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一个非主流成功者:作为学者、革命家和平常人的卡尔·马克思

2018-05-01 李思达 国家人文历史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分享至朋友圈。

要度过怎样的人生,才能算是成功?


这是一个让古往今来所有人都会为之深思的问题,更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对于这个普世之问,世间实在有太多“大师”和“成功人士”,喋喋不休地贩卖着自己的答案,也就是所谓“成功学”了。花样虽然繁多,但套路却大致无二,无非就是试图告诉读者,只要买了他们的书,花上几十分钟学会一些秘籍(诸如“魔鬼细节”“性格管理”“理财思维”“投资眼光”“高效行动力”等等)。人就能获得他们所描绘的成功——“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的巅峰”。


如果所谓的成功真只是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庸俗和市侩,那么很显然,卡尔·马克思一定是这种“成功学”中的反面案例,而且是最典型的拥有良好开局,却被自己性格和细节所耽误的失败案例。诚然,用这套方法来考量,马克思似乎偏偏搞砸了一切:他有着属于上层的“原生家庭”,拥有名校博士毕业的高学历加持,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今天,这种资历和背景足以让他像大多数“精英分子”那样,轻松惬意地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同样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


卡尔·马克思最为人熟知的照片之一,摄于1875年英国伦敦。1867年,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着手从事第二、三卷的撰写工作。但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实际已经开始恶化,所以直到他去世后的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才由恩格斯整理编辑并发表


但马克思的道路从未如此顺畅过,他也曾进入公司做高管,但总是过了不久,整个公司就会被迫关张;他也曾试图自主创业,但因为种种原因,要不然就是血本无归,要不然就是胎死腹中。更可怕的是,这位博士一点灵活的商业头脑都没有,完全做不到像某些精明的现代创业者那样,不让创业失败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在马克思最年富力强之时,也正是他财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直到50岁后,他才能在恩格斯帮助下,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但损害已经造成:长期的贫困不仅干扰了他的工作,导致他本人也患上了多种慢性顽疾,甚至还间接导致了他几个孩子的不幸夭折。


不管19世纪还是21世纪,乃至于接下来的若干世纪,在那些精致的“成功人士”眼中,马克思的这种生活状态,都是值得他们嘲笑和讽刺的。事实上,当年就有政敌攻击马克思是“一事无成”,因为在这些只论盈亏不问对错的成年人眼中,结果决定一切,没有能奋斗成为人生赢家的马克思,自然是一个失败者。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和后人自有另外的评价。马克思,这个他们眼中“一事无成”的失败者,却有着后世公认超前越后的光辉成就。他和恩格斯合作提出,并以他命名的一整套学说,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无问西东。马克思本人也被世界公认为19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他视为伟大的导师;仇视和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就这点而言,马克思取得的成就,是一部辉煌而伟大的史诗,早已超越庸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成功。


马克思的石刻画肖像,由画家大卫·李维·埃尔坎于1836年绘制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成就和影响早已超越世俗成败所能定义的伟人。对这样一个大人物,自他离世的那天开始,就有无数带着善意或者恶意的学者专家围绕着他,搜集一切可能的资料,对他一点一滴都进行了精深细致的研究,借此阐述各种见解。在这些研究中,有关马克思的生平、革命历程、成就、著作以及影响,已经有太多卓越的成果,无须我们多谈。在这里,我们仅仅想跟随马克思生平历程,从中撷取一些富有特色的小片段,一些能展现他性格中不为人所熟知的细节。或许,正是这些不经意的小事,恰能见微知著,反映出马克思这位伟大的革命先知性格中丰富多彩的一面,让我们领略到这位伟人独特的人格魅力风采。

少年立志 不忘初心:少年马克思的志向


几乎所有伟人的传记和研究文章,一开头都会追溯回他们的出生地,从他们青少年时代一一审视起,这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惯例。这倒不仅仅只是叙述的方便,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学意义: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表现,往往能展示出他最本源的初心;而成长时期的环境和经历,也往往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对马克思来说,也是如此。


马克思出生在德国——更准确地说是普鲁士统治下的莱茵兰地区——西南部的特里尔(Trier)。按他妹妹路易丝的说法,他们家是“特里尔一个受人尊敬、受人爱戴的律师的家庭”。这应该没有夸大,后世学者通过他们家缴纳特别税的金额推断,他们家的年收入大致在1500泰勒(当时的一种银币)左右,足以让他们家跻身特里尔前5%的上层。出身富裕,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犹太家庭,对马克思的成长有着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是现实方面的,意味着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有足够的实力,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一所精英学校——特里尔中学(特里尔大学的预科中学)学习,并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今后在大学深造,为这位日后的大学者在学业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层则比较隐晦,莱茵兰地区通行的是《拿破仑法典》,一种和统治者普鲁士格格不入的,更加崇尚自由和权利、富有启蒙精神的法典,这就是说,身为成功律师的亨利希·马克思,精通和认同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他在潜移默化中,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播下了革命最初的思想种子。


