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张孝德：疫情与世界乡村文明复兴的大趋势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山西农业大学期刊社”

作者简介

  张孝德（195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乡村文明与文化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处在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相聚在世界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汇集人类的智慧讨论疫情与世界乡村复兴大事。

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斗争，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以生命为代价的疫情，需要人类的反思与觉醒。其中最需要我们反思与觉醒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发现与评估古老乡村文明的价值。

一、单级城市化的时代将走向终结，乡村复兴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大趋势 

（一）疫情最需要我们反思问题之一：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单级化城市的弊端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文明载体的两端，但近代以来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化过程，成为一个去乡村化的过程。城市化被认为是代表时代进步的永恒发展方向，乡村则被认为是愚昧落后被现代化淘汰的对象。在这次应对疫情中，乡村社会所表现的诸多优势，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乡村价值。

（二）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导致瘟疫爆发、快速传播的社会原因　

像大规模单一种植会导致植物抗病虫害能力下降，引发病虫害爆发的原理一样，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导致瘟疫爆发、快速传播的社会原因。从艾滋病病毒、SARS病毒到目前的新冠病毒，自然正在以生命为代价频繁地警告人类，这种有严重弊端的城市社会是造成人类生命危机的根源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能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城市病的倒逼下，西方发达国家曾出现了逆城市化。当今人类面临瘟疫，迫使我们深度反思单极化城市弊端。

（三）分布式、多样化、自足的乡村社会，在疫情中表现出独特的价值　

特别是中国乡村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贡献，使我们发现了乡村社会在防疫抗疫中的独特价值。中国在春节期间实行封城之后，从人口分布看，一半人在农村，一半人在城市。但从疫情感染率看，小城市比大城市低，而农村比城市更低。分布式居住的乡村不仅是天然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抗体，还有生活必需品自足的优势。中国乡村在疫情期间，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不仅低成本满足了自身供给，也担负了城市居民的有效供给。中国成为世界最早实现疫情控制的国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其中乡村对中国疫情控制的贡献是最重要的原因。

（四）单级城市化是造成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　

城市与乡村就像中国太极图中阴阳两极一样，承载着滋养人类文明的不同功能。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乡村文明，虽然不具有承载高效率现代化经济的优势，但却承载着滋养人类精神的多样化文化的功能；自足封闭的乡村，不是冒险、创新、挣钱的乐园，但小规模熟人社会的乡村却能提供城市用货币无法购买另一种低成本、亲情互助、健康自在的生活方式；城市是青年创业的乐园，乡村是老人养老、养生的家园。城市是让人创造性最大限度释放的地方，也是将人类文明导向天人对立的根源所在。乡村是离天地最近的地方，天人合一是乡村社会自然生成的哲学和文化，这恰恰是医治现代文明危机最好的解药。21世纪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需要从古老的乡村去寻找。东方文明，古老的美洲、非洲文明均源于乡村社会，西方文明源于城市社会，若世界只有单极化的城市，就意味着未来全球化将成为单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那么人类文明将陷入耗散结构理论所讲的趋向单一意味着死寂的困境。

（五）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系统危机，化解现代文明危机需要古老乡村智慧与文化的复兴　

总之，当代人类面临的不是单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系统危机。这个危机最大表现就是当代人类陷入人与自然关系、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科技、南方与北方等一系列失衡的危机中，而这些危机全部集中在城市与乡村关系失衡中。城市与乡村关系，是一棵大树的树根与树冠的关系，在城市一端展现的花红叶绿、硕果累累的营养之根是来自乡村。

历史以血的代价证明，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乡村和城市均衡发展的形态。西方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之所以成为断代短命的文明，就是因为他们是单一城市形态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是人类文明的根，是人类共同的故乡。单级城市化是造成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化解人类文明危机需要复兴乡村文明。近代以来，主导世界文明主流的城市化，塑造了市民代表文明进步的优越感，由此形成了市民与农民的不平等观。迈向新时代，需要走出这种狭隘的城乡不平等观，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时代需要更多市民怀着感恩之心，到乡村去，回馈乡村、复兴乡村，共建乡村。古老的中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告老还乡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构建现代城乡型关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生命敌对性科技将会毁掉人类，源于农耕哲学的生命友好型科技是造福人类的新科技

（一）疫情是近代以来人类与生命世界战争的升级，支持这个生命世界战争的科技属于生命敌对性科技范式　

纵观500年以来的工业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自15世纪以来，从发现新大陆开始的殖民大屠杀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延绵不断。伴随战争升级的是杀害生命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从常规武器到原子弹，一直到化学武器。

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支持下的科技创新，不仅存在于战争领域，也普遍存在于西方医学、现代农业科技、生物科技等领域。

