡献。生态农场为推动农业多功能性的有序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对巴西的案例观察，有助于看清小农户的发展前景，进一步探寻恢复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路径。若将巴西的三类案例联系起来，可以组合成一个关于小农户前景的色谱。在大洋彼岸的巴西，在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巴西高原的阳光与阴影下，这一色谱发出了“危险”、“忧伤”和“美丽”的三色光：警惕“去小农化”，忧虑“无地小农”，展望“生态小农”，是我们在巴西调研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详细的归纳路径，见表2）。

第一，警惕“去小农化”。大规模农场使得小农户在现代农业面前地位“危险”。大农场以合作社和庄园农场为主，规模一般大于500公顷。其中，跨国资本的高度介入、外向型农业的主导政策等，都促进大规模农场的发展，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大规模农场的发展目标只是为了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入并主导国际竞争，这一目标拒绝了生活、生态、生命功能的发挥。

在大规模农场，小农户的前景是逐渐被公司化生产取代。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这些公司化生产中的员工，更多的人会被挤压出农业，或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沦为无地农民，参与MST，与政府抗争，夺回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因此，只重视生产功能单一化模式，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和生态问题，需要警惕过度公司化、规模化和技术化的发展模式和政策思路。

第二，忧虑“无地小农”。MST的抗争呈现的小农户前景让人“忧伤”。他们在土地上为争取起码的生存权利，而寻找和占领“无主”或“废弃”农地，找到了本地生态农产品的市场夹缝，得到了活下来的机会。但若活不下去，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再仅仅使用占领无主土地、寻求市场夹缝等“弱者的武器”，很容易被诱导为“无地则反”的激烈革命。无地农民农场能够从更深刻的视角，触及土地与农户的依存关系，他们的存在，甚至超越了本文的四生农业框架。在四生功能之外，还有生存、政治和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功能。这类运动和农场的出现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反思过度崇尚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园等农业产业化政策，可能引发的“去小农化”问题。

无地农民农场的发展对中国小农户前景，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第一，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小农户重要的生存资料和社会保障。稳定的农地关系，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蓄水池”和压舱石。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农业的生存、社会保障和政治功能的处理，应当慎之又慎。第二，小农户生产具有特殊的组织效率优势，小农户家庭，如舒尔茨所言的具有“真不可分性”，不能轻易打散为雇工，或者集合为公社、集体农庄。实体主义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和理性主义代表人物舒尔茨，都论证了小农家庭的顽强生命力。这在无地农民农场上，也表露无遗。在基本的耕作权都难以保障的艰难条件下，无地农民农场不仅能维持生计，还能扩大生产，真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第三，让小农户脱离低度发展状态，需要有效的资本投入、观念倡导和政策干预。此类农场一直徘徊在维持生存的水平，原因并非是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生态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而是缺乏有效的资本投入，缺乏生态市场机会和观念倡导，缺乏政府对土地产权、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持。因此，在土地权益提供法律保障的基础上，政府对于小农户参与农业多功能性实践，应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多方位的有效支持。

第三，展望“生态小农”。巴西生态农场则展现了小农户前景可能具有的“美丽”光芒。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的四生农业，展现了农业作为生命事业所特有的美好。它的特点体现为，生产、生活和技术高度融合，推动农业呈现出一种生命事业的形态。这是因为生态农场的经营者在成立之初已经受过很好的生态与可持续农业教育。他们的有限市场区别于竞争性市场，以社区为单位划定生产规模，针对熟人和半熟人社区。同时重视探索因地制宜的绿色技术，做到兼顾农业生产、社区共建和生态保护等多维度目标。同时构建和培育小农户和市民社区的互动社区生活方式，形成有生命的农业共同体。

巴西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生态农场通过自觉性的生态运动和社会运动，引领了农业的生态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为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小农户的生态化转型和本地化食物运动，展现出积极的前景。具有显著中产阶级特征的生态农场，通过自觉性的引领生态运动和社会运动，使得生态农业和本地化食物体系兴起。走出“去小农化”，走向“再小农化”，就要推动更多农户成为自觉的行动主体，唤起他们的生态意识和社会意识，从而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主流的以全国甚至全球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化农场，更应该着力支持和培育发挥农业多功能性的小农场，引导更多以社区为边界的有限市场成立，构建起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利益融合的生态社会市场，让小农户在现代市场体系中，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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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