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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人恰饭简史:寺庙为什么要招聘?和尚人手不够吗?

李言 国家人文历史 2020-08-17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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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季的海量招聘信息中,忽然出现几则超尘脱俗的广告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杭州灵隐寺招新媒体小编,要求至少本科以上,KPI考核随缘——


杭州灵隐寺文宣部发布的招聘信息

湖州法华寺招短视频编辑,正式录用后月薪万元——



湖州法华寺发布的招聘信息


成为佛系青年,与大师们一同隐居深山,不用出家,还有工资可拿。听上去实在使人向往。

关于寺院这种仿佛自带灵力光芒和神秘色彩的地方,人们总有各种好奇。从古至今,寺院是如何维持日常运作的?和尚们真的很有钱吗?不是出家人在寺院里有怎样的感受?佛家也会追随时尚潮流吗?

……
 
让我们回到历史岁月,从佛教初传的时期开始,主要讲讲关于汉传佛教的种种迷思。

 



古代寺院经济

要不要食人间烟火,这是个问题





其实,出家人再求清净,也还是要吃饭的。
 
佛教诞生之初,释迦牟尼有关于财富的戒律。“不计生计”,因为从事农耕会“掘地伤生”,“不蓄私财”,因为私蓄钱财会引起“贪妄之心”。在人们的印象里,出家人也通常是隐居深山而全然不问世事的形像。

但事实上,佛家并不主张贫穷。出于慈悲之心与朴素的财富观,希望众生“衣食丰足”也是佛家真诚的心愿。只是,获取财富要手段与财富的用途要正当,须知个人的福报取决于其人自己的行为。


古新疆佛教壁画

在早期戒律的精神之下,中国最初的僧团是不占有固定财产的。两汉时期,佛教初传,国内的僧人多为外国人,由朝廷和西域供养。魏晋时期,中国本土的僧人逐渐增多,但仍然主要依靠各方布施维生。而在东晋晚期,僧人的数量已经增长到纯粹依靠布施已经无以为继,寻求新的维持运作的方式成为趋势。
 
僧人不被允许耽于物欲,但是僧人毕竟也要生存。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出现,寺院聚敛财富也逐渐不再是种禁忌。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寺已基本形成三类:

其一是官寺,其中的官僧由国家拨款供养,而且负责操办皇家宗教礼仪,这类僧人的待遇自然是最好的;

其二为私寺,通常由某一大户家族供资,在门阀士族兴盛的时代,大家族往往长盛不衰,供资也就可以源源不绝,相对来说待遇也不错;

其三为民寺,由一般的信仰社群捐赠供养,收入较为微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王公贵族崇佛,庶黎百姓几乎全民信佛,佛教盛极一时,大量的财富从信众手中流向寺僧。佛寺急剧增多,僧尼数量也随之膨胀。有学者考证,从刘宋到萧梁,全国僧尼数量从三万六千增至了八万二千余人。这与以往靠简单的布施或者他人捐赠供资就可以维生的僧团不可同日而语。佛寺逐渐从一个完全的宗教组织转变为兼具宗教与经济功能的一种实体。
 
南北朝到隋唐前期,是寺院经济最为强大的时期。
 
寺院的上层僧侣,往往也是寺院地主。寺院将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地租,这与当时的农业租佃制别无二致。为寺院干活的人里,有“僧袛户”(每年交六十解谷给管辖寺院的僧曹,成为寺院团体的佃客)、有“佛图户”(重罪囚犯和管奴婢被编入寺院负责各种杂役,还得营田输谷)、也有大量为逃避战乱到佛寺中寻求庇护,自愿放弃田产并将之挂靠到寺院名下的自耕农。
 
另外,寺院经商,根本不是当代奇闻,而是古已有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寺院会参与商业活动,规模宏大的寺院为商业活动提供场所,而一些僧人们也同商贾巨富交易往来,《魏书·释老志》载:“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一些寺院甚至“或商旅博易,与众人争利”。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许多寺院所在地,就是热闹市场,洛阳孝义里一个小寺,因经营水产甚至被人称为“鱼鳖寺”。
 
更不可思议的是,南北朝的寺院还有高利贷业务。真正的出家人大概是不会这样的,然而数量激增的僧尼群里不知有多少是以沙门为名,实则暗中牟利的人,因佛教精律允许以三宝(佛物、法物、僧物)出贷取息,他们靠高利贷敛财巨万,几乎成了社会中新出现的食利者阶层。
 