这点可以从马克思早年稚嫩、却相当有价值的两篇资料中体现出来。这是他在毕业时提交的一篇宗教论文和一篇德语课论文。按中学规定,在宗教论文中,他应该“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的前14节,讨论信众与基督的统一”,然而在通篇“上帝”“定罪”“赎罪”“对基督的爱”“神性的美德”术语之下,掩藏的是这位未来的无神论者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在论文中他写道:“摆脱迷信的枷锁……柏拉图也在不止一个场合谈起过对更高形式存在的深切向往……”此时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对“迷信的枷锁”和“更高形式存在”有具体的认识和想法。但很明显的,冲破桎梏,追求更高的意识已经在他心目中萌芽。假以时日,这位少年终将会以更清晰的语句,更洪亮的声音说出此时他想表达的意思:“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根据后世研究者的看法,马克思反映在中学毕业的宗教论文中的思想,很明显是受了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影响。但马克思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父亲的一切指导。亨利希曾希望儿子也能成为一名律师,至少能像许多上层子弟一样,成为军官、官僚或商人,进入普鲁士体制内。而马克思在那篇题为“看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的德语毕业论文,清晰鲜明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择业时,要选那些可以为人类做最多事情的职业,这样重担才不会将人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我们不会享受到那些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快乐,但我们得到的财富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功绩虽然默默无闻,但产生的影响却是永恒的。高尚的人,他们的眼泪将浸透我们的骨灰。”


马克思故居,位于今天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市布吕肯街10号,是一座灰白色的3层楼房,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于此。192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买下此楼,将其辟为马克思纪念博物馆


即便是将其仅仅当成一位不知世事的少年大言,这段文字透露出来的豪气也足以让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汗颜了。这或许可以解答最开始那个疑问——为什么马克思最终没有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答案就在这篇他16岁撰写的文章之中。马克思,这位未来的革命导师,在相当于高中生的年岁就已经意识到,他要“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渴望的是产生永恒的影响,甚至愿意为全人类做出牺牲。因此,他从未将世俗的所谓成功放在心上。显然,对那些只能看到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快乐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这种鸿鹄之志,更遑论理解马克思心目中的成功。而更让所有庸人都会汗颜的是,在此后漫长的时光,无论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遇到何等困难,马克思从未忘记过自己的初心,不管社会外界有多少诱惑和挫折,他终生都在践行这个青少年时代立下的伟大志向。

 

卡尔·马克思正在法国中部某地和劳工联盟成员们讨论革命问题。该画由汉斯·默克泽尼(Hans Mocznay)于1952年到1953年绘制,现藏德国历史博物馆

从学者到革命家:知行合一的学者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进入了同在莱茵地区的波恩大学。最开始还是按照父亲的意愿,开始攻读法律。在波恩读了一年,隔年又转到教学实力更为雄厚的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律。必须要指出,就学生身份而言,马克思无疑是一名大学霸,虽然他后来因为志向转移而放弃了法律专业,但就这两年的学习,已经足够让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法律人了。14年后的1849年,普鲁士政府想要以煽动叛乱和抵抗当局的罪名将这位《新莱茵报》的灵魂人物判刑。在审判庭上,马克思没有请律师,而是手举一本《拿破仑法典》亲自小试牛刀。显然,对上马克思这种学霸是普鲁士政府的不幸,法庭辩论之后,所有陪审员一致投票裁定——马克思无罪。


然而,这名明明很有前途的法学生,却在求学途中突然放弃了法律。对于这次重大转变,马克思给自己父亲写了一封长信,也是他在柏林求学期间唯一保留下来的信件,向父亲解释了他思想的转变:“生命中有一些时刻,就像地标一样,立在逝去的年代之前,但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我们自己必须用清晰的思想审视过去和现在,从而获得对自己真正位置的认知……”


这个人生转折地标就是黑格尔哲学。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详细将自己在柏林大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告诉了父亲,并且告诉他,在接触到了黑格尔之后,他感觉就犹如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面帷幕已经落下,我最神圣的已经被扯碎,新的神圣必须填补进来……”,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他已经“彻头彻尾地……坚定地认同这套当前世界的哲学……”在信中,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还描述了他那接触黑格尔之后颇具有雅典学派风格的大彻大悟:“像疯了一样,跑在污浊的施普雷河河畔的花园里……跑到柏林并想要拥抱街上的每一个散工。”日后总是被塑造为成熟稳重的智慧长者形象的马克思,在年轻的时代也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大学生,在学术和思想上有重大突破之时,也会做出近乎癫狂的名士举动,这让后人实在有点忍俊不禁。但细细想来,这难道不正是作为学者的马克思犹如赤子般真诚的一面吗?


