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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

李丽霞 等 经济学动态 2022-05-17

在全球区域发展实践中,“地区导向型”政策是政府用来促进特定地区发展与崛起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类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争论,设立开发区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起到的作用目前众说不一。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各项相关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我国改革的“空间试验场”,开发区政策在推动产业集聚和结构调整、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开发区还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自身的特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学者发现作为贸易主体的出口企业生产率更低,存在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负向相关的“出口-生产率悖论”。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开发区作为重要的平台和空间载体,那么开发区政策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要关注微观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的“新新”贸易理论逐渐兴起,其强调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一方面,这是由于存在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企业要进行出口,需要承担额外的营销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其他沉没成本,相比之下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有能力克服这些固定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出口之后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有更大的可能享受到海外市场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积累更多的信息和经验,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使得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于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溢价,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也都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然而,在以中国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时,一些学者却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于非出口企业,特别是存在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逆选择情况,这一与主流理论不同的现象被称为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或“出口-生产率之谜”。

虽然与主流理论的观点不同,但我们认为“悖论”并不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否定,而是在我国特定的开放进程和贸易特征下所出现的特定现象。可以说,过去40年我国创造的“出口奇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改革开放和廉价劳动力所释放的红利在占尽低的要素价格、低的产品价格、高的国外市场需求以及优惠的出口政策的优势下发生的,具有自身的独特条件,并不完全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假设。因此要理解我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悖论,也必须立足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进行解释,已有文献强调了我国以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以及国内的市场分割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作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政策支持的作用却较少提及。开发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同时也是重要的政策高地和集聚高地,通过作用于企业的生产和贸易行为,必然会改变企业出口的生产率门槛和出口偏好,以及出口后进行学习和创新的动力,从而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的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产生一定的重塑。本文重点考察我国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影响,是对相关文献和研究的有益补充,既为解释我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也丰富了对以开发区为代表的政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分析。

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开发区内外呈现出了显著的不同。从企业出口的选择效应来看,开发区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的生产率门槛,提高了企业特别是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倾向,从而出现了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悖论,而开发区外的样本则基本遵循了高生产率企业出口的自选择效应。此外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在开发区内外都显著存在,但是开发区政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区内企业在出口后所获得的生产率提升要小于非开发区样本。相比一般的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出口选择效应的影响更大,对出口学习的影响则较弱。在考虑开发区自身的选择效应以及采用近邻匹配等不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分样本异质性估计,外资企业受开发区对出口选择效应的边际影响较小,对出口学习的影响则是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而在2006年整顿和清理之后,开发区对企业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负向作用有所减弱,另外更高出口密度的企业受开发区影响会更明显,这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过去4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创造了“出口奇迹”,其中以开发区为代表的政策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推动了企业的出口贸易,提高了哪怕是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但同时开发区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通过学习创新获得的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在当前我国贸易数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开放质量的提升,不断提高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开发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和出口企业的主要集聚地,也更需要着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经营环境,将政策重心放到对企业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率的提升上面,避免因过度扶持而导致企业出现创新惰性,同时充分发挥区内企业所带来的集聚正外部性,逐步打破企业出口的低水平循环,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高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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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霞,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00093,电子邮箱:llxjrbb@ 163.com;

李培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200020,电子邮箱:cjlpxjy@ 163.com;

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zhang.xue liang@ mail.shufe.edu.cn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7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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