现代化学农业是一场人类与植物、昆虫世界的战争。现代医学是在生命世界的另一场战争。不断升级的抗生素是人类在病毒世界的战争。以杀死癌细胞为目标的癌症治疗是人类在细胞世界的另一场战争。西医治疗癌症的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出更有效杀死癌细胞的药物。

（二）疫情对当代人类的警示，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命敌对性科技是造成生命危机的深层根源

人类以付出巨大的生命为代价，愈加认识到这种敌对性科技在生命世界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争，是一场将人类自身导向毁灭的战争。现代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已到了能把地球毁灭多次的程度。在农业领域的战争造成的恶果是化学化食物成为致癌与诸多精神病的根源。20世纪，地球上约有30余万种植物绝迹，损失约75％的农作物品种。剩余不到30％的作物品种供应着全球95％的食品需要。欧洲的家畜品种资源有半数已绝迹。全世界已有三分之二的鸟类繁殖力下降。

在微生物世界杀害病毒的战争也是如此。耐药细菌产生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类新药的开发速度，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甚至担心：“新生的、能抵抗所有药物的超级病菌，将把人类带回传染病肆虐的年代。更令人震惊的是，竟出现了以抗生素为食的‘超级病菌’。”在细胞领域治理癌症的战争，治疗费最近30年增长20倍，但患者生存率却几乎没有提高。

疫情对当代人类的警示，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命敌对性科技已到尽头，若我们继续沿着敌对性科技的路子走下去，人类将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三）未来农业发展需要基于新生命观的生命友好型科技范式创新　

源于两元对立战争思维支持的现代科技，是一种生命敌对性科技。人类走出生命世界战争危机，需要生命友好型科技范式创新。从生命敌对型科技向生命友好型转型，首先是生命观的转型。目前敌对性科技的生命观，是按照人的意志和需求，以满足人类私欲为目标而形成的征服生命、改造生命，让其他生命成为人类奴隶的生命观。未来的生命友好型科技，是基于万物有灵、生命平等、人类与生命万物互养共存、友好共生的生命观。

现代生命敌对性科技，给人类带来灾难最大的是在农业与医学领域，在农业和医学领域推进生命友好型科技的创新迫在眉睫。

（四）方兴未艾的微生物革命，是21世纪生命友好型科技创新的突破口　

正在兴起的微生物技术显示出巨大生命力。构成地球生命世界的有动物、植物、微生物三种形态，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通过农耕和游牧两大生产方式实现了对动物和植物资源的利用开发。而构成生命系统最基础的庞大微生物世界还是一个尚未有效开发的处女地。

微生物技术是一项能够有效修复环境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的生态科技，也是一项能够在农业领域实现高效有机种植、有机养殖的生命友好型科技，而在微生物洗涤、物生物养生、物生物医疗等领域，也有巨大的潜力。物生物所具有的低成本、高效性、覆盖面大的特性，将是引领未来替代化学科技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科技革命。

（五）生命友好型科技属于人人可以参加的公益性科技

现代的生命敌对性科技，是被科技家所垄断、被商业资本所控制的高成本科技。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广泛用在食品和生产领域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公共科技。目前正在民间推广使用微生物酵素，给我们最大启示是：酵素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门槛低、人人可以参与、家家可以制作的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公益性科技。呼吁有公益性的各类民间机构、大学、科学家要参与到微生物科技创新中来，我们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要制定有关制度和法律，大力推进生命友好型公益性科技的创新发展。

三、解决世界粮食危机需要走出现代化农业的陷阱，让农业回归公共性、自足性、多样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一）疫情带来粮食危机，促使我们必须反思现代化农业的弊端　

2020年7 月 13 日，联合国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19 年有近 6.9 亿人遭受饥饿，与 2018 年相比增加1000万，与五年前相比增加6000万，数字一直缓慢上升。由于疫情原因，到 2020 年底，这个数字会新增超过 1.3 亿人。加剧粮食危机的深层根源，来自当今世界粮食生产过度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疫情导致的世界粮食贸易受阻，使缺乏粮食自足能力的国家和地区陷入粮食供给不足的危机。缺乏土地和粮食不能自足，只能通过工作收入购买食物的世界贫困人口，因疫情失业和收入下降，使他们陷入不能购买粮食的饥饿威胁。世界粮食危机重灾区的非洲和美洲地区的国家，大都是缺乏粮食自足能力的国家。疫情不是造成世界粮食危机的根源，疫情还使我们发现了按照工业化方式构建起来的高度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现代化农业，是造成世界粮食危机的制度根源。

（二）按照资本逻辑构建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严重违背了农产品所具有的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的本质要求　

按照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和分工理论，构建起来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在工业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按照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则将世界推向了粮食危机的陷阱。