被誉为哲学之王的黑格尔


话说回来,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扬弃。因此,马克思将自己接触黑格尔比喻为人生转折地标,这没有丝毫问题。但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是哲学,又为什么是黑格尔?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给出了答案:“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确,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不是像那些学究一样说明世界,而是力图改变世界。正是基于这个目标,他选择了哲学,这个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的王冠作为自己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正因为哲学蕴含如此大的力量,能在成为说服人的理论时迸发出巨大物质力量,这样的学问,也必然会吸引立志要为全体人类做出贡献的马克思。


对于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黑格尔,许多哲学方面专家已经有详细论述,在此毋庸多言。唯一值得指出的是,在黑格尔哲学庞大的体系之中,其实内在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蕴含着对一切不合理制度的批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辛辣地讽刺那些“近视的政府”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居然看不出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中埋伏的钉子:“在发展的进程中,凡是从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是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都合乎理性这个原理,就变为另一个原理: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种新的,富有胜利的现实”。


世界是会改变的,当哲学发展到黑格尔时,这个事实已经被用他那种晦涩的方式所指明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敌视马克思,将其视为革命煽动者的人是何等可笑和近视。他们居然看不出来,并不是马克思发明革命,而是革命早就蕴含其中,早就随着哲学一步步发展被黑格尔所觉察,马克思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这位哲学之王不敢深入探讨和清楚说出的概念详细阐明而已。

如果就单纯学术而言,能在黑格尔基础上进行扬弃,这已经足以让马克思在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了,但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马克思学术的全部。作为一名学者,马克思一生涉猎极广,而且极为勤奋。当他逝世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为了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问题,光研究俄国农业的手写资料摞起来就有2立方米,密密麻麻地写满了3000多页稿子。学术上如此勤奋的马克思,能跨界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种种学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成为一座几乎包罗万象的理论宝库,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左上)、威廉·李卜克内西(右上)、卡尔·马克思(中)、卡尔·威廉·托尔克和斐迪南·拉萨尔(右下)


但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绝不满足于只是用理论去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他能真正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地去实践,真正地试图去改变它。在理论研究之外,马克思更是一名革命者,一名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有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经验,还积极参与了“第一国际”的组建和运作,用恩格斯的话说:“每一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叙述马克思在国际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他的研究,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了解世界、并着手改变世界,让人类生活方式更好,而他的社会活动,则全部是如何去实践这个主题。学术研究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实践又促进他在学术上不断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用“知行合一”来评价马克思学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再恰当不过了。

 

朋友和敌人,丈夫和父亲:作为平常人的马克思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是“他所处的时代最遭憎恨、最受污蔑的人”。这个评价仅有一点没有说对,那就是:不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后世憎恨和污蔑马克思的人也只多不少。纳粹德国针对马克思的犹太身份展开了各种恶毒宣传,西方许多仇视马克思的人,也在此后持续不断地往马克思身上泼脏水。在他们的宣传煽动之下,马克思真实形象被扭曲,甚至在西方冷战的反共高峰期,被恶意塑造为反派象征符号。


马克思到底在他人心目中是怎样的形象?关于这点,和他同时代的人的证词最有说服力。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有着许多敌人,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未必有一个私敌”。至少,在奥古斯特·维利希这个和马克思展开论战的政治对手看来,即便是敌人,马克思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将革命设想为“普鲁士军队式共产主义”风格的维利希曾认真说道,一旦革命成功,他要命令“公民卡尔·马克思要在48小时内应召回科隆,并负责财政与社会改革工作……违背、抵抗、试图质疑或拿这条命令开不合宜玩笑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咖啡桌前研讨学术问题。该画由汉斯·默克泽尼(Hans Mocznay)绘制,绘制时间不详,现藏德国历史博物馆


斐迪南·拉萨尔曾是马克思的另一个敌人,他在国际共运史中因为是机会主义的代表而闻名,也列入批判名单。但即便是在政治上和马克思早已分道扬镳的他,也一直渴望能和马克思再度合作,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其政治活动一直持严厉地批评而未成。当拉萨尔在1864年8月28日决斗中身亡之后,马克思立刻抛下所有恩怨,对这位昔日的同事和敌人的死去表示深刻的惋惜:“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不仅如此,他还给拉萨尔的友人写信表示痛惜:“(拉萨尔)是我十分器重的人之一……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


从马克思和对手相互惺惺相惜的态度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确并没有私敌。即便是对手,在抛开政治分歧时,他那种不妥协的原则和强硬的态度就会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着温情和爱心的人。不仅对认识的人如此,日常的马克思更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对陌生人也会友好伸出援手。1866年底到1867年初,为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事宜,被普鲁士驱逐出境的马克思不得不返回汉堡和汉诺威。令他好笑的是,在滞留期间俾斯麦居然还派来了信使,希望“利用我(马克思自称)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就在这次旅程结束后,他从汉堡返回伦敦,在港口遇到一位德国女子。


