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温铁军：合作社不能只搞生产，总结经验作比较，才能发现共性

文章来源：“乡建院”

引言

2016年乡建院协作树林召镇党委政府的乡村振兴实践，经过深度融合，“一个体系、两个平台、三个突破、四个升级”的乡村振兴架构初见成效。2020年8月16日—17日，由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乡建院联合主办“达拉特旗乡村振兴研讨会”成功召开，本文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温教授在树林召镇的学习中，产生了对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5点体会，值得诸位乡建人细细品味。

今天的分享李昌平给的题目是让我们谈来树林召镇的学习体会，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些这两天的学习体会。

1.做任何一件事情，要认真搞清楚再做

先说第一点，第一个学习印象，是从咱们树林召镇的张栋梁书记那儿学到，他不仅把树林召镇的整个过程讲的很详细，条分缕析的，而且有一点是让我非常有感触的，就是为了把这项改革推进下去，他们这个镇的党委政府班子把所有的相关法律和文件政策都学了，并且是梳理出来，针对他们在操作这项改革过程中间可能遇到的法律障碍、政策障碍，都一一对应的去做了研究和解释，所以每一个改动的背后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政策分析工作。因此，我提醒在座来自各地的干部，这是重要经验，如果我们事先没有把相关的政策、法律等等研究清楚，没把它吃透，只说这事儿应该这么做，那应该的事情太多了……

▲联合社章程讨论会

上午有个年轻的朋友递材料给我，讲对土地问题如何合理解决的建议，其实说合理与否，当然大家可以各有见解，但你要想让你提出的这个分析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请你务必把和你这个分析相关的各种法律政策搞清楚，并且甚至要搞清楚是哪个部门在负责操作的，或者在贯彻执行这个法律或者政策，我说否则你都不知道该去找谁，不是你认为这个合理，它就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我说的第一点，这个学习到的经验是从咱们树林召镇的张栋梁书记那儿学到，人家严谨细致，应该是和长期处理政策文件的工作经验有一定关系，包括大多数从基层干上来的干部，还有我们这些所谓靠着教科书的理性逻辑来思考问题的学者，都有类似的很不足。我们很少去关注文件，很少去关注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这往往是我们的不足。

▲树林召镇镇长乔有世、温铁军教授、树林召镇书记张栋梁

2.规划方案不能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第二点感受是说乡建院这些年轻人们，是今天这些规划界的朋友们非常值得借鉴或者学习的这么一批人。就像有些人说的，过去规划就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但树林召镇的规划我看了，他们规划相关的组织制度安排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布置，我就知道这个规划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概念，而是为了在实践中能够相对而言最低成本去贯彻落实，也确实和我们所在的树林召镇的实际情况结合非常密切。所以第二个要学习也是提醒各位干部，当你们主管的地区去做规划时，如果不是把制度问题、组织问题、文化问题、治理问题等等这些相关问题统一纳入到整体规划体系中，那个规划确实只能在墙上挂挂，它不可能落实。

▲合作社筹建村书记会议

3.合作社只搞生产，世界经验告诉你95%以上会失败

第三点，大家都在说合作社，2007年合作社立法，我就一直在各地提醒大家，其实在这之前我们2003年在河北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时，对前来参加培训的地方干部和农民骨干，就反复告诉他们，我说我当年是在1987年从世界银行专家那儿得到的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分析，就是世界范围内凡属于搞生产的合作，95%以上是失败。作为市场化的改革，这其中组织问题比较直接的就几大块儿，分别是乡镇企业、农业类公司、合作社，当然也包括我们80年代还存在的集体经济。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银行请来的合作社专家，国际一流专家提醒我们，如果你们做合作社上来就搞生产，95%以上就是失败。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摆在这儿，麻烦就麻烦在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仍然是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们组成合作社上来就去搞生产，它能不失败吗？明知这是南墙还要去撞，撞个头破血流扔不回头，我就不明白这事怎么回事儿。

但为什么说达拉特旗做的是真合作社呢？是因为这儿的合作社上来不是搞生产的，包括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的收益从何而来，难道仅仅只是从土地的经营上来吗？不，得从哪儿来呢？得从农资的购销上来，它其实起的作用是因土地规模相对比较大了，因此它可以做成农资的批发户，那它就是联购分销、分购联销，赚的是什么钱呢？是购销领域中的批发与零售之间的批零差，听懂了吗？为什么它这个是社，然后到了村级变成四个事业部，然后在村一级变成综合，然后再到镇级变成联合社，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合作社是综合性的，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合作社的要求，就是做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做专业合作社。这样的综合性合作社才能真正实现合作的意义，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博士生毕业论文，那里面有很清楚的表述。