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支持现代化农业的经济理论出现了严重问题。农业属于借助自然之力、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满足生命的必需品产业。农业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农产品是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产业。而按照具有私有性、排他性的工业品特征，构建起来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追求高收益的农业现代化，严重违背农产品所具有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农业生产制度设计的错误，导致当今世界粮食生产陷入两极化的困境。一端是占据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的垄断世界粮食市场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提升的高收益中快速发展；另一端是缺乏粮食自主性的国家和缺乏土地的贫困人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饥饿的困境。而且越是在世界陷入危机时，其他工业企业陷入困境的同时，恰恰是从事粮食的跨国公司获取暴利最后的机会。亚当·斯密所讲，自利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增加了社会收益增加并没有在世界农业领域出现。

（三）让农业回归公共性，基于粮食主权公平、重建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的世界粮食新体系，是化解世界危机的根本出路　

满足生命必需品是农业的第一功能。粮食是自然赐给人类共享的公共产品，粮食主权平等是人权平等的前提。粮食主权与国防主权一样，是一国政治安全、民生安全、生态安全的根本权利。按照满足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机制构建起来的世界粮食生产体系，是当代世界陷入粮食危机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要高度关注，重构世界粮食体系的制度改革。从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粮食体系，向基于粮食公共性和粮食主权公平的逻辑，重建世界粮食新体系，是从制度根源解决世界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二是呼吁世界发展中国家，要走出农业现代化的误区，从确保国家粮食主权的独立高度，重建保证国家安全、民生安全、生态安全的新粮食体系，摆脱后殖民时代形成对按照资本逻辑、国际分工建构的国家粮食体系的束缚，坚定走基于粮食主权安全的、粮食自足的国家粮食体制。

三是呼吁国家社会，按照粮食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的要求，大力推进世界粮食公益科技的创新，大力鼓励民间自主农业科技创新。打破目前被跨国公司垄断的育种科技格局，大力推进世界农业自留种、发展公益种业的运动。让世界更多有公益心的企业家、科学家、民间机构参与到这场“保护生命、种业公益化”的事业中来。

四是让粮食生产回归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意味着排斥资本与生产，而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特性，走与资本、市场对接之路。在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有建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有效的探索。

（四）保护小农经济发展，让农民成为粮食生产的主体，是解决贫困与饥饿的重要出路　

按照资本逻辑，追求农业高效率的目标，使世界农业走向了追求规模化、单一种植化之路。世界农业资本逻辑化的结果，使世界粮食生产的主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失的同时，导致农民作为粮食生产主体的缺失。由此导致世界粮食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变成了大量自足小农经济的消失、世界粮食资本收益不断提高的同时，让失去土地的农民陷入饥饿的困境。

化解这个危机的出路，就是从资本逻辑转型到小农经济的轨道上来。世界经济学家研究证明，在提高土地粮食产出率上，小农经济高于大规模资本农业。全球有近5亿小型家庭农户供养了十几亿人口。中国的经验也证明，满足中国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的主体是小农户经济。截至2016年底，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的2.6亿小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主席讲：小农经济是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

非洲现有60%的耕地尚未得到开发和利用，完全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但在资本主导世界粮食体系下，在非洲这个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后阵地”，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打着“投资促进非洲增长、终止饥荒”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入市场，一举击溃了当地原生的小农经济。

从满足高收益的资本逻辑转向满足生命需求的小农逻辑，是世界农业改革方向。农业不排除高收益、也不排除资本，但必须是立足满足小农逻辑、也就是农民是粮食生产主体下进行，才能相得益彰。让农户成为农业主体，而不是资本，这是未来世界农业发展的方向。

（五）大力推广多样化的生态友好农业、生命友好农业科技，是未来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基于资本逻辑现代化农业，也是造成当代土地污染、粮食质量下降的深层原因。现代化农业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追求高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种植单一化的大规模农业——导致土地肥力枯竭和植物免疫力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陷入污染土地、危害生命的困境。而基于小农逻辑经济，则能从根本化解资本农业这个恶性循环。

具有多样化特性的小农经济，符合多样化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规律。多样化的小农经济，借助自然之力，不仅可以避免土地肥力衰减，也可以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生命友好型农业科技，未来农业可以实现有机农业不减产的目标。多样化小农+生命友好性科技，可以创造出小而优、小而美的新时代农业生产方式。

四、自私贪欲是毒害人类最大病毒，医治当代人类文明病需要乡村文明的复兴 

（一）新冠疫情的警告：人类最大敌人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人类的自私贪欲　

从十几年前的SARS之痛，到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两次毒源都与野生动物有关，都与现代人满足无底线的贪欲消费有关。两次我们栽倒在同一个坑里，以大量生命为代价的新冠病毒，对当代人类的警告是：人类最大敌人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人类无限制的自私贪婪。

