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 刘伟  顾海良  洪银兴  陈宗胜  黄泰岩  魏后凯  丁任重  杨开忠 编者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如期实现、继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立足新发展阶段，突出了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擘画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本刊特邀刘伟、顾海良、洪银兴、陈宗胜、黄泰岩、魏后凯、丁任重、杨开忠等八位经济学家就《建议》涉及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阐释，以推动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和研究。 

现代化强国目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战略部署，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现代化的新征程将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即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对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尤其是作为起步阶段的“十四五”规划做出了系统安排，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及其内涵演进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确立的历史责任，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先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四个现代化”目标被首次正式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国家。到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丰富了现代化的内容并提出了时间表，指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严重阻碍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和深入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及内涵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提出了战略步骤，即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在20世纪末走过前两步（解决温饱、初步小康）之后，到21世纪中叶（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规划下，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到新中国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把这种“现代化”解释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进一步丰富，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加了“和谐”的内容。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据此，党的十九大进一步丰富现代化内涵，指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历史进程两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应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显然，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目标和步骤越来越清晰。（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及其历史意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包括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经过长期接续奋斗，我们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实现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系统规划。就经济发展的定性判断而言，十九届五中全会首先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的基本任务，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在目前已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实现对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历史跨越。到2035年实现现代化进程第一阶段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前后实现现代化进程第二阶段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种发展阶段性的定性判断前提下，蕴含着经济发展的量的演进逻辑。（1）“十四五”时期达到当代高收入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国要从2020年人均GDP1.1万美元左右的水平（当代世界平均水平）进入到当代高收入发展阶段（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以1986年人均6000美元为起点线，现阶段在12300美元以上）。而根据各国发展经验，仅仅达到高收入起点线是不稳定的，随着经济波动很可能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阶段。一般而言应高于起点线20%~30%左右才会更加稳定。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水平按不变价格要达到1.5万美元左右，这就需要保持6%左右的年均增长率。（2）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平均水平）。根据对当代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资料分析对比，世界银行统计分类中“高收入国家”中的中位水平（如韩国等）人均GDP约为3万美元左右，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统计中，“发达国家”当中除去其中的“主要发达国家”外，其余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其人均GDP的水平在现阶段大体也在3万美元左右。以此作为参照，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人均GDP水平按不变价格应从现阶段1.1万美元左右提升至或接近3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这要求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我国GDP总量至少要增长一倍或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换算为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要达到4.8%以上。如果在此期间美国GDP年增长率保持前20年的平均水平2.6%左右，那么我国GDP总量将从现在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到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说明中所概括的，在“十四五”时期达到现行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3）到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按现行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为4.3万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就人均GDP水平而言，我们要按现行标准从现阶段的1.1万美元左右增长至4.0~4.5万美元左右，这要求年经济增长率要稳定在4%左右。“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意义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是划时代的，是真正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实现，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上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将根本提升现代化的人口规模（现阶段全部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0%左右），使“现代化”真正具有全球化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现代化的格局；一个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深刻改变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使“现代化”的路径进一步拓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生机进一步被证实。（三）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党所作出的判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使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将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的最早提出，是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党的十二大又予以特别强调，党的十三大报告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性、特殊性等做出了系统阐述。党的十五大报告又特别指出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不可逾越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到21世纪中叶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将不再是现在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解放发展程度上并未超越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仍未充分实现，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只是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更高纲领和目标，还需要长期奋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长期坚持，正如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另一方面，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全球现象，即人类社会共同理想社会，而不是国别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表明这种“社会主义”是中国特有的历史，因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客观上也存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科学地分析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 

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精粹
顾海良，武汉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对发展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不仅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部过程，而且还将影响着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个大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最显著的标志性成果。（一）新发展理念在“十三五”规划实施中的主导作用新发展理念形成于2015年，时为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的重要时期。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第28次学习会上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们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新发展理念作为“总基调”，阐明了“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的“物之固然”；作为“先导”和“指导”，昭彰了“十三五”规划各项举措和各个环节的“事之所以然”。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基本方针和指导原则，对“十三五”规划做出深入阐释和全面部署。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建设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阐释中，高度评价了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是对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的充分肯定。进入新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锚定了处理和解决好主要矛盾的根本出路和根本路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各种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发展质量和效益迫切需要提高、创新能力亟待增强、实体经济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最需要解决的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显著差距、社会公共服务的明显滞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以解决好上述突出问题，不仅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更具有实施现阶段基本方略的战术意义。（二）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精粹及其特征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发展理念一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国是衡论的中心议题。