这位初来乍到英国的德国女孩由于不知道英国周六码头工人休息,带着一大堆行李手足无措,只能向看上去像位绅士的马克思求援。而马克思则如骑士一般,不仅帮她处理行李,还在等候时陪她去海德公园打发时间,请她吃冰淇淋,足足折腾了6个小时才将她安全送上火车。临别的时候,两人才知道对方身份——马克思惊讶地发现这位女士是俾斯麦的外甥女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而伊丽莎白则惊讶地发现,这位好心正直的绅士,居然就是她舅舅最仇视,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颠覆分子!这个有趣的小误会倒是真切地说出了一个事实:真实的马克思和被扭曲的马克思,两者之间的形象差距到底有多大!


马克思和他的长女珍妮·马克思(后随夫姓改为珍妮·龙格)。在父亲的影响下,珍妮很早就投身工人运动,不仅担任马克思的私人秘书,而且兼任“第一国际”秘书,并亲手抄写了“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回到家庭的马克思,则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丈夫和父亲。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伉俪情深,一直是让人羡慕的。普通人很难想象,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个导师、革命者来说,居然会浪漫地在生活中给爱情留出了一个特别的空间。在这片只属于他和妻子的空间中,他可以远离政治活动、学术评价乃至阶级斗争。马克思年轻时,曾给燕妮写下许多热情的情诗和情书,然而更为难得的是,对燕妮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1881年秋,陪伴马克思一辈子的燕妮陷入弥留,马克思本人也悲痛得病倒了,几乎下不了床。某天早上,他们女儿爱琳娜见到勉强能够行动的马克思,来到了燕妮的房间,两人待在一起仿佛重回到年轻时代——就像恋爱中的少年少女要共同步入生活一样,——而不再是被病痛折磨的老翁和将死的老妇在同残存的生命告别。这年12月2日,燕妮病逝,悲痛的马克思对自己女儿爱琳娜说了一句话:“摩尔(马克思在家庭中的昵称)已经死了。”


马克思在伦敦居住时间最长的迪恩街28号,现为意大利餐馆。这是一座四层楼房,马克思一家在顶层的两个房间居住了5年多,在这里,马克思专心撰写出了《资本论》第一卷


对妻子有着无穷无尽浪漫的爱,对子女而言,马克思也是一个慈父。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多次见到马克思在和孩子在一起时变成“最温柔的父亲”。这位导师甚至经常拉着李卜克内西一起陪着女儿们玩“骑马打仗”游戏:马克思扛着一个,李卜克内西扛着另外一个,让两个女儿将这两位大名鼎鼎的革命者当成马,在公园里面飞跑。为了自己子女的成长,马克思也花费了一番心血。当女儿长大后,他将她们送到了能上体操课的中学——要知道这可是1860年左右,女权主义才刚刚开始萌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孩子还大多数都是在家里,作为女儿和母亲度过一生。整个伦敦只有12所女子中学,加起来的学生,也不过1000名左右。但这还不算什么,马克思对于女儿最深切的爱,还反应在他对女儿的婚姻问题上。他三个女儿中最好看的一个——劳拉,和一位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成员保罗·拉法格订婚。对于女儿的这段感情,马克思写信给拉法格表示:“在你和劳拉的关系最终确定下来之前,我必须仔细了解你的经济条件……你知道我已经将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并不后悔……只不过我不会结婚,只要我能做到,我就要让我的女儿远离她母亲那种操劳的生活。”


马克思的女儿珍妮·爱琳娜·马克思和珍妮·劳拉·马克思。马克思和妻子燕妮感情深厚,女儿都冠以母亲的 Jenny(英文惯译为珍妮,德文惯译为燕妮)之名


马克思在考虑女儿婚姻问题时,居然会这么现实!难道说这位伟人也有俗气一面?不,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怜子如何不丈夫”。这种要求,恰恰是马克思尊重女儿的选择,爱护女儿,为自己子女着想的一面。只要想想就能明白,这可是19世纪的英国,马克思大可以像当时大多数家长一样,专横地阻止这段婚姻。然而,这位父亲却超越了时代,就像一个现代家庭中的父亲一样,只是要求能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这点来看,马克思才是实践中真正的拥护女权主义者。而这些父亲对女儿未婚夫的唠唠叨叨,也正是衬托出了马克思这位伟人,平凡、善良并且充满爱的一面。可以说,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性格更丰满,形象更鲜明的马克思,一个活生生的,在平凡中展现出伟大的马克思。

 

长按图片,支持国历君


注: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抓取,欢迎转发朋友圈。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