据英国生态学家杰里米·托马斯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野生动物调查报告称，在过去40年中，英国鸟类种类减少了54%，野生植物种类减少了28%，其中蝴蝶更是惊人地减少了71%。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有3个物种灭绝。人类的自私和贪婪，正在把地球引向毁灭的边缘，正在把人类导向自毁的危机。应对病毒对人类的警告与惩罚，单纯依靠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从医治人类的自私贪欲病开始。

（二）医治当代人类自私贪欲病的解药，蕴藏在古老的乡村文明中　

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失衡的危机，还有人类文化生态失衡的危机。单级化的西方工业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使万年之久的农业文明所创造的多样性文明与文化，遭到了洗劫性的破坏。以自利贪欲为原动力、按照资本逻辑建构起来的现代化文明，是一个物质与精神严重失衡的文明。源于自利的物质主义、源于贪欲的消费主义的现代经济，使当然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严重中毒的危机之中。

医治当代人类自利贪欲病的解药，蕴藏在古老的多样化乡土文明之中。农业为人类提供的具有公共性、公平性、满足人类生命必须品——粮食的同时，还给人类文明创造了一种现代工业化所没有的哲学与文化。这种哲学与文化可概括为：

第一，天人合一宇宙观。共生平等、万物有灵共存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宇宙观。

第二，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人人平等是工业文明时代平等观。而古代农耕文明源于万物有灵而形成的生命平等观，成为古代农耕文明特有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成为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所有宗教的基本哲学。

第三，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与生命世界友好相处的农耕文明，按照生命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和系统性形成了农耕文明时代特有的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

第四，利他共生的伦理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天地在古人的心中，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具有厚德载物的母爱特性，天具有父亲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智慧。

第五，多元化共存的文明观。古代农耕文明时代是多样化文明共存的世界。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不同的文明区域形成了中国儒道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色列犹太教文化、古希腊文化的同轴共振的大格局。

古代农耕文明留下的多样性文化，恰恰是医治与矫正现代工业文明最需要的东西。天人合一宇宙观、自然观是对现代天人对立自然的重大矫正；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恰恰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狭隘的人权平等的重大矫正与补充；生命平等是人权平等的前提。道法自然的整体认识论，恰恰是对现代两元对立哲学、碎片化思维的矫正。利他共生的伦理观是现代对自私贪欲中毒的最好解药。多元共存的文明观，是对现代单级化霸权文明的重大矫正。

古代农耕文明留下文化遗产，都根植于乡村社会中。从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看乡村文明，乡村价值极低，这正是工业文明时代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原因。但是，从化解当代文明危机看，古老的乡村文明蕴含着未来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新价值。

（三）乡村文明复兴，是开启新时代的新启蒙运动　

今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导趋势，就是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文明时代大转型。500年前，起始于地中海的文艺运动开启了工业文明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的本质，是标志着人类从万年之久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从乡村主导的文明时代向城市主导的文明时代转型。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500年后的今天，乡村文明复兴，不仅仅是乡村本身复兴，而且是标志着人类迈向新时代的新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乡村文明的复兴，是开始新时代的新启蒙运动。

五、结语：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 

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古老乡村文明复兴，是关系到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大事件，是给危机重重、冲突不安的世界带来新文化、新哲学、新科技、新希望的伟大复兴。 

源于西方的城市文明是少数国家独享文明，而乡村文明将是惠及人类共享、共建的文明。乡村文明复兴，不是要重新回到农业文明时代，也不是抛弃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乡村文明的复兴使命，是对当今单极化城市文明的矫正，是在重建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共生发展的基础上，找到未来人类发展的新文明模式。这个新文明模式，将是农业与工业、物质与精神、东方与西方、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文明之道。

陷入工业文明鸿沟的非洲，乡村文明的复兴将会给古老的非洲带来新希望。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非洲，离他最近的是乡村文明，而不是工业文明。让古老的非洲从孕育未来的乡村重新开始，不是历史倒退，恰恰是乘上了迈向新时代的新列车。

陷入城市化陷阱的拉丁美洲，将在回归乡村文明的重建中找到走出城市化陷阱的新出路。这条新出路，就是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的新文明之路。

曾经是古老农耕文明发源地的亚洲，乡村文明复兴将会使古老的亚洲，再度走向伟大复兴之路。保留着世界乡村文明资源最丰富的亚洲，以及作为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工业文明最大输出地的亚洲，如何以古老的东方智慧，实现两大文明的整合，是亚洲作为新文明时代的使命所在。

曾经是世界农耕文明发展历史最悠久、最成熟的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中华民族为新时代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应有担当。

曾经给人类贡献了城市文明的西方世界，也将会成为乡村文明复兴受益者。西方是城市文明最大收益者，也是造成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最大承担者。以天下文明观、生命平等观拓展新乡村发展空间，探索更高级的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新模式，是西方为新时代应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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