作为解决我国一切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发展理念也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粹和总体性特征。这一精粹和特征，贯通于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及其整体作用过程之中。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整体中，“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呈现出“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总体性特征。这一精粹和特征，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先导”和“主导”作用之中。新发展理念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总布局”，是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的“总布局”“指挥棒”。“创新”重在立足科技创新、依托创新驱动、依靠创新人才、占据创新高地，形成更为完善的创新体制；“协调”着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五大文明建设之间的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拓宽发展空间、深化持续发展，全面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旨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开放”意在拓展对外开放视界，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互利合作的开放格局；“共享”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及其整体作用过程，统一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精粹和特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意蕴之中。新发展理念包含着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陷于各种发展困境和“陷阱”中的经验教训的探究。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的中国道路，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新发展理念在关于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着力点和发展绩效等方面的系列理念，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摆脱传统增长模式的“窠臼”，跨越各种所谓的“陷阱”有着重要的启示。（三）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拓展和深化新发展阶段在根本上就是“发展”的新阶段，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的“新阶段”。新发展理念同样厘清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趋势和谋篇布局的“物之固然”，以及“事之所以然”。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在“十四五”时期和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中，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精粹必然得到拓展和深化。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议》起草说明的讲话中，对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做出了新的阐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新发展阶段，要凸显其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新发展阶段创新的关键问题。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进入“十四五”时期，创新的关键点包括：一是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二是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新发展阶段，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十四五”时期，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推动绿色发展；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发展阶段，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在“十四五”期间，在以开放为显著特征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十四五”期间，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四）新发展理念的思想精粹和特征在新发展阶段的升华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粹和特征得到新的拓展，升华了新发展理念的意蕴。新发展理念以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凸显了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相结合经济运行的总体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了生产（直接生产过程）和分配、交换（流通）、消费诸环节作为经济运行有机整体的基本特征，阐明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战略思维上，要着力打通经济运行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形成更多的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在总体上形成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引擎，“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使新发展理念在“育新机”和“开新局”中发挥新优势、开辟新路径。新发展理念做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新的判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为一体的总体发展目标。在新发展阶段，要“着重从发展战略角度”，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战略，完善城市化战略，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和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战略上谋篇布局。要使这些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扣、与国家长治久安牢固维系，牢固确立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关系的发展理念。在这一方面，更要求“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做出了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时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对新发展理念思想精粹做出的新阐释。“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在新发展理念提出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从“根本宗旨”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才能始终坚持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是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需要和根本要求。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这也是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十四五”期间及其之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将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的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会明显增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的新特征和新路向，提升解决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意识，增强辩证分析能力和总体意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着力于“育新机”“开新局”，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洪银兴，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2035年远景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创新同改革并列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中，现代化一直是用来描述发达国家现代增长的历史进程的。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和走过的道路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样板。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样，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指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于是就有以中等发达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之说。但是，进入新时代后谈现代化，这种观点未必是正确的。纵观世界现代化史，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创新驱动的。这些国家都是抓住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创新机会而一跃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的。英国抓住机械化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而实现了现代化；欧美几个发达国家抓住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而实现了现代化。我国过去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同几次推动现代化浪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产生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科技和新产业。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关口就在于不能与正在兴起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失之交臂。若抓住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我国就可能在现代化上实现跨越。因此，创新驱动是中国的现代化动力的必然选择，其核心是科技创新。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现代化蓝图把创新型国家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建成创新型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成为科技强国。驱动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有跟跑、并跑和领跑三个层次。所谓跟跑，即模仿、引进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这是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快捷路径，也是所谓的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后发优势。虽然跟跑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在发达国家后面跟跑将永远落在后面，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只有赶上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才称得上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进入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必须进入并跑和领跑的层次。所谓并跑，就是与国际接轨，如发达国家研发新能源我们也研发新能源，发达国家研发人工智能我们也研发人工智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所指出的，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并跑不只是可以相互学习，而且可以防止发达国家在领先的技术上对我技术封锁。所谓领跑，就是与未来接轨，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不用说领跑，连并跑的技术创新都会遇到发达国家的封锁和打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自立自强的科技战略要求科学研究进入国际前沿，尤其是要顺应新科技革命的方向。现在所关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是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核心，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代表。我国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必须站在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的潮头。当今世界技术创新已经上升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已经由工程师时代进入科学家时代。具体来说，创新阶段上延到发现新技术的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阶段；科学发现与其在生产上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国际差距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水准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在许多领域处于中低端。