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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温铁军：激活数百万亿元生态资源价值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社 中国经济周刊官网
2020-11-30
激活数百万亿元生态资源价值
——疫后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衔接温铁军
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而党的十八大则正式把生态文明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从数量型的粗放式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近些年，各地方政府普遍比较重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内涵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具体工作，没有将其上升到与乡村振兴战略至少是同等的顶层战略高度来认知并强调这后一个“有效衔接”。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在继续做好可持续扶贫工作、逐步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将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衔接作为后疫情时代应对内外部风险的着力点和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工作来抓，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和供给侧的结构性优化。生态化的乡村社会作为“三生合一”的海绵社会，不仅在疫情期间实现了“大疫止于村野”——半数人口以最低成本达到最少致病，有效地承载和吸纳上亿返乡打工者及其派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而且与乡村社会空间边界高度重合的生态资源因其“资源、资产、资本”“三资合一”，而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大循环经济拉动和高质量增长的供给方面具备极大潜力。“大疫止于村野”的启示——生态型海绵社会的价值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快而有效地打赢这场疫情防御战，一个关键的经验是：大疫止于村野。与武汉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发生疫情需要增加数千亿财政开支相比，乡村社会作为生态型海绵社会的价值愈发凸显。中国乡村的医疗和防疫条件与城市不能相比，但恰逢大疫起于春节将至，3亿打工者大部分已经返乡，那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缺医少药，但为什么大疫会止步于村野？做法上和当年应对SARS疫情相似——农民把通往外界的路挖断了，村里派出值班人员在路口守着，村人不能出，外人不许进，有效地阻止了疫情下乡。我们看到，许多农村群众连口罩都没戴。除封村封路，另一个人们几乎没有关注却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乡土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仍然有着生态化的自给自足条件。疫情期间，我就居住在一个山村，几个月都封闭在村里，各村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和饲养的畜禽，村民之间互通有无，基本生活不成问题。况且，中国乡村本来就百业并举，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应俱全。而且这些年，很多市民下乡，在农村跟农民搞联合创业，农民不种的地市民种，或市民和农民一起种，而这些村民、市民疫情期间的吃喝用度大部分都在村里解决。所以说，后疫情时代真正的长效防疫，就在于向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转变。中国之所以能够把发病率控制得如此之低，社会没有因疫而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还有家乡，还有村可回。这种多业态乡村就像“海绵”一样，除了挤出“水分”还能再吸纳和保养“水分”。城乡融合的实践表明，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必须以乡村社会能够有效地发挥海绵社会的载体作用为前提。正常条件下很多官员学者主张加快城市化，使得乡村建设的意义好像不那么明显，但疫情面前对于这点的认知应该没有必要继续争议。客观地讲，这次防疫的主战场在城市，乡村社会的海绵社会载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大大降低了中国防疫成本。试想，如果疫情不能止于村野，而是像城市一样，武汉上千万人口动辄就需要数千亿防疫支出，那此次疫情中国数亿乡村人口防疫成本该有多高？但谁都知道，农村防疫受累的是基层干部，却几乎没花什么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这个海绵社会只有是生态化的，才是低成本的。比如，在中国农村，“群防群控”是跟着节令走的，防疫是常态，每到春起的惊蛰时分，各种各样的病虫害都要出来的时候，农村家家户户不是出现病害再治，而是防患于未然地使用本地的一些中草药去防治，各个村里边都有很多土办法，中医中药、特别是中草药在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传统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文化形成了天然的防疫制度，它不是戴口罩，不是呼吸机，而是隔断传染源之后的中药汤，良好的生态环境客观上构成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天然屏障，清新的空气、健康的食物和安全的水，涵养着身体的健康，使得免疫“自然天成”。不必多谈理论，只从这个例子就不难得到启示：当中国遭遇到重大经济社会危机的时候，即便是突发性的危机，生态化的“海绵型”乡土社会也仍然是最重要的危机软着陆载体和风险屏障，而且往往危机应对的综合成本是较低的。那么，这个较低的综合成本是什么决定的呢？因为乡村社会通常是“三生合一”的。乡村振兴需要“三生合一”乡村振兴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先导，要回归自然，要和谐发展，要人与自然的共荣共生。乡土社会需要生产、生态和生活的“三生合一”。我的理解就是，不仅要维护好乡村社会既有的“三生合一”状态，还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自觉地依据当地自然生态禀赋，打造与之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多样性生产和生活方式，真正实现当地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事求是地说，城市人口高密度集中居住当然有利于资本规模化获利，但并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市民下乡居住，看重的就是乡村很好的生态环境、更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更顺应人类天性的生存状态。近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争论，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也正在尽力改变城市生态。