唐代也延续了魏晋南北朝的寺院经济,虽然有过短暂“抑佛”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佛教的地位仍然极高。皇家因崇佛而给予了大量特权和赏赐,小农因求精神慰藉而给予的不少捐赠和施舍,都让大寺名刹个个“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旧唐书》卷89)。不过,唐代禅宗还创造了“农禅合一”的禅林制度,无论地位高低,僧人都要参与劳动自耕自营,促进了寺院经济形式的转型。
 
佛教历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即发生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的四次灭佛运动。

四次灭佛,都有政治文化、帝王的宗教偏好、僧尼群体自身的问题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发展的寺院经济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寺院拥有占有土地、免除赋税和差役的特权,这吸引了社会上大量的人投身佛门,所谓“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同时,还有大量底层平民为了逃避战乱与苛捐杂税而成为寺院的依附人口。寺院的财富急剧积累,与朝廷争利,而寺院吸引了大量人口,又使国家缺少生产力和兵源。灭佛运动正是僧俗之间这种激烈矛盾的结果。

然而,灭佛运动反反复复,佛教却总会再度兴盛起来,

少林寺藏经阁 图源/摄图网


宋元时期,寺院地位有所衰落,不过因为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寺院商业繁荣。加上举贷取利仍旧是寺院财富重要来源,不少寺院仍很富庶。

元朝的皇亲国戚贵族富豪对寺院的扶持空前之大,巨额资金流入寺院,一度给国家财政带来困境。

到明清时期,出现较为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中央集权的加强使佛教地位江河日下,一方面官方又借助佛学思想加强统治,因此佛寺经济虽有萎缩,却依然受到国家扶持。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社会动荡,佛教也进入了“现代化”。寺院的旧日资助者尽数消失,不得不面临着全面的改革。
 


在当代,成为职业僧人并不能月入数万




前些年,网上总是流传一些寺院招聘和尚的信息。不同于灵隐寺和法华寺的招聘文职人员,不限定信仰,这些招聘广告直接写着招聘和尚尼姑,甚至写明转正后工资20000-50000元/月。这些引发了热议的招聘广告,最终被中国佛教协会证实为是谣言。
 
然而,僧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每年的寺庙景点门票费、纪念品消费所带来的财富都去向何处?仍然是个叫远离佛寺的俗世大众好奇不已的问题。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份中国宗教调查报告,其数据结果异于许多人的想象。
 
据调查,“当代宗教教职人员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团体,其经济收入远低于当地民众的平均水平。五大教(佛教、道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06元,大众印象中很有钱的佛教,其教职人员的月收入则为397元,属于苦行僧的类型。”而常常被大众和媒体诟病的寺院景区门票问题,舆论与事实也有巨大差距。“全国五大教只有2.5%的宗教活动场所收取门票。舆论反响强烈的佛教,只有6%的场所收取门票,略低于道教的7%。”

正在礼佛的僧人 图源/摄图网

对于佛寺僧团来说,依照佛教通则,一切财产都为集体所有。个人私产被视为不净之物,僧人不被允许分配钱财。他们的个人基本收入仅是寺庙发放的生活补贴。
 
不过,仍有一些特例。德高望重名气较大的僧人,有许多其它方式可以创收。他们被邀请外出去讲经、诵经,主持一些丧礼或经忏佛事;有时候凭借个人的才艺或技能,从事一些艺术或编译书籍的工作,也都能得到收入。知名如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不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当选人大代表,还因其对少林旅游的贡献获得市政府赠与的价值百万的越野车。然而,这样的僧人毕竟是极少数,不是所有出家人都有诸多机会参与社会工作,也并非所有僧人都能在出世与入世间自由游走。
 
至于佛寺门票、佛寺商业、佛寺旅游这些经营项目,对于寺院而言却有苦衷。
 
过去,维持寺院开支主要依靠收取地租、看管香火、应赴香火经忏、信众布施、放高利贷、经营商品、房屋出租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环境乃至经济制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地主与剥削不复存在,贫苦农民都能耕者有其田。过去为寺院提供主要经济支持的帝王、官吏、富豪乡绅也都尽数消失。再加上在社会变革、思想变革之下,宗教观念变化,佛教活动相比从前减少了很多,宗教管理形式也有了新的形态。古代的寺院经济方式几乎完全无以为继。
 