这正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克服这种差距的路径就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方面是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与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建设的协同。根据“十四五”规划要求，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着力推进的是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的2035年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的重要方面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几个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创新的科学技术的支持。创新的核心地位表现在各个现代化领域。首先，工业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制造强国。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所要推进的低消耗、低排放的工业绿色化，是以创新的绿色技术为基础；第二，所要推进的产业基础高级化，是在已有的机械化、电气化基础上，使现代制造业建立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础上，由中低端迈向高端制造业；第三，所要推进的产业链现代化，不仅要使我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还要建立以中国核心技术为依托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其次，信息化是现代化的产业基础，也是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点领域。面对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我国推进的信息化要以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目标。一方面，所要发展的数字经济涉及两个方面，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大数据产业将成为基础性产业，大数据在各个产业中的应用将推动产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所要建设的网络强国是指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正在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当今世界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推进有两个方向：一是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二是针对服务业的信息化。目前我国针对服务业的“互联网+”相对来说较为广泛且达到了较高水平，但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还相对滞后，许多“卡脖子”的技术供给不足就与此相关。因此，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应该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的着力点。农业现代化根本的是改变农业发展范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已有的农业发展范式可归结为“剩余”范式：追求农业剩余；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推动工业化；剩余农产品养活14亿人口。这种范式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对农业的要求是转向新范式，即追求品质农业，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构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美丽农村。这些都要靠科技创新，尤其是生物技术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当年的现代化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推进的。工业文明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西方式现代化，但代价是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是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已经没有先行国家当时那种资源、环境，因此不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浪费和掠夺资源的现代化道路，开启现代化一开始就要有生态文明的目标，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文明发展道路，创造生态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的、高质量的低消耗、低排放路径是依靠科技创新发现并采用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实现对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能源、材料和工艺的替代。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重要方面是产业链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全球产业链中断的背景下，我国已有的产业链布局重组要求中断的产业链环节转向国内。国民经济内循环要求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近期突出需要解决产业链外循环受到打击和断供的环节转向国内循环。这些环节的技术都是高端的，相当部分是国内技术供给的短板。这些“卡脖子”技术环节的国内替代就需要创新攻关。如果不能突破，产业链的内循环就不可能顺畅，新发展格局就难以形成。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更为关注供应链环节的科技水平。特别是要重视在产业链的堵点、断供的环节上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而实现产业链环节的国内替代，促使产业链由国外转向国内，形成产业链的国内循环。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全面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以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能。上述现代化的主要创新内容提出了提升创新能力的要求。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升创新能力需要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安排。首先，自立自强的科技战略要求基础研究的创新核心技术导向。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能单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应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尤其是针对产业链中的“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其次，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关键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转化通道不畅的根本原因是基础研究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各自封闭的系统，两者脱节。第三，畅通转化通道的途径就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度融合的有效方式就是大学与企业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创新联合体）。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及其科学家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及其企业家进入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所创新的成果体现科学前沿与市场需求的结合，有效畅通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通道。第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要素向创新型企业的集中同其主体地位相适应。企业不只是采用新技术的主体，还应是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的主体，尤其是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的投资主体。在此基础上企业成为创新的投资者，也就成为创新的受益者和风险投资者。第五，完善科技创新的支持系统。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要素，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资金支持除了国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外，最为重要的是科技金融的支持。包括为科技创新和创业提供灵活充分的风险投资；适应高科技产业化要求，完善公司上市制度，促进科技企业年轻时就能上市，尤其应关注包括科创板在内的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人才支持的意义就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创新是科技人才驱动的，因此需要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此，需要深化人才发展机制的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科学评价人才，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突出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显著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陈宗胜，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正局级），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 2020年底，在全球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的态势下，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基本控制疫情大流行的国家，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正增长2.3%，GDP总量突破百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同时，我国如期完成了按现行标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取得了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更显困难的农村脱贫攻坚完胜的成就，从而使我国社会从整体小康阶段迈向了全面小康阶段，进入了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诚然，我国今后阶段将主要面对且必须逐步消除农村居民收入仍然普遍严重低于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即消除长期存在的较大城乡差别。换言之，在“十四五”时期及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在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中加快消除城乡差别，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否则中国相对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可能成为新时期国内国外双循环畅通的障碍点，也无法顺利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所强调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摆在更加最重要的位置。因为相对平衡的城乡协调发展、相对均等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为此，我们下面将着重分析现阶段的中国城乡收入差别状况及其总体变动特征。第一，中国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别在增长过程中有所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量或者收入水平都有了大幅增长，这是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在居民收入上的表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8年的14000多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8.45倍；同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39000多元，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15.28倍。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同时增长，不是一个增长一个停滞，即城乡居民收入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同向增长，这就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正向力量。当然，城乡居民收入并不是同比也不是同量增长，二者基数有别、增长速度不同、增长结果也不一样，当下其绝对差别是扩大的。在改革之初，城乡平均收入相差209.8元，到2018年则相差24000元，差别扩大114倍，而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有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别会更大。第二，中国各省份的城乡差别有差异，但普遍较大。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但城乡差别程度普遍较高。以城乡收入比为指标，2013年甘肃省最高为3.56，该指标在2~2.5的有河北、上海等10个省份，大于2.5小于3的有北京、山西等14个省份，而云、贵、藏、陕、甘、青六省份的城乡差别程度最高，其城乡收入比均大于3；只有天津市的城乡差别低于2。到2018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农村居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有所改善，但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4个省份的城乡收入比仍然大于3，其中，甘肃仍然高达3.4。大于2.5并小于3的仍有北京、山西等12个省份，在2~2.5之间的有河北、吉林等14个省份，低于2的仍然只有天津市。