比如，尽可能多造一点社区公园，尽可能多造一点城市通风系统、避免高楼林立挡住城市风道等，而且各种各样与生态相关的科学设计和项目也开始兴起，以致城市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此反过来看乡村，绝不能复制城市，把农民迁入高层建筑。乡村社会“十里不同风”体现的就是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涵。生态文明之下的振兴乡村必须尊重生态化规律、道法自然，而不是一味地大兴城市化、产业化。疫情过程中，精英们更关心农业会不会出问题、全球化会不会因疫而变等问题，但社会公众更需要反思——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出现怎样的严重问题，学者们则应该及时给出预警。例如，2005年国务院发布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揭示出农业是重大贡献者。“面源污染”不是某个工厂有个排污口所造成的“点源污染”，这种工业污染还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技术手段加以处理和化解。但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是成片的、大面积的混合污染，是不可能用技术手段或上一个治污工程项目就能解决的。此外，普查报告也显示过去追求都市圈战略的后果——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已经造成严重的混合型“面源污染”——实际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方式出了方向性的问题。各地都搞中心城市龙头产业带动周边城市配套产业，形成的超大产业集群，一小时经济圈尽管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产业成本，收益被资本占有，但也带来“负外部性”——严重的“面源污染”。同样，中国向西方学习大搞规模化产业化农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推行农业机械化，全球约80%的大棚扣在中国，用大规模“面源污染”的方式创造了高产量，而目前，中国蔬菜、水产、畜禽等大宗农产品占了全球产量的50%，但中国人口只有世界的20%，这背后显然是大量的浪费，包括供求紧平衡的粮食都存在大量的浪费问题，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高投入、高污染换来了高产量，也换来了高浪费和人用食物的不安全。同时，严重的食品污染导致人体免疫系统退化，各种病毒、病菌开始侵害人体，而雾霾导致的肺癌、心脏病变成国人最大杀手，这样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是否应当持续？是否需要改变？ 正是基于对污染破坏自然资源的认知，中央2003年确立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绿色GDP，2006年提出“两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试图推进重大战略调整。但，这样的主张却被2008年金融危机打断，为应对危机，中国加快大规模基本建设；与之相伴的大规模能源、原材料消耗也就停不下来，几乎不可逆的“面源污染”随之进一步扩大，雾霾越来越重。终于，2012年“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它意味着中国确立战略转型——从工业文明时代转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意味着依据工业文明构建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政府行为等，都必须转向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这就是深化改革，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那么，深化生态文明改革，发展生态文明战略，从哪儿入手？乡村振兴。我们说，乡村振兴是我们贯彻生态文明的、重要的基础性战略。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乡村社会承载着数百万亿、甚至难以计数的生态资源价值。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所在。 唤醒数百万亿“生态资源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成为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尤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这不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是提高农民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的关键，是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联动、坚持生态系统和谐、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农民致富增收的长远大计。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已经被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时，我们始终都要明晰：中国社会从来都是一个乡土社会，而乡土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本源，任何背离这一本源的作为都将注定失败，无论是招商引资、像城市那样发展工业，还是学习西方发展所谓大规模农业，这方面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先例，但失败的事例却多如牛毛。所以，我们必须走出新路，把沉默于乡村的数以百万亿的生态资产价值激活出来，变成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和保障，变成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基本保障。实践表明，只有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才能同时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沿着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就可以把生态文明战略的经济内涵体现出来。那具体应当怎么去做？我们按照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激活乡村社会数以百万亿计的生态资源。第一，将村集体所拥有的闲置房产和空间生态资源等变成资产，通过村集体内部定价确定各家各户的股权价值，并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个权益价值可以内部抵押。比如，外出上学者要借5万元，他就可以拿他家闲置房子抵押，通过村集体向其它村民借资5万元。这其实就形成了资金和房产的对价关系。再比如，有人要出去做个小买卖，用自家一片山林做抵押，借款10万元，这就形成了资金和山林的对价关系。一片山林的乔、灌、草、竹、茶该有怎样的价值？请外来评估公司无法解决，但农民人人心里有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那些存续于农村、过去根本无法标准化的生态资源资产变成了“可以与标准化资产同样交易”的资产，生态资源通过内部交易被价值化了，由此形成了“村集体内部的资产一级市场”，犹如证券市场中的一级市场。第二，国家多年大量对乡村拖入，比如水、电、路、气和宽带“五通进村”就形成了数十万亿元的基础设施资产。但是，这些资产都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比如水利资产所有权归属水利部门，通讯资产归属通讯部门，等等。其实，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管不好，而且带来大量“沉没资产”。