▲树林召镇张铁营子村牛羊饲料统购会

今天我们看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社经验时，尤其以什么为典型呢？以东亚模式为典型。本国本属东亚之国，却硬要照搬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模式，然后把那套教科书变成我们浪漫主义想象的政策体系的参照理论，那不就麻烦了吗？我们生生的就是把东亚经验完全撇在一边，使我们的合作社事业走到今天，你都不能怪人家，因为人家早在80年代就告诉你，如果上来就搞生产，那是要失败的。但你非得上来就搞生产，还绝对不许它去搞购销，不许搞金融，不许搞保险等等。中央一号文件讲是一二三产融合，但是做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做三产融合，只让搞一产呢，这难道不是违背一号文件吗？真合作得靠综合性合作才有可能，一二三产融合。光在一产中不可能产生收益，因为我们大多数只做一产是亏的。之前有位朋友跟我说发现很多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现在不景气，如果他只是在一产，他们没有一二三产融合，那不亏是很难的。总之需要注意，如果不搞三产融合，同时三产融合也是中央文件强调的、而且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靠一二三产融合才能走出一条路，但却偏偏不让合作社在这儿，你是真要搞还是假，这个东西就很难解释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知道我们现在搞的这种综合合作社，只有综合起来才能产生收益，才能有效去反哺农民，才能够长期可持续，也才能实现农业的供给侧改革所要求的内涵。

▲树林召镇村社共同体组织机构

4.一刀切的股权化模式，会留下巨大隐患

第四点，我们现在推进的“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要实现的是什么呢？要实现的是资源价值化，资源价值化其实与我们多年来搞的土地股权化是一致的。土地股权化，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村民变股东”，只凭借你的户籍所在地来算，如果你户籍在一个村，选择某一个时，你户口还在这儿，就算你一份股东了，是不是这种股权化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价值实现的唯一形式？

目前各地很多都是这么做的，稍微请你们注意一下，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这个研究结果告诉大家，如果只做一种股权，并且做下来以后长期不变，以后麻烦大了。假如这届领导这么做容易了，把这事儿推下去了，这却给后任领导留下了无穷后患。

最后提醒各位，价值化就把土地股权化，是我们现在土地合作社、乃至各地推进三变改革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个是普遍在做的。我们达拉特旗也在做这个股权设置，我看了一下，你们至少是好几种，而且甚至给80岁以上老年人再分配股权等，这个股权设计就是多元化的。理论上有个道理，你如果是个结构性、多元性、不同的层次形成的合约，你的风险是被分散掉。如果你是一次性合约，就像我们的一锤子买卖，就做一个股权，然后一股到底就不再变了，这是典型的风险暴露型合约。多元股权是我们现在推进资源股权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一方面是向达拉特旗在这儿学，另外一方面也是去进行调研的体会。

▲第一宗农村产权交易仪式

5.总结经验作比较，发现共性

第五点，乡镇这一级是在农村改革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创新中必不可少的，我想因为李昌平自己当过镇党委书记，所以特别强调这个，我当时没有你相信，我到现在呢，也不能说全信，因为还没有太多的去做研究，但是刚才的一位专家分析的有意思，说一个达拉特旗，相当于半拉北京，你说你看你这一个镇，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北京一个县区，以它的面积算。这其实是在搞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区域的面积足够大，如果是以在地的人口来看，它的人均土地面积差不多得人均七八亩地，相对比河北、河南那边一户的土地面积还要大，现在大部分一户能有五六亩地就不错了。怎么看不同地区的地理空间条件，对一种综合改革本身所形成的约束，这点是不可忽略的。所以在这个土地资源相对比较宽松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对一个户、对一个村做了制度安排，实际上恐怕我们会忽略掉它其实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相当于是县域经济的综合改革，在这儿仅相当于镇域经济的综合改革。

我同年轻人说你们注意，一个个别案例的研究是有经验性的，我们进一步要什么？我刚才也说我对这点还没有完全学透，是因为我说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做了县域经济的综合改革的研究，镇域经济综合改革的研究，下一步要做什么呢？我说把树林召镇的这套组织体系、制度体系、金融体系这套综合改革的经验，拿去和其他地方的县域、镇域的去作比较，通过比较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当把共性提炼出来的时候，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到目前为止，我说的第五点，还不能说是已经学到了，还是在一个学习过程中，所以提出来需要大家注意，多探索、多总结、多比较，将会有很大价值。占用时间太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本文整理自温铁军教授研讨会发言，转载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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