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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经济学与管理学热点研究课题组摘要：在全面收集、整理和分析2021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本课题组及相关专家学者多轮论证与研讨，最终遴选出九个研究热点，并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研究进展和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回顾五年来年度热点梳理工作，可以发现，本文遴选的研究热点既体现了阶段性特征，又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比较全面客观而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的印迹。2021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九个研究热点分别是：（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和理论创新；（2）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3）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4）统筹发展和安全；（5）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管理；（6）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7）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8）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应对；（9）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及应对之策。关键词：经济学

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龙婷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摘要：本文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城乡转型的事实和理论梳理，发现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征为，人口在城乡的双向流动的人口融合，土地利用混合性和多样性的空间融合，乡村经济非农化以及城乡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经济融合，城乡居民认知和观念差异缩小的价值融合。城乡融合带来城乡研究从城乡二分范式向城乡连续体范式的转变，它将社会视为城乡连续体，通过经济、社会的多维指标对城乡连续体进行划分，以城乡连续体作为分析城乡问题的基本单位，更加强调城乡的联系与融合。中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应从单向城市化思维向城乡融合思维转变，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依赖性，通过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构建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政策，探索不同类型的城乡融合路径，促进乡村振兴。关键词：城乡转型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研究进展陈凤仙摘要：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测度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学者和研究机构高度重视的热点问题。本文旨在从经济学视角对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测度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在清晰界定人工智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人工智能综合发展水平、人工智能渗透率、人工智能对经济各领域影响程度等方面的测度方法。特别是，本文梳理了现有合理可操作的测度指标体系、数据处理方法，力求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关键词：人工智能

al（2013）研究了查询需要多个卖家的数据库联合运算的情况，通过在卖家之间引入一个收入分享政策，每个卖家都能得到一份查询价格，该价格与卖家在整数线性规划程序定价中所能得到的最大收入成正比。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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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利用丹麦详细的微观数据，借助事件研究法分析遗赠对不平等的影响，根据父母是否死亡将样本分为对照组和控制组，遗赠增加了绝对财富不平等（财富方差），但减少了相对不平等（最高财富份额）。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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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关于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因素、效果评估等研究大量涌现，然而缺乏针对新近研究进展的系统归纳。同时，围绕最低工资政策短期内的效率损失与制度优化效果、长期的福利改善等方面的讨论也莫衷一是。本文聚焦最低工资政策调整引致劳动力成本及调整成本变化等渠道，从劳动力市场效应、企业行为和多维福利效应等方面进行归纳和述评。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围绕该领域的研究不足和可供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全面理解最低工资政策调整的时空差异及其经济影响提供有益借鉴。关键词：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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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一方面，人工智能会替代部分劳动，降低劳动力就业水平，减少劳动报酬；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能够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提高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者收入。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不同技能水平、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人群中存在差异。从技能结构来看，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就业极化并扩大收入差距；从行业结构来看，人工智能加速了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从区域结构来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与地区制度、政策制定、经济发展水平等有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就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就业冲击提供了政策建议。关键词：人工智能

摘要：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将给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并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气候变化与金融之间关系的气候金融正成为金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前沿。本文从气候风险与资产定价，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与气候风险管理，金融政策与气候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对最新文献进行梳理。首先，本文从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两个方面梳理了气候风险与资产价格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其次，本文对气候风险管理的相关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进行了讨论。再次，本文归纳了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以及气候风险管理的相关金融政策。最后，本文指出了气候金融相关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关键词：气候风险