如果按全国抽样调查形成的较高平均收入比划分，有三分之一多的省份高于平均值；如果按31个省份的简单平均收入比划分，则近一半的省份都高于平均比率值；如果按通常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划分，各地区的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31、2.44和2.88，符合梯度规律地逐次扩大，其中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也高达2.31。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像北京、上海这些最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比也都高达2~3倍之间。如此则不难证实，中国各大型城市周围都普遍存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农村（相对）贫困带的说法了。第三，中国居民城乡相对差别已经转而缩小，但仍旧较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制约，我国城乡差别长期处于较大的状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农业扶持和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速推动城镇化发展，并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呈现停止扩大转而缩小的态势。按《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测度，以城乡收入比和基尼系数表示的城乡差别均先后出现下降趋势，为我国总体收入差别越过“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最高点做出贡献。例如，我国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逐步上升到2009年最高时的3.14，然后下降到2018年的2.68；而同期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则从0.18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顶点0.28，此后则缓慢下降到2018年的0.20。这说明中国居民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停止扩大到转而下降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健康因素，只是下降的幅度速度仍较小较慢。第四，中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差别推动居民总体收入差别持续过大。中国的总体收入差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比较大，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以上，有时甚至接近0.5，处于国际学界公认的不适度区间，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程度排名比较靠后。然而，中国的城镇与乡村内部的收入差别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3到0.4之间，即使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0.4，按国际学界公认的标准，始终处于大致合理或适度的区间内，即同“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所阐释的低差别型经济体的机理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总差别会超过合理区间而过大，其主导因素是什么？其实稍加分析即可发现，正是较大的城乡差别扩大了我国居民的总体差别，使其在全球相对不均等程度排名中落在较后位，而与国内外有些人近年来担心的私有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果没有大的关系，因为农村内部特别是城镇内部差别始终大致适度。收入差别分解分析可以肯定地证实这一判断。按照学界通行的几种分解方法，全国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可以分解为城镇内部、乡村内部及城乡之间差别对全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结果表明，城乡差别基尼系数对全国居民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2000年前后始终占到60%以上，即使近些年有所下降也依然占50%以上；在收入差别的增量分解中，则可以发现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从1978年开始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顶点，竟有一半多是城乡收入差别扩大所致；此后从2008年缓慢下降的部分中，也有近半来自城乡收入差别下降的贡献。这无疑为我国今后缩小总体收入差别找到了主攻方向和战略着力点。第五，中国居民城乡收入差别较大主要缘于农民收入过低。2020年，我国社会各界曾广泛讨论过，现阶段我国“6亿人月均收入1000元”的判断是否准确。这一讨论无疑可以促使这一估算更加精确，但其更大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促使人们认识到平均值的局限性，即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平均”的可支配收入一直在增长，目前已经达到3万多元，折合月均收入为2500多元，从而意味着整体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需要深究的是，全体居民是否普遍达到了这样的平均水平，如果没有则实际上有多少人达到了、又有多少人低于这一平均值，特别是低于平均值的那些人群主要集中在那里。显然，这样深入的讨论可以使我们既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奇迹，又可以清醒看到仍存在的问题。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经济体起步，在40多年的时间里即发展为全面小康的国家，这成就的确令人瞩目，然而，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全范围的各个部分中、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并非划一、同一、均等和均衡的，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别较大，还存在着较大范围、较大面积的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处于低收入状态。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稍加分析便可发现，6亿多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的人群，大部分是主要集中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即农村居民，而不是居住在大小城镇里面的城镇居民。因此，“6亿人月入1000元”的判断实际上应当具化为“大部分农民月收入1000元以下”。依最新的2019年农村居民户五等分组数据分析，农村居民低收入户、中间偏下收入户、中间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262元、9754元和13984元，折合成月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55元、812元和1165元。据此可见，月收入1000元人群共占60%的家庭，人口比重大约65%，数量约有近4亿。也就是说，在全国“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居住并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也即农民。由此不难看到中国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收入差别之大的实质。进一步地，我们从整个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值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比较，可进一步明了全国统一的平均收入数据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混淆了农村居民的普遍低收入，从而掩盖了可能为大多数人所忽略的巨大城乡差别。比如，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年农村居民五等分组中只有最高20%收入阶层的收入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的各个阶层收入都不同程度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便是所谓中间偏上的农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19732元，仅为全国总体人均水平的64.2%。这就是说，占农村居民80%多的中上收入以下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可见，中国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和绝对地都较低，且低收入群体规模实际上非常庞大。这进一步显现并证明了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间的巨大收入差别。如果从过去近十年农村居民各阶层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动态对比过程考察，则可更清楚地看到，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的增长是如何掩盖了中国城乡间较大的收入差别变化。以2013年到2019年的数据对比为例，农村居民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同期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15.72%下降到13.87%，中间偏下户从32.58%下降到31.74%，中等收入户从46.08%下降到45.50%，中间偏上户从64.53%下降到64.21%，以上占全体农户80%的四个收入组的比率分别下降了11.75%、2.58%、1.26%和0.5%，且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下降幅度越大，只有最高20%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比值大于1且多数年份有所上升。可见，农村各收入分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同期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的变化趋势，更加清晰地证实了前述结论，即广大农村居民在全国比较中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城乡间差别在动态比较中显得更为具体和清晰。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当下大多数农村居民在消除绝对贫困后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低收入群体仍然规模庞大，从而显现出中国现阶段城乡差别依然严重。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较大，一定是新时代构建新的国内外循环畅通的发展格局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此，必须通过持续推进经济稳定发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更大幅度提高农村全体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而才能显著缩小城乡差别，促进新时代经济社会和谐，确保实质性推动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进展。首先，“十四五”期间要切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城镇化是减少农村低收入人口、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最有效途径，过去三十年里我国平均每年有1%的农村人口转入城镇非农业就业，进而摆脱了低收入状态，但是近些年城镇化的速度有所下降，致使农村低收入人群规模缩小的速度也有所减慢。然而，今后在“十四五”时期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快以农村低收入人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这包括：一是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体系，推动部分现行农村户口低收入人群向现有大中小城市里转移，使其提升成为城镇中等收入阶层人口；二是通过积分制度的调整改革等办法，将已经在城镇就业但没有取得城镇户口的常住人口加快转变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或市民，从而使其有资格和条件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福利待遇；三是以更大力度推动农村自身的城镇化，在条件成熟、各方协商一致并自觉自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地区的合村并居，从而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工业等其他非农产业，推进小城镇产、城、人融合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其次，“十四五”时期要全面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将涉及农业农村的方方面面。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合作化、规模化，提高农民农业收入，通过三权分置等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股份化，而使农民自身权益与农业生产率提高所要求的联合起来、加大规模、专业化等等结合起来，实现育种、耕种、灌溉、机械、农药、收割、加工等环节的全面现代化、专业化，从而逐步把现在的农民转变成为真正的“农民工”，即农业工人，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落实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经济作物产业体系，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名优产品和特色产业，提高农产品品质，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三是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结合农村就地小城镇化，加大对乡镇中小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农民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村与农产品相关联的二三产融合发展。同时，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扩大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岗位。