正如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代宗教已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并且需要积极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这种情形下,佛寺也发展出新的经营方式。在城郊及农村地区,寺院实行“农禅并重”,开展生产自养;而在风景名胜地区的寺院,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则以旅游、接待和香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这些经营方式,帮助佛寺实现了“自养”的原则,而且也成为寺院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厦门南普陀寺图源/摄图网

“农禅并重”“商禅并重”是当代佛寺经济的特色。然而对于僧人们来说,清修仍然是更为理想的状态。为了抵抗过度商业化的侵蚀,很多寺院主动发起免门票的倡议。2011年,厦门南普陀寺取消门票;2013年,重庆慈云寺取消门票;同年,包括长沙麓山寺、玉泉寺在内的29所寺院纷纷主动取消门票……
 
即使是收取门票的寺院,发放到每个僧人手中的补贴也并不多。再加上不同地域、不同知名度、不同批次的寺院可能拥有的资源存在很大的差异,财大气粗的大寺名刹毕竟是极少数,何况在财产集体占有的原则下,寺院资财雄厚也不等于僧人坐拥巨款。大部分寺院僧侣,过的还是苦行僧的生活。
 
另外,根据2015年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佛教是五大教中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的宗教,平均每间佛寺每年的慈善支持为4.1万元,远高于平均数1.8万元。……佛寺门票等经济问题经常成为舆论热点,但真实情况与此有很大差距,今天的中国佛教总体上依然保持了出家人宗教的清修传统。”
 
在当代,清净淡泊、普渡众生仍然是佛门最主要的底色。至于所谓“和尚都很有钱”的印象,的确是一种偏见。
 


佛寺外的佛教徒,佛寺内的“在家人”




说完了出家人,再看看“在家人”。所谓“在家人”,就是与出家人相对应的一群人,你我入世于红尘五欲之中,就都是“在家人”。
 
除了僧人外,不少在家人也与佛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那么一群笃信佛教的人,却不常住于寺院里剃度修行,他们被称为“居士”。

还有一群不信佛的人,却工作在寺院里,吃住在寺院里,他们是寺院的员工。

 

维摩诘(诘音乞,参见《乾隆大藏经》),早期佛教著名居士、在家菩萨

“居士”是什么人呢?在我们印象里,提及“居士”想起的似乎首先会是历代诗人们的雅号,诸如“六一居士”“易安居士”之类。最初在中国,“居士”一词指德行才艺具足而不求仕宦的隐士。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它经过了印度文化的改造,逐渐拥有了宗教的含义。
 
“居士”对应的梵文词语为“Grha-pati”,意为家长、家主、长者、或“居家之士”。它原指印度种姓之中位于第三级吠舍阶层的成员,在印度佛教文献中多被用于指这一阶层中的富人。

 

慧远大师(334-416),俗姓贾,中国东晋时高僧,为净土宗之始祖。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国内早期佛教的重要人物如慧远(334-416)就意识到了“居士”一词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语言习惯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可能造成的语义差别。所以在《维摩义记》中,他将“居士”在中国的古义同它的译义相结合,“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才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第二种含义就已经将“居士”用于在家修行宗教的人士了。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士”的用法较为随性。为寺院提供经济资助的人可以叫“居士”,对佛学感兴趣的文化精英们可以叫“居士”,才德兼备的隐士们也还是自称为“居士”。
 
用“居士”来专称皈依佛门的在家弟子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在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宗教”概念传入国内,中国的宗教也开始学习基督教那样寻求一种清晰的宗教认同,而非像传统习惯那样将儒释道混同。于是,这种“新式宗教观”的出现使得“居士”有了明晰的含义,成为俗人佛教徒的专称。
 
在当代,要成为居士,在附近寺庙里办好皈依仪式并领一张“皈依证”就可以。不过,居士的生活也有需要遵循的规矩,需要护持三宝(佛、法、僧),每月持斋,还要奉行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除了可以不断绝凡尘生活,照常工作成家,对于居士和职业僧人的精神要求是相近的。
 
说了老半天,依然是信徒们的生活。那么不是和尚也未皈依的人在寺院里生活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灵隐寺 图源/灵隐寺公众号