洪永淼，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笔谈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系统回顾了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擘画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本刊特邀黄群慧、平新乔、李实、洪永淼四位经济学家就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有关经济的重大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进行深入阐释，以推动对“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和研究。该文为洪永淼教授撰写的《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决策发展的物质条件。”从经济学视角看，实现上述历史性伟大转折和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就的最主要标志，是建立了并一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也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与边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实现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将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紧密结合起来，两手并用，便能有效克服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这比只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单独发挥作用，其效果要好得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因素。二、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与丰富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一些问题与矛盾仍需要进一步解决，市场主体的活力仍可以进一步释放，价值规律仍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而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动态最优边界，增强两者的协同效用，减少或避免两者的对冲。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职责与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可以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或者它们的组合等方式和手段推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调节或干预经济的最主要方式是制定并实施各种规划和政策，如发展战略规划、五年规划、产业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财政与货币政策等。为了增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效应，需要将政策制定和实施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增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时效性与协调性，减少政策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不少地区和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例如，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进行足够的前期调研，应当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应当全面考虑政策的实际影响，并应当给企业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这些政策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市场主体的稳定预期以及投资，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各地区各部门需要从实际出发，提高工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尽量少用甚至不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和运动式措施，加强政策协调性，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广大市场主体能够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同时，重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政策评估。第三方评估可以解决或部分解决长期存在的评估独立性不足的问题，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采用科学方法评估政策效应，并指出改进与完善的方向。三、大力加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沟通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发挥作用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业者等，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同市场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或响应，以及其受政策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由于各类市场主体都存在自身利益与自身目标，加上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从而导致政策失效或打折扣。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指出，理性的经济主体从依据其所有可得的信息，做出最优预测，因而一般能够正确识别出政府的政策意图，并据此改变其经济行为，从而导致政府的政策失效，这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因此，为了达到政策的预期目的与效果，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制定政策时就事先将市场主体可能的反应考虑进去，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在这方面，不少西方国家的央行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会事先了解市场预期以及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可能的反应，并且提供“前瞻性指引”等举措，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沟通，以顺利实施其货币政策，达到预期政策目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央行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特殊背景下，货币政策沟通的框架、内容与手段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美联储对诸如短期利率水平能维持多久、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何时结束、怎样退出等货币政策变化路径，实施了“开放式指引”“日历式指引”以及“状态指引”等前瞻性指引政策，向市场传递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精准信息，使市场主体能够基于前瞻性指引做出投资与消费决策，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运行，避免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顺利实现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政策目标。实践证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积极引导经济主体理性预测的做法，可有效加强央行与金融机构及公众之间的沟通，极大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们不仅在货币政策，而且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方面都可以批判性地借鉴这种沟通模式，合理引导市场预测，达到顺利实施政府政策的目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重视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沟通交流与预期管理的研究，探索在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下加强政府与市场之间沟通与协调的有效方式。政策指导与沟通对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尤为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当前，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最近一段时期，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反垄断等措施，规范数字经济平台、资本市场及文化市场等方面的有序发展，以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与经济安全，以及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出台推动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与改革措施。此外，为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出台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的规定，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在国内外市场上和非公有制市场主体中引起了一定的波动。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观点，引起一些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不安，特别是担心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否会改变。民营企业家的这种不安与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感受的政策不确定性，而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但不利于民营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应当最大限度减少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消除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早就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中，但是，确实迫切需要加强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信。另外，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深刻领会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以此为基础谋划企业自身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特别是，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的所有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资本的逐利行为不可能是无节制的，也不可能会允许出现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包括对政治的干预与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平台反垄断等举措，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国家数据安全与经济安全、保护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中小企业等弱小社会群体的利益，这样的举措是必然的。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各种反垄断的法律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当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以数据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时，如何在促进数据要素国际流动的同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与经济安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此外，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还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要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他要求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昌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营企业的期望与要求，也是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保证，更是中国企业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综上所述，过去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创造性地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紧密结合在一起，两手并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塑造良好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和丰富的历史过程。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与矛盾，迫切需要政策制定者、市场主体和经济学者共同努力，从理论与实践上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探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态最优边界，以破解这道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中国经济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策数据库”，这是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富矿”，中国经济学家因此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将是中国经济学者可能做出原创性重要理论创新的领域之一，我们不应该辜负时代的期望。原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8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扫描二维码订购《经济学动态》

1949—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中的资料制作。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广泛地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数据生产要素的经济学概念及其主要特征，强调了数据生产要素的虚拟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边际产出递增、强正外部性、产权模糊与衍生性等特点。进一步，本文梳理了数据生产要素价值的估计方法以及将数据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后，本文相继分析了数据生产要素对微观企业决策与生产效率的影响，与数据要素相关的产业组织问题，以及金融市场中数据所发挥的降低信息摩擦的作用。最后，本文介绍了数据生产要素相关的隐私问题及其可能的交易机制，提出了当前数据生产要素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些主要不足与未来拓展研究的方向。关键词：数据生产要素

摘要：基因经济学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前沿交叉学科之一，它主要探索基因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人类行为及其特征背后的生物学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基因经济学的发展、研究技术和方法，并分析了基因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表观遗传学的异同。然后，本文总结和归纳了基因经济学的前沿研究领域，包括基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因对教育和收入的影响,基因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基因对健康的影响等。最后，本文讨论了基因经济学的贡献、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基因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既有助于增强经济学分析的准确性，也会助推遗传学的发展。关键词：基因

摘要：进入21世纪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涨，我国制造业企业曾经出现了较高的退出率。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基于2004年和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层面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制造业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涨将导致制造业企业退出风险增加，在考虑劳动力成本计算方式、企业生命周期和借助最低工资上升的“准实验”进行因果关系识别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虽会采取措施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但并不足以弥补较高劳动力成本引起的企业利润下降，这最终导致了企业退出风险的增加。在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很难逆转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生产率和要素投入结构分别表征劳动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一步检验发现，劳动力“三大变革”能够有效抑制劳动力成本上涨引致的企业退出风险增加。本文研究对当前深入理解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启示。关键词：劳动力成本

摘要：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总结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及典型特征，详细回顾了有关经济增长及结构变迁的各种理论模型，并分析和评述了各种理论之间的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表明，缘于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原因，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会存在长期稳定的增长趋势；尽管经济增长在总体增长率上能保持稳定，但由于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经济结构变迁将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主要通过部门间技术差异产生的价格效应，以及非位似偏好产生的恩格尔效应，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度共同驱动经济结构变迁；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开放经济下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国际贸易，以及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因素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关键词：经济增长