四是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体制综合改革，稳妥推进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废弃公益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城镇的技术和资金相结合，盘活村集体闲置或低效使用的集体资产，探索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五是大幅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要充分彰显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发挥好其再分配调节作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让广大农民通过生产生活方面公共支出的提高，享受到更加完善、更高水平的农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福利待遇。总之，“十四五”时期在我国向共同富裕道路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想方设法降低农民的相对贫困程度。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应给予优先对待和处理，由此才能切实使长期低速发展的农民收入更快地跟上来，与大多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一起，并肩提高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使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任务不同，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严重束缚，因而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时代主题，这时我国把改革置于统揽全局的位置，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表现为改革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二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初步确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的发展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就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作为动力置于发展的框架之中，“以改革统揽全局”就转变为“以发展为主题”，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表现为发展的经济学；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进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进一步转化，高质量发展就成为时代主题，“以发展为主题”就转变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而政治经济学就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或创新经济学。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阶段。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侧重点从“以发展为主题”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揭示经济规律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转变：一是研究技术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推进我国技术创新从跟随到并跑和领跑的跃升；二是研究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研究文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开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好自己的事，从而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要揭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规律的新任务，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的新领域。由于研究方法要服务于研究的问题和任务，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侧重点的变化和研究任务的深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要随之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时代需要，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化，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二）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一核心范畴，进一步强化了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将发展贯穿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统一性。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划分为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个不同阶段，前者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后者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公平、更为安全的发展，但它们都可以用发展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二是用发展把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解成一个两阶段先后继起，但在逻辑上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研究落脚到发展上。一是从研究生产关系上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目的就是通过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二是从研究生产力上看，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互动发展，目的就是通过对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继续将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叙述的逻辑起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就表现为商品的大量堆积，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结果，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表现为更加庞大的商品堆积。二是商品的价值实现都需要完成市场的“惊险跳跃”，因而在商品中就孕育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供求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就可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现实存在形式。三是商品是市场经济一般的细胞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把商品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市场经济，从而把商品形式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就使商品形式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形式。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性。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发展、成熟的规律性，就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把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依靠人民，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成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因而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必须体现经济学的服务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就是因为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利益冲突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武器。二是发展为了人民，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因而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必须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隐含了其私有制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全体人民最大利益的逻辑假定隐含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础。三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因而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必须体现发展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是人民的经济学，这就隐含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例如，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就至少可以由以下方面构成：一是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发展理念；二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始终坚持的发展制度；三是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坚持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的；四是把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特别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动力；五是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互动作为发展道路；六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七是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八是坚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展方式；九是坚持绿色低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十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相结合，运用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发展方法。（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就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的成功都必然孕育着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爆发，并使英国成为最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经济学在这里诞生和发展，特别是在这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也随之转向美国。但是，由于美国和英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先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没有发生改变，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发生了地域上的转换，并不需要进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范式革命。以日本、德国等为代表的后发达国家，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任务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决定了其经济学不能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理论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 Gers 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追赶美英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于1962年首次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日本在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实现了“压缩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创立了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学，形成了经济成功发展的“东亚模式”。同样，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而德国尚处于落后农业国的情况下，为了推进德国的工业化，德国创立了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提出了德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政策主张。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的“中国奇迹”，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表现为创立了“中国理论”，走出了“中国道路”，提出了“中国方案”。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话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做出了创新发展。一是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例如，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均有力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革命。二是对已有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创新发展，时代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例如，把安全提高到了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从而把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了更广泛、更深度的扩展；对我国“两弹一星”研发计划时的举国体制做出了新的阐释，赋予了其新的含义，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概念；对实体经济的内涵做出了扩展，提出要保持制造业的比重基本稳定，进一步突出了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进一步革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创新推上了新的高度，是中国经济学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 