假如你是应聘到寺院的工作人员,其实和在其它单位上班差不多。寺庙也并不是什么与尘世隔着厚重的结界、生活在平行时空里的空中楼阁。它的宗教活动需要有人记录、拍摄、宣传,它的日常事务需要有人打理、安排,它作为景点还有接待工作,需要不少文职人员。所以佛寺招聘文宣工作者,乍听很神奇,细想来完全是情理之中。而且招聘要求里写着“在家人”,也就是说入职寺院根本不代表就皈依佛门,更不是要出家剃度,这些工作出家人可能多有不便,还完成不了呢。因为在家人未断绝凡俗,在文宣工作上会更顺利自如一些。这样想来,在佛寺上班,也是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服务于宗教事务,其实并不神秘。

 


在灵隐寺负责公众号运营的赵莲贵工作图,图源/封面新闻视频截图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曾在灵隐寺负责公众号运营的小伙赵莲贵,讲到过他在寺院工作的种种经历。在寺院当新媒体小编,你或许可以:

1、无需强求稿件KPI,因为“一切随缘”;
2、一年瘦下来20斤,因为斋堂只有素食没有荤菜;
3、被快递小哥叫作“大师”,因为住在山林之中,收件地址写着“灵隐寺”;
4、感受心灵的宁静,得到独特的人生感悟,因为过着长久清贫质朴而充满禅意的生活……

理论上,他们不是佛教徒,不用守着出家人的清规戒律,是可以下山喝酒吃肉的。但是,下山之前得过了法师们这一关。

 

赵莲贵朋友圈截图

如果你决定辞职不干了,寺庙师父们也会随缘地来一句:“你要走就走了。
 
看来,佛系工作真是名副其实的“佛系”到底了。
 
除此之外,更有不少对于佛学感兴趣的人,会报名参与寺院开设的短期禅修体验活动。一些知乎网友分享他们的禅修体验时讲到,他们需要在这几周时间里与真正的僧人们同吃同住同修习,亲身体验佛门弟子的生活与日常。
 
而在这些参与禅修的人里面,什么身份的都有,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想要寻求一种宁静和自在的心灵状态。人们各自带着困惑、迷茫、疑问来到佛寺之中,无非都在追寻各自的答案。
 
毕竟,在万丈红尘之中,佛寺是难得的净土所在。
 


新媒体时代,我佛也赶时髦吗




当代寺院又是招新媒体小编又是招短视频导演,我佛真的很潮很与时俱进呀。
 
同样是在2015年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中,有一项调查数据很有意思:
 
“中国宗教场所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56%的场所具有组织机构代码证,47%的场所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有10%的场所活动时使用多媒体投影。”
  
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比例在五年后的今天可能更高。虽然不是绝大部分寺庙,但是数量也相当多了。一些大寺名寺更不用说,网络业务一定是不会落下的。
 
法华寺于7月3日发布的招聘短视频导演的信息

媒体,只不过是新的载体,网络,只不过是新的通信工具。宗教并非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僵硬教条,紧随时代而变正是它们的生机所在。宗教并不抗拒现代化,新兴的产业与技术也不会直接带来宗教精神的变质。就算在抖音上讲经,佛不也还是那个佛吗?
 
在文娱生活格外丰富的今日,寺院其实还在寻求更多的创新之道。同样是在杭州,法喜寺在前两年一度因其趣味文创产品而成为网红寺庙。他们曾经出品过一套佛系周边,各种可爱的卡通佛像配上网络流行语,将佛系和萌系完美结合,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购买。这些文创商业,对于寺院和消费者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人们多少总有一些精神需求,会想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填补。
 

法喜寺的佛系周边 图源@杭州控

总而言之,寺院的生活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当然,也没有那么安逸,没有那么轻松。

南京鸡鸣寺友情提醒:寺院工作不如大家相像中悠闲和轻松,不要想当然

清静是有的,寂寞是有的,禅意的启发也一定是有的。许多并非佛门子弟的人登上高山,走入寺门,无非都是为了获得一段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去寻去一份通透、清澄、自在、和谐。
 
芸芸众生,其实你我不也都是正在修行之中的人吗?

参考资料:
罗莉:《论寺庙经济—中国寺庙经济现象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汲喆:《导言:居士佛教的社会学问题》
拉灿:《佛教财富观与寺庙经济》
金静:《上海寺庙会计问题研究 》
封面新闻:《90后小伙入职灵隐寺一年瘦20斤:8小时上班制,KPI考核随缘》
网易浪潮工作室:《当和尚,真的可以月入2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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