那就可以把这部分资产单列出来，并通过PPT方式将这笔资产注入给所在村集体成为固定资产；也可以上交到国家，再组建国家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将其财产权利交由村集体分股到户，实现共有共享共治。这样，每个行政村至少获得1000万元以上的资产权利。第三，村级有了这笔资产，即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公司化转型，使村集体变成资源性资产的管理公司。村域资源性资产并非私有化，而是村级公司对外谈判，与外部投资人对接后既可展开展合作经营。比如，城里中产阶级投资到村里包块地、包个房子，变成自己家庭康养的第二居所，自己养鸡，自己种菜，周末过来度假；平时也可雇本村农民帮你管，一个农民至少可以管个三五户，帮你浇水、帮你喂鸡、帮你搞卫生等等，你来之前打个招呼，农民给你准备好。这都可以变成物业管理合作社的生意，村集体对其公司化运营占有的本村各类资源性资产收取租金。第四，如果农业有机化、农村生态化可以变成城市中产阶层回嵌大自然的“三养（康养寿养和医养）”的基地，那“六产融和”的乡村将会大有用武之地，变成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下的一个巨大的财富摇篮，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政治效益不可估量。第五，乡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之后，还可以对接和推进县域金融供给侧改革。因为，只要本村生态产业化项目符合生态经济要求，有前景、有利润，村级公司就成为县域的“规模以上”企业。既可通过县级政府平台公司对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比如生态建设债券、乡村振兴债、绿色债券等。把县域金融过剩的资金用于在地化投资；若本县资金实力不够，还可向央行提出发债融资帮助。如此一来，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功效：其一，农村生态资源所形成的资产变成了可交易资产，并产生不断升值的预期；其二，央行货币发行从贸易盈余支撑转化为中国生态资源支撑，让人民币锚定我们主权可控的“资源货币化”上，人民币势必更加稳定而坚实，尤其在美国主张与中国硬脱钩的现实情况下，这一转变实际意义重大；其三，这样的做法，实际是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紧密结合了起来。第六，再进一步就是在地方产权交易所建立地方绿色生态资源产权交易板，这就意味着生态资源不仅可以在更为庞大的二级市场上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并且可以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在资本市场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投资人构成有效吸引。甚至可以将部分生态产品预期收益包装成期货，比如高档林木，其每亩产值可能上亿，但需要几十年的培育期，这样预期很高的商品做成期货，不仅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同时也为营林者提供了避险工具。所以说，不要再走传统土地开发、大规模农业的老路，而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生态经济，无论是中国内循环经济还是“三农问题”都会拥有更可持续的前景。对抗国际威胁的有效方式以生态资源开发为主线，乡村集体经济的公司化改制，可以帮助中国利用现代市场把过去被动纳入全球化所形成的包袱甩掉，至少可为中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正在搞“去中国化”，世界格局也正因此而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此为背景我们应当意识到，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亦步亦趋地全盘西化，并沿着西方划定的道路行进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了。尽管西方社会生产不足，中国生产过剩，这使得西方从某种程度上还离不开中国，但西方社会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与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这已经变了一个很现实问题。现在，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典型的例证就是特朗普正在使用“冷战时期”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的意识形态工具，极力把中国推向敌对。冷战意识之下，西方教科书上那些所谓的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等都将变得苍白，冷战没有理性，只讲站队。我们必须放弃幻想，中美脱钩与否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那该怎么办？要坚持国际国内双循环，但更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很显然，国内大循环需要抓手。这个抓手是我们提出的一套方案：尽最大努力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向生态化的转型。我认为，以乡村振兴为载体的生态化转型将是疫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因为疫情已经告诉我们，人类新的发展必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能继续破坏自然，不能再造重大污染，而必须转向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生态化的发展方式，这不仅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它所承载的巨大价值体量，也足以支撑中国高质量发展所须的经济增长。历史地看，中国农村变革其实是我们应对各种危机的重要手段。无论是面对城市容纳能力危机之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食品供给严重不足危机之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无论是国企转型危机下的乡镇企业崛起，还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下提出必须加强新农村建设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中国面对历次重大危机都是依靠“三农”才得以实现软着陆。当然，也恰恰是这样投资拉动增长的机会，才使农村得到了巨额的国家投资。这次面对“去全球化”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实现软着陆？我认为，要实现软着陆依然离不开“三农”载体，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为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一副更加包容性的图景。按照中央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如此三步走下来，这不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吗？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句话：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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