 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由此吹响了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久战的号角。在同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相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其时间跨度更长、涉及范围更广、承载任务更重、实施难度更大，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全面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避免出现一些颠覆性的错误。从脱贫攻坚战转向乡村振兴持久战，必须统筹做好长远全局谋划，搞好顶层设计，分阶段稳步推进实施。在新发展阶段，要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关键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两个重要时间段发展战略部署，把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放在“守底线、提质量、建机制、补短板、激活力”上，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第一，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与城镇的功能定位不同，乡村的核心功能是保障粮食和生态安全，为城乡居民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首要任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吃饭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坚决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当前，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70千克，谷物自给率高于95%，按稻谷和小麦计算的口粮自给率超过100%，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目标具有保障。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粮食安全依然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因素，粮食总量供需缺口将会长期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凸显，确保粮食安全这根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从粮食供给看，各种因素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和质量下降，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耕地撂荒现象严重，耕地“非农化”屡禁不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甚至“非食物化”问题凸显，粮食生产越来越向少数主产区集中，主产区数量和范围呈不断缩减态势，这些都将对粮食生产供应和安全构成威胁。从粮食需求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增加，消费需求将更加多样化，绿色安全、营养健康、多品种、高品质将成为发展方向，在新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任务将更为繁重。为此，要实行分层次的粮食安全战略，在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依靠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粮食产业链式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农产品结构和布局优化，并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调剂品种缺口，保障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供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第二，要着力提高农村发展的质量。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不单纯是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教育、文化等社会发展以及城乡区域发展提出的普遍要求。在新阶段，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农村居民创造高品质生活，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生活品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主题。从农业发展看，虽然中国农业经济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质量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实现农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任重而道远。未来要进一步强化质量兴农、科技兴农，围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全面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效益，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推动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社会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从农村发展看，虽然近年来农村产业融合蓬勃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量快速增长，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上的差距明显缩小，但质量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远不能适应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为此，需要以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产业融合为主抓手，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和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提高农村发展质量。从农民生活看，自2007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呈现持续稳定缩小的态势，到2020年下降至2.56，但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依然处于高位，仍高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更远低于城镇居民。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村居民创造高品质的生活条件，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优先领域。第三，要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完成后，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直到21世纪中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将是一场历时近30年的持久战。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持久战，必须立足长远目标，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常规化的相关制度安排，建立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这种长效机制是立足长远谋划、能够长期正常运行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就乡村振兴而言，由于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乡村产业振兴、多元化资金投入、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管护营运、乡村治理等领域都需要建立相应的长效机制。以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为例，乡村振兴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村庄整治等诸多方面，由于现有基础较差、水平较低，各方面都需要大量投资，资金需求量很大，但目前各地农村大多缺乏自我积累能力，资金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供需缺口极大。据农业农村部初步估算，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大约需要资金投入7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的资金投入超过1.4万亿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资金需求量将会更大。为此，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建立政府、市场、村集体、农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尤其是政府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各级财政农林水支出增长速度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各地区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同时，要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广泛进入，大力推动城市资本下乡。要看到，城市资本下乡不只是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人才、品牌和营销渠道等，它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关键是要使下乡资本扎根乡村，与合作社、村集体、农民等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广大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此外，还要鼓励和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第四，要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加快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中央已经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新“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是明显的短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最突出的短板。据我们研究，按2035年目标值测算，2018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为66.1%；按2050年目标值测算，其实现程度为54.2%，均处于中期阶段。如果按2010-2018年平均速度推算，到2035年总体上可以达到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到2050年总体上可以达到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基础设施、农民文化素质和农村环境污染等领域一些关键指标却难以达到目标值，成为短板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未来30年需要持续推进的长期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适当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补齐这些短板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为确保如期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各地区发展阶段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未来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分阶段梯次推进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支持力度，确保这些地区到2035年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外，要选择不同行政层级、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类型的地区，建立一批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超前探索、试验和示范，以发挥其以点带面、示范引领的作用。第五，要全面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城乡发展不平衡是现阶段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水平还较低，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其发展活力尚有待全面激发。尤其是一些农村贫困地区，尽管目前已经实现了脱贫摘帽，但由于缺乏长效富民产业，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和转移净收入，其发展活力明显不足，缺乏内生发展能力和动力。2019年，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值收入的贡献率高达75.1%，其中，转移净收入的贡献率为37.1%，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38.0%，而工资性收入中很大部分都是农民离开农业农村到外地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这说明，从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来源看，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加上农村资源未被激活，其内生发展能力明显不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本质内涵就是要依靠外力的推动，全面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培育和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由此形成一种内生的发展机制。