（四）需求端存在结构性不平衡从需求端看，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恢复速度不平衡，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内生动能尚未完全释放。1.消费需求恢复慢于投资需求。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向下拉动GDP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摘要：人口转变及其特征将显著影响经济发展，这既得到了经济史的证明，也反映在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中。贫困陷阱理论描述了在人口过度增长和劳动力过剩条件下，潜在增长能力处于低水平均衡的不发达状态；人口红利理论揭示了特定人口年龄结构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增长源泉的可能性；长期停滞理论指出了缓慢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可能使经济增长持续陷于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境地。中国的人口转变也遵循了一般规律，经历了打破贫困陷阱和收获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如今日益表现出具有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以及未富先老的特征。这几个特征构成未来很长时期内中国发展的重要人口国情。随着人口峰值的临近，中国的老龄化将以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和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并化危为机，要从供需两侧推进改革，促进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包括健全国内统一市场、维护公平竞争、激励市场主体创新、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等；同时从生育政策、养老保障体制、涉老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等方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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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构建中国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和电信业、软件业、电商零售业、科学技术业发展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促使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进一步提升；也能促进就业环境持续改善、就业能力不断增强，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提供新契机。对2008-2018年间不同省份就业质量测算后发现，中国各省份就业质量平均得分不高，但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就业质量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区域分化差异较明显。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带动了就业结构优化和就业质量提升，其中互联网和电信业、软件业、电商零售业、科学技术业显著增加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各省就业质量得分。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持续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引导劳动者向数字经济领域有序转岗就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关键词：数字经济

在全球区域发展实践中，“地区导向型”政策是政府用来促进特定地区发展与崛起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类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争论，设立开发区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起到的作用目前众说不一。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各项相关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我国改革的“空间试验场”，开发区政策在推动产业集聚和结构调整、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开发区还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自身的特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学者发现作为贸易主体的出口企业生产率更低，存在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负向相关的“出口-生产率悖论”。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开发区作为重要的平台和空间载体，那么开发区政策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要关注微观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的“新新”贸易理论逐渐兴起，其强调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一方面，这是由于存在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企业要进行出口，需要承担额外的营销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其他沉没成本，相比之下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有能力克服这些固定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出口之后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有更大的可能享受到海外市场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积累更多的信息和经验，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使得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于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溢价，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也都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然而，在以中国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时，一些学者却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于非出口企业，特别是存在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逆选择情况，这一与主流理论不同的现象被称为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或“出口-生产率之谜”。虽然与主流理论的观点不同，但我们认为“悖论”并不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否定，而是在我国特定的开放进程和贸易特征下所出现的特定现象。可以说，过去40年我国创造的“出口奇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改革开放和廉价劳动力所释放的红利在占尽低的要素价格、低的产品价格、高的国外市场需求以及优惠的出口政策的优势下发生的，具有自身的独特条件，并不完全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假设。因此要理解我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悖论，也必须立足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进行解释，已有文献强调了我国以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以及国内的市场分割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作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政策支持的作用却较少提及。开发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同时也是重要的政策高地和集聚高地，通过作用于企业的生产和贸易行为，必然会改变企业出口的生产率门槛和出口偏好，以及出口后进行学习和创新的动力，从而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的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产生一定的重塑。本文重点考察我国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影响，是对相关文献和研究的有益补充，既为解释我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也丰富了对以开发区为代表的政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分析。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开发区内外呈现出了显著的不同。从企业出口的选择效应来看，开发区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的生产率门槛，提高了企业特别是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倾向，从而出现了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悖论，而开发区外的样本则基本遵循了高生产率企业出口的自选择效应。此外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在开发区内外都显著存在，但是开发区政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区内企业在出口后所获得的生产率提升要小于非开发区样本。相比一般的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出口选择效应的影响更大，对出口学习的影响则较弱。在考虑开发区自身的选择效应以及采用近邻匹配等不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分样本异质性估计，外资企业受开发区对出口选择效应的边际影响较小，对出口学习的影响则是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而在2006年整顿和清理之后，开发区对企业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负向作用有所减弱，另外更高出口密度的企业受开发区影响会更明显，这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过去4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创造了“出口奇迹”，其中以开发区为代表的政策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推动了企业的出口贸易，提高了哪怕是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但同时开发区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通过学习创新获得的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在当前我国贸易数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开放质量的提升，不断提高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开发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和出口企业的主要集聚地，也更需要着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经营环境，将政策重心放到对企业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率的提升上面，避免因过度扶持而导致企业出现创新惰性，同时充分发挥区内企业所带来的集聚正外部性，逐步打破企业出口的低水平循环，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高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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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ram，2012）。随着“互联网+”内容的不断丰富，其使用能否促进女性就业？这种影响机制又是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