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依靠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激活农村要素、主体和市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并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培育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很明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疑需要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汇聚全社会资源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但政府的支持并非只是输血，更重要的是培育其内生发展能力，形成能够造血的内生发展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是培育形成内生发展机制的根本动力，而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则是全面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根本途径。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任务 丁任重，四川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和立足于我国新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抉择和重大部署。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中央的这一重大判断和重大抉择，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扩大了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激发经济活力。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阶段（1978-1992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们机械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公有制社会商品经济“趋于消亡”的理论，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理论上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从1978年开始，我国理论界开始反思并陆续提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而这一模式实际上已构成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第二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20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基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断，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都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心，逐步深入推进改革。例如，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三个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20年至今）。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12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0多年来，我国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1）对市场的认识从机制角度转向制度角度。1978年开始我国提出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等，都是从经济机制的层面来认识市场经济。而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们已经在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认识市场经济。（2）对市场属性的认识从外在因素转向制度内核。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实际上是把市场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外在因素，仍是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不相融的关系。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这一论断，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内在要素，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我国改革实践的一个伟大创造和经济理论的一个伟大创新。（3）对市场经济作用的认识在逐渐深化。党的十四大虽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关于市场经济的地位、作用、范围等问题，依然有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8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是我们党在经济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近年来，世界经济趋向下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而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且稳中向好，扶贫攻坚成效显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各项社会事业均衡发展，正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根据《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精神，应着重在以下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一是要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支持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统筹治理和监管。二是要加快推进电力市场、油气管网以及铁路行业等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适度竞争，避免市场垄断。三是要为非公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遵循“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平等保护”的原则，破除企业发展壁垒，提升金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服务效能。第二，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以“高效规范、公平竞争”为目标。这就要求，一是要依托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发挥产权激励作用，规范产权管理，严厉打击侵权和泄密行为。二是要加快推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逐渐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保证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三是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和评估体系，坚决遏制垄断和恶性竞争，强化法制保障，构建涵盖政府、市场、个人的三方监管体系。第三，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坚持市场导向和法制化方向，加快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管理灵活性。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发挥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晴雨表”作用。同时，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应严格按照“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的基本原则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并建立系统完备的现代服务市场体系和现代流通体系，提高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质量与效能。第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应着力促进“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结合，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调控机制，要以坚持国家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为导向，加快建立现代财税金融制度、科技创新制度、信用评级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制度和政策体系，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功能性作用，更好发挥产业政策对推动技术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振兴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第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加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间的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着重保护劳动所得，稳步推进“两个同步”，建立最低工资动态调整机制。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养老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住房制度等基本民生保障制度。三是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提高突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健全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四是全面建设健康中国，发展健康产业，倡导全民健身，增强全民体质。第六，坚持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加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着力打造中国品牌，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逐步扩大其改革自主权，充分发挥引领示范效应；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提高贸易质量，拓展国际资本投融资渠道，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对接国际标准，倡导互联互通。第七，完善法制建设，增强法治保障。法律的明示和预防作用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加快完善涉及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破产退出、信用评价等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从法律层面体现平等保护。二是加强执法司法，明确执法流程，尽量减少非必要行政执法，规范执法行为，提高综合执法能力。三是健全重点领域审计、监督体制机制，强化政府行政权力制约，提升政府决策效率。四是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完善改革容错纠错机制，加强对先进经验的推广和宣传，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健康发展。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空间路径
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 经济发展与经济地理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经济地理变迁，经济地理变迁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命运,对像我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尤其如此。因此，经济发展和经济地理必须共同进化。这是创造“中国奇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成功之道，也是再创“中国奇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和指导思想，并就“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具体阐述。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衔接起来，这在本质上就是要求形成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协同的新空间格局。从空间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遵循品质、密度、距离、互补、分割五大地理特性重塑国家经济地理。
（一）把提升国土空间品质放在中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关于国家中长期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讲话中，要求“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这实质上要求把提升国土空间品质放在塑造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心位置，大力提升国土空间品质，使国土空间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这既是解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扩大内需、让人民美好生活更美好的内在要求，也是以国土空间品质吸引和留住人才，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需要。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国土空间品质既决定于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也决定于国土空间舒适性、通勤成本和住房费用等因素，住房价格和容积率高、通勤时间长、优质公共服务少、生态环境质量差是现阶段形成高品质国土空间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使国土空间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在国家层面上应制定实施《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0—2035年）》，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农业功能地区）、生态功能区域三大空间类型，加快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在地方层面上开展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行动，以都市圈为基础合理布局住宅、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城乡生活设施以及大学,加快形成高品质的广域生活圈。在此我想特别强调城市住房问题。我国城市商品房问题总体上表现为价格过高、容积率过高等多方面。这些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来讲还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其中，土地城镇化不足是主要方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国际经验表明，土地较人口城镇化快是普遍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亦快于人口城镇化，但土地城镇化相对水平仍然滞后。例如，2016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与土地城市化率之比为58.4，大大低于美国2010年时的27.7。二是城镇用地供给总量少。据“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城镇土地总面积943.1万公顷，不及国土面积与我国相当、人口不足我国1/4的美国2010年时城市用地面积的1/3；占全部国土面积和扣除戈壁沙漠等难以利用土地后的国土面积之比分别为0.98%和1.4%，远低于美国城市用地占国土面积3%的水平。因此，为使国土空间成为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空间，应尊重城市化规律，着力优化土地供给结构，在严格保护耕地、探索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同时，适度加大土地城市化力度。（二）实现密度调节，使人口和经济有效集聚核心-边缘结构是现代空间经济的基本特征。人口和经济在核心区的集聚能够让企业、个人更有效地共享本地基础设施和设施、中间投入供应商或具有类似技能的劳动力池，让雇主和雇员、买卖双方或业务合作伙伴之间进行更好的匹配，可以促进交流、学习和创新。形成新发展格局应充分利用集聚经济。但集聚也可带来房地产价格高企、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非经济的一面。为利用集聚经济促进以国内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合理调节不同尺度的优势区域人口和功能密度。一是逐步解决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我国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和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人口密度总体偏高”，要“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这意味着，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要研究借鉴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经验，适度疏解中心城区，跳出中心城区，在周边地区规划建设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区域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组团式发展，大力建设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建设集疏运体系广域化的枢纽空港，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都市圈和城市群。二是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产业双转移。东部地区是我国现有经济核心地带，2018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50.30人，明显高于作为日本核心地带的本州岛的447人。从开发强度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已达很高水平。例如，江苏（2016年）、浙江（2017年）、广东（2015年）国土开发强度分别达20.99%、12.4%、11.5%，其中，江苏、广东到2035年将确保开发强度分别控制在22%和12.57%以下。事实上，我国东部地区已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超密经济带，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集聚不经济。因此，2008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和产业双转移开始突出，近几年来转移产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向电子信息、机械、医药、汽车等高端产业扩展，并呈现以合作共建园区为依托、以龙头企业和大企业为核心的组团式或产业链式整体转移的特点。新发展阶段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引领，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产业深度双转移升级，已势在必行。（三）缩短人口和经济与发展中心的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提出，要“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区域集中”。这既有利于缩短与发展中心的距离，跳出低效的经济地理路径依赖，降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距离成本，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又有利于保护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建设美丽国土家园，符合经济规律。一是在地方层面上推进都市圈化。借鉴发达国家历史经验，逐步下调都市圈中心城市规模门槛，合理设定周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标准，全面推动都市圈化，积极引导人口和经济从生态功能区和偏远乡村地区向城市化地区、从都市圈外向都市圈内和城市群集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要推动乡村振兴和县城新型城镇化的都市圈化，重点依托都市圈实施乡村建设和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二要支持有条件的中西部省市区规划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引导人口和经济从边缘向中心城市有序转移。二是在国家层面上，重组国家核心-边缘结构。由于胡焕庸线以西北半壁和东北地区相对远离且日益远离我国和亚洲的人口和经济分布中心，聚落分布分散分割、密度低以及气候干燥寒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空间转移表现出明显的南升北降、东升西降态势。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势是难以改变的。这一趋势虽既有利于有效缩短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距离，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又有利于减轻胡焕庸线以西北半壁生态环境压力，促进美丽中国建设，但因北方和胡焕庸线以西北半壁对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过度的南升北降、东升西降是十分有害的。因此，应顺应和平衡这一趋势，合理引导平衡经济东南飞。一方面，优化调整西北半壁和北方地区经济布局。将不应也没有条件真正建成的哈长城市群、黄河几字弯地区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调整为都市圈。顺应东聚南移的趋势，把北方地区发展重点进一步放在环渤海地区和中原-关中地区，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同时，重组东北城市群，重点规划建设山东城市群、郑安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沈大长城市群和哈尔滨都市圈。另一方面，把新中部建设成为我国经济核心地带拓展区。新中部是由除山西以外的中部省、成渝地区、关中地区组成的区域。这一区域是我国市场潜力中心所在地，生产率和收入成长性好、区位品质和生态承载力高，是我国承接沿海人口和经济双转移的重要地带，2008年以来其GDP占全国之比持续上升。因而，应因势利导，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同时，逐步把规划建设长江中游地区三城经济圈、中原-关中高质量发展城市带提升为国家战略，推动新中部建设成为我国经济核心地带拓展区。三是在国际层面上，点线面相结合，实施我国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系统多中心、网络化发展，进一步规划建设国际经济走廊，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边境口岸地区和边疆中心城市发展。着力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速形成以中国为中枢的“一带一路”多层次经济圈。（四）强化地域功能高质量互补互补性是空间对流交互、国内国际循环的基础。在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比较忽视空间互补性。针对空间互补性问题，应着力从两个方面加以强化。一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单纯强调经济而忽视社会、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下，国土空间治理强调粮食生产和经济建设，忽视生态、生活，到处搞经济建设致使发展与自然缺乏空间互补匹配。2010年以来，虽然发布实施了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主体功能区制度，但仍旧任重道远。因此，“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农业发展地区）、生态功能区（国土保育区）三大空间格局，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支持农产品主产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支持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上，支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逐步有序转移。二是加速实现向全球生产、贸易、分配、投资、消费、创新中心转型升级。在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下，国内各区位生产活动相互独立地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中低端，虽然形成了世界工厂、贸易中心的优势，但没有充分形成现代化生产链整体竞争优势，在全球生产链中仍处于被支配地位。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基于空间互补性，把分割的生产活动链接起来，形成自主可控制、安全高效、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社会生产链，加速实现我国从比较单一、相对低端的全球生产、贸易中心向全面、高端的生产、贸易、分配、投资、消费、创新中心转型升级。为此，一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适应官产学民创新一体、空间集聚的趋势，以创新生态系统集群为导向，布局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基于市场机制的创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展世界级产业链体系，加快形成区域性、全国性、国际性科技创新中心；二要提升产业链全球运筹管理能力，为掌握主动权、维护全球产业链有效运转，应推进国际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强化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使世界级城市群成为全球产业链运筹中心；三要以城市群为核心规划建设自立经济圈，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国家经济韧性，应发挥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经济圈等主要城市群、经济圈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比肩日本等大国的优势和潜力，借鉴国际经验，规划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自立发展的城市群经济圈。（五）深度消除分割空间分割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堵点。以空间流动自由、生产集中有效、生活均等幸福、生态文明美丽为目标，高标准推动设施型和制度型国土空间一体化，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是“十四五”时期的重大任务。一是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市场调节机制和全国大数据交易中心。二是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等。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思路，树立以城区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差别化改革思路，除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各市可自主决定落户条件外，应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事实上，这一思路已在2020年12月16日分别发布的《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外迁入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和《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内迁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初现端倪。三是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加快建设“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推进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实现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四是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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